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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特朗普在纽约长岛拿骚体育场，现场图当地时间9月18日，唐纳德·特朗普在险些遭遇第二次暗杀后，前往了纽约，在长岛拿骚体育场对着自己的上千名支持者喊话。尽管纽约之行是特朗普参加竞选活动的一部分，但此次的行程未免有些太戏剧化了，就跟现年78岁的前总统本人一样，总是充满着不确定性，进而也让喜欢他的人更加疯狂，而讨厌他的人则越发鄙夷。艾娃·路易斯撩起背心，现场图当特朗普发表演讲时，一位名叫艾娃·路易斯 (Ava Louise）的女士引发了轰动，以至于她身边的人都无法专心听前总统说话了。别的人在欢呼的时候，最多是起立鼓掌同时大声欢呼，而路易斯则多了一个环节，把身上仅有的一件背心给撩了起来，“我想让他大饱眼福，”路易丝在事后接受采访时很是直接地说道，但估计因为距离太远而不会被注意到。艾娃·路易斯，资料图现年26岁的路易丝是一名模特，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而她在人群中这一次不那么雅观的行为，也让她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警方试图指控我，他们对我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怒，”路易丝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不过现场的特勤局特工似乎不太介意路易丝的行为，他们让她和她的男朋友平安地离开了现场。“我会向特朗普提供资金，以补偿我所制造的所有麻烦。”路易丝很是自信地表示，她通过在社交媒体上晒照，每月可以赚到10万美元，“等我攒够了50万美元，就送给特朗普。”此外她还表示说：“特朗普是一名企业家，我也是一名企业家，所以我理解他。”对于路易丝的表现，特朗普方面尚没有予以回应，或许是觉得有点儿尴尬？特朗普原定到访的犹太熟食店，资料图这边女模特想要不顾一切地引起特朗普的注意，但另一边，原本安排好和特朗普见面的人却“避而不见”了，当然这也并非他的本意。据报道称，特朗普原定于在当地时间19日下午前往布鲁克林的一家受欢迎的犹太熟食店举行竞选活动，但不得不取消了，因为店老板突发心脏病去世了，享年76岁。可以看到熟食店外面已经设置好了金属栅栏，但因为店门上张贴的讣告，这些东西也就暂时没有用处了。沙洛姆·约瑟夫·戈特利布和犹太人代表，资料图店老板名叫沙洛姆·约瑟夫·戈特利布 (Shalom Yoseph Gottelib），被认为是一位尽职尽责的父亲和勤劳的商人，同时也极富同情心，经常向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据称当特朗普团队和戈特利布先生商量，要在他的店里举行活动时，这位虔诚的犹太教信徒很是惊讶，因为他不怎么关心政治，不过倒也没有拒绝，这也符合他的性格，“他很好说话。”戈特利布在去世前几天，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上周还参加了孙女的婚礼。但就在本周早些时候他被送入了医院，进而在19日上午去世了。

特斯拉为降本增效宣布裁员10%，涉及员工多达1.4万人。然而或许连特斯拉都没能想到的是，该公司很快便切身体会到“裁员裁到大动脉”的窘态。据华尔街日报9月16日报道，在今年4月的大规模裁员后，特斯拉近几个月来超级充电站网络的扩张速度明显放缓。电动汽车分析公司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特斯拉新开放的超级充电站数量比2023年同期下降11%；在裁员后的5月至8月，更比去年同期下降28%。图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对此消息，特斯拉没有回复置评请求。不过就在上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在X上发布消息称，特斯拉正在启用更多的超级充电站。特斯拉在全球拥有6500个超级充电站，这也是特斯拉作为电动汽车品牌的主要卖点之一。然而随着汽车销量与业绩的下降，特斯拉不得不着手降本增效，而投资巨大的超充网络也在其列。今年4月，马斯克向员工发送内部信宣布全球裁员10%的决定，并表示裁员是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其中在特斯拉效力长达18年、作为马斯克核心副手的动力总成及能源工程高级副总裁德鲁·巴格利诺(Drew Baglino）也宣告离职。更有部分特斯拉员工通过社交网络宣称，马斯克决定解散超级充电业务部门，包括团队负责人丽贝卡·蒂努奇（Rebecca Tinucci）和新产品负责人丹尼尔·何 (Daniel Ho)在内的大约500名员工均被裁。对此，马斯克曾在社交平台回应称，特斯拉仍计划发展超级充电站网络，只是新建站点的速度会放慢，侧重于扩建现存充电设施。但特斯拉对超充团队的裁员之举，还是很快使行业陷入乱局：一些超级充电站场地的建设被迫暂停，而一些正在与特斯拉谈判建设充电站的场地业主，也因裁员而发生混乱。在裁员后的头几周，特斯拉的合作伙伴和承包商便很难再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到他们在特斯拉的联系人。无奈之下，特斯拉试图启用新的领导层和团队来使超充业务重回正轨。图为特斯拉超级充电桩今年5月底，特斯拉又返聘了超充团队的几名高级成员，包括该项目的负责人马克斯·德泽格尔(Max de Zegher)，以及在北美运营该项目的少数管理人员。一份组织结构图显示，特斯拉的长期高管迈克·斯奈德（Mike Snyder）此前曾负责其工业电池项目，现在他接管了充电团队，负责监督此前由巴格利诺领导下的几个项目。同时，马斯克又称计划花费5亿多美元（约合人民币35.5亿元）来完善超充网络。不过马斯克同时还表示，以上费用只是用于新工厂和扩建，还不包括运营成本，因为运营成本要高得多。尽管特斯拉一直在努力重建超充团队，甚至重新雇佣此前被解雇的员工，但其今年充电网络的扩展还是受到明显的制约。知情人士表示，特斯拉仍致力于扩大超充网络，但现在只能依靠更少的员工来完成过去的任务。除此之外，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放缓还对不少非特斯拉车主造成影响。因为在此之前，特斯拉曾与多家车企达成合作，使后者能够应用特斯拉的超充桩进行充电。因而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持续放缓，可能会对整个行业的充电体验产生影响。福特与特斯拉就充电达成合作2022年11月，特斯拉曾提出车企应采用统一充电标准，并分享其充电连接器设计，鼓励充电网络运营商和车企采用该技术。2023年5月，福特汽车率先宣布与特斯拉达成合作，自2024年起允许福特电动汽车的车主使用特斯拉位于北美的超过1.2万个超级充电站。不过，福特汽车的车主仍需要通过使用适配器来使用特斯拉的超充桩。为此，福特还计划从2025年开始为其下一代电动汽车配备特斯拉的充电端口，包括一款电动皮卡和一款7座SUV。今年3月，吉利控股集团旗下高端纯电动品牌极星也宣布与特斯拉中国开启充电网络互联互通合作。极星2和极星4的用户可在特斯拉中国大陆地区开放的超级充电站、目的地充电站进行充电。截至3月，特斯拉已在中国大陆地区对极星开放800多座充电站和4600多个充电桩，网络覆盖200多座城市。同年6月，美国造车新势力Rivian也宣布从2024年开始，Rivian车主将可通过适配器使用特斯拉超充桩；自2025年起，Rivian将采用特斯拉的充电标准。特斯拉对外部企业开放充电设施，还使特斯拉有资格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以扩大充电网络。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公司已获得约37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62亿元）的公共资金，用于在美国建造88个超级充电站。今年7月和8月，特斯拉分别从马里兰州和亚利桑那州获得18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77万元）和2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57万元），用于在当地建设充电站。随着越来越多的车企计划加入该网络，特斯拉的扩张需求变得更加突出。然而由于充电部门裁员，特斯拉与其他车企的合作也随之出现了障碍，主要问题包括充电软件的适配，以及充电桩适配器的分销等等。此外，特斯拉还计划在2024年春季之前扩大对通用汽车、沃尔沃汽车和极星的充电支持范围，但目前特斯拉的网站则显示这些新增内容为“即将推出”。在研究和咨询集团Atlas Public Policy的创始人尼克·尼格罗（Nick Negro）看来，这是自超级充电站首次发布以来，特斯拉实际上面临着最大的挑战之一。君迪（J.D.Power）电动汽车业务执行董事布兰特·格鲁伯（Brent Gruber）也表示，这是向非特斯拉车主开放网络后的一大不利因素。特斯拉超充业务要想在裁员后重回正轨，依然任重道远。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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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深圳日本人学校被刺学生不幸去世，警方通报称嫌犯为单人作案已依法刑拘）

对通信、信号等安全，要引起足够重视；还是要发展科技，将信息安全、国家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发散性思维，防微杜渐，对所有有可能达成的攻防，尽可能多的有预见！文 | 海上客在昨天（9月19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黎巴嫩真主党使用的通信设备通过远程设备爆炸，造成伤亡，外交部发言人林剑表示：“中方高度关注相关的事件，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主权和安全的行为，对事件可能引发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表示担忧。中方呼吁有关各方切实维护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的态度再明白不过。外交部的言下之意就是，黎巴嫩的主权和安全受到了侵犯。当地时间9月17日、18日，黎巴嫩遭遇至少两轮通信设备爆炸 图：央视新闻01不妨看看黎巴嫩究竟遭遇了什么。当地时间9月17日，黎巴嫩多地遭遇传呼机爆炸，导致伤亡。正当各方在探寻爆炸原因的时候，18日，又发生对讲机等通信设备爆炸。海叔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得到的信息是——已有37人死亡，3000多人受伤！情况不可谓不惨烈！要知道，黎巴嫩真主党之所以采用传呼机来进行通信联络，就是发现智能手机等设备极其容易被跟踪而暴露行踪，导致安全无法保障。因此，其在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之后，由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发出号召，让大家转而使用技术含量较低、更难进行信号追踪的寻呼机。特别是在多名黎巴嫩真主党指挥官被以色列暗杀以后，传呼机更成为黎巴嫩真主党成员特别喜欢使用的通信工具，称为“标配”亦不为过。黎巴嫩真主党使用的传呼机爆炸 图：央视新闻然而，当地时间9月17日所发生的情况证明，传呼机并不靠谱。说炸就炸。而在传呼机爆炸事件之后第二天，另一种通信设备——手持式对讲机又炸。各种说法不一而足。有说这传呼机里暗藏了炸药的，也有说是通过遥控设备令电池发烫产生爆炸的。海叔要说，目前已经查明爆炸的这些寻呼机大约都是使用了半年多，采购路径相同。那么，对讲机呢？媒体也好，社交网络也罢，许多人将矛头瞄准了以色列。是不是以色列干的？电池爆炸能炸出这么巨大的伤亡？还是有人预先在这些设备里安装了炸药？种种质疑，得不到答案！以色列方面从总理内塔尼亚胡，到外交部长卡茨，还有国防部长加兰特，尽管在事件发生后已经多次面见记者，却对寻呼机、对讲机爆炸一事含糊其辞、王顾左右而言他。9月17日，在黎巴嫩贝鲁特一家医院，人们等待为传呼设备爆炸事件伤者献血 图：新华社那架势：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他们在害怕什么？难道害怕承认所作所为，而被人称为“恐怖主义者”？02这样的袭击，恐怖在哪里？海叔感觉，最大的恐怖之处在于其不确定性。既然寻呼机、手持对讲机在黎巴嫩被大范围使用，则一旦开启此种爆炸模式，生活在当地的人们就会无时无刻不生存在一种惶恐之中，生怕下一次爆炸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恐怖主义行径的一大特征就是无差别攻击。那么，黎巴嫩方面是否遭遇了“无差别攻击”呢？海叔认为，是这样的！尽管看上去似乎受到攻击的是黎巴嫩真主党，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在一起办公，或者拉出队伍准备和以色列干的时候被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处于一种在部队、受到军队规章管制的阶段。他们中不少人充其量只是民兵。所谓民兵，当然是战时从戎，而平时是与普通居民混居混住，且还得时不常地串串门，调和一下邻里关系。也就是说，他们是以平民的姿态，出现在平民之中的。9月18日，在黎巴嫩贝鲁特的通信设备爆炸遇难者葬礼上，一名真主党成员手中的对讲机卸下电池 图：新华社甚至，也不能排除与他们中某些个体交往的其他平民，压根就不知道这些人的黎巴嫩真主党成员身份。这时候，如果爆炸发生，就会有平民伤亡。当然，以色列方面恐怕也不在乎什么平民伤亡。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以色列国防军狂轰滥炸。甚至还有以色列士兵在轰炸完后进入被炸毁的巴勒斯坦人居所，拿出里面的奖状，或者儿童玩具以炫耀“军功”。内塔尼亚胡 图：资料这时候，哪怕国际社会呼吁以色列军队，包括诸如摩萨德等机构罢手，不要屠戮平民，又有什么用呢？最近，就在最近，当地时间9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以色列退出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不妨看看以色列会退兵吗？还是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继续在联合国场合破口大骂各方。03言归正传。海叔认为，这次黎巴嫩真主党所遭遇的通信器材通过远程设备爆炸，是一种新型恐怖形式。谁也想不到，在21世纪20年代中叶，一种本已淡出人们视野的通信工具，竟然因为战事而重新为人所成规模使用。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之而来的竟然是利用传呼机、对讲机网络，甚至这些目前来看的低端设备本身，制造爆炸。这当然也证明战争形态千变万化。对我们来说，足以引起重视的是：1.对通信、信号等安全，要引起足够重视；2.还是要发展科技，将信息安全、国家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3.发散性思维，防微杜渐，对所有有可能达成的攻防，尽可能多的有预见！

9月18日，深圳日本人学校的一名学生在上学途中被歹徒持刀伤害，最终抢救无效于19日凌晨去世。记者从深圳警方获悉，经调查，该案属偶发个案，犯罪嫌疑人钟某对持刀伤害学生行为供认不讳，已被依法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图为深圳日本人学校9月18日上午7时55分，深圳日本人学校一名10岁学生在与家人步行上学途中，遭遇犯罪嫌疑人钟某持刀行凶。事发后，深圳公安机关迅速到场处置，钟某被当场抓获，受伤学生被立即送往附近医院救治。据深圳市卫健委介绍，市急救中心120接报后，按照就近原则第一时间调派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人民医院救护车前往现场救治，伤者于8时15分送达医院。有关方面迅速组建医疗救治组，组织深圳市医疗专家会诊急救，同时协调省卫健委调派省医疗专家参与救治。“救护车8时05分抵达现场，医疗人员立即采取多项急救措施抢救，恢复心跳后送手术室。”医疗救治组组长、深圳市儿童医院院长麻晓鹏介绍，“多名专家持续全力抢救，然而，伤者因伤势过重于19日凌晨1时36分宣告不治。”麻晓鹏透露，在深圳市卫健委协调下，深圳市人民医院、深圳市儿童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以及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多学科专家到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支援抢救。“救治过程中，专家组与伤者家属保持密切联系，第一时间告知伤者最新情况以及急救措施，获得家属配合与认可。”记者从深圳市公安局了解到，案发后，犯罪嫌疑人钟某被当场抓获。经审查，钟某，男，44岁，汉族，无固定职业，2015年因涉嫌破坏公用电信设施被东莞警方取保候审，2019年因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深圳警方行政拘留。钟某对持刀伤害该学生的行为供认不讳。经调查，该案属偶发个案，钟某为单人作案。钟某已于9月18日案发当日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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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 阮佳琪】 在全球化背景下，黎巴嫩近日发生的连环通讯设备爆炸事件，正给全球供应链渗透敲响警钟，日常设备的 “武器化” 可能引发广泛担忧。 然而，“逻辑清奇”的美媒又犯老毛病，彭博社、《纽约时报》等报道接连借机炒作“中国威胁论”，以己度人揣测称美国在各类商品和服务上过于依赖中国，也可能被中国加以利用，从而发生类似的设备“武器化”事件。 事实上，恰恰是美方惯于如此行事。这些美媒在细数美国针对他国的过往行动时可谓“如数家珍”，素材丰富情节跌宕，远比它们对中国提出的无端指控要“精彩”得多。 发生爆炸的寻呼机残骸。视觉中国 彭博社20日的报道指出，黎巴嫩的寻呼机和其他设备爆炸事件，标志着利用供应链打击对手的方式迎来新一轮致命升级，这也使全球领导人减少对竞争对手技术依赖的行动变得更为急迫。 “渗透供应链是情报部门的一个相当常规的工具。”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官员特里普利特（Holden Triplett）说：“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它主要用于收集情报，但正如我们最近所目睹的那样，它也可用于定点清除。” 另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国前高级情报官员称，黎巴嫩爆炸案只是目前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供应链袭击中最新的，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起。他进一步解释道，这些袭击往往需要数年的准备时间，而且通常目标明确，以限制附带损害。尤其拦截行动，即在货物运抵最终收货人之前对其进行拦截和篡改的行动，极为猖獗。 文章称，尽管多年来诱杀装置一直被用于间谍活动，但黎巴嫩发生的爆炸事件甚至让一些“经验丰富”的官员都深感震惊。他们担心，有助于廉价商品生产并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全球化供应链，可能会沦为外国对手手中的武器。 话音刚落，美媒便不出所料地将一口大锅扣向中国。报道引述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莫尔顿（Seth Moulton）的话开始无端指责，“如果以色列能做到这一点，中国也能做到。漫长又不透明的供应链留下了太多容易被利用的漏洞，我们需要与我们的盟友密切合作，制定战略来弥补这些漏洞。” 彭博社指出，华盛顿一直在寻求减少乃至消除在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方面对中国公司的依赖，包括拆除来自中国的硬件设备。然而，在两国利益密切交织的今天，美国很难从相互依存的供应链中抽身。 “替代方案很难找。”报道援引美国政府数据分析公司Govini的数据举例称，去年美国海军在其“关键技术”供应链中减少了约40%的中国供应，但美国空军和其他国防机构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有所上升。 然而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美媒基于美国自身黑历史的无端揣测：彭博社承认，事实上，多年来一直利用美国在许多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在供应链上对竞争对手动手脚的恰恰是美国情报部门——无论是十多年前美国特工改装美国科技公司运往海外的设备，还是美国为打击伊朗核计划进行的“Stuxnet行动”。 “Stuxnet行动”指的是，15年前，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开发出世界上首个针对工业控制系统的恶意蠕虫病毒，对伊朗核设施内的离心机进行破坏，导致伊朗铀浓缩项目发展陷入长期停滞。 《纽约时报》的报道中也提到这一案例，还洗白这项往他国关键设施注入恶意代码的故意破坏行为是一次“巧妙”的行动，声称这次行动尽可能减少了对普通平民造成的伤害，然后怪罪那些窃取了代码的其他势力，在修改代码后将之用于广泛目标，只字不提美国才是这些罪恶行为的源头。 当地时间9月17日，黎巴嫩多地发生爆炸事件，涉及多个小型无线电通信设备，受伤人数超过4000人。视觉中国 “进入供应链搞破坏（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新鲜。”《纽约时报》甚至用一种耀武扬威的口吻又提起了另外两个案例：一个是十多年前美国拦截了运往伊朗的电力供应，造成伊朗核设施停运。再早些时候，美军甚至干过在伊拉克把应邀来访的伊朗电力部代表团全员逮捕的丑恶之事；另一个则是，2019年美国被爆向俄罗斯电网等基础设施植入了恶意代码。 尽管美方恶行累累，这家美媒居然还厚颜无耻地倒打一耙，继续炒作美方炮制的所谓中国黑客组织“伏特台风”，污蔑中国向美国电网中植入了可能关闭电灯和供水系统的恶意软件。 哥伦比亚大学的网络专家希利（Jason Healey）亦附和称中国和俄罗斯破坏过太多次美国电网，还危言耸听地谈起中国和俄罗斯引爆电子设备的可能性。 早在今年4月，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专题报告，就揭示了美国政府机构策划实施的“伏特台风”虚假叙事行动计划至少起始于2023年初，其目的就是要长期延续美国的《涉外情报监视法案》第702条款，同时也为美国对他国实施网络攻击寻找借口的幕后真相。 7月8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剑回应相关问题时指出，这项虚假信息行动是由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联邦调查局（FBI）等情报机构幕后策划，美国国会反华议员、美国多个联邦政府行政部门以及“五眼联盟”国家网络安全主管部门共同参与的一场舆论操控闹剧，强烈谴责美方不负责任的做法，敦促美方作出解释并立即停止对中国的诬蔑抹黑。 鉴于美国黑历史众多，港媒《南华早报》早前报道称，多名专家认为，黎巴嫩发生的一系列通信设备大规模致命爆炸，或将促使中国对与美国有关的电子通讯产品更警惕。 由于涉事通信设备涉及台湾地区厂商，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拉赫曼特别表示，中国大陆可能会以更加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台湾地区所生产的电子和通信产品，同时对台湾其他产业也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华为MateXT非凡大师于今天（9月20日）10:08开售，同一用户仅限购买一台。开售后，Mate XT非凡大师全部型号迅速售罄。华为商城、京东、天猫旗舰店等线上平台均“暂时缺货”。网友发文称没抢到华为三折叠手机目前华为商城更新了购买页面，显示9月21日10:08继续进行售卖。华为商城显示9月21日继续进行售卖9月20日，华为产业链概念股集体走高，华为昇腾、鸿蒙等方向涨幅居前。截至发稿，常山北明、拓维信息、盛视科技涨停，软通动力、润和软件、中孚信息等多股跟涨。据上海证券报报道，9月20日早间，华为常务董事、终端BG董事长、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董事长余承东现身上海南京东路旗舰店，出席华为MateXT非凡大师的首批交付仪式。余承东在交付仪式上表示，华为三折叠屏手机热销的程度远远超出预期，团队正在加班加点扩产能。9月10日，华为首款三折叠屏手机——华为 Mate XT非凡大师价格正式公布，其中256GB版本售价19999元、512GB版本售价21999元、1TB版本售价23999元。据介绍，该机完全展开为10.2英寸的屏幕，为全球屏幕面积最大的折叠屏手机，同时仅有3.6毫米厚。其配备华为天工铰链系统，实现双轨联动，第一次实现内外弯折，使用UTG玻璃，复合超韧叠层让抗冲击能力提升30%。机身内电池为业界最薄，仅有1.9mm，三块电池等效5600毫安时容量，支持66W有线快充和50W无线快充。该手机同时支持灵犀通信和天通卫星通信。余承东称这是全球首款三折叠手机，可以三折使用。比如出差办理值机、看信息的时候，一折就可以，便捷从容；在候机的时候，要展开看信息，可以两折，高效浏览；在飞行途中要看资料，如行业PPT分析报告，可以三折浏览。而最让股民激动的是宣传片中的炒股画面。华为三折叠手机宣传片中的炒股画面此前，这款手机预约抢购的人数创下惊人的数字。据华为商城官网数据显示，在开售前，华为 Mate XT非凡大师的预约人数已超过600万人。超600万人预约抢购微博上，不少网友表示没有抢到。还有网友表示，某些电商店铺挂出的售价已经到6万元。有电商店铺售价已达6万元也有部分网友晒抢到的截图，还有人抢到后第一时间出售，并表示“价高者得”。网友称抢到手机可高价转卖在二手平台上， 三折叠屏手机Mate XT的价格已经被炒至少则两三万元，多则八九万。知名消费电子分析师郭明錤昨日发文称，其最新供应链调查显示，由于市场需求热度较高，故翻倍上调华为三折叠手机MateXT的2024年出货量预测，已经由50万部上调至100万部。Counterpoint Research近日发布折叠屏智能手机出货量追踪报告称，全球折叠屏智能手机出货量在2024年第二季度同比增长48%，中国持续引领折叠屏手机市场增长，占总出货量超过一半。曾经几乎完全由三星主导的折叠屏市场，现在已经成为手机品牌厂商之间激烈的竞争战场。该机构还表示，尽管市场竞争激烈，华为在2023年仍稳居中国折叠屏手机市场份额首位，占比高达39%。IDC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厂商在折叠屏手机上积极投入和布局，使中国一直都是全球最大的折叠屏手机市场，预计未来中国折叠屏手机市场将会长期占据全球40%左右的市场份额。随着铰链、屏幕等相关技术的日渐完善，良品率得到提升，折叠屏手机的价格有望不断下探。预计2024年中国折叠屏手机市场出货量约1068万台，同比增长52.4%；至2028年，中国折叠屏手机出货量将超过1700万台，五年复合增长率达19.8%。不过，郭明錤此前强调，仍需注意在9月20日开卖后的市场需求热度能否延续。他指出，过往华为旗舰机型也曾有过发售后需求快速下滑的例子。目前市场对2024年全球折叠屏手机的出货量预估已由3000万部下调至1500万部，他对其背后原因也进行了总结：1）软件设计难以适配目前的大尺寸屏幕。当前传统双折叠手机展开后纵横比例大多为1：1或4：3，在软件适配上存在难点；2）折叠屏手机利润率较低，从而影响了品牌厂商开发与销售折叠手机的意愿。符合行业共识的是，当下折叠屏手机仍然面临技术难度大，开发成本高企等问题；3）折叠屏幕耐用度不佳，这也是目前其他品牌尚未跟进华为推出三折叠屏手机的最大顾虑来源。编辑|卢祥勇 杜波校对|程鹏每日经济新闻综合自都市快报、每经App、财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