作为IPO活动的第一主体，发行人一直是IPO监管的重点。中国证监会近日披露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尽管已于2022年9月撤回上市申请，但因彼时的发行申报材料存在虚假记载，华道生物及其相关责任人员仍被证监会处以1150万元(人民币，下同)的罚款。

　　对此，中国证监会表示，坚持“申报即担责”，严惩欺诈发行，坚决阻断发行上市“带病闯关”。对于涉嫌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发行人，即使撤回发行上市申请，仍坚持一查到底。

　　事实上，华道生物并非孤例。今年2月，证监会对思尔芯欺诈发行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该案系新证券法实施以来，发行人在提交申报材料后、未获注册前，证监会查办的首例欺诈发行案件。7月，同样是在撤回IPO申请后，恒达智控则因研发人员薪酬归集方面存在问题，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处以监管警示。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联席院长赵锡军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监管层的上述处罚，不仅仅是对个别违规企业的惩处，更是给所有拟IPO企业敲响警钟。今年以来，监管层多次强调坚持“申报即担责”，严惩欺诈发行，未来IPO撤单后被追查或渐成常态。发行人不应有侥幸心理，而应秉持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努力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

　　“除了发行人，券商等中介机构在推动公司上市和融资的过程中，发挥了‘看门人’的重要作用。”赵锡军说，但部分中介机构在为公司IPO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存在收费与公司股票发行上市结果挂钩的行为，诱发财务造假、欺诈发行等问题，必须予以规范。

　　近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规范中介机构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服务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下称《规定》)明确，证券公司从事保荐业务以及会计师事务所执行审计业务，可以按照工作进度分阶段收取服务费用，但是收费与否或者收费多少不得以股票公开发行上市结果作为条件。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表示，此前以IPO结果为收费条件的模式容易导致中介机构过分关注上市结果，而忽视服务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分阶段收费模式更能反映中介机构实际工作量和服务质量，有助于提升服务专业性和独立性，减少相关利益冲突，提高企业IPO信息披露的准确性，更好保护投资者利益。

　　在赵锡军看来，加强IPO全链条监管，不仅要聚焦发行人、中介机构等显性因素，也要关注地方政府等对企业IPO有重大影响的隐性因素。

　　多年来，为鼓励当地企业上市，中国地方政府经常出台专门扶持举措，包括给予成功上市企业现金奖励。如，今年6月发布的《重庆高新区鼓励企业改制上市扶持办法》提出，对入库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分阶段给予1000万元奖励；对成功在境外主要证券交易市场 上市的入库企业一次性给予1000万元奖励。

　　赵锡军指出，地方政府此举主要是为了鼓励当地企业积极对接资本市场、做大做强，但在实践中，部分地方政府对企业上市进行了过多的行政干预，也有部分不符合条件的企业盲目进行IPO申报，甚至弄虚作假以“骗补”，扰乱了正常的IPO秩序。

　　《规定》明确，地方各级政府不得以股票公开发行上市结果为条件，给予发行人或者中介机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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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哪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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