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色桃子

延伸阅读拜登闭门会议上声称中国“咄咄逼人”，被曝是忘了关话筒综合英国《卫报》和澳大利亚天空新闻台报道，当地时间9月21日，因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闭门会议上未意识到话筒没关，美国总统拜登“大声密谋”应对所谓“中国考验”的片段流出，直接“打脸”四国此前措辞谨慎、避免提及中国的联合声明。这段拜登点名中国的非公开演讲被多家外媒清晰录下，他宣称中国最近的行动，包括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行动是“战术上的改变，而不是战略上的改变”。拜登还对其他三国领导人声称：“中国继续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在整个地区考验我们，在南海、东海、南亚和台湾海峡也是如此。在我们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包括经济和科技方面，都是如此。”《卫报》称，拜登上述言论可能破坏四国的谨慎外交努力，此前这些国家坚称四方会谈不仅是为了“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更重要是支持“印太地区的发展、稳定和繁荣”，结果关上门会谈一开场就提到“中国”。拜登陷“热麦克风”（未意识到话筒没关）风波 图/澳大利亚天空新闻台视频截图当地时间9月21日，拜登在其家乡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主持召开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领导人峰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总理莫迪、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出席。同一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新闻发布会上宣称，QUAD与其他国家无关，不针对其他国家，这一对话机制“旨在解决问题，维护共同原则和支持该地区的共同愿景”，并强调联合声明不会提到任何特定国家，包括中国。在峰会后发表的四国领导人联合声明中，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但在谈到“印太地区”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的前提时老调重弹，称与会领导人对东海和南海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联合声明还对在南海进行的演习表达了关切，声称那是“胁迫性和恐吓性的军事演习”，但未说明是何方发起的军演。此外，联合声明宣称所谓“南海仲裁案”是“重要里程碑”，是和平解决各方争议的基础。而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有关裁决是非法无效的。《卫报》称，四国领导人在声明中使用了含蓄的措辞，和之前一样，主要提倡保持印太地区“自由和开放”，并谈论地缘政治的“挑战”。与此同时，报道提到，本届QUAD峰会挥之不去的阴影是11月的美国大选。作为拜登和岸田任内最后一场“告别峰会”，拜登坚称，无论政治形势如何，QUAD都能生存下去。被媒体问及QUAD能否挺过11月的美国大选时，拜登称：“远远超过11月。”印度总理莫迪也给出了类似承诺，声称QUAD将继续存在，他将于明年在印度主办QUAD峰会。

妻子发现丈夫出轨后半夜杀夫被判无期。近日广西柳州市公布了一起故意杀人案，案件中丈夫出轨被发现后，妻子黄某某要求丈夫和小三断绝往来，为此两人经常发生争吵并伴有肢体冲突。最终见丈夫无心悔改，黄某某购置刀具待其丈夫符某某熟睡之际将其杀害，为了掩盖犯罪事实，黄某某还曾伪造案发现场，但她的如此小伎俩又怎么逃得过办案民警的火眼金睛。近日，广西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该案一审刑事判决书，被告人黄某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黄某某一审被判无期据了解黄某某在案发时60岁、其丈夫65岁，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两个结婚近40年的夫妻最终换来了如此结局。据了解2023年3月份黄某某无意间发现丈夫符某某出轨谢某某，期间黄某某通过调查后发现丈夫符某某疑似拿家里的钱给谢某某消费，为此两人经常发生争吵，争执激烈的时候，两个人也会大打出手，而黄某某的要求也很简单:希望丈夫符某某与谢某某断绝一切往来。法院公开的判决书记录了案发过程转眼半年时间过去了，丈夫符某某并未兑现当初与谢某某断绝往来的诺言，随后黄某某产生了将符某某杀害的想法，为此黄某某特意购置刀具藏于枕头下面。2023年9月22日黄某某的最后通牒也未得到丈夫符某某的重视，次日凌晨黄某某将丈夫符某某杀害，事后经法医鉴定，符某某系被单刃刺器刺伤右颈部造成右颈外静脉离断、右颈内静脉破裂致大出血死亡。确认丈夫符某某已经死亡后，黄某某将作案刀具带离现场并扔到了附近的河中，随后黄某某再次返回家中伪造现场并报警称“丈夫被害”。警方在调查后很快就确定了黄某某系嫌疑人，案发次日在警方压力下，黄某某交代了自己杀害亲夫的作案过程，随后黄某某被批捕并被以“故意杀人罪”起诉。最终广西柳州中院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图为法院公开的判决书（来源：新闻晨报）延伸阅读教科局原书记多次和下属妻子发生关系被杀 下属获无期2021年7月2日上午8时许，贵州黔东南州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发生一起致一人死亡的命案。死者时年38岁，是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原党组书记罗某某。案发4个多小时后，30岁的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干部陈某某被抓获。陈某某怀疑妻子出轨罗某某，对此怀恨在心。陈某某受审的画面近日，一份贵州高院的生命权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公开。判决书显示，陈某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罗某某家属起诉索赔124万余元，法院判决陈某某赔偿罗某某家属10万元。据2021年8月18日丹寨县公安局官方通报，2021年7月2日上午8时许，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发生一起致一人死亡的命案。经公安机关全力侦破，在案发4个多小时后将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男，30岁，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干部）抓获。经侦查，陈某某因怀疑其妻与死者罗某某（男，38岁，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原党组书记）存在不正当关系，遂怀恨在心，产生报复心理，在罗某某办公室将其刺伤，导致罗某某大出血死亡。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从庭审现场及知情人士处了解到，陈某某妻子是丹寨县某局职工，2020年7月因下村帮扶检查工作与时任丹寨县雅灰乡党委书记罗某某认识。两人后来确定为情人关系。截至案发，罗某某多次与陈某某妻子发生性关系。案发前夜，罗某某深夜驾车送陈某某妻子回家，被陈某某发现。回家后，陈某某殴打妻子使其承认了婚外情。今年7月2日早晨，陈某某携3把刀到丹寨县教科局，持刀将38岁的罗某某杀害。经丹寨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罗某某系被锐器刺破心脏，造成急性大失血死亡。公诉方表示，建议判处陈某某死刑，但不要求立即执行，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份近日公开的生命权纠纷二审判决书显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陈某某与申某某结婚于2018年结婚。2020年下半年后，陈某某因申某某经常晚归，遂怀疑其有外遇。2021年7月2日凌晨，陈某某回家时发现申某某仍未回家，遂带上一把折叠刀在楼下等候申某某。当日凌晨1时许，陈某某看见申某某乘坐罗某某的白色丰田越野车回家，遂怀疑申某某出轨对象是罗某某。陈某某回到家中殴打、逼问申某某与罗某某的关系。在陈某某的逼问下，申某某承认其与罗某某是情人关系的事实。被告陈某某将其妻子申某某打伤后叫亲属来到家中帮忙处理，陈某某亲属将申某某送往医院治疗后并对陈某某进行劝解。2021年7月2日7时许，陈某某趁其亲属外出后换上迷彩服，戴上帽子、口罩进行伪装，后携带两把屠宰刀和一把折叠刀前往罗某某工作的贵州省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查看，发现罗某某还未到办公室，随即到罗某某居住的小区楼下躲藏，伺机报复，后因怕人发现而重待时机。8时30分许，陈某某折返回到贵州省丹寨县教育和科技局，发现罗某某在其201办公室，遂手持两把屠宰刀冲入办公室对罗某某进行捅刺，罗某某被捅伤后跑出办公室，摔倒在一楼与二楼的楼梯间上死亡。经丹寨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罗某某系被锐器刺破心脏，造成急性大失血死亡。2022年1月12日，陈某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本院判处无期徒刑。罗某某家属向陈某某索赔124万余元损失。一审法院判决由被告陈某某赔偿罗某某家属经济损失人十万元。罗某某家属上诉后，贵州高院二审维持原判。

（来源：爆料视频）

据福建广电第一帮帮团报道，9月21日，福建长乐，李先生求助称，妻子自1996年独自离家，至今音信全无。李先生曾起诉离婚，但被驳回。图为李先生和妻子的旧照李先生起诉离婚遭法院驳回据报道，1994年，李先生与四川达州的赵女士相识，同年回到长乐成婚并育有一子。1996年12月，赵女士独自离家出走，至今音信全无。李先生曾起诉过离婚，法院于2016年裁决：李先生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感情完全破裂，依法不支持离婚请求。李先生称，现在想组建一个新的家庭，给女友一个名分，却因未能顺利离婚受阻。妻子失联近20年，怎么证明“感情破裂”？李先生谈恋爱，是不是出轨，是不是重婚？如果妻子突然出现，能不能主张分割李先生财产？对于网友关心的问题，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易旭进行了解读。李先生表示想给现在的女友一个名分成功离婚的办法：易旭表示，1、重新提起离婚诉讼。法律实践中，第一次起诉离婚被驳回后，第二次起诉时法院往往会更加审慎地考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证据，因此李先生可以收集更多证据来证明与赵女士的感情已完全破裂。虽然之前法院认为证据不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证据的出现，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2、申请宣告失踪或死亡。如果赵女士已经失联超过一定年限（通常为2年），李先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赵女士失踪或死亡。一旦宣告失踪或死亡成功，这将为李先生后续的离婚诉讼或财产处理提供法律依据。是否需要申请妻子失踪或死亡取决于李先生的具体需求和情况。如果李先生急于离婚并组建新的家庭，且认为赵女士已经不可能再出现，那么申请宣告失踪或死亡可能是一个加速离婚进程的有效途径。是否构成重婚：易旭表示，如果李先生在未正式离婚的情况下与现女友组建新的家庭，这在法律上可能构成重婚，因此在离婚诉讼未解决之前，李先生应当避免与现女友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或进行婚姻登记。财产分割问题：易旭认为，如果赵女士突然出现并要求分割李先生这20年的财产，法院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裁决。通常情况下，夫妻共同财产会在离婚时进行分割。但如果赵女士长期未履行家庭义务且下落不明，法院在分割财产时可能会考虑这一点。此外，如果李先生能够证明在赵女士失踪期间他独自承担了家庭责任并积累了财产，法院也可能在分割财产时给予他一定的倾斜。记者 | 周凌如

据福建广电第一帮帮团报道，9月21日，福建长乐，李先生求助称，妻子自1996年独自离家，至今音信全无。李先生曾起诉离婚，但被驳回。图为李先生和妻子的旧照李先生起诉离婚遭法院驳回据报道，1994年，李先生与四川达州的赵女士相识，同年回到长乐成婚并育有一子。1996年12月，赵女士独自离家出走，至今音信全无。李先生曾起诉过离婚，法院于2016年裁决：李先生无法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双方感情完全破裂，依法不支持离婚请求。李先生称，现在想组建一个新的家庭，给女友一个名分，却因未能顺利离婚受阻。妻子失联近20年，怎么证明“感情破裂”？李先生谈恋爱，是不是出轨，是不是重婚？如果妻子突然出现，能不能主张分割李先生财产？对于网友关心的问题，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易旭进行了解读。李先生表示想给现在的女友一个名分成功离婚的办法：易旭表示，1、重新提起离婚诉讼。法律实践中，第一次起诉离婚被驳回后，第二次起诉时法院往往会更加审慎地考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证据，因此李先生可以收集更多证据来证明与赵女士的感情已完全破裂。虽然之前法院认为证据不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证据的出现，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2、申请宣告失踪或死亡。如果赵女士已经失联超过一定年限（通常为2年），李先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赵女士失踪或死亡。一旦宣告失踪或死亡成功，这将为李先生后续的离婚诉讼或财产处理提供法律依据。是否需要申请妻子失踪或死亡取决于李先生的具体需求和情况。如果李先生急于离婚并组建新的家庭，且认为赵女士已经不可能再出现，那么申请宣告失踪或死亡可能是一个加速离婚进程的有效途径。是否构成重婚：易旭表示，如果李先生在未正式离婚的情况下与现女友组建新的家庭，这在法律上可能构成重婚，因此在离婚诉讼未解决之前，李先生应当避免与现女友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或进行婚姻登记。财产分割问题：易旭认为，如果赵女士突然出现并要求分割李先生这20年的财产，法院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裁决。通常情况下，夫妻共同财产会在离婚时进行分割。但如果赵女士长期未履行家庭义务且下落不明，法院在分割财产时可能会考虑这一点。此外，如果李先生能够证明在赵女士失踪期间他独自承担了家庭责任并积累了财产，法院也可能在分割财产时给予他一定的倾斜。记者 | 周凌如

针对日前日本广播协会(NHK)的一名中国籍雇员在播报新闻时，脱稿用中文播报“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一事，日本总务省9月11日对NHK进行了“行政指导”处分，NHK内部也公布了针对高层的处理结果。负责NHK国际广播的理事傍田贤治已于当日辞职。同时，包括NHK会长稻叶延雄和副会长井上树彦在内的四名管理层人员，将自主返还一个月薪酬的50%。近日，这名在NHK工作长达22年的中国籍雇员@树语treetalk（笔名胡越）接受了长安街知事专访，首次详细还原了事发时的经过，并深度剖析了日本媒体中历史修正主义横行的现象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他揭示了日本媒体，尤其是NHK，如何在日本政府的影响下成为粉饰历史、掩盖真相的工具。他进一步解释，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媒体宣传正在为当代日本右翼势力服务，并推动日本社会走向极端化，令人担忧日本将借助靖国神社宣扬的战前意识形态，重走战前的军国主义体制老路。NHK不敢提的4个字知事：根据日本媒体之前的报道，您当时是在报道靖国神社发现涂鸦的新闻时，提及靖国神社入口处的石柱上写有“军国主义去死吧”等字样，NHK承认这些字写在石柱上，但并未写在脚本里。您的完整发言还包括“抗议NHK的历史修正主义宣传和不专业作为”“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不要忘记慰安妇，不要忘记731部队”等内容。请问当时发生了什么，能为我们还原一下当时的情景吗？胡越：当天有一条新闻，有人在靖国神社的石柱上写了“军国主义去死”“厕所”等字样，其中，“军国主义去死”几个字写在中央位置。然而，NHK在国内新闻通稿中却选择掩盖这一事实，将石柱涂鸦内容描述为“神社石柱上写着厕所等类似于字母的符号”。NHK国际部（NHK World）中文广播准备照日本国内新闻通稿翻译播出。对此，我当场表示了反对。我认为，NHK之所以保留“厕所”而隐瞒“军国主义”字样，是试图将事件定性为“不雅行为”，而这显然并非涂鸦者的主要诉求。NHK国际部的做法不仅是对民众的欺瞒，违背了新闻媒体客观报道的原则，更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操作。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坚决反对播出这样的内容。因此，我在节目开始前明确向责任编辑提出修改要求，在节目稿件中增加石柱上明明写着的“军国主义去死”的内容。为了应付我的反对，责任编辑宁愿将“厕所”字样一并删除，也不愿意补上“军国主义去死”的内容。靖国神社石柱上的刻字。NHK不提“军国主义去死”，却强调“厕所”字样，并谎称石柱上有字母“SB”。图源：NHK在直播过程中，我先脱稿补上了“军国主义去死”的内容。而在其后，为了防止被掐断信号，我首先播送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第二部分内容是对日本政府及NHK历史修正主义行为的抗议，以及对媒体不专业行为的批评。第三部分是用英语播送的宣示性内容，呼吁全世界不要忘记南京大屠杀、随军慰安妇问题以及731部队的罪行。这是唯一的反抗机会知事：那一刻，是什么鼓励您坚持说出历史真相？胡越：脱稿播出的直接导火索是事态已经变得不可调和，迫使我临时做出决定。但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和新闻媒体否认侵略历史、借助参拜和供奉靖国神社，美化军国主义，这种掩埋历史真相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在NHK，外籍和日籍员工反抗历史修正主义的事件已经多次发生。我的“22秒事件”只是此类抗争的延续。早在2014年，英国《泰晤士报》曾报道，一位“吹哨人”向《纽约时报》提供了一份NHK的秘密内部文件，显示NHK英语频道的员工被禁止提及南京大屠杀和随军慰安妇，且“随军慰安妇”不能翻译成“sex slaves”，必须用“comfort women”，以弱化其强制性。同样地，强征劳工也不能用“强征”这个词。这赤裸裸地反映了NHK如何在英文频道新闻用词上搞历史修正主义。《泰晤士报》报道截图。此外，还有外籍员工因在NHK英语频道中故意使用不符合其“标准”的词汇被辞退，导致NHK只能使用英语能力欠佳的日籍或日裔主播。理查德·劳埃德·帕里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文章，他在文中披露了一份名为“橙皮书”的 NHK 内部文件。图源：《泰晤士报》对于NHK如此无视历史真相的荒唐做法，我一直心存反抗之意，直到这一天，NHK严重违背新闻操守和实行赤裸裸历史修正主义宣传的事情真正发生在我身上。NHK后续对此事件的调查报告中也提到，当时我言辞激烈，现场编导甚至致电我签约的公司商量临时更换主播。虽然现场编导并未当我的面打电话，但那一刻，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我唯一的反抗机会。如果当天不做，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就在那一刻，一种要为侵华战争中无数受害和受辱者发声的强烈冲动，一股要为民族正义挺身而出的内心力量，仿佛在推着我，让我必须做出这个决定——脱稿发声。我必须借此机会，抗议NHK历史修正主义宣传和不专业的新闻操作，我必须让日本民众和世界各国的民众了解更多真相，并知晓普通中国人的想法，基于历史共识开展友好交流。NHK已经比日本政府走得更远知事：日本媒体和政府是什么关系？胡越：虽然NHK是公众媒体机构，但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往往缺乏基本的事实调查，已经成为日本政府的喉舌，亦步亦趋地跟着日本政府走上历史修正主义的窄路。从NHK传出的消息和其他日本媒体对这件事的报道来看，全是单方面陈述，罔顾事实真相。在涉及对中方有利的消息时，他们会选择隐瞒，赤裸裸地抛弃新闻道德，坚持掩盖历史。NHK在事发后的多次声明和调查报告中，都没有提及我现场抗议新闻稿掩盖“军国主义”字样这一核心事实。曾经，NHK是对华友好的媒体，愿意促进中日两国交流，但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再次上任以来，NHK的重要人事安排以各种形式被政府操控。安倍中意的NHK会长籾井胜人曾声称“每个国家都存在随军慰安妇”，不应单独批评日本，引发众怒。与安倍关系密切的NHK经营委员百田尚树也曾在街头演讲中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NHK对华叙事的态度近年更是急剧转变。比如这次的靖国神社涂鸦报道，在具体操作上，有时甚至比日本政府立场走得更远，几乎失控。NHK也有许多尊重历史事实的媒体人，他们不愿意制作这样的内容。NHK内部心知肚明其行为有违历史事实和新闻原则，因此他们将这些棘手的事情抛给我们这些外包员工。我们作为外包公司的外籍员工，无法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更何况这些报道内容完全违背我们个人的立场。在这次围绕是否播送“军国主义去死”字样的事件中，我坚持要报道被掩盖的“军国主义去死”字样。这不仅是新闻事实，连日本政府也没有否认靖国神社宣扬军国主义，NHK却刻意回避“军国主义”几个字。更加荒谬的是，NHK连事后出具的调查报告也不敢提及围绕“军国主义”的这段争执。可见，NHK已惯于“忖度”日本政府立场，有时甚至已经比日本政府走得更远。知事：您如何看待日本社会的历史修正主义现象？胡越：在我与外包机构签订的契约中，虽然写有宣扬日本立场的简略指导方针，但并未明确具体的操作方式。例如，随军慰安妇的报道中禁止使用“随军”一词，而在提及南京大屠杀时，日本媒体的官方口径是“南京事件”。这种不透明的口径并未写入契约，而是在新闻编译过程中，通过口头形式传达。“22秒事件”发生后，NHK公布，国际广播由直播改为录播和AI播音，同样暴露NHK搞历史修正主义宣传而没有底气，不敢正视播出的内容，也不信任一线员工。而从事后处理看，NHK完全没有汲取教训，似乎要一路走到黑。NHK还利用日本组织内部惯有的群体性服从心理，抹杀反对声音。这种组织性的压制在日本社会中有时甚至超越法律，被称为“同调压力”。它通过群体的压力侵害个人的权利，使个人不敢发声。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日本正经历“战前回归”，社会已经逐步滑向二战前的状态。栏目主编：秦红 文字编辑：宋慧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苏唯来源：作者：长安街知事

这不是王莎第一次经历“失败”。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家庭，女儿都无法长期待下去。某种程度上，把女儿送进扶禾更像是一次无奈的选择，王莎面对的是一种女儿“无处安放”的困境。8月底，扶禾搬离原址，招牌已被摘下。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新京报记者 | 刘思维编辑 | 杨海校对 | 李立军▼全文7915个字，阅读需要15分钟一开始，王莎以为这又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在16岁女儿确诊重度抑郁症的第4年，她再次把女儿送进了一所封闭式的“心理教育”机构。每月2.5万元的高额费用让她有理由期待，女儿会像机构广告上宣称的那样迎来“完美蜕变”，“摆脱抑郁焦虑情绪”。半年过去，女儿走出深圳市扶禾心理教育咨询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扶禾”）的铁门后，王莎很快发现，女儿变得更加沉默，胳膊上的疤痕也更密了——这半年她几乎每天都会自残，甚至尝试过自杀。而扶禾承诺的“坚决杜绝侮辱、打骂、体罚孩子”，事实上却一样没落。这不是王莎第一次经历“失败”。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家庭，女儿都无法长期待下去。某种程度上，把女儿送进扶禾更像是一次无奈的选择，王莎面对的是一种女儿“无处安放”的困境。愤怒、自责，或许还有对4年来无数次挫败的不甘涌向王莎，她需要一个出口。至于欺骗自己的扶禾，她清楚，要么成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要么就向它宣战。王莎选择了后者。这让她意外地第一次真正和女儿并肩站在一起，女儿向她开口，讲述自己的遭遇，还有那些折磨着自己的感受。这让她有机会更靠近、更理解女儿。7月30日，王莎维权一个月后，深圳市松岗区这所已经开办5年的封闭式青少年心理教育机构搬离了原址，铁门上方“扶禾心理”四个金色大字被摘下，创始人声称暂停招生，属地派出所已受理案件。从最初把女儿送进扶禾的目的来看，王莎显然是失败了。如今，她不再执着要彻底治愈女儿，而是花更多时间去学习如何做一个抑郁症孩子的家长——在这场失败中，她找到的答案。“走投无路”王莎“全职妈妈”的生活，是从女儿魏莱六年级时开始的。在此之前，女儿由前夫抚养。那段时间魏莱说自己遭到了霸凌，开始找借口不去上学。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发蓬乱，不愿出门，拒绝与人接触。再后来，家人发现她开始用美工刀划自己的手臂。魏莱的两条小臂上布满划痕。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眼看女儿的状态越来越差，王莎从生意中抽身，把魏莱接过来与自己同住。她带魏莱去医院，2020年11月，女儿被诊断为抑郁症。那时，王莎以为女儿只是需要开导，“打开心结”后一切就会好起来。她按医生的建议带女儿做了几次心理咨询，但效果并不好——女儿手臂上的划痕越来越多，晚上失眠，上课经常打瞌睡，在日记本上罗列自己的种种缺点：丑、胖、社交障碍、无法集中精力……4个月后，她们再次回到医院，这次医生告诉王莎，魏莱的抑郁症已经发展到了重度，需要马上用药，也不再适合继续上学，建议休学。魏莱的故事并不是孤例。2021年，一项发表在《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流调报告显示，在我国6-16岁在校学生中，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无法继续学业。在扶禾，魏莱的“校友”几乎都是休学少年，伟凡就是其中一个。他也是个重度抑郁症患者，今年15岁，已经休学3年。因为个子高，人也壮，他喜欢装作少年老成，声称自己高中毕业，不想上大学，也不想找工作。在家的3年，伟凡的病情并没有好转。他关上房门，不分昼夜地打游戏。自杀的念头折磨着他，他就用刀划开手腕，皮肤的痛感能暂时压制心中的痛楚。他拒绝与妈妈交流，每天妈妈罗芳都小心翼翼地敲敲房门，把药送进来，哄他吃，又被他烦躁的吼叫声吓得退出来。魏莱也一样。有段时间，王莎一度害怕回家——魏莱休学在家一年多后，“变得很怪”，她不想面对她。平日里，魏莱把自己关在8平方米的小房间，大多数时间在那张一米二的床上度过。枕边是一个画满秘密的漫画本、充电插头、游戏机和三部手机。她日夜颠倒，凌晨醒、下午睡，醒了就躺在床上玩手机游戏、刷视频、点外卖、逗猫。魏莱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这张一米二的床上度过。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女儿逐渐变得疑神疑鬼，总觉得有人要害自己，出门看门诊、做心理咨询都要随身带刀。她告诉王莎，自己头脑里出现了幻觉，有几个人在聊天、议论或命令她。有一次，女儿用刀划伤了家里宠物猫的脚垫，王莎觉得残忍，想批评她，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担心哪句话刺激到她。”王莎看了有关抑郁症的书，也到网上搜了不少资料，努力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抑郁症孩子家长。但琐碎漫长的照料、压抑的家庭氛围，再加上女儿愈发糟糕的状态，都在消磨着她，也消磨着她对抑郁症的新认知。接受、理解女儿的“反常”并不容易。最初，她对女儿的病情有乐观的判断。“最多一年就能治好，然后复学，顺利小升初。”但眼看女儿“就像吹起的气球”，从休学时的150斤胖到220斤，还出现了月经失调、黑棘皮等症状，王莎开始心急了。直到有一次她要开门，把手里的东西塞给魏莱，打断了女儿玩游戏，结果没等她反应，女儿就伸手掐住她的脖子，露出凶狠的表情。王莎再也控制不住，当着女儿的面哭了。她不知道怎么办，女儿既无法上学，又无法安心待在家里。她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个出路，让女儿变回“正常人”。她先是把魏莱重新送进了医院，接受住院治疗。这是许多重度抑郁症家长的共同选择，罗芳在伟凡频繁出现自杀倾向后，也带儿子去了广州一家知名医院的精神科看病。诊室门外，罗芳小心翼翼地和伟凡转述医生的建议，听到“住院”两个字，伟凡激动地伸出拳头砸向妈妈，被身边的人拦住，住院也因此作罢。即便孩子不抗拒，也难以长期住院。魏莱住院17天后，医生就通知王莎需要办理出院，“医生说精神科床位供不应求，很多人排队等着，最长也只能住1个月。”出院后，魏莱病情又出现反复，王莎又带女儿看中医，但仍未见好转。最后，王莎找了一所全封闭的“军事化学校”把女儿骗进去，希望强行帮女儿减肥，矫正她的“心理问题”。封闭训练10个月后，魏莱从“军事化学校”毕业，看起来整个人“脱胎换骨”，瘦了40斤。“我当时真的觉得女儿失而复得。”王莎以为女儿的抑郁症治好了，趁热打铁，把魏莱送进一所复读学校，希望她抓紧跟上文化课学习，参加中考。两个月后，情况急转直下。2023年12月5日，魏莱在复读学校吞了42颗药，试图自杀。王莎第一次彻底陷入绝望，“走投无路了。”“救命稻草”“转机”很快出现。“这是我第一次切身地感到差点失去女儿。”那个晚上，趁魏莱送急诊留观，王莎扔掉了家里所有的刀、药品和她能想到的能被用来自杀的危险品。她上网搜索解决办法，第二天，就刷到了扶禾的广告。扶禾的广告。图源：扶禾官网领教过“军事化学校”后，王莎筛选机构更加谨慎。她特意查了工商资料，扶禾成立于2018年，办学经验丰富；注册资本500万元，实力雄厚，不至于跑路；经营范围包括心理咨询、文化教育信息咨询等，专业对口。和扶禾的招生老师通了两小时电话后，当天她到实地了解情况。在她的印象里，扶禾的硬件看上去无可挑剔，师资力量也让人信服。创始人寇明娇是应用心理学科班出身，心理咨询老师也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专业证书，“擅长精神分析疗法、认知行为疗法（CBT）、催眠术、后现代叙事疗法”；行为训练师“有两年武警总队服役履历，还获得过优秀士兵表彰”。王莎记得，寇明娇戴黑色半框眼镜，穿职业套装，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一副知识女性模样。”在扶禾挂满锦旗的茶室，寇明娇给她介绍了“3+X”特色辅导模式：包含心理疏导、学习动力激发、行为训练和根据每个孩子的自身特点以及具体问题，独家定制的有效转化方案。6小时的实地考察下来，王莎对这所机构有了不少好感：一是治病，据王莎了解，其他传统的封闭式机构以接收“问题少年”为主，有心理或精神类疾病的孩子只占到30%左右，但在扶禾，这类孩子占到80%以上；二是24小时看护，可以避免魏莱再自杀；三是扶禾有全科文化课，他们承诺文化课老师会一对一辅导孩子，帮助恢复学业。这些几乎是王莎最大的“痛点”，她很快被吸引。咨询中，扶禾工作人员也向她反复强调“转化”成功案例。“有些（病情）比您孩子更严重的，我们都接收过，都调整好了。”寇明娇告诉她，魏莱“转化”成功需要一年时间。扶禾学费不菲，每月2.5万元，是军事化学校的数倍。但王莎当即拍板，签下一年合同。“孩子的状况不好，年龄也越来越大了，没有时间去浪费。”扶禾在宣传物料中承诺绝不体罚孩子。图源：“扶禾心理教育”微信公众号罗芳也是在网上看到的扶禾广告，她对这所机构的几个理念印象深刻：“坚决杜绝侮辱打骂体罚孩子”“心理和学习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让孩子“回归家庭、回归学校，走向社会”。与寇明娇沟通后，罗芳被对方“4个月就能让孩子好转停药”的承诺点燃了希望，这让她下定决心：借钱也要把儿子送进扶禾。“学费那么贵，各方面都肯定是很好的。”罗芳心想。也有家长被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推荐来扶禾。8月底，新京报记者陪同王莎母女就诊，深圳一家三甲精神专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承认自己曾推荐病人到扶禾。这让家长们更加相信，扶禾不像那些“野鸡机构”，这里更科学，也更有保障。“走投无路”的家长们都以为，他们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神秘学校和进入特训学校的方式一样，少年们大多是被家长骗进扶禾的。那天王莎借口送魏莱去做心理咨询，出门前她和招生老师反复确认了路上的时间、进门细节、停车位置和自己的离开时机。从广东惠州的家里出发，开车1个半小时就到了位于深圳市松岗区的扶禾，这里地处深圳的偏远地带，更靠近东莞。搬离前的扶禾一直大门紧闭。受访者供图学校在一条植被茂密的小路旁，3米高的蓝色铁门常年关着，“扶禾心理”四个金色大字立在上方。“校园”被民房和厂房团团包围，剩余的地方被彩钢板和铁丝网封住，上面布满防盗刺。周围邻居除了早上会听到学生晨练的声音，偶尔还能听到有人打篮球外，对墙内的事一无所知，只知道这里是所学校，开了五六年，但没怎么见过学生进出，“挺神秘的。”“这里就是个监狱，进得去，出不来。”飞翔也是扶禾的学员，同样患有重度抑郁症。在包括魏莱、伟凡在内的数个扶禾学员的回忆里，扶禾内部到处都是紧闭的门，有24小时值守的保安，学校不允许带手机和任何联网的电子设备，这让少年与外界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从早到晚，学员们几乎没有独处的机会，学管（生活老师）与他们同吃同住，这些本应陪伴、疗愈孩子的老师，最终成了学员口中的“狱卒”。院内面积虽然不小，但被分割成几块，他们的活动区域被严格限制，上课时教学区的门是封闭的，体育活动有学管在场边看守，晚上宿舍楼门窗紧闭，禁止学员出入。魏莱绘制的扶禾内部平面图。受访者供图积分也是约束学员的手段。迟到、上课不专心、说脏话都要扣分，是否扣分、扣多少分却没有具体标准，“全凭老师的心情。”每周六可以通过“体育活动”集中销分，项目包括蛙跳、俯卧撑、仰卧起坐等。有学员一周能扣二三百分，需要围着两张乒乓球台蛙跳五六十圈，“有时候能断续跳一下午”。最让学员们恐惧的要数“吊杠”。健身器材区的角落里，有个离地两米左右的单杠，学管会让被罚的学员踩着一个厚垫子站立，再用一根弹力绳把学员的双手绑在单杠上，然后抽走脚下的垫子，让学员身体悬空，持续十分钟到半小时不等。“单杠旁边的一面墙上，全是我们挣扎时蹬上去的鞋印。”几位学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吊杠时几个老师就在一旁看着，“你怎么喊老师都不会把你解下来的。”一位曾在扶禾工作三年的文化课老师向新京报记者证实，自己看到过学生被绑起来吊杠，“有一些（学员）刚开始来不习惯，或者想走、不听话，可能就（被）吊着。我觉得这是锻炼他的意志，还有就是给他一点教训。”后来，王莎发现，这些禁锢、体罚都可以概括为扶禾宣传的“3+X模式”里的“行为训练”。而她之前看重的“学习动力激发”，以及扶禾承诺的“一对一文化课辅导”，在那扇紧闭的大门后并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是集体教室和存有录播课的无网络平板电脑。至于家长们最在意的“心理疏导”，少年们坦言，比起他们在外面接受的心理咨询，这里的“疏导”几乎没什么效果。他们把原因归结为老师“不专业、敷衍”。魏莱记得，一次心理课上，老师照常问她感觉怎么样，魏莱坦言自己有时候会有想杀人的想法，心理老师则回应她：“你有精神病。”事实上，被骗进扶禾的当晚，魏莱就在洗澡时吞了小半瓶沐浴露和一包零食里的干燥剂。接下来的两天，恶心、胃部灼烧的感觉一阵阵翻涌上来，难受得吃不下饭。她几次跟老师反映，要求去医院，对方都没理会，只是让她“多喝水”，“她说自杀随便你，但是同学知道了会嘲笑你。”有时“心理疏导”更像种感恩教育。一位女学员记得，在一次与心理老师的对谈中，她被教育：“你们是被家长送进来的，应该感恩家长，感恩老师。”一位男学员回忆，同样在一对一心理课上，老师扔给他一本心理书后，就坐在他对面，一言不发地盯着自己，一直持续到下课也没说一句话。他不知道对方的意图，只能低头抠手。“他给我一种很强的压迫感。”王莎收到的女儿在扶禾接受一对一心理咨询的照片。受访者供图没人知道经历过扶禾的“3+X”训练，这些少年的病情得到了缓解，还是恶化。但多位学员证实，他们的很多“同学”都自残。在扶禾，伟凡打碎镜子用碎片划伤手臂，“痛觉上来了就能不去想那些事。”孩子间互相模仿。在家时，伟凡只划过一次，在扶禾，他“每天都划”。对扶禾大门后发生的一切，家长们并不知情。多名家长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和孩子无法通电话，仅能以书信联络，但学员们说老师曾明确告知每封信都会被检查。有时，老师会发来孩子面带笑容的照片和视频，打消家长们的顾虑。在魏莱进入扶禾3个月后，王莎和前夫在家庭团体治疗课上第一次见到了女儿。相比入学前，魏莱又胖了回去，他们有些不满。见面的一个小时里，心理老师全程陪同，女儿没说什么话，只是哭着问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接我出去？”王莎和前夫对视一眼，觉得女儿还在为被他们骗进扶禾的事闹情绪，只能“半蒙半哄”让女儿坚持待下去。从扶禾发来的女儿面带笑容，或上心理课时的照片来看，他们相信，一年协议期后，女儿的病就会治好。“到时你就会理解妈妈了。”王莎心想。王莎不知道，这次会面后，魏莱在日记中写下：活着没意思，我想死。又过了3个月，王莎偶然间获得了一次和女儿单独相处的机会。魏莱在聊天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让她感觉扶禾不对劲：“床单被罩半年没换洗过，心理老师喜欢讽刺人。”分别前，女儿还叮嘱她：“你千万不要跟老师提意见反映问题，要直接把我接走。”次日，她把女儿接出扶禾。学员们把离开扶禾称作“刑满释放”，在离开扶禾的路上，反复确认自己真的逃离后，王莎听见，女儿恨恨地骂了两句脏话。路在脚下回家后魏莱总做噩梦，梦到被扶禾的人抓回去，惊醒后就大声喊王莎。王莎穿着拖鞋冲进女儿的房间，躺在她身旁，拍着她的背安抚：“妈妈保证，再也不会送你去封闭机构了。”魏莱脸冲墙、不吭声，后背耸动着，在抽泣。即使“刑满释放”，很多少年也难以完全“走出”扶禾。男生在扶禾只能留短发，一个男孩“毕业”后，刻意蓄起长发和胡须，“就是为了在睡醒时，摸到长发，确认自己不在那里。”每次洗澡水调热一点，触觉的刺激都会让飞翔身体一颤——那里的洗澡水也是这么烫。魏莱看上去还是老样子，甚至比从前更沉默。又过了几天，王莎在和女儿聊天中一点点揭开了扶禾的秘密。她开始在网上寻找更多从扶禾走出来的少年，逐渐从他们口中拼凑出扶禾的真实样貌。“难以置信，无比震惊。”王莎意识到，自己被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扶禾的管理方式跟其他的特训学校没什么不同，那些机构的体罚、暴力、精神施压，扶禾一样没落。他们的管理模式、课程设置，本质上还是让孩子屈服恐惧，鼓励服从。想到女儿这6个月来的恐慌、无助和崩溃，还有对自己的误解和怨恨，气愤、愧疚一波又一波地涌向王莎。她恳求魏莱原谅，女儿用沉默回应她。安抚女儿的母亲。图源：ICphoto王莎决定报警。临出发前，她问魏莱：“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派出所吗？”她没想到，女儿没有犹豫，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换衣服出门。她们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到扶禾属地派出所做了笔录。去行政机关举报扶禾，她也把女儿带上。王莎发现，一向不敢和陌生人说话的魏莱，在调查人员面前讲起扶禾的桩桩“罪状”，“眉飞色舞，十分来劲。”王莎仿佛又看到了女儿生病前的样子。她开始试探着向女儿同步维权进展，发现女儿表现出了罕见的关心。她又把女儿拉进了维权群，虽然魏莱只是潜水，从不发言，但王莎知道，群里大家提供的每一条线索和信息，她都在关注。很意外地，魏莱患病4年后，母女二人终于有机会成了肩并肩的“战友”。王莎在搜集扶禾“罪证”的过程中，也逐渐了解到这些抑郁症孩子在里面的遭遇和心境，那些琐碎的、直白的细节让王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抑郁症患者，她也因此更理解女儿。与积极维权的少年相比，家长的参与意愿很低。有些人直接拒绝了王莎，魏莱爸爸也不希望她出面维权，更不希望她带上女儿。“对抑郁症孩子来说，更重要的是走出来，而不是沉浸在过去，始终要向阳而生嘛。”这能代表一部分家长的普遍心态。刚被动员时，飞翔的妈妈齐欢也是这样想。当初为了逃避，她扔掉了和扶禾签订的合同，以无法提供证据为由，拒绝了王莎：“我想翻篇了。”但飞翔翻不过这一篇。“他说到时候开庭我一定要去，无论怎么样我一定要去。”飞翔坚持让妈妈把和扶禾的汇款记录发给王莎。齐欢只好照做，然后加入了维权，如今也成为了一个积极参与者。“能够使他内心成长强大的，我都要尽力去做，”她和王莎交换了一个眼神，柔声说，“我们必须站在他们（孩子）这一边。”家长和孩子的并肩作战换来了阶段性的胜利——属地街道与消防、民政、卫健、教育、市监等多部门联动执法，困在扶禾的一批孩子被接回家，职工团队解散了，扶禾搬离了原址，创始人声称暂停招生，警方回复王莎：“刑事案件受理”。曾经觉得“走投无路”的家长们，经历过扶禾的事情后，也不再执着追求孩子治愈和复学，开始允许他们“带病生存”。齐欢正在准备考心理治疗相关的证书，她想从改变自己重新开始。“作为抑郁症孩子的家长，父母要学习很多，你不能推卸这个责任，不能走捷径或者是甩锅。”父母之外，同龄伙伴和专业陪伴者的角色一样不可或缺。从扶禾“毕业”后，伟凡经常来深圳找“扶禾的朋友”聚会，他们是他能够交心的伙伴。少年们恨扶禾，却也不得不承认，在扶禾，他们遇到了和自己处境相似，能够互相理解的朋友，正是他们之间彼此陪伴、一致对外，才熬过了那段艰难的生活。少年们需要一个相对自由包容的空间，国内已有一些社会机构正在积极探索。在那里，他们能随时与家长联系，也能和处境相似的伙伴一起互动、合作，同时有专业人士提供指导与照看。除了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政府层面也在进行探索。2023年深圳市妇联开展了针对厌学停学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和心理干预综合服务项目，通过专项训练和个体、家庭咨询、教育指导等方式，帮助家长重塑教养理念、改善家庭亲子关系，截至2024年3月1日，已帮助首批试点40户家庭中的31名青少年成功复学。飞翔也成功复学了，8月底，他正在高中参加军训，齐欢翻出班主任发的视频，从一片迷彩绿中间指出儿子——飞翔的脸晒得黑黑的，在打军体拳。齐欢说，她做好了儿子再次休学的心理准备，能继续读书当然好，不行的话她也能接受。王莎很羡慕，但她清楚魏莱现在还不适合复学。她现在几乎不去公司，把一摊子事儿甩给丈夫和母亲，整天围着女儿转。魏莱房间的书架。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那张一米二的床挤了两个人，母女俩并肩靠在床头，一起打游戏。王莎打得很菜，女儿一边嫌弃她笨，一边凑近身子指点她。有几次，王莎在自己房间休息，女儿径直推门走进来，主动靠着自己躺下。王莎慢慢发现，魏莱也不是整天躺着玩手机，她最近在自学日语，会把一些自己画画的视频上传到社交网站，背景音乐是自己吹的卡祖笛。重症抑郁症孩子的家长真的“走投无路”吗？王莎现在确信，路就在脚下，就在原点——那是父母和家庭。（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文中人物除寇明娇外均为化名）

【文/观察者网 熊超然】当地时间9月17日，《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独家报道称，今年早些时候乌克兰的“机密估计”显示，俄乌冲突爆发后，约有8万名乌克兰士兵阵亡，另有约40万名乌军士兵受伤。 除此之外，这篇报道还声称，西方情报部门认为俄军已有20万人阵亡、40万人受伤。综合俄乌双方的“伤亡情况”，《华尔街日报》直接刊登耸动的标题——“俄乌冲突造成100万人伤亡”，并称双方的高比例战损不仅在战场上带来了问题，还加剧了其对人口结构的担忧。 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驳斥了这家美媒的这则报道，称其是“假新闻”。据“今日俄罗斯”（RT）22日报道，日前当被记者要求对这则报道发表评论时，泽连斯基回应说：“8万？那是个谎言。实际数字远低于（媒体）刊登出来的数字，差距很大。” 泽连斯基出席在基辅举行的第四届克里米亚平台领导人峰会。IC Photo RT称，虽然基辅方面会不定期发布有关伤亡情况的最新消息，但乌军指挥官和军方都一再承认，他们在战场上损失惨重，尤其是在2023年反攻失败以及最近在顿巴斯地区的战斗期间。 RT还称，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估计乌军伤亡人数总计约48万人，这与俄罗斯早些时候发布的预估数据是相符合的，俄方今年4月曾称，乌克兰大约损失了50万的兵力。此后，俄罗斯国防部还称，乌军在今年8月突袭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中损失了15650多名士兵。 今年2月25日，在俄乌冲突爆发两周年之际，泽连斯基曾罕见地承认了乌军损失，不过给出的数字与美西方官员此前预估相差巨大。他当天在基辅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称，乌军士兵死亡人数“不是30万或15万，而是3.1万”，同时呼吁美西方国家持续对乌援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当时提到，在此之前，基辅方面一直不愿承认有多少士兵被杀。乌克兰前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Oleksiy Reznikov）早在2022年6月曾表示，他相信自当年2月以来，已有数万名乌克兰人被杀。不久后，时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称，截至当时已有9000名乌军士兵丧生。 当地时间9月13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有49名乌方被关押人员交换回国。澎湃影像 此外，据泽连斯基当时所说，俄军士兵死亡人数为18万，包括伤员在内的伤亡人数高达50万。他还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说，俄军死亡人数是乌军的五倍。 而在《华尔街日报》9月17日的独家报道中，除了公布了乌军伤亡数据，这家美媒还声称，西方情报部门对俄罗斯伤亡人数的估计各不相同，一些人认为阵亡士兵人数高达近20万，受伤人数约40万。 RT对此报道则指出，莫斯科方面并没有公布国本方伤亡人数，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6月5日在圣彼得堡与多国通讯社领导人会谈时表示，俄军在乌克兰的损失比乌方的损失要少很多。普京称，俄罗斯和乌克兰所遭受的无法挽回的损失比例大约为一比五，乌军每月损失约5万人，其中死伤人数大致各半。 普京此前还曾指出，西方准备与俄罗斯“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利用基辅作为对俄罗斯发动代理人战争的工具。 目前，随着俄乌冲突延宕，乌克兰军队正面临兵力严重短缺的状况。泽连斯基今年4月2日曾签署法案，将征兵年龄下限从27岁降至25岁。在新法案的支持下，乌克兰开展了大规模动员运动，目前乌克兰25至60岁的男子都是征兵官员在各城市征召的“适龄目标”。 然而，随着乌克兰进一步扩大征兵范围，当地的恐慌情绪进一步加剧。《纽约时报》报道称，由于担心应征入伍是通往前线血腥堑壕战的“单程票”，许多乌克兰男性终日躲在家中，以躲避街上游荡的征兵官员。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当地时间9月8日发布题为“装备欠缺人数不足，乌克兰军队正面临士气低落和临阵脱逃的困境”的报道，称接受该媒体采访的6名乌克兰军官表示，临阵脱逃和不服从命令正在成为一个普遍问题。据乌克兰议会发布的数据，仅在2024年前四个月，乌克兰检方就对近1.9万名擅离职守的士兵提起刑事诉讼，这一数字包括前线和后方的士兵。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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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汽车销量已经降到了三年来的最低水平。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数据显示，8月，欧盟注册量同比下降18%，约64.36万辆。所有欧洲主流汽车制造商的注册量均出现下降，无一例外。欧洲前三大汽车制造商大众、Stellantis和雷诺的新车注册量同比分别下降了14.8%、29.5%和13.9%。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核心市场的销量降幅都超过两位数，分别为27.8%、24.3% 和13.4%。纯电市场更是几近腰斩，8月欧洲纯电市场注册量暴跌44%，降至约9.26万辆，市场份额从2023年的21%下滑到了14%。这已经是欧洲纯电市场连续第四个月下滑。特斯拉8月在欧洲的销量下降了43.2%。此外，德国和法国也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下降幅度达到68.8%和33.1%。再加上正在酝酿中的大众汽车关厂裁员的消息，阴云正笼罩在欧洲汽车的上空。“一个非常不幸的决定”从欧盟8月的销量看，德国市场下滑幅度最大。原因之一，是德国提前结束了新能源补贴。2023年9月，德国政府提前结束了对B端纯电车型的补贴，这导致了去年8月的集中购买，也因此出现了今年8月几乎70%的同比下滑。购买力下降之外，专家将德国和欧盟市场的下滑主因归于政策。慕尼黑伊福研究所前所长汉斯-沃纳·辛恩（Hans-Werner Sinn）就指出，德国政府在2023年底突然取消电动汽车补贴，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决定”。作为德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辛恩认为，欧洲绿色协议、欧盟自2035年起禁止使用内燃机以及日益严格的车辆排放标准等，在相对短时间内彻底扰乱了市场，迫使汽车行业走上了一条由政治驱动的转型道路，那些未能迅速调整的公司被排除在外。此外，大众的柴油排放丑闻让整个行业都陷入了守势。从欧盟8月的销量看，德国市场下滑幅度最大 资料图他还驳斥了外界对于欧洲品牌管理层的批评，他告诉德国之声：“不能说有人在市场中睡着了。”荷兰银行ING的首席经济学家卡斯滕·布热斯基（Carsten Brzeski）认为，欧洲汽车“正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电动车转型导致全球竞争愈发激烈。”他认为，欧洲汽车业目前正同时面临许多问题，且多重问题汇聚。卡斯滕·布热斯同样将当前欧洲汽车市场的主要问题归咎于政策的“反复”，诸如“内燃机怎么办？它要保留还是不保留？什么时候淘汰？会延长还是不延长？”这些问题，始终处在不确定性之中。沃尔夫斯堡，下一个弗林特？在沃尔夫斯堡最古老的酒吧，一位顾客正在忧心忡忡地思考大众汽车的故乡是否会走上密歇根州弗林特的路——弗林特是通用汽车的诞生地，曾被称为“汽车城”。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用汽车宣布，由于销量下滑和低成本亚洲竞争对手的崛起，无法再在弗林特生产汽车。在那之后，弗林特就像美国其他工业衰退的城市一样，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金融危机，成为美国最危险的城市之一。这位男士一边喝着加了朗姆酒的茶，一边郁闷地指出，德国“汽车城”沃尔夫斯堡是否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取决于大众汽车在面对需求放缓、竞争加剧和高成本时下一步的行动。9月2日，大众汽车集团宣布，考虑关闭“至少”一家较大的本土汽车制造厂和一家本土零部件厂 资料图随着欧洲汽车市场萎缩，9月2日，大众汽车集团宣布，考虑关闭“至少”一家较大的本土汽车制造厂和一家本土零部件厂，并将被迫终止自1994年以来实施的就业保护协议，以进一步削减成本。之后，就有传闻称大众集团或将在德国削减多达3万个工作岗位，以增强其竞争力。对此，大众集团劳资委员会表示，裁减3万个工作岗位“毫无根据，纯属无稽之谈”。无论大众如何否认，外界已经风声鹤唳了，劳工保护组织竖起了汗毛，已经进入战时状态。汉斯-沃纳·辛恩对汽车行业能否度过眼下的危机并不确定，但他认为，大众汽车只是早期受害者，未来还会有更多受害者出现。现实也确实是如此，根据彭博社商业数据和研究公司研究显示，宝马、奔驰、Stellantis、雷诺和大众等汽车巨头的欧洲工厂中，三分之一产能利用率不足，一些工厂里，实际生产的汽车不到理论上产能的一半。位于意大利米拉菲奥里的Stellantis工厂情况尤其糟糕，2024年上半年，该工厂的产量下降了60%以上，从9月13日起已经暂停在这里生产菲亚特500e纯电动汽车。与此同时，生产豪华产品奥迪Q8 e-tron的比利时工厂也面临关闭的风险。不只是德国，法国汽车供应商协会负责人菲耶夫（Fiev）警告称，由于汽车销量下降以及电动汽车市场的放缓，法国汽车供应商未来几年将面临失去一半工作岗位的风险。法国汽车装备工业联合会（FIEV）主席让-路易·佩什（Jean-Louis Pech）表示：“考虑到目前的形势，未来五年内，汽车行业将再次失去一半的工作岗位，但这似乎并不夸张，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非常快地发生。”“这是大众自己的事情”“没有大众，就没有沃尔夫斯堡。”20多年前以实习生身份加入大众的安克·延茨施 (Anke Jentzsch) 强调了德国大众裁员后可能出现的可怕后果。他指出，失业的不只是汽车从业者，还包括街角的面包师和理发师。ING首席经济学家布热斯基表示，毫无疑问，德国和欧洲汽车行业的衰落将威胁该地区的繁荣。仅在德国，汽车行业（包括供应商、销售商和其他依赖该行业的公司）就占该国年经济产出的7%至8%。2024年9月4日，德国北部沃尔夫斯堡，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公司的员工在公司股东大会开始时举着横幅“大众汽车对德国至关重要。”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表示，政府希望帮助大众汽车在不关闭工厂的情况下削减成本。但他同时指出，政府能做的事是有限度的，“大部分事情必须由大众自己处理，这是公司的事情。”辛恩也认为政府不应该插手太多，他警告称，任何“中央经济都是没有前途的，在市场经济中没有立足之地”，将欧洲经济体（包括其汽车制造商）与气候目标结合起来可能是善意的，但会“毁掉我们的繁荣”，任何凌驾于市场原则之上的企图都将最终摧毁欧洲经济。在一片忧心忡忡中，还有另一种声音。德国汉诺威中小企业应用技术大学 (FHM) 汽车行业专家弗兰克·施沃普 (Frank Schwope) 坚信大众汽车能够渡过难关，认为目前的销售低迷只是假象。“事实是，大众汽车的利润非常可观，”他告诉德国地区广播电台NDR，大众汽车2023年的营业利润仍高达226亿欧元，今年的营业利润预计为200亿欧元。在他看来，大众管理层创造了一个虚假的“末日场景”，旨在压制当前的越来越高的工资需求，并推动国家对电动汽车的新补贴。（原文标题为《暴跌、关厂、裁员，欧洲汽车末日降临》）

9月20日，据最高人民法院消息，当天，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徐文荣受贿一案，对被告人徐文荣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对徐文荣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徐文荣受审现场 图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消息称，经审理查明，1998年至2023年，被告人徐文荣利用担任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副局长兼国际勘探部总经理，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承揽、设备采购、企业经营、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329万余元。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徐文荣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徐文荣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公开简历显示，1961年6月出生的徐文荣，早年一直在中石油工作。2011年6月，50岁的徐文荣离开工作多年的中石油，到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任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其间兼任总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党校校长、管理干部学院院长等职。2016年1月，徐文荣回到中石油，先后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等职。2020年12月，徐文荣离开中石油，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21年1月，徐文荣受国务院国资委聘任，担任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23年2月17日，国资委发布消息称，免去徐文荣的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职务，徐文荣不再担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2023年5月17日，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公布，因年龄原因，徐文荣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务。2023年6月2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徐文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徐文荣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徐文荣被指存在“官迷心窍、权欲熏心”“为谋求职务晋升结交政治骗子”“靠石油吃石油”等问题。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2018年12月，多家央企曾公布了高管2017年的薪酬情况，当时还在中石油任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的徐文荣就在其中。根据公开的薪酬信息显示，徐文荣2017年在中石油的税前报酬金额为63.01万元，“五险一金”单位缴存部分为16.66万元，此外，加上其在中国远洋海运任职期间的任期激励收入，徐文荣2017年的全部薪酬为91.14万元。延伸阅读曾执掌"营收超三万亿央企"的干部被查 半个多月前出席公开活动营收超三万亿的能源央企，中石油原董事长王宜林退休四年后被查。2月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王宜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图为王宜林，其退休四年后被查王宜林今年68岁，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塔山人，石油勘探领域科班出身，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之后长期在石油能源领域工作。他担任过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等职。2015年5月，王宜林成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20年1月，64岁的他卸任退休，退休四年后被查。值得一提的是，王宜林卸任中石油“一把手”后，2020年12月被聘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21年5月被聘为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就在今年2月2日当天，国资委官网发布消息，王宜林不再担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半个多月前出席公开活动半个多月前，王宜林出席公开活动。据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官方及能源行业网站报道，1月11日，三峡集团2024年工作会暨三届六次职代会召开，该集团外部董事王宜林在主会场出席会议。除了担任企业外部董事，在卸任中石油董事长后，王宜林还曾以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接受媒体采访，相关报道不时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图为王宜林，其落马的半个月前还出席公开活动 资料图王宜林在石油能源领域工作近四十年，他生于1956年，1982年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石油地质勘探专业，之后自愿到新疆工作。《人民日报》曾对赴新疆工作的大学生的事迹有过报道。相关报道提到，当时毕业分配志愿表有三个志愿栏，王宜林都填上了新疆。王宜林当时报到的单位是地处新疆的油田勘探设计院，其石油能源领域生涯由此起步，后来他担任了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院长。1998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成立，新疆石油管理局成为集团公司的下属企业，受集团公司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双重领导。在新疆工作期间，王宜林担任过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市）党委书记等职。此前媒体提到，在中国石油勘探开发史上，新疆是一个绕不开的地名。新疆石油管理局曾勘探开发了中国第一个陆上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2003年12月，王宜林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2011年，王宜林转战中海油，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15年回到中石油，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18年，62岁的王宜林当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20年1月卸任中石油董事长、党组书记一职。之后他担任了两家企业的外部董事，退休四年后于2024年2月被查。另外，王宜林还有社会职务，曾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理事。执掌中石油近五年从2015年5月至2020年1月，王宜林执掌中石油近五年。中石油官网及相关财报显示，中石油员工总人数超百万，2022年在《财富》杂志全球500家大公司排名中位居第四，当年全年营业收入达3.4万亿元，利润总额达2600多亿元。刚到任时，王宜林面临的局面是“外临低油价，内遭强反腐”。据新华社《经济参考报》2015年报道，所谓强反腐是指，在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中，中石油从高管到中层落马者截至当时已超过50人。图为王宜林，其执掌中石油近五年其中包括曾任中石油董事长的蒋洁敏、曾任总经理的廖永远和曾任纪检组长的王立新等多位核心层领导，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极大影响。此状况下，王宜林的回归是被寄予期待的。在2015年5月，中石油新一届党组领导班子第一次会议上，王宜林毫不避讳地指出：“要深刻吸取周永康、蒋洁敏、廖永远、王永春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教训，肃清恶劣影响。”如今看，他并未汲取之前能源领域落马高官的教训。据《中国基金报》此前报道，王宜林曾表示要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曾说“腐败问题对企业发展的破坏力最大、杀伤力最大”。另据媒体报道，2016年6月，王宜林便因“多次公款吃喝，提供高档酒水和香烟”等问题被中央纪委通报。值得一提的是，王宜林曾回应油价问题。在2017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会议上，时任中石油董事长王宜林会上表示，作为油气产品制造者希望油价高一些，“但低油价也有有利的方面”。能源反腐进行时，三天内两名原董事长被查今年1月初，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在北京召开。相关会议通报指出，2024年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1月30日至2月2日，三天内两名能源领域央企原董事长被查。1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电建原董事长、党委副书记范集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和江西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官方资料介绍，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建，其是跨国经营的综合性特大型中央企业，是全球清洁低碳能源、水资源与环境建设的引领者。图为范集湘，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范集湘生于1954年，今年70岁，资料显示，他曾任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等职。2014年12月，中国电建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长范集湘的书面辞职报告，范集湘因年龄原因提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辞职9年多后，范集湘被查。范集湘被查后数日，王宜林被查。值得一提的是，不到一个月前，王宜林的老下属徐文荣涉嫌受贿被批捕。今年1月8日，最高检官网发布消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徐文荣涉嫌受贿被批捕，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履历显示，王宜林执掌中石油时，徐文荣任中石油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两人在四年时间中是上下级关系。2023年6月，官方发布消息，中石油原副总经理徐文荣被查。今年1月6日，徐文荣被开除党籍。通报指出，徐文荣官迷心窍、权欲熏心，热衷政治投机，为谋求职务晋升结交政治骗子，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安排亲属在国有参股企业挂名领薪，毫无纪法底线，擅权妄为，靠石油吃石油，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职务安排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另外，能源反腐持续进行中，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的信息显示，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后，除了范集湘、王宜林，能源领域还有多名官员被查。比如，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周竹叶，中国能源传媒集团高级专务白俭成，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郭昭华，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原党委书记段彦修，中国石油吉林油田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安全总监尹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