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报季落幕，浙江省13家城商行均已披露2024年上半年报告。

　　从各项经营指标看，浙江省13家城商行表现分化明显。作为A股上市公司，宁波银行、杭州银行的资产规模、营收、净利润等远超其他银行。2024年上半年，浙江省三分之二的城商行实现了两位数的资产规模扩张速度；营业收入增速差距较大，但有3家银行净利润出现下滑。整体上，浙江省城商行不良率处于低位，但部分银行由于业务快速发展而面临核心一级资本补充压力。

　　资产规模是银行所拥有的全部资产的价值总额，通常被视为实力和市场地位的重要体现。从资产规模看，浙江城商行可以分为四个梯队：1万亿以上、4000亿~5000亿、2000亿~4000亿、2000亿以下，不同梯队之间的银行差距明显，且排名并未发生变化。

　　截至2024年6月末，全国范围内资产规模上万亿元的城商行共有8家银行，浙江省（宁波银行、杭州银行）占据了两个席位。具体看，“老大哥”宁波银行以30337.44亿元的资产规模，远超其他省内城商行。杭州银行紧随其后，总资产为19848.14亿元。这两家银行资产规模合计50185.58亿元，占全省城商行资产规模的64.11%，超过半壁江山。

　　相比于第一梯队，第二梯队资产规模出现“断崖式”下降。截至2024年6月末，温州银行、泰隆商行、台州银行的资产规模分别为4971.18亿元、4282.68亿元、4035.86亿元。第三梯队中稠州商行、民泰商行、绍兴银行的资产规模为3214.51亿元、2890.47亿元、2581.96亿元。

　　另外，有四家银行总资产在2000亿元以下，且差距较小。其中，嘉兴银行资产规模为1791.30亿元、宁波通商银行、湖州银行、金华银行为1704.43亿元、1522.20亿元、1101.57亿元。

　　从规模扩张速度看，浙江省内有2/3的城商行保持了两位数增长。其中，温州银行增速最高，由4203.91亿元增长至4971.18亿元，同比增幅达18.25%。宁波银行、湖州银行增速保持在15%以上，同比增速分别增长16.67%、16.29%。

　　此外，杭州银行、嘉兴银行、民泰商行、绍兴银行、宁波通商银行等5家银行增速均在10%以上。另有4家银行增速不足5%，分别是泰隆商行（5.09%）、金华银行（4.64%）、稠州商行（3.6%）、台州银行（2.03%）。

　　营收创利方面，13家城商行之间仍有差距。2024年上半年，宁 波银行、杭州银行两家头部机构营收之和、净利润之和，分别占浙江省披露该数据的十家银行总和的61.85%、69.30%

　　2024年上半年，宁波银行营收为344.37亿元，在浙江省内城商行中处于强势领先水平。紧随其后的杭州银行为193.4亿元，是仅有的两家营收达百亿级的银行。排名第三的是泰隆银行，为87.55亿元，同比增长11.49%。其后，依次是台州银行65.42亿元、稠州银行46.29亿元、温州银行40.8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34%、8.03%、10.41%。

　　另外，有4家银行营收在40亿元以下：民泰商行32.99亿元、嘉兴银行21.30亿元、绍兴银行20.71亿元、湖州银行16.57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温州银行虽然资产规模仅次于宁波银行、杭州银行，但是营收排名却是较为靠后（第6名）。2024年上半年温州银行营收由去年同期的36.98亿元增至40.83亿元，迈入40亿元大关，增速达10.41%。然而，净利润11.19亿元，同比下滑17.54%。

　　联合资信在对温州银行的评级报告中，评价其2023年业绩时就提醒关注盈利情况，“得益于各项业务的快速发展，温州银行营业收入快速增长，推动净利润快速增长，盈利能力有所提升，但考虑到其投资资产仍存在一定的减值缺口，需关注未来盈利水平变动情况。”

　　从增速上看，湖州银行、泰隆商行、温州银行这三家银行营收增速超过10%，分别是17.85%、11.49%、10.41%。一定程度上，湖州银行的高速增长缘于其基数相对较小。其余的7家银行增速保持在5%~10%之间，即便是增速最后一位的杭州银行，营收同比增幅也达到了5.36%。

　　净利润方面，宁波银行、杭州银行依旧遥遥领先。2024年上半年，两家银行分别净赚136.49亿元、99.96亿元。除这两家银行外，仅有泰隆商行、台州银行、温州银行、绍兴银行净利润在10亿元以上，其余4家银行均在10亿元以下。

　　2024年上半年，金华银行净利润3.66亿元，处于垫底位置。但其与杭州银行、台州银行的“吸金”速度一骑绝尘，同比分别增长21.19%、20.06%、18.81%。此外，泰隆商行增速10.4%，是四家增速超过两位的银行之一。除温州银行外，稠州商行、绍兴银行净利润较2023年上半年有所下滑，降幅分别达2.71%、7.63%。

　　银行是风险的经营者，不良率反映了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拨备覆盖率反映银行的风险抵补能力。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披露的数据，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在2024年二季度末的不良率分别是1.24%、1.25%、1.77%、1.75%、3.14%、1.04%。

　　城商行不良率在各类机构中处于居中位置，且较2024年一季度末的1.78%，有所下降。浙江省内的13家城商行中，只有温州银行、嘉兴银行、宁波银行、杭州银行披露了不良率情况，分别是0.97%、0.88%、0.76%、0.76%，整体表现优异。同比观察，宁波银行、杭州银行不良率持平，温州银行同比下降0.18个百分点。

　　相比于良好的资产质量，部分城商行正在面临着资本补充压力。据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披露的数据，2024年二季度末，城商行资本充足率为12.71%，相比于一季度末的12.46%有所提升。具体到浙江省内城商行，截至2024年6月末，泰隆银行资本充足率由14.79%降至14.46%，降幅0.33个百分点。温州银行、宁波通商银行、民泰商行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下降0.29个百分点、0.07个百分点、0.23个百分点；民泰商行、温州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降0.13个百分点、0.45个百分点。

　　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规定：商业银行各级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为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5%、一级资本充足率6%、资本充足率8%。此外应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计提储备资本。储备资本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的2.5%，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

　　按照这一要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7.5%（核心一级）、8.5%（一级）和10.5%以上。对照浙江省内城商行情况，温州银行、民泰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逼近监管限额，分别为7.78%、7.97%。

　　联合资信在前述评级报告中指出，“近年来，温州银行主要通过利润留存对资本进行内源性补充，同时通过增资扩股以及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方式对资本进行外源性补充，资本补充渠道畅通；但业务的快速发展对资本消耗较大，核心资本面临一定补充压力。”温州银行在2021年、2022年、2023年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0.18%、8.65%、7.65%。

　　2024年7月，中诚信国际在对民泰银行的评级报告中提到，近年来，民泰银行主要通过利润留存和发行资本补充债券补充资本。2023年由于业务规模增长持续消耗资本，年末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降至7.96%；该行于年内发行5.00亿元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和15.00亿元二级资本债券，推动年末资本充足率有所提升。2024年以来该行业务规模保持增长，截至3月末，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7.96%和11.58%，核心一级资本面临较大补充压力。

责任编辑：李桐

孙寿康（记者 蔡贞仪）09月20日,“你好，我是支付宝官方理赔人员，可以给您提供100元的赔偿款。”接到这通礼貌的理赔电话后，温州某大学女教授郑女士（化姓）逐步被拉入陷阱，损失近100万元。9月11日，记者从温州市反诈中心了解到，瓯海警方已接到这起警情，希望广大市民能引以为戒。对方发来身份证逐步打消受害人顾虑郑女士称，事发当天她本来有事需要出门，可突然接到那通理赔电话，对方说她之前网购的蒸锅有质量问题，按照工作流程，他们可以支付100元的赔偿款。“我说自己有事要忙，这100元就不要了。但那个‘理赔人员’说，他们支付宝的理赔渠道已经开通了，如果我没按要求收下赔偿款，那么支付宝每个月会扣除我500元的余额，我觉得很冤枉。后来对方说，理赔程序只需要一两分钟，还专门有人帮助我，我就答应了。”郑女士回忆。接下来，“理赔人员”询问了郑女士给支付宝账户绑定了几个银行账以及是否有下载“腾讯会议”APP等信息。在得知郑女士因工作需要已经下载了“腾讯会议”APP后，“理赔人员”又要求她使用“腾讯会议”APP的共享屏幕功能，这样“理赔人员”就可以远程控制她的手机屏幕。这一特殊要求立即引起了郑女士的警觉，她连忙质问对方为何要“共享屏幕”？“理赔人员”要求郑女士使用“腾讯会议”APP的共享屏幕功能（资料图/图文无关）为打消郑女士的顾虑，“理赔人员”给她发来自己的工作信息以及身份证照片等证明材料。在“理赔人员”新一轮话术下，郑女士渐渐相信了对方。诱导她输入“验证码”三家银行近百万存款被转走随后，在“理赔人员”的诱导下，郑女士打开了一家银行账户的转账页面，对方给她发来一组银行卡账号及用户名，还说她接下来会收到“验证码”，只需要把“验证码”输入到转账页面金额一栏就行了。没多久，郑女士收到一组6位数的“验证码”，她将其输入到金额一栏，并通过APP刷脸功能验证通过。这时，“理赔人员”说，郑女士的操作有问题，后台没有通过理赔程序，需要郑女士换一家银行的APP再进行类似的操作。这一次，郑女士收到一组“29”开头的“验证码”，她再次输入到金额一栏。可是，“理赔人员”说这次依然没能通过后台的相关程序，他还问郑女士有没有其他银行的账户。已被洗脑的郑女士又点开了一家银行的转账页面，按照对方要求输入了一组“19”开头的“验证码”。很快，她收到这家银行的短信提醒，称她向某个陌生账户转账19万多元。“我马上觉得不对劲了，就问他们，不是说赔给我100元吗？怎么还要我转出19万元？”郑女士说，对方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还挂断了电话，她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立马赶到银行了解情况。银行工作人员解释，郑女士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她之前还有两笔转账，一笔是40多万元，另一笔是29万多元，这两笔款项原本存在两家不同的银行，郑女士在这两家银行都没有开通短信提醒业务。郑女士三家银行近百万存款被转走，图为银行卡资料图（图文无关）反诈民警提醒：接到理赔电话务必通过官方核实银行帮郑女士报了警，瓯海警方接警后第一时间赶来安抚她的情绪，并登记案情。郑女士说，她前后被骗99.6万多元，这些都是她一辈子省吃俭用的积蓄。反诈民警说，通过郑女士的遭遇，大家可以看出来，其实拥有高学历、高智商并不代表可以“免疫”电信网络诈骗，现在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在电诈团伙的设计下，有时过于自信大学教授与懵懂的小学生都是骗子的“猎物”。据介绍，所谓“共享屏幕”，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电脑或移动设备，比如手机之间共用一个屏幕。当两部手机之间开启“共享屏幕”功能时，操作其中一部手机，另一部手机会呈现出一模一样的屏幕效果。这一功能多用于远程会议、文件共享等方面，在带给大家便利的同时，也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设计出新型骗局。建议市民不要和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当因工作需要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时，切勿操作支付类、银行类App。警方提醒一定要对电信网络诈骗保持警惕，图为网络诈骗示意图他提醒道，市民接到任何自称是“客服人员”“理赔人员”的电话，一定要通过平台官方核实，如果对方提出的理赔等事项属实，那么转账也必须通过正规渠道，千万不要在对方指挥下进行“指定操作”。来源：温州晚报全媒体

孙寿康（记者 江维伦）09月20日,谭磊不喜欢别人喊他的职务，让大家叫他“谭哥”。说话结尾时，总带个“噢呀”，那是当地人才会用的语气词。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编辑 彭冲 校对 刘越镇上的人们常在夏天见他。沙石多镇，地处四川阿坝黑水县的山区。多雨的夏季，这里地质灾害多发，他总会去山沟附近的村子，挨家挨户敲门，提醒人们注意山洪。他叫谭磊，今年39岁，是这儿的镇长，大家习惯喊他“谭哥”。他常年穿一件黑外套，快步走在村道，劝这家的母亲不要喝酒，给那家的儿子寻医看病，陪创业者到政府部门办手续、签字，和独居老人聊家常。谭磊最后一次露面是今年7月24日。那天早上，昌德村附近发生泥石流，一名听力不好的老人被困，他在赶去营救的途中被泥石流卷走。失联四十多天后，9月5日，搜救人员在毛尔盖水电站库区尾水找到了谭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9月8日早上举行。上千人穿着黑衣、拿着菊花来送别。为防止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对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临时管控。“他真是可惜了。”一位来悼念的村民感叹。▲ 谭磊（右一）在救灾现场。图源：中共黑水县委宣传部泥石流28岁的杨忠（化名）第一次见这样的雨。从6月底开始，几乎每天下一场，到了7月，雨声已经让人听得“麻木了”。他住在昌德村，村子在山脚，夹在两条山沟中间，黑水河从村旁流过。每年雨季，附近常发生山体滑坡，“每次都不大，土体几天就能清完。”7月22日，镇长谭磊出现在村子里。他看起来比以前更憔悴，眼角的皱纹更多、更深了。穿着那件多年没换过的黑外套，他站在一户正修葺房屋的人家门口，提醒工人们注意安全，“不要抱侥幸心理。”然后，他检查了村里的洼地，确认没有村民家中淹水，又逐户提醒“不要外出”后，快步离开，赶往下一个村子。此后的两天，雨越来越大，声音像“下豆子”。伴随着的还有大风和雷电，“打雷时地板都在震。”杨忠回忆。7月23日下午3点20分，阿坝州气象台将暴雨蓝色预警升级为暴雨黄色预警。那天晚上到第二天白天，阿坝州迎来了一次强降水过程。24日早上，杨忠被一阵嗡鸣声吵醒，他穿上衣服出门，发现水已经漫出黑水河河道，几百米外的山那边，黑褐色的泥石流沿着山沟倾泻，一股树木腐烂的气味扑过来，脚底开始震动。口袋里的手机也震起来。各村组的微信群都在发布撤离信息。作为应急值班人员，杨忠迅速组织村民撤离。上午9点左右，奶子沟村党支部书记罗尔基到镇上汇报工作，正好遇上了谭磊。谭磊换上了应急时常穿的那件迷彩外套，行色匆匆，“昌德村发泥石流了，我要去看看。”几个小时前，他还在奶子沟村提醒村民，泥石流将至，“好好待在家里，不要出去。”在转移、安置了324人之后，谭磊听说昌德村甲足组还有一位听力不好的七旬老人被困。上午10点10分左右，他率队前去营救。杨忠知道，那名老人的家在山沟边上。后来，他听在场的人说，在去往老人家的路上，侧后方突然出现泥石流，谭磊招呼其他人快跑，自己落在了队尾。等人们跑到安全地带，回头发现谭磊已经被泥石流卷走。在场的人“腿都软了”。之后，那名被困的老人被安全救出。“谭哥”找到遗体的那天，同事和村民举着横幅来接他。相识快八年，杨忠记不清谭磊帮过自己多少忙了。前些年，刚毕业的杨忠返乡创业。当地有大面积的森林，每逢10月，红色、黄色、绿色和紫色的灌木长满山岭，被称作“八十里彩林”。当地人都以此为契机，开办民宿，包括杨忠。开业前，要办一些手续。刚刚返乡，杨忠对流程不熟，就向来村里走访的谭磊请教。谭磊直接领着他去相关部门签字。不久后，民宿顺利开业。杨忠觉得这个镇长很“接地气”。谭磊不喜欢别人喊他的职务，让大家叫他“谭哥”。说话结尾时，总带个“噢呀”，那是当地人才会用的语气词。谭磊（右）和村民。图源：中共黑水县委宣传部“他对老百姓好。”奶子沟村村民泽力说。奶子沟村是谭磊到任后的第一个联系村。泽力记得，80多岁的同村村民托巴有一个患精神疾病的儿子，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夫妻年事已高，平时无法照顾。谭磊知道后，每月都去家里询问。经过谭磊的协调，托巴的儿子最终被送往医院治疗。谭磊出事后，泽力想去送一程。9月8日，他驱车三十多公里，赶到了追悼会现场。车上还有50多岁的同村人三郎彭初。三郎彭初和谭磊认识将近十年，曾是村里的贫困户，患有糖尿病。谭磊时常来家里看他，每个月至少两次。脱贫后，谭磊对他说：“以前你的医药费报销多，现在报销少了。以后有啥要帮忙的，我给你帮忙。”谭磊还帮过三郎彭初的前妻和女儿。前妻泽郎哈木患有慢性病，但很爱喝酒，女儿俄玛头有听力障碍。因为担心两人的安全，谭磊每周来村子里给泽郎哈木做思想工作，还走遍了村镇的小卖部，挨家挨户打招呼，“不要卖酒给泽郎哈木。”在追悼会现场，读完悼词，泽力和三郎彭初各献上了一朵黄菊。两人身旁，密密麻麻都是人，不少是从县城里自发赶来纪念的。“爸爸找到没有？”事发前一天下午，谭磊在黑水县开会。会议结束时已经是下午五六点了，妻子杨梅让他回家吃饭。但正在汛期，容易有突发情况，谭磊怕耽误时间，就和妻子在街上随便找了家面馆，吃了碗面。那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妻妹宋拉告诉记者，谭磊今年39岁，是阿坝州茂县人。小时候，他父母在黑水县工作，带他一起在这里生活。2007年，谭磊在黑水县参加工作，认识了杨梅，两人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儿子。大约十多年前，谭磊被调去沙石多镇工作。一家人从此聚少离多。谭磊住在镇里，杨梅住在黑水县，儿子被爷爷奶奶接去都江堰读书。工作太忙了。昌德村的村民记得，有时候早上五六点钟，就能看到谭磊在村子里走访。每逢汛期，他常是正在吃饭，就被电话叫走。有一次周末，他难得回家和妻子团聚。结果吃饭时接到防汛命令，他放下筷子，起身就要走，“得上村里看看。”家人都说他是个“工作狂”。但谭磊也会想办法让家人感受到自己的牵挂。他每天都给家里打电话、打视频，杨梅每年过生日，他都会准备礼物和鲜花，还会做一桌饭菜。他还用花椒木给孩子做过磨牙棒，给杨梅写过“表白”小纸条。这些都被杨梅放进小盒子，好好收藏。一家人的照片总出现在他的朋友圈。今年6月，母亲过生日，谭磊没空陪，就提前在网上订了鲜花，还准备了卡片。谭磊和妻儿。图源：中共黑水县委宣传部杨梅总展望两人的退休生活：一起打麻将，耍农家乐，旅行。工作间隙，谭磊也会提起这事儿，说等有时间了，要多陪陪妻子和儿子。他失联的那些天，9岁的儿子谭勇（化名）问了很多问题。“爸爸找到没有？”“爸爸在河里面吃什么？”等不到答案，他偷偷拨爸爸的电话。但一直没人接听。值班编辑 古丽 李加减

“有人要就卖。”在二手电商平台，搜索“茅台酒内供职工”等字眼，仍然能看到相关产品售卖。中秋节临近，白酒销售进入传统旺季，多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表示，近期已加强对标有“特供”“专供”“内供”等字样的酒类商品的监督检查力度。近日，新京报记者走访节前白酒市场了解到，在国家重拳打击非法制售“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等假冒伪劣酒类商品的背景下，线下门店已难觅其踪影。但在一些二手电商平台、社交平台上，仍有零星店铺售卖所谓“内供酒”。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询问商家，对方称这些酒类系高仿、非正品，更有商家直言“就是三无产品”。今年6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了“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售“特供酒”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明确指出，目前市场上凡是宣称“特供酒”“内供酒”的都是假酒。律师也提示，即使商家在告知消费者“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不是正品的情况下，其知假卖假，销售带有“特供”“专供”“内供”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均属违法。“内供酒”仍在二手平台有售临近中秋，新京报记者走访市场发现，多家线下门店难觅“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踪影。有销售人员还会提示消费者，不要购买所谓“特供酒”，“都是假的”。在多家电商平台，新京报记者搜索“特供酒”“内供酒”“内部酒”等关键词和类似字眼，也看不到相关产品在售。不过，在二手电商平台以及社交平台，仍能搜索到少量标称“内供酒”的售卖信息。某二手电商平台上，卖家“A白酒供应链”在店铺介绍中标注“专注精仿名酒”。其产品页面内，有产品标称“贵州茅台蓝色内供酒”，整箱6瓶售价288元，产品图片为蓝色瓶身所谓“茅台内供酒”。另一卖家“天道酬勤”在售商品中，也有一款标价780元一箱的所谓“茅台集团内供酒”，产品图片显示，瓶身印有“茅台集团”“内供酒”等字样。据平台登记经营资质显示，上述两个卖家均为从事食品销售、酒类经营等相关业务的个体商户。其店铺内售卖的除了“内供酒”，还有多款其他酒类产品。新京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两家店铺，均被告知不是正品。“A白酒供应链”店铺工作人员表示，产品为“高仿”。被问及所谓“内供酒”严禁销售时，其称，“这是高仿，有人要就卖”。“天道酬勤”店铺的工作人员称，发货产品与售卖链接图片一致。店方承认所售“内供酒”不是正品，而是“酱香型的翻沙酒，还有一百多箱”。某二手电商平台上，“A白酒供应链”“天道酬勤”两个卖家销售所谓“内供酒” 图/平台截图社交平台的隐秘交易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冒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军队名义，以低档白酒灌装、勾兑生产、销售所谓“特供”“专供”等假酒牟取暴利，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正常市场秩序。2024年3月，公安部部署开展“净风”专项行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冒用党政机关、军队等名义，生产、销售所谓“特供”“专供”等假酒犯罪活动。5月7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严禁制售“特供酒”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规定，严禁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等。近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售“特供酒”违法行为。但类似“内供酒”的售卖信息，依然出现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新京报记者发现，这些所谓“内供酒”“专供酒”等产品交易方式较为隐秘，一些卖家看到消费者留言说想要购买，就会让消费者添加微信，避开平台私下交易。在某社交平台，新京报记者搜索“内部酒”关键词，可看到一些带有“内供酒”的图片。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其中一个卖家，被告知要根据其发布的图片加微信私聊。记者看到，其微信发布的“内供酒”图片显示“厂内招待用酒”“内供酒”“非卖品”等字样。有卖家或是为了引流，会在主页售卖标称“茅台镇内部接待用酒”的产品。被问及购买价格时，其回复称，“主页第一个作品是我微信号”。而被问及是否有“内供酒”，其回复称，“不建议拿‘内供酒’送人，要是懂行，估计都不会喝，这类酒都是假酒。”有卖家直言“就是三无产品”6月，公安部公布的6起打击整治非法制售“特供酒”犯罪“净风”专项行动典型案例显示，不法分子非法制售的“特供酒”八成以上系食用酒精勾兑而成，用于灌装的基酒价格多在每斤10元左右，包装材料占制假成本的80%以上。为高价兜售“特供酒”，犯罪团伙组建专门的网络营销公司，编造多种营销套路、话术蒙骗群众进行欺诈式销售，造所售“特供酒”高端稀缺的假象，以高于成本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价格销售牟利。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等多地消协也发布消费提示，“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等都属于违法商品，往往是将小酒厂、小作坊生产，成本低廉的白酒，经过包装进行虚假宣传而成。新京报记者咨询的上述卖家的相关“内供酒”产品，均不能提供产品具体厂家信息。其中，售卖瓶身标注“茅台集团内供酒”的卖家，先是称“酒是从五星酒厂灌装”，还附上一张在“五星集团”楼前的合影。当记者指出“图片合成得有点假”后，该卖家则说是“自己烤的酒，碎沙酒，五六年了”。有售卖所谓“茅台内供酒”的卖家直言，“酒是我们自己灌装的，包装是茅台镇的包材商去开模定制出来的，本来就是三无产品。”该卖家还称，“这个酒（媒体）都报道出来了”，但“知道的人是少数”，并晒出所谓其他顾客的订购信息截图，“这个客户都买三次了，都是十箱十箱地拿”。某卖家提供的所售“内供酒”图片 图/平台截图还有卖家所售“内供酒”尽管没有傍名牌，却连厂家名称都不标注，也疑似三无产品。一位“内供酒”卖家称，其售卖的“内供酒”分纸箱包装、木箱包装两种规格，木箱整箱购买比纸箱贵百元左右，区别是纸箱装“内供酒”无具体厂家名称和生产许可证等；木箱有生产许可证，但无厂名，并宣称“这是非卖品，厂家不让打厂名”。被问及具体厂家名称，该卖家仅告知产地是陕西柳林镇。该买家还称，“‘内供酒’一年要卖几千件，每天都在发”，“非卖品就是东西稀缺，每次生产出来都就卖完”，“中秋节前物流紧张”等。此外，有卖家在其页面发布“职工专用酒”等产品图片和信息，但称发货产品的箱子上没有任何字样。更有卖家使用涉嫌伪造的文件和公章，宣称“此产品不对外销售”，“产品质量更高”。律师：销售“高仿”也构成欺诈据央视新闻报道，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近日破获一起在直播平台售卖所谓“专供酒”的非法案件。据警方调查，犯罪嫌疑人先是伙同手下设计好“专供酒”的外包装图纸，之后联系酒厂谈妥基酒价格，又组织纸壳包装公司和玻璃制品公司定制生产包装材料，最后由酒厂对基酒调制、灌装后打包出售。就这样，一瓶原料加包装成本不超过40元的酒水，最终以350元每瓶的价格卖到消费者手中。不法商家为了把“戏”做足，还伪造“委托生产协议”，印上伪造的“某军区接待商品联络供应处”的公章。“即使商家在告知消费者所谓‘特供酒’‘内供酒’为高仿、不是正品的情况下，其知假卖假，售卖包装上含有‘特供’‘内供’‘专供’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消费者构成欺诈。”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钟兰安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他表示，消费者在被告知非正品且购买相关产品后，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可以合理维护自身消费权益，协助国家相关部门净化市场。新京报记者 秦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