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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尊他五行缺德》

9月14日晚，#老板买到15盒香港月饼哭诉不发了# 冲上热搜第一。据悉，数码大V科技新一发文表示，他助理在小杨哥直播间购买了美诚月饼准备送人，不过该月饼近日被曝光产地非香港，他要求退货，但客服表示，月饼是正品并且属于时令性特殊食品类目，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数码大V科技新一发文截图日前，因小杨哥以及三只羊旗下主播力推的香港美诚月饼涉虚假宣传一事引发关注。小杨哥在直播间声称这款月饼是香港高端品牌，里面是黑松露，还是米其林大师调制的。但产品信息显示，该产品实际产地是在广州和佛山。有很多香港网友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香港流行网购平台也没有这款产品踪迹。“合作三年，卖了100多万单”三只羊集团创始人张庆杨（疯狂小杨哥）、张开杨（疯狂大杨哥）不遗余力推广美诚月饼。最近一个月，张庆杨授权账号的“疯狂三小羊”抖音账号发了11条关于美诚月饼的切条视频。9月4日，有人在视频下面询问，是香港美心月饼吗？对此，“疯狂三小羊”回复称“香港美诚的，也是香港知名品牌”。“疯狂三小羊”这句回复发出后10天，这款月饼被爆出在香港买不到。“三只羊”旗下另一名女主播在直播中表示，该品牌“已经做了20多年了”。直播间里售卖美诚月饼此前，曾志伟在直播中介绍美诚月饼“这个送礼是非常好”，张庆杨立刻接话“他们在香港都知道，香港美诚在线下卖700块钱一盒”。他在直播中还提到，2分钟时间卖出了2.4万单。曾志伟在直播中介绍美诚月饼在其他介绍美诚月饼的视频中，介绍“香港美诚月饼，高端货”，张开杨自称“我们卖了快100万单”。另一段视频中，张庆杨表示，189元3盒的价格，他们已经连续卖了两年，今年三只羊集团每盒补贴20元，才将价格下调至169元。另一条视频中，张开杨表示，香港美诚月饼，他们已经“卖三年了。香港美诚，我们已经合作三年了。大家在一起合作很顺利”。在美诚月饼下面的199条达人秀中，大部分是“三只羊”旗下账号发布的切条广告。在2023年9月7日发布的一条视频中，“一年只能卖一次，卖一次就没货了……我们去年一场直播卖了10万单。”张庆杨说。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的切条广告中，张庆杨和张开杨没有介绍其为香港品牌。据湖南日报14日报道，该品牌月饼已在“三只羊网络”抖音直播间下架，直播间也设置为：仅粉丝可以评论。而在三只羊网络旗下的“疯狂小杨弟（三只羊）”直播间，这款月饼仍在售卖，该直播间则设置为：主播已关闭评论。小杨哥回应：公司一共有三道售后9月14日，美诚月饼客服回复记者称，“美诚品牌是在香港注册并拥有商标证书的，品牌基因与研发团队均源自香港。”客服介绍，美诚是为了更好地拓展市场需求，在广州与佛山设立了营销中心与生产基地。美诚承诺，每款产品均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目前店铺除平台外，暂不与第三方合作。小杨哥在直播间介绍美诚月饼多名在直播间购买了月饼的网友称，在美诚月饼出现涉嫌虚假宣传的风波后，他们在后台申请退款被拒。不少人提供的聊天截图显示，美诚月饼店铺的客服回复统一称，“月饼属于时令性特殊食品类目，我们非常遗憾地告知，本产品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记者注意到，在美诚月饼店铺介绍中也标注了温馨提示，称“月饼属于特殊商品，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介意慎拍”等字样。也有网友晒出聊天截图反映，他在下单美诚月饼的小杨哥直播间和三只羊网络后台申请退款，也一直未获回复。对于诸多“没有售后”的质疑，小杨哥近日在直播时表示，公司一共有三道售后，不存在没有售后的问题，“可以先联系购买的对应店铺，如果店铺售后处理得不满意，那么就可以再联系所下单的那个直播间。假设处理得还不行，还有第三道售后，您可以联系三只羊网络进行投诉举报，一定给大家处理到满意。”9月14日，红星资本局就此致电抖音平台，其官方客服表示，针对此事平台会进行核实，如果确实存在虚假宣传，会进行处理，一般是停业整顿、清退、商品下架、关店等。据潇湘晨报9月14日报道，记者分别致电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合肥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关注到此情况，辖区市监所已经介入调查，后后续了解情况后会进行回复。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不便接受采访。小杨哥近一个月掉粉175万由于电商头部主播疯狂小杨哥与辛巴的纠纷、销售香港美诚月饼等争议持续发酵。第三方平台灰豚数据显示，近一个月来，疯狂小杨哥和三只羊网络都在持续掉粉。“疯狂小杨哥”近一月来掉粉175.3万，9月以来每天都处于掉粉状态，9月5日单天掉粉最多，达15.6万；“三只羊网络”近一个月掉粉10.7万，9月以来除1日粉丝增长，其他日期都在掉粉。小杨哥一个月掉粉175.3万粉丝律师称虚假宣传若成立将面临行政处罚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陈贞律师告诉记者，如果产品产地与广告宣传、实物标识不符，可能构成欺诈行为，消费者有权要求相应的赔偿。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良善则认为，博主宣传月饼带有“香港”二字，难免会使消费者误认为产地系香港，且不少消费者是因月饼产地而交易，博主此举涉嫌消费欺诈。赵律师指出，从另一角度来看，博主售卖月饼，暗指月饼与香港有关联，且在直播平台广而告之、公布于众，亦涉嫌虚假宣传。广告法第4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 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据此，如经市场监督管理局介入调查虚假宣传成立，销售方及博主将面临行政处罚。来源：新闻晨报

《魔三国》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

《默脉》

“这老师咋这么狠呢?我儿子因为偏胖，跳绳慢了点，就被他一脚踹在脖子上，导致娃肩膀断裂骨折。送医急救处理伤口时，孩子脖子上面还能看到清晰的鞋印。”9月12日，山东省日照市莒县这位家长证实，儿子的伤情鉴定为轻伤二级。9月14日，记者从莒县教体局证实，涉事体育老师已经被停职。送医救治“儿子躺在床上，成宿成宿疼得睡不着”这位家长发视频介绍，儿子在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刘官庄镇中心小学就读，事发是在5月11日上午体育课中。“孩子因为偏胖，跳绳慢了点，体育老师就用脚踹，导致孩子肩膀断裂骨折，送医急救处理伤口时，孩子脖子上面还能看到清晰的鞋印。”家长展示了医院救治所拍片子，“之后的两个多月里，我和孩子爸爸一直在医院陪着孩子，医生说孩子上身肩膀受伤，千万不要翻身活动，我们就白天晚上轮流看护，儿子直挺挺躺在床上，成宿成宿疼得睡不着。”伤情鉴定钝性外力导致锁骨骨折，构成轻伤二级检查显示孩子左锁骨骨折事发后家长报警处理，“目前已经做了伤情鉴定，构成轻伤二级，但是警方没有对体育老师采取措施。”莒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鉴定书》显示，6月6日检验，左锁骨中段处3.4cm长斜形缝合创口，左胸锁骨关节处见1.2cm长斜形缝合创口，均系手术所致。据损伤特点分析，符合钝性外力所致。根据病历材料及法医学检验，系外伤致左锁骨骨折。根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鉴定意见为损伤程度属轻伤二级。报警处理涉嫌故意伤害，当地警方决定立案调查派出所出具《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莒县公安局刘官庄派出所5月13日出具《行政案件立案告知书》显示，家长报称的贾某某故意伤害案已立案。9月14日，记者联系刘官庄派出所，办案民警表示不便透露案情，“这个事情你得联系我们县局宣传科那边。”记者询问轻伤二级是否对涉事老师采取措施，民警回应称：“我这边不能说这些东西。”家长表示，他们打过市民服务热线，转给莒县教体局处理，“但教体局答复说报警了，让找派出所，派出所说在调查，在走流程。从5月11号至今，我们一直在等警察的调查结果，我们希望法律能够还孩子一个公道。”涉事孩子躺在病床上学校回应涉事体育老师之前没有体罚学生情况据家长介绍，出事以后，他们要求学校处理打人老师，“贾某某是德育处主任兼体育老师，但是学校以没有找到接替老师为由，一直没有对他做停课处理。”家长表示：“孩子的班主任是打人老师的姐姐，出事后第一时间警告孩子的同学，谁都别回家乱说，管好自己的嘴。”9月14日，记者联系莒县刘官庄镇中心小学，学校办公室工作人员答复称：“我还不是很具体知道这一块，你咨询一下这个领导吧，你直接问他吧。”记者询问贾老师是否在学校，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对于贾老师之前有无体罚学生的情况，工作人员称：“他以前没有。”按照工作人员提供的这位校领导的联系方式，记者多次拨打，对方均未接听。教体局调查参与调解，涉事体育老师已被停职9月14日，记者联系莒县教体局，工作人员回应称：“我们局安管科在调查处理。”该局安管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涉事体育老师已经被停职，“现在正在调查处理当中，派出所和当地的教育部门都参与调解。”此外，记者几次联系莒县刘官庄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了解相关情况后答复记者。来源：华商报

《都市灵剑仙》

9月11日，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奥本尤里正式和党首玉木雄一郎一起出现在一档公开访谈节目中，两人就日本的未来和社会改革等话题发表了看法。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奥本尤里发布了一张本次访谈的宣传海报，海报上奥本尤里和玉木雄一郎的照片放在一起。让人不禁想起，十天前刚刚从公寓坠楼自杀的国民民主党“当家花旦”高桥茉莉，当初与玉木雄一郎并肩的模样。▲玉木雄一郎与奥本尤里9月11日的节目访谈海报据环球时报报道，国民民主党是一个日本在野党，根据日本众议院、参议院网站，该党在众议院占据7个议席，在参议院占据15个议席。奥本尤里，新的“高桥茉莉”？日本国民民主党官方网站对候选人介绍的页面显示，奥本尤里被认定为“新人”。她出生于1977年3月8日，今年47岁，现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红星新闻在她此前竞选拉票活动的发言中注意到，她说自己是一名单亲妈妈，有一名23岁的儿子。比起从美女主播被火速推到国民民主党“花魁”位置的高桥，奥本尤里的政坛之路，似乎并没有经历如此大的“跨界”。奥本尤里的社交平台显示，2019年初，她就已经担任日本东京大田区政府改革委员会成员。彼时的她以一名单亲妈妈的身份，独自站在东京街头的寒风中为自己拉票。她不时会发自己在家做瑜伽运动的短视频，晒出自己吃的饭团、猪排饭和意大利面，甚至还会发自己做的美甲照片，非常活跃，且画风亲民。▲2019年，奥本尤里在日本街头拉选票直到2023年5月，她公开宣布，自己在东京议会选举中输了，“希望有一天能再次站在起跑线，希望我有机会再试一次，衷心感谢。”此后，她的个人社交平台几乎完全停更。今年2月16日，奥本尤里突然更新社交平台，发出一张与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的合影，并配文：“我很高兴地宣布，我被任命为国民民主党众议院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我决定接受挑战。”▲奥本尤里发的与玉木雄一郎合影值得注意的是，同月，曾经被认为是玉木雄一郎力捧的高桥茉莉陷入了“陪酒女”及“低保”风波，并最终被日本国民民主党以“可能存在违法行为”而取消了候选人资格。有分析认为，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点，奥本尤里出现了，她是否是国民民主党推出的“新的”高桥茉莉？高桥茉莉：从巅峰跌落的日本政坛“棋子”据环球时报报道，9月4日晚上9点半左右，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高桥茉莉被人发现倒在公寓一楼的空地上，送医后不治。警方初步判定：死因为跳楼自杀。年仅27岁的高桥茉莉，大半年前还曾站在人生的巅峰位置——事业上，已成为日本强势在野党国民民主党的“当家花旦”，距离踏入日本国会仅仅几步之遥；感情上，与日本超人气偶像男团Travis Japan成员川岛如惠留已稳定交往6年。年轻美丽、逆境翻盘、名牌大学学霸……这些光环足以为日本国民民主党带来最想要的东西——选民的关注。据报道，高桥短暂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高桥原本出生于东京新宿区一个富裕家庭，在她小学五年级时，家族的企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为了还债，父亲变卖了家产，一家人挤进18平方米的小屋子，仅靠低保过日子。逆境中的高桥努力考上了日本名牌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大学毕业后，高桥如愿成为一名主持人。为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2018年，她参加了日本全国选美大赛，获得了“东日本地区代表”的荣耀。2021年，她加入世界著名的商业咨询公司埃森哲，成为埃森哲日本公司的一名白领。很快，高桥来到她人生的“制高点”——2024年2月，出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15区支部长，并被推为众议院东京15选区补选的该党公认候选人，与党首玉木雄一郎共同出现在各种政治场合。4月，东京第15选区要补选一名众议院议员。外界普遍认为，高桥作为民主党的“明日之星”，顺利当选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高桥茉莉和玉木雄一郎合影然而，就在高桥即将迎来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却发生了一件让她跌落谷底的事件。2月25日，玉木雄一郎公开发文称，“关于我们党的东京15区公选候选人的预定人选，出现了可能违反法令的事实。”他宣布决定撤回高桥作为国民民主党候选人参加众议院议员竞选的资格。有分析称，高桥一家被曝出接受日本政府低保救济，而高桥在此过程中一直在兼职做陪酒女，其2万元的时薪显然不符合日本低保救济的条件。原本凭借之前的励志故事，获得了不少支持的高桥，在“低保事件”曝出后，彻底失去了舆论的支持。在宣布被撤回竞选资格当天，高桥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写下一段话：“就因为我曾经在贵宾俱乐部里打过工而取消我的参选资格，我只能吞下眼泪放弃参选。同时，我宣布离党。”但此时，已经没人关心她到底说了些什么。专家：无论高桥还是奥本，都不太可能获胜日本问题专家徐静波告诉红星新闻，比起高桥，他认为奥本尤里更有潜力。徐静波称，奥本尤里是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法语专业毕业，还曾在法国留学，大学毕业后曾在日本大型广告公司工作。之后，她离开广告公司，自己做过很多职业，包括开发健康食品、开网店、开发园艺区、做房地产管理等。她主张呼吁日本社会男女平等，关注女性权益等领域，在政治方面有着更多的经验。徐静波表示，虽然奥本比起高桥，在政治领域有更多的基础，但是从她个人的政治发展轨迹来看，她在国民民主党内部被迅速推到党首玉木雄一郎身边，确实是一个很迅速的提升。对于有分析把奥本比作是“新的”高桥这一说法，徐静波认为，“就目前来讲，高桥和奥本所代表的选区是不同的，但可能因为都在东京，所以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取代’的错觉，但是如果东京要产生一个国民民主党议员的话，奥本还是很有潜力的。”徐静波提到，高桥的死，其实并没有在日本社会引起太大的关注，“因为国民民主党在日本的影响力有限，目前在日本各大政党的排名当中，国民民主党排在第六位，势力较弱，加之高桥的名气也没有很大，所以总体来说，对日本政局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但对国民民主党的信誉度可能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徐静波认为，即使没有发生高桥自杀等一系列事件，由于“东京是日本最大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选区，国民民主党在全国的势力有限，在东京的力量更有限。（国民民主党推出人员）参选的话，都不太可能获胜。”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综合环球时报编辑 张莉 责编 官莉

《至尊妖神》

9月15日晚，2024香港小姐竞选决赛在香港举行。大热选手倪乐琳荣获冠军，亚军梁嘉莹同时也是本届最上镜小姐，季军杨梓瑶是“人气王”，她同时获得了才艺女神大奖、智囊百选女神两个奖项。亚军梁嘉莹、冠军倪乐琳、季军杨梓瑶（左起，下同）本届香港小姐主持、评委和嘉宾阵容由陈贝儿与麦美恩带领、何沛珈、陈懿德、庄子璇担任晚会主持；阔别港姐舞台超过20年的叶倩文回归，与多位后辈女歌手共同带来《一样的月光》《潇洒走一回》等歌曲串烧。本届香港小姐的舞台设计成华丽的图书馆模样，问答环节的问题大多围绕社会热议话题展开，更能展现佳丽的知识储备和反应能力。三位选手戴上桂冠合照冠军倪乐琳，撞脸不少明星，就读于香港城市大学的她被称为“城大李嘉欣”。面对“你配不上城大李嘉欣这个称号”的评论，倪乐琳情商极高，她说自己更想成为“城大倪乐琳”。倪乐琳自小学习弹琴、溜冰、芭蕾舞等，可谓多才多艺。冠军倪乐琳被指像明星李嘉欣亚军梁嘉莹在才艺表演环节带来了精彩的中国大鼓表演。在问答环节，当被问及如果让她与熊猫一同宣传香港，她会怎么做？她表示希望跟熊猫一起演粤剧，还想设计一套熊猫专属的粤剧服装。这一回答让台下的港姐评委、八和会馆永远会长汪明荃忍俊不禁。亚军梁嘉莹（左）在台上人气超强的季军杨梓瑶是当晚的奖项大赢家，在获得季军之前，已经拿下才艺女神大奖、智囊百选女神大奖两个奖项。杨梓瑶的爸爸是香港人，妈妈是河南人。杨梓瑶是北京电影学院三年级学生，梦想成为一位专业演员。在才艺表演环节，杨梓瑶带来京剧和扇舞表演，英姿飒爽。“人气王”杨梓瑶表演节目来源：广州日报

《我做炮灰女配的那些年》

日前，武汉市纪委监委通报，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小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图为徐小建资料图，他被指曾为黑恶势力站台背书经查，徐小建搞钱色交易；为黑恶势力站台背书，充当“保护伞”；擅权妄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经武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徐小建开除党籍处分；由武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记者注意到，武汉农商行原行长谌赞雄此前也已遭查。被指“靠贷吃贷、以贷谋私”经武汉市委批准，武汉市纪委监委对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小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徐小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政绩观错位，背离金融高质量发展要求；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长期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提供的高尔夫球活动安排；背离组织要求，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清廉底线失守，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搞钱色交易；为黑恶势力站台背书，充当“保护伞”；擅权妄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靠贷吃贷、以贷谋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贷款融资、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徐小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等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武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徐小建开除党籍处分；由武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信息显示，徐小建，男，1962年9月出生于湖北武汉，汉族。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曾在农信系统工作多年，历任武汉市洪山信用社干部、南湖分社副主任、武汉市洪山农村信用社副主任、武汉市九峰农村信用社副主任及主任、洪山区信用联社党委副书记及副主任、江南信用合作社联社党委书记及主任、武汉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党委委员及副主任等职务。2009年7月至2012年7月，任武汉农商银行董事、副行长、党委委员；2012年8月任武汉农商银行行长、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且为第十一届湖北省政协委员；2016年出任武汉农商银行董事长，任职至2022年。徐小建于2016年出任武汉农商银行董事长，任职至2022年（资料图）原行长谌赞雄也遭查记者注意到，8月29日，湖北省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保持“打伞破网”强大攻势，查办了一批为黑恶势力提供非法帮助的腐败分子和“保护伞”，其中包括武汉市农商行原董事长徐小建。今年3月26日，武汉市纪委监委通报，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小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武汉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值得注意的是，武汉农商行原行长谌赞雄此前也已遭查。图为武汉农商行原行长谌赞雄简历照片今年2月初，当地披露，经武汉市委批准，武汉市纪委监委对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谌赞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谌赞雄丧失理想信念和党性原则，背弃职责使命，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决策部署不力，弃守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高档礼品；廉洁底线失守，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滥用职权，违规出借大额资金；毫无纪法意识，胆大妄为，利用职权为相关企业在贷款融资等方面谋取利益，伙同他人通过虚增中介环节收取中介费等方式收受巨额财物。谌赞雄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武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谌赞雄开除党籍处分；由武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2017年官方披露的信息显示，谌赞雄，男，1963年2月出生，汉族，籍贯湖北武汉，在职研究生，管理学博士，正高职高级经济师，1982年1月参加工作。曾任武汉科技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总支书记，武汉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主任助理、副主任、党委委员，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行长、董事、党委副书记，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时任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武汉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其间兼任湖北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职务。据了解，武汉农商行于2009年9月9日成立，是全国首家副省级省会城市农商行。2023年末，全行总股本59.98亿股，在岗职工5100余人。设立分支机构238家，在武汉市有210家；在湖北省内设立了咸宁、宜昌、黄冈3家分行；在湖北、江苏、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6省（区）发起设立47家长江村镇银行。2023年末，武汉农商行总资产4289.52亿元，总存款3397.80亿元，各项贷款2636.26亿元。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2023年度世界银行1000强榜单”，武汉农商行位列第359名；按资产规模，在全国银行中排名第75名；在全国1600余家农商行中，排第13名。记者|张寿林编辑|程鹏 张益铭 杜恒峰校对|何小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