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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8 23:4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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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9月18日电 题:世界遗产如何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专访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吕舟

  中新社记者 杜燕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截至2024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记载的遗产总数达1223处,分布在168个国家。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达到59处,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简称“北京中轴线”)于今年7月27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北京第8处世界遗产、中国第59处世界遗产。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吕舟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从北京中轴线申遗,探讨世界遗产如何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可持续发展。

  现将访谈实录摘录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全球化背景下,文明交流互鉴对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有何意义?

  吕舟:世界遗产是基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由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定的文化与自然财富。包括全球的文物古迹及自然形态,具有独特性和无法替代性,是全人类共有的财富。从世界遗产角度看,不同文明孕育出的世界遗产都具有独特的价值特性。人们可以对这些遗产进行不同的认知解构,并在过程中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和相互尊重。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了关于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演讲,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世界遗产保护过程中的文明交流互鉴,与今天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中新社记者:北京中轴线作为世界遗产,在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中发挥了怎样独特的作用?

  吕舟:北京中轴线作为最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是世界了解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促使我们认知自己的历史、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遗产。

  世界遗产所展现的人类文明多样性,既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人类历史上的文明互鉴,也构成了今天文明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和对话交流的重要条件。

  北京中轴线是中国都城形态发展及巅峰时期宏伟特征的表现,其背后的文化背景、思想理念以及营建过程,赋予了中轴线独特的文化价值。各个时代最重要的建筑皆布置在这一城市中心轴线上,轴线周围建筑以对称式的布局,形成了完整的城市形态,统领着整个城市的发展。

  将北京中轴线与欧洲古代都城中的核心建筑群作比,可看到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城市发展会呈现出不同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形态。欧洲历史名城中许多著名的轴线,大多是17世纪后城市改造的成果,形成的主要动因是对城市景观的美学追求。而一些近现代都城中决定城市形态特征的轴线,更是在现代城市规划思想指导下产生的结果。

  通过类似遗产的比较,可以感受不同文明在城市形态和哲学思想、文化观念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性理解也构成了今天人们相互尊重和对话的基础。

  北京中轴线强调中华文明的整体性和延续性。将自13世纪元大都的历史遗存、明清以及20世纪的天安门广场建筑群、21世纪初为标识而重建的永定门城楼作为一个完整整体,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思想规划的延续性得以见证。

  世界遗产价值标准三的内容是:为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北京中轴线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印证了相关表述,构建了中国与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的基础,促进了世界对于中华文明的认知和理解。

  北京中轴线申遗是具有创新性的事情。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影响各国之后遗产申报的类型和方法。

  中新社记者:中国的世界遗产已达59处。我们当如何促进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吕舟:今天讨论世界遗产或文化遗产,已不限于讨论它的保护,更在讨论如何使其发挥当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中轴线等三处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指出:“要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从世界遗产的层面看,就是要思考如何通过世界遗产,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中国的世界遗产作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遗产项目,对于各地的可持续发展都起到独特作用。在北京中轴线申遗过程中,通过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到中轴线的价值传播、保护管理和监测,北京作为“设计之都”的巨大创新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将历史文化融入当代生活,使人们能够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特征,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有力推动了北京的可持续发展。

  这样的凝聚力,在厦门鼓浪屿申遗过程中也可得见。2017年,“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鼓浪屿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当地社区文化复兴的过程,这种“文化复兴”再次唤起了社区的凝聚力。

  因此,推动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各地政府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加强社会的广泛参与,才能真正发挥世 界遗产、文化遗产的最大价值。

  中新社记者:这些年来,中国及其他国家的世界遗产保护观念、模式等是否发生变化?应如何开展国际合作?

  吕舟:全世界都在持续探索保护世界遗产的途径,特别是从保护转向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参与。

  世界遗产的保护纲领最早是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任务是,抢救那些面临自然和人为灾害威胁的全球遗产,以及构建保护这些遗产的全球框架。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关注如何在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时,尊重并体现文化多样性。而在进入21世纪后,可持续发展又成为新的主题。

  近十年来,大家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度持续升高。2012年,菲律宾的维甘古城因为利用有限资源对世界遗产进行良好的管理实践、当地社区参与世界遗产保护与城市管理、利用多种实践方法对世界遗产进行可持续保护的三项成绩,获颁“世界遗产保护区管理最佳实践奖”。

  除此之外,中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水稻梯田景观,以及与农业、畜牧业相关的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当地的可持续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法国的波尔多、勃艮第和香槟地区以及意大利的皮埃蒙特、潘泰莱里亚等葡萄酒产区,哥伦比亚的咖啡产区,墨西哥的龙舌兰产区作为世界遗产,无疑都具有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而类似北京中轴线这样的城市中心区类遗产,则是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城市发展。

  对应《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对应的文化发展指标,而世界遗产能够助力这些指标的实现。这也促使人们思考如何让遗产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

  中国于1985年12月12日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于1986年开始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项目。自1987年以来,中国先后申报成功世界遗产达59处。

  中国在世界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对遗产的理解、保护观念不断发展、细化,从重视对历史建筑单体、遗址本体进行保护,到采取完整性保护原则,既重视物质遗存,也注重周围自然环境、人文风貌环境与历史文化脉络等非物质内涵的保护,在加强遗产保护的同时,延续了历史文化传统和城市特色风貌。

  今天的中国具备极强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能力。从受援国转变为提供技术援助的国家,为各国的世界遗产保护提供了许多“中国智慧”。

  实践感知,通过世界遗产,各国增强了相互理解,加强了国际合作。一同保护人类遗产,本就是文明间相互理解、尊重、对话、合作的组成部分,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关键步骤。

  今天,人们强调城市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北京中轴线作出了许多有益探索,真正让文化遗产焕发了活力。关乎北京中轴线乃至整个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经验都弥足珍贵,对全世界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吕舟,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跨国申遗协调委员会联合主席,ICCROM Award获得者,长期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教学、研究和实践工作,主持、领导大量重要世界遗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规划、保护设计,以及世界遗产的相关工作和国际培训项目。

邬木绮(记者 汪盈甄)09月18日,李纯饰司理理 图源:《庆余年》剧照

邬木绮(记者 林彦霖)09月18日,�

极目新闻记者 曹雪娇9月12日,来自湖南长沙的消费者陈女士反映,她购买近三年的三星Galaxy S21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一道绿线,且只能自费换屏。但她发现,三星公司此前已经在印度市场对几款出现绿线的手机实行免费换屏政策,她认为遭到了品牌的“双标”对待。对此,三星电子售后客服表示,或是因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陈女士的手机已过保修期,只能付费修理。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绿线陈女士介绍,2021年12月,她花3789元网购了一部三星Galaxy S21手机,有全国联保。两年多来,手机一直正常使用。今年8月,在没有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下,手机屏幕突然出现了一条竖着的绿线。手机中间出现了一条绿线(受访者供图)8月26日,陈女士与三星客服沟通,客服表示需要先确定有无人为损坏因素,可以寄回厂家检测维修。9月3日,陈女士又到一家三星线下维修中心检测,工作人员告诉她这种情况只能自费换屏,但可能要花费千元左右。陈女士上网搜索发现,不少使用三星Galaxy S20、S21等系列的手机用户,也出现了和她相似的情况,且被告知需自费换屏。极目新闻记者在社交平台及消费者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最近几年,确实有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反映三星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问题,其向客服反映后,需要承担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的维修费。社交平台有消费者反映相似问题国外同型号手机可免费换屏陈女士还发现,除中国市场外,三星上述型号的手机在印度市场等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三星在那些地方实行了免费更换屏幕政策。据媒体此前报道,三星印度公司曾宣布,将为存在绿屏问题的多款Galaxy系列智能手机提供一次性免费屏幕更换服务,其中,包括三星Galaxy S20系列、S21系列(不包括FE型号)、S22 Ultra、Note 20及Note 20 Ultra等型号。且即便设备已过保修期,只要是在购买后三年内的手机,都可以享受此次免费维修政策。不过,三星当时并未就绿屏问题的具体原因作出官方说明。陈女士说,出现这样普遍的问题,说明是机器本身有问题,所以应由三星公司负责,而不是由消费者承担后果。12日下午,三星电子售后客服回复极目新闻记者称,收到关于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投诉后,已将情况上报给了三星公司。目前,未收到任何需要对上述型号手机进行特殊处理的通知。陈女士所说的出现问题的机型,目前只能提供付费维修。“按照三包相关规定,2021年购买的机器也超过保修期了。”该客服表示,手机只有满足保修期内和机器性能故障两个条件,才能保修。对于陈女士所提到的印度市场手机出现问题可免费换屏一事,该客服人员表示:“可能是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来源: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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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出书版)》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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