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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张汉晖大使接受《新闻世界》书面采访)

9月11日上午,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黄某强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一案。法庭上,辩护人辩称,黄某强虽充当了替人冒用刘汉廷一家身份信息的中介角色,但此案中许多环节并非由其独立经手完成。11日,受害者之一的刘汉庭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法庭上,检察机关给出的建议刑期为3年;本案未当庭宣判。被人冒用身份,“欠债”近8000万元……多年维权的刘汉廷希望彻底从这个泥潭中脱身。他对记者表示,这桩案件对自己及其家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他正在考虑申请国家赔偿。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开具的情况说明据了解,检察机关提供的该案相关信息显示,2009年,此案相关人员刘某威通过关系与黄某强建立联系,让黄某强代其办理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随后选择刘汉廷一家作为目标,替刘某威制造假证。2010年,刘某威再次找到黄某强,托其为刘某威“朋友”陈某制作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则协助陈某顶替了刘汉廷妹妹刘琼华的身份信息。此前,红星新闻曾报道过刘汉廷的遭遇,2011年8月,广东男子刘汉廷被警方告知其在警方系统内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其后,刘汉廷开始频繁接到银行、信贷机构催收电话。据警方调查显示,刘汉廷的身份信息遭他人冒用,并被欠下了近8000万元巨额债务。2023年5月20日,红星新闻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冒充刘汉廷的嫌疑人刘某威(男),以及假称刘汉廷妻子的嫌疑人董某丽(女)于广州市一小区内被抓获。今年7月12日,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刘某威冒用身份信息诈骗一案,刘汉廷曾以证人身份出庭,这一案件目前尚未宣判。被冒用身份信息后,即使已经在警方、法院帮助下澄清自己与刘某威所借巨额债务无关,但刘汉廷的生活依然在持续受到影响。他表示,自己现在无法向银行、信贷机构正常申请任何贷款,“500块都借不到。”红星新闻记者 周炜皓事件回顾天降横“债”:多了个“老婆”,还“欠下”近8000万,男子维权十年被人冒用身份,背上近8000万元的债务,十年过去了,刘汉廷依然没能从这个泥潭中脱身。2011年8月,深圳警方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警方系统内,刘汉廷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那时刘汉廷没有多想,托朋友帮忙在老家进行了信息更改,重新办理了身份证后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回忆起自己当时的疏忽,刘汉廷后悔不已,“如果我办这张新身份证的时候,能及时纠正过来,后面就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了”。根据律师苏玉宏整理发现,那个冒用身份的“假刘汉廷”,有不少借贷记录发生在2011年4月之后,而直到2012年12月,真正的刘汉廷开始不断接到催收消息,冒名者却已经消失无踪。根据统计,被放到刘汉廷名下的已知债务高达7900多万元,对于这个在深圳务工的普通电工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如今十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刘汉廷背负的巨债仍没有完全化解,直到发稿前的2023年3月,他还不断收到征收电话和短信。一家人的生活被完全打乱,妻子蔡晓霞和老家的亲戚之间几乎不再往来,一对双胞胎女儿也因为被骚扰而辍学打工,至于刘汉廷自己,也难以继续正常工作,“整个大脑里面所装的信息都是跟这些相关的,我整个手机里面百分之七八十的信息都和案件有关”。更大的隐患是,刘汉廷并不知道这7900多万元,是否已经是全部的债务——在刘汉廷被伪造的户籍信息中,他多出了一名叫作董林丽的“妻子”,由于无法查询这名“假老婆”的负债情况,律师也没办法确认刘汉廷会不会背上更多关联债务。人生中整整十年深陷这笔天降横“债”当中,刘汉廷说,事到如今,他只希望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打工攒点钱,再重新送女儿回到学校,让这个家走回正轨。但他不知道,自己离那一天还有多远,“我也不知道债务彻底了结了没有,对我的影响是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被打乱的十年2012年12月8日,刘汉廷接到第一个催收电话,民生银行告诉刘汉廷,他欠了37万元。放下电话后,刘汉廷马上跑去银行核对,发现银行系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并不是自己,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根据银行系统内查询到的信息,借款的“刘汉廷”,除了身份证还有一整套完整的户籍信息,包括一名叫“董林丽”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分别叫刘煜、刘烨。打印了相关报告以后,刘汉廷报了警,开始了漫长的维权自证之路。刘汉廷一家被伪造过的户籍信息深圳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假冒刘汉廷的人原名刘沛威,在冒名顶替后,他以“刘汉廷”为法人注册了一间民间借贷公司,并在深圳各个银行开信用卡套现。直到刘汉廷报警时,刘沛威已经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列为网上追逃对象。而刘汉廷彼时还没有想象到自己会面对一笔多么巨大的债务,随着各路银行、借贷公司的催收和法院判决纷至沓来,催收的手段越发多样,接不完的短信和电话已经司空见惯,有的催收人员甚至直接找到了刘汉廷家里和他上班的工地。2013年10月11日,安信小贷的催收人员假称“送快递”,将正在做工的刘汉廷叫出来,“我们当面澄清了之后,他就有一段时间没再来纠缠”。据妻子蔡晓霞说,后来装修的业主嫌新房被人上门催债“彩头不好”,向老板要求换掉了刘汉廷。征收公司不仅找过刘汉廷本人,也找过蔡晓霞和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女儿,蔡晓霞被老家的亲戚朋友议论,逐渐和亲友们断绝联系,一对女儿同样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压力,“学校的老师同学老是问她们,你爸你妈和哥哥是干什么的,两个女儿觉得我是破坏别人的家庭”。2015年,刘汉廷存给女儿们9000多元学费被银行冻结,他找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个人征信报告,才发现自己名下有20多条不良信用记录,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实际上,那时的刘汉廷已经是深圳各级法院30多次开庭审理的民事经济纠纷中缺席的被告,只不过法院的传票没有寄送到他的常住地址,在刘汉廷未到场的情况下,他已经败诉了很多次。为了恢复正常的生活,刘汉廷开始积极查询相关材料尝试维权。他统计过,以自己身份为被告的32宗案件中涉及的欠债金额,累加起来高达7900多万元。而刘汉廷做电工一个月的收入只在四五千元,如果按照年收入6万元来算,这笔债务需要还上1000多年。因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刘汉廷开的网店被封停,只能以妻子的名义办理相关手续,女儿们也不堪老师、同学的议论,在初中毕业后辍学打工。刘汉廷女儿收到的催收短信别人怎么变成“我”?十年过去,刘汉廷至今没想明白的一点是,自己究竟是怎么被人冒名顶替的?在他回忆里,2009年初那次托人帮忙可能是身份信息泄露的源头。那时,在深圳务工的刘汉廷通过惠来县老家公安局户籍科的熟人代办女儿户口,将自己的户口本原件、结婚证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个人证件照一起寄给了对方。而惠来县公安局靖海边防派出所开出的情况说明显示,刘沛威冒名顶替办理的假身份证,办理于2009年5月10日——这在时间上与刘汉廷托人办理户口本的时间接近。刘汉廷称,据他了解,办理户口本需要当地居委会等部门开具相关证明,然后由当地派出所核实签发,他认为自己被冒名顶替并非单一环节存在问题。红星新闻记者佯装要托人办理户口本,拨打了揭阳市惠来县靖海镇城东社区居委会某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表示办理户口本不需要本人到场,可以由他人持有身份证复印件进行代办。记者询问刘汉廷的相关证明是如何办理的,由谁经手?对方称由于年代久远,他已经记不住了,“把关都是派出所那边的,村里面你让村民找我们开证明,我们应该都开给他们”。对此,刘汉廷称他曾经向警方要求过处理相关人员,得到的回复是“已经进行了内部处理”,至于究竟谁涉及其中、如何进行处理,则没有进一步说明。根据上观新闻报道,当地公安曾反复强调,刘汉廷在2011年提出更改身份证上的照片信息时,他们已经给予了及时更正,至于之后刘沛威冒充其银行贷款的案件,是因为“深圳的公安户籍信息系统和惠来当地的不同步”。针对刘汉廷案件的处理调查情况,记者联系了揭阳市公安局某负责跟进这一案件的民警,对方表示没有权限进行答复,需要请示其领导,随后再无回应。刘汉廷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由惠来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该通知书显示,对于刘汉廷因不服公安机关不立案提交的刑事立案监督申请,已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决定予以受理”。刘汉廷的部分报警回执艰难自证让其常年精神紧张实际上此前向媒体求助后,刘汉廷的遭遇引起社会关注,他的维权也迎来了实质性的进展。2016年,在多家媒体报道之下,刘汉廷老家的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公安局出具了证明“2009年5月10日为其签发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但相片并非刘汉廷本人,为错证”。除了证明材料,揭阳市公安局还和刘汉廷签署协议,由公安局聘请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苏玉宏律师代理案件。刘汉廷向红星新闻记者出示了当时签署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规定,由揭阳市公安局指定和聘请律师所和律师,负责为涉及刘汉廷名下财产及以刘汉廷、董林丽夫妻共同财产名义为执行标的的执行案件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终止,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等事项。刘汉廷与揭阳市公安局签署的协议苏玉宏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截至2023年3月,这份协议当中大部分委托已经完成,但“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还没处理完”。这部分未完成的事项,包括需要公安立案配合处理的部分遗留问题,未能撤销的银行信用记录,以及一辆还未处理的涉案车辆,目前该车辆已经被公安方面扣留,正在进行处理。虽然如今已经与刘沛威大部分债务撇清关系,也从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撤下,但刘汉廷仍然在担心自己能否脱离这个漩涡。在刘汉廷和律师苏玉宏整理的文档中,除了20条征信记录,涉及冒名的“刘汉廷”以及董林丽的案件有42起,相关工商信息4条,房产土地信息5条。由于无法直接查询董林丽的征信等信息,对于这位“妻子”带来的关联债务,刘汉廷暂时难以确定其规模。另一方面,放在他名下的一些债务,也依然如影随形。就在发稿前的2023年3月,刘汉廷和家人还在不断收到催收电话和短信,包括十年前就曾直接上门过的安信小贷。刘汉廷播放了一段和催收员的通话录音,在他多次解释自己身份被冒用后,对方依然不依不饶地表示,“我会去和你双胞胎女儿聊一聊她们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识”。遭遇过激的催收后,几乎每一次刘汉廷都会报警,让警方替他和这些催收人员沟通,但收效甚微。另一段催收录音中,在听到民警的解释之后,催收员称警方“包庇老赖”,并扬言除了要起诉刘汉廷,还要连办案的警员和派出所一起告。常年处于精神紧张当中,相较于2011年办理的那张身份证上的照片,如今的刘汉廷枯瘦、憔悴了许多,他想过那个假冒他的人如果落网,自己是不是就能从这些折磨当中抽身而退。但苏玉宏却对此并不抱什么期望——即使刘沛威落网后承担了其刑事责任,其民事案件所造成的影响依旧要刘汉廷一笔笔去解开。

“他在杀害我妹妹前,曾搜索过冰柜藏尸案的新闻,在杀害我妹妹后,在网上买了冰柜、浴帘等,试图将我妹妹的尸体放进冰柜。上海杀妻欲藏尸冰柜案凶手被执行死刑,图为凶手据此前上海市民小丽(化名)告诉潇湘晨报记者,2022年3月2日早晨,她的妹妹小婷(化名)在家中被结婚7年的丈夫高某残忍杀害。高某因炒股欠下100余万高利贷,无力偿还,杀妻后,高某一边网购冰柜,一边以小婷的名义给家人发消息,并转走、套取小婷账户内的钱。更讽刺的是,用来藏尸的售价700元的冰柜,还是用小婷的花呗账户支付的。9月12日,小丽向潇湘晨报记者发来一份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显示:核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我已经将裁定书,拿到妹妹的墓前,给妹妹看了。”小丽告诉潇湘晨报记者,据了解,高某已经被执行死刑。而他至死都没有向她们表达过道歉或者忏悔。最高法核准上海杀妻欲藏尸冰柜案凶手死刑,图为裁定书裁定书显示,经复核确认,2015年1月,被告人高某与被害人小婷(殁年33岁)登记结婚。2016年,高某因炒股亏损,私自变卖名下房产偿还债务,此后向多家网贷机构及亲友借款炒股,共计负债人民币100余万元。小婷曾向亲友借款十余万元为高某偿还债务,双方多次因债务问题产生争执。2022年3月1日晚,高某在租房内再次因债务问题与小婷争吵,产生杀害小婷泄愤之念。次日8时许,双方继续争吵,高某遂从厨房拿一把水果刀,至卫生间连续捅刺小婷,致小婷因左颈动、静脉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之后,高某网购冰柜,欲藏匿小婷尸体未果。3月3日,高某自杀未果后报警,谎称其和小婷自杀。民警至现场后初步确认小婷系他杀,即将高某当场控制。图为凶手网购的冰柜最高法认为,被告人高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高某因负债及妻子抱怨即蓄谋杀人泄愤,手段残忍,情节、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高某虽打电话报警,但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故依法不构成自首。图为检方起诉书“我妹妹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一共将近40刀。”据潇湘晨报此前报道,小丽透露,妹妹小婷与高某是经朋友介绍相识,高某在作案前表现得非常正常,两人没有争吵过的样子。2022年2月27日夫妻二人还一起去逛街,2月28日,高某还特地来岳母家接妻子回家。小丽告诉记者,高某婚后沉迷炒。“他一个月工资7000多元,案发后我们看到,他的借贷记录就有70多行,每天都要还几千甚至几万元,他根本承担不起,而在他杀人当天,他刚好有一笔债务需要偿还。”小丽称,一审庭审现场,高某回忆起了当时的场景,妹妹在被杀害的过程中一共说了两句话,“你要想一想你的父母”、“我们十多年的感情,就换来这么一个结果么”,但并未唤醒高某的良知,也并没有阻止高某继续动手。“律师后来告诉我一个细节,妹妹被刺中动脉,躺在地上,还有力气,手还能缓缓抬起来时,他担心杀人一事被人发现,已经开始用水龙头冲洗血迹、清理现场了。他极其残忍。”小丽说道。(来源:潇湘晨报)

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14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导弹攻击俄罗斯腹地,俄不排除使用除核武器外的新武器摧毁乌克兰首都基辅。梅德韦杰夫称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正式理由是存在的(资料图)梅德韦杰夫称,“没有人真正需要核冲突。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会带来最严重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俄罗斯还没有就使用核武器做出任何决定。”梅德韦杰夫同时称,使用核武器的正式理由是存在的,包括乌克兰武装部队入侵俄库尔斯克州。俄罗斯目前尚表现出耐心,因为这一决定十分复杂且后果不可逆转。当俄罗斯的耐心耗尽时,也可能转而使用一些“新的非核武器”。美称对供乌远程武器政策暂时保持不变近日,针对乌克兰能否获准使用西方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目标一事已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当地时间9月13日,美国方面表示,目前对供应乌克兰的远程武器政策不会发生变化。此外,由于此前美英两国分别向乌克兰提供了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因此舆论普遍认为英国首相斯塔默13日访问美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同美国总统拜登商议是否扩大对供乌远程武器的许可范围。对于这一说法,柯比回应称,美英领导人的会谈不会左右美方对此问题的态度。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 约翰·柯比:我们对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打击能力,并是否允许其在俄罗斯境内使用的看法没有改变。我并不期望美英会谈出现任何有关这方面的重大声明,至少我们(美方)不会。我们会让英国首相决定会谈内容。但就这种远程打击能力而言,目前的政策没有任何改变,因为之前我们(美方)说过,不支持(乌方获得)这种能力。柯比表示,目前我们不支持乌方获得远程打击能力(视频截图)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表示,乌克兰用西方提供的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目标的行为将被视为西方国家直接介入俄乌冲突。对此,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13日称,尽管普京的这一表态不代表俄方立场的更新,但美国将认真对待普京的警告。德国强调:不供乌远程武器据央视新闻,德国总理朔尔茨13日重申,尽管美英两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远程武器,但德国不会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朔尔茨表示,“这个决定不会改变”。据参考消息援引塔斯社9月13日报道,德国联邦政府发言人斯特芬·黑贝施特赖特13日在媒体吹风会上表示,关于是否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腹地的讨论不涉及德国援乌武器,因为德国并未提供美国和英国提供的那类远程武器。报道称,黑贝施特赖特说,德国援乌武器“与我们现在讨论的武器有质的不同”。这位发言人说:“我们并没有提供过美国和英国现在探讨的武器,这些武器比我们提供的武器射程更远。”报道还称,黑贝施特赖特指出,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射程最远的武器是射程可达100公里的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以及射程约40公里的自行榴弹炮PzH2000。他还指出,德国政府不会评判俄总统普京关于打击俄腹地后果的言论,但认为必须重视普京的这一声明。他补充说:“我们与俄罗斯总统打交道的经验十分丰富,对他发表的声明要给予重视。每日经济新闻综合自央视新闻、参考消息延伸阅读俄退役中将:若西方允许乌深入打击俄领土,俄会在西方领土上反击俄乌冲突已持续超过930天,欧洲安全正在走向“十字路口”。两年半以来,这场战火的影响远超俄乌两国甚至欧洲大陆,也因此在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上备受关注。9月12日,论坛高端访谈设置专场讨论欧洲安全。9月13日,在论坛第三分组会议“欧洲安全走向”上,来自中国、俄罗斯、乌克兰、北约及多个欧洲国家的嘉宾就这场冲突的本质、欧洲安全新架构的形态等问题各抒己见,激烈交锋。尽管分歧仍存、短期内找到政治解决方案仍有困难,但避免更惨重代价已成各方共识。9月13日,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第三分组会议“欧洲安全走向”举行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俄罗斯军事问题专家李抒音向澎湃新闻表示,北京香山论坛是促进问题解决的平台,各方在这个平台能够把分歧都讲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促进相互理解,就能够慢慢融化坚冰,这也是北京香山论坛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俄或在北约的领土上反击?进入2024年,俄乌冲突频现升级势头。2月,俄军在数月激烈战斗后攻下顿涅茨克重镇阿夫杰耶夫卡,因伤亡惨重而一度被与巴赫穆特之战相提并论。5月,俄军利用西方军援抵达前线前的“窗口期”再次向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发起地面进攻,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为“冲突以来最困难的局势之一”。8月,乌军向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起突袭,俄军则集中进攻乌东重要后勤枢纽波克罗夫斯克,双方两线交锋至今仍在持续。根据美国战争研究所(ISW)9月11-12日发布的战况信息,俄军已开始在库尔斯克州发起规模和结果尚不确定的反击,同时向波克罗夫斯克东南推进。在谈及俄军未来数月可能如何回应此次突袭时,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德米特里·斯特凡诺维奇向澎湃新闻表示,俄目前的作战方式侧重于渐进式进攻和远程打击,原因之一可能是俄在冲突的第一阶段后冒险欲望有所减弱,另一因素则可能是需要在其他方向上继续保持作战节奏。考虑到俄军正在乌东地区推进,而在库尔斯克地区双方都没有很多进展,俄未来几个月不会做出突然且重大的反应。与此同时,西方对乌克兰使用援助武器打击俄领土目标的限制正逐步放宽。5月哈尔科夫之战后,多名西方领导人就扩大援乌武器使用范围放松立场,美国也在压力之下逐步放宽限制,允许乌使用美援武器在哈尔科夫地区附近打击俄境内目标。乌军突袭库尔斯克后,泽连斯基再次强烈呼吁取消对在俄领土上使用西方远程武器的所有限制,并称西方所认为的“红线”是“天真的”。9月11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联合访乌,这也被认为是就解除乌克兰武器使用的限制发出“强烈暗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左)和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右)在联合记者会上(视频截图)对于西方近期释放出可能对乌使用外援武器远程打击俄本土纵深目标的信号,俄罗斯总统普京12日警告称,一旦决定解禁将意味着北约国家直接参与俄乌冲突,这将“明显改变这场冲突的本质、性质”,俄将根据所面临的威胁作出“适当决定”。此前,俄方曾表示正在修改核学说。在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俄罗斯国家研究型高等经济大学教授、退役中将叶夫根尼·布仁斯基向澎湃新闻表示,局势确实存在升级风险。对于是否存在核升级风险,布仁斯基表示:“如果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致命武器、允许乌克兰深入打击俄领土,那么俄罗斯将会反击。但这种反击不会是在乌克兰的领土,而是会在西方、北约的领土上。”斯特凡诺维奇则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克制,但随后局势可能会迅速升级。“欧洲在征兵、振兴军事工业,甚至新型远程导弹和核威慑项目等方面酝酿了许多不同的想法,但并没有采取很多实际行动。这可能是因为人们相信一切终将正常化,欧洲将建立新的共同安全架构,又或者是相信美国仍将是最终的安全提供者。但一些已经采取或正在考虑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导致俄与北约国家发生直接的武装对抗和冲突,随后可能迅速升级至核层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月2日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中方多次重申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2022年1月,五国领导人发表了关于防止核战争的联合声明,也指出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当前形势下,各方应当保持冷静克制,通过对话协商共同推动局势缓和,减少战略风险。与俄罗斯共建安全架构还是与之对抗?俄乌冲突后,欧洲原有安全格局难以为继。未来的新架构应以何种形态呈现,如何管控当前局势升级的风险,成为欧洲安全的最重要问题。乌克兰前第一副外长亚历山大·查理13日在“欧洲安全走向”分组论坛上表示,未来欧洲是与俄罗斯共同建立安全架构,还是与俄罗斯对抗,将成为欧洲安全关键的两难问题。他同时表示,现在的挑战在于,如果不能在建立公正、可持续和平的基础上结束战火,就无法在未来与俄罗斯一起发展新的欧洲和平架构。俄乌双方近来均多次释放有意和谈的信号。普京在库尔斯克袭击发生初期曾拒绝与基辅谈判,随后于9月5日宣布已准备好在2022年伊斯坦布尔协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泽连斯基也称俄罗斯应出席计划于今年11月举行的第二次乌克兰问题“和平峰会”。亚历山大·查理本人参与过俄乌2022年谈判,并称在伊斯坦布尔的谈判曾一度非常接近和平。他12日在香山论坛表示,自伊斯坦布尔之后,情况出现了实质性变化。目前没有看到能够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意味要停止寻找外交解决方案,关键问题在于从热战逐渐过渡到稳定的态势。他还强调,要恢复欧洲安全架构,就必须要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机制。斯特凡诺维奇则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根本问题在于欧洲和全球安全的整体失衡。降低升级风险的最好办法是进行善意的谈判,承认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停止冲突的白热化阶段。2022年在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确实可以成为一个基础,但关键是要避免重蹈覆辙。而要做到这一点,第三方必须具有建设性和支持性。”对于欧洲安全新架构,各方仍有不同理解。在新架构成形之前,能够做出哪些努力?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对俄乌双方来说,应当将当前冲突的解决和未来欧洲安全架构建设之间联系起来,这也是中方一贯的观点,我们强调标本兼治。如果真的要建构一个长久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很多基本的东西要重新建构,比如说俄欧之间、俄和周边国家之间,无论是由于历史还是现实利益带来的相互恐惧心理如何化解,俄欧如何达成共识,竞争与合作之间关系怎样处理,竞争的时候哪些手段可以用、哪些不可以用等。”崔洪建还特别提到,当前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欧洲建设安全架构的自主权并不完全在自己手中,德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德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已进一步加剧。就在今年7月,美国和德国发表联合声明称,美国将自2026年起在德部署“标准-6”导弹、“战斧”巡航导弹等远程武器。对此,俄方称将以“平静、专业方式”作出军事回应。美国政治新闻网Politico今年7月报道称,这些导弹能够打击2500公里外的目标,可从柏林轻易击中莫斯科。但来自朔尔茨党内的德国联邦议院社民党议会党团领导人穆策内希(Rolf Mützenich)对此表示,“并不是每件武器都能让德国立即变得更安全”。他还曾指出,这一部署进一步升级了西方与俄之间一触即发的冲突,使误判更有可能发生,且目前还不清楚德国在如何使用这些武器方面是否有发言权。“国际社会和外部力量要去帮助欧洲建立新的安全架构,而不是去破坏它,要以一种建设性的方式给欧洲国家自身提供空间。”崔洪建总结道。

日本首相宝座争夺战正日趋白热化。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投票已不足两周,创纪录的9人参选与15天竞选期使得本次选举受到更广泛关注。由于现首相岸田文雄已宣布弃选,这意味着胜选的新总裁将接任首相。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多人竞逐首相之位,对日本政坛来说,这一局面意味着什么?新老交替、权力更迭的变局会否带来震荡?日本自民党总裁的位置到底有多香?从本次参选的人数就可见一斑。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数字大臣河野太郎、外务大臣上川阳子等9人跃跃欲试,创下了1972年以来参选人数之最。在饱受“黑金”丑闻影响、党内派阀解散、总裁放弃连任等大背景下,本次选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日本自民党进入了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日媒如此评价道。根据日本政治规则,日本首相并非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执政党提名、国会众参两院议员投票选举产生,一般由在国会众议院占据多数议席的政党党首出任。现任执政党自民党占国会多数议席,这就意味着本次选举胜出者将直接锁定日本下一任首相。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洋说,本次参选人数创新高首先在于派阀的解散。以往派阀的存在,一方面让参选人自动获得了党内人数上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无形中让一些有才能、有意愿的人被埋没。派阀解散后个人不再受到党内派阀力量的制约,所以就涌现出九人同台竞争的局面。其次,九人参选反映出自民党内新老势力的对抗。按年龄划分,九人中有两人不超50岁,一人超70岁,剩下的人均为60多岁。71岁的上川阳子于9月11日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 来源:央视新闻虽然参选人还是以老一代为主,但年轻一代已展现出出人预料的实力。比如,49岁的小林鹰之不仅第一个宣布正式参选,而且第一个获得党内20人支持, 43岁的小泉进次郎虽执政经验有限,但在各类民调中是热门,而拥有内阁要职、党内高层经历的茂木敏充在民调支持率上仅为个位数。最后,小泉进次郎、石破茂、高市早苗成为热门人选凸显革新与保守势力的对决。从某种意义上说,小泉进次郎、石破茂不能完全称为自民党内革新势力代表,比如小泉进次郎就高调参拜靖国神社,但相较于保守派色彩浓厚的高市早苗,小泉和石破更像是“革新派”代表。因为高市早苗的社会知名度其实不算太高,但能成为热门,就在于她自身的保守派色彩。小泉进次郎目前在各类民调中都是热门 来源:央视新闻其实,当前从自民党到公明党,日本政坛正呈现出新老交替的变局。这种权力的更迭会否引发日本政坛震荡?陈洋认为,这一变化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比如年轻世代在执政方面的成果如何、年轻政治家率领的政党在选举中的表现如何。新老交替一方面将给日本政坛带来新气象、新可能。相较于老一代政治家的传统思维,年轻一代政治家拥有国际化背景、经历与见识,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越上一代。像小泉进次郎、小林鹰之在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竞选纲领中就体现出革新、创新、大胆的思维,这恐怕是日本老一代政治家所没有的。日本政坛当前的变化,不仅是两代人之间的权力更替,也是执政权力理念的一次更替。另一方面,当然也意味着日本政治不确定性的增加。老一代政治家的政治理念相对成熟稳定,年轻一代由于缺乏充分的执政经验,有可能会做出一些极端、消极、短视的决策。这不仅将加剧政策执行的不稳定性,或将加剧日本政治的动荡。未来也不排除再出现“十年九相”的可能。作者:吴宏浩 黄晓洲延伸阅读日本执政党启动总裁选举,下一任日本首相如何诞生?从当地时间周四开始,长期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正式启动为期两周的总裁选举,最终的胜利者将在9月27日出炉。胜选者预期将在10月初走完出任日本第102任首相的任命程序。当地时间周四,创纪录的9名候选人在自民党总部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这也标志着选举正式拉开帷幕。9名候选人在自民党总部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 来源:自民党官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参选?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去年底曝光的政治资金丑闻。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因此决定不再参选,这也使得支持他的议员可以站出来竞争总裁的位置。9名候选人中,有5人是岸田内阁成员或自民党高层。与此同时,自民党内“六大派系”中已经有5个决定解散,大幅减少了限制性因素。选举有哪些流程?根据选举规则,目前进行的是第一轮投票,选民包括所有自民党党员(必须交过2023年的党费)。其中367名自民党议员将在现场投票,每人算1票;另外还有367票按照普通党员的提前投票,按比例分配给每位候选人。如果有候选人能够在这一阶段拿到多数票,将成为自民党总裁。按照今年的状况,大概率要进入第二轮投票。在这种情况下总共有414票可供争夺——367票来自议员,另外47票来自地方党派,投给当地普通成员最支持的候选人。与日本的人口趋势一致,2023年自民党党员总数为109万人,同比下降3%。其中105万人有资格在这次选举中投票。谁是领先者?根据日经新闻/东京电视台8月底进行的民意调查,前首相之子、曾担任环境部长的小泉进次郎和前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是处于领先位置的候选人。另外,被视为“安倍继承者”的前经济安全大臣高市早苗也被视为有力挑战者——如果她能赢,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从左到右依次为小泉进次郎、石破茂和高市早苗 来源:新闻发布会、NHK关键议题有哪些?首先还是“黑金”丑闻。由于这一事件重创日本民众对自民党的信任,不论谁当选,都将面临低支持率的起步状态。而且,留给下一任总裁的时间非常紧迫——日本必须在2025年底前举行两院选举。明年将是自民党成立70周年,自成立以来累计掌握日本政权65年,仅在1993年8月至1994年6月,以及2009年9月至2012年12月间短暂下野。另外还有一些长期困扰日本社会的议题——如何止住人口下降的趋势、如何确保老龄化社会的社会保障支出,还有物价上涨等问题。下一任日本首相还需要面对日本央行的加息周期。从植田和男上任以来的表现不难看出,这届日本央行比较“敢于做动作”。就在发稿前不久,高市早苗在流媒体频道上表示,日本央行应该暂停进一步加息,确保经济复苏的完整性。她说道:“坦率地说,现在不应该提高利率。这会使资本支出变得困难,也会使年轻人获得购房贷款变得困难。”当然,从海外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无论这9个人里谁赢得选举,都很难改变自安倍时期以来的基本政策。所以自民党在选举宣传中格外强调的“变革”能否落地,需要打上一个不小的问号。

日本首相宝座争夺战正日趋白热化。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投票已不足两周,创纪录的9人参选与15天竞选期使得本次选举受到更广泛关注。由于现首相岸田文雄已宣布弃选,这意味着胜选的新总裁将接任首相。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多人竞逐首相之位,对日本政坛来说,这一局面意味着什么?新老交替、权力更迭的变局会否带来震荡?日本自民党总裁的位置到底有多香?从本次参选的人数就可见一斑。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数字大臣河野太郎、外务大臣上川阳子等9人跃跃欲试,创下了1972年以来参选人数之最。在饱受“黑金”丑闻影响、党内派阀解散、总裁放弃连任等大背景下,本次选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日本自民党进入了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日媒如此评价道。根据日本政治规则,日本首相并非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执政党提名、国会众参两院议员投票选举产生,一般由在国会众议院占据多数议席的政党党首出任。现任执政党自民党占国会多数议席,这就意味着本次选举胜出者将直接锁定日本下一任首相。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洋说,本次参选人数创新高首先在于派阀的解散。以往派阀的存在,一方面让参选人自动获得了党内人数上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无形中让一些有才能、有意愿的人被埋没。派阀解散后个人不再受到党内派阀力量的制约,所以就涌现出九人同台竞争的局面。其次,九人参选反映出自民党内新老势力的对抗。按年龄划分,九人中有两人不超50岁,一人超70岁,剩下的人均为60多岁。71岁的上川阳子于9月11日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 来源:央视新闻虽然参选人还是以老一代为主,但年轻一代已展现出出人预料的实力。比如,49岁的小林鹰之不仅第一个宣布正式参选,而且第一个获得党内20人支持, 43岁的小泉进次郎虽执政经验有限,但在各类民调中是热门,而拥有内阁要职、党内高层经历的茂木敏充在民调支持率上仅为个位数。最后,小泉进次郎、石破茂、高市早苗成为热门人选凸显革新与保守势力的对决。从某种意义上说,小泉进次郎、石破茂不能完全称为自民党内革新势力代表,比如小泉进次郎就高调参拜靖国神社,但相较于保守派色彩浓厚的高市早苗,小泉和石破更像是“革新派”代表。因为高市早苗的社会知名度其实不算太高,但能成为热门,就在于她自身的保守派色彩。小泉进次郎目前在各类民调中都是热门 来源:央视新闻其实,当前从自民党到公明党,日本政坛正呈现出新老交替的变局。这种权力的更迭会否引发日本政坛震荡?陈洋认为,这一变化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比如年轻世代在执政方面的成果如何、年轻政治家率领的政党在选举中的表现如何。新老交替一方面将给日本政坛带来新气象、新可能。相较于老一代政治家的传统思维,年轻一代政治家拥有国际化背景、经历与见识,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越上一代。像小泉进次郎、小林鹰之在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竞选纲领中就体现出革新、创新、大胆的思维,这恐怕是日本老一代政治家所没有的。日本政坛当前的变化,不仅是两代人之间的权力更替,也是执政权力理念的一次更替。另一方面,当然也意味着日本政治不确定性的增加。老一代政治家的政治理念相对成熟稳定,年轻一代由于缺乏充分的执政经验,有可能会做出一些极端、消极、短视的决策。这不仅将加剧政策执行的不稳定性,或将加剧日本政治的动荡。未来也不排除再出现“十年九相”的可能。作者:吴宏浩 黄晓洲延伸阅读日本执政党启动总裁选举,下一任日本首相如何诞生?从当地时间周四开始,长期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正式启动为期两周的总裁选举,最终的胜利者将在9月27日出炉。胜选者预期将在10月初走完出任日本第102任首相的任命程序。当地时间周四,创纪录的9名候选人在自民党总部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这也标志着选举正式拉开帷幕。9名候选人在自民党总部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 来源:自民党官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参选?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去年底曝光的政治资金丑闻。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因此决定不再参选,这也使得支持他的议员可以站出来竞争总裁的位置。9名候选人中,有5人是岸田内阁成员或自民党高层。与此同时,自民党内“六大派系”中已经有5个决定解散,大幅减少了限制性因素。选举有哪些流程?根据选举规则,目前进行的是第一轮投票,选民包括所有自民党党员(必须交过2023年的党费)。其中367名自民党议员将在现场投票,每人算1票;另外还有367票按照普通党员的提前投票,按比例分配给每位候选人。如果有候选人能够在这一阶段拿到多数票,将成为自民党总裁。按照今年的状况,大概率要进入第二轮投票。在这种情况下总共有414票可供争夺——367票来自议员,另外47票来自地方党派,投给当地普通成员最支持的候选人。与日本的人口趋势一致,2023年自民党党员总数为109万人,同比下降3%。其中105万人有资格在这次选举中投票。谁是领先者?根据日经新闻/东京电视台8月底进行的民意调查,前首相之子、曾担任环境部长的小泉进次郎和前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是处于领先位置的候选人。另外,被视为“安倍继承者”的前经济安全大臣高市早苗也被视为有力挑战者——如果她能赢,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从左到右依次为小泉进次郎、石破茂和高市早苗 来源:新闻发布会、NHK关键议题有哪些?首先还是“黑金”丑闻。由于这一事件重创日本民众对自民党的信任,不论谁当选,都将面临低支持率的起步状态。而且,留给下一任总裁的时间非常紧迫——日本必须在2025年底前举行两院选举。明年将是自民党成立70周年,自成立以来累计掌握日本政权65年,仅在1993年8月至1994年6月,以及2009年9月至2012年12月间短暂下野。另外还有一些长期困扰日本社会的议题——如何止住人口下降的趋势、如何确保老龄化社会的社会保障支出,还有物价上涨等问题。下一任日本首相还需要面对日本央行的加息周期。从植田和男上任以来的表现不难看出,这届日本央行比较“敢于做动作”。就在发稿前不久,高市早苗在流媒体频道上表示,日本央行应该暂停进一步加息,确保经济复苏的完整性。她说道:“坦率地说,现在不应该提高利率。这会使资本支出变得困难,也会使年轻人获得购房贷款变得困难。”当然,从海外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无论这9个人里谁赢得选举,都很难改变自安倍时期以来的基本政策。所以自民党在选举宣传中格外强调的“变革”能否落地,需要打上一个不小的问号。

“不可能说明星住这栋楼,他被困了,我先去救明星,我们不可能这样做。毕竟被困电梯人都怕,空间又小。”

(原标题:张汉晖大使接受《新闻世界》书面采访)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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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生之缠绵不休》

    9月14日,湖南纪检监察机关公布了洞口县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的查处结果,对涉嫌违纪违法的88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对其中14名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采取留置措施。棚户区改造本该是圆安居梦的民心工程,为何最终却损害了群众利益?“新华视点”记者在洞口县采访发现,当地政府申报项目时“求显绩”“拍脑门”,实施项目时弄虚作假、失察失管。目前洞口县已开展整改,湖南省住建厅牵头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同类问题排查整改。5年间棚改资金被多名公职人员与私营企业主合谋挪用湖南省有关部门调查发现,2012年至2017年,洞口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为谋求短期政绩违规决策,多部门公职人员与私营企业主共同谋划,长期有组织弄虚作假,虚报骗取套取挪用国家棚改补助资金。图为2015年湖南省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信息备案表(来自湖南省住建厅官网)洞口县委原书记艾方毅、洞口县原县长周乐彬等14名公职人员,因涉嫌职务犯罪,被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公安机关依法对9名涉嫌违法犯罪的私营企业主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今年以来,有群众持续举报,洞口县多个棚改项目存在实施项目擅自搞变通、部分资金被骗取挪用等问题。记者在洞口县采访发现,当地部分棚改项目实施各环节中存在多重问题。——擅自变更项目实施方式,偏离棚改初衷。据了解,当地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10个棚改项目,普遍存在擅自变更实施方式的问题。原本的安置房建设和货币补偿,在实际操作中被改为环境综合整治。洞口县高沙镇中和社区多名住户反映,沿街一些木房破旧,并未得到修缮。棚改项目范围内一些群众反映,翻新自家老屋时,也未得到棚改资金补助。记者核查相关资料发现,2015年至2016年,洞口县未走审批备案程序,擅自将10个棚改项目5079户中的2077户安置房安置、1296户货币安置调整为环境综合整治,将项目资金投入棚户区道路、路灯、污水管网等基础设施修建。当地官员对记者回应,在实际操作中因县财政无法配套落地资金,被改为环境综合整治。以高沙镇中和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为例,原计划改造1500户,其中300户货币安置,1200户建设安置房。然而,按照当时的拆迁补偿标准和建设费用,县财政需配套资金超1亿元,地方财力难以承担,最终变成搞变通、打折扣。洞口县高沙镇中和社区一处老旧木房 新华社记者丁春雨 摄——资金使用不规范,存在挪用和违规出借。当地在棚改项目资金使用上,存在改变用途、挪用甚至违规出借等问题。原洞口县房产局利用上级财政补助资金和中央预算内配套基础设施资金共1270.5万元,修建了150套棚改安置房。而记者实地走访发现,这些安置房并未用于安置棚改户,而是作为公租房对外出租。——项目管理不规范,缺乏透明度和监管。除实施环节外,当地棚改项目申报、验收等环节也存在管理不规范的问题。记者核查相关资料发现,部分项目存在申报资料缺失、未按程序报建违规开工、验收记录与检测资料不全等问题,施工过程缺乏有效监管。决策“拍脑门”、实施“搞虚假”、验收“开绿灯”记者采访发现,洞口县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背后,是当地在决策时“拍脑门”、实施中“搞虚假”、验收上“开绿灯”,把民生资金当作“唐僧肉”。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以高沙镇中和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为例,中央、省级专项补助资金为1245.6万元,但县财政需要配套资金超1亿元。而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10个棚改项目,到位的中央、省级棚改专项补助资金为8249.6万元,当地所需的配套资金数额更大。明知有如此巨大的资金缺口,为什么仍要“打肿脸充胖子”?一些干部对记者坦言,棚改项目申报时,各县相互攀比项目数量和金额,没有从群众的实际需要出发,没有切实开展必要性调查,导致一些本不需要棚改的区域也被纳入进来,“别人都报了,不申报就落后了”。申报项目时“求显绩”、决策“拍脑门”,实施项目时则大搞虚假操作。经查实,棚改项目实施过程中,多部门公职人员与私营企业主共同谋划,长期有组织弄虚作假,通过虚构安置补偿户、用已建成的商业地产项目虚报棚改项目、以棚改名义搞周边配套建设等方式,套取、挪用国家棚改补助资金。而主管部门在验收项目时“搞变通”“开绿灯”,导致一些明显不切实际的“问题项目”获得通过。与此同时,虚假项目工程在几乎“封闭”的环境下运行。记者在洞口县走访看到,多数项目现场没有棚户区改造项目公示牌,居民对项目内容和进展一无所知。一些棚改区域内的居民反映,不清楚棚户区范围在哪里,也未见到实际的住房改造。洞口县高沙镇中和社区一条街巷 新华社记者丁春雨 摄地方开展整改,民生项目要让群众参与记者了解到,3月19日以来,洞口县委、县政府成立由县委书记、县长任双组长的洞口县棚改项目核查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对全县2010年以来的97个棚户区改造项目分三批开展全面核查整改,共发现各类问题633个。截至9月10日,已整改到位各类问题620个,未整改到位的13个问题主要涉及规划调整、土地审批和追责挽损工作,正在走司法程序。据了解,湖南省在严肃查处洞口县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的同时,由省住建厅牵头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同类问题排查整改。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将城镇棚户区改造专项整治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重点,加强线索处置,深挖彻查背后贪腐问题和失职渎职问题。截至8月底,全省起底相关问题线索2630件,立案1275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89人,移送司法机关191人,追缴退缴违纪违法资金3.7亿余元。受访干部建议,基层在申报、落实惠民政策的过程中,不能蛮干硬干,需要引入群众参与机制,确保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避免暗箱操作。重大民生项目应建立全流程监管机制,确保资金投入的精准性和科学性。应建立健全重大项目的责任追究机制,杜绝此类事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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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战五千年》

    在与前夫的第9场官司开庭时,周明月仍然难以放松紧绷的神经。自从2022年9月10号自己一岁五个月的孩子被前夫廖睿波暴力抢夺藏匿之后,两年来,这位母亲便一直奔波在打官司的路上。两年时间,9场官司,4败5胜,从澧县人民法院到湖南省高院,庭审现场一次次敲下的法官锤,见证了周明月的眼泪与坚毅。周明月2年时间打了9场官司,4败5胜1有预谋的分离藏匿的第一步,往往都是从一场有预谋的分离开始。一岁半的廖磊被抢走时,正处于刚断母乳不久,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年纪。2022年中秋节晚9点。周明月像以往一样将孩子洗漱后,换上尿不湿,关上房门、打开空调,准备抱到安静处唱歌哄睡。然而,这份宁静并未持续太久。由于房门关闭周明月没听到廖睿波归家、未主动开门,由此双方产生争执,恐慌之下周明月选择报警并通知双方亲属。“警察到场后,他情绪稍缓,但警方离开后,他又再次失控”。图为周明月的儿子廖磊警方离开后,周明月尝试再次哄孩子入睡,却没想到婆姐突然粗暴闯入卧室门,一场关于孩子的争夺战也由此拉开序幕。周明月在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中,只能凭借本能来保护怀中的孩子。但双方撕扯孩子的力道,让她不得不做出让步。眼睁睁看着孩子被夺走带下楼,周明月不顾一切冲出家门,用身体成功拦停驶离的出租车,并再次报警。随后,双方再次回到家中,警方出于对周明月人身安全的考虑,建议她当晚到外面居住。然而在周明月离开家后不久,孩子就被男方廖睿波带走,并彻底藏匿起来。不仅如此,前夫的态度也让她极为震惊。事发第二天一早,周明月收到廖睿波消息:把证件拿着,准备办离婚。“简直是断崖式的,我们四月份买的房,他五月份还在给我发520的红包,6月底还给我发了1000的红包,真的是不知道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做。”周明月怎么也没想到,在这个本应团圆的中秋夜,她的孩子会被抢走,婚姻会破裂。“我到现在也想不通,你至少给我一个解释,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挑那一天,为什么要在中秋节呢?”周明月收到廖睿波消息,让她准备办离婚2找不到的孩子孩子被抢走后,周明月尝试报警、询问亲戚、自己外出寻找等多种方式寻找廖磊,但始终杳无音讯。图为周明月与廖睿波的聊天记录2022年10月27号,母子被迫分离47天后,周明月与廖睿波的离婚一诉开庭,在法官多次当庭询问下,廖睿波才第一次向周明月透露出孩子如今的去处——湖南省澧县,即廖睿波老家。自己和前夫均在长沙生活,孩子却被藏在老家,这意味着原本一个幸福家庭的孩子,因为大人间的矛盾突然间成了留守儿童。“他奶奶在村上到处宣扬说每天给孩子蒸了一个鸡蛋,然后我在想我的天啊,我小孩子本来可以每天喝牛奶可以吃到各种营养的辅食,这一下子这样。”作为母亲的周明月无法接受这个现况。一审结束后,周明月提出要求看一下孩子。2022年10月27日,周明月前往湖南省澧县,当地村干部对双方做了现场调解并达成共识:周明月与廖睿波继续带着小孩在长沙正常生活,孩子奶奶也可以随时来去长沙,过往一切,周明月可以既往不咎并立即撤诉。但是当村干部把这一解决方案告知大家时,孩子奶奶异常激动并大放厥词:即使你们和好了,也不会把小孩子还给你们的!随后再次带着孩子逃走藏匿。不得已之下,周明月求助当地妇联,希望能协助看一眼孩子。2022年11月14日,在妇联和村干部陪同下,周明月在村部小广场终于看到了已经与自己分开2个月的孩子。结果见面还不足10分钟,孩子再次被奶奶强行抱走。周明月在村部小广场终于看到了已经与自己分开2个月的孩子“把小孩子困在那个山窝窝里面,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他不仅仅是失去母爱,也失去了父爱,就整个改变了小孩子的一个人生轨迹,他本来可以在一个很和谐很安稳的一个环境里成长,他本不需要去经历这些磨难的。”两次见面失败后,周明月最心疼的仍是自己的孩子。3艰难的胜利2022年10月27日,澧县人民法院对周明月与廖睿波离婚一审判决结果为不予双方离婚,驳回周明月所有诉求。2022年12月,周明月向澧县法院起诉婚内监护权。2023年3月,澧县人民法院驳回周明月全部诉讼请求,并判决孩子由爷爷奶奶照顾。法院对周明月与廖睿波离婚一审判决结果为不予双方离婚2023年3月,周明月向常德中院上诉婚内监护权,7月收到再次驳回并维持原判的判决书,建议周明月通过离婚诉讼解决抚养权问题。2023年7月,周明月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婚内监护权的再审。2023年10月,周明月向澧县法院起诉离婚(离婚二诉),11月,法院判决抚养权归男方,判决理由是“孩子随爷奶生活形成稳定生活环境,不宜改变其生活环境。”孩子被莫名抢走,又接连4次败诉,周明月被打击的痛不欲生,灰心之下决定放弃诉讼,只剩定期见孩子这一个要求,然而当她不断让步之后,却发现连这个愿望也极难实现。“男方在收到判决后,开始肆无忌惮阻碍限制我看孩子,设置重重关卡,更告知我看孩子唯一途径只能通过预约村干部,预约好了再看孩子奶奶心情是否给看,平时不会接我电话,不会接我视频,更不准我靠近他们家……”孩子父亲称周明月想见孩子必须通过村部为了看一眼自己思念成疾的孩子,周明月再次让步。2023年12月,周明月请假一周,按照廖睿波的要求提前预约村干部,并给男方家在村上的每个亲属家带上礼物,独自一人再次来到了廖睿波的老家。最终在村干部的协调下和陪同下,在男方大伯家与孩子见面约两小时。也是在这次见面中,周明月一眼看到了孩子因为鞋子尺码过小,被挤的又红又肿的脚趾。“因为孩子太小还不知道痒和痛的区别,他说他的脚趾头痒,然后鞋子一脱下来看,两个脚趾头全被磨的红肿了。”心疼不已的周明月在结束会面后立即去给孩子买了鞋子,但在第二天一早当周明月带着新鞋再来的时候,被却村干部告知:孩子再次被奶奶带走藏匿,并接连三天不见踪影。周明月给男方家在村上的每个亲属家都带了礼物一退再退、退无可退,最终被逼入绝境的周明月选择一告到底,一纸诉状递了到湖南省高级法院。2023年11月,就在等待离婚二诉的上诉开庭期间,周明月收到了来自省高院指令中院再审本案的裁定书,裁定书内明确指明:确认廖睿波存在以藏匿的方式侵害周明月监护权的行为。对于廖睿波的该种行为,应当予以否定性评价。母爱不可替代,更不应被人为剥夺。婚生子廖磊由周明月直接抚养、教育、保护较为适宜。一、二审法院并没有查清,草率作出认定和判决是错误的。请求依法再审撤销一、二审判决,指令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拿到省高院再审裁定的那一刻,周明月两年来无处诉说的委屈终于得以释放,她偷偷躲起来放声痛哭,“终于有地方看到了,我终于看到了一束光,我终于有了希望......”4道阻且长的强制执行9场官司,4败5胜,最终以省高院的判决一锤定音,周明月获得抚养权。2024年3月13日,周明月终于收到来自常德市中院的改判书。拿到判决书后,2024年3月18日,周明月在提前知会一审法院、县妇联、联系了镇妇联组织村干部后,决定去村上接孩子,却不想遇到了另一难题。“我还没靠近男方家,就被孩子爷爷连续推搡,不准我站在他们家门口的公共路上面,说我只能站在田里,孩子被关在家里,我就只能看到他骑着个小自行车在家里转圈圈。”之后,廖睿波明确表示不会交孩子,要求周明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4年3月21日,周明月向一审法院提交执行申请。但新的问题摆在了周明月眼前,执行局只能执行被执行人廖睿波,孩子却因生活在爷爷奶奶那里无法被强制执行。如果想强制执行要回孩子,周明月还需要再向法院提出申请,追加爷爷奶奶为被执行人。“我现在心情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又是一重山。执行一公里的话,我是比较有信心的,虽然可能会经历一些坎坷,但我想前面那么难的关都过来了,然后这一关的话,再不过的话就没天理了。”周明月仍然相信律法会维护自己的权力。2024年6月28日,周明月收到湖南省高院的再审裁定,驳回廖睿波再审申请。2024年8月5日,廖睿波因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而被司法拘留15天。8月21日,廖睿波从澧县某看守所释放。5抱团维权的“紫丝带妈妈”们周明月的维权之路,也牵动着另一群人的心。“我知道男方家那一个小村子里,我是第四个孩子被抢走藏匿的,他们家正对门的50米的距离就有一个,男方带着孩子举家搬迁跑到外面去了。多数妈妈通常情况下不知道怎么办,就只能哭。”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北京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白皮书)(2019-2024)中提到:因父母藏匿、抢夺未成年子女引发的抚养、监护、探望权纠纷案件呈增长趋势,90%以上的藏匿、抢夺子女行为源于成年人之间的激烈的婚姻或家庭矛盾,子女往往成为夫妻、家庭成员之间争夺利益、宣泄情绪、报复对方的“筹码”和“工具”,70%以上长期被藏匿、抢夺或拒绝探望的子女年龄不满八周岁,这些未成年人的独立辨识、表达能力不足,在长期、反复的矛盾和诉讼中极易遭受严重身心侵害。同样因孩子被藏匿,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寻子不得的群体自发地组织了起来,因困联合,抱团维权,自称为“紫丝带妈妈 ”,呼吁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与孩子团聚。周明月的维权之路取得了初步胜利,也给“紫丝带”群体带来了不少信心。周明月依旧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赶上好时代,有了指导性案例,就会越来越容易打这种官司了。打赢这个官司的话,其实也是对我内心的一个治愈。”“经历了这么多,我有种感觉,就是我真正地站起来了,真正地成长了。这个东西必须要我一个人去承受、一个人去面对、一个人去奋斗。所以说,我一定要真的站起来。”(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名均为化名)来源 | 大象新闻记者 关新耀 杨灿 刘园园 韩静雯 段晋哲/视频拍摄监制 | 李金锋 李洁敏主编 | 狄晓晶 赵东编辑 | 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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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石密码》

    (原标题:美女主播爱上“榜一大哥”,向其转账735万,反获刑6年!更崩溃的是对方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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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恋爱不如上清华》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G省D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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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装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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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世嫡宠》

    在与前夫的第9场官司开庭时,周明月仍然难以放松紧绷的神经。自从2022年9月10号自己一岁五个月的孩子被前夫廖睿波暴力抢夺藏匿之后,两年来,这位母亲便一直奔波在打官司的路上。两年时间,9场官司,4败5胜,从澧县人民法院到湖南省高院,庭审现场一次次敲下的法官锤,见证了周明月的眼泪与坚毅。周明月2年时间打了9场官司,4败5胜1有预谋的分离藏匿的第一步,往往都是从一场有预谋的分离开始。一岁半的廖磊被抢走时,正处于刚断母乳不久,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年纪。2022年中秋节晚9点。周明月像以往一样将孩子洗漱后,换上尿不湿,关上房门、打开空调,准备抱到安静处唱歌哄睡。然而,这份宁静并未持续太久。由于房门关闭周明月没听到廖睿波归家、未主动开门,由此双方产生争执,恐慌之下周明月选择报警并通知双方亲属。“警察到场后,他情绪稍缓,但警方离开后,他又再次失控”。图为周明月的儿子廖磊警方离开后,周明月尝试再次哄孩子入睡,却没想到婆姐突然粗暴闯入卧室门,一场关于孩子的争夺战也由此拉开序幕。周明月在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中,只能凭借本能来保护怀中的孩子。但双方撕扯孩子的力道,让她不得不做出让步。眼睁睁看着孩子被夺走带下楼,周明月不顾一切冲出家门,用身体成功拦停驶离的出租车,并再次报警。随后,双方再次回到家中,警方出于对周明月人身安全的考虑,建议她当晚到外面居住。然而在周明月离开家后不久,孩子就被男方廖睿波带走,并彻底藏匿起来。不仅如此,前夫的态度也让她极为震惊。事发第二天一早,周明月收到廖睿波消息:把证件拿着,准备办离婚。“简直是断崖式的,我们四月份买的房,他五月份还在给我发520的红包,6月底还给我发了1000的红包,真的是不知道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做。”周明月怎么也没想到,在这个本应团圆的中秋夜,她的孩子会被抢走,婚姻会破裂。“我到现在也想不通,你至少给我一个解释,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挑那一天,为什么要在中秋节呢?”周明月收到廖睿波消息,让她准备办离婚2找不到的孩子孩子被抢走后,周明月尝试报警、询问亲戚、自己外出寻找等多种方式寻找廖磊,但始终杳无音讯。图为周明月与廖睿波的聊天记录2022年10月27号,母子被迫分离47天后,周明月与廖睿波的离婚一诉开庭,在法官多次当庭询问下,廖睿波才第一次向周明月透露出孩子如今的去处——湖南省澧县,即廖睿波老家。自己和前夫均在长沙生活,孩子却被藏在老家,这意味着原本一个幸福家庭的孩子,因为大人间的矛盾突然间成了留守儿童。“他奶奶在村上到处宣扬说每天给孩子蒸了一个鸡蛋,然后我在想我的天啊,我小孩子本来可以每天喝牛奶可以吃到各种营养的辅食,这一下子这样。”作为母亲的周明月无法接受这个现况。一审结束后,周明月提出要求看一下孩子。2022年10月27日,周明月前往湖南省澧县,当地村干部对双方做了现场调解并达成共识:周明月与廖睿波继续带着小孩在长沙正常生活,孩子奶奶也可以随时来去长沙,过往一切,周明月可以既往不咎并立即撤诉。但是当村干部把这一解决方案告知大家时,孩子奶奶异常激动并大放厥词:即使你们和好了,也不会把小孩子还给你们的!随后再次带着孩子逃走藏匿。不得已之下,周明月求助当地妇联,希望能协助看一眼孩子。2022年11月14日,在妇联和村干部陪同下,周明月在村部小广场终于看到了已经与自己分开2个月的孩子。结果见面还不足10分钟,孩子再次被奶奶强行抱走。周明月在村部小广场终于看到了已经与自己分开2个月的孩子“把小孩子困在那个山窝窝里面,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他不仅仅是失去母爱,也失去了父爱,就整个改变了小孩子的一个人生轨迹,他本来可以在一个很和谐很安稳的一个环境里成长,他本不需要去经历这些磨难的。”两次见面失败后,周明月最心疼的仍是自己的孩子。3艰难的胜利2022年10月27日,澧县人民法院对周明月与廖睿波离婚一审判决结果为不予双方离婚,驳回周明月所有诉求。2022年12月,周明月向澧县法院起诉婚内监护权。2023年3月,澧县人民法院驳回周明月全部诉讼请求,并判决孩子由爷爷奶奶照顾。法院对周明月与廖睿波离婚一审判决结果为不予双方离婚2023年3月,周明月向常德中院上诉婚内监护权,7月收到再次驳回并维持原判的判决书,建议周明月通过离婚诉讼解决抚养权问题。2023年7月,周明月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婚内监护权的再审。2023年10月,周明月向澧县法院起诉离婚(离婚二诉),11月,法院判决抚养权归男方,判决理由是“孩子随爷奶生活形成稳定生活环境,不宜改变其生活环境。”孩子被莫名抢走,又接连4次败诉,周明月被打击的痛不欲生,灰心之下决定放弃诉讼,只剩定期见孩子这一个要求,然而当她不断让步之后,却发现连这个愿望也极难实现。“男方在收到判决后,开始肆无忌惮阻碍限制我看孩子,设置重重关卡,更告知我看孩子唯一途径只能通过预约村干部,预约好了再看孩子奶奶心情是否给看,平时不会接我电话,不会接我视频,更不准我靠近他们家……”孩子父亲称周明月想见孩子必须通过村部为了看一眼自己思念成疾的孩子,周明月再次让步。2023年12月,周明月请假一周,按照廖睿波的要求提前预约村干部,并给男方家在村上的每个亲属家带上礼物,独自一人再次来到了廖睿波的老家。最终在村干部的协调下和陪同下,在男方大伯家与孩子见面约两小时。也是在这次见面中,周明月一眼看到了孩子因为鞋子尺码过小,被挤的又红又肿的脚趾。“因为孩子太小还不知道痒和痛的区别,他说他的脚趾头痒,然后鞋子一脱下来看,两个脚趾头全被磨的红肿了。”心疼不已的周明月在结束会面后立即去给孩子买了鞋子,但在第二天一早当周明月带着新鞋再来的时候,被却村干部告知:孩子再次被奶奶带走藏匿,并接连三天不见踪影。周明月给男方家在村上的每个亲属家都带了礼物一退再退、退无可退,最终被逼入绝境的周明月选择一告到底,一纸诉状递了到湖南省高级法院。2023年11月,就在等待离婚二诉的上诉开庭期间,周明月收到了来自省高院指令中院再审本案的裁定书,裁定书内明确指明:确认廖睿波存在以藏匿的方式侵害周明月监护权的行为。对于廖睿波的该种行为,应当予以否定性评价。母爱不可替代,更不应被人为剥夺。婚生子廖磊由周明月直接抚养、教育、保护较为适宜。一、二审法院并没有查清,草率作出认定和判决是错误的。请求依法再审撤销一、二审判决,指令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拿到省高院再审裁定的那一刻,周明月两年来无处诉说的委屈终于得以释放,她偷偷躲起来放声痛哭,“终于有地方看到了,我终于看到了一束光,我终于有了希望......”4道阻且长的强制执行9场官司,4败5胜,最终以省高院的判决一锤定音,周明月获得抚养权。2024年3月13日,周明月终于收到来自常德市中院的改判书。拿到判决书后,2024年3月18日,周明月在提前知会一审法院、县妇联、联系了镇妇联组织村干部后,决定去村上接孩子,却不想遇到了另一难题。“我还没靠近男方家,就被孩子爷爷连续推搡,不准我站在他们家门口的公共路上面,说我只能站在田里,孩子被关在家里,我就只能看到他骑着个小自行车在家里转圈圈。”之后,廖睿波明确表示不会交孩子,要求周明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4年3月21日,周明月向一审法院提交执行申请。但新的问题摆在了周明月眼前,执行局只能执行被执行人廖睿波,孩子却因生活在爷爷奶奶那里无法被强制执行。如果想强制执行要回孩子,周明月还需要再向法院提出申请,追加爷爷奶奶为被执行人。“我现在心情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又是一重山。执行一公里的话,我是比较有信心的,虽然可能会经历一些坎坷,但我想前面那么难的关都过来了,然后这一关的话,再不过的话就没天理了。”周明月仍然相信律法会维护自己的权力。2024年6月28日,周明月收到湖南省高院的再审裁定,驳回廖睿波再审申请。2024年8月5日,廖睿波因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而被司法拘留15天。8月21日,廖睿波从澧县某看守所释放。5抱团维权的“紫丝带妈妈”们周明月的维权之路,也牵动着另一群人的心。“我知道男方家那一个小村子里,我是第四个孩子被抢走藏匿的,他们家正对门的50米的距离就有一个,男方带着孩子举家搬迁跑到外面去了。多数妈妈通常情况下不知道怎么办,就只能哭。”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北京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白皮书)(2019-2024)中提到:因父母藏匿、抢夺未成年子女引发的抚养、监护、探望权纠纷案件呈增长趋势,90%以上的藏匿、抢夺子女行为源于成年人之间的激烈的婚姻或家庭矛盾,子女往往成为夫妻、家庭成员之间争夺利益、宣泄情绪、报复对方的“筹码”和“工具”,70%以上长期被藏匿、抢夺或拒绝探望的子女年龄不满八周岁,这些未成年人的独立辨识、表达能力不足,在长期、反复的矛盾和诉讼中极易遭受严重身心侵害。同样因孩子被藏匿,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寻子不得的群体自发地组织了起来,因困联合,抱团维权,自称为“紫丝带妈妈 ”,呼吁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与孩子团聚。周明月的维权之路取得了初步胜利,也给“紫丝带”群体带来了不少信心。周明月依旧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赶上好时代,有了指导性案例,就会越来越容易打这种官司了。打赢这个官司的话,其实也是对我内心的一个治愈。”“经历了这么多,我有种感觉,就是我真正地站起来了,真正地成长了。这个东西必须要我一个人去承受、一个人去面对、一个人去奋斗。所以说,我一定要真的站起来。”(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名均为化名)来源 | 大象新闻记者 关新耀 杨灿 刘园园 韩静雯 段晋哲/视频拍摄监制 | 李金锋 李洁敏主编 | 狄晓晶 赵东编辑 | 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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