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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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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田汽车可能是目前在中国市场进行人力成本优化和产能缩减最为激进的汽车企业。在5月广汽本田裁员2000余人后,本田在华另一合资企业东风本田近期同样启动了以主动离职为核心方式的大规模裁员。东风本田将裁员2000人一位在东风本田工作了两年的内部人士向界面新闻证实,此次东风本田提供了近2000个离职通道,赔偿能够给到“N+3”。被裁退的员工主要为生产线工人。这是该员工进入东风本田后,首次经历较大范围的裁员。9月10日,东风本田对外回应表示,此次优化是为了更好地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加快战略转型。优化将主要针对生产领域,并采用员工自愿离职的形式,给予员工妥善合理的补偿方案。界面新闻从东风本田贴吧注意到,从7月开始陆续有相关帖子称,内部正在进行协商离职的统计。在8月底,员工开始批量离职,且多个社交平台上出现东风本田离职员工发布的相关视频和帖子。由于此次赔偿方案不菲,一些东风本田的员工积极争取被裁名额。东风本田采用的是“N+2+1”的补偿方案,其中“N”代表工作年限,“2”指代2个月工资,“1”表示额外再发放1个月的奖金。东风本田方面表示,从实施反馈来看,很多离职员工对补偿方案表示满意。东风本田此次大规模裁员早有预兆。由于在中国市场表现低迷,本田计划通过关闭工厂等举措,在华削减三成的燃油车产能,年产能由149万辆缩减至100万辆。此次减产在日本汽车公司中创下最大规模。其中,东风本田在今年7月26日发文称,东风本田在湖北武汉的第二工厂生产线将于2024年11月暂停生产。这座工厂的年产能为24万辆。蓝鲸新闻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是,第二工厂并未关厂,还保留了研发及实验室。目前暂未传出将在生产领域外的进行裁员。界面新闻从多家合资品牌人士处了解到,由于公司效益不佳和短期内难见好转,不少合资品牌人士选择跳槽去新势力或国内自主品牌。自然流失人数不在少数。本田计划2024财年(截至2025年3月)内通过广汽本田的裁员和自然减员,对中国业务共削减3000人左右。但东风本田的人员削减并不包括在内,削减幅度可能会扩大。去年12月广汽本田已经开始裁员。据日媒报道,彼时广本裁员约900人,这是广汽本田25年来首次裁员。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超过50%,成为消费者购车的主流选择,缺少新能源车型的合资汽车厂商很难止住持续下滑的销量趋势。本田汽车8月中国新车销量同比下降44%,连续7个月低于去年同期。东风集团产销报告显示,东风本田1至8月累计销量同比下跌19%;广汽本田前8月累计销量只有27万辆,同比下滑26.81%。尽管在华销量出现大跌,但本田汽车4至6月合并营业利润却刷新同期历史记录。在美国市场,受益于混动车型的销量猛增,本田汽车4至6月财季销量增长3%,实现连续16个月增长。合资汽车品牌曾经是汽车人士争抢进入的好公司,能够提供行业内领先于自主品牌更高的薪资和丰厚的年终奖金,但随着业绩的持续萎靡,其过往的光环已经不再。根据乘联会发布的数据,8月主流合资品牌零售48万辆,同比下降27%;前8月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超过1000万辆,市占率达到63.2%。合资汽车品牌的燃油车产能已经普遍出现过剩,且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让它们对生产更为谨慎。不仅是本田汽车,今年5月一汽大众佛山工厂同样出现人员优化,对部分第一次劳动合同到期员工不续约,并提供“N+1”或“N”个月的补偿。惠誉评级亚太区企业评级董事杨菁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指出,合资品牌转型已经进入关键的执行期。它们拥有资金和技术储备,但令人担忧的是决策过程的周期较长,车型推出速度难以适应当前国内自主品牌快速迭代的市场环境,这将格外考验合资品牌中外双方的步调能否一致。延伸阅读IBM中国裁员会议只开了3分钟 员工冒雨到办公室讨说法步入中国市场的第40年,被称为“蓝色巨人”的美国计算机巨头IBM以一个极为“魔幻”的方式,宣布结束IBM在中国的研发业务,1000多名中国员工被波及。据港媒《南华早报》、美媒《华尔街日报》等27日报道,本周一,IBM高层原定就关闭业务进行半小时的会议,在仅持续3分钟宣布裁员决定后便戛然而止,没有留出任何提问空间,让特地冒着大雨赶到IBM北京办公室参会寻求说法和解决方案的中国员工大为失望,更有不少人感到愤怒乃至羞辱感。与此同时,又有不和谐声音借机鼓噪所谓“外资撤出中国”。不过,知名经济学者、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对此指出,在中国同类竞争对手太多,自己又缺乏绝对技术壁垒优势,是IBM关闭中国研发部门的最主要原因。“裁撤研发机构可能不怪任何人,只是一家企业老了,这家企业在科技领域活得太久了”,他表示。IBM确认将彻底关闭中国研发部门 资料图有关IBM将彻底关闭中国研发业务的消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传得沸沸扬扬。据《南华早报》等报道,早在上周五,就已经有一些员工发现了“苗头”:当晚,IBM中国毫无预兆地关闭了内网访问权限,有些正在加班的员工突然发现自己无法访问公司的内网系统。到了周一,IBM中国关闭下属主要负责研发和测试的中国研发中心(CDL)和中国系统中心(CSL)的消息尘埃落定,涉及IBM在北京、上海和大连等地的中国员工。而这场将改变1000多人命运的会议,却是以一种让受影响员工觉得极其敷衍了事的态度结束的。报道称,当天参加虚拟会议的有IBM的全球企业系统开发副总裁赫根罗瑟(Jack Hergenrother)、Z大型机总经理毛里(Ross Mauri)和存储软件工程副总裁梅斯(Danny Mace)。赫根罗瑟表示,受到市场动态和激烈竞争的影响,IBM在中国的基础设施业务正在“衰退”,因此决定将开发业务从中国转移到IBM其他海外基地。《华尔街日报》补充称,部分业务可能将转至印度。一份文字记录显示,在赫根罗瑟敦促受影响员工与各自所属管理人员就遣散安排组织私下讨论,另两名高管感谢员工贡献后,这场仅持续了3分钟的会议被直接掐断,根本没有留出任何与中国员工进行问答沟通的时间。综合北京商报、第一财经等报道,大多数员工对突然裁员感到惊愕,更对如此简短的会议大失所望。在IBM工作13年的研发员小李(化名)告诉媒体,一早冒雨来开会,全员会议只开了3分钟,“大家听完之后很气愤,感觉受到了侮辱。”和小李的说法一样,另一名北京IBM员工对《南华早报》透露,他已经和自己的一线经理谈过相关安排,后者也被解雇了。IBM方面目前的说辞是不按裁员处理,而是协议离职。员工在今年9月13日之前签署解聘协议,将得到N+3的补偿。据小李补充,9月20日之前同意签字的补偿将是N+1,在10月31日正式关闭相关业务后再签字将得不到任何补偿。IBM此番大动作引发科技领域“地震”。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已经有中国科技公司的猎头,就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相关的职位,与这些受影响的中国员工进行了接洽。在一份发给媒体的声明中,IBM强调,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越来越重视抓住混合云和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机遇,IBM在中国的本地战略重点将是利用在技术和咨询方面的经验,转向服务中国的民营企业以及部分在中国的跨国企业。近年来IBM在亚太地区虽有复苏之势,在中国的销售额却始终处于下滑中。IBM年度财报显示,2023年,IBM在中国的收入下降了19.6%,而整个亚太地区增长了1.6%。“就像把ThinkPad笔记本电脑业务卖给联想一样,IBM现在不得不关闭CDL和CSL,是因为这些业务的利润并不理想。”一名前员工告诉《金融时报》。IBM中国回应裁员传闻不过IBM仍然重申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就在8月22日举行的一场IBM中国企业级AI论坛上,IBM亚太区总经理德克斯(Hans Dekkers)表示:“今年是IBM进入中国市场的第40年。我们希望在未来的4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继续扎根中国。”IBM中国管理层也强调中国市场仍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在于企业级AI领域。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看来,IBM关闭中国研发部门,原因有且只有一个——在中国同类竞争对手太多,IBM缺乏绝对的技术壁垒优势。他对封面新闻表示,虽然IBM宣称关闭相关业务是用AI取代人力,提高企业效率,但从今年二季度数据来看,IBM营收仅仅增长2%,固定汇率算仅仅为4%,“在科技企业中,你很少见到如此没有火气的业绩表现。所以,有可能研发机构裁撤不怪任何人,只是一家企业老了,这家企业在科技领域活得太久了。”对于有杂音借机唱衰中国外资投资,盘和林在一篇评论文中反驳道,所谓“IBM全面撤离中国”是一种危言耸听,IBM此次裁员只是其全球业务调整的一部分。自2020年新CEO上任后,该公司已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多轮裁员,此次裁员显然不是针对中国市场的特殊行动。IBM在中国依然保留着大量的分公司和业务,在华员工总数超过1.2万人。《华夏时报》也援引专家说法分析称,近些年,IBM在中国市场的能力和服务优势其实已经被本土IT企业逐步取代,其先发优势到了一定瓶颈期,这是目前这家公司遇到的最大问题。艾媒咨询CEO兼首席分析师张毅指出,在中国过去这40多年的发展中,外企先进的IT技术的确占到巨大的先发优势,但最近十几年,中国IT领域的发展尤为迅速,整体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都有很大提升,而不少外企却固守在过去的逻辑思维和技术水平上缓慢前行,无法适应变化中的中国企业的需求,只能选择收缩业务或者退出,这是优胜劣汰的结果。北京商报引述专家分析指出,对于IBM这种习惯于服务政府、银行等大型机构的龙头,“放低身段”挖掘细分群体“赚辛苦钱”,并非易事。产业观察家洪仕宾也提到,在现今各家技术差距已经不再明显的情况下,市场整体的打法、逻辑早已改变,所谓“得客户者得天下”,关键在于竞争谁的生态覆盖面更广。一些外媒则猜测,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可能也给在中国从事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研究的美国公司的商业前景蒙上了阴影。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中国设立大型研究团队可能会使IBM获得美国政府合同变得困难,美国政府是IBM的主要客户。《华尔街日报》还提到,自2010年以来,为了推动信息化建设的自主性和安全性,中国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接连发起“去IOE”(在IT架构中去除IBM小型机、‌Oracle数据库和EMC存储设备)。尤其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棱镜门”爆料人爱德华·斯诺登在2013年揭露美国当局曾入侵中国的移动通信和企业网络,更加速了这一转变。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记者:中国国防部表示,中国和美国的两位地区军事高层领导今天举行了视频通话。请问发言人能否介绍此次通话的具体内容?毛宁:这个问题建议你向中国国防部了解。新华社记者:在刚刚结束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方宣布了一系列对非合作倡议。一些西方媒体称,中方承诺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对非洲国家面临的债务危机和减债呼声保持沉默。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峰会期间,很多非洲国家及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公开表示,不赞成所谓的“债务陷阱论”。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王毅外长在北京峰会后共见记者时,总结了中国对非合作的几个特点:一是不干涉非洲内政,真心诚意提供帮助;二是紧贴非洲发展需要,聚焦提升非洲自主发展能力;三是不搞地缘政治博弈,反对在非洲制造阵营对立,反对利用非洲谋取私利。事实上,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4年来,为促进非洲发展、改善非洲民生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非洲新建升级了近10万公里公路、超过1万公里铁路、近千座桥梁、近百个港口。仅过去3年,中国企业就为非洲创造了超过110万个就业岗位。这些都有助于非洲突破发展瓶颈,从根本上解决债务问题。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等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峰会期间表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属于互利合作,不会将非洲推向“债务陷阱”。事实上,中国从来都不是非洲的主要债权方。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非洲主权外债中,多边和私人债权人占八成,双边债务仅占少数。即便如此,中方始终积极通过双多边渠道帮助非洲减缓偿债压力,是G20缓债倡议的最大贡献方。在本届峰会通过的《行动计划》中,中方也提出了具体免债举措。正如王毅外长强调,国际对非合作要坚持公正,做到平等,倡导务实。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承担起自身责任,帮助非洲国家缓解债务负担、实现可持续发展。图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中国日报》记者:第17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8日在巴黎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第六届位居金牌和奖牌双榜第一。观众们为残奥健儿坚韧不拔的意志感动,也为他们顽强拼搏的英姿喝彩。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祝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巴黎残奥会上再创佳绩。中国健儿以出色的竞技水平、良好的精神风貌充分诠释了“勇气、决心、激励、平等”的残奥价值观。中国体育代表团取得的优异成绩,是运动员们顽强拼搏的结果,也是中国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残疾人生活状况不断改善的生动体现。近年来,中国实现了710多万农村贫困残疾人整体脱贫,建立了惠及2000多万残疾人的各类专项保障制度。中国残疾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平等权利得到更好保障,拥有了更多人生出彩机会。巴黎残奥会已经结束,但它带给世界的鼓舞和感动还将延续。中国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携手推动全球残疾人事业实现更大发展,让更多残疾人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迸发潜能,勇敢追梦。路透社记者:美国联邦众议院周一通过“生物安全法”草案。如果法案最终通过,会限制多家中国企业与美国的生意。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看法?毛宁: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会众院审议通过有关法案,针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美方应当放弃意识形态偏见,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经贸规则,停止推进有关法案,停止滥用各种借口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国将继续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支持中国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第十四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正在俄罗斯召开。普京总统最近表示希望中国、印度和巴西充当调解人,中方是否对此持开放态度?此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表示中印应促成谈判协议以解决乌克兰危机。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我们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积累条件,为实现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第十四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是否会讨论乌克兰危机问题?王毅外长与会时,是否可能与俄罗斯官员讨论这一问题?毛宁:金砖国家安代会期间,王毅主任将同各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你可以保持关注。图为外媒记者提问

近日,《美国事务》上刊登的长文《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引起很大关注。作者辛明顿(Nathan Simington)是从特朗普时代开始任职的现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主席。他其实是学音乐出身的,后来改学法律,由此步入政界。FCC则是全美管理电信网络、无线电频率、对所有通信器材(包括手机)颁发认证的机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把中国崛起归结于廉价劳动力或者罔顾环保,也不认为是美欧对自由贸易的天真而“资助”了中国的崛起,而是将其归结于中国深谋远虑、以颠覆世界秩序为目的的工业政策。换句话说,他主张的是中国阴谋论,并提出美国对策。但是辛明顿看到了正确的现实,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用他听得懂的话来说:saw the right picture, got the wrong point。《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网站截图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动摇Pax Americana的。但中国崛起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真要是阴谋,戳穿和反制倒是不难了。中国崛起确实是以高速而且全面的工业化为标志的。当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也是包括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甚至大幅度领先于其他贸易国,成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三国之外的最大贸易国。考虑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在NAFTA/USMCA架构下的贸易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外贸,更像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所以中国在北美地区也在事实上成为他们的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进口很多样,从能源、矿产、农产品到机电、汽车、飞机、芯片和软件。但中国的出口既集中又多样,从小机电到汽车到巨无霸港机的各类工业制成品和从钢铝到化学品的工业中间品,而曾经主导的服装、玩具、农产品只占越来越小的比重。中国手机和5G对美欧已经是强刺激,但中国电动汽车(包括全电和插电混动)的异军突起,一下子把美欧老字号打得溃不成军,中国光伏则打破了新能源的“情怀困境”,强有力的左右开弓才真正打醒了西方。能源和交通的需求引领了工业革命。煤、石油与蒸汽机、内燃机相结合,取代了人力;火车和汽车把诗带向远方,又把远方带回家乡。经过百年发展,汽车还成为了涉及几百万人就业和价值3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同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制造越来越成为世界供应链里不可取代的一部分,要么在性价比上无法替代,碾压性地压倒竞争对手;要么在独特性上无法替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越来越两极分化,一端是农产品和能源、矿产;另一端是高精尖工业制成品,如民航客机和发动机、精密仪器、芯片、软件等。曾经数量很大的汽车、一般机电,现在已成为涓涓细流。中远海运首艘LNG双燃料滚装船交付运营 视觉中国中国与美欧的进出口既是互补的,又是不平衡的。互补在于各尽所长,各取所需;不平衡在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居中偏高,而且数量巨大;农产品、矿产、能源数量虽大,但价值低;高精尖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很高,但数量太少。如果中国与美欧的出口好比一场足球赛,中国具有逆天的中场和后卫,但锋线尚弱;美欧的锋线有亮点,但中场和后卫不仅弱,好些位置根本没人,其他的亮点就只有教练和队医了。辛明顿将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归结于深谋远虑的工业政策,中国建立了齐全和互相支援的工业结构、压倒性的产能、完整的供应链、卓越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目的在于颠覆Pax Americana,从美国手里夺取霸权。中国政府的各种文件里要求达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先水平,在他这里成为中国阴谋夺权美国的依据。工业政策主要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性的经济保障,用于扶持特定的行业或者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军工、地区支柱产业。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政策的结果。美欧一方面以不公平竞争为名,反对工业政策,另一方面以不同名义实施实质性的工业政策。比如说,NASA的航空航天研究无偿转移,波音和SpaceX就是这样起家的。欧洲以行业整合为名,将碎片化、缺乏竞争力的公司在政府主导下整合成巨无霸,空客就是这样产生的。波音与空客之间的互诉在本质上是黑狗与白狗之间的互咬,最后当然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中国崛起有一个漫长、痛苦的前奏。在农业时代,中国曾经是先进国家,但被工业时代先发达起来的西方打得一败涂地,以后是屈辱百年。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发达工业、发达科技,这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并不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和科技门类齐全,但水平较低,相对于外部技术的落差是全方位的。当时桑塔纳的引进对中国汽车是地震级的冲击,两艘051驱逐舰上装用的LM2500燃气轮机更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寻常百姓的层次上,航天和军工企业在大力组装电冰箱和电视机,国产圆珠笔连漏油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三五牌香烟和力士牌香皂则是地位和豪华的象征。笔者熟悉的化工自动化行业也经历了时代的尴尬。集专业大成的控制工程课要专注于引进各种控制方案的分析和比较;引进的Foxboro SPEC200不仅代表单元仪表最高水平,还具备与IBM的ACS工控计算机对接以实现SPC控制的时候,国产晶体管DDZ II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依然是大学课程内容和工业应用的主力。但这时其实第一代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DCS)已经在美欧投入使用。DCS太遥远,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进行技术跟踪,笔者所在团队花了很大努力,以Z80单片机为基础,搭建多回路数字PID控制器。好不容易在面包板上跑通了用汇编语言攒出来的系统,机壳还能请校办工厂用铁皮敲一个,但面板就不好解决了。用发光二极管不仅太土,也太占地方。新见识的卡西欧计算器上的液晶显示非常诱人,但联系自动化仪表厂,人家不知道是没功夫搭理我们,还是自己也没有生产批量产品之外样品的能力,连个完整的回绝都没有给我们。找外商买器件是根本不考虑的,因为没有那个钱。最后被迫就在稀里哗啦的状态下拿到工业现场去试验。最终在团队的精心呵护下,试验品终于在试验期间完成了任务,但谁都知道,它离实用化还差十万八千里。在80年代,服装和玩具是第一波出口主力,但开始时面料、纽扣都要从韩国、日本等地大量进口,中国产品的款式、色泽、质量常常达不到要求。这也是珠三角领引进技术风气之先的时代,新会等地通过港资大量购入二手设备,顶着“进口技术”名目的小化纤遍地开花,生产的面料在款式、色泽、质量上超过当时主流国营大企业。与此同时,涤纶喷丝机是重点攻关项目,首先要取代引进小化纤里的喷丝机,然后要逐渐做大。喷丝头的孔非常细,只有请航天工业配合协作,用材也逐步由进口转为国产替代。这就是最简单的进口替代,与挤占进口设备份额无关。为了吃透喷丝机数字控制系统,笔者所在的团队泡在广东很长时间。记得那时的车间里震耳欲聋,即使喊叫也根本无法听清对话,想起来声强应该在100分贝级以上。回程从广州坐船到汕头和厦门继续考察,正是因为这些沿海特区拥有率先引进的喷丝机。记得船经过香港海面的时候,远远看到一片春笋般的高楼,很是震撼。那还是上海十几层以上的高楼可以扳手指数得清的年代。延安东路联谊大厦是30年代国际饭店后上海第一座20层以上的建筑,华亭饭店则是最潮的涉外饭店,门前的中山西路漕溪路口还有高脚架上的交通岗亭。老香港街头的照片 资料图现在看看,当年的穷酸和窘迫几乎荒唐,但就是从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上坐二望一的经济超级大国。按照购买力等价GDP计算,中国已经世界第一了。工业政策的功劳肯定是有的,各种政策扶持也是肯定的,但目的很简单:中国人也想富起来。要富起来只有搞工业化,要搞工业化只有自己把能干的都吃下来,不是为了独霸,只是为了省钱,也为了就业。逐渐地,中国人发现自己能干的越来越多,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干到世界最大、最高效、最先进。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本和科技本土化也是“时事造人”的结果。谁都看得到钱生钱更快捷、更省力。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没钱,只有用力气挣钱。谁都知道引进技术省事可靠,但钱是一个问题,被掐脖子是另一个问题,只有自己的才是可靠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落后状态痛心疾首,思变心切。另外两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是: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一切宏大设计不仅需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目的都是为了最终的发展。一切妨碍发展的人和事都要让路,只有发展,才有生存。就是这样,中国在小步快跑、不断修正中,一点一点地建造起庞大、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和保障这个工业体系和供应链的电力、交通网络。今天如果有人研制机器人,可能在华强北一天就能跑全所需的各种软硬件,还有缺货的话,第二天也快递到货了。中国供应链的完备和快捷是中国制造最强大的优势之一,也反过来帮助中国制造快速迭代、不断创新。德国汽车在美欧是最能打的,但德国大众加大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力度,因为德国研发电动汽车的周期在36-40个月,而在中国是18个月。中国人有远见,有耐心。远见在于坚定的长远目标,耐心在于不断的试错和纠正。从洋务派到孙中山到现在,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中华民族简单朴实的愿望。这里没有阴谋,有的只是古老民族的不灭心愿。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心愿变成可实现的目标,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但工业政策从来不是实现民族复兴心愿的最主要工具。工业政策的核心在于政府意志,铁公基可能是政府意志最好的体现。中国高铁的很多线路在运作多年后依然没有盈利,但高铁拉动的经济效益不可计量。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光纤、手机基站网的建设也是一样。中国名义GDP从1990年的不到400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略低于18万亿美元,其中有多少可以“归功于”铁公基和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政府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执行力,但这不等于发展成就都是由于成功的工业政策,或者工业政策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更不等于工业政策一成不变。电冰箱、电视机、汽车、钢铁的大发展与其说是工业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各地看到发展机会后的一拥而上的结果。在激烈竞争中,适者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很多领域形成过剩产能。一方面,闲置产能造成浪费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极端降本增效和推陈出新逼迫行业向更高水平“卷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异化创造机会,利用起来闲置的产能,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资金过剩和人力资源过剩,这才有可能在一有发展机会的时候就投资一拥而上,而劳动力队伍也可同步充满。这在电动汽车的爆发性发展中突出体现。改革开放后汽车工业一直是发展重点。但长期以来,多的是产能,缺的是水平,说引进汽车长期占据半壁江山都是低估了,问题在于中国内燃机和变速器技术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电动汽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赛道,起点拉平了,过剩的投资和人力资源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后面的爆发性发展就水到渠成了。在这里,工业政策有很大的“偶然成功”因素。中国大力推动电动汽车首先受到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推动。石油是中国的显然短板,不管从可持续发展还是国家安全出发,都必须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人均也好,历史欠账也好,所有理由都不能抵消中国也需要干净的空气这一现实。汽车电动化是显而易见的选择。这也绕开了中国内燃机、变速器技术的瓶颈。电动汽车三电技术一上路就爆炸性发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海外的大量锂资源,则有点像地理大发现时代,在大家都不经意的时候,谁先插旗,谁先得到,也谈不上什么阴谋或者大棋。在低空经济、AI经济、机器人等方面,中国有可能重复电动汽车的成功,这正是西方焦虑点。中国崛起本质上是经济的,中国科技发展本质上是为经济服务的。中国无人机的大发展的基础不是军用无人机需求大爆发,而是玩具无人机订单爆发开始的,现在向载人载货的低空经济发展。中国AI不从学术上更加炫的通用AI入手,而是从更加接近工业应用的角度入手,也更有希望首先形成盈利产业,实现产业的自我滚动发展。“先求有用、再求先进”实际上更得美国崛起时代的真传。在那个黄金时代,欧洲的奔驰发明了汽车,劳斯莱斯在所有人都跑冒滴漏的时代敢在连续驱车一万英里后车底铺上白纸以显示绝不滴漏,但谦卑的美国福特T型车才是改变世界的那款汽车。机器人是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按照西方思路,中国机器人的产量和部署数量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需求,但这正是在极端降本增效需求牵引,宏大规划的引导的结果。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是工业机器人的沃土,庞大的服务需求则可能使得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方面一马当先。政策引导和支持的作用是肯定存在的,但发展是政策推动与需求拉动的合力所为,政府投资更多的是杠杆,商业投资才是肌肉。只有这样,才能政府最终退出,产业在商业运作中自我滚动发展。还记得西方经济和科技已经“两头冒尖,中间塌方”吗?如果高科技端也被中国拔掉,西方就成农业国了。这是久居食物链顶端的西方不能忍受的。图为OpenAI标识 资料图在发展中,中国也注意去泡沫化。房地产是最大的泡沫,互联网产业也有过无序发展和泡沫化的危险。中国在西方不解的目光下,不惜承受暂时的经济发展放慢,主动戳破泡沫,就是为了将来更加健康的发展。这是工业政策在国家大政层面上的最高形式。中国还注意先试点、后推广的有序发展,这也是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的。中国从来不吝惜分享经验,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交流有很多就是这样的分享。美欧要是有兴趣,中国同样分享。但美欧自以为是地解读和照搬“中国经验”,试图用工业政策重振制造业,撞墙就不怨中国了。工业政策要成功,关键在于要有退出机制。用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扶上马,送一程”。但需要永远扶下去的话,这就不是工业政策,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了,只是把关税改成补贴。美国要重振,关键不是政府意志和工业政策,而是对经济本质的认识。经济无非是钱和物。对于中国人来说,物大于钱,钱是为物服务的。中国人有钱就买房子,哪怕已经够住了。年轻人结婚时,婚房是刚需,长期租房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租了一辈子,房子依然不是自己的,哪怕对钱倒是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想法。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发展实物经济才是根本。在改革开放中,曾经有过“钱生钱”的讨论,还没有来得及迈步,就被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吓退了。更大的原因其实还是没有钱来玩只有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只好老老实实干活,凭本事和力气赚口饭吃。在美国人的思维中,钱大于物,什么物都是钱能买到的。美国年轻人买房子不着急,早早开始投资才是正事。在中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买房子的时候,美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炒股、买基金。结婚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婚房作为刚需更是“没听说过”,一手租房一手炒股不香吗?房子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居家如此,经商也如此。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轻资产运作才是根本。制造业还有劳资关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等麻烦,市场风向转向时,掉头也笨重。轻资产运作就灵活多了,劳资、政府、环境都是“别人”的问题,市场转向正好是买空卖空的好时机,本来就没有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美股交易员 视觉中国即使投资制造业,美国人也是更倾向于投资软件、互联网、电商那样的“软制造业”,而眼下的风口当然是AI。美国投资界从不怕投资金额大,就怕回报周期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任何人都必须在短时间里收回投资,否则能不能活过下一个经济危机都不好说。硬制造业的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需要长期定力,都是避犹不及的。美国公司依然世界前列,美国科技依然发达,但美国公司只留下设计和营销,STEM则只需要元帅和将军,生产和具体研发外包正好符合轻资产的原则。美国崛起当然是从制造业开始的。但那还是全球化还只是从0到1的初级阶段,本土本地生产还是各国经济的主体,而美国“孤悬”于欧洲之外,更加是制造业孤岛。交通运输发达使得比较经济优势的触角伸向全球,美元强势和“世界货币化”更是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美国赚到第一桶金后,钱生钱的游戏就玩得风生水起,以至于金融立国成为美国的新国本。卢比奥等人甚至在推动法案,任何推动非美元化的国家、机构和个人都要受到美国的制裁。无他,美国穷得只剩钱了。要是美元不值钱了,美国就什么也不是了,当然必须制止。这里,辛明顿比卢比奥之流高明一点,他提出美国不仅需要工业政策,还需要对税收、会计、金融规则的改革,才能实现再工业化。但美国再工业化回避不了的问题是成本。劳动力成本、法规成本、环保成本等使得美国制造的成本太高,即使用工业政策扶持出一批先进技术企业,也因为商界不愿跟进投资而使得政府很难退出,最终成为永久性的补贴,毫无竞争力可言,还成为纳税者的沉重负担。最重要的是,美国朝野都开始意识到需要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不是向前,而是向后,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在本质上,这和清朝洋务派的改革是一样的问题,也必将是一样的结局。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工业政策的政府扶持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扶持,曾经有一个时候地方政府的作用类似于商团,现在民间资金成为商团的另一半。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不成熟,中央投资起到去风险化的作用,信号灯一亮,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一拥而上,使得中央投资的预期退出相对可靠。辛明顿认为中国赢了,顺手制造了美国的衰落。美国要赢回来,需要学中国。中国发展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中国也无意制造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发展是靠自己的努力,美国要是衰落,也只能是由于自己作孽。美国真要学中国,就需要拥抱以物为本的经济思维,放弃以钱为本的经济思维。但美国做得到吗?来源|底线思维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中新社记者:据报道,李强总理已结束对沙特的访问。发言人能否介绍此访相关情况?毛宁:应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于9月10日至11日对沙特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李强总理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共同主持召开中国—沙特高级别联合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同沙特工商界代表进行座谈。李强总理表示,中方把发展对沙特关系置于中国外交全局特别是中东外交的优先方向,愿同沙方坚定相互支持、相互成就,坚定把彼此发展看作重要机遇,进一步发挥高委会机制作用,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双方要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规模,鼓励本国企业赴对方国家投资兴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要办好“2025中沙文化年”活动,推进人文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李强总理鼓励两国企业家把握大势,展现作为,希望沙特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更加坚定地在中国投资兴业。中国政府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做好外资企业服务保障,让外资企业扎根中国、赢在中国。在沙特期间,李强总理还会见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表示中方愿同海合会通过中海战略对话等机制加强政策协调,支持地区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实现持久睦邻友好。海方高度赞赏中方在巴勒斯坦等地区问题上坚持公正立场,支持中东地区和平稳定。总台央视记者: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多位非洲领导人将中非合作誉为南南合作的典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峰会上表示,中非伙伴关系是全球南南合作的主要支柱。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如何看待南南合作?未来如何进一步推动南南合作?毛宁: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南方”的当然一员。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峰会上就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提出了六大主张,得到与会各方广泛认同,这对引领“全球南方”加快实现现代化、推动世界现代化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始终是推动“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中坚力量。我们已向160多个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150多个国家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同100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多个国际组织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合作,创设“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实施了150多个项目。在南南合作中,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始终真心诚意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我们将继续以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促进“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繁荣。图为媒体记者提问韩联社记者:9月8日至9日,中国驻朝鲜使馆冯春台临时代办出席了朝鲜国庆76周年庆祝活动。请问王亚军大使是已离任还是目前不在朝鲜?毛宁:据我了解,王亚军大使正在国内休假。韩联社记者:朝鲜今天向韩国东海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此次发射是否与中国和俄罗斯在东海海域和鄂霍次克海举行的联合军演有关?朝鲜此前连续五天向南发射“垃圾气球”,随后又发射了弹道导弹,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关于第二个问题,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我们始终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支持有关方面通过对话改善关系。法新社记者:据报道,韩国足球运动员孙准浩本周被中国足协终身禁赛。但他否认了任何不当行为,称他的供述是被迫的,并且他和他的家人受到了中国警方的威胁。中方对此有何回应?中方是否已通知国际足联关于孙准浩禁赛的事宜?毛宁:今年3月,中国司法机关对韩国公民孙准浩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一案作出公开宣判。孙准浩认罪认罚,当庭悔过,表示不上诉。中国是法治国家,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各项合法权益。关于你提到的禁赛等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澎湃新闻记者:世界贸易组织近日发布《2024世界贸易报告》,重申贸易对于减少贫困和共同繁荣的重要性,指出保护主义加剧可能会让缩小贫富差距的进程倒退30年。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保护主义既不高效,也不划算,更多更好的贸易才能让更多民众和地区融入全球经济的主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我也注意到世贸组织这份报告。报告还指出,保护主义日益加剧,将损害所有经济体的增长前景,贫困和经济边缘化的国家将遭受最沉重的打击。中国是开放贸易的重要贡献者。我们一贯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主张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致力于通过贸易促进全球发展,缩小南北差距。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包括贸易繁荣伙伴行动在内的十大伙伴行动,宣布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给予非洲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成为实施这一举措的首个发展中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保护主义没有前途。世界的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同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商谈自由贸易安排,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务实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交通和物流条件,提升参与国际贸易的水平和能力。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记者:昨天中国与菲律宾就南海问题举行了坦诚的高级别会谈,中方能否提供更具体的信息,双方在会谈中达成了哪些共识,讨论了哪些问题?毛宁:昨天中菲在北京举行了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团长会晤。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我没有更多信息可以提供。《北京青年报》记者:昨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访华结束前的记者会上表示,正在重新考虑在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税问题上的立场,并呼吁欧盟全体成员国和欧委会都重新考虑立场,强调欧中之间不应发生贸易战,而应该达成妥协,寻求解决方案。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桑切斯首相所谈体现了理性客观的思考,中方表示赞赏。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符合中欧共同利益,双方携手合作、共迎挑战,将惠及双方企业和消费者,助力中欧乃至全球绿色转型。中方始终秉持最大诚意,积极寻求符合世贸规则、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希望欧盟方面更多倾听理性客观意见,充分认识中欧在电动汽车领域的互补优势和合作潜力,展现灵活与诚意,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妥处经贸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法新社记者: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在今天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叙述了今年太平洋岛国论坛网络遭受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渗透后,澳大利亚政府派遣专家组赴斐济向论坛提供协助的情况。中方是否了解情况,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同时也注意到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并没有将此次黑客攻击与中国相关联。类似出于政治目的炮制的虚假信息已经出现了多次,旨在挑拨地区国家与中方的关系。我想强调的是,南太不是哪个国家的后院,希望有关方面充分尊重南太国家平衡发展与各方关系的权利。彭博社记者:据彭博社报道,中国商务部通知国内电动汽车企业,不应向他国出口中国电动汽车技术或在印度投资,在土耳其投资设厂前应通报中国工信部和驻土使馆。一直以来,中方批评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阻碍芯片技术销往中国,那么中方为何阻碍或控制电动汽车技术出口至印度、土耳其等地?毛宁:这个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王毅外长正在出席第十四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别代表会议。与会期间,王毅外长与他国一些外长、代表举行会见。王毅外长是否将与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会见?毛宁:关于王毅主任出席金砖国家安代会期间举行的双边会见,我们会适时发布消息,请你保持关注。图为女记者提问 来源:环球网【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索炎琦 徐童】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于9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北京时间12日上午“高端访谈·地区安全:中美关系”环节出现一幕:美方嘉宾试图引用中国俗语来描述中美关系,但受到主持人的调侃。环视频/制作 李林芝访谈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主持人刘欣向欧亚集团中国部门常务董事、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帮办华自强提问,“我明白,我认为这里有很大的文化甚至文明差异,沃特斯先生,你的中文说得很好。我相信你明白,中国人说‘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氛围就像水一样,可以承载一切,当氛围良好时每一方都在发展,但是当氛围不对时,一个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也无法)让关系保持长期和可持续。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的意思。但美国似乎不同意以这种方式看待问题,你们想解决具体问题,对吗?”对于这一提问,华自强进行了回应,并也用中文说了句中国俗语。“可能两方面都要做一点,但我想(引用)我那生疏的中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句话叫‘听其言,观其行’。”在听到华自强引用上述俗语后,主持人刘欣随即笑着说,“你知道吗,对不起,中国人是这么说美国的。”听到刘欣调侃,华自强也笑了起来。紧接着,同样接受采访的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教授吴心伯也引用了一句英文俗语加入对话。“我也知道一句英文俗语‘talk the talk,walk the walk’(意为说到做到、言行一致——编者注)。”吴心伯说,并列举了美方对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的承诺,“(但)如果你看看美国的政策,这又不一样了。这就是问题所在。”据介绍,本届北京香山论坛以“共筑和平、共享未来”为主题,设置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6场学术研讨会,以及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上海合作组织+”青年智库沙龙等特色学术活动。本届论坛共有100余个国家、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的500余名代表,以及200余名中外专家学者出席。其中,包括30多名国防部长、军队总长在内的官方代表团,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副主席、亚信秘书长、上合组织副秘书长,北约、欧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将出席会议。此外,参会嘉宾中还有30多名前政要和数十位知名学者。来自全球的军队及防务部门领导人、国际组织和智库负责人、国内外相关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将围绕安全、防务领域热点议题进行交流研讨。延伸阅读美国制裁下 中国大陆购买芯片制造设备增长62%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大陆仍是全球最大、增长最快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市场,因为在美国制裁之下,我们正努力实现技术自给自足。图为2024年5月,中国淮安一家光电科技公司加工芯片的车间中国大陆正在坚定地加大对芯片制造设备的支出。全球芯片行业协会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SEMI)9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芯片制造设备(包括晶圆加工、组装、封装和测试工具)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额同比增长62%,达到120多亿美元。数据还显示,2024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在采购芯片制造设备上花费了247.3亿美元,超过了同期中国台湾、韩国、北美和日本的总支出236.8亿美元。其中美国占了北美支出的大部分。2022年10月美国出台更严格芯片出口管制的结果之一,是推动了中国企业对芯片制造设备的购买。美国著名财经网站CNBC说,这笔巨额投入体现了中国政府为实现芯片自给自足而做出的努力,以对冲西方阵营可能进一步阻碍其获取关键技术的限制。SEMI 的数据显示,在这一项上,中国大陆年度支出从2022年的280亿美元飙升至2023年的366亿美元,并预计今年的支出将超过350亿美元。尽管其他市场的半导体设备销售额出现萎缩,但中国大陆需求的飙升推动全球半导体设备收入实现了恢复性增长。早在2018年,美国政府就开始阻止荷兰芯片光刻机巨头阿斯麦(ASML)向中国发货,今年1月,荷兰又撤销了阿斯麦向中国发售NXT:2000i机器和其他高端设备的出口许可证,这些设备支持先进的7纳米和5纳米工艺芯片的生产。但中国大陆仍然是 ASML 最大的市场。第二季度,该公司净系统销售额48亿欧元(53亿美元)中,近一半来自中国大陆。美国的限制让荷兰怨声载道。图为外媒报道截图阿斯麦的首席执行官富凯本周在纽约出席活动时说出了实话,他说,美国“以国家安全名义”限制该公司向中国大陆客户出口的行动,其实是“出于经济动机”。富凯说:“我认为,要证明此事关系到国家安全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他预计,美国主导的对华出口限制必将遭到盟友更强烈的抵制:“我们不得不希望达到某种平衡,因为作为一门生意,我们想要的是一些明确性和稳定性。”上周五,荷兰首相表示,他将认真权衡阿斯麦的经济利益:“对荷兰来说,阿斯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创新产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受到影响,因为这将损害阿斯麦的全球地位。”如今美国挥舞的“国家安全”大棒,不但砸到中国,还已经砸到日本。眼下,美国政府正在阻挠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认为这起收购案可能损害美国“关键项目”所需的钢铁供应。图为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9月6日公开表示抗议,他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收购案“非常令人不安”,“发表这样的言论或采取这类行动可能会削弱盟友之间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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