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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淑威（记者 张思颖）09月18日,观察者网消息，据《纽约时报》等美媒11日报道，当地时间10日傍晚，美国民主党人、克林顿政府时任驻华大使尚慕杰（Jim Sasser），在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的家中去世，享年87岁。据其儿子格雷（Gray Sasser）透露，死因系心脏病发作。作为美国第六任驻华大使，尚慕杰是中美关系发展历程中的一位重要参与者。在其任上，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尚慕杰离任之际，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执行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军事行动中，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馆内3名中国记者遇难，20多人受伤，整个中国外交馆舍损毁。事发后中方多次紧急召见尚慕杰，表达对美国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最强烈抗议和严正交涉。2006年8月15日，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美国前参议员、前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在全美州议会联合会上讲话。视觉中国1936年9月30日出生于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尚慕杰，在88岁生日的几周前离世。其一双子女在声明中回顾了他的政治遗产，赞扬他致力于公共服务的精神，强调他为改善普通民众生活所做出的贡献感到自豪。综合《田纳西人报》报道，除了田纳西州的民主党人，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也向尚慕杰的家人表示哀悼。他的父亲老戈尔（Albert Arnold Gore Sr.）在1970年田纳西州参议员连任竞选失败时，尚慕杰是老戈尔的竞选经理。1976年，尚慕杰首次以民主党人身份参加美国国会参议院竞选时，还获得了戈尔家族的支持。此后，律师出身的尚慕杰开启了长达18年的参议员生涯（1977年至1995年），并在此期间升任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1989年至1992年）。直到1994年国会选举，原本被普遍看好将第四次连任，更有望当选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尚慕杰，爆冷输给了当时的共和党政坛新秀，比尔·弗里斯特（Bill Frist）。此次失利也导致了民主党自此失去了对田纳西州的控制。在尚慕杰回归私人生活后不久，出生于南京的“中国通”、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在1995年初要求解职，同年5月克林顿任命尚慕杰接替大使职位，任职至1999年。《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官员的说法报道称，尽管尚慕杰当时并没有外交或涉华事务的背景，但克林顿认为他是一名值得信赖的盟友，对外交事务把握得当，学习能力强，能够在复杂情况下表现出色。报道补充称，克林顿之所以注意到尚慕杰，是因为他认为对方和自己一样，是“志同道合的温和派自由主义者”。1993年，尚慕杰主导了克林顿政府的第一份预算案，并在没有共和党人投票的情况下通过预算案，进而实现美国年度财政赤字逆转。《纽约时报》提起，尚慕杰在2021年受访时回忆大使工作时曾表示，“克林顿（当时）向我提供了很多职位，但我只对担任驻华大使感兴趣。”他说，他认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是未来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因此我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事情。”前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劳木”采访尚慕杰。当时，由于美国方面一再炒作台海问题、中国货轮“银河号”事件，污蔑中方窃取美国核技术、干涉美国大选，导致本就尚未完全恢复正常的中美关系不断恶化，尚慕杰直到1996年2月才向中方递交国书正式上任。大使任期内，尚慕杰被认为在缓解两国紧张局势，并加强中美关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1997年，他和克林顿政府通过谈判与中方达成了一项价值20亿美元的贸易协议，包括向中国出售波音客机等；他还推动了中方对香港回归后保留美国驻港领事馆的许可事宜。此外，1999年4月，在尚慕杰的极力推动下，美国孟菲斯动物园还与中国动物园协会达成协议并签署意向书，向中国租借到两只大熊猫，也就是后来的“丫丫”和“乐乐”，为期二十年。2023年租约期满，在引发健康状况争议后，“丫丫”回到祖国，“乐乐”因“心脏病变”在美病逝，遗体也已送回国内。在尚慕杰自己看来，任上推动中美元首互访，是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以来最大的闪光点。“这无疑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高潮，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时年72岁的尚慕杰曾这样回忆道。1997年10月底，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隔年6月，克林顿受邀回访中国。当时这是美国在任总统9年来第一次访华，也是克林顿任总统以来第一次专程访问一个国家，表明美国政府对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视。美国前民主党众议员戈登（Bart Gordon）评价说：“他（尚慕杰）成为驻华大使的时候，人们刚刚意识到中国正在觉醒，并正在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我认为，他有利于让国会更好地认识到这一点。”而就在尚慕杰离任的两个月前，1999年5月7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空袭，造成20多名使馆人员受伤和馆舍损毁。48岁的新华社女记者邵云环、31岁的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及其28岁的妻子朱颖牺牲。这起事件的发生，就在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就中国入世谈判访美的半个月后，让中美刚有起色的缓和氛围烟灰飞灭。中国外交部在当天迅速做出正式反应，怒斥炸馆事件为野蛮暴行，警告北约须对其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王英凡紧急召见美国大使尚慕杰，奉命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最强烈抗议。两天后，时任外长唐家璇代表中方再次向尚慕杰提出严正交涉，并提出四项严正要求。尽管美方做出了公开道歉，但美国政府上至时任总统克林顿，下至具体与中国进行紧急沟通的外交官员，无一不辩称，此次事件是军方地图错误导致的“误炸”。其态度之敷衍彻底激怒了中国民众，事件发生后在北京、成都等地的抗议市民和学生发起了反美游行，并包围了美国大使馆和部分领事馆，谴责北约暴行。尚慕杰事后回忆称，中国民众愤怒情绪难平，他本人受困于使馆内数日，无法依中国外交部的要求前往接受中方正式抗议；同时，他的家人在遭到包围的官邸内躲了数日，最终在他向中国驻美国大使李肇星求助后，隔日在中方雇员协助下离开。抗议民众包围美国大使馆，尚慕杰向外张望。美国新闻署而对于美方的“误炸”一说，尚慕杰也在后来的回忆中承认，无论美国有着什么样的借口，这件事情能够发生，本身就令中国无法接受，无法理解。他说，许多中国朋友只需要用一句话就能让他哑口无言，“（他们说），你们知道在贝尔格莱德的英国大使馆在哪里，却不知道中国大使馆在哪里。”据《纽约时报》报道，炸馆事件几天后，克林顿便宣布由美国退役海军上将普理赫接替尚慕杰的大使职位。虽然尚慕杰的退休安排是在炸馆事件之前就已经确定了，但美方在这起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毋庸置疑让尚慕杰的离任多少显得有些尴尬。1999年，南京大学生抗议美军轰炸我国驻南使馆。视觉中国尚慕杰返美后没再继续政治生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担任了一年的客座教授后，为中国和美国的大型企业提供了十年的商业顾问服务。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开始任教后，尚慕杰一家便定居于此。当被问及如何评价他作为参议员和驻华大使期间所做的工作时，尚慕杰曾说：“我始终认为，我在中国的3年，比在参议院的18年，为美国利益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在过去数十年间，卸去官职的尚慕杰也活跃在诸如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等致力于促进中美关系的智库组织中，主张加强中美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他多次表示，从三年半驻华大使经历中总结出的外交经验是，美国应当在平等基础上与中国进行合作，应视中国为利益攸关方，两国应建立更多互信、更多沟通，才能作出符合两国利益的决定。他还认为，中美之间的摩擦，不过是两国关系发展道路上一个“减速路障”，与90年代中美关系的“困难时期”相比，算不上大问题。尚慕杰强调，中美之间没有不能解决的争端，在两国利益密切交织的今天，中美应携手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郑淑威（记者 郑协荣）09月18日,�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