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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创业板登陆计划后，歌尔股份“剑指”港交所。

　　9月13日晚间，歌尔股份公告称，拟将控股子公司歌尔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分拆至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本次分拆完成后，歌尔股份股权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且仍将维持对歌尔微的控制权。

　　这并不是歌尔微第一次谋求IPO，早在三年前，歌尔股份便计划分拆歌尔微至创业板上市，然而今年五月份，歌尔股份发布公告称，歌尔微的创业板上市计划终止。

　　此次歌尔微若成功登录港交所，背后的姜滨夫妇系最大的受益人。

　　此外，歌尔股份迫切谋求旗下公司分拆上市的背后，是公司难解过度依赖苹果等大客户的“顽疾”，甚至因此一度对公司业绩造成了重大影响。虽然随着消费电子赛道逐渐复苏，歌尔股份逐渐摆脱业绩泥潭，但对公司创始人姜滨来说，寻求更加多元化的业务模式颇为重要。

　　弃A投H？

　　日趋收紧的A股上市环境，让歌尔微转战港交所。

　　近日，歌尔股份发布公告，拟分拆歌尔微赴港IPO。公司初始发行规模为不超过紧接发行后经扩大后总股本的20%（超额配售权行使前），并授予全球协调人/簿记管理人不超过上述H股初始发行规模15%的超额配售权。

　　公开资料显示，歌尔股份是电声器件的知名制造商，一流的声学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主营业务为精密零组件业务、智能声学整机业务和智能硬件业务，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中。

　　而歌尔股份旗下歌尔微成立于2017年，是歌尔股份体系内唯一从事MEMS器件及微系统模组研发、生产与销售的企业。

　　股权结构方面，歌尔股份此前为歌尔微大股东，持股87.75%，本次分拆后，歌尔股份的股权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且仍将维持对歌尔微的控制权，歌尔微仍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业绩层面，2021年至2023年，歌尔微分别实现营收33.48亿元、31.25亿元、30.15亿元，同期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是3.29亿元、3.26亿元、2.26亿元。此外，截至2023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 计56.6亿元，负债合计12.17亿元。

　　歌尔微的上市之路似乎可以追溯到2019年底，彼时，歌尔股份先以微电子业务资产包对其全资子公司潍坊微电子进行增资，再将微电子业务相关的资产、负债转移至潍坊微电子，随后以潍坊微电子和荣成微电子100%股权增资歌尔微，从而完成了微电子业务重组。

　　整合调整一年后，2021年4月，歌尔股份就曾发布分拆歌尔微至创业板上市的预案，届时歌尔股份实控人姜滨的弟弟姜龙出任歌尔微董事长，年底第一次递交上市申请，2022年10月歌尔微顺利过会。

　　此后，歌尔微的IPO之路却一直停滞，2023年3月31日，歌尔微因财务数据过期而中止发行上市审核。同年6月，歌尔微更新财务数据，公司的上市审核随之恢复。

　　根据公布的信息，2022年6月，歌尔微拟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7937万股，预计募资31.91亿元，2022年10月19日歌尔微此次创业板IPO申请通过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核。

　　直到今年5月，歌尔股份最终选择终止歌尔微创业板上市。根据公告，公司对此解释道，基于目前市场环境等因素考虑，为统筹安排歌尔微资本运作规划，经与相关各方充分沟通及审慎论证后，公司决定终止分拆歌尔微至创业板上市并撤回相关上市申请文件。

　　对于此次转战港交所的决定，歌尔股份表示，此次分拆歌尔微上市是为了借香港资本市场融资搭建国际资本运作平台，有助于继续保持在 MEMS 器件及微系统模组等相关产品领域的领先地位，并提高其国际影响力，进而增强歌尔股份的综合竞争力。

　　显而易见的是，若歌尔微成功上市，歌尔股份背后的实控人姜滨家族将是最大的赢家。

　　苹果依赖症

　　紧锣密鼓完成对歌尔微的重组、拆分上市计划的背后，是过度依赖大客户已严重影响到了歌尔股份的业绩，这一现象甚至延伸到了歌尔微的业绩上。

　　根据歌尔微此前披露的招股书数据，2020年至2023年上半年，其向苹果产业链公司的销售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7.76%、58.53%、56.37%和 52.04%。

　　歌尔股份也在此次发布的公告中明确表示，歌尔微客户集中度相对较高，特别是向苹果产业链公司的销售占比较高，对苹果存在重大依赖。

　　歌尔股份对苹果等大客户的依赖，似乎从姜滨创业之初便已“根植”。2001年，姜滨离开安稳的国企下海创立了潍坊怡力达公司，这便是歌尔股份的前身。

　　歌尔股份最初主要生产麦克风等声学电子产品，后通过进入国际一线消费电子的品牌的供应链，而迅速崛起。也正是此时起，公司的经营模式确定为消费电子产品代工，该属性也决定了歌尔股份将深受大客户的影响，苹果便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

　　歌尔股份和苹果“结缘”于2010年，彼时，歌尔股份进入苹果供应链，成为其声学组件、有线耳机等产品的供应商。

　　随着苹果的一路爆发，歌尔股份的业绩也水涨船高，2010年至2014年期间，营收的平均增速高达67%，归母净利润的平均增速超过了80%。

　　2019年，歌尔股份再次迎来一波大利好，随着公司正式切入苹果AirPods产业链，并迅速成为全球AirPods第二大代工厂，歌尔股份的营收和利润均实现了大幅增长。2021年底，歌尔股份的股价更是高达57.45元/股，市值超过1900亿元。

　　整体来看，凭借着苹果的青睐，歌尔股份营收和归母净利润一路从2010年26.45亿元、2.76亿元，暴涨至2022年的1048.94亿元、17.49亿元。

　　然而，一则公告“击碎”了公司的“美梦”。2022年11月8日，歌尔股份发布风险提示性公告称，境外某大客户通知暂停生产其一款智能声学整机产品。

　　而根据天风国际证券分析师郭明錤一份研报透露的信息，歌尔股份暂停生产的一款智能声学整机产品可能为苹果无线耳机AirPods Pro 2。

　　歌尔股份称，受该事项影响，本次业务变动预计影响2022年度营业收入不超过人民币33亿元。

　　对于歌尔股份来说，此次停产更大的影响体现在二级市场上。在宣布大客户停产消息后，歌尔股份连续跌停，此后一路震荡下行，最低甚至跌破500亿元。截至2024年9月18日收盘，歌尔股份总市值616.5亿元，对比最高点蒸发了1300亿的市值。

　　寻觅“出路”的姜滨

　　事实上，为了平稳公司业绩表现，姜滨早已开始探索公司的多元化之路。

　　目前，歌尔股份已对内部核心研发部门进行了全面优化与重组，聚焦 XR、光学、微显示、AI、汽车电子及汽 车声学等新兴领域，以寻求新的增长点，元宇宙便是姜滨早已押注的关键赛道。

　　早在2012年，歌尔股份便开始布局VR/AR产业，并于2015年通过投资孵化了小鸟看看，2021年小鸟看看被字节跳动以90亿元收购。

　　2016年，歌尔股份进入索尼供应链成为PSVR独家供应商，2020年成功拿下Meta旗下硬件品牌Oculus新一代VR设备的独供大单。

　　到2021年，智能硬件业务营收超过智能声学整机业务，成为歌尔股份第一大营收来源。也正是得益于这部分业务的快速增长，平滑了歌尔股份的业绩曲线，使得其停产大客户整装产品后，公司依旧有不错的业绩表现。

　　2022年，歌尔股份或收苹果AirPods Pro 2停产影响，智能声学整机产品营收占比从38.73%降至24.67%。但VR相关产品业务的成长，使得歌尔股份营业收入达到1049亿元的历史新高，其中，智能硬件业务营收高达631亿元，营收占比增至60.14%。

　　歌尔股份甚至曾在发布大客户整装产品停产公告后表示，公司非常看好VR/AR 行业的未来发展，有意推动相关赛道的进一步布局。

　　然而，IDC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VR虚拟现实、MR混合现实、AR增强现实设备出货量约为670万台，同比下滑约23.5%。这直接使得，2023年歌尔股份智能硬件业务营收下滑6.93%。

　　这种颓势延续到了今年上半年，歌尔股份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403.82亿元，同比下滑10.60%，主要原因便是智能硬件业务营收下降32.31%。

　　如此来看，仅凭VR赛道的赋能，歌尔股份似乎难以穿越周期，如何谋求更丰富多元的产品线便是姜滨亟待解决的难题。

责任编辑：杨红卜

苏宪皓（记者 周志杰）09月19日,�

苏宪皓（记者 路宛贤）09月19日,9月14日，四届大满贯得主、前世界排名第一大坂直美宣布，她与大满贯冠军教练费赛特的第二次合作已经结束。这也意味着，在去年“背刺”郑钦文、单方面宣布解约加入大阪直美团队的费赛特，如今再次失业。9月14日，日本网球名将大阪直美今日更新Instagram。大阪直美晒出了自己和教练费赛特的合照并写道：“4年、2次大满贯，和数不清的回忆。谢谢威姆，你是一名优秀的教练，也是一个更优秀的人，希望你未来一切顺利。”大坂直美官宣与费赛特结束合作大坂直美与费赛特的合作关系分为两段，其中第二段是从去年夏天开始，大坂直美为产后复出进行训练。在费赛特的执教下，大坂直美赢得2020美网和2021澳网两座大满贯冠军。今年大坂直美在布里斯班重返赛场，赛季迄今最好成绩是两次打进八强，目前的世界排名第75。她复出后也战胜了六位世界排名前20的球员，包括在美网击败奥斯塔彭科，四年多以来首次战胜世界前10的球员。不过，总体而言，大坂直美今年整体成绩较为平淡。比利时教练费赛特是WTA名气最大的教练之一，2009年开始执教，曾帮助克里斯特尔斯连夺二个大满贯冠军并登上世界第一。其后，科贝尔、哈勒普、大坂直美等球员也在他的执教下拿到大满贯冠军。2023年中，郑钦文放弃与启蒙时期合作的西班牙教练里巴合作，签约有大满贯冠军教练称号的比利时教头费赛特。在以八强成绩打完2023美网后，郑钦文突然收到费赛特的通知，称将转投大坂直美团队。在美网后的杭州亚运会期间，郑钦文在采访中透露遭教练“抛弃”时，一度情绪激动：“我再说一遍，我很能理解他的选择，虽然他违反了约定，这是很不道德的一件事件。既然这是他的选择，我必须要尊重，虽然这带给我和我的家人一些伤害，所以我现在并不想提起那个人。 ”图为赛场上的郑钦文 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可以看出，在郑钦文眼中，这件事情已经逐渐淡去，她已经将注意力放在球场上面，正变得更加成熟。在去年美网被冠军教练“抛弃”后，郑钦文决定不再请大牌。“如果我成为了大牌球员，我的团队也是大牌了。”从找大牌到自己成为大牌，郑钦文给出自己的答案。上游新闻综合@北青体育、北京晚报等延伸阅读郑钦文被指培养费2000万 有女孩学球花掉深圳一套房子“就像郑钦文这一代网球运动员是看着李娜成长起来的，现在郑钦文也成了更年轻一代球员追随的目标。”郑钦文的启蒙教练、十堰市业余体校前教练陈宏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退休多年，仍有家长慕名前来，让陈宏鸣看看孩子“是不是打网球的好苗子”。从发现女儿郑钦文的运动天赋，到对照李娜训练路径来找教练、全力托举女儿的郑建坪也成为被追问的对象：在网球这项高度职业化、市场化的运动上，如何才能把孩子培养成为世界顶级运动员？一则未经证实的消息是，培养郑钦文的费用高达2000万元。针对职业化赛训的投入，郑建坪并未正面回应，他回复《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只是普通人，不想出名，只想安静地希望中国网球越来越好。”刚刚在巴黎奥运会夺得网球混双银牌的中国男选手张之臻，其父亲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培养一名打进世界前100名的网球选手要投入约2000万元。“职业网球是一项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的运动。想成为职业选手，高额的费用投入是最基本的。能否转型成为好的职业选手，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现在职业选手出好成绩的年龄比以前要推迟了，这意味着，可能需要持续、更多的投入。”亚太区知名职业网球培训机构星河湾职业网球俱乐部的王继宏说。“并不是所有家庭都可以承受这样的压力。”“12岁，转职业的一道坎儿”每次在场边陪孩子练球，尤知都在心里吐槽“真贵”，但回想女儿练球半年多从厌倦训练到主动打球，又觉得“值了”。女儿五岁，练球快一年，还在启蒙阶段，她已经换了六七家机构，才找到一位满意的教练。毕竟网球上手难，练一年还无法对打的情况很常见。“重复训练本身是枯燥的，教练自己得对网球充满激情和热爱，才能激发出孩子的兴趣。”她最终物色的这位热爱网球的外教每小时收费1000元，每次上课，家长还要额外支付每小时两三百元的场地费。“不只是技能上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品格方面的影响。”尤知举例，比如输赢观，训练过程中，教练会鼓励孩子“永远不要说我不行”，但也会告诉她“一次的输赢不代表什么”。尤知还不是“最下血本”的家长。这位教练带的另一个小球员，同样在启蒙阶段，已经加练到每周五次课，仅训练这一项支出，就是尤知付出的5倍。而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这样的收费标准，只能算是中等水平。“从整个青少年网球培训周期来看，启蒙阶段的投入是最少的。”陈宏鸣说，这个阶段主要培养孩子兴趣，以玩为主，训练支出主要是教练费和场地费，不同城市收费差异较大，有家庭每年投入两三万元，也有的投入四五万元，没有统一标准。业内的共识是，从教练水平、价位选择等各个角度衡量，启蒙阶段的培训市场最为成熟。陈宏鸣介绍，由于家长对体育运动的重视，孩子接触网球的年龄普遍更小，有的四五岁就开始“玩球”。这样坚持到八九岁，通常要进入下一阶段的培训，逐步增加网球训练时间、难度，将训练正规化，从而将兴趣转化为运动技能。这时，家庭投入也会随之翻倍，如果更换水平更高的教练，费用自然水涨船高。“省队一般会在12-14岁年龄段的比赛中选苗子，如果继续走网球这条路，基本就要进入专业培训的更高阶段了。”陈宏鸣说，目前国家、省、地市或社会俱乐部都有针对青少年举办的不同等级的网球赛事，形成全国青少年网球积分排名系列赛，一般最小8岁报名，可以打到18岁，每两岁一个年龄组，可“以小打大”，不能“以大打小”。球员通过比赛积累经验、提升球商球技，被高水平教练和机构发掘，甚至签约经纪公司。可以说，实战是检验小球员是否具备继续走职业运动道路能力的最佳方法。郑钦文在巴黎奥运会比赛中 新华社发之所以在12岁左右球员中进行选拔，是因为这时青少年身体基本发育完全，“到了可以看出成年时期身体状态的拐点。”陈宏鸣介绍，孩子能否走职业运动道路，通常还受到“家庭”影响，比如父母身高、家族体育史、是否有家族遗传病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大多数职业选手基本是全年无休地辗转于世界各地赛场，网球运动对身体消耗极大，要结合实际情况理性选择。”“中国孩子确实普遍面临12岁退役的坎儿。”尤知在为女儿做运动规划时了解到，12岁孩子进入初中，学业压力变大，加上自身比赛成绩不佳、家庭经济条件无力支撑等各种原因，很多小球员到这时会选择放弃训练。“打球花掉了一套深圳市中心的房子”对继续坚定职业赛训的家庭来说，“以一年打20周左右比赛计算，只是差旅食宿费用，就要二三十万元，如果再加上训练费，这个数字只会更高。”王继宏说。一位青少年体育培训领域工作三十多年的资深从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体育竞技就是靠成绩说话，国内赛事打到一定程度，要想办法送孩子去欧美网球学校集训，参加国际青少年网球比赛，男子拿到前3，女子拿到前6，基本就算踏上了职业这条路，否则还要花更多时间、资金来试错。郑钦文早在11岁时就在其父亲建议下前往美国佛罗里达的IMG学院，在一项面向全球青少年网球选手的公开赛中展示出惊人天赋，从而赢得了网球界头部经纪公司IMG青睐并签约。“网球是非常个性化的运动，一个成功运动员的路径未必能顺利复制到其他球员身上。”王继宏举例，有的球员启蒙晚，十多岁才开始接触网球，也有的孩子可能身体发育较晚，没有那么早开始参赛，因此没能早早展现出能力。而对青少年来说，成绩是可以靠加训练量堆出来的，很多一度被看好的苗子最后在职业赛场上销声匿迹，在该出成绩的年纪已经“打疲了”。因此，就青少年网球培训而言，阶段性出成绩固然重要，但各个阶段并没有十分严格的年龄划分，更要注意的是在转职业前保护好他们对网球的长久热爱。当网球选手踏上国际比赛征程，资金投入注定将成倍上涨。男单名将吴易昺的母亲吴芳曾坦言，吴易昺幼时学球花费不菲，15岁之前的花费就已经超过100万元，而此后历年的训练和比赛花费，加起来也超过了1000万元。据IMG学院官网显示，根据报名年龄和课程不同，2024-2025全年网球学费从6.94万美元到9.39万美元不等，折合人民币约49万~67万元。“加上比赛、食宿、装备、穿线、治疗、请私教等开销，每年实际支出费用轻松达过百万人民币。”王继宏提醒，其中很大一笔支出是用于“开小灶”的，在常规训练之后，通常还要请一对一私教。职业网球运动员的培养不是普通家庭能够轻易承担的。去年获得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网球女子单打金牌的小将张瑞恩，年仅15岁，据其父亲张義磊在媒体上介绍，女儿从3岁半开始练球，已经花掉了一套深圳市中心的房子。图为网球小将张瑞恩 资料图“世界排名前100才能养活自己”既然投入如此之多，为什么在青少年培训阶段就要去国外打比赛？“和乒羽相比，网球的国际化、职业化和商业化程度更高，要在职业赛场上与欧美选手抗衡，提前去海外训练、比赛是必经之路，而且越早越好。”前述从业三十多年的青少年体育培训工作者说，与其他球类相比，网球受场地限制、上手难等影响，在国内普及率并不高，有国际大赛经验的教练更是屈指可数，其中大部分教练只带本国学生，缺少指导国际球员和顶级赛事的经验。王继宏进一步介绍，国际大牌教练提供的帮助不局限在提升技能方面，更能帮助球员匹配各方面资源。例如，比赛当地哪里有好的俱乐部，快速对接理疗师、康复师，帮运动员找到合适的比赛搭档，甚至拿到顶级赛事的外卡。“有一个在职业网坛多年的专业团队，更大的优势在于帮运动员做出最科学的赛训规划。”王继宏说，如何在复杂的赛事体系中做出最合理安排，让球员锻炼技术能力的同时，拿到赛事积分与奖金，这门学问靠运动员自己研究要花费大量精力，最好有团队根据实际情况协助做出决策。而整个团队是靠选手打比赛来供养的。例如波兰历史上第一位登顶WTA世界排名的网球运动员斯瓦泰克，长期跟随她满世界飞的不止有教练、体能教练，还有理疗师、心理顾问。想要在巡回赛取得突破，聘用专业人员组成团队已变成一种趋势。但团队成员越多，意味着球员的开销越大，排名50开外的选手要复制同样“奢侈”的团队已经非常吃力。“如果把门槛降低到靠比赛奖金养活自己，起码稳定在世界排名前100。”王继宏说，排名前百与百名开外就是两个世界，前者很多赛事基本不用打预选赛就能进入正赛，积分高、奖金高，而后者想进正赛必须从预选赛打起，赛训投入需要精打细算，甚至入不敷出。很多欧美球员没有官方支持，盈亏自负，比赛失利意味着没有进项，后续交通食宿都可能受到影响。以美国网球公开赛为例，2023年，郑钦文打进8强，即便没拿到奖杯，依旧收获了430积分，以及45.5万美元的奖金，约等于330万人民币。即将举行的2024年美网公开赛，年度总奖金再次提高到7500万美元，相较去年上涨了15%，继续稳居四大满贯奖金之首。然而，现实对大多数职业运动员是残酷的。根据国际网球联合会（ITF）在官网发布了《2021年全球网球报告》，目前在职业网球联合会（ATP）和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拥有排名的职业球员共有3619人，来自113个国家。其中273名运动员曾经排进世界前100，包括男职业选手137名与女职业选手136名，分别占有排名男女职业选手的6.41%和9.18%。也就是说，在职业赛场上，运动员要打进前百分之十，才能获得足够多的收入覆盖赛训成本。“职业体育同样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王继宏坦言。在国内网球运动比以往更普及的当下，更需要家长和孩子做出理性判断，是否要坚定选择职业网球之路。（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尤知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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