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h影院|「すごく。だから我慢できなかったんです」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2010年10月22日，江西赣州信丰县警方接到一起报警，在当地一个工业园区的居民楼里面有一对夫妻正在打架。接到报警后，当地警方很快就赶到了现场，然而当打开房门的一瞬间，他们突然意识到这可不是什么夫妻打架这么简单啊。在屋内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地上躺着一个全身赤裸的中年男子，而他的身边则是站着一男一女二人。此时这对站着的二人身上也已经是血肉模糊，到达现场的民警立即呼叫了救援，并且立即将受伤男子送到医院抢救。然而很可惜，受伤男子送医途中就已经因为失血过多死亡了，而现场的这对男女仅仅是受了一点皮外伤并无大碍。警方立即控制了二人，到案后二人很快承认了那名死者就是被他们所杀的。犯罪嫌疑人陈小玲32岁，男性犯罪嫌疑人陈锦连52岁，根据陈小玲的供述，当时死者冲到她家里要强奸她，于是她抓住了死者的睾丸，死者吃痛趴在地上打滚，这个时候丈夫陈锦连则拿出家伙事朝着死者的身上就是一顿毒打，但是死者人高马大的，两个人还不是他的对手，于是夫妻二人就动了杀心。陈小玲供述作案过程按照 二人的供述，他们也是进行自我防卫，才失手杀害了死者。很快死者的身份就被警方解开，他叫向荣，59岁，当地某个村的村干部，而犯罪嫌疑人陈小玲和丈夫就来自这个村。可有一点很奇怪，全身赤裸的向荣，难道真的向陈小玲说的那样强奸她，她不得不和丈夫进行反抗吗？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现眼前这个手握一条性命的女子，竟然有着如此凄惨的身世。警方调查发现，陈小玲和陈锦连可不仅仅是夫妻关系这么简单，在成为夫妻之前，陈锦连竟然是陈小玲的继父。陈小玲出生贫寒，母亲是童养媳，父亲有精神疾病，从小母亲就是在家暴中度过的，到了陈小玲十岁的时候，母亲选择了离婚，带着陈小玲离开了那个家。后来母亲在别人的介绍下认识了30多岁还是光棍一条的陈锦连，二人就这样选择了结婚走到了一起。可婚后，尽管陈锦连 穷的饭都吃不起，可还是想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可彼时，陈小玲的母亲已经没有了生育能力。在陈锦连心中，尽管自己很穷， 但是没有后代死了也对不起自己的祖宗，于是和陈小玲的母亲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给陈小玲招亲，找个上门女婿。可当时的陈小玲只有十几岁，一连几年过去了，陈家一直没有招到上门女婿。就在这个时候，陈锦连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他来和陈小玲生一个儿子。陈锦连供述作案动机这个想法实在是太荒唐了，但陈锦连抱子心切，因为考虑到陈小玲当时只有13岁，他如果硬来的话，要是陈小玲的母亲说她强奸，那他可要坐牢了。于是他就开始软磨硬泡对陈小玲的母亲进行“商量”，对于农村的女人来说，要在夫家站稳脚跟，那就得听丈夫的。结果就这样，陈小玲的母亲竟然真的答应了陈锦连的要求，让陈小玲给他生个孩子。陈小玲自然是不知道母亲和继父之间打的烂主意，就这样在13岁的时候，陈小玲怀孕了，之后生下了一个儿子。到了15岁的时候，陈小玲再一次生下了一个女儿。当时 陈小玲的母亲还以为自己答应了陈锦连的要求让他有了后代，可结果就是在陈小玲先后生下一儿一女之后，陈小玲的母亲就被赶出了家门。陈小玲13岁成为了母亲，当时的同龄人可能还在上学，对男女之事都一无所知，可她却因为亲生母亲的算计成为了一位母亲。陈小玲的母亲被赶出了家门，她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这个家的女主人，并且成为了陈锦连的妻子，事实上，陈小玲对陈锦连一点感情都没有，她逼于无奈成为了母亲，可孩子却成为了她的绊脚石。她想要逃离这个家庭， 可自己一双儿女又能够逃到哪里去呢，她选择了破罐破摔，与陈锦连维持了将近20年的家庭。将近20年来，这个家庭维持着又被常伦的感情，原本也都相安无事，对于陈小玲而言，自己的孩子能够长大成人就是最好的事情了。在陈小玲这30多年的生活中，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儿子 考上了大学，可就是因为儿子考上了大学， 让陈小玲感觉到了自己无能为力。儿子读书要钱，将来谈恋爱要钱， 结婚要钱，生小孩也要钱，她要为儿子女儿都攒一点钱。2009年的时候，村干部向荣出现了，他提议让陈小玲来当妇女主任，一年有3000块钱的工资，还能够照顾家里的事情。村干部向荣提议让陈小玲来当妇女主任得知当妇女主任有工资，并且还不会耽误家里的事情，陈小玲心动了。见陈小玲有点心动，能说会道的向荣乘胜追击，他开始频繁和陈小玲联系，一来二去二人的关系突飞猛进，很快关系就变动暧昧了起来。已经50多岁的向荣是村里的会计，算是一个小官吧，可他自然为自己在村里说一不二，所以搞得其他村民一直对他有很大的意见。单纯的陈小玲认为向荣在村子里说话是有分量的，可以帮她坐上妇女主任的位置，所以和向荣之间一直保持着特殊的关系。很快这段感情的界限就被向荣给捅破了，二人最终还是发展成为了情人关系。可纸包不住火，二人的事情还是很快在村里传开了。按理说，这个事情只有向荣和陈小玲知道，为何村子里会传的如此的迅速呢，那一定是有人说出去了。没错，向荣奇怪的虚荣心让他将陈小玲的事情在村子里传开了，可不知道为何，向荣却在村民面前表示是陈小玲勾引的他，见家里没人主动给他脱得裤子。陈小玲讲述和向荣的情感纠葛这个事情在村子里传的沸沸扬扬，让原本就因为和继父在一起生活的陈小玲更加觉得脸上无光。她给儿子女儿打去了电话， 让他们以后都不要再回这个家，在外面好好读书好好工作，尽量不要和自己联系。正所谓为母则刚，陈小玲知道自己这一辈子可能就这样了，但自己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她选择牺牲自己，来保护子女的名声。作为“丈夫”，陈锦连也知道了这个事情，可是他只能忍着，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本事养家，这个家都是妻子在撑着，妻子受委屈了，他也无能为力。可是仇恨的种子已经在陈锦连心中产生，他忍受着向荣和妻子发生关系的事实，但是无法忍受向荣在外面四处散播妻子勾引他的事情。最关键的就是向荣根本没有帮陈小玲当上妇女主任，也就是说陈小玲被向荣白睡了。一直到案发前，陈小玲在外读大学的儿子给家里打来电话，表示学校有贫困生助学金，需要村子里出个证明。儿子的事就是天大的事，尽管陈小玲已经不打算在和向荣接触了，但为了儿子，她还是硬着头皮找到了向荣。向荣表示要打这个证明很简单，陪他睡一觉就行，陈小玲答应了。彼时的向荣还在为自己有这个权利沾沾自喜，殊不知，陈小玲和陈锦连已经给他埋下了陷阱，就等他自己钻进去了。向荣准时的来到了陈小玲的出租屋内，见面后，向荣就和陈小玲钻了被窝，此时蹲守在外的陈锦连冲了进去，看到妻子和向荣一丝不挂的睡在一起，那个场景让愤怒瞬间充满了陈锦连的大脑。看到陈锦连冲到屋内 ，向荣意识到自己可能被下套了，于是立即开始反抗。陈小玲想到这段时间向荣在外散步的谣言让她异常愤怒，拿起菜刀就砍掉了向荣的三根手指，但因为害怕事情闹大，她便用菜刀的背部朝向荣身上砍去。扭打过程中，陈锦连夺过了菜刀，朝着向荣身上不断的砍去，最终导致向荣失血过多死亡。陈锦连讲述作案动机被捕后，陈小玲反而觉得自己轻松了许多，虽然对不起儿子，但是自己悲惨的一辈子好像终于可以在这个时候结束了。陈小玲的30年是苦难的三十年，从继父再到丈夫，再到情夫，她为了自己的孩子付出了一切，也包括她之后的生命和自由。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原标题："爆炸前几小时真主党仍在分发寻呼机，他们都检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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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张菁娟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 张菁娟在加沙停火谈判陷入僵局之际，黎巴嫩在两天之内接连发生两轮通信设备爆炸事件，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路透社9月19日援引多位熟悉爆炸装置细节的消息人士的话称，黎巴嫩真主党曾对入境的电子设备进行过多轮检测，且在寻呼机爆炸前几小时，真主党仍在向其成员发放新的“金阿波罗”寻呼机，足以证明真主党认为这些设备是安全的。据报道，一名消息人士称，该组织的一名成员16日收到了一个新的寻呼机，但17日它就在盒子里爆炸了。另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几天前刚刚发给一名高级成员的寻呼机在爆炸时伤到了一名下属。三名情报人员此前告诉《纽约时报》，涉事寻呼机是单独生产的，电池中掺有爆炸物PETN。路透社则援引一位安全领域消息人士说，寻呼机中藏有高达3克的爆炸物，真主党几个月来都“没有发现”它们的存在。一名安全人士表示，“用任何设备或扫描仪”都很难检测到这些爆炸物。但该消息人士并未详细说明真主党使用了何种检测仪器。另外两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从2022年开始，真主党在寻呼机运抵黎巴嫩后对其进行了检查，包括带着它们穿梭在机场，以确保它们不会触发警报。消息人士并未透露进行测试的机场名称。一位安全人士说，上述检查只是对包括通信设备在内的设备进行的例行“清查”的一部分，为的是检测这些设备中是否藏有爆炸物或监视装置。尽管真主党对这些通信设备进行了多轮测试，爆炸物依然没有被检测出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在19日的电视讲话中说，此次袭击对于该组织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发生爆炸的寻呼机 社交媒体据报道，涉事产品被指疑似由台湾地区制造商“金阿波罗”（Gold Apollo）生产，但遭到该制造商负责人许清光的否认。他称，18日曾回应称，涉事寻呼机由一家名为BAC的欧洲公司生产和销售，“金阿波罗”仅向该公司提供了品牌商标授权，没有参与相关产品的设计和制造。许清光拒绝说明BAC公司的所在地，但“金阿波罗”在一份书面声明中提及，该公司地址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寻呼机所使用的技术，以及其对物理硬件的依赖，意味着它们更难被监控和追踪，这使得它们受到真主党等重视机动性和安全性的组织的欢迎。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不时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也多次空袭黎巴嫩境内真主党目标，双方冲突不断。自那时起，黎巴嫩真主党要求其成员停止使用手机，以防止以色列通过技术手段入侵其手机。今年早些时候，真主党从所谓的“金阿波罗”订购的5000台寻呼机被运入黎巴嫩境内。第一轮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9月17日下午3时30分左右，当时黎巴嫩南部、贝鲁特南郊达希耶以及贝卡谷地东部等真主党据点同时发生寻呼机爆炸。爆炸持续了约一个小时，目击者和当地居民称，到了下午4时30分，他们仍能听到爆炸声。两名安全人士和一名情报人员告诉路透社，在寻呼机被引爆后，真主党怀疑其他设备可能也存在危险。真主党当即加强了对其通信系统的清查，并对所有设备进行了仔细检查。这两名安全人士还说，真主党还开始调查寻呼机的供应链。然而在第二次爆炸发生时，审查工作尚未结束。18日，黎巴嫩多地再次发生通信设备爆炸事件，设备包括寻呼机、对讲机以及无线通信设备等。接连两天发生的爆炸事件已造成37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两名儿童，另有3000多人受伤。爆炸后的寻呼机残片事发后，黎巴嫩真主党将爆炸事件归咎于以色列。一位西方安全人士本周告诉路透社，以色列国防军的秘密情报部队8200部队参与了策划。一名消息人士表示，真主党认为以色列之所以选择引爆对讲机，是因为以色列担心真主党很快就会发现对讲机内也藏有炸药。据黎巴嫩卫生部称，第二次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远高于前一天。一名安全人士和一名情报人员认为，这是因为18日被引爆的设备比寻呼机可藏匿的炸药量更高。三位消息人士说，真主党正在调查这些装置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装上炸药的。一位安全人士透露，真主党此前挫败了以色列针对该组织从国外进口的设备采取的行动，包括私人座机电话，真主党办公室的通风设备等。“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但不包括寻呼机。他们耍了我们。”消息人士说。截至目前，被外界普遍认定的“幕后黑手”以色列既未承认也未否认实施这轮爆炸袭击。以国防部长加兰特18日称，以色列已开启与真主党作战“新阶段”，目标是让以北部民众安全返家。他说，以军正将作战资源向北方转移，继续对真主党采取行动，削弱其基础设施和能力。19日，加兰特在一次评估该国北部战线军事行动的会议中称，随着时间的推移，黎巴嫩真主党将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图为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 资料图

封面新闻记者 石伟一审判决之后，蔡东（化名）从光鲜体面的退休干部，变成了非法持枪的罪犯。他曾因驻村扶贫工作、见义勇为救人事迹，多次被表彰和报道。退休前，他是孝感市大悟县某机关党委副书记。2023年2月19日，蔡东退休的前一周，大悟县公安局以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对其立案侦查。前不久，蔡东被大悟县人民法院判定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判决书显示，2011年，蔡东以父亲承包的农场遭受野猪侵害为由，更改户籍、按照当时政策申领持枪证，并配购一支双管猎枪、500发子弹；次年，孝感市公安局清查不符合持枪条件人员，蔡东指使堂弟申请持枪证，并将这支猎枪过户给堂弟，但蔡东实际掌控这支猎枪；2014年，蔡东两次将猎枪借给朋友李某打猎；2019年，李某因涉黑案件落网后，多次举报蔡东非法持枪。近日，封面新闻记者对该起案件进行了走访。事件经过：税务干部改户籍申领持枪证，为躲清查将枪过户公诉机关指控，2011年12月，蔡东明知公职人员不符合持枪条件，编造自己大悟县阳平镇村民身份，以农作物受野猪影响严重的谎言，向大悟县公安局申请持枪证，并配购双管猎枪一支、子弹500发。2012年4月，孝感市公安局对大悟县民用枪支专项检查，发现蔡东不符合持枪条件。为继续持有枪支，蔡东指使堂弟蔡西（化名）向大悟县公安局申请办理持枪证，并将枪支转让过户给蔡西。2013年1月，办理上述手续后，蔡西将枪支、子弹交予蔡东实际持有、使用。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10月，蔡东指使他人，分别到自己车库及其父亲(2021年去世)所承包的农庄取走子弹和猎枪，送交给李刚(已判刑)等人狩猎使用。涉案猎枪（受访者供图）蔡东对此辩解称，申请持枪是为了帮年迈的父亲驱逐野猪，他对户籍被转到阳平镇的事项不知情，是大悟县公安机关办理的相关手续，自己并未虚构申领材料办理持枪证；猎枪过户后他未实际持有和使用，李某向他的父亲借枪被拒后，他只是作为中间人帮忙借枪。但在近日的采访中，蔡东却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当年他户籍所在的乡镇不属于批准的狩猎区，县治安大队得人告知他阳平镇有持枪指标，经他同意后，公安机关给他办理的户口迁移，之后让他填写了持枪申请表，他由此通过审批程序获得持枪证，并配购一支双管猎枪和500发子弹。对于上述说法，封面新闻记者未得到相关方证实。蔡东父亲存放猎枪的房间（受访者供图）2012年4月，孝感市公安局针对大悟县民用枪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督办清查，并列出一份不符合持枪条件的名单，蔡东名列其中。蔡东承认，他知道公职人员不能持枪。考虑到父亲的农场确实需要驱赶野猪，“为了保住这支枪，我让堂弟以护农名义申请持枪证，去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把枪过户到他名下了。”法庭控辩：猎枪实控人成争议，两次外借枪支时间又是何时？2013年底，蔡东经人介绍与商人李某成为朋友，对方多次到蔡东父亲的农场游玩、聚餐。2014年底，李某电话中向蔡东借猎枪打猎，蔡东称猎枪按要求上缴年审尚未领回，拒绝了李某。随后，蔡东忘记挂断电话，与妻子评价李某人品，被电话中的李某听到，两人发生口角后闹翻。2019年，李某因涉黑案件落网，多次举报蔡东非法持枪。判决书显示，李某称在2014年下半年之后，曾多次找蔡东借枪打猎，并有其他人参与。但在其他人的证人证言中，大部分人对借枪事宜给予否认。蔡东接受警方调查时供述，他在2014年8月和10月曾两次将涉案猎枪借给李某。前一次是在父亲的农场里，三人乘车在农场转悠，从车里对着鸟类射击，之后将枪放回父亲的房间；后一次是李某向蔡父借枪被拒，之后蔡东安排堂弟分别从父亲和他的家中取走枪支、子弹，送交给李某打猎使用。然而在法庭辩论环节和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蔡东又对上述两次借枪的时间表示否认。蔡东称，按照枪支管理规定，民间枪支每年的五一之前要上缴公安机关，十一之后再发放，入库、出库均由县治安大队人员登记入册。“时间太久了，具体借枪的时间记不清。但根据管理规定，5月1日和和10月1日之间，枪支不可能在外边。”蔡西在证人证言中表示，2013年初枪支过户到他名下后，过了二十多天就被蔡东取走，之后几年，他曾按治安大队要求送枪支年审，其他时间枪支都不在他手中。蔡东向法官表示，枪支过户后一直放在他父亲的农场，每年上缴、年审和领取，是他父亲和堂弟蔡西经办，自己并未实际持有这支猎枪；2014年猎枪入库后，他和堂弟蔡西都未去领取过，当年5月份之后使用枪支的事实不能成立。在案资料显示，大悟县公安局调查认定，2013年至2014年期间涉案猎枪的实际持有人为蔡东，2015年至2017年期间则由蔡东的父亲领取和使用，直到2017年1月被收回未再发放；枪支管理相关档案中，只发现有2016年、2017年蔡西名下的猎枪入库登记，未发现其它时间领取发放、上交回收枪支、弹药的登记资料。大悟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反驳了蔡东的辩解，图为法槌 资料图法庭判决：申领持枪证程序合法不影响非法持枪实质，一审获刑8个月蔡东称，2013年之前他是凭借持枪证使用猎枪，孝感市公安局督办清查时，39名被列入不符合持枪条件的持证人员，都未被认定为非法持枪，也未受处罚，只要求立即回收枪支并取消持枪资格。蔡东的辩护人、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尚满庆祝表示，蔡东坚称在2014年清明前上缴枪支，后未再接触枪支；公安机关调查认定，2015年至2017年枪支领取、使用人是蔡东的父亲；而枪支管理档案中，只有2016年、2017年登记为蔡西的枪支入库登记，其他记录缺失。“这导致很多情况无法通过证据证明，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他在2014年五一之后持有、使用过这支猎枪。”对于2011年通过更改户籍途径申请持枪，以及2014年五一之前使用、外借枪支的行为，蔡东表示认罚。“李某是2019年7月举报我非法持枪，距离2014年已经超过5年，过了追诉期。当年，大悟县公安局曾作出调查结论，也是非法持枪证据不足。”对于蔡东的辩解，大悟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给予反驳。法庭认为：综合在案证据及证人证言，蔡东明知是在虚构申领枪支材料情况下办理的持枪证并配购枪支弹药，虚构的材料是否由本人自主办理，并不影响非法持有枪支事实的认定，程序的合法不能对抗非法的实质；孝感市公安局开展枪支管理的督查工作，不涉及对持枪行为的性质认定，不能将当时处理情况作为不构成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理由；没有证据证明枪支系被告人蔡东父亲持有和使用；蔡东的犯罪行为，从检举揭发提交线索开始一直处于侦查办理中，追诉时效的期限应以法定最高刑为标准；蔡东在案件审理中，称枪支转让后未实际持有、使用过，出借枪支其仅为中间人，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亦无认罪悔罪表现；蔡东非法持有枪支、弹药，并擅自出借给不具备持枪资格人员使用，会给公共安全带来隐患，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综合考虑其行为、性质、情节、社会影响等因素，法庭认为不宜对其免予刑事处罚。由此，大悟县人民法院判定蔡东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央广网北京9月21日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江苏省无锡虹桥医院是一家二级甲等综合医院，也是医保定点单位。医院放射影像科医生实名向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从去年开始，医院系统内出现了一些根本没在他们科室做过影像检查的患者病历，他们既没在这儿拍片子，也没有放射影像科归档的影像号，病历记录里却有“根据影像作出的诊断”。这些病历全都由医院体检中心一位医生完成，这名医生并没有操作放射影像科CT、核磁共振仪的权限。根据身体部位的不同，拍一张片子的价格在300元至600元不等，再加上这些“患者”在院期间的其他治疗费用，放射影像科的医生怀疑医院涉嫌伪造病历骗取医疗保险。无锡虹桥医院放射影像科朱成刚医生反映，从2023年7月开始，他在查看过往病历时发现一些患者的病历中没有“影像号”，也没有计算机断层扫描也就是CT或核磁共振成像的影像学图像，然而病历中却有“根据影像诊断”的相关内容。这些病历都是由医院体检中心的一位陈医生所写。朱成刚告诉记者：“这个人平时就没有参与放射科的工作，医院专门找他出报告，制造假病历骗保。他出具的影像报告，全部没有影像编号，而且也没有图像，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就举报了。”这些病历报告里不仅没有片子，没有影像号，有些病历甚至没有标注检查部位。朱成刚打了个比方，这就像新生儿没起名字、没有出生医学证明却能上户口一样。从放射科的角度看，这样的结果根本无法操作，因为CT机如果不输入影像号，根本无法启动扫描。在CT机操作室，朱成刚演示，操作界面中，患者影像号为必填项，如果空白，扫描按键为灰色无法点击，只有输入号码后按键变成绿色，才能继续操作。所以放射科怀疑有人绕过他们，从医院后台直接修改了病历，放射科知情人士李医生（化名）告诉记者：“检查的时候不输影像号，机器是不会运行下一步的，他都没办法检查，只有虚假的报告，才没有影像号。”朱成刚给记者展示了99位“患者”的病历照片，诊断时间集中在2022年7月至12月和2023年4月，年龄段分布在60岁至80岁之间，这是他在工作中随手拍摄的部分问题病历。今年3月，朱成刚将没有影像号的病历拍照留证，向医院上级管理部门实名举报。随后在等待调查结果时，朱成刚发现，他举报的这些病历又有了影像号和片子。他在6月份时，把这些病历又一一重新拍了照片。朱成刚告诉记者，他仔细对照了这些影像号，号码只存在于电脑系统中，在放射科手写的记录本上，并未找到这些病人。电脑系统中影像号的编码方式也和放射科日常的编码方式不同，此外，他还发现了其他问题。朱成刚举报三名患者的片子几乎一模一样比如，被举报的患者中，72岁的“杨某某”、62岁的“邱某某”的病历中，有根据所拍片子的情况作出的诊断，却找不到对应的影像。6月份又查到了她们的CT影像，按照系统记录，她俩都是2023年4月做的胸部CT，片子上能清晰看出两位患者的吊坠形状、大小和位置都基本一致。不仅这两位上了年纪的患者，CT影像类似，朱成刚比对发现，2021年在他们科做过CT的25岁女性叶某的片子上，也有看起来极为相似的吊坠，肉眼看，她们三人的片子几乎一模一样。放射科知情人士李医生告诉记者：“这个人叫邱某某是个假的（病历）62岁，这是它的假图像，哪里像62岁的女性？项链的吊坠咱都看到了，看到它的特色了，杨某某这个72岁，女，看图像是一个人不是？”两名患者检查影像高度相似类似这样看上去雷同程度很高的片子，还有不少。比如系统显示，患者李某某在2023年4月28日拍摄了胸部CT，她的影像与实际患者刘某在2024年2月的检查影像看起来高度相似。74岁的患者莫某在2023年4月27日拍了胸部和颈椎的CT，她的片子看起来和实际患者37岁的马某某在2023年11月拍的片子高度相似，片子里能直观看到项链都一模一样。医院系统两名患者核磁共振时间过于接近此外，通过医院系统查询还能看到，有患者在正常做核磁共振检查之后1分钟内，另有患者做了核磁，李医生表示，他们的机器做一次腰椎核磁共振至少要花10分钟至15分钟，1分钟做一次核磁是根本不可能的：“11:40开始做的，腰椎要15分钟，结果11:41，他又把骗保的弄成了，1分钟，你怎么会做一个核磁共振呢？”患者的病历诊断左右不分李医生告诉记者，有的片子还有这样的错误：拍片子时，患者是面对医生的，片子上的左侧实际为患者的右侧，但有患者的病历诊断上写着“大脑左侧梗塞”，她的片子显示是右侧：“（患者）年龄73，这个报告内容，左侧基底节区梗塞，实际上这个是哪里？这叫右侧，也就是一个人站到你对面看的图像，这就是后填的假图像。”就在朱成刚把这些新情况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后，他和同事们又发现，放射影像科再无权限查看2023年8月之前的影像。院方给出的理由是系统升级导致的错误。“我们权限锁了，他说是系统升级，有可能系统一升级错乱没了。可笑不可笑。”随后朱成刚带记者来到放射影像科办公室，记者看到系统内被举报的病历都已无法打开。从“有诊断无影像和影像号”，到举报后出现影像，却有多名患者和他人影像高度相似，再到影像、病历无法查看，所以，朱成刚怀疑，涉事患者的病历经过多次修改，这是在伪造病历，骗取医疗保险。朱成刚说：“这边是骗保人员名单，这边是图像来源，在图像没有锁定之前，（我）拍下来了，把造假的人员图像来源都把它做下来了，举报没有影像号和没有图片的骗保行为以后，把假的影像号又添上，又向他们反映了假图像的来源，现在变成图像打不开了。”7月12日，无锡市医保局向朱成刚表示，对他的举报高度重视，先后2次到无锡虹桥医院现场核查，通过医保信息系统对线索进行排查，抽取病历联系当时住院的人员核对情况，并对涉事医生进行了现场询问。但因提供的线索涉及人员较多，所反映问题距今时间较长，在前期核查中对提供线索无法确认核实。为此，特地与无锡市公安部门协调沟通，并将有关线索提请公安部门协助调查。公安部门核查后有明确反馈，将及时告知。如违反相关医保条例、协议，将严肃处理，如涉及违反法律，将移交公安部门处理。放射影像科的李医生说，他们非常期待后续的调查，医院底层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中，对每次病历修改都应该有记录。他告诉记者：“我们的PCAS（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里这个报告修改100次，修改系统里就写了100次。但是医院把我们锁了，一锁我们调不出来。”记者随机拨打了20份病历中留下的患者电话，四分之三是空号或无法接通，接通的也大多表示不是本人。记者：这是邱某某的电话吗？接听者：不是的，不是。记者：这是……的电话吗？接听者：你打错了、打错了。也有接通电话的患者表示，当时在医院住院做体检。比如患者许女士说，她当时因为腰疼去无锡虹桥医院体检，但至于为什么只做了胸部CT，许女士说，时间久了，记忆不太清晰。许女士：我是腰疼吧，好像是腰疼。记者：为什么做胸部CT呢？许女士：我忘了，这么长时间我还记得吗？反正到医院里，他们说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了。无锡市医保局基金监督处表示，此事还在调查中，不方便透露具体情况。基金监督处：我们有相关的规定，而且是在查处过程中，我不方便跟你讲具体的进展。记者：医生举报每次反映情况之后，相关的证据就会被填补上。基金监督处：这个只是医生的一面之词，具体什么情况还要看最后查处的结果。记者联系无锡虹桥医院，院方称会有相关人员回复，但截至发稿，并未得到任何回应。为何这么多张片子的相似度极高？究竟改没改病历？从医生实名举报至今已过去大约半年时间，什么时候才能有确切的调查结果？中国之声将继续关注。（应采访对象要求，对部分声音做了处理。）（来源：央广网）

近日，一名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自己和同事19日晚途经内蒙古阿拉善沙漠时，公路路面突然出现大量积水，深度几乎超过大半个车轮，最深处甚至没过了引擎盖。由于公路积水加上能见度太低，他们将车开到一个小土坡上，等水位降低才安全离开。21日，事件亲历者蒋先生（化名）告诉上游新闻（报料邮箱：baoliaosy@163.com）记者，他是第一次遇到沙漠洪水这样的情况，一度“感觉要出事儿”。阿拉善左旗多家酒店证实，19日傍晚当地的确下了暴雨，城区多处出现积水情况，不过现在已经恢复正常。出发时天气不错（上图）返回时路面出现洪水（下图）。 受访者供图蒋先生表示，19日当天，他和同事从北京前往阿拉善出差，工作地点在沙漠中，“我们雇了一辆车和司机，选了一条小路出发，不是国道，路基高度和两侧的沙漠基本持平。傍晚时，发现沙漠里下雨了，开始没觉得有什么异样，在回酒店的路上，我在副驾睡了一会儿。睡醒后吓一跳：车前面路上全是水，以为开到河里了。”视频显示，路面出现大量积水，流速较快。“一开始以为只是小雨，后来马路上的积水越来越多，比半个轮胎还高，我们不小心开进一个小坑，水淹过了引擎盖，空调出风口也开始往外喷水。当时是晚上11点左右，这条路没有路灯，什么都看不见，有点吓人。我们觉得不能继续往前开了，于是找到一块地势较高的小土坡，将车停了上去。我们在小土坡歇了一个小时左右，看到对面车道有车过来，于是和司机师傅商量决定重新出发。当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零时三十分左右，后来又开了一个小时，终于将车开回了酒店。我们下车后发现，车头全是各种树枝树叶，保险杠的漆都被刮掉了不少。”回到酒店后，蒋先生发现所坐的车前保险杠全是树枝杂物。 受访者供图蒋先生表示，当时心里确实有些害怕。“我是第一次来阿拉善，没想到沙漠里也会发洪水，水没过引擎盖时，我都感觉要出事儿了，视频也不敢拍了。”他表示，当时自己身穿短衣短裤，结果当地晚上气温只有10度左右。“特别冷，如果车熄火不能开或者被冲走的话，可能面临失温的危险。”蒋先生给记者发来的位置显示，事发时他们距离阿拉善左旗城区还有15公里左右。沙漠里哪里来那么多水？他们判断可能是贺兰山山洪。蒋先生告诉记者，司机是当地人，他立即通过电话咨询了他的亲朋好友，得知当地不少车辆都遭遇了类似的情况，城区也因为暴雨多处出现了积水。“他说，城区距离贺兰山很近，水很可能是从山上冲下来的。”记者搜索发现，阿拉善盟气象台19日晚19时25分曾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称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贺兰山沿山出现大雨，降水量为22.0～37.8毫米，提醒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同一天，相关部门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贺兰山沿山地区有一定山洪灾害风险。19日，当地曾发布山洪预警。 阿拉善盟水务局和气象局官网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当天不少在阿拉善左旗的游客都有着类似经历。一名网友表示，当时在沙漠中遇到的一条路，因为路面有很多水的缘故，看起来就像一条大河。“在下着暴雨的沙漠里，雨水和沙子一望无边，真感觉自己回不去了。”21日，记者联系了多家位于阿拉善左旗的酒店。酒店工作人员证实，19日当天的确一直在下雨，导致城区和公路多处出现积水的情况，但最近两天已经转晴，水也退了下去，可以正常前来游玩。上游新闻记者 金鑫

▲张某（右二）被民警抓获原来，张某本是有妇之夫，因中年丧子感到沮丧，直到他遇上年轻漂亮的子某。为和子某在一起，张某抛弃妻子，卷走儿子死亡赔偿款20余万元，和子某来到西昌上乡村同居生活。张某一直想让子某为自己“传宗接代”，后怀疑对方有外遇，加上子某私自吃药打掉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双方发生争吵，张某将子某杀害并潜逃……目前，当地检察机关以张某涉嫌故意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离奇命案:山村来了一对“外来夫妻”女人遇害男人失踪张某今年回到西昌上乡村指认现场时，已经71岁，满头白发。时间回到2010年7月，西昌市西溪乡（现为安哈镇）上乡村发生了一起离奇命案，轰动了整个山村。据村民李某兴回忆，张某和子某“夫妇”是外来户，他家与张某家相距不远，两家关系不错。2010年7月的一天，他发现子某的两个小孩坐在门前。“他家大门从里面上了锁，敲门无人应答。”后来，他将两个孩子带到自家安顿。第二天，李某兴发现两人仍没回家，就和当时的村干部李某才找来梯子翻墙进了院子，打开堂屋大门吓了一跳，“堂屋里面有很多的血迹”。后来，他们在厕所墙边发现血迹，揭开茅厕盖板发现了子某的尸体，赶紧报警。▲张某（右二）指认现场西昌市公安局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子某的脖子、气管被利器割开，心脏被刺穿，很明显是他杀。通过勘查，堂屋才是第一现场。”办案民警介绍，子某遇害，失踪的张某有重大作案嫌疑。“走访得知，他们是外乡人，到村里两年多了，最初租房居住，后来买下这座土坯房。”村民们称，这对“夫妻”为人处事不错。平时，张某靠打零工谋生，后来承包土地耕种；子某少言寡语，年龄要比张某小十多岁。村民们很不解，“当时看她（子某）这么漂亮，为什么会找这个老头？”有妇之夫：中年丧子他卷走20万赔偿款，抛妻另觅新欢案发后，民警调查了两人身份，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当年，张某57岁，凉山会理人，他虽在西昌生活，实际在会理还有一个家庭，曾有一个儿子。子某老家在凉山布拖县。子某的舅舅米某说，2006年，张某和儿子小张同在会理某矿区务工，张某负责看守炸药库。那一年，小张在工作中不幸遭电击死亡，张某获得一笔赔偿款。当时，子某也在这个矿区生活，子某的丈夫原在矿上工作，后因病去世，留下4个孩子。“大的15岁，老二才13岁，老三、老四才几岁。”中年丧子，张某很沮丧，觉得生活失去意义。然而，他看到年轻漂亮的子某后，内心很想再要一个孩子。当时，子某带着4个孩子负担很重，缺乏依靠。后来，两人就走到一起共同生活，他对子某谎称自己离婚了。民警到张某老家调查，其妻赵某称：“我18岁时就和他结婚了，后来儿子被电击死亡，全家人都很悲痛。他性格暴躁得很，天天跟我吵架、打架。”一次吵架后，张某不辞而别，再也没有回过家，还带走了20多万元赔偿款。儿子去世不到一年，张某就和子某一起辗转到了上乡村，以“夫妻”名义住了下来。其妻赵某称，直到民警上门调查，她才知道张某杀了人。家属讲述：调停矛盾后不久得知女子身亡嫌疑人潜逃14年落网就这样，张某和子某共同生活了3年多。子某的舅舅米某说，他和外甥女子某来往不多，和张某也只见过一面，“一开始就不看好这段感情”。时间一久，张某和子某产生矛盾，经常吵架。2010年7月，子某给母亲打电话，哭诉张某殴打自己，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后来，子某的娘家人匆忙赶来调解矛盾，张某也找来村民李某兴夫妇帮忙调停。“他给我跪下，说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他要改正，没有第二次了，要把4个娃儿供出来，他这样保证。”米某回忆，张某当着众人的面认了错，子某母女也原谅了他。“本着劝和不劝离的想法，当舅舅的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然而没过几天，娘家人得知噩耗，子某遇害，而张某如同“人间蒸发”。多年来，西昌警方从未放弃对该案的侦查，并将张某列为网上在逃人员。直到今年3月，民警发现张某在攀枝花市米易县出现。经侦查，米易、西昌两地警方在一偏远山村将张某抓获，此时，71岁的张某已经满头白发。14年来，张某为了逃避警方追查，隐姓埋名四处躲藏，打零工为生，从不敢用真名。“他睡觉从来不关门，穿着衣服睡觉，逃亡的行李都是随身准备。”警方介绍。▲张某接受警方调查嫌疑人供述：怀疑“妻子”有外遇想要个孩子无果痛下杀手张某落网后，长期压在民警心头的石头落地。在审讯中，张某交代，他想让子某为他生孩子。“她小我15岁，想着她年轻，给我生一个儿子传宗接代……”张某抛弃妻子，和子某走到了一起。后来，他怀疑子某有外遇，处心积虑要“捉奸”，让子某非常不满，两人争吵不断。但当地村民称，子某是很朴实的一个人，“据我们所知，子某不会干这个（出轨）事的，他也没有证据。”张某说，为维持两人的关系，他在村里买了房子，加上日常花费，把儿子的死亡赔偿款花去了十几万。他的心愿是子某能给他生下一个孩子。2010年，子某怀孕了，这个消息让他欣喜若狂，没想到，意外还是来了。子某觉得已有4个孩子，再生会给家庭增加负担，所以没经张某同意，就私下吃药将孩子引产了。子某打掉孩子后，张某的疑心更重了……2010年7月10日，两人再次发生争吵。张某称，案发当晚，子某曾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他气不过才杀了子某。作案后，他锁上房门翻墙逃走。曹明凯 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编辑 郭庄 责编 李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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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江西新余佳乐苑小区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多名相关责任人被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