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10点，北京市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儿科诊室内人头攒动。

　　“你看爷爷脖子上挂的小飞机，飞机飞来啦！”从上级医院退休返聘的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科医生史彦智有一套让患儿安静下来的方法，“飞进衣服里做检查”，他一边模仿小飞机的语气分散患儿注意力，一边用听诊器快速检查患儿心肺情况。“用孩子听得懂的话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孩子看病时的抵抗情绪。”史彦智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诊室里，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科主任李素芳与史彦智相对而坐接诊，每次使用听诊器前，她都要将听诊头焐热，消解孩子就医时的紧张感。“在儿科待久了，每个儿科医生或多或少都会积累一些与孩子相处的经验。”李素芳说。

　　整个上午，来儿科诊室就诊的患儿络绎不绝，孩子们有过敏的，有肠胃不适的，但这个季节最多的还是感染呼吸道疾病的患儿。

　　几乎每个患儿身后都跟着多位家长，而每位家长对孩子的病情都会有诸多疑问。这时，李素芳与史彦智便会不厌其烦地多次向家长解释、叮嘱。与在三甲医院接诊全国的患儿不同，社区医院里大多是在周边生活的患儿，医生与大部分患儿家长早已熟识，免不了多询问几句。

　　不知不觉忙到了中午12点，李素芳与史彦智错开时间急速去食堂打饭、吃饭、洗碗筷，不到10分钟便又回到了诊室开始工作。李素芳说：“我们社区医院地方小，人手也少，家长带着孩子来看病，都很着急，不好让人家等着。”

　　“儿科荒”下，社区医院迎战儿童呼吸道疾病感染高峰

　　“现在好多了！前段时间儿童呼吸道疾病感染高峰期，我们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就算食堂给我们留饭也顾不上吃。”李素芳说。

　　2023年11月23日，国家卫健委指导各地对外公布了本地区可以提供儿科诊疗服务的医疗机构信息，方便患儿就近就医。11月底，北京市朝阳区在健康朝阳公众号上发布了辖区提供儿科服务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清单。自那以后，各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咨询电话越来越多，就诊患者也明显多了起来。

　　当时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多数基层医疗机构一样，收治轻症患儿，向上级医院转诊病情较重的患儿，为在上级医院已确诊的患儿提供治疗服务。

　　“之前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的，我会先带他来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看，一是因为距离近方便，二是对这边的社区医生比较信任。”家住孙河社区的患儿家长刘月红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前不久，她的孩子得了支原体肺炎，因为症状严重，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建议她转诊到首都儿科研究所。在儿研所，生病的孩子非常多，刘月红与孩子一直到后半夜才拿到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案。最终，她决定带着孩子回社区医院治疗。

　　据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孙丽介绍，去年年底，根据患儿数量变化，医院将原本每天一名接诊医生调整为每天两名，从储备人才中调拨两名儿科护士承担日常雾化吸入、输液等治疗工作；同时准备了充足的用药，常见药大概准备了一周的量。

　　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同样在呼吸道疾病感染高峰期迎来了挑战，“高峰期，楼道走廊里全部都是等待就诊的患儿和家长。”亚运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据亚运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金颖介绍，他们在儿童呼吸道疾病感染高峰期增加了呼吸道“五联”检测，甲流、乙流也可检测；开设了快速取药门诊，优化就诊流程，提高就诊效率；培训了9名全科医生提供儿童医疗服务。

　　全科的诊疗范围包括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以及急诊科疾病、康复医学疾病等，诊疗范围较广。“对全科医生进行相关培训是可以作为儿科医生后备力量的。”金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台静敏就是其中一位全科医生，高峰时期她白天接诊，晚上参加培训学习，平均每天接诊70余名患者。

　　2023年12 月2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就冬季呼吸道疾病防治有关情况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2023年11月26日至12月24日，基层每日呼吸道疾病诊疗量占到全国医疗机构呼吸道疾病诊疗量的40%左右。

　　一轮冬季儿童呼吸道疾病感染高峰，“儿科荒”再一次成为热门公共话题，一些基层社区医院(卫生服务中心)在解决“儿科荒”方面也释放了潜力。

　　“不是我多抢手，是基层儿科医生实在短缺”

　　据《2015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2010年-2015年，中国儿科医生总数从10.5万下降到10万。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数据显示，通过几年努力，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医师数量已达到428.7万人，其中儿科医师20.6万人，较2012年增长了102%。

　　史彦智从上级医院退休后，多家社区医院儿科诊室都曾向他抛出橄榄枝，“不是我多抢手，是基层儿科医生实在短缺。”史彦智说。

　　1999年，教育部调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取消儿科学专业，全国大多数医学院都到研究生阶段才细分儿科专业。随着儿科医生紧缺越来越受关注，2016年，我国儿科本科专业停招17年后，多所高校恢复了儿科学本科专业招生。

　　史彦智说：“一名成熟儿科医生的培养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这中间的空缺很难在短时间内填补上。”

　　李素芳回忆自己接诊的一位患儿，家长告诉她孩子哪里都好好的，但就是一直哭，不知道是怎么了。结果李素芳用压舌板一压，发现孩子的嗓子都已经很红了，家长却没发现。“儿科是哑科，小孩子是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的，确定病症只能通过家长叙述与医生的观察，但一些没有经验的年轻家长很可能表述错误，非常容易将医生引向错误的方向，这时就需要儿科医生的丰富经验。”她说。

　　台静敏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全科医生对内外妇儿科都应该懂，以适应临床需要。“因为我们学医学的都知道，小儿不是成人的缩小版，儿科不是内科的简化。小儿正处于一个生长发育的动态过程，许多指标和用药都有别于成人，所以作为全科医生，在儿科方面需要知道得更多，付出得更多。”

　　孙丽说，儿科医护执业风险高，大多需要根据经验来诊断和用药，并且现在家长都把孩子看得很重，导致医生和医院的压力也很大，部分医院不愿意发展儿科。

　　金颖说：“这轮感染潮的持续，给大小医院的儿科医生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儿童专科医院部分门诊常年饱和的工作状态，使得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在社区医院发展儿科是大势所趋。”

　　解锁“儿科荒” 答案在基层

　　“解决‘儿科荒’不在于建多少大型的儿科医院、综合性医院，而应该落实到基层，落实分级诊疗，让基层医疗机构解决更多儿童常见病、多发病，把疑难重症交给三级医院与专科医院；发展基层的儿科实力，应将更多的全科医生培养成为儿科后备力量。”孙丽谈到，“这样才不至于大半夜孩子一有个头疼脑热，就往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跑。”

　　孙丽表示，这些都需要提早布局。

　　“2021年4月，我们医院正式回归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后，结合周边社区居民需求，决定扩充儿科。直到去年，我们才招到一名儿科医生、两名儿科护士作为储备人才。”孙丽说，“此轮儿童呼吸道疾病感染高峰期，我们社区医院相比其他基层医院在应对方面会从容一些，靠的就是多年的积累。”

　　可以看到，部分家长还是存在“大医院迷信”，引导患儿家长主动到社区医疗机构首诊，社区医疗机构的口碑与服务很重要。

　　“我们在技术和实力上没办法跟三甲医院比，但可以在服务上多花心思。”史彦智说，孩子生病了家长难免急躁，问的问题比较多、比较杂，这都可以理解。“人家来找我看病，我诚实一些，能治就能治，不能治就及时帮家长转走；向我咨询，我耐心一些，多讲一些；一点一点赢得家长的信任，下次孩子再有问题还会来找我。信任和口碑不是靠宣传赚来的，是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

　　在探索基层社区医院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利用与周边居民强联系的优势，设置24小时电话咨询热线，由值班领导负责；分类建立各种家庭医生微信群，及时在群内答疑解惑，让社区居民生病了第一时间想到找社区医院。

　　面对儿科医生短缺的情况，大部分医院都在探索全科医生转岗培训的模式。李素芳便是全科转儿科的成功案例。

　　2019年年底，院领导希望李素芳能从全科转到儿科，增强儿科诊室力量。起初她并不愿意，觉得儿科太小、领域太细，发展前景并不好。院领导开诚布公地跟她谈了医院对于儿科建设的规划，谈她转来儿科后的职业发展规划，最终，李素芳被领导发展儿科的决心与诚意所打动。

　　经过一年的转岗培训，李素芳成为儿科医生。接手工作后，她一度非常紧张，担心与家长起冲突。

　　在这次呼吸道疾病感染高峰期，一位宝妈的理解让她印象深刻。这天晚上，李素芳正准备下班，一对夫妻带着孩子来看病，怀疑孩子是呼吸道感染，但当时检验科已经下班，李素芳告诉他们如何居家护理后劝他们第二天再来，“我解释了医院有规章流程，但当时那位宝爸非常着急，觉得我人就在这里为什么不能看病，冲着我大喊大叫。那位宝妈将他推出诊室，向我连连道歉，说理解我工作不容易，当时心里非常温暖，忍不住地掉眼泪”。

　　“能得到家长的理解是很幸福的，而最有成就感的时候还得是看到患儿痊愈后重新恢复活力，之后出现问题，家长还会想着带孩子来找我。这代表着家长的一份信任，也是我作为儿科医生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李素芳说，“如果医院对儿科足够重视、对儿科的人才培养有规划有计划，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医生愿意加入儿科。”

　　“儿科诊室要发展得引进人才，还得能留住人才。”采访的最后，孙丽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聊起了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儿科诊室未来的规划，“我们希望将儿科作为重点诊室打造，不会仅仅满足于设立儿科门诊，将来还要建立起一个综合性的儿科平台。”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谭思静 记者 刘昶荣 来源：中国青年报

吴雅吉（记者 张家文）09月20日,对此，金阿波罗公司创始人回应称，该公司并未直接生产这批设备，“这些是由欧洲公司生产的，用的也是欧洲的生产许可证，只不过挂的是我们公司的名字。”发生爆炸的手持寻呼机残片据介绍，寻呼机在现代社会的普及率并不高，但却仍在医疗行业被广泛使用。这种设备可以联系到处于手机信号盲区的人，电池使用寿命也比较长。今年2月，真主党领导人为防止被以色列方面监视，让成员换掉智能手机。真主党一名官员透露，现在许多成员都有手持寻呼机。有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的“间谍机构”已经对这批寻呼机进行了生产层面上的修改。布鲁塞尔的高级政治风险分析师伊杰·马格宁表示，如果以色列想要在寻呼机中安装爆炸装置，就需要潜入到这些设备的供应链中。“这也引发了另一种猜测，出售设备的第三方可能就是以色列有目的性建立的‘情报前线’。”美国智库“中东研究所”的研究员查尔斯·利斯特称，摩萨德（以色列情报机构）已经渗入了供应链。红星新闻记者 黎谨睿 综合环球时报编辑 张莉 责编 魏孔明延伸阅读都2024年了，真主党为何还在用寻呼机？【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当地时间9月17日下午，黎巴嫩真主党成员所使用的寻呼机在黎境内多地同时发生爆炸，造成至少9人死亡，外界普遍认为是以色列策划了此次袭击。一时间，寻呼机这一看似已被市场淘汰的通讯设备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黎巴嫩真主党为什么会大规模使用寻呼机？它们是如何被引爆的？以色列为什么没有对哈马斯采取同样的手段？技术越落后，越安全？寻呼机又称传呼机（BP机），和智能手机不同，其依靠无线电波进行通信，操作员通过接收者设备独有的无线电频率发送简短信息，而非通过互联网。在手机普及之前，寻呼机曾被广泛应用。如今在大部分国家，运营商都已经停止向一般用户提供寻呼机通信服务。法新社称，目前寻呼机仅在医院等一些特定领域和场合使用，尤其在美国。半岛电视台称，寻呼机所使用的技术，以及其对物理硬件的依赖，意味着它们更难被监控和追踪，这使得它们受到真主党等重视机动性和安全性的组织的欢迎。在世界其他地区，毒贩也会利用它贩毒。台湾地区企业金阿波罗生产的某一型号寻呼机 金阿波罗官网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不时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也多次空袭黎巴嫩境内真主党目标，双方冲突不断。法新社称，自那时起，黎巴嫩真主党要求其成员停止使用手机，以防止以色列通过技术手段入侵其手机。据路透社报道，电子监控技术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色列国防军此前表示，其在真主党活动区域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和遥感系统，并定期派遣无人侦察机越过黎以边界监视真主党。路透社今年7月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说，以色列的空袭导致数名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死亡，该组织为了躲避以色列先进的监控技术，开始使用一些低技术含量的设备，其中就包括寻呼机。六位熟悉真主党行动的消息人士表示，真主党从过往的损失中“吸取了教训”，并调整了应对策略。他们表示，手机可以用来追踪用户的位置，因此它已被真主党禁止在战场上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更为老式的通讯手段，包括寻呼机和传递口头信息的通讯员。此外，真主党还一直在使用可追溯至21世纪初的私人固定电信网络。去年12月，黎巴嫩真主党曾通过其Telegram频道发布通知，要求黎南部居民断开其拥有的摄像头和互联网的连接；2月初，真主党战士被要求禁止在战场附近使用手机。“关掉它，埋掉它，装进铁箱子里锁起来，”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当时呼吁道，“（以色列人的）同谋就是你手中的手机，还有你妻子和孩子手中的手机。”一位熟悉真主党运作的黎巴嫩资深消息人士7月表示：“如今，如果发现任何人在前线携带手机，他就会被踢出真主党。”当地时间9月17日，黎巴嫩贝鲁特，一名因寻呼机爆炸而受伤的人员被送医治疗 美联社一名消息人士称，为了防止对话被窃听，黎巴嫩真主党还会使用暗语来指代武器和会议地点，这些暗语几乎每天都在更新，并通过通讯员传递到各部门。“我们正面临一场战争，信息和技术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与真主党关系密切的黎巴嫩分析人士卡西姆·卡西尔（Qassem Kassir）表示，“当你面对某些技术进步时，你需要回到旧的方法——例如电话、面对面的交流……任何能让你绕过技术的方法。”大西洋理事会中东项目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布兰福德（Nicholas Blanford）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对安全漏洞的“意识和警惕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有安全专家表示，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措施可以有效对抗高科技间谍活动，然而，这些方法也导致真主党领导层与其部队之间的沟通效率大大降低。史上最大实体供应链攻击？随着此次黎巴嫩袭击事件的发生，外界都在问，寻呼机这种低技术含量的通信设备是如何遭到攻击的？路透社分析了被毁坏的寻呼机图像，发现其格式和背面的贴纸与台湾地区企业金阿波罗公司生产的AP924型号寻呼机一致。三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这些寻呼机是真主党近几个月来引进的最新型号。黎巴嫩一位高级安全人士告诉路透社，真主党已向金阿波罗公司订购了5000台寻呼机。有外交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推测，爆炸可能是由于装置电池过热爆炸引起的。但技术专家们对此表示质疑，因为单靠电池不足以引发如此致命性的爆炸。有专家表示，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长期行动，可能是通过渗透供应链并在寻呼机运抵黎巴嫩之前安装炸药进行的。“这看起来可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实体供应链攻击。”美国智库“西尔维拉多政策加速器”（Silverado Policy Accelerator）主席阿尔佩洛维奇（Dmitri Alperovitch）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发生爆炸的寻呼机 美联社援引社交媒体图片金阿波罗创始人许清光18日对路透社表示，发生爆炸的寻呼机由一家欧洲公司生产，双方有合作，对方获授权使用金阿波罗的品牌标签。许清光没有透露寻呼机生产商的名称，表示金阿波罗公司也是受害者。许清光在接受台媒采访时还提及，这家代理商在台北有办事处，工厂设在黎巴嫩。值得一提的是，路透社此前指出，真主党和黎巴嫩安全官员认为，以色列在锁定目标时也一直在利用当地的线人。三位熟悉真主党的消息人士表示，黎巴嫩的经济危机和政治派别之间的激烈争斗为以色列招募间谍创造了机会。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前情报分析员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认为，隐藏在真主党内部的间谍是此次行动的关键。“这是我见过的最大规模、最协调的袭击之一。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复杂性令人难以置信。”肯尼迪表示，“这需要许多不同的情报部门和执行部门。人力情报是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方法，同时还要拦截供应链，以便对寻呼机进行改装。”谈及以色列为何没有在加沙使用同样的手段，伦敦国王学院国防研究所哈姆扎·阿塔尔（Hamza Attar）对半岛电视台表示，和黎巴嫩真主党相比，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更了解网络。阿塔尔强调，哈马斯在加密通信上下了许多功夫，“他们不使用电话或手机，有自己的网络和通信方法，不需要地面上的任何东西。”

吴雅吉（记者 王哲豪）0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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