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咪超碰大香蕉

　　截至目前，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2944人。

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9月13日，河北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唐山市政协副主席张进霜、市副厅级干部卢宏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审查调查。张进霜讲话画面 资料图公开报道显示，张进霜出生于1968年10月，曾任唐山市妇联主席，2021年7月任市卫健委主任，2024年1月当选市政协副主席。今年8月11日，她参加了调研检查。卢宏秋开会画面 资料图卢宏秋，曾任唐山市开平区区长、滦县县委书记等职，2017年2月升任唐山市政府党组成员，后兼任市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延伸阅读唐山反腐再打一"虎" 7月中旬以来11名市管干部已被查据河北省纪委监委8月16日晚消息，唐山市一级巡视员曹全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图为官方通报截图公开资料显示，曹全民出生于1964年10月，河北唐山人，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从浙江大学研究生院环境工程专业毕业后，曹全民即回到唐山工作，先后任职于唐山市环境检测中心站、市环境保护局、市环境保护局管理科、市环境保护局综合计划处，并于1995年9月出任唐山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2000年2月，曹全民履新唐山市古冶区委副书记、代区长，次月任区长，后于2003年3月转任路南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后获任区长。2007年5月，曹全民出任路北区委书记。图为曹全民资料图，他曾任唐山副市长2011年2月，曹全民升任唐山市副市长、党组成员，跻身副厅级干部。在担任唐山市副市长期间，他曾于2015年赴北京挂职担任西城区委常委、副区长。至迟于2021年，曹全民以唐山市一级巡视员身份公开亮相。河北省唐山市的反腐风暴仍在持续。2024年8月11日晚，河北省纪委监委发布了2名省管干部被查的消息，分别是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和春军和唐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丽。其中，和春军曾长期在唐山市工作，先后担任过迁安市委常委、副市长，唐山市丰润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唐山市丰润区委副书记、区长，唐山市开平区委书记，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沧州市委常委、副市长等职。据界面新闻统计，自2024年4月5日以来，河北省纪委监委公布了10名省管干部被查的消息，均与唐山有关。其中，4月5日，唐山市副市长李建忠被查；4月9日，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迁西县委书记李贵富被查；4月30日，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郭彦洪被查；5月21日， 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杨洁被查；6月6日，唐山师范学院党委原书记孙贵石被查；6月28日，唐山市副市长郝志军被查。7月1日，唐山市委常委、曹妃甸区委书记侯旭被查。此外，5月31日，河北省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韩国强被查。公开简历显示，韩国强出生于1967年，曾任唐山市古冶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曹妃甸区委常委、纪委书记，迁安市委书记等职。省委巡视组进驻期间，韩国强任上被查（资料图）唐山市位于河北省东部，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城市之一。市域内矿产资源丰富，钢铁产量排名全国第一，有“中国钢都”之称。多年来，唐山市一直保持河北省经济第一大市地位，2023年，全市GDP达到9133亿元，2024年一季度，GDP总量达到2006.5亿元，继续排名全省第一。2023年底，唐山市下辖迁西县曾发生退休干部马树山举报县委书记李贵富之后被逮捕、起诉一事，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该事件引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注，河北省委随即部署对事件开展调查核查。2024年1月，迁西县检察院以“不存在犯罪事实”为由对马树山撤回起诉，马树山被释放。事后，河北省纪检监察机关决定对22名相关责任人员依纪依法作出处理。此后，唐山市开始成为河北省反腐风暴中心，多名官员相继落马。单是唐山市纪委监委，自2024年7月13日以来，已公布了11名市管干部被查的消息。唐山市纪委监委在此期间通报查处的干部包括：唐山市民政局原副局长于存，市委政法委三级调研员于海涛，市委组织部原副部长、二级巡视员谷守军，路北区缸窑街道党工委书记谷玥，市原国土资源局调研员张文莉，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杜佳，遵化市副市长李伟，滦州市委常委、办公室主任、三级调研员李瑞岭，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执法监察支队矿产执法监察处原处长晏志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丰润区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赵国成，遵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郭江涛等。此前在6月26日，唐山市召开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议指出，要严明廉洁纪律，突出重点领域，聚焦关键人群，紧盯隐形变异，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7月2日，唐山市纪委监委网站转发唐山劳动日报文章介绍，今年以来，该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已立案2189件，处分2116人，其中县处级干部90人；共留置95人，移送检察机关28人；查处“四风”问题350个，处理处分424人。据该文章介绍，2022年以来，唐山全市共立案7118件，处分6235人，其中县处级干部182人；共留置209人，移送检察机关120人；共查处“四风”问题848个，处理处分1053人。紧盯矿山领域腐败问题，深挖彻查遵化市马兰峪日强铁选厂违法占地、非法采矿问题，遵化市及唐山市相关部门共44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8人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对迁西县桃树峪铁矿“9·2”重大透水事故相关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共50人受到处分处理，8人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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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旅游前办了漫游，预期600多元的话费却翻了倍？沪上市民金先生去阿根廷旅游前明明办了55元/天封顶的国际漫游，收到话费单傻了眼，投诉到消保委后，被告知因为他到了阿根廷后上了邮轮，虽然他自认为没上网，但还是按照另一套标准产生了资费……邮轮出游，上网费是“天坑”受到了不少人的吐槽，记者调查发现，想要透彻了解各运营商针对邮轮旅行的收费标准仍有一定的难度。随着日益掀起的“邮轮热”，运营商漫游尤其是邮轮上漫游资费应更透明，市民也应主动告知出境旅游的场景进行咨询，并关注短信提醒。出国旅游前办了漫游，预期600多元的话费却翻了倍？沪上市民金先生从阿根廷旅游归来一查话费账单，赫然的1250元话费让他感到惊讶——出国前特地去营业厅开通了国际漫游，比当时预估的话费整整高出一倍啊！“我当时特地打电话去咨询客服人员，了解到阿根廷当地的上网资费标准是一天封顶价格55元，流量不限，那么我去十天左右，最多550元钱的话费，有点贵，但还是能接受。”金先生说，在出发前，他在手机上操作了开通国际漫游的功能。到了阿根廷，金先生又加入了一趟为期10天的邮轮旅行，为了避免离开阿根廷产生其他标准的资费，金先生选择断网。“只要不上网就不会产生流量”，怀着这样的想法，金先生放心地登上邮轮去旅行。10天的行程中，的确没有主动上网，没有打开微信发消息，也没有打开网页进行搜索等等操作。阿根廷出发邮轮 资料图/视觉中国“为什么最终话费和电话咨询时预估的相差那么多？！”金先生纳闷又生气，于是将运营商投诉至上海市消保委，要求按照55元/天的资费标准，重新计算费用。记者从承接这一投诉的消保委工作人员处了解到，原来，金先生虽然没有主动上网，但也没有完全关机或打开飞行模式，因此其实手机仍处于联网状态，“收到消息推送等都会产生流量，而因为当邮轮驶出阿根廷，就会切换到另一套国际漫游流量资费标准，所以金先生最终的话费是按照一兆流量10.24元收取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金先生在邮轮上每天产生的流量在10兆左右，产生的资费则是100多元，10天的邮轮之旅，话费就占了1000多元，再加上在阿根廷3天，产生165元的资费，这一趟行程的费用一共就有1250元之多。“能否按照金先生的要求，重新计算资费？”消保委就这一问题与运营商交涉，了解到金先生在此前的电话咨询中，并未提及将登上邮轮，因此客服人员仅根据金先生所提到的目的地国家阿根廷的资费标准进行了说明，并没有告知金先生邮轮环境下的特殊资费情况。在金先生邮轮旅行的过程中，运营商曾多次发短信提醒，其中标明了每日产生话费的情况，金先生对此并无操作，而由于每天产生的资费并没有达到500元的熔断标准，10天均按照10.24元/MB，全天低速流量，这一“邮轮服务”国际漫游流量资费标准进行收费。客户人员称在金先生邮轮旅行的过程中，运营商曾多次发短信提醒，其中标明了每日产生话费的情况“出于这一沟通中产生误会，考虑到顾客体验，运营商提出了折中方案，愿意将费用打八折，降至1000元，然而，金先生仍不认同这一解决方案，说自己会再通过其他合法途径来维权。”虹口区消保委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他们在跟进中了解到，金先生后来又求助通信管理相关部门，出于专业判断，仍支持了运营商给出的“费用打八折”解决方案，在经过与金先生多次沟通、解释后，最终金先生接受了这一方案。众人吐槽：邮轮出游，上网费是“天坑”事实上，和金先生一样因为邮轮出行而遇到高昂上网费的人不在少数。“邮轮上一定要一直开飞行模式！”“坐邮轮出游，难免遇到上网费高的坑。”沪上市民徐先生说，坐了十几次出国邮轮，有时候还是会被上网费“背刺”。原来，不少邮轮会提供上网服务，不过价格不菲，徐先生很少购买，往往会选择断网享受安静的旅行，但仍会遇到“没有打开微信使用，但账单上还是多了90多元的海事信息费的情况”，假如你不知情继续使用，很有可能话费多达五百或上千，而且通信质量很差，最近我还感觉到，要交海事上网费用的范围越来越大，明明已经看到了目的地的岸上，打开手机漫游开关，还是会马上中招……”有网友提醒邮轮出行一定要关闭蜂窝数据“之前坐邮轮去日本旅行，到了日本海域附近，信号很微弱，就发了几条微信，几十块钱就没了。”随着选择邮轮旅行的人越来越多，手机漫游费这一邮轮旅行的“天坑”也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话题。国际漫游服务已成为跨国旅行者的标配，邮轮上，不同运营商的漫游服务是怎样的呢？记者通过前往营业厅、电话咨询、网页查询等方式，对中国电信、移动、联通营业厅“乘邮轮旅行，漫游费怎么算，有没有漫游套餐”这些问题进行咨询，发现当下，不少客服人员对于运营商“邮轮相关漫游资费及服务”的了解也不尽到位，相关信息查询起来且费一番功夫，与当下愈盛的“邮轮热”并不匹配。电信营业厅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在国际漫游资费这块，根据不同国家、地区有不同的标准，有些国家封顶价格为25元/天，有些55元/天，有些85元/天，还有些则是上不封顶，邮轮因为区域涉及到公海，记者在网上营业厅官网上看到，专设的“邮轮服务”一项里，手机上网的价格为10.24元/MB，上不封顶。图为航空服务和邮轮服务的各项收费标准当记者致电中国移动客服，一番咨询下来却得到了客服人员的致歉，原来，对于记者所提出的是否有针对邮轮推出的专门服务与资费，工作人员称建议自行下载中国移动APP，前往国际漫游专区了解符合自己旅程要求的相关资费。在中国移动官网上，记者看到，在“海事漫游”一栏，显示在海域范围，当“乘坐船舶在中国移动的境外合作运营商网络覆盖的航线上航行，可以享受海事漫游服务”，拨打和接听电话都在18.99元/分钟，数据流量9元包3M，每天封顶流量50M，封顶费用为90元。在解答问题的过程中，联通客服人员能查询到邮轮相关资费介绍，但对细节不甚了解。原来，当下，联通邮轮业务的提供商为：“美国WMS”、“挪威MCP”和“阿联酋Thuraya”，上网数据漫游都有不同的标准，而针对某一航线，究竟适用哪个资费标准，工作人员也表示不是很清楚。记者在三大运营商的官网界面都能看到对于东南亚、欧美等热门旅行地，有专门的介绍专区，而邮轮的相关标准需要多重点击后才能查询到，这为不少市民提前了解邮轮旅行的漫游资费带来了一些不便。如果在出发之前就难以透彻了解邮轮旅行过程中将要产生的资费标准，更何况旅行中？一番体验下来，记者深感，运营商在针对邮轮的资费透明度上的确有待提升。消保委：运营商漫游资费应更透明；市民应主动咨询、关注短信“金先生的案例，不仅是个人的遭遇，更是国际漫游服务领域资费透明度问题的一个缩影。”市消保委相关工作人员称，在金先生的经历中，尽管运营商在费用控制上有所作为，通过短信形式向用户发送了费用提醒，但未能全面覆盖如邮轮等特殊场景下的高额资费情况。这种信息的不完全透明，直接导致了消费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承担了远超预期的经济负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消保委建议，通信服务运营商应当优化资费结构，提升资费透明度，提供更加优质、经济、透明的国际漫游服务。“在我们协调的过程中，也发现不少市民忽略了运营商发的短信，而导致话费‘失控’，金先生的手机里其实收到了5条关于资费提醒的短信，如果能够积极地处理，能及时止损。”消保委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至少应该有这样一个动作，方便后期消保委帮助消费者进行维权。并且，处理异常资费所产生的流量或话费也可在消保委的协调之下酌情处理。金先生的手机里收到的关于资费提醒的短信上海市消保委建议，广大消费者在选择国际漫游服务时，务必保持高度警惕，认真阅读服务条款，特别是关于特殊环境下的资费政策。在出行前，主动向运营商咨询并确认相关费用细节，以做出更加合理、经济的决策。一旦遭遇权益受损的情况，应积极向消保委等相关部门投诉举报，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9月开学虽然已经入秋，但多地仍持续高温，部分地区已经通知推迟开学。而关于中小学该不该装空调的讨论，也再次引发热议。其实这是个老问题了，此前各地相关部门对于“教室安装空调”皆作过回应。如2020年，长沙市教育局在市委办信息处回复中称“严寒酷暑也是对中小学生的一种锻炼”；2021年，合肥市教育局也回复称“不能把学生当作温房的花朵去过度呵护”。这些说法，得到了部分网民的支持。图为长沙市教育局早年作出的公开回复（图/正在新闻）与之激辩的是，很多网民认为近些年极端天气与过去几十年没法比，安装空调才是对学生身体健康负责的做法，没必要“没苦硬吃”还美其名曰“锻炼”。实际上，装不装空调，远非理念之争。政策空白与循规蹈矩就拿今年9月开学来说，成都地区因为高温持续不退，“12345热线”被成都家长群体打爆后，各地区网友也在“问政四川”平台频频咨询学校装空调相关事宜。对比上述引发热议的长沙、合肥教育局，成都对此还做出了更详细的解释：“国家和省、市各级教育部门发布的学校装备配备目录中，对中小学教室是否安装空调没有明确规定，对学生教室安装空调标准也没有具体要求。”成都锦江区教育局还提到了落实的具体难处，除了国家没有配置空调的明确规定，还欠缺“实施统一采购安装的采购依据和程序”。此外，“教室属人员高度聚集的公共区域，要求落实开窗通风等措施，以降低聚集性传染病发生概率”、“教室内外温差大，易患病”、“会采取其他措施降温解暑”等。诚然，当前国家及地方的政策规范中，并未明确要求在中小学教室中必须安装空调。原因不难理解，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差异极大，各地对“高温”的体感难以综合，客观上并没有统一安装空调的需求，国家也不可能就此发布统一性指导意见。政策空白使得部分地区在是否安装空调的问题上，找不到明确的指导和依据，面对网民的意见和建议，多地有关部门的回应属于“按章办事”，虽然严肃体面，但显然未能满足多数学生和家长的期待，忽略了家长群体在空调争议里的朴素情感。同时，不少地区的中小学校早已实现空调自由，没有全覆盖的地区，也有不少学校安装了空调。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在不少人心中，空调理应成为现代校园的标配。虽然没有相关条例依据，但并非所有地方教育局皆小心翼翼、循规蹈矩。早在2019年3月，江苏盐城市政府便下发了《关于推进全市中小学校教室装配空调工程的意见》，在入夏前将“给中小学装空调”当作政府任务。可问题似乎并没有完全解决，当地中小学全面配置空调后，部分学校却“高高挂起，悬而不用”。那从学校的角度看，安装空调为何那么难？有了空调，为何个别学校却不使用？教室太热，孩子的衣服都湿透了囊中羞涩又难以分配除了政策导向，更具体的难处是财政资金的分配。“难覆盖，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成都一名主城区校长坦言。“对学校和教育局来说，空调并非什么稀罕物件，采购不是很大的困难。但分配教育资源时，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包括师生正常运作成本、师资培训、教学设备更新等，空调往往排在后面。”“对于一些旧城区学校来说，安装空调更加困难。涉及到线路、供电设备改造以及后期维护，更是一笔巨额开支。”极端天气频发前，学生的暑假覆盖了大部分高温期。学校即使安装空调，也仅使用一小段时间。因此在有限的资金面前，空调安装往往被视为非必需品而被搁置。但偏偏近几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暑假已无法覆盖高温期，师生和家长对于空调的诉求随之水涨船高。钱从哪里来？公办学校倚仗的自然是财政供给。但如今全球经济下行，各级政府财政紧张、捉襟见肘。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资金短缺的情况更为严重。有时候，足够的资金也没法在短期解决问题。在一些大城市，许多处于市内环的名校“又老又小”，电力线路和电压容量无法承载空调的运行需求，学校建筑的结构和设计如窗户位置、墙体拆料等也不适合安装空调或安装后存在安全隐患。例如，重庆万州一学校由于供电线路老化、变压器未升级，即使安装了空调也无法正常使用。富如浙江，在宁波鄞州区亦有学校因硬件不足而无法安装。即便装上空调，后期使用也是棘手的问题。“学校没有经费来保持空调运行，如果电费由班费出，又会违反现行的中小学收费政策的。”湘潭的一名教育工作者，解答了部分学校安装空调后停机的原因。四川某地，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解释，中小学空调难普及，与各地用电量剧增超负荷也有关系。“我们当地虽是水电发电区，但电不仅要供给全市上千万人生活，还要供给北上地区的大厂制造链。有些家长抱怨‘娃儿闷起，你几爷子坐办公室吹空调’，实际上我们区政府各部门中午除了照明，空调也是关完了的。甚至有时候，各居民生活区也会分时限电。”家校联动却“此路不通”烈日炎炎，难道眼睁睁看着师生“蹲烤箱”？因此，在教育部门没有提供支援的情况下，部分学校“剑走偏锋”，将成本转嫁到学生家庭身上。这就不得不提近期网络热议的湖南天易金霞小学《学生家长捐赠空调协议》了。协议显示，学生家长为教室捐赠空调，安装、插座、走线都由捐赠者负责，电费由捐赠者按期结算上交学校。引发舆情后，当地教育局出面要求学校退钱给家长，并回购了捐赠的空调。而根据惯例，学校相关负责人一定会被问责。实际上，按照部分地区教育局此前的答复，给予了家校一定的自主裁量权——“家长若有诉求可向学校提出建议，是否安装空调由学校根据条件自行决定，与家长群体协商解决”。但家校协商解决的背后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学校是否可以引入市场手段解决？教室太热，长沙地区家长购买冰块放在教室里给孩子们降温我们来看两个案例。今年5月，某学校家委会成员在班级群里征询意见，询问家长是否愿意每位出65元给孩子教室安装空调，因群聊截图被放到网上引发热议而叫停。在部分地区，即使教育局给了家校自主权和一定经费支撑，但各班家长意见本身难以统一，如果有人举报便会立即叫停。另一个案例更是令人大跌眼镜。此事一波三折，其战线之长、各方诉求之多元和基层治理之复杂，在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今年7月，广西纪检监察网通报了《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八起实事典型事例》。当地多所校园空调因租赁、使用费而停用的问题，便在其中。简单来说，此前由多个家委会牵头，桂平市26所学校与第三方公司商议，由第三方公司独立出资在学校教室、学生宿舍安装空调，后期通过向学生收取租赁费、电费的形式长线分期偿还。空调使用一段时间后，2021年因个别家长举报，加上各级部门加大治理教育收费问题督查力度，第三方公司不能再向学生收取空调租赁费、电费，6500余台空调遂停用。在停用的三年里，很多家长先后表示愿意出资开空调，可是因为收费无章可循，再加上面临举报压力和上级部门监督，学校夹在家长和上级部门间进退维谷，空调始终没再启用。直到今年，在市纪委监委督促下，教育、财政等职能部门指导相关学校，使用公用经费分年度、分批次回购并支付空调电费的方法，终于让6.5万名学生重新吹上了凉风。此事件看似奇葩个例，却有一定的基层两难事件的普遍性，重走了“发现问题—自主裁量灵活解决问题—涉嫌违规被举报—一刀切搁置”的死局。不得不说，在搁置数年后，市纪委敢于主动介入“清旧账、擦屁股”，将此事纳入集中整治的“履职清单”并妥善解决，值得称赞。但将之作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予以通报，还是有待商榷——资金缺乏的学校引入市场手段，在绝大多数家长认可的前提下安装空调，属家校联动、积极作为。而且在更为细致的调查通报中不难发现，当地大多数学校收费是符合该市物价局、财政局、教育局发布的相关通知标准的，即“中央空调65元每人每学期，分体空调50元每人每学期”。在安装空调之后，也给了学生和家长自主选择的权利，不愿缴费的，可以去没装空调的教学楼和宿舍。对于使用空调但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学生提出申请经核实后减免相关费用。此事情之复杂，非三言两语能说清。“罗生门”之中，每个角色都觉得自己没做错。从商家们角度来看，自己独立出资并选择长期回本，属于让利于教育；从绝大多数家长的角度看，能花一点小钱解决学生和家长迫在眉睫的需求，何乐而不为？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其中一所中学收费超标（每人每学期130元，同时收取电费），却排查并叫停所有学校、令人无奈；而相关管理部门接到部分家长举报投诉后，调查发现虽无质疑的“回扣”、“贪腐”等现象，但“空调费”确实不在“公办学校教育收费项目清单”上，故而认定其属于乱收费并责令整改也是依法办事，没有任何不妥。这个案例折射出当下的“空调困局”：面对学生和家长的需求，地方财政没法实现全覆盖；公办普通中学服务性收费项目清单没有空调经费项目；家长既不能集资购买也不能自愿捐赠，企业不能投资安装也不能租赁空调；如果只考虑解决空调需求，则多方皆面临争议和举报风险，而有关部门收到举报后出面，通常只能照搬条例一刀切，更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家校采用权宜之计的空间，规范是规范了，长远来说未必是好事。一个空调引发的连环局，最后局面僵持，变得全盘皆输，造成了空调“装而不用，高高挂起”的当地奇景，令人叹息。结语总而言之，就现阶段而言：首先，国家没有配置空调的明确规定；其次，地方财政困难很难全覆盖；最后，目前的相关规定堵死了家校社引入市场手段协同解决的门路，以及家长群体之间对于是否安装空调及后期费用也有争议和矛盾。这些或许才是空调困境的主因,个别地区回复“吃苦耐劳”教育理念的说辞，更像是一块遮羞布。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解决问题的根本其实还是人。近些年，一些有条件且敢作为的地区已走在了前面。比如广东佛山禅城区，2022年初就计划投入1.12亿元，实施学校教室“清凉工程”；再如，儋州、文昌等15个市县完成了200余所公办中小学，7000多间教室及功能室空调安装,基本实现海南全省公办中小学教室空调配置全覆盖。一些地区没有条件，也在创造条件。比如近日重新“火”起来的盐城“2020年6月9日全市民生补短板会议”，在配电量紧缺的情况下，市委书记要求“如果中小学教室空调配电容量不够，属地街道、政府办公楼的空调全部停掉，全市11县市区一周内要督察到位。如果再不够，市政府办公大楼的空调停掉。”再比如9月4日，江西兴国县教育局的回复亦是言真意切。既有调查“暂时还未能覆盖到普通教室的空调安装，现有空调大多集中在计算机教室、录播教室等”，又讲事实“受限于当前教育经费的统筹安排与分配”，既表态度“我们深知，良好的学习环境对于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身心健康至关重要”，又有举措“争取政府支持、社会捐赠以及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等”和“安装风扇等临时性措施”。根据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4年《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3年是全球有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我国平均气温创下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新高。未来30年，中国区域平均极端最高温度将上升1.7℃～2.8℃，其中华东地区和新疆西部增幅最大；中国区域平均高温热浪天数将增加7～15天。尤其是在高排放情景下，目前50年一遇的极端高温事件到本世纪末将变为1～2年一遇。这意味着，未来学生遭逢极端高温的可能性会随之增高,类似的争议也会频频出现。从宏观层面来说，无论是政策调整、经费保障、机制协调等,都当尽快摆上议事日程。而面对近日因“高温”和“空调”点燃的民情，当地有关部门不管是复盘还是前瞻，都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是被动眼巴巴地看着国家政策。面对民生诉求，有关部门应该展现出担当，不顾左右而言他模糊核心。表明态度、挑明困难，民众看得到答复背后到底是在推诿还是力求推进。此外，广泛征求家长、学生和社会的诉求及意见，积极向上反馈，也利于探索出兼顾各方诉求和利益的长效机制。职能部门办事依法依规，与实现民生福祉，本应统一而非背离。作者：左玮 观察者网

内蒙古开鲁县，一个相对比较偏远的小县城，随着网购的普及，当地不少村民都选择从网上进行购物，但因为位置偏僻，他们每次都需要从村中骑车去县城快递点拿物品。2017年3月28日一大早，开鲁县某个村子里的15岁小女孩小丽得知自己的快递已经到县城后，便知会了父亲一声便骑车去了县城拿快递，可这一走，家里人就再也没有见到小丽回家。因为父母离婚，小丽也深受其害，15岁就辍学呆在家中无所事事，每天就抱着手机上网聊天看小说。对于女儿的状态，父亲也是无能为力，为了赚钱养家，他已经没有更多的心思放在女儿身上了。可一直到了中午吃饭时间，小丽也没有回来，父亲虽然给小丽打了一个电话但也没放在心上，一直到了傍晚了，小丽还没有回家，父亲这才开始着急。立即跑到了前妻家里询问情况，结果前妻对着小丽父亲笑了笑，这让父亲以为小丽肯定在母亲家里，没接他电话就是开了一个玩笑。15岁小女孩小丽去县城时失踪可一连好几天过去了，小丽依旧没有回家，小丽父亲怀疑前妻是不是要带走小丽，于是和家人偷偷在前妻家门口观察了好几天，结果发现小丽依旧没有出现，再一问前妻，才发现小丽根本就没有来过母亲家里。此时小丽父亲慌了神，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接警后非常的重视，立即和村民到处寻找小丽。小丽辍学后就几乎很少出门，有的时候会到县城游戏厅玩玩，可家人把小丽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一遍依旧没有发现小丽的身影。并且小丽之前的同学也没有和小丽取得联系，不清楚她去了什么地方。起初警方认为，小丽只有15岁，这个年纪的小女孩最容易受到诱惑，说不定跟着别人去了外地，甚至说被拐骗的可能性也很大。也听到警方这么推测，小丽的家人更是慌张了起来，入世不深的小丽如果真的被拐骗了，那可以说凶多吉少啊。小丽父亲到游戏厅找女儿 资料图小丽失踪20天后依旧杳无音讯，当地警方立即启动了命案侦破机制，他们推测20天没有消息的小丽说不定真的凶多吉少了。警方调查了小丽的住宿登记情况以及上网情况，就连小丽给谁打过什么电话见了什么人都进行了了解。结果警方果然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小丽曾经给一个和自己年纪相仿的男孩打电话让他陪自己买衣服，但男孩因为没时间要上班便拒绝了，但通话中小丽告诉男孩自己要去当地一个小区找一个朋友让他陪自己买衣服。得知这个消息，警方立即调取了小区的监控，结果竟然真的看到了小丽在早上9点钟左右进入到了小区，然后径直上了一个单元楼，好像对这里还挺熟悉的。警方推测失踪的小丽凶多吉少小丽抬头看了看单元楼号码，然后就上楼了，并且在之后的监控中警方一直没有看到小丽出来的画面。而根据了解，小丽有一位网友孙亮就住在这个小区，再一查警方发现孙亮就住在小丽上楼的单元楼里面。警方立即传唤了孙亮，对于小丽来自己家里的事情，孙亮承认了，但他表示当天小丽来自己家里是来借钱买衣服的，自己因为当时身上也没有多少钱便没有借给小丽，没有借到钱后小丽便选择离开了。孙亮说的非常的坦诚，一点也看不出他有说谎的样子。根据警方的调查，孙亮已经结婚了，夫妻感情很不错，并且他和小丽也仅仅是普通的网友发展成为的现实朋友，彼此之间其实一点也不了解。所以当小丽提出借钱的时候，孙亮比较诧异，再加上当时身上确实没有几块钱也就有了拒绝的理由。孙亮表示小丽没借到钱就离开了可问题来了，小丽确实上了孙亮家所在的单元楼，并且一直没有出来，难不成她还去了别人家里，可整个单元楼小丽就只认识孙亮一个人啊。民警查看了近三个小时的监控，结果发现在中午12点30分左右，孙亮一个人独自下了楼，并且在楼底东张西望之后离开了小区。但是自始至终，小丽就没有出现过，如果9点多钟小丽上楼到了孙亮家里，那么直到孙亮下楼，小丽应该还在孙亮家里，那么孙亮为什么要说谎呢？当孙亮再一次出现在监控之中的时候，民警看着他背上背的东西，似乎这可以解开一切的谜题了。孙亮再次出现的时候肩膀上扛着一个行李箱，看上还是有点分量的，孙亮一路小跑来到了停车场，但因为停车场监控不完善，并没有拍到孙亮到了停车场的画面。监控拍到孙亮扛着行李箱一个出现的行李箱，让警方意识到事情可能不太对劲，警方再一次传唤孙亮，这一次他依旧一口咬定，就是小丽先离开的，可很显然，孙亮说谎了。当警方询问起行李箱里面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孙亮突然就低下了头，到了这里警方心中其实已经有了答案了，可孙亮立即抬头表示自己妻子快要生了，自己只是从家里拿了一些换洗衣去父母家里。孙亮依旧还在垂死挣扎，在警方传唤他之前已经猜测到孙亮可能会说是带衣服回家，为此警方还专门做了实验，一个行李箱要用肩膀扛，那么行李箱的重量至少要7-80斤，很显然不是换洗衣服这么简单。在之后的问询中，孙亮的心理防线逐渐开始崩溃，可他依旧死咬着说小丽已经离开他的家了。警方加强了审讯攻势，很快孙亮的心理防线崩溃，他最终承认了小丽已经被他杀害，并且埋藏在农村父母老家的田里面。根据孙亮的交待，他和小丽是网上认识的，那段时间妻子怀孕，孙亮也无所事事，于是就在网上聊天聊得火热，但当时孙亮只是把小丽当成自己的妹妹看待。案发当天，得知小丽要来县城，于是孙亮就打电话给小丽将她约到了自己家中。、当时小丽问孙亮借200元买衣服，但孙亮一个无业游民身上只有130元现金，可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孙亮说小丽一个劲的往他身边靠近，那种感觉就是在色诱他，孙亮也抵挡不住这种诱惑，便与小丽发生了关系。可事后，小丽却再一次问孙亮借钱，但这一次借的可是5000元，孙亮很显然没有钱，结果小丽竟然趴在窗户上就要大喊，这让孙亮吓坏了。这要是被别人知道和小丽发生关系，这和强奸有什么区别呢？可一想到自己以后都有这个把柄在小丽手里，孙亮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最终他残忍的杀害了小丽。孙亮承认小丽已经被他杀害即将做父亲的孙亮就这样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也伤害了自家的家人和未出世的孩子，与此同时小丽的父母也陷入深深的懊悔之中，如果对小丽多些关心爱护，会不会她会有一个别样的结果呢。

9月10日晚，国足在大连主场对阵劲旅沙特阿拉伯队，在沙特球员违规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下，仍以1：2遗憾落败。对广大球迷来说，前几天国足0：7惨负日本的“伤疤”还没抚平，今天可谓又遭一击。有网友说，“这场比想象的好，也算有进步了”，也有人调侃，“你可以永远相信中国足球”。也是在昨天，足球职业联赛“假赌黑”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新闻发布会上，61名涉案足球从业人员的纪律处罚情况被通报，前国脚、外援均有涉案，引起舆论哗然。不少球迷表示痛心，“该用脚法的地方，偏偏用错了脑筋”。这也让我们陷入深思，中国足球到底怎么了？国足还能好起来吗？9月10日晚的比赛，国足以1比2不敌沙特阿拉伯队 视觉中国 图一问：明明国运昌盛，为何偏偏搞不定一个球？男足失利后，令很多网友脑洞大开，“似乎陷入随便踢哪个队都是生死战的困境”，还有人称：“这国际知名度！”这份苦中作乐也表明了大家对男足成绩与我国综合实力、国际地位不匹配、不相称的不解。一般而言，大国在体育资金投入、人才储备、场地建设等方面都具有一定优势，为何足球的发展就这么艰难？主要原因我们曾在相关文章中有过分析，比如中国足球生态从球员选拔、教练任用到赛事安排等存在诸多乱象，包括腐败问题。相比足球强国，国足在技术、战术、体系建设等多个层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整体层面，足球青训体系尚不完善，足球人才基数小、选材范围狭窄；球员球队自身层面，则暴露出职业意识、敬业精神缺失，队伍作风散漫、内讧不断等问题。当前，我们国家围绕足球持续健康发展，已经不断出手在相关领域进行“排雷”，并出台了一系列补足短板的措施和政策。二问：明明举国体制成绩斐然，为何还坚持用联赛机制？中国是体育大国，像乒乓球、跳水等运动在国际上都颇负盛名，而这些优势项目实行的是举国体制，即集人力、物力和财力，为体育事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教练团队配备、运动员选材训练等提供保障。那么，足球为何还要继续实行走市场路线的联赛机制？一来，这是由足球所需的“家底”决定的。相比跳水、举重等运动可以着力培养精英选手，足球相对强调团队性，背后需要大量注册球员作为支撑。但目前而言，中国足球十分缺乏优秀备选人才。据2022年统计数据，中国的注册球员有26万多人，其中职业球员3200多人，16岁以下青少年球员10万多人。二来，足球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一运动”，离不开其高强度的对抗性、跌宕起伏的竞技性。而在职业联赛中，足球运动员一定程度上可以与他人更充分竞争，并汲取市场化机制的充分激励，提升水平、取得长足进步。诚然，联赛机制虽好，但我国足球在联赛规模、衔接机制等方面与世界顶尖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大的框架是有了，但内里空虚、基础不牢。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步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培养足球后备人才同样必要。今年3月印发的《中国青少年足球改革发展实施意见》就明确，要坚持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调动各方面力量发展青少年足球事业。9月10日晚，球迷在看台高举横幅助力中国足球 新华社 图三问：明明青少年挺优秀，为何成年人就踢不出一个样子？在网络短视频中，经常能看到在一些野球场和训练营里，不少青少年矫健又热血，让人看了直呼“国足有希望了”。同时又心生疑惑，中国似乎并不缺天赋卓越的“好苗子”，但为何长不成足球竞技场上的“参天大树”？正如前面提到，中国常年踢球的青少年人数并不多，我们在网络平台上看到的其实是“幸存者偏差”下的部分。就中日对比来说，日本总人口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但中国青少年球员人数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这背后，与大部分人的社会观念存在一定关联。试想，有多少家长能接受孩子全身心扑在足球上甚至顾不上文化课，但前途未必能得到保证呢？足球作为一项强身健体的兴趣爱好自然不错，但若作为人生规划，则投入成本高、培养周期长、成才率较低。热爱但不选择、不深入，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这也与足球运动员选拔机制、培养体系等脱不开干系。如过分强调早期专业化、对球员的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等。与此同时，教练水平、训练赛水平存在参差不齐。足球比赛归根结底是职业化的竞技体育运动。一些年轻球员在青少年时期凭借出色的身体条件或技术优势就能在野球场上脱颖而出，但职业比赛更考验战术安排和大局观、判断力等策略意识。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球技出众、招式华丽的街球手，一到职业赛场就容易“哑火”的原因。想踢好足球，要有球技还得懂兵法、有“球商”。在某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上，一名队员在场上开球 “学习大国”微信公众号 图四问：明明其他项目都能屡屡打破纪录，为何足球却一直很弱？我国很多体育项目处于世界顶尖水平，在前不久刚结束的巴黎奥运会中，中国代表团以40金完美收官，不少项目是从西方传统优势项目中脱颖而出的。就连起步较晚的网球，也创造了历史。相比之下，足球的一片惨淡尤为刺眼。不禁要问：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要从中国足球发展的历史说起了。国足的职业化改革始于1992年，但却蹉跎了三十余年。作为体育工作改革的突破口，中国足球早早提出协会实体化、联赛职业化，靠转播权、广告、门票等方式自负盈亏。青训的市场化改革也起步较早，此后各地足球学校主要靠学费和转会费来维持生存。其实，市场化的足校很难获得短期收益，需要持久不断地投入巨额资金。短线来看，足球生意很多时候是赔本赚吆喝，一旦遇到困难，在资本市场风雨飘摇一段时间后，大多以关门收场。此外，足球俱乐部、足校以其社会影响力，也可能与当地政府、足协形成一定牵连。可以说，以利益为纽带连接的足球产业始终暗流涌动，未能形成公平、透明的行业管理机制，并存在部分监管灰色地带。在这样的发展轨道上走，中国足球的“业绩产出”自然不容乐观。球员射门后足球进网 IC photo 图五问：明明“恨铁不成钢”，为何我们还这么关注足球？1990年北京亚运会国足比赛失利后，春晚相声《亚运之最》就调侃道“什么最臭”“中国男子足球队临门一脚，那脚最臭”。三十多年来，大家编排国足的段子一直没停过。吐槽与期待相伴，彼时如此，现在亦如此。人们之所以这么关注国足，也许是因为国足承担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比赛本身，其中既包含了老百姓对“国”字号运动的信任与关注，也与体育强国的宏观战略息息相关。纵览那些冠以“国”字头的运动项目，最为常见的便是“国乒”“国羽”“国足”。既然担起了“国”字号，就说明百姓对这些运动倾注了更多期待，要求也更高；而往大了看，中国致力于到2030年显著提升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并到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足球在国际体育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足球这块短板，我们必须补上。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刚刚经历了比赛失利，舆论汹涌而来也实为正常。“关注”，说明始终存留一份期待。而“责备”与“调侃”，又何尝不是一种关心？事实上，细看网上网下的各种言论，字里行间其实都在表达一个意思：中国男足不能灰心，不能“摆烂”，有朝一日能真正“雄起”。我们从不苛求国足不输球，但希望能在赛场上看见球员拼尽全力、绝地反击的精气神，这也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改过贵勇”，面对挫折，中国人向来敢于正视弱点。国足接下来要做的便是珍视国人的这份期待，并在不断复盘与反思中改进技术策略、提振精神面貌。毕竟这么多年来，虽然中国球迷经常调侃“留给中国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但实际上对“逆风翻盘”永远留有期待。来源：浙江宣传

橙柿互动 记者 程潇龙前不久，橙柿互动曾报道了有钓鱼者在洛阳龙门石窟的伊河，捡到了一尊佛头。目前，佛头已被龙门石窟研究院收集保管，初步鉴定为唐代。钓鱼者在洛阳龙门石窟的伊河捡到的佛头近日，有人在游览北宋皇陵游玩时，也有惊奇发现！发现者称：事情是这样的，和朋友下午在逛河南巩义永昭陵（宋仁宗陵）。逛到仁宗皇后陵神道后面的时候，在坍塌的陵阙下面看到土里，有一个像石构件的东西露出一点纹饰，当时就感觉是个东西。就挖出来了，果然是个陵阙构件，后来联系了宋陵公园的工作人员。2名大学生挖出的陵阙构件发现者做了自我介绍：《诗经》云：“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一个在校大学生，喜欢历史和古玩。这两个发现者，是来自苏州的大学生小顾和小郭。发现陵阙构件后，他们立刻拨打了110，工作人员立刻赶到现场，将陵阙构件带走调查。小顾说，这个不是地宫里的物件，应该是陵墓旁边陵阙的构件。两名大学生的发现，迅速引发公众关注。不少网友纷纷晒出自己的捡宝奇遇——“上次去永裕陵的时候也是捡到一块石头，结果一看是石像生的一角衣裾。”“爬山的时候碰到一个石头墩子，坐那休息，但发现有花纹，擦干净一看是个柱础。莲花的，太沉了我真背不动。”“几岁就在这玩，捡过带布纹的瓦片，你竟然捡了个大的！”“你是被一股神秘感应指引到这个位置。你挖出它后双手捧起端详，霎时四面被白光笼罩。眼前一阵晕眩，再睁开眼……”永昭陵，为北宋帝陵，是北宋第四代皇帝宋仁宗赵祯的寝陵今天上午，北宋皇陵遗址公园的工作人员告诉橙柿互动记者，的确有大学生在永昭陵捡到了东西，并上交给公园。据介绍，永昭陵，为北宋帝陵，北宋第四代皇帝宋仁宗赵祯的寝陵，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位于市区的永昭陵按原样恢复了地面建筑。公园工作人员告诉橙柿互动记者，初步鉴定，应该是这次重建时掉落的构件。橙柿互动记者注意到，不少网友鼓励这两名大学生，“说不定能捡到传国玉玺”、“捡到后请及时上交……”浙江省收藏协会常务副会长宋大雍老师告诉橙柿互动记者，过去也有学生捡到“稀世珍宝”，比如国家一级文物国宝级的汉代皇后玉玺、西魏独孤信印。1968年，陕西咸阳韩家湾，14岁的学生孔忠良放学回家，看见土坎上有个东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用手刨出来，擦去泥土，四四方方，刻着字。图为14岁的学生孔忠良捡到的吕后印章陕西省博物馆有关专家进行了仔细研究、鉴定，结合出土地点，查阅文献后，认为其可能为吕后的印章。它可能原来是放置在吕后墓旁的便殿中供祭祀之物，后来便殿被毁，玉玺遗落土中，被水冲走后遭泥沙覆盖，二千多年后才被一个学生发现。1981年，陕西旬阳，中学生宋清偶然捡到一个有棱角的黑色石球，上面刻着文字。老师知道后，觉得是个文物，让他送到了县文化馆。文史研究员认出它是西魏名臣独孤信的印，并给其命名“煤精印”。图为中学生宋清偶然捡到的“黑色石球”独孤信官至柱国大将军、大司马，而他的三个女儿先后成为三个朝代的皇后，人称“史上第一岳父”。7个女儿中，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明帝，成为周明敬后。七女儿嫁给了隋开国皇帝杨坚。四女儿嫁给了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父亲。独孤信作了连续三个朝代的国丈或太上国丈，所以人们戏称他为“中国古代第一老丈人”。图为印信各面当下热播的古装探案剧《唐朝诡事录之西行》中，独孤信印成为剧中“仵作之死”案的核心物件，多少人为了它，一夜间命丧黄泉。图为以独孤信出的高考试题高考数学试卷，还曾以它出题，蕴含了出题人对考生的美好祝愿。独孤信的原名叫独孤如愿，也暗含了祝福考生都能考试如愿的意思。来源：都市快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局长 金晴中:欢迎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现场今天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举行了闭幕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围绕这一决定，我们邀请五位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大家与本决定有关的提问。出席新闻发布会的负责人五位负责人分别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女士；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勇先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先生；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于学军先生；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先生。首先，请王晓萍部长简要介绍有关情况。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 王晓萍:各位媒体朋友，女士们、先生们：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涉及广大职工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充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提出明确要求。经过深入研究论证，充分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人民团体意见，广泛听取一线职工、用人单位、专家学者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各方面意见建议，综合考虑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健康水平、人口结构、国民受教育程度、劳动力供给等因素，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近期，国务院提出《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草案）》的议案。今天，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王晓萍讲话画面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立足我国发展实际，充分考虑社会关切，体现自愿、弹性的原则，采取渐进的方式。在方案设计上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坚持小步调整，逐步到位。从2025年起，用15年的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调整至63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分别调整至58周岁、55周岁，用较长时间实施到位。二是坚持弹性实施，自愿选择。充分尊重职工意愿，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选择弹性提前或弹性延迟退休，最长不超过3年，且不得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三是坚持分类推进，有序衔接。同步启动、差异化延迟男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与现行退休年龄政策相衔接。四是坚持统筹兼顾，协同配套。鼓励和支持劳动者就业创业，保障各类劳动者基本权益，健全养老托育服务体系。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我们将认真落实决定要求，广泛凝聚共识，精心组织实施，稳妥有序推进。下面，我们愿意回答大家的提问。新华社记者:请介绍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对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草案的审议情况和决定的主要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张勇:党中央高度重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工作，强调要稳妥有序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提出明确要求。贯彻落实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8月初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草案）》的议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宪法和立法法有关规定，认真行使立法职权、履行法定职责。8月2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委员长会议确定将上述议案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议程草案。9月10日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王晓萍部长受国务院委托对决定草案作了说明。9月10日下午，本次常委会会议对决定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普遍认为，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保障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工作稳妥有序实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相关决定是必要的；决定草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统一规范与适度自愿弹性相结合，统筹考虑多方面因素，符合我国基本国情，是可行的，普遍赞成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同时，有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还就明确宪法依据、明确法律效力、做好制度衔接、制定配套规定、加强宣传引导等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当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召开会议，逐条研究了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的审议意见，对决定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提出了关于决定草案的审议结果报告和决定草案修改稿；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9月11日，委员长会议听取了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有关汇报。9月12日，本次常委会分组会议对审议结果报告和决定草案修改稿进行了审议。今天上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张勇:本决定包括正文和《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及四个附件，是一个整体，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本决定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197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两个暂行办法”中有关退休年龄的规定，不再施行。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勇决定正文共有5条，主要内容是：同步启动延迟男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用十五年时间，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坚持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相关措施；批准《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并明确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可以进行补充和细化；明确本决定施行时间等。《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共有9条和4个附件，主要内容是：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和提高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的启动时间、实施节奏；自愿弹性提前或者延迟退休；健全养老保险激励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保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按照规定延长失业保险金领取年限；规范完善特殊工种和高海拔地区职工的提前退休政策等。4个附件分别是：男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五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和提高最低缴费年限情况表。这些附件，便于大家查询了解法定退休年龄、职工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等情况。人民日报记者:请问，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王晓萍: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综合考虑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健康水平、人口结构、国民受教育程度、劳动力供给等因素，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稳妥有序推进。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办法，明确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从2025年1月1日起，原法定退休年龄60周岁的男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4个月延迟1个月，逐步延迟至63周岁；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5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4个月延迟1个月，逐步延迟至58周岁；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2个月延迟1个月，逐步延迟至55周岁。二是逐步提高最低缴费年限。从2030年1月1日起，用10年时间，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目前的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每年提高6个月。三是实施弹性退休制度。职工达到领取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男职工60周岁及女职工55周岁、50周岁的原法定退休年龄。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最长也不超过3年。同时，办法还对健全养老保险激励机制，促进就业，加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的权益保障，特殊工种、高海拔地区职工提前退休，健全养老托育服务体系等作出政策安排。总台央视记者:我国法定退休年龄已经实施了70多年，为什么要进行调整？王晓萍:大家知道，目前，我国法定退休年龄是男职工60周岁、女职工55周岁或50周岁，这是上世纪50年代初确定的。7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和人口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劳动者需求日趋多元，需要对法定退休年龄进行调整。主要有这样一些考虑：一是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0岁左右，提高到目前的78.6岁。同时，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改革开放初期的8年，增加到目前的14年，参加工作的起始年龄普遍后移。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可以更好地释放人力资源红利。二是有助于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2023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2.97亿人，占总人口比重21.1%；65岁以上人口超过2.17亿人，占比15.4%，老龄化趋势明显。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2012年起持续下降，年均减少300万人以上，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还将进一步降低。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能够减缓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趋势，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三是有助于满足劳动者工作生活安排的多样化需要。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条件的不断改善，劳动者对退休时间的早晚有不同的诉求，希望有一些弹性、多一些选择，现行的退休年龄政策有必要相应作出调整。法治日报记者:办法的名称是“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请问，“渐进式”是如何体现的？王晓萍:从2025年开始到2039年，用15年的时间，将法定退休年龄调整到男职工63周岁，女职工58周岁或55周岁，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具体来说，从2025年1月1日起，男职工和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5周岁的女职工，每4个月延1个月。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的女职工，每2个月延1个月。以男职工为例，明年1月至4月满60周岁的，退休年龄为60周岁零1个月；明年5月至8月满60周岁的，退休年龄为60周岁零2个月，依此类推。总的来看，以这种方式推进，幅度较小，节奏平缓。大家都很关注改革后自己的具体退休年龄。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办法，已列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在中国政府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和公众号、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平台，同步推出了退休年龄查询小程序，各地12333咨询电话也将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大家可以通过这些渠道查询了解。中国日报记者: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坚持自愿、弹性原则。请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王晓萍:坚持自愿、弹性，是这次改革的重要原则。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大家普遍反映，希望能够适当增加退休时间的选择权，以便更好地规划未来的工作与生活。办法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规定职工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最长不超过3年；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最长也不超过3年。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一是职工办理弹性提前退休时，应达到领取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二是职工弹性提前退休的年龄不能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说，男职工不能低于60周岁，女职工不能低于55周岁或50周岁。三是弹性退休制度实施中不得违背职工意愿，违法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后，职工的退休年龄由原来的一个刚性节点，拓展成为一个弹性区间，增加了自由选择空间。经济日报记者:办法提出，从2030年起逐步提高领取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对此是怎么考虑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 李忠:随着法定退休年龄的延迟，按月领取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也相应作了调整，从目前的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办法突出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政策：一是设立5年缓冲期。提高最低缴费年限从2030年开始实施。也就是说，在2025年到2029年期间退休的职工，最低缴费年限仍为15年。主要考虑是，部分缴费年限15年左右的职工已经临近退休，设立5年缓冲期，可以减轻对他们的影响。二是采取渐进的方式。对于2030年后退休的职工，最低缴费年限不是一下子就提高到20年，而是小步调整，每年提高6个月。这样便于尚未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的职工，提前作好参保安排。退休人员养老金水平与缴费年限、缴费水平挂钩，与退休年龄密切相关，也就是长缴多得、多缴多得、晚退多得，这样可以为退休后的生活提供更好的保障。光明日报记者:请问延迟退休会不会对青年就业带来压力？在促进青年就业方面有什么政策安排？李忠:在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方案征求意见过程中，青年就业问题受到各方面关注。总的看，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一个渐进实施的过程，以较小的幅度推进，且退休人员腾退的岗位与青年就业所需要的岗位之间存在一定的结构差异，改革对青年就业的影响总体上是平缓的。图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青年就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作为重中之重。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办法，统筹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和促进青年就业，规定国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明确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支持青年人就业创业。我们将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不断拓展青年就业渠道，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一是通过开发更多就业岗位促进青年就业。坚持依靠发展促进就业，加强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协同，推动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创造更多有利于青年发挥所学所长的岗位。大力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充分挖掘、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二是通过完善政策服务体系促进青年就业。进一步完善扩岗补助、稳岗返还、税费减免等政策，鼓励企业吸纳青年就业。对青年到基层就业的，给予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等待遇。对青年自主创业的，给予担保贷款、创业补贴等优惠。强化就业见习岗位的募集，帮助青年增强实践能力。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指导，组织开展系列招聘服务活动，提升青年求职就业能力和人岗匹配效率。三是通过营造公平良好环境促进青年就业。加强市场监管，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青年合法就业权益。中国网记者:请问，办法在保障相关群体的基本权益方面有哪些考虑？李忠:法定退休年龄的调整，关系广大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加强对相关群体的权益保障，是这次改革的重要考量。在征求意见过程中，社会各方面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制定办法时，对各方面的期盼和诉求进行了认真研究梳理，并针对不同群体，作出了相关政策规定。一是对于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大龄劳动者，加强就业促进和权益保护。办法规定，强化大龄劳动者的就业岗位开发，完善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制度，加强对就业年龄歧视的防范和治理，激励用人单位吸纳更多大龄劳动者就业。二是对于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首次从法律层面对保障其基本权益提出要求。办法规定，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当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这填补了现行劳动法律法规的空白。三是对于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强化权益保障要求。办法规定，国家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我们将持续推动维护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有关政策举措的落实，积极推行相关指引和指南，加强用工指导，畅通维权服务。四是对于大龄失业人员，明确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相关政策。办法规定，对领取失业保险金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年限延长至法定退休年龄，在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期间，由失业保险基金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五是对于特殊工种劳动者和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给予特别的保护。办法规定，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等国家规定的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同时，办法明确，国家完善带薪年休假制度。国家建立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细化、实化政策举措，推动抓好落实。工人日报记者:大家很关心大龄劳动者的职业健康安全问题。请问国家卫生健康委在这方面有哪些考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于学军:国家卫生健康委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重大决策部署，强化系统观念，采取积极措施，支撑改革措施协同推进。图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于学军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解放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仅35岁左右。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改善，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23年的78.6岁，这为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提高职业健康创造了良好条件。此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落实大龄劳动者职业健康保护工作，制定了相应的配套措施，会同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职业健康保护行动，提升劳动者职业健康素养水平的通知》，以职业健康知识“进企业、进学校、进机构、进乡村、进社区”活动以及科普宣传培训为重点，着力提升劳动者的职业健康知识，持续提升包括大龄劳动者在内的广大劳动者职业健康素养水平，进一步推进职业健康保护行动。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按照职责分工，将劳动者特别是大龄劳动者的健康保护工作作为健康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做好职业健康监测工作，分析掌握劳动者健康状况，防范大龄劳动者职业病及职业健康风险。根据大龄劳动者的健康需求，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要进一步加大科技推广力度，提高职业病防治能力和职业健康保护水平。同时，推动落实地方及有关部门监管责任，督促用人单位依法落实主体责任，切实保护包括大龄劳动者在内的广大劳动者健康权益。中新社记者:近年来，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长，请问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后如何更好地做好养老服务？民政部副部长 唐承沛:做好养老服务，事关亿万百姓福祉，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任务。民政部将不断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加快推动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成熟定型。图为民政部副部长唐承沛一是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总体安排。深入贯彻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加快健全养老服务网络，构建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促进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情社会、有爱家庭共同发力，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二是做好养老服务兜底保障。将符合条件的特困老年人全部纳入政府救助供养范围，支持低保家庭中的完全失能老年人自愿入住养老机构。同时，完善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制度，持续支持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开展适老化改造和建设家庭养老床位，不断完善政策措施，织密织牢养老服务兜底保障安全网。三是扩大和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大力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利、可及的养老服务。依托社区积极提供居家上门服务，在助餐、助医、社会参与、失能照护等方面加大政策供给。要优化养老机构功能结构，扩大普惠型养老服务，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通过多措并举，缓解家庭养老压力，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服务需求。民政部将充分发挥全国老龄办职能作用，加强综合协调、督促指导、组织推进，推动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让广大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安享幸福晚年。谢谢！

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原标题：2024年9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