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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女经济”，可能是最近最火的消费风口。所谓“全女经济”，就是指在服务业行业中，从顾客到服务人员甚至管理人员都由女性组成，且拒绝接待男性的项目。排队现场画面但是在表面的美好下，“全女经济”却时常翻车。就在上周，一家打着“全女”招牌的小饭桌就因为倒闭，成了全网的电子榨菜。打着“全女”招牌的小饭桌成了全网的电子榨菜无独有偶，不久前长沙一家打着“全女”旗号的酒店，也因为“招收免费义工”和员工闹矛盾，成了网友笑柄。而另一家“全女酒吧”的调酒师和老板之间因为薪资等问题掰扯的事情，也成了小红书热帖。一家“全女酒吧”倒闭“全女经济”接二连三地翻车，给人一种“女性消费能力不过如此”的印象。但其实，女性仍然是现在市场上的消费主力军，“她经济”依旧是各大品牌和厂商的兵家必争之地。本应钱景无限，但接连翻车的“全女经济”到底做错了什么？带上“全女”，业绩翻倍？在搜索平台上检索“全女”，会发现“全女业务”的范畴早就超出了你的想象。全女健身房、全女酒吧、全女图书馆...甚至还有全女电工学习班、全女装修队，越来越多的消费场所被冠以“全女”的名号。全女电工班培训画面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但其实全女风潮的崛起，是一次需求的发掘。女性最多的需求，就是在一定场合下“不被打扰”。拿健身行业来说，传统健身房一般被认为由男性主导，很多女性都表达过过去锻炼时的“不悦”经历。比如其余男会员的凝视、男教练的动手动脚，甚至健身房的汗臭味也劝退了不少女性。很多女性都表达过过去锻炼时的“不悦”经历而且这种糟糕体验并非空穴来风。2021年美国的一项数据调查显示，有76%的女性在公共场合运动时会因为骚扰而感到不悦。过去的女性健身人群少，需求自然不会得到重视。而如今，女性已经能在健身人群中撑起半边天。根据乐刻健身2022年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光在他们品牌注册的女性会员就占54%，超过了男性。消费人群一多，新需求就会形成新市场。于是，打着“全女教练+学员”的健身场所就此登场，迅速笼络了不少女性健身爱好者的心。美国最大的女性健身房连锁Curves就靠着“女性向”的健身招牌，在全球开设了将近4500家分店，会员人数突破400万。图为美国一家“全女健身房”在北京，对标Curves的女性健身连锁BeauFit也颇具规模，开设了3家门店，而且单店固定会员数高达300+，复购率也很稳定。对标Curves的女性健身连锁BeauFit当然，不被打扰只是一方面，安全才是女性的普遍刚需。2018年，滴滴顺风车曾曝出过多起司机骚扰乘客的恶性事件，此后，滴滴也花了很大工夫整改自己的业务，比如在车内增加报警装置、全程录音摄像。今年7月份，滴滴更是发布了一份调查问卷，在征集的7万多份意见中，“女性可选女司机”选项获得了4.8万票的最多数。滴滴发布了一份调查问卷次月，滴滴就开始在小范围内测这一功能，消息一出，就获得了网上大批女性乘客的支持。除了滴滴，许多打着“女性友好”口号的酒吧，也时刻把“醉酒后无骚扰”的口号挂嘴边宣传。尽管饱受争议，但是越来越多的女性消费需求，确实在被慢慢挖掘。“全女经济”的蛋糕，越来越大。翻车背后，藏了两个大坑看似美好的“全女经济”，很多人入局后，才发现遍地是坑。不少一直致力于“全女创业”的公司，等到发展途中才发现，自己还要面对人员流动、项目变更这些日常琐事，和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网友吐槽“全女创业”的公司尽管风口火热，但很多人发现“全女经济”并非财富密码。其实在风口掩盖之下，“全女经济”背后藏了两个大坑。第一个大坑，就是情绪价值>专业价值。过分针对某一人群的生意，很容易陷入“过度陷入情绪价值”的坑。而“情绪价值”正是“全女经济”最闪亮的招牌比如女子电工班，会喊出“工具就是工具，不是男人的玩具”的口号；受《黑神话》影响成立的全女游戏工作室，也发誓要“打破男性在游戏行业的垄断！”全女游戏工作室发誓要“打破男性在游戏行业的垄断”前几天爆火的南通全女酒吧，也会打出“瓶瓶安安，尝尝酒酒”等口号，主打安全牌；但是情绪价值到位，不代表专业能力就能打。上个月，北京“她的山”全女徒步俱乐部就因为不够专业而翻车。这个“为了照顾会员体验，没有聘请男向导”且还能“一起探讨女性成长等议题”，的50人团，出发没多久，就被大雨和迷路困在山里，甚至有人回忆自己“差点死掉”。50人团出发没多久就被大雨和迷路困在山里当惊魂未定的消费者返回市区复盘时才发现，作为一个新手团，这次领队四人无一人提前来徒步点进行踩点，而且标注必备的头灯等设备也无人携带。不专业不仅坑人，还有可能成为智商税。有一位女性健身网红就在小红书打假过所谓“女性健身私教工作室”，指出工作室宣传的“一周三练，三个月练出蜜桃臀”等宣传纯属无稽之谈，欺负新人不懂健身。女性健身网红就在小红书打假过所谓“女性健身私教工作室”第二个大坑，就在于现实撑不起理想。很多全女健身房、全女酒吧自开业起，就面临一个大问题：自断一半财路，成本问题严重。虽然细化了赛道，但这份成本问题自然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比如北京的全女健身连锁BeauFit在成立后，一度面临赚不到钱的窘境，还是通过出售饮食、健身器材等周边项目渡过难关。北京的全女健身连锁BeauFit此后，BeauFit就迎来了数波涨价潮，30节课的课包从之前的不到3000元涨价至4480元，已经超过了同行平均线。无奈之下，女性健身仍然被困在“小众精品”的怪圈里出不去。而且，与越来越多的女性健身人群相比，女性健身教练却一直少得可怜。数据统计，在全国注册的健身教练中，女性仅占总数的16%。女性健身画面这样一来，过去打着“全女教练”旗号的BeauFit也不得不进行妥协，在扩张业务范围时招募一批男教练。在实现“真·全女”之前，可能商家先支撑不住了。滴滴的女性专车业务也面临类似问题。据滴滴调查，2021年滴滴的注册司机人数为1300万人，但其中女司机仅有60万。图为滴滴女司机而“女性专车”业务一旦全面开放，女性用户也会面临叫车难等问题，体验提升不会很顺利。看似美好的全女经济，需要的不只是需求升级，还有行业升级。“全女经济”想要爆火，不能只靠噱头翻车案例越来越多，“全女经济”也在逐渐变味。不管是全女游戏工作室散伙、全女酒吧关门，很多人都会把锅甩给“全女”二字。“全女公司”开会画面但其实，不少项目的失败都是源于从业人员不专业、团队不团结等常见的创业大坑。“全女经济”虽然是个风口，但是说到底也还是基于需求诞生的创业方向。和所有创业项目一样，想要在这条赛道上“平稳驾驶”，必须得搞清楚两点。第一点：方向>热情。很多女性创业者做“全女经济”，多半都是基于一腔热血。但不是所有行业都适合“全女经济”发展，选对方向才能事半功倍。女性健身画面就拿体育赛道来说，女性在健身领域的需求日渐增多，但是找到适合女性的运动项目才是重点。今年美团发布数据，3月以来，女子运动订单数量比往年暴增380%。而在其中唱主角的，主要是瑜伽、普拉提、舞蹈等女性占比更高的运动项目。比如，2022年数据统计，主打女性的普拉提项目，数量已经较2019年翻了三倍。而在大部分女子健身房的项目中，普拉提和瑜伽课也是卖的最好的两款课程。尽管女性的健身习惯和理念一直都在进化，但是比起全女力量、举重馆，选择瑜伽、舞蹈和Crossfit等项目，明显更加明智。第二点，则是专业>噱头。其实，有不少“全女经济”能发展壮大，并不靠正确的方向，而是硬核的实力底气。比如上海的全女子拳击馆普琳女子拳击，已经是开业11年的老店了。上海的全女子拳击馆普琳女子拳击这家店的馆长毛毛，不仅是曾经拿到过全国第二的退役运动员，还有WBC组织认证的裁判、教练、医务监督证书，专业程度放眼全国都是首屈一指。和其他女子健身不同的是，普琳女子拳击没有多余的项目，里面有且仅有提供拳击训练，比很多专业拳馆还要硬核，但论口碑和经营稳定性，却不亚于任何一间全女健身房。而且我国的女子拳击、格斗项目本就比较强势，张伟丽、常圆等女将的助威也让这一项目增色不少。除此之外，对于女性向的产品来说，做好体验升级，也比噱头和情绪价值更为重要。比如女性车主占有40%的小米Su7，就是依靠防晒功能拿下了不少女性车主的芳心。小米Su7中女性车主占有40%相比起“对你好”的口号，真正能够满足需求，才是抓住女性用户的核心。无论是男性发起还是女性发起，市面上不少打着“为女性服务”的产品和服务，都少不了暴雷的命运。很多人都说，现在的女性消费者越来越难“糊弄”了，其实，女性消费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对体验需求的升级。比起高举性别大旗，不如踏实搞好体验。图片来源于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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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高语阳昆仑嘉达新能源（广东）有限责任公司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 9月13日， 鞍山市副市长一行莅临公司考察。该消息显示，鞍山市台安县委书记苑振超，已经出任鞍山市副市长。苑振超任鞍山市副市长。苑振超1987年1月出生。2005年，苑振超以645分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入学一年后，当选校学生会主席。苑振超曾因“清华寒门学子”身份受到关注。苑振超考上清华大学时，新华社曾报道，苑振超的父亲早逝，哥哥患有脑瘫， 母亲靠收废品维持生计。父亲去世时，苑振超刚刚两岁。十几年来，苑振超的母亲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推着手推车，走大街串小巷收废品，为儿子撑起了学习生活的蓝天。另外，清华新闻网曾发布消息称，苑振超来清华读书后，在贫困新生代表座谈会上说：“我以前的想法就是毕业挣钱、回报母亲，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现在我的心里很矛盾，觉得这种想法很狭隘。我们也要为回报社会而努力学习，争取为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做到‘忠孝两全’。”2009年，苑振超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得学士学位后，放弃直博机会，回到家乡鞍山工作。当时，苑振超以辽宁省委选调生身份出任鞍山市铁西区繁荣街道办事处科员。此后，他历任鞍山市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处科员、副主任科员、副处长，岫岩县朝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岫岩县副县长，鞍山市商务局（市外事办）党组成员、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主任等职。2021年，苑振超出任台安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后担任县长。2022年，时年35岁的苑振超获任台安县委书记。今年8月25日，辽宁省委组织部发布干部任前公示。其中，时任鞍山市台安县委书记苑振超，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延伸阅读市委书记被提拔为副省级后 "70后"女市长拟进一步使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9月4日发布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黄江，女，汉族，1971年4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自治区党委委员，防城港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广西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党工委书记（兼）、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拟进一步使用任设区市正厅级领导职务。黄江曾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资料图）公开简历显示，黄江，广西桂林人，199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7月参加工作，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她早期任职于广西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2002年4月由校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学生工作处副处长调任当时县级贺州市副市长，后任八步区副区长。2006年，黄江任贺州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2009年6月任贺州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2009年11月，她职务再调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在2012年至2013年，她还挂职任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2017年，黄江调任北海市副市长、市委宣传部部长，2018年2月同时任北海市委常委，2020年2月，她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2021年8月，她任防城港市代市长，9月当选市长。此前，防城港市委书记谭丕创已被提拔为副省级。5月30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会议任命谭丕创为自治区副主席。谭丕创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资料图）谭丕创出生于1968年10月，广西贵港人，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市长，凭祥市委书记、凭祥边境经济合作区工委书记，崇左市委副秘书长（正处长级），梧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百色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钦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等职。2018年，谭丕创出任钦州市委副书记、市长。2021年3月，他转任防城港市委书记，至此次履新。“上官汇”注意到，近期多名市长出任任职地市委书记。9月5日，“安徽先锋”发布消息，日前省委决定：吴劲同志任滁州市委书记。吴劲，男，汉族，1969年10月出生，安徽巢湖人，2000年6月入党，1991年8月工作，大学学历，工学学士。2021年4月，吴劲任滁州市市长。此前担任滁州市委书记的是许继伟，他1964年6月出生，曾任滁州市市长，2021年任滁州市委书记。9月4日，“安徽先锋”微信公众号消息，日前，安徽省淮北市委副书记、市长汪华东，任淮北市委书记。汪华东，男，汉族，1972年11月生，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2022年8月，汪华东任淮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次月当选市长，至此次履新。此前任淮北市委书记的是覃卫国，他已任安徽省副省长、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9月3日，据中华先锋网消息，辽宁省委决定：李文飙同志任中共铁岭市委书记。李文飙，男，汉族，江苏泰州人，1970年5月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200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8月参加工作。2022年8月，李文飙任铁岭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并于次月任铁岭市市长，至此番履新。前任铁岭市委书记是宋诚，他1967年11月生，2021年6月起任铁岭市委书记，今年8月调任丹东市委书记。9月3日，据微信公众号“北斗融媒”消息，辽宁省委决定：高键同志任抚顺市委书记；王庆海同志任抚顺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并提名为抚顺市市长候选人。高键，男，汉族，1969年10月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2019年12月，高键任抚顺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当选市长，至此番履新。此前任抚顺市委书记的是来鹤。来鹤出生于1964年9月，2018年9月任抚顺市委书记，今年1月任辽宁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据江西省委组织部消息，9月3日，景德镇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江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出席并讲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小林宣布省委关于景德镇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胡雪梅同志任景德镇市委书记，不再担任景德镇市政府市长职务；刘锋同志不再担任景德镇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市长的免职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胡雪梅，女，汉族，1967年8月出生，江西玉山人，198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8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2021年3月任景德镇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5月任市长，至此番履新。此番卸任的刘锋，出生于1964年8月，自2021年3月起任景德镇市委书记。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9月15日，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其所拥有的特朗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打高尔夫球时，一名持枪男子出现在球场附近位置，距离特朗普大约300码到500码（275米到455米）。美国特勤局特工出于保护目的向持武器的嫌疑人开枪，嫌疑人开车逃跑并随后被捕。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确认自己安全。▲当地时间16日，美警方公布前一日疑似意图暗杀特朗普的嫌疑人劳斯被捕时的画面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关于这名嫌疑人瑞安·劳斯的更多细节也浮出了水面。在被特工发现之前，劳斯已经在草丛里潜伏近12小时。警方在其潜伏地点发现了事先准备的背包、GoPro运动摄像机以及一支AK-47步枪。其实早在2019年，劳斯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盯上，但FBI并未对其违法持枪的行为有所动作；2022年，一名美国护士向边境管理局举报劳斯有“反社会人格”，但这次举报也石沉大海。此外，尽管劳斯狂热地支持乌克兰军方，但他从未被允许上战场，还被乌克兰外籍军团认为“危险且缺少平衡性，会影响我们的事业”。此前多次被举报美国相关部门未及时采取行动当地时间9月16日，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治安官里克·布拉德肖表示，涉嫌暗杀特朗普未遂的嫌疑人劳斯当时未能直接看到特朗普，也没有机会开枪。据介绍，当时一名特勤人员发现围栏外伸出一支带有瞄准镜的枪支，立刻与嫌疑人对峙，嫌疑人即刻驾车逃跑，最终在75号州际公路上被捕。这是特朗普在两个月内第二次遇到未遂暗杀袭击。由于劳斯曾是一名重罪犯，按规定不允许持有枪支，而美警方发现他不仅拥有一支威力巨大的AK-47步枪，还抹去了枪支的序列号。此外，特朗普的高尔夫球之行是一场临时安排的私人行程，劳斯为何能得到消息并在球场潜伏近12个小时也成为一个疑问，警方正在调查劳斯是否还有合谋同伙。FBI一名匿名官员16日表示，2019年一名线人曾告诉该机构，劳斯是一名重罪犯，但他却拥有枪支。在进一步询问时，这名线人拒绝提供核实这些信息的线索。FBI将这一线索转交给了当时劳斯居住地夏威夷檀香山的警方，并结束了调查。檀香山警方也未引起足够重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劳斯狂热地支持乌克兰一方，曾自费去乌克兰表达支持。在此期间，他的疯狂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和警惕。▲劳斯在乌克兰参加集会切尔西·沃尔什是一名曾在乌克兰短暂工作的美国护士，2022年她在基辅与劳斯有过多次接触，她说劳斯的暴力威胁让她非常担心，2022年6月她在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向海关和边境管理局官员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沃尔什接受美国警方问询时曾表示，劳斯是她在乌克兰一个半月里遇到的“最危险的美国人”之一。她向警官展示了一本笔记本，上面列出了十多个她希望官方引起重视的名字。在“总体反社会行为特征”一栏下有四个名字，劳斯的名字排在第一。据沃尔什回忆，劳斯曾在谈话中声称想刺杀俄罗斯等国领导人，并对拜登和特朗普也非常不满。2023年，当沃尔什听说劳斯试图招募叙利亚难民去乌克兰作战时，她又向FBI和国际刑警组织进行举报，但FBI对此无动于衷。劳斯意图行刺特朗普事件败露后，沃尔什又向FBI举报热线打了22分钟的电话，对方才耐心听完她的报告。曾自费出书声援乌克兰却被乌外籍军团批“会影响事业”俄乌冲突爆发后，劳斯曾将自己的头发染成黄蓝两色（乌克兰国旗颜色），并多次飞到乌克兰基辅参加示威活动表达声援。他还在2023年自费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乌克兰在打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在其行刺未遂之后，亚马逊已经删除了这本书的资料页面。据一名曾在乌克兰工作的美国志愿者回忆，劳斯曾在一起喝啤酒时对特朗普破口大骂，原因是劳斯非常不满特朗普试图与俄罗斯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想法。不过，在乌克兰的“外国志愿者”圈子里，劳斯可谓“臭名昭著”，不仅曾被沃尔什等人多次举报，也不被乌克兰军方认可。在与乌克兰军方矛盾爆发后，劳斯甚至打着乌官方的旗号“招摇撞骗”，从叙利亚、阿富汗等国招募志愿兵前往乌克兰参战。今年9月16日，在一段劳斯参加马里乌波尔守军的集会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后，乌克兰亚速营否认与劳斯有任何关联，并称“他参加的和平示威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亚速营还表示：“我们认为有关亚速营和劳斯之间可能存在联系的说法，会损害亚速营以及整个乌克兰军队的声誉。”▲劳斯（中）与乌军外籍志愿兵合影乌克兰外籍军团的一名消息人士透露，该军团与劳斯没有任何正式联系，并且曾经拒绝了劳斯上战场的要求，因为他年纪太大并且缺乏战场经验。外籍军团对劳斯的评价是“危险且缺少平衡性，会影响我们的事业”，有的内部人员甚至称劳斯是“一个绝对的白痴”。一名外籍军团的士兵表示，“劳斯的所作所为对乌克兰绝对有害，至于好处在哪里我还看不到。”另一名参加该军团的美国士兵称，劳斯这样渴望成名的人在这个圈子里并不少见，“很多外国人是为了追逐网络上的影响力而来到乌克兰，不过他们中间很少有人取得成功。”美国中情局前官员萨拉·亚当斯曾在乌克兰运营志愿者网络，她表示，在乌克兰志愿团体中，劳斯以“骗子”和“疯子”而闻名。萨拉介绍说，劳斯曾经自称“乌克兰国际志愿者中心”负责人，在阿富汗招募志愿者，而现实中乌克兰并没有设立国际志愿者中心这个机构。此外，萨拉表示，有很多人曾反映收到过劳斯发来的短信，包括护士沃尔什也一度把劳斯当成了乌克兰的官方代表，直至发现受骗。有志愿者称，他们曾经以为劳斯会将他们安排进合适的服务单位，没想到劳斯只是带他们参加了基辅的公开游行集会，并且给他们拍摄照片，作为劳斯个人社交媒体的宣传素材。红星新闻记者 郑直 综合央视新闻编辑 郭宇 责编 李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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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显示，一名保洁人员说，“多到门都打不开，垃圾都到门这里来了。”女子镜头进入房间，地面有大面积污垢，厨房、卫生间的白色地面已经发黑，沙发、厨台、桌子等堆满了垃圾等。卧室内，地面、床铺都堆放大量垃圾……出租屋里满地都是垃圾女子惊呼道，“天哪，原来网络里发生的事，真的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她怎么住的，一个女孩子在这里住了5年，她是怎么住下来的。她故意的吧……”9月13日，该女子再次发布视频称，房间内已经被基本打扫干净，客厅的沙发、卧室的床铺都不见了。该网友评论区留言道，为清理垃圾，房间内推来了保洁员使用的大型垃圾桶……不少网友称，可能是房东不退押金，女租客故意报复。客厅中沙发、桌子等堆满了垃圾房东：女租客月初提出退房后失联“她没有提退押金的事”9月13日，记者联系到该网友李女士，她表示，自己是该房屋房东。2019年，这套房子由自己的前任房客转租给该女孩，“她是1998年的人，我当时还觉得她白白的，很漂亮。”按照广东深圳的租房传统，她收取了该女孩2个月约6000元的房租作为押金，此后该女孩一直按时交租，“我房子家电都有，她算是拎包入住。”李女士说，2024年9月初，女孩说不准备续租了，她表示等验房后退还押金，此后女孩便失联了。她联系多日，对方电话、消息都不回，“她从没有过拖欠租金的情况，我对她比较信任。看她不回消息，我就去房子找，结果震惊了……”根据李女士提供的照片显示，房间门刚推开，就能看到垃圾。房间内，纸箱、垃圾袋、餐盒、衣物等铺满了整个房间地板，部分区域垃圾堆积如山……房间内，纸箱、垃圾袋、餐盒、衣物等铺满了整个房间地板垃圾清理了十几桶、几十袋，衣柜等家具都扔了“她可能有心理疾病”“我的房子地理位置不错，通风很好，但我进入房间后，整个房子都是臭的。”李女士说，她雇了两名保洁员清理房间，大约从9月11日下午开始，一直到9月13日下午，才基本清理干净，“11日垃圾装了十多车，垃圾袋几十袋……”“这些垃圾大都是生活垃圾，有饭盒、纸盒、包装袋、胶带等等。”“保洁费我花了上千元。”李女士说，在整理房间后，她将屋内的沙发、床、衣柜等都丢弃了，“全部都不能用了，这些家具都不干净了……”“发现问题后，我一直给她打电话，但一直是关机。”李女士说，因为有女孩的押金，她没有太大的损失，起初发到网上是感觉吃惊，没想到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我不想让大家知道自己是房东，担心影响房子后续的出租……”谈及女孩，李女士感到无奈，她怀疑女孩有心理疾病，可能已经回老家了，不愿再面对这样的事，“希望这件事能引起一些年轻人的注意，不要再出现这种问题……”记者询问李女士能否提供女租客电话，对方以自己也联系不到为由拒绝。心理博主分析：女租客可能患有“第欧根尼综合症”多源于成年后的强烈孤独感和压力叠加对此，有网友怀疑，该女租客可能患有“第欧根尼综合症”。9月14日，大风新闻记者从一心理学博主处了解到，“第欧根尼综合症”是一种心理疾病，患者往往具有强迫症的囤积癖好，甚至会将破烂收集在家里；该患者人群还不讲卫生，生活环境十分脏乱，房间犹如垃圾场，却可以心安理得享受、生活在此；此外，还存在社交孤立问题，沉默寡言，讨厌交际，并有强烈的隐居欲望。该心理学博主表示，该种疾病多发于中老年人，但近些年有年轻化趋势，该疾病多源于成年后的强烈孤独感和压力叠加导致。需要注意的是，心理疾病都有很多严苛的标准，普通人患上的概率如同中彩票，如果怀疑有心理疾病，建议去医院，找医生确诊。来源：大风新闻（记者 张鹏康）延伸阅读今年刚过完年，长沙房东阳先生发现他的租客联系不上了。此前，他把长沙爵世名邸东湖的一套房子通过新环境中介出租给租户，对方还欠着二月份的房租。当他来到房间查看，发现里面变得一片狼藉，臭气熏天，还有三只猫，宛如一个小型猫窝。2月19日，记者陪同阳先生走进出租房，发现房子里还有一台被遗留的手机，充满电后开机发现收到很多涉及资金纠纷的信息，还接到金融公司电话告知“账户异常”。中介负责人表示，此前他们也联系不上租客。记者辗转联系上其中一名租客，对方表示，没有搬走，会把房子复原，该赔的赔，只是与房东之间关于押金一事没有谈妥。目前，三只猫被暂时安置在宠物店，房东租客双方也将继续协商。阳先生发现房子里面变得一片狼藉房东慌了：租客没交房租还联系不上人，屋内变得臭气熏天2023年，阳先生位于长沙芙蓉区爵世名邸东湖的房子装修完毕，他通过新环境中介找到租客。因人不在长沙，后续签合同等相关事宜都是他的朋友蒋先生在处理。“去年8月5号，中介跟我说是一家三口租房，每个月房租2700块钱。”阳先生说，本来今年2月5日租客就要付第六个月房租了，但从那时候开始，他就联系不上租客了。大年初四（2月13日），阳先生来长沙这边的房子查看，里面脏乱的环境让他感到震惊。记者在现场看到，客厅、卧室等处遍地是垃圾，沙发、床上等地的衣物、鞋子随处可见，门口有一筒烟花，整个房间内弥漫着臭味，原来还有三只猫，臭味则是猫屎猫尿散发出来的。记者注意到，桌上还有一部没有被带走的手机。手机在充上电后陆续收到了多条短信，都是有关机主借款合同纠纷、分期欠款故意拖欠的提醒信息。随后，京东金融工作人员也打电话过来，提醒机主郭女士账户异常。旁边一户邻居则表示，旁边的租户住了有半年左右。阳先生一开始得知租自己房子的是一家三口，事后又得知租客们是拼租的。他表示，希望租客们先交5000元押金，把房子弄好后，再从押金里扣除房租和换锁的费用。阳先生称整个房间内弥漫着臭味，客厅、卧室等处遍地是垃圾租客：没搬走，该赔的会赔，之前关于押金一事没有谈妥2月19日，记者联系上新环境中介负责人欧先生。“我们不知道租客在里面是什么情况，房东说她们还养了宠物什么的，这与客户当时跟我们说的完全不一样。”欧先生表示，当初是有人抱着小孩子看房，“我问了一下情况，对方说一家人住，在附近上班。”“现在我们也找不到人，我打电话（给租客）是关机，拿别人的手机也打不通也是关机。”欧先生称，租客有可能是没有租满一年，没有跟房东说就走了，中介这边也联系不上人。随后一家宠物店老板来到房间，将三只猫暂时带到店里。“如果主人没有联系，我们会先照顾三天，之后给它们找新的主人，或者把它们送到宠物收容所去。”通过该老板，记者辗转联系上其中一名租客。“我们没有搬走，所以没有收拾房间，年前就回去过年去了。”该名租客表示，从来没有说过不管这件事，之后会把2700块钱的房租先补上，再把房子复原。“毕竟拖了这么多天了，我们自己也知道，该赔的赔，没有说不赔。”其称，房东让她们先交5000元押金再处理，双方在这一点上没有谈妥。阳先生之后仍将与租客们继续协商。衣物、鞋子随处可见，门口有一筒烟花律师：中介可能需承担一定责任，具体取决于当地法规和合同条款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易旭律师表示，中介在租赁过程中有责任确保房屋的状况良好，若租客违反租赁合同导致房屋损坏，中介可能需承担一定责任。然而，具体责任取决于租赁合同的条款和当地法规。易旭认为，中介的法定义务通常包括确保租赁交易的合法性、提供准确信息、协助解决纠纷等，但具体比如租客及时交租和对损失进行赔偿的法定义务通常更多地视房东和租客之间的合同约定而定。中介的角色是促成交易和提供相关服务，但并非始终直接承担租客行为的法律责任。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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