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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纪委监委20日消息：日前，经重庆市委批准，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资料图通报指出，程志毅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说情干预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多次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利用职务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共财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配偶收受财物；漠视群众利益；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接、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重庆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重庆市委批准，决定给予程志毅开除党籍处分；由重庆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资料显示，程志毅出生于1963年2月，四川南部人，早年在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工作，2001年任重庆市建委副主任、党组成员，2006年4月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厅局长级），2008年1月任重庆市建委主任、党组书记，机构改革后继续任重庆市城建委主任、党组书记。2016年7月，程志毅任江津区委书记，2021年8月卸任，后任重庆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2024年2月被查。“上官汇”注意到，除了程志毅之外，通报中点明其“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的还有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9月12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张祖林被开除党籍。除此之外，今年还有多位落马官员曾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延伸阅读正部级"大老虎"受贿超8亿受审 多名他重用的下属被查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孙志刚2020年底离开主政5年的贵州，赴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年3月卸任。卸任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官宣被查。孙志刚被控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的21年间，跨越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个任职地域，累计受贿8.13亿余元。在他被立案审查的当月，仍敛财不止。孙志刚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就在昨天， 孙志刚的下属，曾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副省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被判死缓。2024年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 据央视新闻贪腐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担任过十年正部级据公开履历显示，孙志刚，1954年5月出生，河南荥阳人，1971年2月参加工作，1976年9月入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孙志刚仕途从湖北武汉起步，在湖北升至副部级，此后四次跨省履新，其中两次在京任职，仕途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在他38年的仕途上，担任过11年副部级职务和10年的正部级职务。孙志刚早年在家乡河南荥阳当过两年知青，后考上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4年，后考上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年，孙志刚告别了12年的高校生活，出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踏入仕途，曾任武汉市副市长，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宜昌市委书记等职。2002年6月，孙志刚跻身湖北省委常委，8月任职省委秘书长，晋升副部级。这是孙志刚仕途上重要节点。今日法庭上，检方指控，孙志刚当上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之后，开始了受贿行为，自此敛财不止，再也没有踩下刹车，直到仕途尽头。孙志刚在湖北任职4年多。2006年9月，孙志刚跨省出任安徽省委常委，入皖次月即担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在安徽工作了4年多。2010年12月，孙志刚再次跨省履新，赴京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3月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明确为正部级，并兼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2015年10月，孙志刚第三次跨省履新，由北京“空降”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16年1月当选贵州省省长，2017年7月出任贵州省委书记，至2020年11月卸任，主政贵州长达5年。2020年12月，66岁的孙志刚返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至2023年3月卸任。退休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69岁的孙志刚官宣落马，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孙志刚是2023年中纪委打掉的三个正部级“老虎”之一，另两人是任上被查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与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今年2月5日，孙志刚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称，经查，孙志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两个维护”政治原则，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阳奉阴违，搞“七个有之”，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多占住房，在生活保障方面谋求特殊待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据央视新闻21年累计受贿8.13亿元，卸任后仍在受贿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被告人孙志刚利用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项目、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孙志刚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2023年3月之后，孙志刚已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公职的情况下，仍存在受贿行为，敛财直至8月被查时为止。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孙志刚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孙志刚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多名他提拔重用的下属被查，贵州：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孙志刚主政贵州的5年间（2015年10月—2020年11月），先后作为省政府、省委的“一把手”，其带头违纪违法，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通报称他“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孙志刚被查后，贵州省委指出，孙志刚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的信任，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多名在孙志刚任内获得提拔重用的下属，已陆续落马。2022年11月，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建琨在任上落马，2023年6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周建琨曾先后在贵州两大地级市安顺、毕节任市委书记。今年3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周建琨案，以受贿罪判处周建琨无期徒刑，他被查实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2023年3月27日，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在任上被查，2023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昨日（8月13日），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滥用职权造成生态破坏损失人民币8645万余元，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被判死缓值得注意的是，李再勇和周建琨均是在孙志刚主政贵州期间，从地级市市委书记任上被提拔到副省级岗位上的。此外，曾先后任职贵阳市长的陈晏、马宁宇，分别于今年3月25日和8月6日被查。除了这些“大老虎”，贵州还有多名厅官在孙志刚落马后一一被查。肃清孙志刚流毒成为贵州省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5月20日，贵州省开展孙志刚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把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作为党纪学习教育重要任务，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聚焦重点难点抓整改，紧盯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坚持清单化、项目化推进，一项一项整改到位，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

要说“四方安全对话”未来会是个啥样，海叔感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目前正在访美的行程安排，似乎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问题。文 | 海上客美国总统拜登当着印度总理莫迪的面说印度是——小国寡民！怎么回事呢？“四方安全会议”时，拜登（左）与莫迪对话1当地时间9月21日至22日，在拜登的家乡美国特拉华州，举行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参会的四位领导人，在海叔看来，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即将到点离任的，亦即明确宣布不再参选美国总统的拜登，以及明确辞去自民党总裁亦即日本首相的岸田文雄。第二种，似乎未必能够连选连任，但还没有明确放弃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第三种，最稳的那种，就是刚连选连任不久的莫迪。也就是说，假如这“四方安全对话”还能继续开下去，则下一届会议最大概率可以出席的，也就莫迪了。毕竟，在记者会环节，是有记者问拜登这一“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是否撑得过11月，亦即美国总统大选投票以后的。尽管拜登明确说，可以更长久地延续该机制。但记者那话的意思无非就是，到时候你拜登已经不是美国总统了。“四方安全会议”发布会现场拜登是否倚老卖老装听不见，不得而知。反正这四方机制像煞有介事，一方面号称四方机制不是在其所谓“印太地区”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又在鼓吹四方联合在东海、台海、南海等方向“联合巡航”，以应对中国对其的压力测试。嗯，拉拢各路小弟，且都是与南海、台海等毫无关系的国家，跑到中国家门口，说中国给他压力了，他要应对此种测试。这话到底有没有逻辑呢？诚然，比如年轻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也在此次“四方安全对话”的记者会环节宣称，四方不是针对某个国家，但看看几乎所有的记者都将问题提到中国，实际上白宫在“四方安全对话”问题上是否针对中国，真叫是“此地无银三百两”！2不过，四方是否一条心，那就另当别论了！瞧在记者会开场白时，拜登是怎么说的！“感谢大家来到这里，现在，我介绍下一位……”然后呢，卡住了，不知该怎么云了！静默沉寂的时间倒也不是很长。拜登突然放高声调：“谁是下一位？”然后王顾左右！拜登身后座中是岸田文雄、莫迪、阿尔巴尼斯。那么，他到底是准备点谁的名呢？到了这个份上，岸田文雄开始摇头晃脑，左看看，右瞧瞧，那意思，获得美国总统第一个点名“荣耀”的会不会是我日本首相？然而，这时候，工作人员悄悄给莫迪做了个手势。然后，女主持人明确声言：尊敬的客人，下面有请印度总理莫迪……不会到岸田文雄是不是突然就很尴尬，反正镜头扫到莫迪非常尴尬。其从沙发上挺身而出，亦步亦趋走到拜登跟前。阿尔巴尼斯、拜登、莫迪、岸田文雄（从左到右）莫迪一定是在想，好么，刚还抱着我说我是贵宾，这一转身就忘记我是谁，叫个啥名了。都说拜登经常忘词儿吧，这次把莫迪的名字给忘了也许算“常规操作”。接下来，“非常规”的来了。但见拜登瞅了瞅莫迪，然后比较温柔地把手放在莫迪肩上，似乎很亲密地说：顺带要说的是，他来自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国，人口很少，但他已经成为一个善良正派的人和一个好朋友！当然，拜登是用美式英语飞快地说的。如果将那意思翻译成汉语文言文，岂不是说：“此君自印度来。如我美利坚，小国寡民。然莫迪吾友者，君子也！”问题在于，美国、印度如果是小国寡民，那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不是小国寡民？在此就别说中国了。毕竟现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帽子已经戴到印度头上了。论幅员辽阔，美国也好，印度也罢，在世界上也都排得上号。反正，要是说印度小国寡民，现场第一个不服气的就该是莫迪。更何况，拜登、莫迪此时身后的岸田文雄和阿尔巴尼斯会怎么想？日本是个岛国，澳大利亚是个国土面积放大号的“岛国”，且人口较少。这让这两个国家怎么接拜登的话？不知道拜登是想耍幽默存心如此说，还是纯属口误，将“大”说“小”，将“多”说“少”。反正一下子让现场气氛给僵住了！3要说“四方安全对话”未来会是个啥样，海叔感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目前正在访美的行程安排，似乎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问题。当地时间22日，在“四方”在拜登的家乡开会的时候，泽连斯基跑到了拜登的出生地——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反正不是去见拜登，拜登当时也不在斯克兰顿。泽连斯基跑去看当地一家炮弹制造工厂。该厂生产的炮弹正是供应给乌克兰军队的。接下去，泽连斯基还得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在联大发言结束后，他将前往白宫，会晤拜登。当地时间9月22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美国特勤局车辆前往斯克兰顿陆军弹药厂然而，更有消息称，泽连斯基还得面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任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以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这广泛地会见，是为了乌克兰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在做准备吧？这时候，“四方安全对话”的另外三方，想来，反正岸田文雄即将离任，但好歹阿尔巴尼斯还有剩余任期起码得去完成，莫迪更是来日方长。将来，将应对怎样一个美国？这是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政界所需要考量的！版权说明新民周刊所有平台稿件， 未经正式授权一律不得转载、出版、改编，或进行与新民周刊版权相关的其他行为，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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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小透明”，如今正在成长为“大网红”。贵州菜，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入侵”上海、成都等一线和新一线城市。这些城市的食客们发现，一日三餐都见缝插针挤进了贵州元素：早餐的豆浆油条咖啡贝果，正在被热气腾腾的牛肉粉羊肉粉代替，中午吃个火锅少不了酸汤的身影，甚至连宵夜晚酌，也逃不开贵州BISTRO小酒馆。贵州菜，要火起来了吗？没人能逃过“贵州菜”贵州菜，作为云贵川西南菜系中的一员，一度被夹在中间充当小透明，不过这种局面正在出现转变。北京白领志浩几乎属于从不开火的外食族，平均工作日一天3顿外卖、休息日一天2顿外食，志浩自诩是吃“百家饭”的代表。他观察到，贵州菜的火始于今年，最明显的特征便是火锅店里出现了“酸汤”锅底。比如火锅一哥海底捞，在今年6月便推出了雷山酸汤锅，锅底中添加了贵州非遗技艺发酵的“雷山鱼酱酸”。在社交平台上，有消费者表示虽然同为酸，但是味道比传统番茄锅更有层次，可以不蘸酱料直接吃。据海底捞相关负责人透露，“海底捞雷山酸汤锅”已经成为点单率最高的锅底之一。其实这并非海底捞第一次觊觎贵州口味，早在去年11月，它就在贵州推出了区域限定的红酸汤锅底，成为当时的区域大爆品。除了海底捞之外，巴奴毛肚火锅、熊喵来了等都纷纷推出了贵州酸汤系列。据《2024中国火锅经营发展报告》显示，在2023年火锅锅底口味排行热度上，酸汤锅底位居第二，仅次于牛油锅底。但凡与贵州酸汤挂钩的餐饮，在2024年都迅速增长。辰智大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第一季度，全国店名包含“酸汤”的餐饮门店超过8700家，近一年增长超过40%，“酸汤”菜品同比增长超过60%。“酸汤”美食 图源：小红书@杜翊武、@稳住我的皮质醇、@当食只道是寻常、@淦淦羊（已授权）除了以“酸汤”的形式进驻火锅店之外，贵州风味还在以其他更小众的形式散落在不同的业态中。比如轻食界，连锁咖啡品牌Manner在旗下的轻食店里卖起了贵州酸汤海鲜泡饭；而在零食界，乐事薯片以及噜咪啦薯片纷纷推出了酸汤口味。网友推荐贵州酸汤饭 图源：小红书@竹笋丝（已授权）此外还有一众以“贵州”冠名的BISTRO小酒馆，贵州菜以混搭创意菜的形式崭露头角。尤其是在成都，检索BISTRO，菜单里很可能会“乱入”贵州元素，甚至有不少BISTRO主打的就是贵州风味，洋酒配酸汤成为招牌。贵州菜“查无此菜”，但贵州风味正在“攻城略地”，这背后有怎样的秘密？拿捏味蕾，不止辣和酸地方菜火遍全国成为国民菜，并不是件稀罕的事，川、湘、粤菜早已全国开花，贵州菜走的是一条老路：凭借鲜明且具有差异性的口味，让地域风成为国民风。贵州风味最明显的特质便是酸，而且是建立在辣之上的酸。“吃惯了红油麻辣，感觉贵州菜的酸辣更爽口”，来自重庆的食客胡勇告诉有意思报告。一方面，同属西南菜的川菜、湘菜在全国流行多年，在全国各地培养起一大批对辣味接受度较高的食客，这就为贵州菜的出圈打下基础。另一方面，贵州菜又在辣味的基础上增添“酸”味。川菜、湘菜中的麻、香、多油更偏向加重“辣”的口感，让辣味来得更火爆。贵州菜中的酸却反其道而行之，酸辣的独特风格不仅带来味觉上的惊喜，也能很好中和辣椒对味蕾的暴击，起到解腻的作用。在贵州有这样的说法：“三天不吃酸，走路打蹿蹿”“顿顿若有酸，日行一百三”。贵州人对酸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可是，酸也不算什么新鲜的味道，酸辣粉、酸菜鱼早已火遍大江南北成为国民菜，贵州菜的酸凭什么能突出重围？山外面·贵州酸汤火锅品牌运营经理王先生告诉有意思报告，相比酸菜鱼单一的酸，贵州酸汤火锅的口感更丰富，吃起来更像是酸、辣、甜的结合。以红酸汤为例，贵州当地又叫毛辣酸。这种酸由贵州本地的特色小西红柿“毛辣果”，以及鲜红辣椒、生姜、白酒、甜酒等多种原料一起，在瓦罐中发酵近5个月而成，酸中带辣，入口酸爽醇厚又带有番茄的清爽香气。与红酸汤相对应，在贵州常见的酸汤中，还有一种白色酸汤——米汤酸，即由糯米或清米汤在酸汤桶中慢慢发酵而成，酿出来的酸汤颜色乳白清亮，味道酸爽回甘，气味芳香。把“酸”玩明白了只是贵州菜的硬实力，真正把贵州菜推向主流少不了软实力——文旅。2024年，贵州成为最热门旅游打卡地之一。以刚刚结束的暑期为例，根据同程旅行发布2024贵州避暑游数据显示，2024年暑期，贵州荣登全国暑期热门目的地前十，贵州景区预订热度同比上涨153%，机票、酒店预订热度全面上涨。今年暑假贵州热门景区 图源：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贵州成了人们心中“诗与远方”的新代表：一座山连一座山，一条河交错着一条河，一个寨子旁边还有一个寨子，在自然、非遗、少数民族等关键词之下，贵州凭借着神秘感令人向往。诗与远方或许不能长期拥有，但让胃体验一次贵州风情却并不难。贵州菜吃的是情调、情绪，当然也有性价比。资深餐饮投资人穆亦晨表示，贵州菜的火爆有成本和价格的因素，其所使用的食材都非稀有或昂贵的食材，而且荤菜也以成本并不高的鱼、牛肉为主，因此能走出性价比路线。位于北京丰台区一家万达广场的贵州火锅，人均仅为78元，团购显示2-3人餐138元，4-5人餐258元。而位于同一商场内的川渝火锅，朱光玉火锅馆人均125元，巴奴毛肚火锅人均148元。唯一和贵州火锅价位相近的只有呷哺呷哺。另一家位于北京三里屯的贵州火锅，人均价格也仅74元，而百米内的广东砂锅鸡火锅，人均则是158元。贵州菜还没飞起来那么贵州菜真的火了吗？志浩对此持疑。“火的其实是贵州风味或者贵州元素，而非贵州菜”，志浩回忆，抛开海底捞等火锅店的酸汤锅底，到目前为止他除了光临过贵州米粉店之外，还没有真正吃过贵州菜专门店。“我甚至一时半刻叫不出一家贵州菜的名字。”志浩说。根据窄门餐眼的数据，在地方菜系中品牌数排第一的是拥有近千个连锁品牌的川菜，小众些的云南菜也以107个连锁品牌榜上有名，然而贵州菜则“查无此菜”未被收录其中。在独立消费分析师刘戈看来，具有声量的大品牌是菜系发展的关键，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川菜里单是酸菜鱼这一细分品类，太二酸菜鱼和江鱼儿酸菜鱼加在一起就有千家门店的体量；湘菜品牌里更是跑出了费大厨辣椒炒肉、兰湘子等品牌，但是贵州菜还没有覆盖全国的领头羊。目前，贵州菜品类中还没有出现类似具有大众知名度的品牌，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拥有161家门店的钱摊摊安顺夺夺粉火锅。但它一方面在一线城市布局极少，北上广深共有3家门店，且大多门店集中在西南地区，其中川渝两地就有89家，占比超过五成。刘戈对有意思报告表示，比起已经站稳脚跟的川菜和湘菜，贵州菜的火比较像曾经淄博烧烤、天水麻辣烫的火，火的是尝鲜，而不是复购。贵州菜的火，背后少不了审美疲劳的因素。餐饮行业专家、凌雁管理咨询首席咨询师林岳告诉有意思报告，川、湘菜已经到了创新的瓶颈期，而辣也已经满足不了新生代的猎奇需求，因此转向贵州菜，是一种审美疲劳后的选择。更重要的是，贵州菜存在明显短板。林岳表示，贵州菜有些菜品并不是大众能轻易接受的。如贵州人超爱的牛瘪汤、折耳根等，极具地方特色，但太地方化反而有悖于大众化，更多是作为尝鲜菜品出现。或许，现阶段最能令人接受的只有酸汤火锅，口味熟悉且带有陌生感，同时在制作上相对不复杂，以此切入大众赛道是个不错的选择。酸汤火锅 图源：有意思报告当然，变革、在地化也至关重要。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校烹饪教师吴茂钊提到，地道的贵州菜其实偏油、偏咸，有不少外地游客表示长期吃会吃不惯。因此，贵州菜需要改革，以满足不同地域游客在饮食习惯、文化上多样性的需求。刘戈认为云南菜就是个好例子，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消费者最熟悉的云南菜莫过于云海肴，但是如果真的去云南品尝当地菜肴，会发现味道大相径庭，正宗的调味会更重，而走向全国的云南菜改良成了“清淡口味”。贵州菜或许也需要走一条在地化的改良路线。贵州风味火了，但贵州菜是否能在风口上起飞，还有不少难题要解。作者：屈博洋 辛文昊编辑：余源

（原标题：舆论漩涡中的云南网红“小英一家”：名下有公司，面对争议选择沉默）

令外界感到震惊的是，在一片争议声中，三只羊公司开启了复播。据九派新闻，9月19日，包括“三只羊网络”“三只羊网络水果生鲜”“三只羊网络美丽生活”在内的多个三只羊公司旗下账号在停播两天后复播，多个三只羊官方授权账号也在正常直播中。从与辛巴的大闸蟹之争到美诚月饼事件，近期的三只羊可谓风波不断，处在漩涡之中。9月19日，上游新闻（报料邮箱:cnshangyou@163.com）记者来到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三只羊（合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园区内一片平静，多位员工表示，公司员工都在正常上班。同日，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已与商务局、公安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核查处理。为进一步了解该公司情况，9月20日，上游新闻记者向三只羊企业邮箱发送了采访提纲，截至发稿未获回复。“这次事件的核心，在于三只羊带货主播是否（存在）误导消费者。”9月20日，康德智库专家、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顾准告诉上游新闻记者，如果执法部门介入调查后确认虚假宣传成立，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带货主播和三只羊可能会面临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罚款，甚至吊销营业执照等处罚。具体来说，如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可能会被处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三只羊集团公司大楼。上游新闻记者 齐鑫 摄实探三只羊当外界围绕三只羊的讨论早已不绝于耳时，处于风暴核心的三只羊却显得格外平静。9月19日，上游新闻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高新区的三只羊公司园区，看到公司门口马路上和园区内停放了不少汽车，公司大门旁的停车库内也停放了不少电动车，还有外卖小哥不时进出配送，展现出一种平和有序的氛围。而园区内部，也是一片平静。上游新闻记者看到，有员工在办公楼走廊上抽烟、休息，也有员工在园区内走动，还有员工和车辆不时从大门进出。公司内部有食堂，而公司附近没有餐饮店、便利店，即便中午时分也鲜有员工外出就餐。一间架设有直播灯具的房间内，几台大灯长亮，疑有主播正在直播。天色渐晚，可以明显看到三只羊集团大楼内不少办公室亮起灯光。下午6时30分一过，不少员工陆续从公司大门走出，在路边等待网约车。9月19日晚6时39分，三只羊公司门口下班等待网约车的员工。上游新闻记者 齐鑫 摄上游新闻记者以求职为由上前询问公司情况，多位三只羊员工告诉记者，公司仍在正常办公。“肯定正常上班呀。”“目前在正常上班。”“我现在不是在正常上班吗？”部分员工向记者表示。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员工对于记者的询问表现出明显的警惕：“别问我，我不清楚。”“这个问题不方便回答。”而三只羊的直播电商业务，似乎也并未受到影响。9月20日上午，上游新闻记者以“三只羊网络”为关键词，在抖音平台进行搜索，看到包括“三只羊网络”“三只羊网络水果生鲜”等在内的账号正在进行直播。“疯狂小杨哥”抖音账号显示，自9月7日直播以来，该账号再未开启新直播。灰豚数据显示，近7天，该账号掉粉超146万，近30日掉粉超300万，截至发稿该账号粉丝数1.2亿。“疯狂小杨哥”账号数据。 图片来源/灰豚数据截图小杨哥“栽”在月饼上围绕三只羊和小杨哥的争论，近段时间以来一直霸占着各大平台的热搜榜。事情的起因，源于小杨哥和另一头部主播辛巴之间的大闸蟹之争。8月底，辛巴在直播间带货“蟹太太”蟹卡，却被品牌方告知价格机制被举报，导致无法继续售卖，随后辛巴开始“炮轰”小杨哥。“质检你们没有，售后你们没有，赔偿态度你们没有，担责的态度你们没有，你们什么都没有，就剩炒作了。”辛巴对小杨哥的商业模式也提出质疑，还表示要拿出1亿元，对此前在小杨哥直播间买到使用槽头肉的梅菜扣肉、三无吹风机等问题产品的消费者，替小杨哥进行赔付。而小杨哥在直播中红了眼眶。“兄弟们，骂可以骂我，恳请大家不要去骂我们的同事们。”小杨哥说。对于产品问题，三只羊始终没有进行正面回复。真正将事件推向高潮的，是一块小小的月饼。在网络上一段广为流传的视频中，大小杨哥在直播间奋力叫卖，称“美诚是很大的牌子，香港美诚”“它是米其林大师调出来的”，而出现在直播间的香港演员曾志伟，仿佛成了月饼的背景板。然而不久就有网友表示，“香港美诚月饼”似乎和“香港”关系不大。据红星新闻，多名代理商和网友表示，美诚月饼在香港没有门店，而月饼的产地信息基本都是广州和佛山。随着事件愈演愈烈，9月17日，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对三只羊在直播中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9月18日，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涉美诚月饼的情况通报：香港美诚食品集团在香港注册有“美诚”“香港美诚月饼”“MEISUN”等核准在月饼商品上的商标，并授权给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使用，生产方广州市美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目前暂未发现存在违法行为。9月19日，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已与商务局、公安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核查处理，坚决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判定涉嫌虚假宣传的关键点，主要在于主播是否故意陈述虚伪事实或隐瞒真实情况，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并购买产品。”顾准告诉上游新闻记者。“此次事件中，三只羊带货主播涉嫌虚假宣传的关键点，在于宣传的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造成了消费者的误解和受欺骗。”9月20日，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向上游新闻记者表示。付建表示，如果经调查认定虚假宣传成立，带货主播和销售方可能会受到行政处罚，包括罚款、责令停业整顿等。具体处罚力度会根据虚假宣传的程度和情节轻重而定。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虚假宣传行为一经查实，经营者可能会被处以相应罚款，并责令停止违法行为。三只羊团队直播带货美诚月饼的画面。直播电商需加强监管事实上，除此次美诚月饼事件之外，直播带货界还有不少问题。此次“炮轰”小杨哥的辛巴，2020年也发生过假燕窝事件。据北京商报，事后主播辛巴道歉，表示召回相关产品，承担退一赔三责任，金额超6000万元；将追究品牌方的法律责任，团队也将进行整改。其他中小主播的售假事件也不罕见。据新京报，今年8月初，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西潞派出所接到王女士报警称，7月25日—27日，王女士先后在某直播间花费3万余元购买名家名画10张，均带有国家认证的鉴定证书，但鉴定均为仿品。经警方侦查发现，嫌疑人在直播带货平台建立账号，通过租赁豪车拍摄视频、PS修图等方式，虚构人设，包装主播身份，后将临摹仿品冒充名家字画，通过直播间进行销售骗取暴利。类似事件层出不穷，在直播电商发展如火如荼的当下，消费者该如何避免“踩雷”，切实保护好个人权利，值得关注。“在直播带货领域，目前已有多部法律法规来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利。”顾准告诉上游新闻记者，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明确规定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基本权利，并要求经营者提供真实、全面的商品信息。此外，电子商务法也针对网络交易的特点，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包括要求其提供清晰的商品信息、保障消费者的退换货权利等。这些法律法规，共同构成了保护消费者直播间购物权益的法律体系。同时，顾准也坦言，头部主播拥有超强的带货能力，而目前行业在监管方面确实存在一些缺陷。“比如，监管力度可能不够严格，导致一些主播在带货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监管手段也可能不够先进，难以有效应对直播带货这种新兴业态带来的挑战。”顾准说。顾准认为，应该加强监管力度，提高对头部主播的监管要求，确保他们在带货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同时也要创新监管手段，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来加强监管，提高监管的效率和准确性。另外，还可以建立更加完善的投诉举报机制，让消费者能够更加方便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上游新闻记者 齐鑫

莫迪表示他将于明年在印度主办QUAD峰会 图/资料图

这不是王莎第一次经历“失败”。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家庭，女儿都无法长期待下去。某种程度上，把女儿送进扶禾更像是一次无奈的选择，王莎面对的是一种女儿“无处安放”的困境。8月底，扶禾搬离原址，招牌已被摘下。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新京报记者 | 刘思维编辑 | 杨海校对 | 李立军▼全文7915个字，阅读需要15分钟一开始，王莎以为这又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在16岁女儿确诊重度抑郁症的第4年，她再次把女儿送进了一所封闭式的“心理教育”机构。每月2.5万元的高额费用让她有理由期待，女儿会像机构广告上宣称的那样迎来“完美蜕变”，“摆脱抑郁焦虑情绪”。半年过去，女儿走出深圳市扶禾心理教育咨询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扶禾”）的铁门后，王莎很快发现，女儿变得更加沉默，胳膊上的疤痕也更密了——这半年她几乎每天都会自残，甚至尝试过自杀。而扶禾承诺的“坚决杜绝侮辱、打骂、体罚孩子”，事实上却一样没落。这不是王莎第一次经历“失败”。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家庭，女儿都无法长期待下去。某种程度上，把女儿送进扶禾更像是一次无奈的选择，王莎面对的是一种女儿“无处安放”的困境。愤怒、自责，或许还有对4年来无数次挫败的不甘涌向王莎，她需要一个出口。至于欺骗自己的扶禾，她清楚，要么成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要么就向它宣战。王莎选择了后者。这让她意外地第一次真正和女儿并肩站在一起，女儿向她开口，讲述自己的遭遇，还有那些折磨着自己的感受。这让她有机会更靠近、更理解女儿。7月30日，王莎维权一个月后，深圳市松岗区这所已经开办5年的封闭式青少年心理教育机构搬离了原址，铁门上方“扶禾心理”四个金色大字被摘下，创始人声称暂停招生，属地派出所已受理案件。从最初把女儿送进扶禾的目的来看，王莎显然是失败了。如今，她不再执着要彻底治愈女儿，而是花更多时间去学习如何做一个抑郁症孩子的家长——在这场失败中，她找到的答案。“走投无路”王莎“全职妈妈”的生活，是从女儿魏莱六年级时开始的。在此之前，女儿由前夫抚养。那段时间魏莱说自己遭到了霸凌，开始找借口不去上学。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发蓬乱，不愿出门，拒绝与人接触。再后来，家人发现她开始用美工刀划自己的手臂。魏莱的两条小臂上布满划痕。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眼看女儿的状态越来越差，王莎从生意中抽身，把魏莱接过来与自己同住。她带魏莱去医院，2020年11月，女儿被诊断为抑郁症。那时，王莎以为女儿只是需要开导，“打开心结”后一切就会好起来。她按医生的建议带女儿做了几次心理咨询，但效果并不好——女儿手臂上的划痕越来越多，晚上失眠，上课经常打瞌睡，在日记本上罗列自己的种种缺点：丑、胖、社交障碍、无法集中精力……4个月后，她们再次回到医院，这次医生告诉王莎，魏莱的抑郁症已经发展到了重度，需要马上用药，也不再适合继续上学，建议休学。魏莱的故事并不是孤例。2021年，一项发表在《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流调报告显示，在我国6-16岁在校学生中，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无法继续学业。在扶禾，魏莱的“校友”几乎都是休学少年，伟凡就是其中一个。他也是个重度抑郁症患者，今年15岁，已经休学3年。因为个子高，人也壮，他喜欢装作少年老成，声称自己高中毕业，不想上大学，也不想找工作。在家的3年，伟凡的病情并没有好转。他关上房门，不分昼夜地打游戏。自杀的念头折磨着他，他就用刀划开手腕，皮肤的痛感能暂时压制心中的痛楚。他拒绝与妈妈交流，每天妈妈罗芳都小心翼翼地敲敲房门，把药送进来，哄他吃，又被他烦躁的吼叫声吓得退出来。魏莱也一样。有段时间，王莎一度害怕回家——魏莱休学在家一年多后，“变得很怪”，她不想面对她。平日里，魏莱把自己关在8平方米的小房间，大多数时间在那张一米二的床上度过。枕边是一个画满秘密的漫画本、充电插头、游戏机和三部手机。她日夜颠倒，凌晨醒、下午睡，醒了就躺在床上玩手机游戏、刷视频、点外卖、逗猫。魏莱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这张一米二的床上度过。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女儿逐渐变得疑神疑鬼，总觉得有人要害自己，出门看门诊、做心理咨询都要随身带刀。她告诉王莎，自己头脑里出现了幻觉，有几个人在聊天、议论或命令她。有一次，女儿用刀划伤了家里宠物猫的脚垫，王莎觉得残忍，想批评她，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担心哪句话刺激到她。”王莎看了有关抑郁症的书，也到网上搜了不少资料，努力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抑郁症孩子家长。但琐碎漫长的照料、压抑的家庭氛围，再加上女儿愈发糟糕的状态，都在消磨着她，也消磨着她对抑郁症的新认知。接受、理解女儿的“反常”并不容易。最初，她对女儿的病情有乐观的判断。“最多一年就能治好，然后复学，顺利小升初。”但眼看女儿“就像吹起的气球”，从休学时的150斤胖到220斤，还出现了月经失调、黑棘皮等症状，王莎开始心急了。直到有一次她要开门，把手里的东西塞给魏莱，打断了女儿玩游戏，结果没等她反应，女儿就伸手掐住她的脖子，露出凶狠的表情。王莎再也控制不住，当着女儿的面哭了。她不知道怎么办，女儿既无法上学，又无法安心待在家里。她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个出路，让女儿变回“正常人”。她先是把魏莱重新送进了医院，接受住院治疗。这是许多重度抑郁症家长的共同选择，罗芳在伟凡频繁出现自杀倾向后，也带儿子去了广州一家知名医院的精神科看病。诊室门外，罗芳小心翼翼地和伟凡转述医生的建议，听到“住院”两个字，伟凡激动地伸出拳头砸向妈妈，被身边的人拦住，住院也因此作罢。即便孩子不抗拒，也难以长期住院。魏莱住院17天后，医生就通知王莎需要办理出院，“医生说精神科床位供不应求，很多人排队等着，最长也只能住1个月。”出院后，魏莱病情又出现反复，王莎又带女儿看中医，但仍未见好转。最后，王莎找了一所全封闭的“军事化学校”把女儿骗进去，希望强行帮女儿减肥，矫正她的“心理问题”。封闭训练10个月后，魏莱从“军事化学校”毕业，看起来整个人“脱胎换骨”，瘦了40斤。“我当时真的觉得女儿失而复得。”王莎以为女儿的抑郁症治好了，趁热打铁，把魏莱送进一所复读学校，希望她抓紧跟上文化课学习，参加中考。两个月后，情况急转直下。2023年12月5日，魏莱在复读学校吞了42颗药，试图自杀。王莎第一次彻底陷入绝望，“走投无路了。”“救命稻草”“转机”很快出现。“这是我第一次切身地感到差点失去女儿。”那个晚上，趁魏莱送急诊留观，王莎扔掉了家里所有的刀、药品和她能想到的能被用来自杀的危险品。她上网搜索解决办法，第二天，就刷到了扶禾的广告。扶禾的广告。图源：扶禾官网领教过“军事化学校”后，王莎筛选机构更加谨慎。她特意查了工商资料，扶禾成立于2018年，办学经验丰富；注册资本500万元，实力雄厚，不至于跑路；经营范围包括心理咨询、文化教育信息咨询等，专业对口。和扶禾的招生老师通了两小时电话后，当天她到实地了解情况。在她的印象里，扶禾的硬件看上去无可挑剔，师资力量也让人信服。创始人寇明娇是应用心理学科班出身，心理咨询老师也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专业证书，“擅长精神分析疗法、认知行为疗法（CBT）、催眠术、后现代叙事疗法”；行为训练师“有两年武警总队服役履历，还获得过优秀士兵表彰”。王莎记得，寇明娇戴黑色半框眼镜，穿职业套装，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一副知识女性模样。”在扶禾挂满锦旗的茶室，寇明娇给她介绍了“3+X”特色辅导模式：包含心理疏导、学习动力激发、行为训练和根据每个孩子的自身特点以及具体问题，独家定制的有效转化方案。6小时的实地考察下来，王莎对这所机构有了不少好感：一是治病，据王莎了解，其他传统的封闭式机构以接收“问题少年”为主，有心理或精神类疾病的孩子只占到30%左右，但在扶禾，这类孩子占到80%以上；二是24小时看护，可以避免魏莱再自杀；三是扶禾有全科文化课，他们承诺文化课老师会一对一辅导孩子，帮助恢复学业。这些几乎是王莎最大的“痛点”，她很快被吸引。咨询中，扶禾工作人员也向她反复强调“转化”成功案例。“有些（病情）比您孩子更严重的，我们都接收过，都调整好了。”寇明娇告诉她，魏莱“转化”成功需要一年时间。扶禾学费不菲，每月2.5万元，是军事化学校的数倍。但王莎当即拍板，签下一年合同。“孩子的状况不好，年龄也越来越大了，没有时间去浪费。”扶禾在宣传物料中承诺绝不体罚孩子。图源：“扶禾心理教育”微信公众号罗芳也是在网上看到的扶禾广告，她对这所机构的几个理念印象深刻：“坚决杜绝侮辱打骂体罚孩子”“心理和学习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让孩子“回归家庭、回归学校，走向社会”。与寇明娇沟通后，罗芳被对方“4个月就能让孩子好转停药”的承诺点燃了希望，这让她下定决心：借钱也要把儿子送进扶禾。“学费那么贵，各方面都肯定是很好的。”罗芳心想。也有家长被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推荐来扶禾。8月底，新京报记者陪同王莎母女就诊，深圳一家三甲精神专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承认自己曾推荐病人到扶禾。这让家长们更加相信，扶禾不像那些“野鸡机构”，这里更科学，也更有保障。“走投无路”的家长们都以为，他们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神秘学校和进入特训学校的方式一样，少年们大多是被家长骗进扶禾的。那天王莎借口送魏莱去做心理咨询，出门前她和招生老师反复确认了路上的时间、进门细节、停车位置和自己的离开时机。从广东惠州的家里出发，开车1个半小时就到了位于深圳市松岗区的扶禾，这里地处深圳的偏远地带，更靠近东莞。搬离前的扶禾一直大门紧闭。受访者供图学校在一条植被茂密的小路旁，3米高的蓝色铁门常年关着，“扶禾心理”四个金色大字立在上方。“校园”被民房和厂房团团包围，剩余的地方被彩钢板和铁丝网封住，上面布满防盗刺。周围邻居除了早上会听到学生晨练的声音，偶尔还能听到有人打篮球外，对墙内的事一无所知，只知道这里是所学校，开了五六年，但没怎么见过学生进出，“挺神秘的。”“这里就是个监狱，进得去，出不来。”飞翔也是扶禾的学员，同样患有重度抑郁症。在包括魏莱、伟凡在内的数个扶禾学员的回忆里，扶禾内部到处都是紧闭的门，有24小时值守的保安，学校不允许带手机和任何联网的电子设备，这让少年与外界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从早到晚，学员们几乎没有独处的机会，学管（生活老师）与他们同吃同住，这些本应陪伴、疗愈孩子的老师，最终成了学员口中的“狱卒”。院内面积虽然不小，但被分割成几块，他们的活动区域被严格限制，上课时教学区的门是封闭的，体育活动有学管在场边看守，晚上宿舍楼门窗紧闭，禁止学员出入。魏莱绘制的扶禾内部平面图。受访者供图积分也是约束学员的手段。迟到、上课不专心、说脏话都要扣分，是否扣分、扣多少分却没有具体标准，“全凭老师的心情。”每周六可以通过“体育活动”集中销分，项目包括蛙跳、俯卧撑、仰卧起坐等。有学员一周能扣二三百分，需要围着两张乒乓球台蛙跳五六十圈，“有时候能断续跳一下午”。最让学员们恐惧的要数“吊杠”。健身器材区的角落里，有个离地两米左右的单杠，学管会让被罚的学员踩着一个厚垫子站立，再用一根弹力绳把学员的双手绑在单杠上，然后抽走脚下的垫子，让学员身体悬空，持续十分钟到半小时不等。“单杠旁边的一面墙上，全是我们挣扎时蹬上去的鞋印。”几位学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吊杠时几个老师就在一旁看着，“你怎么喊老师都不会把你解下来的。”一位曾在扶禾工作三年的文化课老师向新京报记者证实，自己看到过学生被绑起来吊杠，“有一些（学员）刚开始来不习惯，或者想走、不听话，可能就（被）吊着。我觉得这是锻炼他的意志，还有就是给他一点教训。”后来，王莎发现，这些禁锢、体罚都可以概括为扶禾宣传的“3+X模式”里的“行为训练”。而她之前看重的“学习动力激发”，以及扶禾承诺的“一对一文化课辅导”，在那扇紧闭的大门后并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是集体教室和存有录播课的无网络平板电脑。至于家长们最在意的“心理疏导”，少年们坦言，比起他们在外面接受的心理咨询，这里的“疏导”几乎没什么效果。他们把原因归结为老师“不专业、敷衍”。魏莱记得，一次心理课上，老师照常问她感觉怎么样，魏莱坦言自己有时候会有想杀人的想法，心理老师则回应她：“你有精神病。”事实上，被骗进扶禾的当晚，魏莱就在洗澡时吞了小半瓶沐浴露和一包零食里的干燥剂。接下来的两天，恶心、胃部灼烧的感觉一阵阵翻涌上来，难受得吃不下饭。她几次跟老师反映，要求去医院，对方都没理会，只是让她“多喝水”，“她说自杀随便你，但是同学知道了会嘲笑你。”有时“心理疏导”更像种感恩教育。一位女学员记得，在一次与心理老师的对谈中，她被教育：“你们是被家长送进来的，应该感恩家长，感恩老师。”一位男学员回忆，同样在一对一心理课上，老师扔给他一本心理书后，就坐在他对面，一言不发地盯着自己，一直持续到下课也没说一句话。他不知道对方的意图，只能低头抠手。“他给我一种很强的压迫感。”王莎收到的女儿在扶禾接受一对一心理咨询的照片。受访者供图没人知道经历过扶禾的“3+X”训练，这些少年的病情得到了缓解，还是恶化。但多位学员证实，他们的很多“同学”都自残。在扶禾，伟凡打碎镜子用碎片划伤手臂，“痛觉上来了就能不去想那些事。”孩子间互相模仿。在家时，伟凡只划过一次，在扶禾，他“每天都划”。对扶禾大门后发生的一切，家长们并不知情。多名家长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和孩子无法通电话，仅能以书信联络，但学员们说老师曾明确告知每封信都会被检查。有时，老师会发来孩子面带笑容的照片和视频，打消家长们的顾虑。在魏莱进入扶禾3个月后，王莎和前夫在家庭团体治疗课上第一次见到了女儿。相比入学前，魏莱又胖了回去，他们有些不满。见面的一个小时里，心理老师全程陪同，女儿没说什么话，只是哭着问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接我出去？”王莎和前夫对视一眼，觉得女儿还在为被他们骗进扶禾的事闹情绪，只能“半蒙半哄”让女儿坚持待下去。从扶禾发来的女儿面带笑容，或上心理课时的照片来看，他们相信，一年协议期后，女儿的病就会治好。“到时你就会理解妈妈了。”王莎心想。王莎不知道，这次会面后，魏莱在日记中写下：活着没意思，我想死。又过了3个月，王莎偶然间获得了一次和女儿单独相处的机会。魏莱在聊天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让她感觉扶禾不对劲：“床单被罩半年没换洗过，心理老师喜欢讽刺人。”分别前，女儿还叮嘱她：“你千万不要跟老师提意见反映问题，要直接把我接走。”次日，她把女儿接出扶禾。学员们把离开扶禾称作“刑满释放”，在离开扶禾的路上，反复确认自己真的逃离后，王莎听见，女儿恨恨地骂了两句脏话。路在脚下回家后魏莱总做噩梦，梦到被扶禾的人抓回去，惊醒后就大声喊王莎。王莎穿着拖鞋冲进女儿的房间，躺在她身旁，拍着她的背安抚：“妈妈保证，再也不会送你去封闭机构了。”魏莱脸冲墙、不吭声，后背耸动着，在抽泣。即使“刑满释放”，很多少年也难以完全“走出”扶禾。男生在扶禾只能留短发，一个男孩“毕业”后，刻意蓄起长发和胡须，“就是为了在睡醒时，摸到长发，确认自己不在那里。”每次洗澡水调热一点，触觉的刺激都会让飞翔身体一颤——那里的洗澡水也是这么烫。魏莱看上去还是老样子，甚至比从前更沉默。又过了几天，王莎在和女儿聊天中一点点揭开了扶禾的秘密。她开始在网上寻找更多从扶禾走出来的少年，逐渐从他们口中拼凑出扶禾的真实样貌。“难以置信，无比震惊。”王莎意识到，自己被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扶禾的管理方式跟其他的特训学校没什么不同，那些机构的体罚、暴力、精神施压，扶禾一样没落。他们的管理模式、课程设置，本质上还是让孩子屈服恐惧，鼓励服从。想到女儿这6个月来的恐慌、无助和崩溃，还有对自己的误解和怨恨，气愤、愧疚一波又一波地涌向王莎。她恳求魏莱原谅，女儿用沉默回应她。安抚女儿的母亲。图源：ICphoto王莎决定报警。临出发前，她问魏莱：“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派出所吗？”她没想到，女儿没有犹豫，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换衣服出门。她们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到扶禾属地派出所做了笔录。去行政机关举报扶禾，她也把女儿带上。王莎发现，一向不敢和陌生人说话的魏莱，在调查人员面前讲起扶禾的桩桩“罪状”，“眉飞色舞，十分来劲。”王莎仿佛又看到了女儿生病前的样子。她开始试探着向女儿同步维权进展，发现女儿表现出了罕见的关心。她又把女儿拉进了维权群，虽然魏莱只是潜水，从不发言，但王莎知道，群里大家提供的每一条线索和信息，她都在关注。很意外地，魏莱患病4年后，母女二人终于有机会成了肩并肩的“战友”。王莎在搜集扶禾“罪证”的过程中，也逐渐了解到这些抑郁症孩子在里面的遭遇和心境，那些琐碎的、直白的细节让王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抑郁症患者，她也因此更理解女儿。与积极维权的少年相比，家长的参与意愿很低。有些人直接拒绝了王莎，魏莱爸爸也不希望她出面维权，更不希望她带上女儿。“对抑郁症孩子来说，更重要的是走出来，而不是沉浸在过去，始终要向阳而生嘛。”这能代表一部分家长的普遍心态。刚被动员时，飞翔的妈妈齐欢也是这样想。当初为了逃避，她扔掉了和扶禾签订的合同，以无法提供证据为由，拒绝了王莎：“我想翻篇了。”但飞翔翻不过这一篇。“他说到时候开庭我一定要去，无论怎么样我一定要去。”飞翔坚持让妈妈把和扶禾的汇款记录发给王莎。齐欢只好照做，然后加入了维权，如今也成为了一个积极参与者。“能够使他内心成长强大的，我都要尽力去做，”她和王莎交换了一个眼神，柔声说，“我们必须站在他们（孩子）这一边。”家长和孩子的并肩作战换来了阶段性的胜利——属地街道与消防、民政、卫健、教育、市监等多部门联动执法，困在扶禾的一批孩子被接回家，职工团队解散了，扶禾搬离了原址，创始人声称暂停招生，警方回复王莎：“刑事案件受理”。曾经觉得“走投无路”的家长们，经历过扶禾的事情后，也不再执着追求孩子治愈和复学，开始允许他们“带病生存”。齐欢正在准备考心理治疗相关的证书，她想从改变自己重新开始。“作为抑郁症孩子的家长，父母要学习很多，你不能推卸这个责任，不能走捷径或者是甩锅。”父母之外，同龄伙伴和专业陪伴者的角色一样不可或缺。从扶禾“毕业”后，伟凡经常来深圳找“扶禾的朋友”聚会，他们是他能够交心的伙伴。少年们恨扶禾，却也不得不承认，在扶禾，他们遇到了和自己处境相似，能够互相理解的朋友，正是他们之间彼此陪伴、一致对外，才熬过了那段艰难的生活。少年们需要一个相对自由包容的空间，国内已有一些社会机构正在积极探索。在那里，他们能随时与家长联系，也能和处境相似的伙伴一起互动、合作，同时有专业人士提供指导与照看。除了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政府层面也在进行探索。2023年深圳市妇联开展了针对厌学停学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和心理干预综合服务项目，通过专项训练和个体、家庭咨询、教育指导等方式，帮助家长重塑教养理念、改善家庭亲子关系，截至2024年3月1日，已帮助首批试点40户家庭中的31名青少年成功复学。飞翔也成功复学了，8月底，他正在高中参加军训，齐欢翻出班主任发的视频，从一片迷彩绿中间指出儿子——飞翔的脸晒得黑黑的，在打军体拳。齐欢说，她做好了儿子再次休学的心理准备，能继续读书当然好，不行的话她也能接受。王莎很羡慕，但她清楚魏莱现在还不适合复学。她现在几乎不去公司，把一摊子事儿甩给丈夫和母亲，整天围着女儿转。魏莱房间的书架。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那张一米二的床挤了两个人，母女俩并肩靠在床头，一起打游戏。王莎打得很菜，女儿一边嫌弃她笨，一边凑近身子指点她。有几次，王莎在自己房间休息，女儿径直推门走进来，主动靠着自己躺下。王莎慢慢发现，魏莱也不是整天躺着玩手机，她最近在自学日语，会把一些自己画画的视频上传到社交网站，背景音乐是自己吹的卡祖笛。重症抑郁症孩子的家长真的“走投无路”吗？王莎现在确信，路就在脚下，就在原点——那是父母和家庭。（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文中人物除寇明娇外均为化名）

在仙宾礁滞留近5个月的菲律宾海警9701号船更多的细节被披露，船上被中国海警切断补给的菲船员处境十分困窘，不得不喝空调水维持生命体征，生出了各种“怪病”，刚一下船就被抬走了。菲律宾海警船从仙宾礁撤走后，越来越多的细节被随船记者逐渐公开，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菲方为何不得不撤离。简单来说，这艘船上60多名船员在撤离前陷入了生存危机中，由于船上淡水装置在八月初出现严重故障，60多名菲籍船员每天只能靠收集雨水维持生活。【靠岸后船员才得到救治】在不下雨的时候，为了增加饮用水供应，船上工程师甚至不得不从空调系统中收集冷凝水，再通过船上厨房煮沸后饮用。在粮食方面船上更是“捉襟见肘”，由于菲方连续3次大规模运补行动均以失败告终，船上只能将有限的粮食熬成粥，还实行了配给制，每人每餐只能分到一碗米粥，一直忍饥挨饿到撤离前的最后一天还是陷入了断炊的境地。因此这些海警船员哪怕“挑衅意志”再强烈，也扛不住断水、断粮的双重折磨，不得不启动发动机逃回巴拉望岛公主港。【菲船员普遍身体不适】据菲媒的报道，下船时船上已有四人卧床不起，需要由担架抬走，十多人严重脱水，挂起了吊瓶，30多人身体不适，普遍有腹泻的症状，甚至一些人出现风湿性关节炎等病症。菲海警将这次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吃喝问题没有解决”，并“指责”中国海警对菲律宾运补行动进行了干扰，使得船上的物资供应陷入危机。与此同时，菲方还不忘借题发挥，指着船上的“大洞”称中国海警船“暴力执法”，但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洞直径还不到1米，并不能对船只造成“致命伤害”，显然真正让菲方感到动摇的，还是其心中受到的“创伤”。从战术角度来看，中国海警部队采取封锁运补路线的策略是非常成功的，菲海警船的自持能力本来就有限，两个月的期限一过，没有补给，自然就撑不住了。再来看菲方近期的一连串挑衅事件中，不仅仙宾礁的对峙以菲律宾失败告终，在仁爱礁、黄岩岛等一系列发生的冲突中，菲方都损失不小。这不仅证明了中国海警部队的战术日趋成熟，也彰显了中国对领土主权的坚定捍卫，对于菲律宾而言，这次行动无疑是自取其辱，灰溜溜地撤出仙宾礁，仅仅是一个开始。【菲海警9701号船】按照目前的态势，中方或将在越来越多的岛礁采取相似策略，以进一步巩固南沙群岛的主权。回顾这场对峙，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国海警的英勇表现，更见证了国家战略部署的胜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中国定会继续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不论挑战来自何方，都将一一化解，终有一天能看到胜利的曙光。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王夏，郭美婷 9月20日，华为、苹果同天开启了新品的销售。早上八点，苹果开启iPhone16的提货。七点多，位于广州天环广场的苹果直营店早已人满为患。排队等待现场提货新款iPhone16系列的人群从店内延伸到店外，环绕了好几圈。8点整，苹果旗舰店的玻璃门准时打开，苹果员工与前十几位进入门店的首批客人击掌，欢迎他们入场。据时代周报记者观察，从早上8点到9点期间，苹果门店排队人数有所减少，不过不断有不同批次提货用户进场。在门店外的天环广场上，更有不少黄牛聚集于此，有人直接摆出了“加价回收”的牌子，加价价格从300块钱到600块钱不等。两个小时后的10：08，华为MateXT也开启了抢购。与苹果不同，华为的热闹主要在线上，因为线下门店基本没有现货。时代周报记者发现，距离华为MateXT开售不到一分钟，京东、淘宝、抖音等线上平台均已显示无货。 华为京东自营官方旗舰店截图记者了解到有华为销售门店开启了摇号的方式，在早前登记意向的用户里面摇号。“现在到处都没货了。”实体店店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你现在如果想买，必有溢价。”记者在随后询问黄牛，得到了类似的答案——要卖到256G/512G的瑞红款华为MateXT，需要加价6万元。时代周报记者还了解到，明天同一时间还有第二批的MateXT释放出来。届时可能还有另一波抢购潮。iPhone 16黄牛加价回收，“让你早点出”据广州天环广场的苹果直营店内的店员介绍，目前iPhone16和iPhone16 Plus在官网下单后，就能够直接到门店自提，但是iPhone16 Pro系列还不行，要等待官网显示提货的时间。关于产品更具体的预定进度，该店员也表示以官网信息为准。时代周报记者查阅苹果官网发现，iPhone16 Pro系列在就近门店暂时无货，如果今天订购，预计配送送达日期为10月12日。iPhone16和iPhone16 Plus已能在就近门店自提，若选择配送，则可在9月24日送到手。“iPhone16和iPhone16 Plus产量较大，因为是性价比之选，所以备货多。”上述店员在现场解释称。 苹果旗舰店内 时代周报记者摄不过，时代周报记者在线下观察到，到门店取货的消费者，多购买的是iPhone16 Pro和iPhone16 Pro Max。不过目前iPhone16 Pro和iPhone16 Pro Max广州部分门店基本没有现货。同样苹果在线上开售的当天，京东、天猫等平台的iPhone16 Pro和iPhone16 Pro Max公开版也是10分钟内被清空。而在门店外的天环广场上，聚集了不少黄牛。很多黄牛手上都拿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iPhone产品的袋子。有人在门口附近摆出“加价回收”的牌子，但很快被保安要求收起来。 苹果位于广州天环的旗舰店门口 时代周报记者摄“iPhone 16 Pro Max 512GB的，加价300块钱收，”在门口“摆摊”的黄牛吴洋（化名）吆喝道。随后有客户报价加价400块，吴洋称收不了，“现在没这个价了”“让你早点出”。另一个黄牛报价，iPhone 16 Pro Max 512GB/256GB，黑色的加价500块出，白色的加价600块出，今年的新色沙漠金，只需要加价300块就能拿到手：“金色的没有人要。”还有现场的黄牛表示，手头上iPhone 16都不是直接售卖的，他们已经有客户预收了。“你可以加价300块钱在门口收。”有黄牛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接近一个小时后（8:50），预约排队的人少了许多，不过仍不时有人加入队伍。而苹果门店附近的小小“二手市场”越来越热闹。 部分黄牛还在苹果门店外“顺道”收购华为最新的三折叠屏手机MateXT，对于“多少钱收”的进一步追问，黄牛笑答：“华为的你抢到再说。”MateXT上线秒没货，有经销商到手不到10部机同样在体育西核心商圈，华为位于正佳广场和天河城的两家门店格外平静。原因很简单，线下门店几乎没有华为Mate XT三折叠屏手机的现货。时代周报记者于10点后先后来到这两家门店，发现店内没有三折叠样机展示也没有现货，询问店员也无法得知店内何时上货。其中一名店员告诉记者，现在想拿到新款手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线上预定门店提货，要么通过线上网购平台购买。” 华为位于广州天河城的门店 时代周报记者摄在线上渠道，10：08开售不到一分钟，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上的货已抢购一空。而此前，京东华为Mate XT的预约量就已经超过了600万。 华为京东自营官方旗舰店截图之后，时代周报记者向经销商、门店和黄牛分别询问销售状况，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机难求。“目前只支持意向登记顾客购买。”位于深圳万象天地的华为旗舰店店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早在Mate XT开启预售当天，该店的意向登记人数就已经满员了，该店员强调：“之前意向登记过的顾客有收到电话通知或短信通知的才可以购买。” 华为某门店贴出Mate XT预订已满的消息 时代周报记者摄“目前门店有样机体验。”另一家位于深圳的华为授权店店员坦言，现在货源基本都很少，后期也不确定是否会陆续加货。来自贵州的一位华为经销商同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目前门店Mate XT的货源很少，他手上门店拿到的货都不到10台。而之前有广东的经销商告诉时代周报的记者，他们门店首批Mate XT仅仅是个位数。时代周报记者询问了一位此前在苹果门店前收新手机的黄牛华为Mate XT红色512G/256G版本的价格。对方回复“+6w（加价6万元）”。 华为官网截图首发当日，“三折荒”平等地波及了每一位对新机充满好奇的用户。一位有多次抢首发经验的“花粉”向记者透露，自己也没有抢到。“明天会有第二次放货吧，到时再看吧”他说。同样在今天上午，华为常务董事、终端BG董事长、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董事长余承东现身上海南京东路的华为旗舰店参与新机交付仪式。余承东表示，华为三折叠屏手机热销的程度远远超出预期，团队正在加班加点扩产能。

（原标题：妻子离家失联近20年，福建男子起诉离婚被认定“感情未破裂”遭法院驳回，律师支招）

重庆市纪委监委20日消息：日前，经重庆市委批准，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资料图通报指出，程志毅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说情干预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多次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利用职务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共财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配偶收受财物；漠视群众利益；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接、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重庆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重庆市委批准，决定给予程志毅开除党籍处分；由重庆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资料显示，程志毅出生于1963年2月，四川南部人，早年在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工作，2001年任重庆市建委副主任、党组成员，2006年4月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厅局长级），2008年1月任重庆市建委主任、党组书记，机构改革后继续任重庆市城建委主任、党组书记。2016年7月，程志毅任江津区委书记，2021年8月卸任，后任重庆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2024年2月被查。“上官汇”注意到，除了程志毅之外，通报中点明其“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的还有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9月12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张祖林被开除党籍。除此之外，今年还有多位落马官员曾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延伸阅读正部级"大老虎"受贿超8亿受审 多名他重用的下属被查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孙志刚2020年底离开主政5年的贵州，赴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年3月卸任。卸任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官宣被查。孙志刚被控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的21年间，跨越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个任职地域，累计受贿8.13亿余元。在他被立案审查的当月，仍敛财不止。孙志刚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就在昨天， 孙志刚的下属，曾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副省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被判死缓。2024年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 据央视新闻贪腐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担任过十年正部级据公开履历显示，孙志刚，1954年5月出生，河南荥阳人，1971年2月参加工作，1976年9月入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孙志刚仕途从湖北武汉起步，在湖北升至副部级，此后四次跨省履新，其中两次在京任职，仕途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在他38年的仕途上，担任过11年副部级职务和10年的正部级职务。孙志刚早年在家乡河南荥阳当过两年知青，后考上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4年，后考上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年，孙志刚告别了12年的高校生活，出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踏入仕途，曾任武汉市副市长，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宜昌市委书记等职。2002年6月，孙志刚跻身湖北省委常委，8月任职省委秘书长，晋升副部级。这是孙志刚仕途上重要节点。今日法庭上，检方指控，孙志刚当上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之后，开始了受贿行为，自此敛财不止，再也没有踩下刹车，直到仕途尽头。孙志刚在湖北任职4年多。2006年9月，孙志刚跨省出任安徽省委常委，入皖次月即担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在安徽工作了4年多。2010年12月，孙志刚再次跨省履新，赴京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3月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明确为正部级，并兼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2015年10月，孙志刚第三次跨省履新，由北京“空降”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16年1月当选贵州省省长，2017年7月出任贵州省委书记，至2020年11月卸任，主政贵州长达5年。2020年12月，66岁的孙志刚返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至2023年3月卸任。退休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69岁的孙志刚官宣落马，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孙志刚是2023年中纪委打掉的三个正部级“老虎”之一，另两人是任上被查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与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今年2月5日，孙志刚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称，经查，孙志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两个维护”政治原则，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阳奉阴违，搞“七个有之”，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多占住房，在生活保障方面谋求特殊待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据央视新闻21年累计受贿8.13亿元，卸任后仍在受贿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被告人孙志刚利用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项目、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孙志刚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2023年3月之后，孙志刚已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公职的情况下，仍存在受贿行为，敛财直至8月被查时为止。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孙志刚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孙志刚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多名他提拔重用的下属被查，贵州：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孙志刚主政贵州的5年间（2015年10月—2020年11月），先后作为省政府、省委的“一把手”，其带头违纪违法，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通报称他“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孙志刚被查后，贵州省委指出，孙志刚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的信任，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多名在孙志刚任内获得提拔重用的下属，已陆续落马。2022年11月，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建琨在任上落马，2023年6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周建琨曾先后在贵州两大地级市安顺、毕节任市委书记。今年3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周建琨案，以受贿罪判处周建琨无期徒刑，他被查实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2023年3月27日，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在任上被查，2023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昨日（8月13日），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滥用职权造成生态破坏损失人民币8645万余元，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被判死缓值得注意的是，李再勇和周建琨均是在孙志刚主政贵州期间，从地级市市委书记任上被提拔到副省级岗位上的。此外，曾先后任职贵阳市长的陈晏、马宁宇，分别于今年3月25日和8月6日被查。除了这些“大老虎”，贵州还有多名厅官在孙志刚落马后一一被查。肃清孙志刚流毒成为贵州省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5月20日，贵州省开展孙志刚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把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作为党纪学习教育重要任务，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聚焦重点难点抓整改，紧盯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坚持清单化、项目化推进，一项一项整改到位，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