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拨卜不盖被|「ねえ今私が何やりたいかわかる」と別れ際に緑が僕に訪ね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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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丨余晖‍‍‍‍‍‍9月1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杜玉波，男，汉族，1955年9月出生，今年69岁，河北晋州人，1975年6月入党，1974年2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研究员。杜玉波被查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杜玉波曾是河北省晋县田村公社专职团委副书记兼公社通讯员。1975年，杜玉波成为北京工业学院光学工程系光学仪器结构专业学生，1978年至1983年任北京工业学院飞行器工程系学生辅导员、团总支书记。1983年，杜玉波成为北京工业学院团委副书记、书记，1985年任北京理工大学七系党总支书记，1989年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1991年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93年，杜玉波成为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3年后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2001年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2002年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2010年，杜玉波履新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2018年，他到全国人大工作，担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现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公开资料显示，近期，杜玉波多次公开露面。今年7月，他出席了第七届世界科技社团发展与治理论坛、第四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第八届产教融合发展大会等。今年8月，他还在报纸上刊发了署名文章。【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政知新媒体独家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延伸阅读媒体：62岁周铁根被查 其施政经历在江苏官场上属少见摘要：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 图为反腐宣传图据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开信息显示，周铁根，男，1962年11月生，汉族，江苏海安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周铁根曾长期扎根家乡南通工作。1986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工作。1987年，他进入南通市委研究室，两年后成为副科级研究员。1993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委办公室系统，三年后升任南通市委办公室副主任。2000年12月，周铁根出任如皋市委副书记，两年后转任如皋市市长。2006年，周铁根被调往南通另一个县级市如东，出任县委书记。这是他首次主政地方。2011年，周铁根离开了工作近30年的家乡南通，调任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4年1月，周铁根出任江阴市委书记，并身兼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时隔三年后再次主政一方。周铁根落马 资料图2015年12月，周铁根从江阴市委书记任上北上徐州，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任市长，2018年4月任徐州市委书记。彼时，有媒体评价，周铁根曾在苏南、苏中、苏北等城市都担任过地方领导，如此丰富的施政经历，在江苏官场上仍属少见。纵观周铁根的从政履历，他曾以善于跟企业打交道著称。在担任如东县委书记期间，他曾力主洋口港建设，破解了当地“有海无港”尴尬。当时，由于对开发洋口港信心不足，投资方香港保华集团迟迟不敢和如东县签署合作协议。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当时兼任洋口港开发建设总指挥的周铁根向保华集团表态，只要保华集团将跨海大桥和人工岛建起来，“不管后边有无投资者，政府兜底收购！”这一承诺最终促成洋口港开发的关键性工程——黄海大桥、人工岛的建成。2008年10月28日，洋口港实现初步通航，结束了如东“有海无港”的历史。彼时，在开发建设洋口港时，周铁根曾坦言，洋口港是全国的重要港口，洋口港开发建设任务重，难度大，必须超常规强势推进。他还提出，吸引大客商就要解放思想，灵活地运用市场化的办法，能合作的就合作，“我们不能看到人家有利可图，就死抱着项目资源不放。要想方设法，尽可能早开发、早启动”。在江阴工作期间，周铁根也曾展现过和企业打交道的哲学。据《江阴日报》报道，2014年1月6日，也就是履新江阴市委书记后仅三天，周铁根便深入部分镇村、企业进行调研。他的第一站是“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在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后，周铁根提出，希望华西继续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把华西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此后，他还来到江阴的两大龙头企业阳光集团和海澜集团。周铁根说，企业是江阴发展的最重要力量，阳光集团、海澜集团等一批大企业集团为江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徐州工作期间，周铁根曾多次参加政企会谈，旨在加强同民营企业家沟通交流，听取大家的宝贵意见建议。据《徐州日报》报道，2021年4月28日，2021年度首期“政企交融汇”活动举行，周铁根出席并讲话。活动期间，周铁根认真听取企业家们的发言，不时插话与大家交流探讨，并就相关问题的解决提出具体要求。他说，举办“政企交融汇”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增进政企沟通了解，能够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确保服务更加精准、措施更加有效。从大家的发言中，深切感受到企业家们良好的精神状态，详细了解到企业发展情况和所需所盼，听后很受启发。开启“十四五”，要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进一步坚定信心。周铁根曾在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专门曾谈过他对政企关系的看法。他说，政府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是营造环境，企业才是发展的主体。“社会要对企业家给予充分尊重。政府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往这个方向发展。”周铁根表示，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诸如土地、金融等要素的获得，都离不开政府的帮助和协调，政府要做好服务工作，而在生产经营方面，政府不要去干预企业。2021年7月，周铁根转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后任江苏省十三届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江苏省十四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直至此番被查。值得一提的是，除周铁根外，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5月20日，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被查。王昊曾任徐州邳州市市长，沛县县委书记，徐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徐州市政协主席、党组副书记，宿迁市市长，宿迁市委书记等职。去年1月，王昊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7月25日，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兴振被查。冯兴振曾任徐州市农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沛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沛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州市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等职。2019年4月，冯兴振任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州矿务局局长。

作者：卢子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等媒体报道，上周六，美国首艘“性别中立”、可容纳男女水兵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潜艇“新泽西”号投入使用，开始服役。当天，大约4000人参加了在新泽西州米德尔敦举行的入役仪式。“新泽西”号指挥官史蒂夫·哈雷称该潜艇投入使用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新泽西”号 图源：美国海军自潜艇出现以来，通常只部署男性艇员。直到2010年，五角大楼开始允许女性到潜艇上服役，这就需要对潜艇进行适当的改造。“新泽西”号潜艇大约有135名艇员，它是第一艘从设计上就完全适合男女水兵共用的潜艇。这艘潜艇长377英尺（约115米），为核动力，航速超过25节。报道称，这艘潜艇还有一个非正式的名称——“新泽西女孩”。延伸阅读欧盟才回过神：耗巨资采购的武器装备 大都从美国进口话说俄乌冲突都持续了两年多，紧赶慢赶加紧重新武装的欧盟突然回过神来——耗费巨资采购的武器装备，怎么大都是进口货？欧洲曾引以为豪的国防工业去哪里了？图为媒体相关报道截图美国《防务新闻》10日称，由意大利前总理、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提交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欧盟竞争力报告》警告称，欧盟国家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从海外购买了太多武器装备，其中2/3来自美国。美国“政治”网站欧洲版9日称，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许多欧盟国家在迅速重新武装，根据该报告的数据，在2022年6月至2023年6月期间，欧盟价值750亿欧元的国防采购大单中，有78%都给了欧盟以外的军火商，63%指向美国——简而言之，美国在其中赚大发了。该报告出台后，欧盟方面似乎这才如梦初醒。老司机这就感觉很奇怪了。今年早些时候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年至2023年欧洲国家的主要武器进口数量比2014年至2018年增长94%。该所武器转让项目高级研究员彼得·韦泽曼说，增长原因是“订购了许多高价值武器”，包括近800架战斗机和战斗直升机，其中大都来自美国——例如荷兰、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比利时、丹麦、捷克等国相继决定或计划购买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F-35隐形战斗机，波兰还耗费上百亿美元采购美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相关统计显示，从2022年9月至2023年9月，美国获得的800亿美元军火订单中，来自欧洲的订单就高达500亿美元，是历史正常水平的5倍。波兰采购的F-35战斗机《欧盟竞争力报告》批评说，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未能在欧洲进行适当的投资以创建更强大的国防企业。“我们仍未在国防工业领域联合起来，帮助我们的公司实现整合并实现规模化。我们也不重视具有竞争力的欧洲国防公司。”报告强调了欧盟各国投资本国国防工业而非联合采购的弊端。例如当乌克兰请求欧洲国家提供火炮时，欧盟提供了多达10种不同的榴弹炮，包括法国“恺撒”车载榴弹炮、英国AS-90自行榴弹炮、德国PzH 2000自行榴弹炮、波兰“蟹”式自行榴弹炮等，但即便它们都是155毫米口径，但仍需要使用不同的炮弹，增加了额外的后勤负担。报告批评说，“欧盟正在浪费其共同资源。我们拥有强大的集体国防工业能力，但却将其分散到多个不同的国家和组织中。”在老司机看来，如今欧盟这种“花钱买美国保护”，其实也有迫不得已的苦衷。虽然《欧盟竞争力报告》把“采购欧洲装备”说得很轻松，但实际却远不是那么回事。例如欧洲制造业的衰落和长期的国防投入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哪可能是欧盟突然开始砸钱就能搞定的？当前欧洲军工企业连制造大口径炮弹的发射药原料都出现严重短缺，就很能说明问题了。何况不是这些欧洲国家非得买美国的F-35，但问题是欧洲就没有自己的第五代战斗机啊——虽然从2017年开始，法国、德国、西班牙就决定联合研制新一代战斗机“未来空中作战系统”，但现在该机连基本设计指标都没有确定。欧洲国家联合研制武器时的相互拖后腿，简直堪称地狱笑话。之所以韩国和土耳其武器得以快速占领部分欧洲市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部分欧洲国家发现需要紧急采购现代化武器时，欧洲防务企业的生产能力低下，被迫将市场拱手让给能够快速交货的海外军火商们……欧洲被迫将市场拱手让给海外军火商们 资料图再加上北约长期主导欧洲安全，美制武器在欧洲各国军队中传统上就占据很大比重。出于政治关系、安全机制、装备维护等多个方面的考虑，欧洲很多国家对美国形成国防依赖，列装的美制武器持续增加。如今欧盟发布报告承认现在面临的困境，也算是正视现实了。不过到底欧盟能不能下定决心改变局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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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多地寻呼机爆炸致多人死亡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黎巴嫩多地寻呼机爆炸致多人死亡

红星资本局9月17日消息，月薪10万的券商投行业务分部总经理葛某被降薪30%后，又因所负责的两个投行项目收到监管罚单而被扣发奖金。为此，葛某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和项目奖金，但最终败诉。近日，裁判文书网披露了这则劳动合同纠纷二审判决书。对于葛某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的诉求，法院认定，葛某所在部门两项考核目标均未完成，公司对其降薪并无不当，且降薪幅度在合理范围内。对于葛某要求公司支付项目奖金的诉求，法院则认定，葛某作为项目的承揽人及负责人，对于公司被出具警示函负有责任，故公司对其扣发奖金并无不当；此外，在葛某已取得某项目承揽奖金260余万元的情况下，公司扣发其该项目奖金12.73万元，亦属合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根据判决书披露的涉案项目信息，案涉公司为华英证券。葛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龙力生物（龙力退002604.SZ 注：该股已退市)重大资产重组、安德利(605198.SH)IPO两个项目，均收到监管罚单。图为法院相关判决书投行业务负责人讨薪负责的两个项目均收监管罚单判决书显示，葛某于2011年5月1日入职某某公司，双方曾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5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葛某原担任业务一部总经理，2023年2月起在某某公司业务拓展部工作。葛某自2015年起工资标准为10万元/月，2022年7月调整为10.2万元/月，2022年11月调整为7.14万元/月。2023年6月19日，双方劳动合同终止。同月，葛某向某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因仲裁委员会决定终止审理，葛某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公司支付2022年11月1日至2023年6月19日期间工资差额24.48万元，以及奖金14.73万元。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根据判决书披露的涉案项目信息，案涉公司为华英证券。葛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安德利IPO两个项目，均收到监管罚单。其中，龙力生物于2011年由华英证券保荐上市，因连续数年虚增利润财务造假，于2020年7月被深交所摘牌。红星资本局结合判决书以及公开信息发现，2020年1月14日，作为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持续督导机构，因未及时发现违规挪用募资，执业中存在部分尽职调查工作不规范等情况，华英证券和两名项目财务顾问主办人被山东证监局出具警示函。此外，2020年10月27日，因在安德利IPO项目中未严格履行立项程序，华英证券被证监会出具警示函。因上述项目收到罚单，2021年6月，公司决定扣发葛某的龙力生物项目奖金12.73万元，安德利项目奖金2万元，合计14.73万元。双方的争议也由此产生，即项目被监管处罚，公司是否可以追索葛某奖金。关于降薪是否合理，双方也有争议。公司称调薪后工资仍高于平均水平一审法院认定降薪合理，但应支付奖金判决书显示，2022年1月，葛某曾签署《2022年度业绩责任状》，其中对考核期内的业绩要求进行了约定，包括实现部门盈利、实现一定收入等，包括部门在考核期内实现收入不低于1800万元等。根据上述业绩责任状，如果未能在考核期完成考核目标，公司将视情况采取考核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解散部门、降职降薪、调整岗位、乙方辞职、解除劳动合同等。此外，公司《合规风险及违规事项报告、处置及问责办法》载明，经济处罚措施包括扣发奖金、责令退还奖金、减薪、停薪。葛某认为，降薪决定不符合劳动合同约定和依法制定的公司制度规定。同时，截至2022年11月，葛某管理的项目累计收入2.4亿，收支平衡账户下是正数1.846亿元，公司在2022年10月以2年亏损（合计290万元）为由通知其降薪30%的决定不合法，更不合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在质证时，公司给出了部分降薪依据。其认为，由于葛某存在未勤勉尽责履行充分核查程序的情况，导致公司可能遭受巨大损失以及对公司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公司调整其薪酬。公司还拿出了一份咨询报告，用于证明葛某调薪后的工资依旧高于行业市场平均水平。不过，葛某对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葛某的诉求，一审法院认定，2022年葛某所在业务一部没有盈利，也没有完成业绩责任状中载明的考核目标，因此公司依据责任状约定在合理范围内对葛某采取降薪的措施，并无不当，且降薪幅度也在合理范围内。一审法院还认定，葛某作为安德利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对于公司被出具警示函负有责任，故公司据此对其扣发绩效奖金2万元的处罚并无不当；此外，基于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与其他项目并无关联，如公司认为葛某存在过错需扣发奖金，也应扣发该项目奖金，而不应延伸至其他无关项目奖金。因此，法院判决公司应支付葛某奖金差额12.73万元。二审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认定公司扣发相关项目奖金合理原告葛某与被告公司均不服上述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资料图公司认为，葛某已经领取了龙力生物项目的全部奖金，因此相关处分决定提到的扣发奖金应当属于扣发当下未发放的其他项目奖金。葛某则指出，安德利项目组的业务活动与证监会检查和出具警示函是两件并行且没有交集的事件，没有证据证明葛某作为该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应对公司因内部控制不完善受到警示负有责任。二审法院认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葛某关于安德利项目奖金差额的诉讼请求并不当。同时经二审法院查明，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存在依据违规挪用募集资金的情况，葛某作为该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对项目流程、文件材料有进行审批职责，因此公司决定扣发葛某该项目部分奖金，有事实依据和规章制度依据。二审法院对此认定，在葛某已取得龙力生物项目承揽奖金260余万元的情况下，公司决定扣发其该项目奖金12.73万元，亦属合理。依据《合规风险及违规事项报告、处置及问责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可以扣发葛某的奖金种类包括合规风险或违规事项直接相关的项目奖金和其他无直接关联的各类奖金。最终，二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葛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其中包括对葛某请求改判公司支付其工资差额的诉求不予支持。延伸阅读知情人士：中金公司多人降薪降职 不接受可自行离职中金公司多人降薪降职，图为中金公司logo 资料图导读：中金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降薪和裁员计划，预计降薪幅度25%、投行业务条线裁员约1/3。作者 |第一财经 周斌8月30日，中金公司一则网传消息“中金公司多人陆续收到降职级降薪资的邮件，如不签字接受，将根据公司统一安排推进后续工作”引起市场关注。第一财经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确有此事，“相关考核前几个月就在做，此次相当于要员工签字确认接受降职级，并接受按对应职级进行薪资调整，如不接受相关安排，可以选择自行离职，不离职也不签字，公司将继续推进走流程统一安排降职降薪。”上述知情人士称。今年5月，第一财经从业内了解到，中金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降薪和裁员计划，预计降薪幅度25%、投行业务条线裁员约1/3。上半年中金公司已减员264人，大陆地区及海外均有涉及。根据中金公司30日披露的2024年半年报，截至6月30日，中金公司集团员工人数从2023年末的15327人减少至15081人， 13967名员工位于中国大陆及1114名员工位于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英国及德国。其中中国内地员工减少了221人，境外员工减少25人。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上半年仅资产规模超过2千亿的14家大型券商员工人数合计减少了5735人。其中减员最多的是方正证券，减少了1381人。还有包括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广发证券等在内的多家券商上半年减员均超过5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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