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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认为以色列对寻呼机爆炸负有“全部责任”，并誓言要采取报复行动。此外，黎巴嫩看守政府当天也对该事件进行谴责。截至目前，以色列方面暂未对事件发表评论。2种方式可能让黎巴嫩BP机大量爆炸针对此次袭击的方式，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以及12频道等多家媒体，援引相关专业人士的分析认为，爆炸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引发：一种是通过黑客手段，同时对数千台寻呼机进行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导致其锂电池短路或过载，从而引发爆炸。另一种则是在寻呼机内提前安置爆炸物。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就援引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此次发生爆炸的这批寻呼机在5个月前交付给黎巴嫩真主党之前，曾遭到以色列情报与特勤局（摩萨德）的拦截，并且在寻呼机内部安置了不到20克的微量爆炸物。但是截至目前，上述消息还难以被完全证实。死伤者中包括黎真主党成员 纳斯鲁拉据称平安有消息称，死伤者中包括黎巴嫩真主党成员或其家人。据路透社援引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成员消息，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平安。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 资料图片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普遍使用传呼机据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近来较为普遍地使用寻呼机，以通过这种技术含量较低的通信设备避免以色列追踪他们的位置。而这次发生寻呼机爆炸的地点主要集中在贝鲁特南郊、黎巴嫩南部以及贝卡谷地等地，这些都被认为是黎巴嫩真主党据点所在地。寻呼机或被远程引爆或操控据黎巴嫩媒体报道，这些寻呼机的电池被远程引爆。不过也有安全专家对寻呼机电池爆炸能否造成如此伤亡表示质疑。军事专家杜文龙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有一种可能性是寻呼机被远程操控——给寻呼机植入病毒软件，使软件有硬杀伤能力，通过病毒软件，使设备非正常运转，造成过热、过快、超负荷等，引发硬件损毁。另据路透社援引多名安全消息人士称，发生爆炸的寻呼机是黎巴嫩真主党近几个月来新购进的。寻呼机被炸成碎片“近一年来最大安全漏洞”有匿名黎巴嫩真主党官员称，这一系列爆炸事件是该组织在与以色列近一年来持续升级的冲突中遭遇的“最大安全漏洞”。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发表紧急声明，要求所有携带传呼设备的民众立即将其扔掉，并呼吁聚集在道路上的民众给救护车腾出通行空间。同时，声明还要求黎巴嫩各地区所有医院保持高度警惕，以满足紧急医疗服务的需要。9月17日，在黎巴嫩贝鲁特，人们为传呼设备爆炸事件伤者献血 图自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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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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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网【环球网报道 见习记者 陈奕桐】据路透社、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周二（17日）表示，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上周访问基辅期间听取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相关简报。报道称，乌方该计划旨在敦促俄罗斯结束冲突。当地时间9月17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从美国前往埃及 图源：外媒报道称，17日早些时候，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官员已看过泽连斯基的“胜利计划”，并认为这是一项“可行的”计划。当地时间5月30日，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纽约一场活动上发表讲话 图源：外媒“我们认为他们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战略和计划。”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路透社报道称，17日晚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表示，布林肯认同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对“胜利计划”的评估，但拒绝透露更多信息。“我认为我应该让泽连斯基总统来谈论细节，这最终是他的计划。”米勒称。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8月28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将在9月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向美国总统拜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提交一份“胜利计划”。他表示：“这个计划的主要目标是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我非常希望结果对乌克兰是公平的。”另据乌克兰“RBC.UA”新闻网报道，泽连斯基当地时间9月16日在社交媒体X平台上发帖称，乌克兰战胜俄罗斯的“胜利计划”90%以上的内容已制定完成，并将于下周呈现给其西方盟友。对于乌方近来提出的“胜利计划”，俄方曾作回应。据俄新社8月28日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基辅有关“战胜俄罗斯”的计划不会阻止俄方继续实施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regnum新闻社报道称，俄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专家杰尼索夫表示，泽连斯基的立场意味着乌克兰军队要成功地对抗俄军在所有方向的进攻，并在库尔斯克方向继续推进。杰尼索夫称，泽连斯基的言论并不新鲜，他在“特别军事行动”的不同时期都已多次重复了这一点。在当前局势下，这番表态可以被视作“舆论游戏”。延伸阅读乌前总统顾问：美前副国务卿亲自爆料 泽连斯基或处境不妙综合俄新社、“今日俄罗斯”（RT）等9日报道，前美国国务院三号人物、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Victoria Nuland）日前受访时间接承认，2022年俄乌代表团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谈判期间的和平协议草案之所以破裂，是美西方等盟友从中破坏的后果。对于纽兰的这一“自曝”，当地时间9日，曾担任乌克兰前总统库奇马顾问的奥列格·索斯金（Oleg Soskin），在个人播客节目中分析称，纽兰主动披露伊斯坦布尔和谈破裂，可能意味着对于西方而言，泽连斯基现在宛如“退役飞行员”，对西方失去价值。“显然，英国军情六处和美国中情局已经开会做出共同决定，要以某种方式把泽连斯基打发走”，他声称。索斯金还特别强调，这番证词是纽兰本人所供，作为俄乌冲突的主要拱火人，以及2014年乌克兰“颜色革命”的幕后主要推手，她这么说是有重要价值的。他预言泽连斯基接下来的处境可能不太妙。图为乌前总统顾问奥列格·索金斯 视频截图纽兰的职业生涯长达三十多年。20世纪90年代，纽兰曾在美国驻俄使馆任职，后来出任过美国前副总统理查德·布鲁斯·切尼（Richard Bruce Cheney）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还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担任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在拜登政府期间，纽兰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不过，纽兰更以她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而闻名，被视作“美国外交反俄路线主要设计者”“对俄罗斯强硬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她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强力反制所谓俄罗斯“领土野心”和“政治影响力”。在2013年至2014年乌克兰爆发“颜色革命”时，纽兰正是幕后的主推手之一，不仅向乌克兰承诺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贷款担保项，还亲自上街为抗议者送饼干，为克里米亚危机和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埋下隐患。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发文指责纽兰煽动乌克兰危机升级，“没有人比纽兰更能拱火”。今年3月卸任后，纽兰仍在媒体等公开场合就俄乌局势指点江山。上述爆料内容正来自上周9月3日，她做客俄罗斯流亡记者齐加尔（Mikhail Zygar）节目时所透露的内容。齐加尔因涉嫌传播有关俄罗斯军方“虚假信息”，被判处8年半监禁，他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已经逃离俄罗斯。根据视频内容，齐加尔询问纽兰，2022年春季，俄乌代表团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谈判，美国、英国等盟友是否在阻止乌克兰与俄罗斯签署和平协议中起到了作用。纽兰回答称，在伊斯坦布尔谈判期间，美国最初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只是在需要时向基辅提供“支持”。直到谈判到了后期阶段时，乌方才开始就事态进展向美国等盟友征求意见。她补充道，当时，“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都清楚地认识到，普京提出的主要条件都隐藏在他们正在起草的这份文件的附件中。”纽兰声称，莫斯科提出的条件对基辅不利，这些条款将限制乌克兰的军事能力，但不会对俄军实施类似的限制。“因此，乌克兰国内和国外都开始质疑，这是否是一笔划算的交易。而就在那时，协议破裂了。”纽兰全程微笑地说道。纽兰接受采访 视频截图俄媒认为，纽兰的这一爆料，等于间接承认了泽连斯基受到美英等西方盟友的指示，破坏了伊斯坦布尔谈判。拥有德国和芬兰双重国籍的著名企业家、文件共享网站Megaupload和Mega的创始人金姆·多特康姆（Kim Dotcom）对此怒称纽兰是“大屠杀凶手”。他曾遭美国司法部指控，在12年法律诉讼后，将被引渡到美国。多特康姆在个人社交媒体X上写道：“大家看看这个恶魔的嘴脸，她还在对着乌克兰人民笑，她承认她破坏了与俄罗斯的和平协议，这个协议本可以阻止一百多万人死亡，并归还给乌克兰更多土地。”图为多特康姆的X账号截图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在东方经济论坛期间曾指出，伊斯坦布尔和平协议未能达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及部分欧洲国家的精英阶层意图对俄罗斯实施战略挫败”，并特别指出时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破坏者”的角色。普京强调，乌克兰代表团团长当时签署了这份协议，说明当时乌克兰方面对达成的协议基本上是满意的。而之所以这份协议最终没有生效，是因为乌克兰当时收到了“不要这么做”的命令。他重申，与乌克兰的谈判大门并未完全关闭，他已经准备好与乌克兰再次进行谈判，“我们从未拒绝谈判，但谈判不是基于任何临时的、不切实际的要求，而是基于在伊斯坦布尔达成一致并实际签了字的那些文件。”不过，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0日表示，在将乌克兰武装力量赶出俄境内库尔斯克州之前，俄方不会同乌当局进行任何谈判。他还表示，乌方针对库尔斯克核电站实施的核恐怖活动是“最严重级别的恐怖主义行径”。

当长安福特的销量从2016年的月均8万辆下滑到今年8月的16623辆时，折射出电动时代下，其背后的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乏力。福特全球CEO吉姆·法利近日在央视4套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今日亚洲》栏目中表示：“来了中国，才知道我们落后了”。福特全球CEO吉姆·法利接受央视采访事实上，吉姆·法利在2023年访问中国后，就产生了浓厚的焦虑感。据报道，当时法利与福特CFO试驾了合资伙伴长安汽车的电动车之后表示：“他们领先我们了。”这款电动车在驾驶质量和科技功能方面遥遥领先福特，在吉姆·法利看来，这种领先已经是一种 “生存威胁”。而在看到了比亚迪海狮07后，他们瞬间明白了为什么福特引以为豪的“电马”Mach-e仅能在中国月销两位数。不论是福特蓝底logo上那只象征着活泼的“小白兔”，还是Mach-e上的那匹电马，都在中国“狼群”的生存威胁前变得了无生气。比亚迪海狮07与福特电马的对比美国人不明白，为什么都在造电车，中国车企的成本可以比自己低这么多。当时，吉姆·法利就将小米和理想等多个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运往总部供当地同事和工程师进行体验和研究。多个品牌电车电池成本占比对比在多次访问中国市场后，福特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中国电动汽车正在以“光速”前进，中国的电动汽车采用AI和其他大量新技术，而美国却找不到类似的产品。中国车企通过高效的产业链，正在以低价提供更好的产品，并且在海外迅速占领市场。根据公开数据，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的份额已经达到10%，而两年前，这个数字几乎为零。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动车在巴西市场份额为88%，在泰国市场份额为70%。事实上，吉姆·法利到访中国分别是在2023年和今年4月。回去之后，福特是否做出了改变？的确有改变，但并不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奋发图强、迎头追赶中国电动车”的剧本，而是调转方向——一方面避开主流电动市场，转而开辟小型电动车，避免在主流市场与中国对手正面碰撞；另一方面，保留内燃机，专注于“非电动化方向”的技术升级。今年6月，据外媒报道，福特正在准备推出最新的价格更低的纯电动汽车，福特汽车已经开始招募前特斯拉、苹果以及RIVIAN的工程师，这些员工将组成一个全新的团队并开发低价纯电动车型。但与此同时，糟糕的二季度财报让吉姆·法利有了对电动化战略更清醒的认知，我们不会过快推出小型电动汽车，“我们刚刚面对现实”，他说：“如果我不能在前12个月内赚钱，我就不会推出任何车辆。”福特财报显示，二季度福特电动车业务销量为2.6万辆，平均每辆电动汽车亏损4.23万美元。上半年共销售3.6万辆电动汽车，每卖一辆电动车亏损6.94万美元。在行业价格下行的压力和批发量下滑的双重打击下，福特预计2024年电动车业务的亏损将在50亿至55亿美元之间。福特在中国的窘境，本质上是在电动化水平上的落后。而作为福特的高端子品牌，林肯也伴随着福特缓慢的电动化脚步，从而在中国市场节节败退。今年1-8月，林肯汽车在中国市场的销量约为3.6万辆，平均月销量在4500辆，按此推算，林肯中国今年累计销量约在5.5万辆。作为对比，2023年林肯中国销量约为7.3万辆，2022年林肯中国销量为7.9万辆。纵然从上汽大众来到林肯的知名职业经理人贾鸣镝在4月份的北京车展首秀上，以“传世豪华”为主题展现了其强大的个人魅力和语言感染力，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2022年3月推出国产车型林肯Z之后，林肯这两年并未推出全新车型，只是对旗下冒险家、航海家、飞行家等产品进行了年款迭代。在电动化方面，虽然冒险家、飞行家和林肯Z皆有混动车型，但声量都不大。福特此前对林肯品牌做出转型规划，林肯汽车将于2026年前推出5款纯电SUV，但受制于上文提到的原因，这一计划被放缓。众所周知，林肯在华并没有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技术研发部门，产品依靠全球车型体系导入。因此，林肯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林肯美国总部的产品力能不能吸引中国人。显然，这越来越难了。的确，能够将座椅做成两条腿单独调节支撑角度这种细节彰显了林肯的豪华功底，但在中国智能电动车绝对的大空间和各种女王座椅等大量“本地化细节”和新车发布会上满屏的8295P、Orin X和端到端智驾方案面前，林肯式豪华的感知度并不明显。虽然暂时落后了，但是林肯品牌很坚持自我。在对电动汽车的市场需求和自身的战略规划进行重新评估后，林肯决定在其车型阵容中继续保留传统动力总成，不走激进的电动化路线，而是专注于整合其他高科技功能，以提高其车辆的整体吸引力。林肯总裁黛安·克雷格认为：“我们要倾听客户需要什么，比如林肯领航员的客户往往会装载很多货物和乘坐者，所以电池没那么有意义。在我们真正了解我们的优质客户想要什么之前，我们不会就品牌电气化的去向做出任何具体的重大声明”。在包括福特/林肯在内的北美汽车制造商看来，混动车和内燃机车的优先级要远高于纯电动车。在“客户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的理念中，林肯在美国优先开发内燃机为主的新车并没有错。但正如上文所说，林肯中国的产品线很大程度上基于其全球产品线的平移，这就意味着，它目前无法跟上中国客户对电动化和智能化的需求。对于林肯中国总裁贾鸣镝来说，他的面前其实是一道无解题。毕竟，“林肯的豪华”与“中国市场期待的豪华”之间，差的不只是一套营销方案，而是以“代际”为单位的产品力差距。而林肯总部的“用户思维”和中国用户的需求之间，毕竟隔着浩瀚的“太平洋”。贾鸣镝曾表示，“林肯是个小而美、美而精的品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也是放弃了林肯销量大幅增长的愿望。从林肯到福特，这家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商旗下的两大主流品牌，越来越失去其在中国市场的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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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余晖据江苏省纪委监委9月14日消息：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周铁根，男，1962年11月出生，汉族，江苏海安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周铁根落马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周铁根毕业于江苏公安专科学校治安系，毕业后成为江苏省环本农场干部、副指导员，1986年任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干部。1987年9月，周铁根到南通市委工作，历任南通市委研究室干部，市委研究室副科级研究员、正科级研究员，市委办公室综合科科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助理、综合科科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助理、副处级秘书，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等。2000年12月，周铁根担任如皋市委副书记，后任代市长、市长。2006年6月，周铁根任如东县委书记。2011年5月，周铁根履新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后任江阴市委书记、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等职务。2015年12月，周铁根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16年1月任市长。周铁根担任徐州市市长期间，“老虎”王昊曾任徐州市常务副市长。王昊历任徐州市政协主席，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江苏省政协副主席。2024年5月20日，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任上被查。说回周铁根。担任徐州市长两年之后，2018年4月，周铁根履新徐州市委书记。2021年7月，周铁根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2022年1月，他担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2023年1月任江苏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近期，周铁根还率队调研。2024年8月26日至28日，周铁根率调研组到无锡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条例立法调研。8月30日，淮安全市人大代表社会发展观察点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周铁根出席会议并讲话。周铁根曾被处分。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江苏华达钢铁有限公司和河北安丰钢铁有限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通报提到，华达公司是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的钢铁企业，该公司用于生产建筑钢材的设备是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装备，2010年以来累计生产“地条钢”17.5万吨，销售收入约6.4亿元。因上述事件，时任徐州市市长周铁根被行政记过处分。当时被处分的还有时任徐州市副市长冯兴振，他被行政记大过处分。冯兴振后来成为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就在周铁根被查前不久，2024年7月25日，冯兴振落马。资料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无锡人大发布等【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政知新媒体独家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延伸阅读原市纪委书记被判12年：送情妇1200万 家中搜出1500万四川省宜宾市原纪委书记向辉礼受贿一案有了新进展。9月9日，上游新闻（报料邮箱：cnshangyou@163.com）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因非法单独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740万余元，并伙同情妇王某荣共同收受他人财物900万元，向辉礼被眉山仁寿县法院一审判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王某荣也获刑3年半。向辉礼2016年11月退休前，曾担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十年之久 图片来源/宜宾市纪委法院认定，2004年至2016年，向辉礼利用担任雅安天全县县长、县委书记、宜宾市纪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目招投标、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取巨额贿赂。资料显示，向辉礼曾担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十年之久，2016年8月因严重违纪被撤职，同年11月退休。2022年4月，退休5年多的向辉礼被官方宣布因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委调查。判决书显示，向辉礼曾赠送情妇王某荣1200万元，王某荣落网后主动交代这一事实，同时检举向辉礼在位于天府新区麓山国际茵特拉肯小区的住房存放大量涉案现金，经有关部门查获共有1502.88万元。此外，王某荣还将两人共同受贿的900万元用于投资房地产，获利800万元。多次为煤老板、企业招投标提供帮助，收取巨额贿赂“过去，作为县委书记抓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虽责无旁贷，但毕竟宏观要求多，具体操作少。（调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对我来说，是学习的新起点……我的能力有限，水平不高，但我会笨鸟先飞……”2009年，向辉礼在其出版的新书《感悟：一位市纪委书记的工作手记》中如是写道。如今看来，这段话显得尤为可笑。事实证明，他的贪腐之路正是从其担任雅安市天全县县长、县委书记开始的。简历显示，2002年1月，向辉礼由雅安市委副秘书长升任天全县委副书记、县长；2004年6月，开始担任天全县委书记。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06年间，向辉礼利用担任天全县县长、县委书记职务的便利，为袁某某、孙某某合伙收购天全县昂州煤矿提供帮助，与王某荣共同收受袁、孙二人钱款900万元；为天全某钢铁公司在技改项目、收购二郎山火电厂提供帮助，收取企业主现金40万元；为眉山洪雅县某电力公司在水电开发方面提供帮助，收取企业主现金40万元；为天全县某旅游开发公司在开发旅游项目上提供帮助，收取企业主现金20万元。2006年10月，向辉礼调任宜宾担任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不过，自诩为“笨鸟”的他并未想着去啄出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蛀虫”，反而将党和人民赋予其的权力用作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甘愿被“围猎”。2023年1月，四川纪委监委通报称，向辉礼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 图源/官微截图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显示，向辉礼利用其担任纪委书记，以及兼任宜宾市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督察工作小组第二组长、宜宾市招投标监督委员会主任、宜宾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副组长、城区南北出入口两线改造提升工程项目指挥长等职务上，多次为企业承揽工程、招投标、承包项目用地、城乡环境治理、办理沙场审批手续、贷款融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审批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企业主送的大量现金，共计1640万余元。除为企业经营给相关部门打招呼牵线外，向辉礼还在他人职务晋升上提供帮助并收受贿赂。2010年，他为时任宜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政委付天池提拔为宜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提供帮助，收受付天池现金10万元。资料显示，2022年10月，因严重违纪违法，付天池被依法开除党籍和公职。2010年下半年，宜宾某投资公司负责人为保证其女友胡某顺利当上宜宾市翠屏区招商局副局长，给向辉礼送去现金10万元请求关照，胡某于2010年9月任副局长，目前任职信息不详。2011年，时任宜宾市高县公安局副局长刘庆辉被“双规”调查。高县某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余某找到向辉礼帮忙，后刘庆辉被以违规经商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012年上半年，余某送给向辉礼现金50万元。记者了解到，刘庆辉于2015年被以受贿罪提起公诉，获刑情况不详。送给情妇1200万元，后被其检举藏匿千万元现金判决书显示，王某荣出生于1962年12月8日，与向辉礼相差3岁。王某荣身份证号显示其出生于四川达州，高中学历。在向辉礼担任天全县委书记后，2004年7月，王某荣以其父亲王某琨名义成立四川盛达置业有限公司。2022年4月官方宣布向辉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时，王某荣也被同步采取留置措施。案件资料显示，在天全县昂州煤矿拍卖一事中，王某荣曾多次给向辉礼吹“枕边风”。根据向辉礼供述，2004年天全县准备对昂州煤矿进行产业延伸，引进活性炭厂盘活煤矿资源，在筹备阶段孙某林来考察。2004年5月的一个周末，向辉礼带着王某荣在成都参加孙某林等人所在饭局。饭局上，孙某林和王某荣互留电话号码。之后，王某荣经常在向辉礼面前提出关照孙某林购买昂州煤矿一事，向辉礼对此默认并同意关照孙某林。在昂州煤矿拍卖过程中，为确保孙某林及其合伙人袁某某顺利取得昂州煤矿，向辉礼劝退部分竞拍者，同时将拍卖方式以及拍卖底价告诉孙、袁二人。2004年8月，孙、袁二人以7030万元竞得昂州煤矿资产及采矿权。事后，孙某林、袁某某向盛达置业公司转款900万元。在向辉礼默许下，王某荣将该笔资金投资于广安武胜一房地产项目。王某荣供述称，该项目赚了1400多万元，其中袁某某、孙某林所送的900万元投入产生的利润为800万元。王某荣被采取留置措施后，主动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同时，还向监察机关检举向辉礼收受成都商人孙某贵200万元，以及向辉礼在成都天府新区万安镇麓山大道2段20号（即麓山国际茵特拉肯小区）的住房可能存放大量涉案现金。图为相关判决书经相关部门查证，王某荣的两项检举均属实。检方认定，2013年至2016年间，向辉礼利用职务便利，为成都商人孙某贵在贷款融资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4次收受孙某贵现金280万元。其中最后一次是在向辉礼卸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后，2016年下半年某天，孙某贵在成都邛崃某山庄送给向辉礼10万元。此外，相关部门还在上述向辉礼位于麓山国际茵特拉肯小区的房屋内，查获扣押1502.88万元现金，经调查核实系向辉礼违法违纪所得。据悉，王某荣在留置调查期间，积极配合调查，对向辉礼的调查起了积极作用。此外，王某荣还积极退缴了全部犯罪所得900万元及孳息800万元，共计1700万元，同时退缴了向辉礼给其使用的违纪违法犯罪所得1200万元。法院审理认为，向辉礼和王某荣在共同收受袁某某、孙某林所送900万元的过程中，向辉礼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王某荣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对王某荣应当减轻处罚；王某荣到案后，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提供他人犯罪线索、积极退缴赃款，系自首、立功，可依法从轻处罚、从宽处理。向辉礼受贿被判12年，情妇获刑3年半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向辉礼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单独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740.1152万元，伙同被告人王某荣共同收受他人财物9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二人行为均构成受贿罪。向辉礼被动到案后如实供述其全部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2023年12月，四川眉山仁寿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向辉礼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处罚金200万元；王某荣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对于两人共同违法所得900万元即孳息800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对扣押在案的向辉礼违法所得1740万余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判决书显示，向辉礼、王某荣二被告人认罪认罚。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一审判决后向辉礼未上诉。官方简历显示，向辉礼，1957年12月出生，四川通江人，四川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1975年9月参加工作。1975年9月参加工作后，先后在通江县麻石区小学、中学、中心校任教；1984年7月调入通江县文教局教育股工作；1989年2月至1996年9月在通江县委组织部工作。1996年9月，向辉礼从川东北调动至省会成都进入四川省委组织部工作，在这里他遇见了官至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魏宏，两人在工作上有较为密切关系。2000年11月，向辉礼随魏宏调职四川雅安，担任“撤地设市”之后的雅安市委副秘书长。2002年1月，向辉礼担任雅安市天全县县长，后升任县委书记。2006年10月，向辉礼担任宜宾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6年2月，向辉礼卸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同年8月，向辉礼因严重违纪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同年11月，向辉礼退休。2022年4月23日，四川省纪委监委官方网站“廉洁四川”发布消息称，四川省宜宾市副处级退休干部向辉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宜宾市纪委正对其进行纪律审查，经四川省监委指定管辖，眉山市监委正对其进行监察调查。2023年1月，“廉洁四川”通报称，经查，向辉礼理想信念丧失，纪法意识淡薄，背离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在组织审查期间不如实说明问题，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违反规定为他人在提拔、任用方面说情打招呼；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特定关系人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道德败坏；贪欲膨胀，胆大妄为，将公权力沦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甘愿被“围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招投标等方面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向辉礼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经宜宾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向辉礼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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