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男鸡鸡插入女|次の土曜日に直子は電話をかけてきてc日曜に我々はデートをした。たぶんデートと呼んでいいのだと思う。それ以外に適当な言葉を思いつけない。

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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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受权发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本文来源：时代财经一则盘活消息，让原本已淡出公众视野的贵州“天价烂尾楼”水司楼再次受到关注。近日，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的“天价烂尾楼”水司楼的全新外观图流传于网络。根据网传图片，这座建筑物原本的红砖绿瓦、标志性的琉璃件以及木结构外挂已经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现代大型酒店常见的建筑外观，配色也变成了白墙蓝顶。水司楼的改头换面来之不易。在此之前，这幢建筑已经停工了6年。 图为贵州“天价烂尾楼”水司楼 图源小红书@走访设计举债2亿打造的政绩工程水司楼又名水司府堂，位于独山县影山镇净心谷胭脂河中游河湾处，是净心谷景区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2016年10月20日，水司楼启动建设。按照最初的设想，水司楼高99.9米、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进深240米，将采用全木质框架式榫卯结构打造。当地政府还为水司楼申报了三项吉尼斯纪录：世界最大牌楼、最大的水族建筑以及最高琉璃陶建筑。按计划，水司楼将于2019年完工，作为文旅综合体对外开放。然而，在砸下2.56亿元后，由于资金链断裂，水司楼于2018年停工。彼时，水司楼的主体结构已基本完工，木结构和琉璃陶的外立面也做了大半，其30层楼高、非古非今的烂尾楼形象，引发了大量关注。2019年8月1日，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通报了一则“黔南州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消息。据《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的贵州省纪委监委梳理的典型案例汇编，为了政绩，潘志立不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罔顾独山县每年财政收入不足10个亿的实际，盲目举债近2亿元打造“天下第一水司楼”“世界最高琉璃陶建筑”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他被免职时，独山县债务高达400多亿元，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潘志立因此被舆论称为“全国最会借钱和最敢花钱的县委书记”。2020年10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发布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湖北省荆州市巨型关公雕像项目和贵州省独山县水司楼项目有关问题的通报》指出：贵州省独山县在影山镇净心谷景区内建设的水司楼，建筑高达99.9米，投资高达2.56亿元，存在脱离实际、滥建“文化地标”、破坏自然景观风貌等问题。在水司楼建设动作的背后，是独山县疯狂举债后入不敷出的财政状态。2018年，潘志立在独山县任职的最后一年，独山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10.08亿元（含出口退税），2018年末户籍人口35.6065万人。据此推算，400亿的债务意味着独山县人均负债达11.2万元。而水司楼的修建也让独山县影山镇翁奇村一些村民失去了土地。一位村民告诉媒体，她家的土地被征用，新修的房屋被强制拆迁，家里的猪、牛不知去向，“田土没有了，把我们农民害苦了。”坎坷多年迎盘活曙光停工后，水司楼的动态一直备受关注。2020年7月14日，独山县发文称：新一任领导班子“针对此前因盲目举债、乱铺摊子遗留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烂尾工程问题进行整改，通过续建、缓建、转建和压缩建设规模等方式，分类分批推进整改”，“将水司楼变为净心谷大酒店项目，通过市场化运作模式签订合作协议盘活资产”。贵州烂尾水司楼航拍画面当时，有媒体报道称贵州南方卓越投资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南卓集团”）或将接手水司楼项目，将其改建成酒店。南卓集团是一家集建设、金融、旅业、园区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投资运营管理集团。不过此后，南卓集团仅参与了净心谷景区道路建设项目后，就再无下文。2021年9月，有信息称水司楼已准备拆除，当时流传的相关图片显示，水司楼楼外已经修建了塔吊准备拆除，同时部分楼层的木质结构构造物已经被拆除。不过，项目方对此的回应是，目前正在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木质部分进行拆除，后续水司楼将改建为酒店对外营业。2023年7月以来，化债相关重磅文件相继出台。地方化债压力层层加码，独山县也加大了资产盘活的力度。同年8月4日，独山县发改局于县政府网站发布消息称，“独山县影山镇净心谷酒店提升改造项目备案已调整”。项目总投资由3.6亿元增至3.645381亿元，建设规模及内容由“净心谷酒店建筑面积71318.5平方米的装修改造及广场附属设施”改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40785.19平方米，占地面积7307.9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4654.22平方米”。几天后的8月9日，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独山县影山镇净心谷酒店提升改造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招标公告》。此次招标的净心谷酒店提升改造项目规划用地面积40785.19平方米，占地面积7307.9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4654.22平方米，合同估算价为1.5亿元，计划工期213天。2024年，独山县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在“年内净心谷酒店建成投用，净心谷景区实现运营”。“天下第一水司楼”概念图4月，水司楼终于迎来“贵人”。4月11日，第十八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开幕式上，格美集团董事长徐曙光表示，以2023年9月与贵州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目标，未来将加大在贵州投资力度，推动旗下更多的酒店和餐饮项目落地，力争三年内在贵州新增酒店240家，同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一起打造净心谷酒店和景区业态。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为贵州省国资委实控企业，而格美集团旗下的格林酒店集团则拥有“格林豪泰”等多家酒店品牌，是国内酒店业的龙头之一。历经6年停工，伴随着一番改头换面，水司楼的坎坷命运或许将告一段落。（时代财经李馨婷综合自新华社、每日经济新闻、澎湃新闻、冰川思享号）

因“11元阴阳价”事件，一家位于山西大同的刀削面馆被推上热搜。8月底，因一碗要价11元的刀削面被游客发现该价格与当地食客存在4元价格差，游客认为遭遇“阴阳价”并发布相关视频。此后，山西大同当地市监局通报称，游客反映问题属实，立即责令该面馆停业整顿。数日过后，新黄河记者实地探访发现，重新开门迎客的涉事面馆，非但没有受此风波影响，反而生意愈加火爆：大量外地游客涌进面馆，拍照、打卡、支持，网红们在店内搞起直播，一边吃面，一边大声解说……这吊诡的一幕幕背后，与此前流传出的“矿工特价”“爱心面馆”等不无关系。究竟为何会存在“阴阳价格”？“矿工特价”又是否属实？至今，真相仍隐藏在迷雾中。“谁来价格都一样，收钱的（服务员）要错了，也不存在（矿工特价）。”9月初，舆论平息之后，面对新黄河记者的采访时，涉事店主袒露心声。“阴阳价”涉事刀削面馆面馆生意红火，醒目位置张贴价目表“小碗，加鸡蛋。”9月初的一天，在山西大同市云冈区晋华宫矿一家装修略显简陋的刀削面馆门前，面对前来就餐的食客，店主大声朝店内招呼道。“就是这个味（口音），我在网上听到过。”一群年轻人嘻嘻哈哈，顺势坐在了面馆门前支起的数张简易餐桌旁，全然未注意到店主的动作转变——原本笑意盈盈的店主正要上前待客，闻听此言，脚步一顿，继而低下头来，快步折回店内。“阴阳价”刀削面馆的食客另一张餐桌旁，一位直播者正对着手机，一边吃面，一边大声解说，表情略显夸张，“哈哈，我也点了加鸡蛋的刀削面，好吃不贵。”身旁的同伴见状高声附和起来，这让直播者显得更加兴奋，一度站起身来，冲着手机，手舞足蹈。嘈杂的声音引来了相邻面馆几位坐着休息的服务人员，他们扭过头来，齐齐看向隔壁面馆门前的食客们，继而又回过头去，面面相觑。大家似乎都在冲着这同一家面馆而来。有第一次来还没找准具体是哪一家的，“有点摸不准，我下车专门问了一下”；也有早已做好攻略的，“网上看过图片，错不了”；还有一些熟客们专门带着朋友而来，“朋友听说了想过来支持一下”......人们口中的这家面馆，正是此前因“阴阳价”事件身陷风波的涉事面馆。在连续多日的探访中，新黄河记者发现，涉事面馆店内外的简易餐桌上已经坐满食客，而旁边其他几家面馆却门可罗雀，其他店主只能焦急地不断站在门前招手迎客。“阴阳价”刀削面馆的价目表步入店内，记者看到，店内一旁的墙壁上张贴有一张醒目的价目表，上面清楚标注了大、小碗面以及鸡蛋、火腿肠、豆腐、豆腐皮、豆腐干等配套食品的价格，其中大碗面8元，小碗面7元，其他配套食品统一定价1元。“以后大家看价目表直接扫码（付款）就行了。”店主说道。据涉事店主介绍，此前该店原本张贴有价目表，“用纸写的一张，后来打扫卫生时弄坏了，没当回事，也没再重新张贴。”“看到网上的视频就过来了，吃碗面支持一下，我个人觉得就算是11元也是我们当地的正常价。”有大同当地人专程自驾前来就餐时表示，“面分量也足，一碗面七八元，已经很实惠了。”在相邻的几家面馆，记者发现，有的面馆将大碗面定价10元，小碗面9元，鸡蛋2元；有的面馆则与涉事面馆价格基本相同，“只要是明码标价，我觉得顾客都能理解，觉得贵了可以选择别家，所以我觉得她（涉事面馆店主）的失误就在于当时没有明码标价，又让别人问到了另外不同的价格，吸取教训吧。”一位相邻的面馆店主说道。店主承认店员“收错钱”，“说清楚退了就行了”这家深藏于矿区的刀削面馆，因8月25日的一场风波，伴随着涉事网友发布的一段视频，让其被公之于众。通过观看视频可以发现，当涉事网友提出“来3份（碗）山西最正宗的刀削面”并清楚说明是“小份（碗）”时，面馆一方人员掀开门帘向店内招呼道：“再来3小碗”。随后，当涉事网友询问“多少钱”时，面馆一方人员问道，“加啥呀，加鸡蛋豆腐？”涉事网友随即回应，“不要，要个鸡蛋”。此时，面馆一方人员答道：“（3）小份，加鸡蛋，33元”。根据涉事网友的介绍，按照面馆一方的报价，他们一行3人所购买的“小碗面加鸡蛋每份价格为11元”，然而此后在他们就餐的过程中，却从邻桌食客那里了解到“小碗面加鸡蛋7元”的说法。而当他们就此向面馆店主询问时，店主则表示“小碗面加鸡蛋9元”，因此退还其6元。基于此，涉事网友此后在其所发布的视频中发问道：“一碗刀削面为什么会有阴阳价格？”此前当地通报事后，山西大同当地市监局通报称，游客反映问题属实，立即责令该面馆停业整顿，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对该面馆进行立案调查。有媒体采访涉事面馆店主时，其解释称，该店一碗面的价格普遍就是7元至8元，这次是服务员不小心把价格算错了，并不是“阴阳价”，“这两天鸡蛋贵了，所以是2元，多收了他们6元，也已经退给他们了。”刀削面馆的后厨“店里收钱的，以为是大碗，这就跟他要了11块钱。要了11块钱后，人家说给差了，那给差了说清楚退了就行了，就没事了，就是个误会，不知道他还发到网上。”9月4日，在接受新黄河记者采访时，涉事面馆店主解释说：“在我们（看来）三块两块谁也不计较，（我）不知道他们因为这三块两块计较，（以前）有人来吃说没拿钱，那你下次给，要是吃不饱，吃不饱再给添一点，吃饱为止。”记者随后追问，“即便是大碗面加鸡蛋，也对应不到11元吧？”对此问题，店主则不再回应。在谈及网友发布视频一事，店主又沉默了很久，然后站起身来，顺势拣起桌上的一块抹布忙碌起来。“我们都不会说话，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件事。”一旁的一名店员插话道。店家辟谣“矿工特价”一说：谁来价格都一样此事件在网上发酵后，有网友对面馆的“阴阳价格”进行了批评，也有大同本地人站出来为店家说话，称曾经在这家店吃过6元一碗的刀削面，但这个价格不是针对游客的，“这个价格是给当地矿工的。”据此前媒体报道称，在社交平台上，有自称当地出租车司机称其经常光顾涉事面馆，而这家涉事面馆主要服务于晋华宫矿的职工和出租车司机，因此才存在6元一碗的面价，“除了那家（涉事面馆），本地的面馆鲜少有低于8元的。（涉事面馆）之所以长期保持不变的价格，正是为了减轻矿工和出租车司机的经济压力，而对外地游客则不提供这种优惠。”另有涉事面馆附近商户告知媒体，涉事面馆位处矿区，不属于旅游区，面馆在此开店多年，老板都是老实人，平时也不做游客生意，面主要卖给矿工，低价面是给矿工的价格。与此同时，在社交平台上，有自称矿工女儿的网友发声，“11元加鸡蛋的面，真的贵吗？矿工下班时，只有眼球是白的。7元的面，就是他们专属的”，再次引发网友共情。刀削面馆门口有不少矿工此番言论经传播后，舆论随即迎来反转，导致不少外地游客纷纷涌入该面馆，表达支持和同情。针对上述说法，新黄河记者从涉事面馆所在晋华宫矿一位工作人员处了解到，涉事面馆所处位置为该矿班车停车场，“职工们上下班都会从这里坐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职工们去面馆的机会会多一些，但并不代表面馆只服务矿上职工，我也从没听说过有‘矿工特价’的说法。”据该名工作人员介绍，涉事面馆在此经营已有10多年，“面价多年没变过，职工们也习惯了去那里吃面。”涉事面馆店主称不存在所谓单独针对矿工的“矿工特价”“这么多年来，面价基本没变过。”涉事面馆店主告诉新黄河记者，面馆自2010年开业以来，因为本身开在矿区的缘故，食客自然更多来自煤矿职工和家属，但并不存在所谓单独针对矿工的“矿工特价”，“开门做生意，不管谁来，价格都一样。”据涉事面馆店主介绍，该店每天营业时间分为4:00-12:00和16:00-20:00两个时间段，而之所以分为这两个特殊的时间段，主要是为了配合矿区工人的上下班时间。“下夜班的和上早班的，基本都要在这个点来我这吃口面。”此外，记者从涉事面馆及相邻多家店铺店主那里了解到，该处店铺的年租金皆为6000元。“6000元的年租金相对便宜，我想这也是我们这里面价格比较便宜的一个原因。”其中一家店铺店主这样说道。（原标题：《山西“阴阳价”刀削面馆店主袒露心声：收错钱误会一场，没有“矿工特价”》）

（原标题：2024年9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极目新闻记者 潘锡珩9月13日上午，“华图教育再因不雅广告翻车”登上热搜。有媒体报道称，华图教育宣传广告内容不雅，有价值观扭曲、“物化女性”“消费女性”之嫌。13日下午，华图教育官方回应称，网传所谓“不良广告”内容，系9月7日该公司女老师张某在授课PPT上自行引用的不恰当的网络段子，并非公司的宣传广告。华图教育宣传广告内容不雅 视频截图极目新闻注意到，在网友发布的图片里，疑似教室内的屏幕画面上，赫然显示含有“如果你不努力，你的女儿可能被同龄人抱着；你努力，你抱着同龄人的女儿”字样的图片，图片右下角为华图教育的logo字样。有网友评论称：“这机构是什么思想导向，还考公呢。”“这竟然是教育机构的广告。”“万一这种三观不正的人上岸了，可想而知有多可怕。”“三观不正的企业，还是教育企业。”13日中午，极目新闻致电华图教育官方客服热线，接线工作人员表示，正在由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跟进调查此事。当天14:34，华图教育在官方微博发布了情况说明称，近期，有网友在网络上传播我公司发布不良广告一事。公司高度重视，道德遵从委员会进行了调查。经查，网传所谓“不良广告”内容，系9月7日我公司老师张某（女）在授课PPT上自行引用的不恰当的网络段子，并非我公司的宣传广告。对于此事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公司深表歉意。现已责成当事人张某作出深刻检查，并依据公司相关规定，对其作出严肃处理。真诚感谢社会舆论监督，公司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授课内容的审核把关，确保不再发生类似问题。今年4月，北京华图宏阳教育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达州分公司，因发布含有“逢考必过”“上岸”“宇宙的尽头是编制、编制的尽头是公务员”等内容的广告，或明示、或暗示地对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吸引消费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被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市场监管局罚款20万元。网友评论华图教育官方微信公众号资料显示，华图教育创办于2003年，是一家大型综合教育培训公司。（来源：极目新闻）

内蒙古开鲁县，一个相对比较偏远的小县城，随着网购的普及，当地不少村民都选择从网上进行购物，但因为位置偏僻，他们每次都需要从村中骑车去县城快递点拿物品。2017年3月28日一大早，开鲁县某个村子里的15岁小女孩小丽得知自己的快递已经到县城后，便知会了父亲一声便骑车去了县城拿快递，可这一走，家里人就再也没有见到小丽回家。因为父母离婚，小丽也深受其害，15岁就辍学呆在家中无所事事，每天就抱着手机上网聊天看小说。对于女儿的状态，父亲也是无能为力，为了赚钱养家，他已经没有更多的心思放在女儿身上了。可一直到了中午吃饭时间，小丽也没有回来，父亲虽然给小丽打了一个电话但也没放在心上，一直到了傍晚了，小丽还没有回家，父亲这才开始着急。立即跑到了前妻家里询问情况，结果前妻对着小丽父亲笑了笑，这让父亲以为小丽肯定在母亲家里，没接他电话就是开了一个玩笑。15岁小女孩小丽去县城时失踪可一连好几天过去了，小丽依旧没有回家，小丽父亲怀疑前妻是不是要带走小丽，于是和家人偷偷在前妻家门口观察了好几天，结果发现小丽依旧没有出现，再一问前妻，才发现小丽根本就没有来过母亲家里。此时小丽父亲慌了神，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接警后非常的重视，立即和村民到处寻找小丽。小丽辍学后就几乎很少出门，有的时候会到县城游戏厅玩玩，可家人把小丽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了一遍依旧没有发现小丽的身影。并且小丽之前的同学也没有和小丽取得联系，不清楚她去了什么地方。起初警方认为，小丽只有15岁，这个年纪的小女孩最容易受到诱惑，说不定跟着别人去了外地，甚至说被拐骗的可能性也很大。也听到警方这么推测，小丽的家人更是慌张了起来，入世不深的小丽如果真的被拐骗了，那可以说凶多吉少啊。小丽父亲到游戏厅找女儿 资料图小丽失踪20天后依旧杳无音讯，当地警方立即启动了命案侦破机制，他们推测20天没有消息的小丽说不定真的凶多吉少了。警方调查了小丽的住宿登记情况以及上网情况，就连小丽给谁打过什么电话见了什么人都进行了了解。结果警方果然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小丽曾经给一个和自己年纪相仿的男孩打电话让他陪自己买衣服，但男孩因为没时间要上班便拒绝了，但通话中小丽告诉男孩自己要去当地一个小区找一个朋友让他陪自己买衣服。得知这个消息，警方立即调取了小区的监控，结果竟然真的看到了小丽在早上9点钟左右进入到了小区，然后径直上了一个单元楼，好像对这里还挺熟悉的。警方推测失踪的小丽凶多吉少小丽抬头看了看单元楼号码，然后就上楼了，并且在之后的监控中警方一直没有看到小丽出来的画面。而根据了解，小丽有一位网友孙亮就住在这个小区，再一查警方发现孙亮就住在小丽上楼的单元楼里面。警方立即传唤了孙亮，对于小丽来自己家里的事情，孙亮承认了，但他表示当天小丽来自己家里是来借钱买衣服的，自己因为当时身上也没有多少钱便没有借给小丽，没有借到钱后小丽便选择离开了。孙亮说的非常的坦诚，一点也看不出他有说谎的样子。根据警方的调查，孙亮已经结婚了，夫妻感情很不错，并且他和小丽也仅仅是普通的网友发展成为的现实朋友，彼此之间其实一点也不了解。所以当小丽提出借钱的时候，孙亮比较诧异，再加上当时身上确实没有几块钱也就有了拒绝的理由。孙亮表示小丽没借到钱就离开了可问题来了，小丽确实上了孙亮家所在的单元楼，并且一直没有出来，难不成她还去了别人家里，可整个单元楼小丽就只认识孙亮一个人啊。民警查看了近三个小时的监控，结果发现在中午12点30分左右，孙亮一个人独自下了楼，并且在楼底东张西望之后离开了小区。但是自始至终，小丽就没有出现过，如果9点多钟小丽上楼到了孙亮家里，那么直到孙亮下楼，小丽应该还在孙亮家里，那么孙亮为什么要说谎呢？当孙亮再一次出现在监控之中的时候，民警看着他背上背的东西，似乎这可以解开一切的谜题了。孙亮再次出现的时候肩膀上扛着一个行李箱，看上还是有点分量的，孙亮一路小跑来到了停车场，但因为停车场监控不完善，并没有拍到孙亮到了停车场的画面。监控拍到孙亮扛着行李箱一个出现的行李箱，让警方意识到事情可能不太对劲，警方再一次传唤孙亮，这一次他依旧一口咬定，就是小丽先离开的，可很显然，孙亮说谎了。当警方询问起行李箱里面的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孙亮突然就低下了头，到了这里警方心中其实已经有了答案了，可孙亮立即抬头表示自己妻子快要生了，自己只是从家里拿了一些换洗衣去父母家里。孙亮依旧还在垂死挣扎，在警方传唤他之前已经猜测到孙亮可能会说是带衣服回家，为此警方还专门做了实验，一个行李箱要用肩膀扛，那么行李箱的重量至少要7-80斤，很显然不是换洗衣服这么简单。在之后的问询中，孙亮的心理防线逐渐开始崩溃，可他依旧死咬着说小丽已经离开他的家了。警方加强了审讯攻势，很快孙亮的心理防线崩溃，他最终承认了小丽已经被他杀害，并且埋藏在农村父母老家的田里面。根据孙亮的交待，他和小丽是网上认识的，那段时间妻子怀孕，孙亮也无所事事，于是就在网上聊天聊得火热，但当时孙亮只是把小丽当成自己的妹妹看待。案发当天，得知小丽要来县城，于是孙亮就打电话给小丽将她约到了自己家中。、当时小丽问孙亮借200元买衣服，但孙亮一个无业游民身上只有130元现金，可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孙亮说小丽一个劲的往他身边靠近，那种感觉就是在色诱他，孙亮也抵挡不住这种诱惑，便与小丽发生了关系。可事后，小丽却再一次问孙亮借钱，但这一次借的可是5000元，孙亮很显然没有钱，结果小丽竟然趴在窗户上就要大喊，这让孙亮吓坏了。这要是被别人知道和小丽发生关系，这和强奸有什么区别呢？可一想到自己以后都有这个把柄在小丽手里，孙亮决定一不做二不休，最终他残忍的杀害了小丽。孙亮承认小丽已经被他杀害即将做父亲的孙亮就这样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也伤害了自家的家人和未出世的孩子，与此同时小丽的父母也陷入深深的懊悔之中，如果对小丽多些关心爱护，会不会她会有一个别样的结果呢。

2021年7月2日上午8时许，贵州黔东南州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发生一起致一人死亡的命案。死者时年38岁，是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原党组书记罗某某。案发4个多小时后，30岁的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干部陈某某被抓获。陈某某怀疑妻子出轨罗某某，对此怀恨在心。陈某某受审的画面近日，一份贵州高院的生命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公开。判决书显示，陈某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罗某某家属起诉索赔124万余元，法院判决陈某某赔偿罗某某家属10万元。据2021年8月18日丹寨县公安局官方通报，2021年7月2日上午8时许，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发生一起致一人死亡的命案。经公安机关全力侦破，在案发4个多小时后将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男，30岁，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干部）抓获。经侦查，陈某某因怀疑其妻与死者罗某某（男，38岁，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原党组书记）存在不正当关系，遂怀恨在心，产生报复心理，在罗某某办公室将其刺伤，导致罗某某大出血死亡。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从庭审现场及知情人士处了解到，陈某某妻子是丹寨县某局职工，2020年7月因下村帮扶检查工作与时任丹寨县雅灰乡党委书记罗某某认识。两人后来确定为情人关系。截至案发，罗某某多次与陈某某妻子发生性关系。案发前夜，罗某某深夜驾车送陈某某妻子回家，被陈某某发现。回家后，陈某某殴打妻子使其承认了婚外情。今年7月2日早晨，陈某某携3把刀到丹寨县教科局，持刀将38岁的罗某某杀害。经丹寨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罗某某系被锐器刺破心脏，造成急性大失血死亡。公诉方表示，建议判处陈某某死刑，但不要求立即执行，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份近日公开的生命权纠纷二审判决书显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陈某某与申某某结婚于2018年结婚。2020年下半年后，陈某某因申某某经常晚归，遂怀疑其有外遇。2021年7月2日凌晨，陈某某回家时发现申某某仍未回家，遂带上一把折叠刀在楼下等候申某某。当日凌晨1时许，陈某某看见申某某乘坐罗某某的白色丰田越野车回家，遂怀疑申某某出轨对象是罗某某。陈某某回到家中殴打、逼问申某某与罗某某的关系。在陈某某的逼问下，申某某承认其与罗某某是情人关系的事实。被告陈某某将其妻子申某某打伤后叫亲属来到家中帮忙处理，陈某某亲属将申某某送往医院治疗后并对陈某某进行劝解。2021年7月2日7时许，陈某某趁其亲属外出后换上迷彩服，戴上帽子、口罩进行伪装，后携带两把屠宰刀和一把折叠刀前往罗某某工作的贵州省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查看，发现罗某某还未到办公室，随即到罗某某居住的小区楼下躲藏，伺机报复，后因怕人发现而重待时机。8时30分许，陈某某折返回到贵州省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发现罗某某在其201办公室，遂手持两把屠宰刀冲入办公室对罗某某进行捅刺，罗某某被捅伤后跑出办公室，摔倒在一楼与二楼的楼梯间上死亡。经丹寨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罗某某系被锐器刺破心脏，造成急性大失血死亡。2022年1月12日，陈某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本院判处无期徒刑。罗某某家属向陈某某索赔124万余元损失。一审法院判决由被告陈某某赔偿罗某某家属经济损失人十万元。罗某某家属上诉后，贵州高院二审维持原判。延伸阅读男子疑因护士妻子出轨医生自杀:在妻子手机发现不雅照近日，一则浙江一女护士出轨医生致丈夫自杀身亡的消息引发关注，事后医院方面曾发布情况通报称，涉事护士、医生已被停职，将依纪依规进行处理。8月26日至27日，大皖新闻记者对话了死者父亲徐先生，其称，儿子曾不顾家人反对入赘，结婚才半年多便发现妻子出轨，遭受打击后自杀身亡，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一致，死者遗体仍在殡仪馆。男方曾不顾劝阻入赘，结婚才半年多8月26日，徐先生告诉大皖新闻记者，他们都是浙江杭州本地人，其子王越（化名）随母姓，1999年出生，今年才25周岁，是家中唯一的儿子，父母亲双方亲属都对这棵“独苗”疼爱不已。而王越从小就表现出超越同龄人的成熟，待人有礼貌，乖巧懂事。2019年，王越在大学时与同龄的校友毛英（化名）相恋，2023年，双方正式领证，这段校园恋爱最终落地开花。死者王越与妻子的婚纱照（受访者提供）但是在此过程中，男方面临需要入赘的现实。“当时我们家里是一万个不同意！”徐先生介绍，尽管父母不同意，但王越说二人是真爱，态度坚决，家人拗不过只好同意。今年1月中旬两人举行婚礼，因为前来祝贺的亲友太多，连摆了两天酒席。看着儿子成家，徐先生也欣喜不已，当天接连在朋友圈分享了婚礼现场的照片和视频，并配文“有情人终成眷属，希望你们能恩爱一生，百事顺遂！”，照片中二位新人身穿红衣，面带微笑，透着喜庆。婚后，王越是在一家银行任业务经理，毛英则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护士，一同住在女方家里，在亲友眼中，二人工作稳定，生活幸福。“小夫妻俩看着感情很好，同桌吃饭王越经常会给爱人夹菜，也没见过他们争吵。”徐先生说，儿子王越全身心投入到了这段感情中，婚后热爱生活，也很自律，遇到假期小两口还会出门旅游，女方对长辈也还不错，父亲节他还收到了儿媳发来的红包，这对小夫妻的甜蜜生活也让作为家长的他倍感欣慰。然而这样的甜蜜仅仅持续了半年多。遭受打击，男方留下遗书遗言轻生徐先生向大皖新闻记者介绍，今年7月30日，王越给毛英买了一部新手机，当晚，王越在帮忙导数据时发现了妻子跟同事——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医生刘某某的不雅视频、合照，以及“不寻常”的聊天记录，这让王越备受打击。徐先生称，8月1日，心灰意冷的王越请了假带着毛英前往舟山散心，在此期间，还曾用毛英的手机与刘某某联系。8月2日凌晨，王越写下了遗书发给毛英。死者留给妻子的遗书（来源：死者母亲微博）家属提供的照片显示，王越在遗书中写道：“吾妻，谢谢你陪我度过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我永远爱你。只是经过这次你的背叛，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对不起，我真的挺不过去了……”在遗书中，王越还表达了对刘某某的怨恨，并再次向妻子深情告白：“我爱你，如当初。我们来生再做夫妻。”当天凌晨2点多，王越将这封遗书发给了妻子，早上快9点时，对方回复“等我”。徐先生则告诉记者，作为父亲，他等来的是儿子的死讯。当天中午，宾馆工作人员进房间时发现王越已经在衣柜内自缢身亡。这突如其来的悲剧让全家人无法接受，更令人痛心的是，事后，他们在王越的手机里还找到了录好的遗言，同样表达了对遭遇背叛的绝望死者尚未安葬，家属希望女方出面事后，王越的遗体被运回了浙江萧山。徐先生介绍，事发至今已过去了快一个月时间，但女方家迟迟未出面，王越的遗体依旧存放在殡仪馆内。家属也曾找到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和女方家所在的萧山区衙前镇政府，虽然相关部门组织过调解，但双方一直未能达成一致，家属们也不知道院方对于毛、刘二人的最终处理结果。徐先生表示，目前，男方的诉求是，女方要出面处理后事，让逝者早日入土为安，同时还要进行一定的赔偿。8月27日，根据家属提供的联系方式，大皖新闻记者多次联系毛英，但显示已经关机，其父母的电话也无人接听，刘某某的号码则显示已是空号。大皖新闻记者注意到，王越家人在网上发帖反映此事后，很快引发关注。8月7日，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发布情况通报称：7月31日上午8时左右，护士毛某某丈夫王某到毛某某所在科室反映刘某某、毛某某有关问题。期间，王某有报警。医院第一时间成立以院领导为组长的调解小组并开展工作。经调解，毛某某、王某情绪得到平稳，并于当日上午9:30左右一起离开医院。鉴于王某反映的刘某某与毛某某涉嫌生活作风问题，经研究，该院于当日上午11时左右对医生刘某某、护士毛某某进行了停职处理。同时，医院纪检监察部门启动初核程序，后续将依纪依规进行处理。图为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发布的情况通报通报中还称：“我院对后续出现的变故感到痛心，将进一步加强全院医护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和社会公德教育。”如今，20天过去了，此事是否有处理结果，又进展到了哪一步呢？8月27日，大皖新闻记者联系了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工作人员回应称，毛、刘二人均没有来上班，此前院方已经发布了情况通报，目前尚未发布新的通报。萧山区衙前镇政府工作人员则告诉大皖新闻记者，女方户籍地确实在该镇，针对此事，镇里相关部门曾介入协调，但具体结果并不清楚。徐先生介绍说，对于王越的死因，事发地舟山警方经过调查得出结论：排除他杀，认定为自缢死亡。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8月2日上午，该所接毛某某(女，25岁，浙江萧山人)报警称：在舟山东极一民宿内其老公王某自杀。该所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后经现场120医生确认，王已死亡。经调查，该死者于8月2日上午在舟山市普陀区东极镇民宿内自缢。经该所调查走访取证、分局技术现场勘查、法医对遗体的勘验和提取物检测，房间内未发现打斗痕迹，死者体表无暴力性损伤，符合缢死特征，排除他杀，判断自缢死亡，家属对此无异议。

波兰外长妄言南海问题中国外交部回击9月初，波兰外交部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完成了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三国的访问。期间，他多次提到南海问题，称南海地区的争端不能以暴力、经济或物理胁迫的手段来解决，无论大小国家都必须尊重所谓仲裁法院的裁决以及国际法。在9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波兰外长有关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应询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同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有关争议。“关于所谓‘南海仲裁案’，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有关裁决是非法无效的。”毛宁说。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波兰外交部长的访问正值南海地区局势紧张之际，作为一个远离南海地区的欧洲国家，波兰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地缘政治上，都与南海争端无关。西科尔斯基此访为何频繁“插手”地区问题？海疆问题专家王晓鹏在接受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采访时说，这反映了波方在全球地缘政治中谋求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企图，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借炒作南海议题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外交联系；其二，借挑动南海问题实现自身在国际舞台上形象的再塑造，即积极参与亚太事务并支持所谓‘国际法治’的欧洲国家。”王晓鹏说。王晓鹏认为，波兰方面妄图通过这种言论恶意曲解国际法，将自身装扮成所谓“国际法与国际规则捍卫者”的角色，并借此增加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互动，从而促进其在该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同时，此举也旨在巩固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强国的外交及安全关系。波方通过支持它们在南海问题上的错误立场，来换取它们对波方在欧洲安全议题上立场的支持。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新加坡 马来西亚谨慎回应实际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波兰的访问表现得相对冷静。两国实际上更专注于双边经济合作，而非政治或军事议题。深圳卫视直新闻注意到，访问期间，马来西亚政府强调了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统一立场，即通过区域对话和合作保持稳定。王晓鹏分析认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行为方式各有不同，这主要源于它们各自的地理位置、经济利益及对华关系的基本构架。新加坡虽然不是南海问题的直接当事国，但作为一个重要的海上交通枢纽，向来非常重视区域和平稳定以及航行自由问题。因此，新加坡倾向于通过磋商与对话来促进南海争议的和平解决，同时保持其全球贸易中心的地位。作为南海问题的直接当事国，马来西亚则相对低调处理南海争议，更倾向于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通过谈判和磋商管控有关分歧。对于高敏感度的海洋问题，马来西亚通常会避免采取激进的公开立场，以免破坏地区国家之间正常的经济合作。此访唯一对波兰表示“热烈欢迎”的是菲律宾。王晓鹏认为，菲律宾近年来在南海问题上扮演了“麻烦制造者”的角色。菲方一方面在黄岩岛、仁爱礁、仙宾礁等敏感点位持续挑衅，妄图扩大化其在南海的非法存在；另一方面，菲律宾不断拉拢美国等域外大国介入甚至深度介入南海问题，妄图将南海局势导入国际化与军事化的危险境地。菲总统马科斯与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欧洲国家干涉南海问题有何盘算？深圳卫视直新闻注意到，欧盟一些人及个别欧洲国家近年来频频拿南海问题说事。9月1日，欧盟对外行动署发言人曾发表声明，为菲方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挑衅行为“站台”、背书；英国、德国等国家，曾派遣海军战舰前往南海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行动”，强调对“维护国际水道安全”的重视。这些域外国家与南海争端无直接利益关系，却通过“支持国际法”和“维护自由航行”的名义，试图插手亚太事务。王晓鹏认为，在美国支持下，菲律宾加大了在南海挑衅的力度，部分欧洲国家也似乎在为这些非法行为“站台”。这些欧洲国家的行为出于双重战略考量。“首先，通过支持菲律宾及其他南海声索国，这些欧洲国家妄图在曲解国际法的基础上，扮演西方版国际法的‘护法’角色，从而挑动亚太海洋局势，介入南海问题。另外，这些欧洲国家通过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勾连，旨在加强与美国的跨大西洋联盟，共同对抗它们口中的所谓‘亚太大国’，从而建立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整体霸权。”王晓鹏说。王晓鹏认为，虽然这些言论本身不足以改变地缘政治的力量平衡，但其可能会加剧南海声索国之间的分歧以及引发国际社会对此问题的关注，从而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作者 | 田鑫，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编辑丨郭永佶，深圳卫视直新闻主编排版丨盘思仪，深圳卫视直新闻编辑

鹤岗市合兴家园有2栋楼已经住进了居民 王迎超/摄东山区政府部门称区里成立了专案组处理此事，调查当年卖2号楼一事。中房报记者 王迎超 高中华 鹤岗报道“杨总又来村里要钱啦？”面对合兴村乡亲们的调侃，鹤岗市永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俊丽羞恼不已，“你们是住上楼了，我们把楼建起来10多年了，却一分钱没看到。”2012年，作为村招商引资企业，永升公司开始建设黑龙江省鹤岗市东山区蔬园乡合兴村合兴家园，共三栋住宅楼，该项目属于黑龙江在全省开展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建设新型农民社区的试点，得到了鹤岗市各级政府和领导的重视。但由于当年“抢政绩”的风气盛行，合兴家园项目在未取得合法手续的情况下便仓促上马。合兴村村委会没有钱，时任村主任的陈祥阁称每个试点村可以得到省里2000万元拨款，让施工方前期垫资建设，永升公司垫付了2000余万元将合兴家园建至封顶，后期黑龙江省政府领导换届后，拨款却被叫停。为了追讨工程款，杨俊丽与永升公司实控人杨永余无数次奔波于村委会、乡政府、区政府之间，得到的答复却往往是“再等等”“走诉讼程序”。高昂的起诉费用和漫长的诉讼过程让他们望而却步，合兴村村委会的换届更是让这笔债务仿佛成了“无头债”。更令他们心寒的是，2020年，合兴家园的2号楼在被东山区政府出售用于安置动迁村民后，所得的款项却并未用于清偿永升公司的工程款。9月6日，中国房地产报记者与鹤岗市委宣传部和东山区委宣传部门取得联系，提出了采访要求，但截至发稿前，并未得到对方回复。最新消息显示，东山区政府部门近期找到了杨永余进行协调，并称区里成立了专案组处理此事。“先上车后补票”合兴家园3号楼已闲置多年 王迎超/摄将时间拨回2012年四五月份，时任合兴村村主任的陈祥阁找到永升公司实控人杨永余，说是要在村里建楼，是属于全省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试点项目。当时杨永余多次去了村里实地考察，还旁听了蔬园乡政府开会，陈祥阁告诉他将来省里会给2000万元专项拨款，资金方面肯定没问题。综合考虑后，永升公司决定将这个工程揽下来，2012年8月1日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这个项目确实得到了鹤岗市各级领导的重视。”陈祥阁告诉记者，当时的鹤岗市委书记、市长、纪委书记曾多次开会布置工作，黑龙江开展城乡一体化建设试点就在鹤岗，而鹤岗的示范村首提的就是合兴村，各级领导总来村里调研，甚至半夜都来，那会真得很风光。对于陈祥阁的说法，记者从2012年7月10日印发的《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方案》和媒体相关报道中得到了印证。据《黑龙江日报》公开报道，2012年3月29日上午，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启动仪式在东山区兴华村举行。时任鹤岗市委书记杜吉明公开表示，鹤岗市各相关部门正积极工作，争取在短期内把鹤岗市的城乡一体化工作抓出成效。同年2月中旬，鹤岗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实施方案》，设立了实现高标准城乡一体化的总体目标，即全力打造全省乃至全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特色城镇化建设先行区、新农村建设样板区。同年7月份，《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方案》正式印发。方案提到，抢抓鹤岗市被列入全省区域中心较大城市和沿乌苏里江四县（市）政策支持体系的难得机遇，全面提速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关于蔬园乡合兴村，方案提到，2012年重点启动首批包括蔬园乡在内的6个整镇推进示范镇36个新型农民社区7个中心村建设，蔬园乡撤乡建镇，新建蔬园镇和裕民、合兴等8个社区。按照社区标准建设农民新型社区，让农民真正过上与市民无差别的生活。为了推动工作，鹤岗市还成立了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由鹤岗市农业委员会牵头。陈祥阁回忆，当时他从市里了解到的政策是，每个试点村省里会给拨2000万元启动资金，而且当时鹤岗要建松鹤生态新城，规划会占村里70多万平方米的地，加上征地补偿款，建设资金方面肯定没问题。陈祥阁告诉记者，市里当时让他们先找一个有资质的建筑公司，手续可以后补，就找到了永升公司。永升公司与合兴村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施工款按月工程量进度拨付。“每次找村里要工程款都说领导正在办，等补贴款下来马上给，让我先垫资抓紧干。”杨永余告诉记者，2012年11月时，3栋住宅楼已经主体封顶，等到2013年9月，干完了抹灰、安窗户等工程后，当时3栋楼的工程量已完成80%以上，共180套住宅和96个车库，“现金投入1400多万元，加上材料人工费等超过2000万元，全是企业垫付的，光民间借贷就借了六七百万元，已经无处可借，我们实在垫不起了。”至此，合兴家园工程正式停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文，同意将鹤岗市列为全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区域试点单位记者注意到，一直到2013年5月7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才发文，同意将鹤岗市列为全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区域试点单位。而鹤岗市东山区的城乡一体化试点项目合兴家园已经在2012年8月未批先建开始施工，到同年12月底三栋住宅楼已经建设封顶。2013年，合兴村的建设规划等审批手续开始陆续启动补办程序，合兴村未批先建的违规行为后期还被市里点名和处罚过。合兴村的建设规划等审批手续到2013年才开始陆续启动补办程序一位接近鹤岗市政府部门的知情人士表示，当年城乡一体化项目建设，从村到乡，从乡到区，一直到市委、市政府，各级主官都在“抢政绩”，先干快上，“先上车后补票”，不少项目都是在没有取得相应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先行开工建设的。村委会、乡政府、区政府都不具备开发建设的条件和资质，各级政府就各找门路，找建筑商、开发商垫资建设，结果后期政策有变，导致垫资的建筑企业深陷其中，十余年都要不回垫付的工程款。被卖掉的2号楼为了合兴家园的工程款，陈祥阁没少往当时的鹤岗市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跑。2013年省里批复文件下来后，领导告诉他，资金马上就到位了，但最终事与愿违。在陈祥阁的印象里，整件事的转折点发生在黑龙江省领导换届后。据他了解，原来的领导已经签完字要拨款了，结果新领导上任后，把拨款全部叫停。2014年，鹤岗市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也解散了，“这事就没人管了，我们也成了‘没妈的孩子’了。”因为永升公司实在没钱继续垫资，后来合兴村又找了鹤岗龙热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热公司”）将1号楼收尾，让回迁户成功入住。龙热公司还给村里建设了文化站、村政府办公楼、休闲文化广场等工程，但同样也被拖欠了工程款。于是，龙热公司的农民工联合永升公司的农民工，一起逐级上访，讨要被拖欠的工资。2018年，对合兴村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一事，国务院挂牌督办，并安排了专人到鹤岗调查。最终东山区政府分三年将拖欠的农民工工资补齐，总共600多万元。杨永余告诉记者，2020年，鹤岗市交通局修路动迁，涉及合兴村村道旁边的部分住户，市里让交通局用动迁款850万余元购买了合兴家园2号楼安置动迁村民，“当时陈祥阁找到我，让我把2号楼剩下的工程干完，我说需要100万元能干下来，结果东山区政府找了另一个施工队，花了197万元，这笔费用也是东山区政府垫付的。”“东山区政府与鹤岗市交通局签合同卖2号楼时，需要我们建筑方配合。”杨俊丽回忆道，村里说这是好事，把楼卖了还能把钱分一分，于是我们配合村里走了手续。可令杨俊丽没想到的是，楼卖完了，钱却和她们没了关系。听说钱到了东山区后，她曾去区里找，但没人接待根本进不去，又去了蔬园乡询问，得到的答复却是，这事和永升公司没关系，卖的是合兴村的楼，而合兴村拖欠农民工工资，东山区垫付了这笔钱，加上2号楼的收尾工程款，钱全部被区里扣掉了。“合兴村建楼时一分钱没花，卖楼应该先支付拖欠的工程款，要偿还不也应该优先给我们第一债权人进行结算吗？”杨俊丽质疑道，当时东山区政府为了平息上访出钱垫付的农民工工资里，还包括龙热公司的一部分，但龙热公司跟2号楼一点关系没有，怎么能把账算到一起呢？成立调查专案组10多年来，杨俊丽、杨永余记不起多少次到村里、乡里和区里讨要工程款，合兴村换届后，新来的村书记称，开发的事她没经手，账目也没接，让他们去找陈祥阁。而蔬园乡和东山区的领导则让他们走诉讼程序，起诉合兴村村委会。“且不说合兴村村委会有没有这个能力偿债，我们曾找过律师，到东山区人民法院打算立案起诉，结果3年了也没立上案，去了就说让等等，也没给过书面材料。”杨俊丽告诉记者，另外，因为涉案金额巨大，光起诉费就要数十万元，这对他们来说也是无法承担的。“当年盖楼欠下了不少外债，包括民间借贷，各种网贷几乎都借遍了，每个月要还的利息就要10多万元，建楼的机械设备后来都当废铁卖了。”杨永余苦涩地说。不过好在，最近这段时间，东山区政府部门找到了杨永余进行协调，并称区里成立了专案组处理此事，调查当年卖2号楼一事。黑龙江省开展城乡一体化建设首批试点项目合兴家园后期为何“无疾而终”？鹤岗市当时成立的城乡一体化办公室何时解散，为何解散？鹤岗市各级政府及领导提出“边干边办手续”，该项目目前相关手续是否办理完毕？合兴家园项目2号楼被卖，为何没有清偿拖欠该楼施工单位垫的工程款？对于当事人杨永余、杨俊丽反映的情况，鹤岗市各级政府部门做了哪些工作，后续将如何解决？针对上述问题，9月6日，中国房地产报记者与鹤岗市委宣传部和东山区委宣传部门取得联系，提出了采访要求，但截至发稿前，并未得到对方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