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机不用不收钱嘉兴圈 -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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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外交部网站发布了关于中日双方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达成共识的重磅消息，其中最重要也最受关注的，是日方接受核污染水长期国际监测和中方等利益攸关国进行独立取样。受访专家告诉长安街知事，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已持续一年多，截至目前，监测数据显示水产品未受放射性污染。达成共识后，特别是中方独立取样监测后，需关注日本政府发布的监测数据和中方独立监测的数据。判断水产品是否安全，主要依赖于这些监测结果。如果结果合格，水产品的安全性就有保障。这是一个新的开始知事：如何看待这四点共识？参与排放监测是否意味着中方默许了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项昊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这次共识的达成，是中日两国外交部门经历了长时间密集而且艰苦的磋商取得的，这是中方坚持原则、不懈斗争的结果，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外交的务实性和灵活性。共识的达成，并不意味着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排海立场的转变，相反是一个新的开始，将有助于将日方排海作业纳入有效国际监管的轨道。通过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对日方的核污水排海作业进行更有效的规范和约束，有利于相关国家更好地维护人民的生命健康和海洋生态环境。下一步重在落实，日方应当切实遵守共识，让所有利益攸关方的专业人士和科学家能参与进去，建立起长期有效的国际监测安排，让利益攸关方能实施独立取样监测，包括实验室分析比对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确保日方排海行动的安全、透明，避免日方排海进程给人体和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尽管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对于日方一意孤行排污入海存在极大的担忧和质疑，但一些国家和地区出于政治因素，态度复杂暧昧，只有中方一直立场鲜明地表明反对态度，并且通过不懈的外交努力推动日方达成重要妥协。在这过程中，中方没有私心，完全是为了维护太平洋沿岸国家地区民众的生命健康和生态环境安全，中方的坚定立场和外交行动，体现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在未来落实共识的进程中，中方也将继续扮演积极角色，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认真有效开展中方独立取样监测，确保国际监测安排能得到有效落实，有力规范和约束日方的核污染水排海进程。8月24日，是日本向太平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水一周年，东京闹市再现抗议人群。独立取样监测，可提升数据可信度知事：中国以及其他利益攸关国争取参与独立取样监测的意义是什么？如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利益攸关国发现监测数值不合格，根据共识，日本将会如何履行国际义务？骆志平（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安全研究所所长）：争取独立取样监测具有重要意义，是一个关键突破。自日本决定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以来，我们一直在争取独立监测和取样的机会。此前，中方参与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组织的监测工作，但主要是通过查阅资料、旁观和数据分析进行的。独立取样监测由第三方（如中方）独立实施，可以有效监督监测数据的准确性，提升数据的可信度。同时，这也能对日本未来的排放行为形成更直接的监督。如果在监测过程中发现数据不合格，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排放口附近的数据不合格，可以及时纠偏，要求日本调整排放计划并纠正不足；二是周边海域取样测量后发现数值不合格，会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核污染水排放。2023年8月24日，日本电视播报福岛第一核电站排放核污染水的新闻共识不等于马上解禁知事：去年8月，日本强推核污染水排海，中国做了大量的斗争工作，包括承担起国际道义、替各国发声，以及停止进口日本水产品。在共识中，中方将在有效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的长期国际监测和参与国的独立取样等监测活动实施后，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措施，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中国当初停止进口日本水产品的初衷是什么？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水产品进口又有哪些考量？项昊宇：中方对于日本水产品采取的有关措施，本来就是根据WTO规则所采取的临时性暂停。这次双方达成共识后，中方还要根据下一步落实的情况，遵循WTO的有关规则，以科学事实为依据，以确保安全为前提来慎重地调整有关措施，这次共识并不意味着中方将马上解除有关禁令。当然，这一问题不仅日方高度关注，事实上也涉及中国自身相关行业的利益。因此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我想有关措施会逐步得到放宽，这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鉴于这一问题也是当前影响两国关系的一大障碍，如果能够得到妥善解决，相信对于改善中日关系氛围也能发挥积极作用。知事：中国将如何确保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水产品安全可靠?骆志平：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已持续一年多，截至目前，监测数据显示水产品未受放射性污染。达成共识后，特别是中方独立取样监测后，需关注日本政府发布的监测数据和中方独立监测的数据。判断水产品是否安全，主要依赖于这些监测结果。如果结果合格，水产品的安全性就有保障。此外，国内海关及监管部门也会进行全面、系统的监测，以确保水产品从源头到进口全程都有系统、科学的手段进行数据测量。随着监测能力的提升和数据的累积，我们可以预见，符合标准的日本水产品进口将逐步恢复。日本在国际压力下作出妥协知事：今年8月，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日方无法接受中方独立取样的要求，因为这涉及到日本的主权问题，并且无法保证客观性。如今日本为什么愿意妥协？项昊宇：日方态度的转变，主要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其中中方的坚决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从日本一意孤行启动福岛核污水排海进程以来，中方一直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态度，这不是出于中方的私利，而是代表整个国际社会，敦促日方从人类的生命健康和海洋生态环境出发，认真回应国内外的关切诉求。东京电力公司受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向太平洋排放福岛核电站的核污染水福岛核泄漏事故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安全事故之一，影响深远，后续处理进程长达数十年，持续给周边环境和生态安全以及居民生命健康带来威胁，因此这绝不是日本一国的事。通过建立长期国际监测安排和利益攸关国的独立取样监测，得出的数据和评估结果将更具真实性、可靠性和有效性，有助于提升核污水排海进程的安全可控性，这也将开创国际社会合作应对重大核安全事故一个先例，当然这也有利于日本缓解国际压力。于日方而言，其实是顺应形势、利大于弊的决定。

这场家产之争关乎美国保守派媒体福克斯以及新闻集团未来，乃至美国的政治格局。本周，一场备受瞩目的继承之战在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的一家法院打响。主角是93岁的传媒大亨默多克和他的孩子们。这场官司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牵扯到默多克家族150亿美元的财产，更因为这是一场默多克媒体帝国的掌门之争，关乎美国保守派媒体福克斯以及新闻集团未来，乃至美国的政治格局。原本约定子女平分财产9月16日，默多克与今年6月刚刚结婚的第五任妻子朱可娃十指紧扣走进法院。一同出现的，还有他的4个子女，坐满律师的两辆SUV车和数箱法律文件。默多克与妻子现身法院 图GJ1999年，默多克离开第二任妻子安娜时，为避免日后争夺家产而同意设立了不可撤销的默多克信托基金。根据约定，默多克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女儿、现年65岁的普鲁登斯，以及默多克与安娜所生的3个孩子——现年55岁的次女伊丽莎白、53岁的长子拉克兰和51岁的次子詹姆斯，将在默多克去世后平等享有对其财产的控制权，包括该信托基金控制的新闻集团和福克斯的股份权。偏爱长子引发争端然而25年后，默多克家族还是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争夺家产”的局面。只不过，闹出“争夺家产”局面的是默多克自己，因为随着孩子长大成人，他发现只有长子拉克兰同自己“三观相近”。另外3个子女似乎不太热衷于默多克的保守路线，次子詹姆斯公开对福克斯新闻的立场持批评态度。默多克此前也并没想要闹到打官司这一步。他曾试图与两个大女儿和次子沟通，想说服他们给拉克兰独享家族企业的控制权让位，但遭到了子女们的拒绝。而在经济上，拉克兰也难以“买断”兄弟姐妹们持有的股份。他的兄弟姐妹们也在考虑罢免拉克兰，让其他人取而代之。为了给拉克兰扫清“障碍”，默多克最终决定同另外3个子女对簿公堂，寻求“将决策权集中在拉克兰一人手中，并赋予他永久的、独家的控制权”。这也导致伊丽莎白和詹姆斯均未现身今年6月默多克与朱可娃的婚礼，不愿再维持表面的和平。按照遗嘱检验专员格尔曼的说法，对于不可撤销的默多克信托基金，默多克也不是毫无办法。他有权修改信托，只要证明此举有利于他的所有继承人。普鲁登斯、伊丽莎白和詹姆斯则指责父亲破坏约定的条款。默多克资料图 图GJ“家丑”已被广泛关注尽管围绕家产继承问题争执不下，默多克家族在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尽可能地“家丑不外扬”。选择在内华达州这家并不起眼的法庭举行闭门审判，正是出于保密的考虑。因为内华达州的司法机关在受理涉及资产保护的诉讼案时，不会对外披露案情的大部分细节。但这起继承人之争势必备受舆论关注。包括美联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内的7家美国新闻机构联合起来寻求公开审判过程和记录，理由是“默多克家族的巨额财富和庞大传媒帝国的命运事关公众利益”。毕竟，默多克掌控的新闻集团涵盖了美国《纽约邮报》《华尔街日报》以及英国《泰晤士报》《太阳报》，掌握了英美主流保守派话语权；福克斯新闻则是美国共和党的喉舌、保守派媒体的“中流砥柱”，吸引了大量保守派选民，尤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有分析称，如果默多克胜诉，拉克兰获得绝大部分股份，那么默多克传媒帝国的保守成分可能会更高。美国记者卡特莱特说：“拉克兰的政治立场要比他的父亲保守得多。”而如果默多克败诉，他的次子詹姆斯很有可能会推动出售福克斯新闻，新闻集团旗下其他媒体的保守立场也可能会淡化。图为默克多与家人合影出品 深海区工作室撰稿 齐旭编辑 深海贝

（原标题：又大开杀戒了）

▲民警执法现场红星新闻记者丨周炜皓 主编丨蓝婧编辑丨张寻 责编丨邓旆光今年9月，红星新闻记者接到报料线索，称广东揭阳普宁市存在违法私自宰杀生猪的地下产业。9月19日、20日白天到夜间，记者暗访多个疑似私宰窝点及生猪中转站，并协助警方查获一个非法屠宰窝点。记者在现场看到，该窝点卫生条件恶劣，十八头猪挤在狭小空间内，宰杀后的猪肉、内脏堆置于地面，地上污水横流，市民称这些生猪仅是该窝点“一晚上的量”。停靠在这些疑似转运窝点附近的货车，以河南、江西、广西、湖南等地车牌为主。红星新闻记者查询发现，今年年初，普宁市曾对类似窝点做出过三起行政处罚。据权威信源透露，普宁生猪非法屠宰链条上游的江西省赣州市，已经成立工作组，针对这一问题开展调查。黑窝点藏在居民楼下环境恶劣，猪肉随地乱丢9月19日，在当地居民带领下，红星新闻记者暗中探查了多个分布在普宁市高埕村、麒麟镇、洪阳镇周边的疑似生猪屠宰窝点。这些窝点有的藏在树林里，有的则以空置猪圈为掩护，还有的就设置在居民楼下。当地居民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之前还看到过一处窝点藏在一间庙里。白天，大多窝点都大门紧闭，只是在附近能发现用于运载生猪的车辆、设备。据当地居民回忆，2月、3月普宁市曾打击过几间非法屠宰生猪的窝点，9月江西省赣州市曾与本地农业农村局合作拦截过一批生猪，这之后不少非法屠宰、转运的窝点都疑似已经转移。记者来到高埕村，这是最近才被发现的一处窝点，位于一栋贴着红砖的楼房下方，前后都装有摄像头。记者假装路过时发现铁门内有人正在擦洗生猪，里面还有明显的猪叫声，通过后墙的窗子，可以清楚看到三头被关着的生猪。9月19日半夜23:30到次日凌晨，记者在高埕村外进行蹲守，凌晨3:40分左右，有一名骑摩托车的男子来到这间小院，打开院门，进行烧水等准备。之后半小时内，又接连有五辆摩托车驶入小院所在的巷道中。作为向导的居民告诉记者，这些窝点通常会在杀猪时打开音响掩盖猪叫声，也有非法屠宰点会用电击等方法让猪猝死，避免被发现。确认窝点情况后，红星新闻记者与普宁市公安机关进行联络。已开始宰杀时，记者带民警进入，突击了这处窝点，窝点内有四名男子正在处理刚刚杀好的猪。▲非法屠宰窝点内的生猪制品记者看到，这些男子穿着雨鞋，踩过屋外的泥巴路，又直接踩进屋里，屋里遍地血腥，地上污水横流，宰杀后的猪内脏、猪头等产品就在他们脚边。见到民警进来，男子们仍然没有停止手上的动作，持刀继续分解猪肉，一名老板模样的女性上前，跟民警辩解称这些猪都是“自己养的”。▲非法屠宰窝点涉案人员整个窝点非常逼仄，包括一间三四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四个用水泥、木板分隔的猪圈，以及工人们进行操作的屠宰区。连上已经宰杀分解的两头猪在内，当晚在该处窝点共发现18头生猪。当地居民介绍称，按照市价，这些猪的货值估计在3万元以上，这些只是该窝点“一晚上的量”。红星新闻记者离开前，民警已将该窝点6名涉案人员控制，固定证据，等待当地农业农村局等部门来到现场共同调查。知情人称70块钱杀一头，“检疫许可”明码标价只要25元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国家实行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除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的不实行定点屠宰外，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定点不得从事生猪屠宰活动。非法私自屠宰，最主要的隐患在于检疫。按照规定，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在出栏前应当依法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并附有检疫证明。另外，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任命的兽医在生猪屠宰过程中也要同步检疫，同步检疫合格的，由官方兽医对生猪的胴体及生皮、原毛、脏器、血液、蹄、头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加盖检疫验讫印章或者加施其他检疫标志。正常情况下，定点屠宰场应配备驻场的官方兽医，从生猪进场到最后屠宰结束，每一个环节都要在兽医监督下进行。而在地下非法屠宰窝点内，对检疫则毫无要求。红星新闻记者从普宁市公安了解到，9月20日查封的这处窝点内，当晚6名涉案人员中，三名是来购买猪肉的摊贩，剩下三名则是宰杀人员，其中没有兽医。另外，与民警一起在该窝点内取证时，记者也没有在其中发现任何检疫设备。通过特殊渠道，记者联系上一名曾委托这类窝点宰杀生猪的当事人。据其回忆，在整个宰杀过程中，没有人检查过猪耳标、检票证等。根据当时的单据显示，2024年7月2日，他以5960元的价格购买了两头生猪，屠宰收费共140元，为这两头生猪制作‘检疫许可’的价格为50元，“每头猪宰杀费用是70元，如果没有检票证就再加25元”。▲某非法屠宰窝点的收费明细 受访者供图据了解，广东省各地生猪屠宰定点企业，服务费收取标准都由政府统一制定。在周边城市梅州市发布的《关于调整我市生猪定点屠宰加工服务收费标准的说明》中，2016年，揭阳市的生猪屠宰服务费为40元/头。普宁市当地居民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价格上，非法屠宰与定点屠宰应该差距不大，但整个普宁市仅有8间定点屠宰机构，且定点屠宰机构对猪肉检疫、来源等都有更高要求，私自非法屠宰则可不受监管。疑似转运窝点附近货车来自多个省份一地已开始调查非法屠宰链条宰杀，只是这条灰产链的其中一环。据当地居民表示，这些通过非法屠宰窝点流出的猪肉，有些被直接拉到当地摊位上进行售卖，有些则流向批发市场。在陪同民警查封高埕村的窝点后，记者又前往洪阳镇附近，在一处疑似存在非法宰杀窝点的路口附近蹲守。9月20日凌晨5时左右，有三辆运载着已屠宰过的生猪的摩托车出现，记者紧跟其后，直到在一个分岔路口处失去线索。其中两辆摩托车，驶向了洪阳镇屠宰场周边的批发市场及档口所在方向。▲普宁市街头运载生猪的车辆在普宁市实地走访期间，记者多次在街头看到运载大量生猪的货车，其中一些驶往了当地居民口中与非法屠宰有关联的“中转站”。9月20日9时许，记者前往位于普宁市麒麟镇的疑似生猪转运窝点附近，看到一辆运满生猪的小型货车驶离该窝点大门。不久后，又有一辆运满黑猪的大货车在该窝点不远处过磅。由于引起了该窝点人员的警觉，记者不得不离开。▲高速入口附近停着的卡车当地居民称，甬莞高速公路广太入口附近有一个大型生猪运输中转站，附近还分布有小型窝点、洗车场等。记者前往调查后发现，这处小型窝点疑似还在使用，有工作人员出入其中，小型窝点前方不远处的洗车场，停靠着三辆大型货车正在清洗。出入、停靠在这些疑似转运窝点附近的货车，以河南、江西、广西、湖南等地车牌为主。赣州市权威信源透露，截至目前，该市已由多个部门联合成立三支工作组，针对来往于赣州、普宁之间的生猪运输及可能存在的非法屠宰等问题展开调查，据悉，近期赣州市已对生猪养殖产业进行整顿，加强养殖户教育，抓好队伍的建设，严厉打击违法行为。上述消息人士强调，要斩断这一涉及多个省份的生猪运输、非法宰杀链条，需要多地共同合作，并对合法合规的生猪交易机制做出完善调整，“渠道不通畅就会催生黑作坊。”——④——当地人称黑作坊两三年前已存在非法屠宰猪肉流向正在调查当地居民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据其所知，普宁市的非法生猪屠宰问题已经持续两三年，在普宁市多个镇、村都有这类窝点。公开资料显示，今年2月、3月，普宁市就曾对三起生猪非法屠宰事件作出过行政处罚。据“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2024年2月8日，普宁市燎原街道办事处对巫某某作出行政处罚，罚款6.5万元；2024年2月28日，普宁市大坝镇人民政府对韦某某罚款5.1万元；2024年3月6日，普宁市梅塘镇人民政府对陈某某罚款5万元。上述三个行政处罚中，除巫某某案处罚原因为“专项检查”外，陈某某、韦某某案的处罚原因都是违反处罚依据都是违反《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条，三起案例的处罚依据都是该《条例》第三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由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没收生猪、生猪产品、屠宰工具和设备以及违法所得；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10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9月20日晚间，红星新闻记者从普宁市方面了解到，针对当天凌晨查封的窝点，公安系统正与有关部门合作开展进一步调查，计划对涉案三名非法屠宰窝点相关人员追究刑事责任。至于这些在普宁市周边进行非法屠宰的生猪去向，截至发稿前仍在调查中。-End-

北京仅7座加氢站正常运营经济观察报 周信/文 记者 高飞昌 见习记者 周信 9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丰的亿华通加氢站，有六七辆大巴车正排队进站。在此排队的北京水木通达公司大巴车司机王贵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这辆车是50座的大巴车，加满氢、充满电，也就跑500公里，我常跑顺义、通州线路，但只能到这儿加氢。”“开这车都不敢出北京，不然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王贵说：“去一趟古北水镇，来回二三百公里就得加氢。”经济观察报记者在走访北京地区加氢站之前，提前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了“加氢查询”，结果显示北京市目前有13座加氢站，且主要分布在延庆区、昌平南北沙河、大兴区，连起来看呈现出东南—西北走向的曲线。当记者将手机上的加氢站分布地图展示给王贵时，他略有不屑地说：“假的，很多站都不能加气，要么是停了，要么是不对外，要么是晚上不营业。”记者随后走访了与中石油福田加氢站、位于延庆区的中石化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发现这几座加氢站的运营情况都不佳，有的站内杂草丛生，有的不对外开放，有的则已经关停。北京是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北京城市群曾入选国家首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城市群名单。北京规划了2023年建成37座加氢站、2025年建成74座加氢站的目标。但据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地区实际上还在开放运营的加氢站仅有7座，比起规划目标已严重滞后。加氢站的惨淡情况，与当前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火热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3月份，氢能首次被作为前沿新兴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山东、四川、吉林、陕西等地陆续出台免收氢能车辆高速费的政策。在汽车行业当中，8月，丰田宣布在华燃料电池工厂投产；9月，宝马宣布与丰田车携手研发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并将于2028年推出首款面向市场的量产氢燃料电池车。一家加氢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加氢建站投入大，每天运营费用高，虽然每公斤氢气30元，但就算一天卖2000公斤气也才6万元，每天光电费都得好几千元，再加上人工等成本，很难回本也很难盈利。这是困扰加氢站投资者的重要问题。加氢建站投入大运营费用高 资料图有的站要排队，有的站已荒废位于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一旁的中石油福田加氢站，面积不大。经济观察报记者从现场看到，这座加氢站只能给一辆大巴车加氢，但道路两旁在排队进站加氢的大巴车有十几辆。大巴司机刘厚向记者表示，这还算好的，多的时候都能排到福田康明斯厂那边去，每次加氢至少得一个小时，基本上是“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这种进站加氢排队的现象，在大兴黄村的时顺加氢站则更为严重。在亿华通加氢站和福田加氢站的不远处，记者都能听到“突突突”的声音。“这是加氢站内加氢气压不足，开始给储氢罐打压，”刘厚说，“一打压就得三四十分钟，而且是加几辆车就得打压，导致加氢排队时间更长。”天津大学教授姚春德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现在的加氢站使用的储氢压力基本都是35兆帕，当给大车加氢时，随着往车里加的氢气越多，车上氢罐内的压力越大，站内的压力就不足，所以需要打压。这也是亿华通加氢站工作人员所说的“小车加氢三五分钟，大车加氢十五分钟”的原因。往延庆城区方向，在京银路与张王路交叉口，有一座中石化的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站内有两台加氢柜机，但该站的加氢业务已经停了两年。据该加氢站的一位员工介绍，该站于2021年建设，主要是为了服务202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据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山地赛区设在北京延庆区和张家口市，为服务本次赛事，北京市累计投放了1200辆氢燃料电池接驳车，并建了庆园街、王泉营、金龙和燕化兴隆站4座冬奥配套加氢站。如今，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出入口都被遮挡，加氢站内的蒿草有一人多高，站内停放的一些氢能大巴车也显现出锈迹。而位于919路公交总站内的庆园街加氢站，只服务本站公交车，王泉营加氢站也不对外开放。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尚在运营，但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因为加氢车辆太少，加氢站已经关停三个多月了。一些加氢站因无车光顾而关停，一些加氢站则出现加氢车辆大排队的现象，北京加氢站的布局，让驾驶氢能源汽车的司机长期处于里程焦虑当中。大巴司机称“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 资料图实际投运站点滞后于规划目标2021年8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方案》），确立了“十四五”期间北京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按照《方案》设定的目标，2023年前，北京应力争建成并投运37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74吨/日；2025年前建成74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148吨/日。但2024年已经过去一大半，北京市仅有13座加氢站，与规划的2023年加氢站建设数量相距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发布时，北京已有11座加氢站，这意味着近三年时间里，北京仅新建投运了2座加氢站。以当前的进度来看，如果要完成2025年的74座加氢站目标，几乎不可能。细分到北京各区的加氢站建设，其中的差别也不小。彼时的《方案》规划，在延庆区、海淀区、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7个区域（也是北京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先行区域），规划建设26座加氢站，满足337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47吨/日的加氢需求。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氢站建设选址储备库》里，顺义区规划了32个加氢站点，但至今一个加氢站也没有。此外，朝阳区和通州区分别规划了12个、26个加氢站，至今也一个都没有。昌平区备选的有21个站点，但目前由北京三元石油有限公司负责的北清路、七里渠加氢站，昌平区未来科技城规划的王府加氢站以及中海潮等站点，尚没有明显的建设投运动作。国家电投氢动力（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监刘国柱表示，他们公司在北京运营了220辆大巴、约400辆物流车，其中有七八十辆大巴车在首都机场运营，但顺义区、朝阳区没有一座加氢站运营，车辆要么去昌平、要么去大兴加氢，单程一次路上就要消耗100公里左右，导致加氢成本很大。事实上，不仅是加氢站的建设进度缓慢，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速度也不及预期。根据《方案》，2023年北京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2025年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2023年6月，北京市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目标做了一次更改。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官网公示的“北京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项目设计文件”指出：预计本项目第一年度（2023年4月22日—2024年4月21日）车辆规模将达到1800辆，以此时间推后的第二年度、第三年度分别为4500辆、8100辆（预估重型货车将达到5400辆）。据中汽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8月份发布的《“万辆百站”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大数据报告》，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车辆达到11334辆，加氢站建设143座。加氢站点少、建设进度慢 资料图难以盈利是关键掣肘关于加氢站少、建设进度慢的问题，一些专业人士指出，其中有着加氢站审批复杂的原因，例如氢气被定义为危险化学品，因此在“制储运充”多个环节需要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立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最主要还是经济性问题，包括大经济环境和氢能源汽车的经济性。一方面，氢能源汽车行业本来就是靠政策推动，很多地方也规划了很多项目，但当前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没有太多的钱来补贴加氢站的建设；另一方面，加氢站建设投入大、运营成本高，按标方来看，一个小加氢站的建设也需要五六百万元的投入，但政府补贴的金额仅占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的加氢站成本会更高。据了解，一座日加氢能力在1000公斤且采用70Mpa加氢系统的加氢站，其建设成本至少需要2000万元（加上建筑施工、设计维护、管理等费用），其中设备成本约占80%。氢气压缩机占加氢站整体成本的30%左右，管阀、氢罐、加注设备分别占比13%左右。2022年8月，北京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显示，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成（含改扩建）的加氢站，按照压缩机12小时额定工作能力不少于1000公斤和500公斤两档，分别给予500万元和200万元的定额建设补贴；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加氢服务并承诺氢气市场销售价格不高于30元/公斤的加氢站，按照10元/公斤的标准给予氢气运营补贴。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的一位员工表示，2021年建站时花了3000万元，仅加氢的相关设备投入就有2500万元，而当前加氢业务又停止运营了，这部分投入就打了水漂。而在运营环节，由于氢气前端成本高导致到站价格也高，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少导致加氢站普遍负荷率低，加氢站收回成本难度高。亿华通加氢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公司是做燃料电池电堆的，这个站只是配套服务，根本不挣钱。”据了解，亿华通加氢站的气是从燕山石化进的，对合作单位的车是三十元每公斤，没有合作的车大概四五十元每公斤。该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吨，即便每天全部加完，再加上政府补贴也才4万元，也难以抵消成本，包括进气和运输成本、人工成本、水电成本、维护成本。北京开云汽车集团董事长王超认为，加氢站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氢能源汽车保有量太少。“如果车多，站里每天都很忙，就是投入一个亿也有人愿意投，反之，就算亏10块钱，也没人愿意干。”孙立清认为，整个氢能源汽车产业从装备制造到储运、运营的过程中，都需要提升技术与效率，目前还没有实现商业闭环，所以现在都挣不到钱。在8月底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耿晋军表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个别城市存在盲目跟风的情况。氢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应当合理把握力度和节奏，量力而行、有序推进。”“实际上，北京作为氢能源汽车示范城市，很具有代表性，北京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现状也是整个国内市场的缩影。”孙立清说。（文中王贵、刘厚均为化名）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周信，经济观察报记者

近日，多名驴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他们在湖南桂东县境内的齐云山露营时，遭遇了帐篷被割，手机、手表等物品被偷的情况。驴友发文称帐篷被划、手机被偷此事发生在9月8日凌晨。当日，山顶露营地聚集了从周边省市来徒步的驴友共计约50顶帐篷。一名驴友告诉《正在新闻》，经粗略估算，至少有十几名驴友的手机被偷，经济损失在五万元至十万元之间。多位驴友发现，嫌疑人作案时间卡得很巧妙，作案手法熟练，应该熟悉上山、下山的路径及露营地情况，对驴友的动向也很清楚。还有驴友认为，至少应有两个人协同作案。9月18日下午，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公安局沙田派出所一民警告知驴友称，案件出现新线索，有进展会及时通报。近两年来，因风景秀美、云雾缭绕，且是尚未开发的野生景点，齐云山受到越来越多徒步爱好者的追捧，周边居民也依附齐云山做起了小生意。失窃，在这里还是第一次发生。户外露营，手机被偷了刘鹏去齐云山是临时决定的。他今年35岁，在浙江金华从事工程相关工作，玩户外两年来，他每月都要外出徒步一到两次，花去月薪的五分之一。他在短视频平台刷到齐云山，被齐云山的云海、日出吸引。9月7日，他和两位驴友一起，坐了九个小时的火车到达江西省赣州市，又驱车数小时、徒步四五个小时，终于在下午四点抵达齐云山山顶。然而，这次露营却成了一次令人不快的经历。8日凌晨，刘鹏发现自己的手机和新买的运动手表被盗，帐篷上还多了三道口子。凌晨四点半，刘鹏醒来时天还没亮，他习惯性摸了一下手机，没摸到。刘鹏以为是自己睡着的时候手机滑到了帐篷的其他位置，刚准备开始找，就听到有人在帐篷外说手机找不着了。“当时我还是不觉得真的有小偷，因为我在户外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刘鹏把帐篷里里外外翻了一遍，仍然没见到手机的影子。同时，他发现帐篷上多了三道口子，都是30厘米左右长，且位置分别在他躺下时对应的头部、脚部和侧面的位置——他新买了三个月的运动手表也不见了。手机、手表加上帐篷，刘鹏的损失超过了一万元。刘鹏发现帐篷上多了三道口子他戏称，“这是一趟收费一万元的旅程。”后来露营的人陆续醒来，越来越多人发现自己的手机被偷。刘鹏告诉《正在新闻》，粗略统计下来，大概有十顶左右帐篷被划，十几部手机被偷。一名驴友的手机价值9000多元，也是新买的。据这名驴友说，他睡着时手机还在充着电，8日凌晨三点半，他醒来时发现手机电充满了。五点多，他再次醒来时，手机就不见了。根据自己和这名驴友的时间线，刘鹏推测，事情应该发生在9月8日凌晨三点半到四点半之间。上饶人邵明发现手机丢失时是9月8日早上六点，他帐篷上的口子15厘米左右，出现在枕头边上，“一伸手就能摸到手机的位置”。发现手机被盗后，同帐篷的驴友提起，他睡着后感觉自己的脚被什么东西触碰过，当时以为是风或者别的什么动物，当下没有在意、继续睡了过去。“我们觉得可能就是嫌疑人，先碰到了他的脚，就摸清楚了手机的大概位置。我帐篷上只有这么一道口子，在外面是看不清里面的情况的，所以只能这么解释。”李贺敏是赣州市崇义县人，崇义县距离齐云山约一个半小时车程。事发当晚，他是在齐云山顶出租帐篷的商户之一，租出去的20顶帐篷里有一顶也被划了口子。“一道口子在外帐，七八厘米左右，还有一道在内帐，接近20厘米长。而且外帐的口子在帐篷顶上，内帐的口子在底部。”李贺敏告诉《正在新闻》，帐篷的外帐起防雨、保暖作用，内帐则是一层半透明的网格布，嫌疑人应该是先割破了外帐，观察了帐篷内部的大致情况，才割破内帐摸手机。两天后清理垃圾时，李贺敏还在这处帐篷驻扎的位置发现了一个剃须刀刀片的包装。帐篷驻扎位置有一个剃须刀刀片的包装可疑的“窃贼”帐篷被划、手机被盗的消息在齐云山顶的露营区传开后，9月8日凌晨夜爬上山看日出的驴友提供了一条线索。有驴友说，他们上山时遇到一位正在下山的中年男子，看着大约三十来岁。因为只有这一人下山，且穿着与普通驴友不同，所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名男子穿着拖鞋和短裤，戴着黑帽子，背着商务包。邵明告诉《正在新闻》，单就戴帽子这一项，就能与徒步的驴友区分开来，“我们一般不戴帽子，会很闷。”山脚下光菇山农庄的老板娘向刘鹏证实了这件事。老板娘说，当天早上八点半左右，她也看到这么一个独自下山的人。“大部分人爬齐云山是为了看日出的，天还没亮就逆着人流下山，比较反常。”刘鹏告诉《正在新闻》。刘鹏还分析了嫌疑人可能的上山时间。刘鹏说，9月7日晚上六点到十二点期间一直在下雨，而且雨势较大，他认为嫌疑人不可能在这段时间顶着大雨上山。同时，由于上山至少要花去四个小时，如果走夜路，需要的时间更长，刘鹏据此认为，嫌疑人大概率是像他们一样，在7日下午或者傍晚就已经抵达齐云山顶。“山顶就这么点地方，他要躲雨，要么是待在帐篷里，要么是躲在附近的铁庙或者小卖部里。”刘鹏说。邵明给出了更多推测。“首先，我觉得至少有两个人同时作案。”邵明说，“割帐篷的时间长了难免发出动静，所以应该是短时间内完成的，但是一个人不太可能做得到。”同时，邵明认为嫌疑人的身材应该比较娇小，至少比他的块头要小。“他割的那个口子，我手从那里伸进去的时候老费劲了。”邵明告诉《正在新闻》，他身高170cm，体重90kg。更重要的是，驴友们认为嫌疑人应当有一定户外经验，熟悉帐篷构造、齐云山路况。刘鹏说，事情发生的时间不仅是露营的驴友们睡下后的时间，也卡在夜爬上山看日出的驴友到达山顶之前。同时，当晚的雨下得很大，即使后半夜雨停了，下山的路也很难走，邵明说，他第二天早上八九点下山时还摔了好几跤，“而且凌晨天还是黑的，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完成作案，肯定是对当地情况很熟悉的了。”山脚下光菇山农庄的老板张强也认为嫌疑人可能来自周边县市。张强告诉《正在新闻》，虽然这两年经常有外省来的驴友在齐云山露营，但是外地驴友专程来齐云山偷东西的可能性不大。他认识几位曾背物资上山售卖的村民，但张强也说，这些人看着老实，知根知底，“不太像能做出这种事的人”。新晋“网红徒步路线”许多人也许没听过齐云山。在安徽黄山休宁县，还有一个更出名的道教文化齐云山。而赣南的齐云山，则是近两年才被户外爱好者发掘出来，成为新晋的一条“网红徒步路线”。公开资料显示，齐云山地处桂东县普乐镇、新坊乡与江西省崇义县思顺乡、上犹县五指峰乡交界处，主峰齐云峰海拔2061.3米，为赣南第一高峰，因山势高峻，山顶终日云雾缭绕而得名。在生活类app小红书上搜索江西齐云山，能发现，几乎发帖的都是户外爱好者。标题有“你只知道武功山，却不知道江西齐云山”“武功山人太多，来齐云山刚好”“你一句向云端，我连夜赶到齐云山，太美辣”……但相比而言，齐云山还是一个很小众的户外目的地。社交媒体上有关齐云山的贴子内容邵明说，齐云山吸引驴友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尚未进行商业开发，三条上山线路里只有一条修建起了台阶，还是今年刚刚开始修建的。然而这恰恰是徒步者所钟爱的。“相比成熟的风景区，户外徒步的驴友更喜欢这种没有开发的景点，更有挑战性。”同时，齐云山还曾被写进徐霞客的游记里。在李贺敏的印象里，齐云山露营是2022年、2023年左右火起来的。“天气好的时候，一天下来可能就有三四百号人，这两年以前可能就几十号人。”事发前的9月7日晚上天气恶劣，山顶的露营区仍然有至少50顶帐篷。齐云山山顶露营区里的帐篷开了六七年农庄，张强眼见着齐云山在户外圈里慢慢火起来。“打个比方，比如2019年国庆期间，来这里的驴友可能有三五百人，但是去年国庆最少都有800人。”同时，从前的客人大部分来自广东，如今来自福建、湖南、江苏、浙江等等各省份的游客都有。人流带来生意，也就这一两年的时间，从鹅形村到齐云山山脚下的这条小路上，五六百米的距离里陆续开起六七家农庄。附近村民也看见商机，常有本地人背物资上山，卖水、泡面给来露营的驴友，也出租帐篷。“我们农村人没有固定的工作，都是在外面打打零工，有什么做什么。”张强说。也正因为无人管理，齐云山上的垃圾只能由山顶小卖部的老板就地焚烧。后来人越来越多，老板烧不过来，于是裹着土的、新扔下的垃圾，全都堆积在了黄土里。刘鹏对齐云山的印象不好，他用“狼狈不堪”形容这趟旅程。除了手机手表被偷，他还告诉《正在新闻》，自己从没在户外见过这么多垃圾。“爬了这么多山，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实在太难受了。”刘鹏仍然希望事情能有个结果。直到十天后，9月18日下午，刘鹏才收到办案民警的消息，称有了线索，有结果后会向社会公布。（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原标题：又大开杀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