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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四届大满贯得主、前世界排名第一大坂直美宣布，她与大满贯冠军教练费赛特的第二次合作已经结束。这也意味着，在去年“背刺”郑钦文、单方面宣布解约加入大阪直美团队的费赛特，如今再次失业。9月14日，日本网球名将大阪直美今日更新Instagram。大阪直美晒出了自己和教练费赛特的合照并写道：“4年、2次大满贯，和数不清的回忆。谢谢威姆，你是一名优秀的教练，也是一个更优秀的人，希望你未来一切顺利。”大坂直美官宣与费赛特结束合作大坂直美与费赛特的合作关系分为两段，其中第二段是从去年夏天开始，大坂直美为产后复出进行训练。在费赛特的执教下，大坂直美赢得2020美网和2021澳网两座大满贯冠军。今年大坂直美在布里斯班重返赛场，赛季迄今最好成绩是两次打进八强，目前的世界排名第75。她复出后也战胜了六位世界排名前20的球员，包括在美网击败奥斯塔彭科，四年多以来首次战胜世界前10的球员。不过，总体而言，大坂直美今年整体成绩较为平淡。比利时教练费赛特是WTA名气最大的教练之一，2009年开始执教，曾帮助克里斯特尔斯连夺二个大满贯冠军并登上世界第一。其后，科贝尔、哈勒普、大坂直美等球员也在他的执教下拿到大满贯冠军。2023年中，郑钦文放弃与启蒙时期合作的西班牙教练里巴合作，签约有大满贯冠军教练称号的比利时教头费赛特。在以八强成绩打完2023美网后，郑钦文突然收到费赛特的通知，称将转投大坂直美团队。在美网后的杭州亚运会期间，郑钦文在采访中透露遭教练“抛弃”时，一度情绪激动：“我再说一遍，我很能理解他的选择，虽然他违反了约定，这是很不道德的一件事件。既然这是他的选择，我必须要尊重，虽然这带给我和我的家人一些伤害，所以我现在并不想提起那个人。 ”图为赛场上的郑钦文 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可以看出，在郑钦文眼中，这件事情已经逐渐淡去，她已经将注意力放在球场上面，正变得更加成熟。在去年美网被冠军教练“抛弃”后，郑钦文决定不再请大牌。“如果我成为了大牌球员，我的团队也是大牌了。”从找大牌到自己成为大牌，郑钦文给出自己的答案。上游新闻综合@北青体育、北京晚报等延伸阅读郑钦文被指培养费2000万 有女孩学球花掉深圳一套房子“就像郑钦文这一代网球运动员是看着李娜成长起来的，现在郑钦文也成了更年轻一代球员追随的目标。”郑钦文的启蒙教练、十堰市业余体校前教练陈宏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退休多年，仍有家长慕名前来，让陈宏鸣看看孩子“是不是打网球的好苗子”。从发现女儿郑钦文的运动天赋，到对照李娜训练路径来找教练、全力托举女儿的郑建坪也成为被追问的对象：在网球这项高度职业化、市场化的运动上，如何才能把孩子培养成为世界顶级运动员？一则未经证实的消息是，培养郑钦文的费用高达2000万元。针对职业化赛训的投入，郑建坪并未正面回应，他回复《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只是普通人，不想出名，只想安静地希望中国网球越来越好。”刚刚在巴黎奥运会夺得网球混双银牌的中国男选手张之臻，其父亲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到，培养一名打进世界前100名的网球选手要投入约2000万元。“职业网球是一项高投入、高回报、高风险的运动。想成为职业选手，高额的费用投入是最基本的。能否转型成为好的职业选手，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现在职业选手出好成绩的年龄比以前要推迟了，这意味着，可能需要持续、更多的投入。”亚太区知名职业网球培训机构星河湾职业网球俱乐部的王继宏说。“并不是所有家庭都可以承受这样的压力。”“12岁，转职业的一道坎儿”每次在场边陪孩子练球，尤知都在心里吐槽“真贵”，但回想女儿练球半年多从厌倦训练到主动打球，又觉得“值了”。女儿五岁，练球快一年，还在启蒙阶段，她已经换了六七家机构，才找到一位满意的教练。毕竟网球上手难，练一年还无法对打的情况很常见。“重复训练本身是枯燥的，教练自己得对网球充满激情和热爱，才能激发出孩子的兴趣。”她最终物色的这位热爱网球的外教每小时收费1000元，每次上课，家长还要额外支付每小时两三百元的场地费。“不只是技能上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品格方面的影响。”尤知举例，比如输赢观，训练过程中，教练会鼓励孩子“永远不要说我不行”，但也会告诉她“一次的输赢不代表什么”。尤知还不是“最下血本”的家长。这位教练带的另一个小球员，同样在启蒙阶段，已经加练到每周五次课，仅训练这一项支出，就是尤知付出的5倍。而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这样的收费标准，只能算是中等水平。“从整个青少年网球培训周期来看，启蒙阶段的投入是最少的。”陈宏鸣说，这个阶段主要培养孩子兴趣，以玩为主，训练支出主要是教练费和场地费，不同城市收费差异较大，有家庭每年投入两三万元，也有的投入四五万元，没有统一标准。业内的共识是，从教练水平、价位选择等各个角度衡量，启蒙阶段的培训市场最为成熟。陈宏鸣介绍，由于家长对体育运动的重视，孩子接触网球的年龄普遍更小，有的四五岁就开始“玩球”。这样坚持到八九岁，通常要进入下一阶段的培训，逐步增加网球训练时间、难度，将训练正规化，从而将兴趣转化为运动技能。这时，家庭投入也会随之翻倍，如果更换水平更高的教练，费用自然水涨船高。“省队一般会在12-14岁年龄段的比赛中选苗子，如果继续走网球这条路，基本就要进入专业培训的更高阶段了。”陈宏鸣说，目前国家、省、地市或社会俱乐部都有针对青少年举办的不同等级的网球赛事，形成全国青少年网球积分排名系列赛，一般最小8岁报名，可以打到18岁，每两岁一个年龄组，可“以小打大”，不能“以大打小”。球员通过比赛积累经验、提升球商球技，被高水平教练和机构发掘，甚至签约经纪公司。可以说，实战是检验小球员是否具备继续走职业运动道路能力的最佳方法。郑钦文在巴黎奥运会比赛中 新华社发之所以在12岁左右球员中进行选拔，是因为这时青少年身体基本发育完全，“到了可以看出成年时期身体状态的拐点。”陈宏鸣介绍，孩子能否走职业运动道路，通常还受到“家庭”影响，比如父母身高、家族体育史、是否有家族遗传病等各个方面的因素。“大多数职业选手基本是全年无休地辗转于世界各地赛场，网球运动对身体消耗极大，要结合实际情况理性选择。”“中国孩子确实普遍面临12岁退役的坎儿。”尤知在为女儿做运动规划时了解到，12岁孩子进入初中，学业压力变大，加上自身比赛成绩不佳、家庭经济条件无力支撑等各种原因，很多小球员到这时会选择放弃训练。“打球花掉了一套深圳市中心的房子”对继续坚定职业赛训的家庭来说，“以一年打20周左右比赛计算，只是差旅食宿费用，就要二三十万元，如果再加上训练费，这个数字只会更高。”王继宏说。一位青少年体育培训领域工作三十多年的资深从业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体育竞技就是靠成绩说话，国内赛事打到一定程度，要想办法送孩子去欧美网球学校集训，参加国际青少年网球比赛，男子拿到前3，女子拿到前6，基本就算踏上了职业这条路，否则还要花更多时间、资金来试错。郑钦文早在11岁时就在其父亲建议下前往美国佛罗里达的IMG学院，在一项面向全球青少年网球选手的公开赛中展示出惊人天赋，从而赢得了网球界头部经纪公司IMG青睐并签约。“网球是非常个性化的运动，一个成功运动员的路径未必能顺利复制到其他球员身上。”王继宏举例，有的球员启蒙晚，十多岁才开始接触网球，也有的孩子可能身体发育较晚，没有那么早开始参赛，因此没能早早展现出能力。而对青少年来说，成绩是可以靠加训练量堆出来的，很多一度被看好的苗子最后在职业赛场上销声匿迹，在该出成绩的年纪已经“打疲了”。因此，就青少年网球培训而言，阶段性出成绩固然重要，但各个阶段并没有十分严格的年龄划分，更要注意的是在转职业前保护好他们对网球的长久热爱。当网球选手踏上国际比赛征程，资金投入注定将成倍上涨。男单名将吴易昺的母亲吴芳曾坦言，吴易昺幼时学球花费不菲，15岁之前的花费就已经超过100万元，而此后历年的训练和比赛花费，加起来也超过了1000万元。据IMG学院官网显示，根据报名年龄和课程不同，2024-2025全年网球学费从6.94万美元到9.39万美元不等，折合人民币约49万~67万元。“加上比赛、食宿、装备、穿线、治疗、请私教等开销，每年实际支出费用轻松达过百万人民币。”王继宏提醒，其中很大一笔支出是用于“开小灶”的，在常规训练之后，通常还要请一对一私教。职业网球运动员的培养不是普通家庭能够轻易承担的。去年获得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网球女子单打金牌的小将张瑞恩，年仅15岁，据其父亲张義磊在媒体上介绍，女儿从3岁半开始练球，已经花掉了一套深圳市中心的房子。图为网球小将张瑞恩 资料图“世界排名前100才能养活自己”既然投入如此之多，为什么在青少年培训阶段就要去国外打比赛？“和乒羽相比，网球的国际化、职业化和商业化程度更高，要在职业赛场上与欧美选手抗衡，提前去海外训练、比赛是必经之路，而且越早越好。”前述从业三十多年的青少年体育培训工作者说，与其他球类相比，网球受场地限制、上手难等影响，在国内普及率并不高，有国际大赛经验的教练更是屈指可数，其中大部分教练只带本国学生，缺少指导国际球员和顶级赛事的经验。王继宏进一步介绍，国际大牌教练提供的帮助不局限在提升技能方面，更能帮助球员匹配各方面资源。例如，比赛当地哪里有好的俱乐部，快速对接理疗师、康复师，帮运动员找到合适的比赛搭档，甚至拿到顶级赛事的外卡。“有一个在职业网坛多年的专业团队，更大的优势在于帮运动员做出最科学的赛训规划。”王继宏说，如何在复杂的赛事体系中做出最合理安排，让球员锻炼技术能力的同时，拿到赛事积分与奖金，这门学问靠运动员自己研究要花费大量精力，最好有团队根据实际情况协助做出决策。而整个团队是靠选手打比赛来供养的。例如波兰历史上第一位登顶WTA世界排名的网球运动员斯瓦泰克，长期跟随她满世界飞的不止有教练、体能教练，还有理疗师、心理顾问。想要在巡回赛取得突破，聘用专业人员组成团队已变成一种趋势。但团队成员越多，意味着球员的开销越大，排名50开外的选手要复制同样“奢侈”的团队已经非常吃力。“如果把门槛降低到靠比赛奖金养活自己，起码稳定在世界排名前100。”王继宏说，排名前百与百名开外就是两个世界，前者很多赛事基本不用打预选赛就能进入正赛，积分高、奖金高，而后者想进正赛必须从预选赛打起，赛训投入需要精打细算，甚至入不敷出。很多欧美球员没有官方支持，盈亏自负，比赛失利意味着没有进项，后续交通食宿都可能受到影响。以美国网球公开赛为例，2023年，郑钦文打进8强，即便没拿到奖杯，依旧收获了430积分，以及45.5万美元的奖金，约等于330万人民币。即将举行的2024年美网公开赛，年度总奖金再次提高到7500万美元，相较去年上涨了15%，继续稳居四大满贯奖金之首。然而，现实对大多数职业运动员是残酷的。根据国际网球联合会（ITF）在官网发布了《2021年全球网球报告》，目前在职业网球联合会（ATP）和国际女子网球协会（WTA）拥有排名的职业球员共有3619人，来自113个国家。其中273名运动员曾经排进世界前100，包括男职业选手137名与女职业选手136名，分别占有排名男女职业选手的6.41%和9.18%。也就是说，在职业赛场上，运动员要打进前百分之十，才能获得足够多的收入覆盖赛训成本。“职业体育同样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王继宏坦言。在国内网球运动比以往更普及的当下，更需要家长和孩子做出理性判断，是否要坚定选择职业网球之路。（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尤知为化名）

（原标题：输入出生年月，算算你要延迟多久退休！）

►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廖可两年前，小马科斯狂卷菲律宾全国逾58%的选票，当选新一任总统。当时人们对他的期望不可谓不高，期盼他能够带来不一样的菲律宾，一个能让底层民众实实在在过上幸福生活的菲律宾。但是，两年后，很多曾经的支持者认为自己被抛弃了，小马科斯当年的诺言已被其抛到九霄云外，随之而来的是他自己的宏大叙事，试图借此打造一个独属于自己的菲律宾时代。渴望大米的投票者在支撑着菲律宾生存命脉的马尼拉港附近，一栋栋拔地而起正待装修的高楼，俯瞰着来来往往满载集装箱的卡车。无论是若雨后春笋的高楼，还是繁忙运输的卡车，都无法绕开一处地方——棚户连片、陋巷纵横的贫民窟。载着集装箱的卡车要想驶向港口，就不得不经过这片狭窄逼仄、只有两车道的贫民窟街区，以至于交通堵塞频发。图为菲律宾贫民窟走进细看，贫民窟内的住所是由四处捡来的废弃建筑材料（大部分是废弃木头）搭建而成，通常有两层楼高，没有接水，电是自己接的。在酷热难耐的7月里，这里弥漫着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居民一天至少要冲5次澡以确保自己不会中暑。小孩在没有大人的看管之下，奔跑在卡车往来的马路上，穿行在比他们还要高的轮胎中间。图为菲律宾贫民窟街区就是在这样的贫民窟街区里，我碰到了许多曾支持小马科斯的人。他们有的是在码头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有的是专门为餐馆剥蒜的佣工，还有的是以同是生活在贫民窟的人群为对象做起地摊小吃生意的个体户。这些人毫无疑问是菲律宾底层人群的代表，而他们对政治的热情十分高涨，大部分人表示都参加了2022年的总统大选投票，并且毫不犹豫地将选票投给了小马科斯，理由是“他承诺会让大米更便宜些”——那一年，菲律宾的选民投票率高达83%。菲律宾是个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许多人连早餐都习惯吃下相当分量的白米饭。截至笔者撰稿时，菲律宾大米的平均价格约为51.14比索/千克（约6.48元），而在两年前大米单价还仅为35比索（约4.43元）左右。当时小马科斯向大众承诺自己会把米价降到20比索（约2.53元），这让许多穷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现在却成了他们失望的来源。菲律宾街头贩卖的大米虽然菲律宾政府的最新数据显示，菲律宾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连年下降，至去年，占全社会的15.5%；但是，菲律宾国内媒体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仍有51%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贫困层。大米价格的涨跌对于中产和富裕阶层来说并非重要问题，但是对于贫困层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议题。贫困层选择相信小马科斯的承诺，并决意地将他推上最高位置；然而，两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任何变化，买米依旧是难题，甚至是个更难的题了。打着“民主”旗号，大搞家族政治马尼拉湾有着号称东南亚最美落日景点的美名，但是现在去马尼拉湾，只能看到一座座沙山，遮挡住了远眺落日的视野。马尼拉湾的沙山 图片来源：菲律宾星报这边据说将建起一幢不输迪拜的世界第一摩天大楼。而在马尼拉湾附近，豪华办公楼比比皆是，只不过，它们几乎都是电话客服中心。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都十分落后的菲律宾，靠着服务业摆脱了极度贫穷国家的队列——因为菲律宾人熟悉英语，且劳动力价格低廉，多个世界级大企业都在这里设立了自己的电话客服中心。让我感觉极其不可思议的是，走在这片区域的道路上甚至都需要许可。也就是说，大马路都是财阀集团的私有地块，没有所谓“公路”的概念，底层贫困层连走进这里的资格都没有。这足以体现出菲律宾这个国家的一大特点：财阀控制一切，阶层分化明显。电话客服中心云集区域现在菲律宾国内有九大政治财阀团体比较出名，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占据菲律宾全社会经济的30%以上。市场资源分配不均，社会福利体系无法构建，使得菲律宾从独立成国后就一直维持着学者口中的“超格差社会”状态，贫困层与中产及以上阶层彼此敌对，互不关心，社会松散得宛如一盘散沙。事实上，菲律宾历史上不是没有人尝试过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小马科斯的父亲老马科斯，曾是菲律宾的“独裁者”，从1965年一直执政到1986年。而他当年一度有过伟大的志向，即打破财阀对菲律宾的把持。菲律宾是个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二战后与日本类似，经济借着美国在亚洲四处出兵而率先腾飞，但是刚到1960年代就开始因财阀问题而进入增长停滞阶段。老马科斯上台后用各种手段集中政治权力，大刀阔斧铲除了许多财阀势力，并让菲律宾经济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有了明显提升。但是好景不长，他将财阀铲除后扶持上了自己家族的亲信，最终形成了马科斯家族这一新财阀势力，并且利用强权大搞独裁政治，引发了其他财阀势力的大规模反对，其中就包括马科斯家族的宿敌——阿基诺家族。抗议老马科斯独裁政治、纪念尼诺·阿基诺的宣传画（最右一位为尼诺·阿基诺）1983年，尼诺·阿基诺在受到马科斯的长期排挤后获得机会结束海外逃亡回到菲律宾，剑指1984年的议会选举。不幸的是，他刚回到菲律宾就遭遇枪杀，阿基诺家族迅速将矛头指向马科斯，并引领中产阶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最终失去军方支持的马科斯家族在美国的保护下逃亡夏威夷。重掌菲律宾政坛的阿基诺家族指控老马科斯掌权期间大量搜刮民脂民膏，从此马科斯家族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菲律宾社会认为是国贼。然而，打着解散财阀旗号的阿基诺家族，在上台后的30多年时间里也没能解决财阀问题，菲律宾经济一直被外界笑话为“东南亚病夫”。底层民众们实在厌倦了这些空口白话，这才有了杜特尔特的上台，这也给了“独裁者之子”小马科斯反击的可能。从“历史的继承者”变成“历史的编纂者”在马尼拉的市中心，我见到了尼诺·阿基诺的一个孙子——基科·阿基诺，他现在是阿基诺家族内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对我说，他目前最大的政治目标就是守护住祖辈的历史财产。在8月21日尼诺·阿基诺的遇刺纪念日，他出席了纪念他爷爷的博物馆落成仪式，并强调不允许任何历史被篡改。这么强调，就意味着，菲律宾的历史正被修改，或面临被修改的危险。图为基科·阿基诺 图片来源：菲律宾星报小马科斯在两年前的选举里宣称，自己将继承杜特尔特的路线，采取独立于中美之间的外交路线，并继续为贫民发声。彼时杜特尔特正因为自己对毒品的严厉打击而大受来自中产阶层和海外的批判，也因外交上偏向中国而失去美国的支持。但是他所推行的政策措施照顾了菲律宾最贫困阶层的利益，因而杜特尔特广受贫困群体的爱戴。小马科斯许下一番承诺，加上杜特尔特彼时的支持，使得他顺利接手了杜特尔特支持者的选票。然而，小马科斯在上台后，不仅未能实现种种诺言，现如今甚至还与杜特尔特反目成仇。渐渐失去支持层的小马科斯所采取的策略就是，改变所谓中立的外交战略，改为完全倒向美国，炒作起中国问题。不单是南海问题，他还强调“菲律宾是菲律宾人的菲律宾”，渲染华人在菲律宾国内的犯罪，煽动起民众对中国的仇视，从而巩固自己的支持率。在菲律宾，我采访了不少中产阶级和贫困人士，几乎所有受访人都表达了对在菲华人的厌恶之情，中间层认为华人带来了诸如诈骗和腐败等问题，而贫困层则觉得华人抢走了自己的工作。从这点来看，民粹主义从老马科斯的独裁时代开始就没有改变过，变化的只是不同的财阀势力登上政治顶峰后对民粹主义的引导方向。现在，小马科斯正兴致勃勃地编纂起属于自己的历史，一方面抹去阿基诺家族加予自己家族的耻辱，大范围地修改关于老马科斯时代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将自己塑造为菲律宾新一代的强力指导者——对中国勇于抵抗，对华人犯罪重拳出击。继续盲等……时间回到2024年，当我问起贫民窟里的人们“你们为什么会支持小马科斯”，许多人是这么回答的：“因为小马科斯承诺会让米更便宜一点，而他爸爸老马科斯当政时，确实兑现了竞选承诺，让米价便宜了下来。我们还在等着小马科斯兑现承诺的那一天。”老马科斯在当政的岁月里，大量借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外债，其中大部分流入他自己的口袋里，小部分拿来当作恩惠施舍给贫困阶层，让很多人直至今日仍记着他的好。但是也是他这种借他人钱消自己灾的行为，使得菲律宾陷入巨大的财政赤字危机中，庞大的外债一度压垮菲律宾的经济。然而，菲律宾底层的民众对此并不了解，或者说也并不想了解，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米能不能便宜一些。这么看来，现在的小马科斯从他父亲那学到了不少当政客的智慧。来源|观察者网

据湖南省纪委监委9月13日消息：日前，经湖南省委批准，湖南省纪委监委对郴州市委原一级巡视员张扬平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张扬平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权力观扭曲变形，“前门当官，后门开店”，搞“家族式”腐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私欲膨胀，大搞权钱交易，非法收受他人所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图为张扬平资料图，他于今年4月被查张扬平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湖南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湖南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张扬平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退休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今年4月1日消息，张扬平被查。公开简历显示，张扬平出生于1962年10月，郴州安仁人，曾长期任职郴州，历任郴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郴州市人民政府秘书长、办公室主任，郴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郴州市副市长，郴州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等职。2015年12月，他任怀化市委常委，后任副市长、常务副市长，2021年卸任，后回到郴州，任市委一级巡视员。此前，怀化市委原书记彭国甫、雷绍业，怀化市原市长易鹏飞，怀化市政协原主席印宇鹰等多人被查。延伸阅读搞数字政绩、家族式腐败，戴道晋被开除党籍，两天前上司落马67岁的湖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道晋，在退休3年后被查，今日被中纪委开除党籍。7月31日上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湖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道晋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两天前，十四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微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李微微曾任湖南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是戴道晋的顶头上司，两人在省政协共事4年。图为戴道晋资料图，他被查时已退休曾任郴州市委书记，被查出搞“家族式腐败”据公开履历，戴道晋，1957年2月出生，湖南汉寿人。他长期在湖南任职，早年在家乡汉寿工作，后调到湖南省委组织部，工作了14年之久，从普通科员一路干到办公室主任。2000年6月，戴道晋调任郴州，历任郴州市委常委、资兴市委书记，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在郴州工作长达11年多。2011年12月，戴道晋任湖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2012年3月任湖南省政府秘书长。2014年11月，他升任湖南省副省长，2017年1月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当年5月卸任副省长。2021年1月，64岁的戴道晋卸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到龄退休。今年1月2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湖南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戴道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对戴道晋的处分决定。通报称，经查，戴道晋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弃守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恶化地方政治生态，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借用私营企业主车辆；违背组织原则，任人唯私唯利；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权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在生产经营中谋取利益，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弄虚作假，大搞数字政绩；对家人失管失教，搞“家族式腐败”；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戴道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戴道晋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两天前，十四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微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李微微曾任湖南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7年（2016年1月-2023年1月），是戴道晋的顶头上司，两人在省政协共事4年。此外，曾与戴道晋共事过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易鹏飞、彭国甫也已落马。任内弄虚作假，大搞数字政绩值得注意的是，戴道晋被批“弃守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恶化地方政治生态”“弄虚作假，大搞数字政绩”。在他的仕途上，郴州是其主政地方的重要站点，先后担任过市长、市委书记。其前任李大伦，后任向力力、易鹏飞也先后被查。图为戴道晋资料图，他被批在任内弄虚作假，大搞数字政绩此前，多个曾主政地市的“一把手”落马后被查出搞经济数据造假。如曾任南京市委书记的张敬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指其“政绩观偏差，为谋求个人进步搞经济数据造假”；曾任青海省西宁市委原副书记、市长孔令栋，被查出“不正确履行职责，脱离实际制定并强行要求完成经济指标任务，致使统计数据造假，造成不良影响”；曾任济南市市长的孙述涛，被查出“政绩观扭曲，为谋求个人进步搞经济数据造假”。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将“统计造假”纳入违反党的工作纪律有关条款。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曾就此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统计造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此类造假行为严重违反统计法，严重影响统计数据质量，干扰甚至误导宏观决策，违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工作作风，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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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招聘会现场（资料图）财联社9月14日电，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比上年同期下降0.1个百分点。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5.4%；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9%，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6%。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4%。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7小时。

图为村中“8.15”老年节活动现场经济观察网 记者 田进 落地吉林省延吉市这座热门旅游城市后，沿着延龙高速一路行驶近50公里，就能抵达坐落在边境线附近的龙门村。除了春季时漫山遍野的金达莱花和村里独具朝鲜族特色的井字形房屋，在中国版图上，你能找到许多与龙门村类似的村落。20世纪90年代，龙门村还拥有两所六年制小学。此后，随着村里年轻人外出务工或定居县城，村里的小学被陆续关停，现在村里仅剩的8位小学生和6位中学生需要去9公里外的镇上上学。作为龙门村土生土长的党组织书记，41岁的张春雷见证了村庄的巨变。他用“热闹非凡”形容小时候村里的场景。但现在，他变成了村中最年轻的劳动力。截至目前，龙门村共有1526位户籍人口，却只有303位常住在村里，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54%。龙门村共有1526位户籍人口，却只有303位常住在村里，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54% 网络图在今年8月，这座如同世外桃源的村子久违地迎来了增量——村中心一家专为村里老人提供饭菜的老年食堂正式开始运营。每天11点半，村里老人只需自费2元即可来此就餐。推动老年食堂成立源于中国老龄协会和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于去年11月在吉林省的一次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昭德基金主任李红霞发现，很多地处边境的农村面临严重的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老龄化率普遍在50%以上，其中一个村庄甚至20年没有婴儿诞生。同时，受限于身体原因和消费观念，老人们经常用咸菜、酱汤简单对付一顿，缺乏足够的营养摄入。李红霞说，如何改善老年人的营养状况甚至对抗村庄的衰减是大量边境农村面临的共同困境。近一年来，发展老年人助餐服务得到政策层的密集关注。2023年10月，民政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的《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提出目标，到2025年底，全国城乡社区老年助餐服务覆盖率实现较大幅度提升。其中包括采取倾斜性措施支持农村地区扩大服务供给，引导公益慈善力量积极参与等。未来如何将这样的老年食堂案例拓展到更多城市与农村地区，甚至让老年食堂实现独立运营，依旧是一道待解的难题。多方共担的老年食堂每天上午9点，龙门村约50位老人就开始从四面八方汇集至村中心的门球场。有人参与、有人围观，通常这样的门球活动会持续两个小时。11点半，紧挨着门球场的老年食堂开始营业，老人们如开席一般围坐在圆桌旁，开始了一天中最丰盛的一顿饭。自从8月初老年食堂正式运营后，这样的安排成为村里许多老人固定的生活方式。对卧床在家的老人，老年食堂会提前安排相关人员送餐上门，配送人员也能获得2元的送餐补贴。一开始，为了测试建设老年食堂的可行性，龙门村尝试自主出资在每周末给村里老人提供午餐，同时协调村里老龄协会成员做饭以及收拾餐厅。张春雷说：“在前期两个多月的试餐中，村里有需求的老人几乎都来用餐，大家也非常认同这样的助餐模式。”当试验成功后，一条由公益项目、村集体、老人共担成本的模式逐渐形成。在老年食堂的建设中，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启动的“边境老人的午餐”公益项目将负担2万元的装修及设备费用，具体包括冰柜、消毒柜、锅碗瓢盆等用具。实报实销之外，如果费用超支，则由村集体承担。日常餐食方面，“边境老人的午餐”公益项目按照每人每天6元的标准补贴老年食堂，老人则需要自付2元；在食堂的日常运营中，公益项目每年补贴5000元用于支付水电费、燃气费等费用，超出部分则由村集体承担；此外，公益项目会给予老年食堂两位厨师每人每月1000元的补贴。张春雷说，选择让老人象征性地付一些费用，也是为了增加老人们对老年食堂的责任感。同时，每天结束用餐后，我们都会询问老年人对第二天餐食的想法，再由相关工作人员去镇上的生鲜超市统一采购。老年食堂每餐也都会保持四菜一汤的标准。老年食堂的到来，也让龙门村老年人多了一条聚集起来聊天、娱乐的理由。张春雷说：“老年人助餐活动现在也延伸变成了一种监护方式。村里很多老年人处于独居状态，如果某一天他们没有及时出现在食堂，我们就会打电话询问了解他的情况。”随着龙门村老年食堂的落地，“边境老人的午餐”公益项目还在继续谋划扩张。李红霞介绍，公益项目短期内计划在延边地区建立5所老年食堂。中长期来看，会在东北边境地区以及在云南、广西边境地区的农村拓展老年食堂。在选点过程中，李红霞也对开设老年食堂的村庄设置了相应的基础条件——村庄常住人口老龄化率需超过50%，村里有30位以上老人能固定在老年食堂就餐，村以及所在的基层政府有强烈意愿去推动老年食堂的建设。虽然规划逐渐清晰，但现在，李红霞的团队依旧需要为公益项目的筹款而奔走。她说：“边境地区的气候环境、居住环境、老年人数量差异很大，不同边境村的老年食堂建设成本起伏较大。此时，来自企业、个人和社会等层面的多元资金支持就非常重要。同时，我们也希望借这个公益项目让更多人关注边境地区的老人，让更多村庄探索独立运营老年食堂，这也是这个项目更长远的价值。”一座老去的村庄从张春雷记事起，龙门村的长辈们就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以玉米和大米为主的种植业也是村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因龙门村主要是丘陵地貌，无法使用大型农业机械，2000年后，当地种植业逐渐变得不具备经济效益，春耕秋收的模式难以维持一个家庭的运转。于是，大量年轻人选择背井离乡。2002年至2009年，张春雷也曾是村里外出务工大军中的一员。他说，一部分朝鲜族年轻人甚至选择去韩国打工，如果老家没有重大事件，可能3—5年才回村一次。最初，大量老人依旧选择坚守在村里从事农业耕种。再后来，随着村里年轻人用外出务工的积蓄在县城买房，相当一部分老人被子女接到县城，村里闲置的房屋变得越来越多。截至目前，龙门村共有户籍人口579户1526人，但常住人口只有161户303人，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165人，占比超54%。张春雷曾和选择留在龙门村的老人多次交流，他说，很多老年人对村子有一种故土难离的感情。他们也习惯了在农村平房居住，不愿意住楼房，县城对他们而言都是陌生环境，很难结交新的朋友。因此，如果不是为了帮忙带孩子，村里很多老年人不愿意跟着子女去县城。其实，龙门村的发展也是东三省大量农村的缩影。从2011年起，东北人口出现负增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2020年东北三省总人口为9851万人，比2010年减少1101万人。2023年，辽宁、黑龙江、吉林的老龄化率领跑全国且均在26%以上。2023年，辽宁、黑龙江、吉林的老龄化率领跑全国且均在26%以上 网络图因为缺乏年轻人，龙门村老人们的日常生活十分简单。打门球是龙门村老人最主要的娱乐项目，在当地，门球也被称为长寿球。近几年，在张春雷的推动下，村里为老人们新建了两座门球场，这也是他至今最为自豪的一件事。在调研过程中，李红霞也发现，龙门村相当一部分家庭未安装电视机，老人也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刷短视频，手机的功能基本局限于与远方家人沟通。低龄老人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打理种在院子里的蔬菜、红薯和玉米等农作物。生活方面，龙门村老年人的退休金在100元/月—300元/月不等。村里50岁至60多岁的低龄老年人普遍还在从事农业来赚取生活费，而高龄老年人的生活费大部分只能依靠子女支持。2023年，龙门村人均纯收入约1.4万元。调研中，李红霞发现，因为肉类食品需要到9公里外的镇里购买，叠加老年人节俭的观念，龙门村老年人吃饭特别简单，院子里的蔬菜是一年四季最主要的餐食来源。冬季时，很多老人就用蔬菜制作成的咸菜搭配米饭、酱汤简单对付一顿，营养摄入严重不足。李红霞表示：“结束调研回北京后，我们就决定要为他们做点什么。”对抗村庄的衰老过去五十余年，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升至2023年的66.16%。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村庄在快速衰老。从历史经验和经济发展规律来看，随着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大量村庄的老去甚至消失也不可逆转。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说，中外研究均表明，城市的生产力是农村的3—5倍，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取决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万广华用了一个亲戚的亲身经历来说明推进农村居民市民化的好处——一位亲戚户籍在江苏农村，在那里，一个服务员岗位月收入不到2000元，如果驱车向东4个小时到上海，工作内容没有任何变化，月收入至少5000元。因此，江苏农村空心化现象已非常严重。作为土生土长的龙门村人，除了守着村里上百位老人，张春雷想寻求机会去对抗这样的时代变迁。他说：“除了养老，目前村里的另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壮大村集体经济。我们想要寻找一个既能让年轻人留在龙门村，又能挣钱养家的办法。”在推动老年食堂建设过程中，李红霞说，如果能同时通过外部社会的助力发掘村里的经济增长点，例如帮一个村庄每年创收10万元—15万元，那么基本就能解决村里老年食堂独立运营的问题。此消彼长间，我们也能将公益资金用于帮扶更多村庄的老年食堂建设。张春雷的想法是，只要年轻人愿意回到村里发展事业，村里会根据年轻人的产业发展方向提供相应的政策性帮扶。“让不熟悉此地的人来投资不现实，让年轻人回来种地也不现实。现在我们在征求村里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的意见，探讨他们回村后可以做什么产业，村里也会根据他们的意见积极去做配套发展。”近几年，龙门村的集体产业发展逐渐有了起色。依靠实施头道镇林下灵芝产业项目、有机大米共享稻田等产业项目，2022年村集体经济收入106万元，2023年收入108.9万元。张春雷说，随着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相信在未来几年，村里能依靠自有收入来维持老年食堂的运转。在李红霞看来，助餐服务能满足短期内老年人的需求，但大量边境村仍处在减量发展的过程，只有通过特色化方式发展村集体经济，赋能村集体带头人，逐渐让年轻人或者中年人愿意再次回到村里，无数个如龙门村一般的村落才能够延续下去。随着中秋佳节的到来，沉寂多月的龙门村将迎来一年中人数最多的时节。在当地的朝鲜族中，每年中秋节的隆重程度堪比春节，年轻人只要不身处外省，基本会拖家带口赶回龙门村，村里老人也会穿上传统服饰迎接节日的到来。恍惚间，龙门村又变回张春雷记忆中那个热闹非凡的村落。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未经《经济观察报》社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否则将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田进 经济观察报记者 大国资新闻部记者

央广网北京9月14日消息（记者张胜坡）近日，广东茂名一位消费者李女士向央广网反映，今年8月份，因家中厨房管道漏水，她在一家名叫“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上下单一项厨房管道维修服务。维修人员上门以灌注堵漏胶水的方式进行维修后，向其收费9000元。李女士虽然付了钱，但认为这个价格高得离谱，让她难以接受。不仅李女士，多名消费者向央广网表示，他们在该平台购买维修服务时，都遇到过维修人员坐地起价和小病大修，以及收费不透明、售后服务难以保障等问题。其中，一名消费者称，平台宣传的所谓“正规家庭维修”与实际消费体验相去甚远，“简直就是‘维修刺客’。”记者在某消费投诉平台上通过关键词检索发现，涉及这一家庭维修平台的投诉量累计有5028条。其中，“定价虚高”“师傅乱收费”“售后服务差”是消费者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针对消费者反映的这些问题，9月12日，记者多次致电该平台官方客服电话，工作人员表示，采访需要发送采访函至其官方邮箱，相关负责人会有答复。截至发稿，记者未获回应。消费者：管道堵漏胶280元/斤，修一次厨房管道被收费9000元李女士介绍，前不久，因家中厨房洗碗池下面的一段管道漏水，她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上下单了一项厨房管道维修服务。8月31日下午，维修人员如期上门，但该维修人员并非网络订单上显示的接单维修人员杨师傅，而是另一名宋姓维修人员。李女士家漏水管道处（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李女士表示，这位宋姓维修人员对管道进行检查后表示，她家的管道需要用堵漏胶水进行修补，胶水的价格是280元/斤，两三千元就可以修好。“我们同意后，维修人员却在修补间隙说，管道下面很深的地方还有其他漏洞要补，要用更多胶水。修完后，维修人员报价9000元。”李女士说，这个价格已经严重超出她的认知，即使把管道重新换新，也不见得要花这么多钱。在现场，她对价格表达了异议，但对方仍然坚持这个价格，并让她将钱直接通过扫码支付给某个个人微信收款码。李女士的付款截图（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事后，李女士认为，这种收费标准不合理，便向该平台的官方客服进行了投诉。最终，在消费者投诉热线的介入下，平台给她退回了3000元。与李女士一样，浙江杭州的马女士也遭遇类似情况。“让人有种‘背刺’的感觉。”她说，2024年7月，因家中洗衣机运转不正常，她在“啄木鸟家庭维修”平台下单了维修服务，维修人员第一次上门后收费400元。次日，她发现洗衣机还是没修好，便又联系了该维修人员。对方表示，这次需要更换其他零件，但他手头没有，她需要再交400元押金，等他备齐零件后再上门维修。“我交了400元后，维修人员就走了。从那以后，维修人员近一个月都没再来过。我们联系他，他就找各种理由推托。”马女士说，因为实在等不及对方重修，她索性换了一台新洗衣机，并在其官方平台进行投诉，客服人员表示，虽然洗衣机没有完全修好，但有些零件已经安装了，只能给她退款500元，7个工作日内可退回。马女士表示，对于平台给出的解决方案，她勉强接受。然而，20多天过去了，她仍然没有收到退款。马女士第一次付款截图（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8月份，石家庄的吴女士也在这一维修平台上下单了一次修锁服务。她告诉记者，家里的锁本来只是不太好用，维修人员上门后说100元左右就能修好。她觉得这个价格还可以接受，便让维修人员自行修理。“我在厨房收拾了一会儿东西，维修师傅就说已经换了新锁，收费280元。”马女士说，由于她是这家平台的新用户，可以减免20元。虽然她不太情愿，但还是付了260元。后来跟平台投诉多次后，维修人员又给退了80元。维修人员：平台抽成高达60%，客单价不高维修人员就挣不到钱啄木鸟家庭维修官网显示，该公司成立于1995年，总部位于重庆。该公司提供家电维修、家电清洗、水电维修、管道疏通、防水补漏、墙面翻新等多元化家庭维修服务，为300多个城市的上千万家庭提供服务，业务覆盖300个主要家电和家居设施类别。今年1月29日，啄木鸟家庭维修向港交所递交的招股书显示：“平台工程师并非我们的雇员、调度雇员或分包商。根据双方协议，工程师确认与啄木鸟家庭维修之间并无雇佣或劳工关系，且公司仅向彼等提供平台服务。”赵凯是一名家电维修人员，曾在该平台工作数月。据他介绍，平台对维修人员的客单抽成能达到60%，维修人员只能拿40%。另外，维修人员所得佣金的20%要作为质保金交给公司，待维修人员与平台解除合作关系后，才能拿回。上述招股书显示，截至2023年9月末，该公司账面存在工程师的质保金约1.05亿元。“平台抽成太高，不多搞点钱，工程师就活不下去。”赵凯说，平台的抽成模式会促使工程师故意抬高客单价。比如，100元能修好的物件，维修人员收取300元费用，这都很正常。记者在该平台的微信小程序上看到，每个订单页面都有一个“快速维权”入口，进入页面前会提示：“当消费者发现工程师存在未按照故障现象维修或小病大修的情况，请及时举报至官方平台，平台核实无误将严肃处理工程师，并对消费者进行赔付。”“什么叫小病大修？病小不小，大修不大修，这都是师傅说了算。客户要是懂行就不用找师傅了，是不是？”他说，如果按照规范进行维修和收费，师傅的收入就无法保障，“只要‘小病大修’不被客户投诉导致赔付，收取客户的费用越高，公司越高兴。”“公司在这单业务只能挣60元，但你让公司挣了600元，你说公司会怎么样？”赵凯说，如果某个师傅的客单价经常很低，就会被领导批评。相反，如果高价格订单成交量越大，平台派单也会越多。赵凯介绍，平台有自己的报价和计价系统，每个零部件、每项服务需要收取多少钱，系统都会显示。正常情况下，维修人员要按照计价系统显示的价格向客户报价，并让客户通过平台线上付费，而简单维修的报价跟市场价差不多。如果物件需要大修，即使正常收费也比市场价高出至少20%。他表示，无论是按零部件收费，还是按维修项目收费，维修人员都有很大操作空间。比如，客户在报修时，只知道是洗衣机无法启动了，但无法启动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电脑主板出了问题，也可能是简单的线路问题。如果客户不知道什么问题，那就只能是维修人员说怎么修就怎么修，选择一些定价高的零件和项目就很容易，“每个维修人员做高客单价的方法都不同，具体靠个人摸索，公司只要结果和收入。”“如果客户频繁向平台投诉，或者通过315热线投诉，一般平台都会同意退款，但退款是有条件的，一般客服人员会先告诉消费者，只能退一部分。如果客户要求全额退款，客服人员就会告诉消费者，全额退款需要把所修物品恢复原状。比如，之前你是空调无法开机，那就再给你弄得不开机，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客户就不退了。哪怕觉得贵了也认栽了，大不了下次不找你这个平台了。”赵凯说。专家：家庭维修乱象的根源在于价格不透明、信息不对称2023年11月6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3年第三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提到，家庭维修行业一直是消费者投诉的热点之一，投诉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巧立名目乱收费问题突出。一些第三方家庭维修平台人员维修前不报价，维修后乱收费；二是小病大修无病乱修。一些维修人员无中生有或故意夸大故障严重程度，更换不必要的零部件；三是用二手零部件冒充新部件。一些维修人员在未告知消费者情况下，用翻修过的二手部件冒充新部件进行更换；四是搜索引擎“山寨”维修、黑维修泛滥。搜索引擎通过竞价排名将一些“山寨”维修链接排在官方维修机构前面，导致消费者上当受骗。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分析称，家庭维修乱象的根源在于价格不透明、信息不对称。首先，家庭维修问题性质不好界定，普通消费者很难判定产品是否真有问题，或者很难判定问题的严重程度。但是，目前市场又不够规范，规模较大、信誉较好的品牌企业较少，为了解决燃眉之急，消费者只能从网上随便找个服务机构，碰到乱收费情况的概率就很大。此外，家庭维修领域维权举证太难，维权成本太高，所以不少消费者遇到问题经常自认倒霉，从而纵容了部分维修机构和维修人员的违规行为。对于消费者而言，陈音江认为，首先，消费者要尽量通过正规渠道选择经营较大、信用较好的服务主体，如家电维修最好找家电品牌的售后维修部门，不要轻信在网络上搜索所谓的“官方维修”。其次，要事先详细了解有关维修项目的收费标准，以及能否出具正规发票等事项，必要时可以向品牌官方客服人员咨询和核实，了解官方的价格收费标准。另外，接受服务之后，要及时索要服务凭证和收费发票，以便遇到问题方便维权。如果遇到不合理收费现象，也便于与维修机构或品牌方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在向消费者协会或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乃至通过法律渠道维权时，也可以做到有证可依。此外，陈音江认为，家庭维修平台应对服务质量起到实质性的担保作用。因为消费者购买服务时，实际选择的是这个平台，而非某个维修人员。家庭维修平台应采取切实措施履行好人员资质审核、价格公开透明、售后服务保障等责任和义务。陈音江表示，根据商务部制定的《家电维修服务业管理办法》规定，家电维修经营者在提供维修服务前“应当向消费者明确告知维修方案及需注意和配合的事项”“不得虚列、夸大、伪造维修服务项目或内容，不得虚报故障部件，故意替换性能正常的部件等”；主管部门对于违反本办法的家电维修经营者可以“予以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可处3万元以下罚款”。他认为，监管部门应对家庭维修行业加大日常监管力度，尤其是对消费者投诉集中的经营主体，以及存在违法违规或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经营主体，要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加大日常监督检查频次，严格执法，督促平台履行好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的责任和义务。（文中赵凯为化名）

图为村中“8.15”老年节活动现场经济观察网 记者 田进 落地吉林省延吉市这座热门旅游城市后，沿着延龙高速一路行驶近50公里，就能抵达坐落在边境线附近的龙门村。除了春季时漫山遍野的金达莱花和村里独具朝鲜族特色的井字形房屋，在中国版图上，你能找到许多与龙门村类似的村落。20世纪90年代，龙门村还拥有两所六年制小学。此后，随着村里年轻人外出务工或定居县城，村里的小学被陆续关停，现在村里仅剩的8位小学生和6位中学生需要去9公里外的镇上上学。作为龙门村土生土长的党组织书记，41岁的张春雷见证了村庄的巨变。他用“热闹非凡”形容小时候村里的场景。但现在，他变成了村中最年轻的劳动力。截至目前，龙门村共有1526位户籍人口，却只有303位常住在村里，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54%。龙门村共有1526位户籍人口，却只有303位常住在村里，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54% 网络图在今年8月，这座如同世外桃源的村子久违地迎来了增量——村中心一家专为村里老人提供饭菜的老年食堂正式开始运营。每天11点半，村里老人只需自费2元即可来此就餐。推动老年食堂成立源于中国老龄协会和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于去年11月在吉林省的一次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昭德基金主任李红霞发现，很多地处边境的农村面临严重的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老龄化率普遍在50%以上，其中一个村庄甚至20年没有婴儿诞生。同时，受限于身体原因和消费观念，老人们经常用咸菜、酱汤简单对付一顿，缺乏足够的营养摄入。李红霞说，如何改善老年人的营养状况甚至对抗村庄的衰减是大量边境农村面临的共同困境。近一年来，发展老年人助餐服务得到政策层的密集关注。2023年10月，民政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的《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提出目标，到2025年底，全国城乡社区老年助餐服务覆盖率实现较大幅度提升。其中包括采取倾斜性措施支持农村地区扩大服务供给，引导公益慈善力量积极参与等。未来如何将这样的老年食堂案例拓展到更多城市与农村地区，甚至让老年食堂实现独立运营，依旧是一道待解的难题。多方共担的老年食堂每天上午9点，龙门村约50位老人就开始从四面八方汇集至村中心的门球场。有人参与、有人围观，通常这样的门球活动会持续两个小时。11点半，紧挨着门球场的老年食堂开始营业，老人们如开席一般围坐在圆桌旁，开始了一天中最丰盛的一顿饭。自从8月初老年食堂正式运营后，这样的安排成为村里许多老人固定的生活方式。对卧床在家的老人，老年食堂会提前安排相关人员送餐上门，配送人员也能获得2元的送餐补贴。一开始，为了测试建设老年食堂的可行性，龙门村尝试自主出资在每周末给村里老人提供午餐，同时协调村里老龄协会成员做饭以及收拾餐厅。张春雷说：“在前期两个多月的试餐中，村里有需求的老人几乎都来用餐，大家也非常认同这样的助餐模式。”当试验成功后，一条由公益项目、村集体、老人共担成本的模式逐渐形成。在老年食堂的建设中，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启动的“边境老人的午餐”公益项目将负担2万元的装修及设备费用，具体包括冰柜、消毒柜、锅碗瓢盆等用具。实报实销之外，如果费用超支，则由村集体承担。日常餐食方面，“边境老人的午餐”公益项目按照每人每天6元的标准补贴老年食堂，老人则需要自付2元；在食堂的日常运营中，公益项目每年补贴5000元用于支付水电费、燃气费等费用，超出部分则由村集体承担；此外，公益项目会给予老年食堂两位厨师每人每月1000元的补贴。张春雷说，选择让老人象征性地付一些费用，也是为了增加老人们对老年食堂的责任感。同时，每天结束用餐后，我们都会询问老年人对第二天餐食的想法，再由相关工作人员去镇上的生鲜超市统一采购。老年食堂每餐也都会保持四菜一汤的标准。老年食堂的到来，也让龙门村老年人多了一条聚集起来聊天、娱乐的理由。张春雷说：“老年人助餐活动现在也延伸变成了一种监护方式。村里很多老年人处于独居状态，如果某一天他们没有及时出现在食堂，我们就会打电话询问了解他的情况。”随着龙门村老年食堂的落地，“边境老人的午餐”公益项目还在继续谋划扩张。李红霞介绍，公益项目短期内计划在延边地区建立5所老年食堂。中长期来看，会在东北边境地区以及在云南、广西边境地区的农村拓展老年食堂。在选点过程中，李红霞也对开设老年食堂的村庄设置了相应的基础条件——村庄常住人口老龄化率需超过50%，村里有30位以上老人能固定在老年食堂就餐，村以及所在的基层政府有强烈意愿去推动老年食堂的建设。虽然规划逐渐清晰，但现在，李红霞的团队依旧需要为公益项目的筹款而奔走。她说：“边境地区的气候环境、居住环境、老年人数量差异很大，不同边境村的老年食堂建设成本起伏较大。此时，来自企业、个人和社会等层面的多元资金支持就非常重要。同时，我们也希望借这个公益项目让更多人关注边境地区的老人，让更多村庄探索独立运营老年食堂，这也是这个项目更长远的价值。”一座老去的村庄从张春雷记事起，龙门村的长辈们就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以玉米和大米为主的种植业也是村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因龙门村主要是丘陵地貌，无法使用大型农业机械，2000年后，当地种植业逐渐变得不具备经济效益，春耕秋收的模式难以维持一个家庭的运转。于是，大量年轻人选择背井离乡。2002年至2009年，张春雷也曾是村里外出务工大军中的一员。他说，一部分朝鲜族年轻人甚至选择去韩国打工，如果老家没有重大事件，可能3—5年才回村一次。最初，大量老人依旧选择坚守在村里从事农业耕种。再后来，随着村里年轻人用外出务工的积蓄在县城买房，相当一部分老人被子女接到县城，村里闲置的房屋变得越来越多。截至目前，龙门村共有户籍人口579户1526人，但常住人口只有161户303人，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165人，占比超54%。张春雷曾和选择留在龙门村的老人多次交流，他说，很多老年人对村子有一种故土难离的感情。他们也习惯了在农村平房居住，不愿意住楼房，县城对他们而言都是陌生环境，很难结交新的朋友。因此，如果不是为了帮忙带孩子，村里很多老年人不愿意跟着子女去县城。其实，龙门村的发展也是东三省大量农村的缩影。从2011年起，东北人口出现负增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2020年东北三省总人口为9851万人，比2010年减少1101万人。2023年，辽宁、黑龙江、吉林的老龄化率领跑全国且均在26%以上。2023年，辽宁、黑龙江、吉林的老龄化率领跑全国且均在26%以上 网络图因为缺乏年轻人，龙门村老人们的日常生活十分简单。打门球是龙门村老人最主要的娱乐项目，在当地，门球也被称为长寿球。近几年，在张春雷的推动下，村里为老人们新建了两座门球场，这也是他至今最为自豪的一件事。在调研过程中，李红霞也发现，龙门村相当一部分家庭未安装电视机，老人也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刷短视频，手机的功能基本局限于与远方家人沟通。低龄老人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打理种在院子里的蔬菜、红薯和玉米等农作物。生活方面，龙门村老年人的退休金在100元/月—300元/月不等。村里50岁至60多岁的低龄老年人普遍还在从事农业来赚取生活费，而高龄老年人的生活费大部分只能依靠子女支持。2023年，龙门村人均纯收入约1.4万元。调研中，李红霞发现，因为肉类食品需要到9公里外的镇里购买，叠加老年人节俭的观念，龙门村老年人吃饭特别简单，院子里的蔬菜是一年四季最主要的餐食来源。冬季时，很多老人就用蔬菜制作成的咸菜搭配米饭、酱汤简单对付一顿，营养摄入严重不足。李红霞表示：“结束调研回北京后，我们就决定要为他们做点什么。”对抗村庄的衰老过去五十余年，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升至2023年的66.16%。在这个过程中，大量村庄在快速衰老。从历史经验和经济发展规律来看，随着一个经济体的发展，大量村庄的老去甚至消失也不可逆转。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说，中外研究均表明，城市的生产力是农村的3—5倍，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取决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万广华用了一个亲戚的亲身经历来说明推进农村居民市民化的好处——一位亲戚户籍在江苏农村，在那里，一个服务员岗位月收入不到2000元，如果驱车向东4个小时到上海，工作内容没有任何变化，月收入至少5000元。因此，江苏农村空心化现象已非常严重。作为土生土长的龙门村人，除了守着村里上百位老人，张春雷想寻求机会去对抗这样的时代变迁。他说：“除了养老，目前村里的另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壮大村集体经济。我们想要寻找一个既能让年轻人留在龙门村，又能挣钱养家的办法。”在推动老年食堂建设过程中，李红霞说，如果能同时通过外部社会的助力发掘村里的经济增长点，例如帮一个村庄每年创收10万元—15万元，那么基本就能解决村里老年食堂独立运营的问题。此消彼长间，我们也能将公益资金用于帮扶更多村庄的老年食堂建设。张春雷的想法是，只要年轻人愿意回到村里发展事业，村里会根据年轻人的产业发展方向提供相应的政策性帮扶。“让不熟悉此地的人来投资不现实，让年轻人回来种地也不现实。现在我们在征求村里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的意见，探讨他们回村后可以做什么产业，村里也会根据他们的意见积极去做配套发展。”近几年，龙门村的集体产业发展逐渐有了起色。依靠实施头道镇林下灵芝产业项目、有机大米共享稻田等产业项目，2022年村集体经济收入106万元，2023年收入108.9万元。张春雷说，随着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相信在未来几年，村里能依靠自有收入来维持老年食堂的运转。在李红霞看来，助餐服务能满足短期内老年人的需求，但大量边境村仍处在减量发展的过程，只有通过特色化方式发展村集体经济，赋能村集体带头人，逐渐让年轻人或者中年人愿意再次回到村里，无数个如龙门村一般的村落才能够延续下去。随着中秋佳节的到来，沉寂多月的龙门村将迎来一年中人数最多的时节。在当地的朝鲜族中，每年中秋节的隆重程度堪比春节，年轻人只要不身处外省，基本会拖家带口赶回龙门村，村里老人也会穿上传统服饰迎接节日的到来。恍惚间，龙门村又变回张春雷记忆中那个热闹非凡的村落。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未经《经济观察报》社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否则将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田进 经济观察报记者 大国资新闻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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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廉洁四川发布《忏悔实录丨王顺民：我把项目当成人情往来，把“感谢费”视为劳动报酬》一文。图为王顺民出镜忏悔（视频截图）基本情况王顺民，男，1976年1月生，曾任甘孜州九龙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县扶贫开发局局长、县政府办副主任、县乡村振兴局局长，稻城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等职。2023年3月，接受甘孜州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3年7月，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2023年9月，因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案情介绍王顺民27岁便走上了正科级领导岗位。工作能力强、为人耿直是大多数人对他的第一印象，他也因此曾获得不少荣誉。但是，随着职务升迁，围绕在身边的老板越来越多，王顺民开始放松警惕，逐渐向往和追求有钱人的生活，想要开好车、住大房、将子女送入私立学校读书，自身经济实力不足，便利用“他人之财”完成自己所想。他忘却了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没有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底线，亲清不分，甘愿被“围猎”，最终自食恶果。2015年5月至2021年7月，王顺民利用职务之便，在工程项目承揽、资金拨付等方面接受他人请托，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或索取贿赂共计152.98万元。王顺民6年贪腐153万，图为收受贿赂示意图（图文无关）忏悔书节选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从一个农村孩子成为一名副处级领导干部，有父母的教诲，自身的努力，更是组织悉心培养的结果。但是我却为什么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从收取第一笔“感谢费”起，我早把理想信念、廉洁自律和纪律法规抛之脑后，用贪欲为自己编织了一张网，并将自己牢牢地困在里面，逐渐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细细思量，我走到今天，看似偶然，其实必然。必然之一，“三观”扭曲。自我参加工作，特别是任职以来，一方面对待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对群众真诚相待、一丝不苟；另一方面却高调地追求生活“品质”，向往有钱人的生活，所有这些如果没有足够的金钱支撑，一切都是空想。于是我想着法子赚钱，思想也随之滑坡，“三观”渐渐蜕变，以“违纪不违法”的谬论安慰和说服自己。不知不觉自己已经触碰了法律的底线，这为我之后的贪腐埋下了伏笔。必然之二，初心丢失。自我任扶贫开发局局长以后，管的项目多了，接触的面也就广了，讨好的人自然也就多了，各种诱惑也多了，慢慢地自己也就飘了。最初我没有过多地考虑公与私、情与法、是与非的关系，糊里糊涂地利用自己的职权替人办事。久而久之，“感谢”我的人也就多了，自己最终还是没有经得住诱惑，思想破防，初心丢失，错误的价值观淹没了廉洁的底线，拒腐防变的堡垒逐渐坍塌，把收受“感谢费”视为劳动报酬，视为盈利分红，主观认识上错误地将违法合理化，对纪法缺乏敬畏，逐渐演变为权钱交易，最终酿成大错。王顺民称自己感到很后悔（视频截图）必然之三，思想失修。我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一个根本原因是放弃了学习，没有通过学习守正“三观”，以致于在思想上形成了错误的认识和观念，用错误模糊的认识指导自己的行为，进而导致行为失范。错误模糊的认识也导致了自身思想腐朽，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逐渐充斥内心，不自觉地鼓动自己追求金钱、财富，从而在行使权力时开始滥用职权，谋求私利，本质上丧失了党性原则，丧失了做人底线，使自己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最终走上了不归之路。来源：廉洁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