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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欧美之间的电动车出口出现摩擦，图为港口 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刘晓林 在持续的高层斡旋中，中国与欧盟和美国之间的电动车出口摩擦同时迎来最新进展，也是非常不乐观的进展。其中，欧盟拒绝了中国提交的价格承诺方案，美国则坚持此前决定，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对电动汽车电池加征25%的关税。这是否意味着欧美市场两扇门都关上了？目前还很难下定论。9月1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将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会谈，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磋商。不过，从欧盟的态度来看，这场硬仗不好打。从欧美最新表态来看，美国坚持对中国电动车加征重税在意料中，欧盟的决绝却有点让人意外。按照欧盟此前的表述，对中国电动车启动反倾销调查并征收反倾销税，主要缘于中国电动汽车的价格因巨额补贴被人为压低，“扭曲了欧洲市场”，损害了欧洲电动车制造商的利益。照此逻辑，中国车企愿意提高价格应该正中下怀才对。但欧盟似乎并没有认可这份诚意。欧盟为何拒绝中国的价格承诺？撇开涨价幅度是否让其满意不谈，事实上，在这场博弈中，价格争议更像是一个幌子。“中国电动车可能带偏欧洲汽车市场的节奏，从欧洲手中夺去对全球汽车发展方向的控制权”才是欧盟真正的不满之处，在此基础上，欧洲更忌惮由电动车带来的中国竞争文化的输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欧盟不可能给中国电动车任何成为“鲶鱼”的机会，反补贴关税协商的空间并不大。美国亦然。综合公开披露的谈判细节，以及欧盟、美国从6月以来与中国之间的较量可以推断，中国电动车企业应该放弃对“双赢”结果的幻想了，抓紧制定新的合规出海方案，做好准备，迎接一个需要艰难开拓的高壁垒出海时代。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图为车展 资料图价格谈判空间很小根据中国机电协议披露的细节，在欧委会终裁决定拟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高额最终反补贴税后，中国机电商会按照本案调查程序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协调12家企业提交了价格承诺方案。“该方案充分考虑了本案特点和欧委会以往承诺实践，关注欧方诉求，完全具有合规性，并符合欧方提出的与征税同等效力、可执行和可监管的要求，同时展现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但“欧方既未与中方进行深入沟通，也不给出任何具体对案，而是直接拒绝了中方建议。”据汽车海外技术合规联盟旗下信息平台艾科森环境技术透露的消息，欧盟方面坚持认为，经过数月的调查，公共资金遍布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整个供应链，使欧洲企业面临遭受难以承受的经济损失的风险。因此，欧盟委员会建议根据品牌及其对调查的配合程度，在现有的10%税率基础上，对中国电动车企业额外征收7.8%至35.3%的关税。这一额外关税的制定标准就是缩小欧盟和中国制造商之间的价格差距。对于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提出的缩小与欧盟竞争对手之间价格差距的提议，欧委会方面认为，这一巨大差距是北京方面向这一利润丰厚的行业投入巨额补贴的直接结果。价格承诺是一种贸易工具，企业可以利用它来提高价格并控制出口量，以避免反补贴关税，而这类关税是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进入欧盟后可能很快会面临的。更重要的是，欧盟委员会认为，中国的价格承诺提议不能消除“调查中发现的补贴”对欧洲造成的“有害影响”，同时这些价格承诺也不能够得到有效监督和执行。至于中国车企承诺涨价多少、如何监管，以及欧盟所说的“有害影响”是如何界定的，现在都未有公开披露。但最浅层的逻辑是，中国车企承诺提高电动车价格、减少出口量，所改变的只是未来中国车企短期内收入的多少。而反补贴关税是一种惩罚性甚至带有追溯性的措施，其实施后不仅会带来和价格承诺同样的后果，还会弥补欧洲经济所遭受的损失。换个角度来说，欧盟委员会的要求是：在缩小中欧价格差距和消除有害影响上，中国的价格承诺必须达到和反补贴税同样的效果。很显然，这是直接封堵了从商业贸易角度进行对话的必要性。迎接高壁垒时代欧洲一直是全球汽车业的高地。自中国汽车有出口能力以来，进军欧洲一直被定位为难度很高的一个目标。所以，如今遭遇壁垒并不意外。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注定会到来的一战。从欧盟此次对中国电动车反补贴税调查的一系列操作和态度来看，欧盟口中的对欧洲造成的“有害影响”，除了指高性价比的中国电动车瓜分了欧洲本土汽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还包括由此可能带来的汽车业国际分工和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化。另一个层面，快速更新迭代的中国电动车，浸润着中国根深蒂固的竞争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价值观，现在国内市场流行的“内卷”便是这种文化内核的集中外化。而这些也将对欧洲“抵制过度竞争”的商业传统带来冲击。图为中国国旗和欧盟旗帜 资料图因此，反补贴关税的最大目的是阻止中国“鲶鱼”搅动欧洲和美国延续多年的竞争规则和节奏，给本土制造业争取追赶中国汽车业的时间窗口。意识到这一点，就能预测到，以正常的商业手段来改变欧盟决定的机会很小。有评论认为，当下的解决办法只能在政治层面寻找，目前双方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成员国将进行最终的投票表决。这也是最后一线生机。因为反补贴关税一旦实施，受影响的除了中国电动车企业，还有欧洲本土汽车制造商。政治权力拥有者的诉求和经济发展，和商业、企业以及市场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德国几大车企集团已经对反补贴关税表达了多次反对意见。这些企业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全球销量来自中国市场，承受不起中国反制所带来的后果。其次，欧盟对“中国造电动车”无差别抵制，也将影响到德国车企以中国为基地的出口计划。近日，大众汽车旗下西班牙品牌CUPRA（库普拉）品牌负责人向媒体表示，如果欧盟委员会按计划正式对CUPRA在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征收21.3%的进口关税，该品牌将会“被淘汰出局”，也将使他的公司“陷于危险境地”，最终影响到欧洲减碳目标进程。CUPRA目前在中国投产了纯电动车型Tavascan（塔瓦斯坎），负责生产的是大众在华控股合资公司大众安徽，该车不在中国销售，专供出口欧洲。西亚特品牌负责人表示，在当前的欧洲经济环境下，通过提高Tavascan价格来弥补由反补贴税带来的新增成本是不可能的，将投资巨大的中国产能转移到其他地方也是不现实的。此外，为了符合减碳目标，CUPRA将不得不降低燃油车销量。与本国汽车品牌的诉求呼应，此前支持反补贴税的西班牙政界也开始改变态度。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访华之后，与德国总理朔尔茨站在了同一阵营，呼吁欧盟放弃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额外关税的计划。西班牙的态度转变让欧盟的决定失去一支重要的支持力量。不过，对中国企业而言，现在不能把所有赌注都压在高层斡旋和谈判上。做好最坏的准备已经提上日程。一方面，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电动车进入欧盟和北美两大市场势在必行，国内的消费拉动力已经难以匹配不断扩大的汽车业产能和发展计划。更直白地说，虽然一再刺激，但购车需求有限，已经养活不了这么多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而不断加剧的价格战也让车企盈利越来越难。另一方面，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中国电动车的出海方式必将发生改变，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合规底线之上，更多商业模式的创新将被催生。其中，高调、直接的整车出口，需要变为更具策略性的具有长期主义的出口方式。无论哪种方式，有两点是可以预见的，一是中国电动车必须走出去才能活下去，二是汽车全球化的融合是无法阻挡的。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未经《经济观察报》社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否则将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刘晓林，经济观察报部门主任

中国与欧美之间的电动车出口出现摩擦，图为港口 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刘晓林 在持续的高层斡旋中，中国与欧盟和美国之间的电动车出口摩擦同时迎来最新进展，也是非常不乐观的进展。其中，欧盟拒绝了中国提交的价格承诺方案，美国则坚持此前决定，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对电动汽车电池加征25%的关税。这是否意味着欧美市场两扇门都关上了？目前还很难下定论。9月1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将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会谈，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磋商。不过，从欧盟的态度来看，这场硬仗不好打。从欧美最新表态来看，美国坚持对中国电动车加征重税在意料中，欧盟的决绝却有点让人意外。按照欧盟此前的表述，对中国电动车启动反倾销调查并征收反倾销税，主要缘于中国电动汽车的价格因巨额补贴被人为压低，“扭曲了欧洲市场”，损害了欧洲电动车制造商的利益。照此逻辑，中国车企愿意提高价格应该正中下怀才对。但欧盟似乎并没有认可这份诚意。欧盟为何拒绝中国的价格承诺？撇开涨价幅度是否让其满意不谈，事实上，在这场博弈中，价格争议更像是一个幌子。“中国电动车可能带偏欧洲汽车市场的节奏，从欧洲手中夺去对全球汽车发展方向的控制权”才是欧盟真正的不满之处，在此基础上，欧洲更忌惮由电动车带来的中国竞争文化的输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欧盟不可能给中国电动车任何成为“鲶鱼”的机会，反补贴关税协商的空间并不大。美国亦然。综合公开披露的谈判细节，以及欧盟、美国从6月以来与中国之间的较量可以推断，中国电动车企业应该放弃对“双赢”结果的幻想了，抓紧制定新的合规出海方案，做好准备，迎接一个需要艰难开拓的高壁垒出海时代。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图为车展 资料图价格谈判空间很小根据中国机电协议披露的细节，在欧委会终裁决定拟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高额最终反补贴税后，中国机电商会按照本案调查程序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协调12家企业提交了价格承诺方案。“该方案充分考虑了本案特点和欧委会以往承诺实践，关注欧方诉求，完全具有合规性，并符合欧方提出的与征税同等效力、可执行和可监管的要求，同时展现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但“欧方既未与中方进行深入沟通，也不给出任何具体对案，而是直接拒绝了中方建议。”据汽车海外技术合规联盟旗下信息平台艾科森环境技术透露的消息，欧盟方面坚持认为，经过数月的调查，公共资金遍布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整个供应链，使欧洲企业面临遭受难以承受的经济损失的风险。因此，欧盟委员会建议根据品牌及其对调查的配合程度，在现有的10%税率基础上，对中国电动车企业额外征收7.8%至35.3%的关税。这一额外关税的制定标准就是缩小欧盟和中国制造商之间的价格差距。对于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提出的缩小与欧盟竞争对手之间价格差距的提议，欧委会方面认为，这一巨大差距是北京方面向这一利润丰厚的行业投入巨额补贴的直接结果。价格承诺是一种贸易工具，企业可以利用它来提高价格并控制出口量，以避免反补贴关税，而这类关税是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进入欧盟后可能很快会面临的。更重要的是，欧盟委员会认为，中国的价格承诺提议不能消除“调查中发现的补贴”对欧洲造成的“有害影响”，同时这些价格承诺也不能够得到有效监督和执行。至于中国车企承诺涨价多少、如何监管，以及欧盟所说的“有害影响”是如何界定的，现在都未有公开披露。但最浅层的逻辑是，中国车企承诺提高电动车价格、减少出口量，所改变的只是未来中国车企短期内收入的多少。而反补贴关税是一种惩罚性甚至带有追溯性的措施，其实施后不仅会带来和价格承诺同样的后果，还会弥补欧洲经济所遭受的损失。换个角度来说，欧盟委员会的要求是：在缩小中欧价格差距和消除有害影响上，中国的价格承诺必须达到和反补贴税同样的效果。很显然，这是直接封堵了从商业贸易角度进行对话的必要性。迎接高壁垒时代欧洲一直是全球汽车业的高地。自中国汽车有出口能力以来，进军欧洲一直被定位为难度很高的一个目标。所以，如今遭遇壁垒并不意外。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注定会到来的一战。从欧盟此次对中国电动车反补贴税调查的一系列操作和态度来看，欧盟口中的对欧洲造成的“有害影响”，除了指高性价比的中国电动车瓜分了欧洲本土汽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还包括由此可能带来的汽车业国际分工和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化。另一个层面，快速更新迭代的中国电动车，浸润着中国根深蒂固的竞争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价值观，现在国内市场流行的“内卷”便是这种文化内核的集中外化。而这些也将对欧洲“抵制过度竞争”的商业传统带来冲击。图为中国国旗和欧盟旗帜 资料图因此，反补贴关税的最大目的是阻止中国“鲶鱼”搅动欧洲和美国延续多年的竞争规则和节奏，给本土制造业争取追赶中国汽车业的时间窗口。意识到这一点，就能预测到，以正常的商业手段来改变欧盟决定的机会很小。有评论认为，当下的解决办法只能在政治层面寻找，目前双方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成员国将进行最终的投票表决。这也是最后一线生机。因为反补贴关税一旦实施，受影响的除了中国电动车企业，还有欧洲本土汽车制造商。政治权力拥有者的诉求和经济发展，和商业、企业以及市场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德国几大车企集团已经对反补贴关税表达了多次反对意见。这些企业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全球销量来自中国市场，承受不起中国反制所带来的后果。其次，欧盟对“中国造电动车”无差别抵制，也将影响到德国车企以中国为基地的出口计划。近日，大众汽车旗下西班牙品牌CUPRA（库普拉）品牌负责人向媒体表示，如果欧盟委员会按计划正式对CUPRA在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征收21.3%的进口关税，该品牌将会“被淘汰出局”，也将使他的公司“陷于危险境地”，最终影响到欧洲减碳目标进程。CUPRA目前在中国投产了纯电动车型Tavascan（塔瓦斯坎），负责生产的是大众在华控股合资公司大众安徽，该车不在中国销售，专供出口欧洲。西亚特品牌负责人表示，在当前的欧洲经济环境下，通过提高Tavascan价格来弥补由反补贴税带来的新增成本是不可能的，将投资巨大的中国产能转移到其他地方也是不现实的。此外，为了符合减碳目标，CUPRA将不得不降低燃油车销量。与本国汽车品牌的诉求呼应，此前支持反补贴税的西班牙政界也开始改变态度。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访华之后，与德国总理朔尔茨站在了同一阵营，呼吁欧盟放弃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额外关税的计划。西班牙的态度转变让欧盟的决定失去一支重要的支持力量。不过，对中国企业而言，现在不能把所有赌注都压在高层斡旋和谈判上。做好最坏的准备已经提上日程。一方面，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电动车进入欧盟和北美两大市场势在必行，国内的消费拉动力已经难以匹配不断扩大的汽车业产能和发展计划。更直白地说，虽然一再刺激，但购车需求有限，已经养活不了这么多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而不断加剧的价格战也让车企盈利越来越难。另一方面，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中国电动车的出海方式必将发生改变，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合规底线之上，更多商业模式的创新将被催生。其中，高调、直接的整车出口，需要变为更具策略性的具有长期主义的出口方式。无论哪种方式，有两点是可以预见的，一是中国电动车必须走出去才能活下去，二是汽车全球化的融合是无法阻挡的。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未经《经济观察报》社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否则将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刘晓林，经济观察报部门主任

据CCTV国际时讯、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19日下午5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就黎巴嫩连续两天发生大规模通信设备爆炸事件发表讲话。纳斯鲁拉表示，爆炸事件造成大量伤亡，以色列已经“越过了所有红线”。他表示，9月17日、18日黎巴嫩发生的大规模通信设备爆炸袭击是“屠杀”，“可被视为宣战”。这些袭击是“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对真主党造成“沉重的打击”。纳斯鲁拉称，真主党已经在内部成立多个调查委员会，在技术和安全层面对两起通信设备爆炸事件展开深入调查，力争在短时间内得到确认结果，并采取必要的行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发表讲话 图片来源：CCTV国际时讯视频截图纳斯鲁拉强调，在巴以冲突停止之前，黎真主党不会停止军事行动。而就在纳斯鲁拉视频讲话发表的同时，以色列军机再次低空飞越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并在贝鲁特上空两次突破音障，引发巨响。这也是当地时间9月19日下午以色列军机第二次低空飞越贝鲁特。黎巴嫩公共卫生部长9月19日表示，9月17、18日在黎巴嫩多地发生的通信设备爆炸事件已致37人死亡、2931受伤。以防长宣称战争进入新阶段：军事重心将转到黎巴嫩方向据参考消息援引德新社9月18日报道，黎巴嫩发生寻呼机大规模爆炸后，以色列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18日宣布战争进入“新阶段”。报道称，几家以色列媒体当天援引加兰特办公室的话报道，行动重点是“北部前线”。以色列媒体援引加兰特的话说，部队和资源将被重新部署到北部。《以色列时报》网站援引加兰特的话报道，以色列在北部的战争目标“明确而简单：让北部城镇居民安全返回家园”。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也在一次视频讲话中再次作出这一承诺。据以色列总参谋长赫齐·哈莱维称，以色列军队准备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为实现这一目标创造条件。他断言：“我们还有许多能力尚未使用。”加兰特同时指出：“我们没有忘记人质，我们没有忘记我们在南方的任务。”他还说：“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也在同时履行它。”当地时间18日，黎巴嫩多地再次发生通讯设备爆炸事件俄国家杜马主席：须打击将电子设备用作爆炸装置的行为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9月19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洛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际机构必须制定措施，打击将电子设备用作爆炸装置的行为。沃洛金表示，在黎巴嫩，传呼机、对讲机等电子设备发生了一系列爆炸，数十人死亡，超过3000人受到影响。沃洛金说，必须彻底调查在黎巴嫩发生的事件，家用电子设备被用作爆炸装置这一事实本身就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查。有计划的高科技袭击会给世界带来严重后果。大规模生产此类“武器”的可能性将恐怖主义推向一个新高度。沃洛金指出，这是对所有国家的全球性威胁。国际机构必须制定措施打击此类罪行。延伸阅读：寻呼机爆炸幕后黑手疑是以8200部队:操控空壳公司制售据央视新闻报道，9月17日下午，黎巴嫩多地发生寻呼机爆炸事件，造成至少12人死亡、2800人受伤。18日下午，黎巴嫩多地又发生对讲机爆炸事件，已造成20人死亡、超过450人受伤。 另据报道，在黎巴嫩连续两天发生的寻呼机和对讲机爆炸事件，被认为是自真主党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安全渗透之一。尤其是当地时间18日发生的新一轮对讲机爆炸，导致真主党精锐“拉德万”部队高层遭到重创。 尽管以色列未正式承认或否认与此次攻击有关，但却暗示了可能的介入，并透露进一步攻击的可能性。8200部队士兵处理数据以军总参谋长：“我们还有许多尚未启用的能力”有以色列分析人士表示，以色列认为此次爆炸事件对真主党的精锐拉德万部队造成了“重大伤害”，其大部分领导人丧失了行动能力。此外有报道称，手机、太阳能系统设备、指纹识别器等多种电子设备也在两天内爆炸，造成进一步破坏。真主党最高领导人纳斯鲁拉预计将在19日发表全国演讲，这是爆炸事件后，他发表的首次演讲。外界普遍预期，他将在演讲中谴责以色列，并宣布大规模报复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18日访问了以色列北部的部队，并表示，随着战争“新阶段”的开始，以色列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北部战线。他提到真主党可能引发更大冲突，强调以色列需要“考虑所有作战可能性”。当天，以色列将参与加沙地带军事行动的第98师调往北部。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莱维也警告称，“我们还有许多尚未启用的能力……我们已经看到了其中的一些。”他还表示，“每当我们达到某个阶段，我们就准备好强行推进接下来的两个步骤。在每个阶段，真主党都可能付出很高的代价。”据报道，以色列在此次寻呼机和对讲机爆炸行动前已通知美国，但未提供详细内容。报道称，尽管加兰特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17日早上通了电话，但美国直到爆炸消息公开后才确认以色列已实施该行动。从华盛顿飞往开罗的途中，震惊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等美外交官们在飞机电视屏幕上观看了新闻播报。黎巴嫩人哀悼爆炸事件中的死者以“8200部队”或主导袭击其与摩萨德合作超过1年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大规模“寻呼机袭击”，使以色列军事情报局辖下精锐网络战专门部队8200部队成为关注焦点。一名西方安全机构消息人士称，8200部队不仅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一起策划了9月17日和18日的爆炸袭击，且在行动计划阶段，8200部队负责实验如何将小型爆炸物有效植入通信设备。消息人士透露，8200部队为此次行动已经与摩萨德合作了超过1年。然而，以色列军方拒绝对8200部队的参与发表评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也未对媒体的询问作出回应。公开信息显示，8200部队起源于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成立的早期密码破译和情报部队，专门负责网络战，并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等机构合作。其活动通常高度机密，范围从信号情报到数据挖掘，保护国家网络到渗透其他国家。其成员以极高的智力水平和年轻化闻名，据称是以军高层亲自挑选的精英组成。以色列军方轰炸加沙时使用了一款名为“薰衣草（Lavender）”的人工智能程序，该程序不仅打击目标的错误率极高，轰炸的附带伤害也十分恐怖。有报告称，该程序正是由8200部队开发。此外，8200部队还被认为参与了多次境外网络行动，其中包括2010年通过“震网”病毒破坏伊朗核设施的网络攻击。（红星新闻相关报道：以军事情报局8200部队开发的“薰衣草”或导致加沙大量平民伤亡，其退役人员在美国硅谷受到欢迎）设立空壳公司出售植入爆炸物的“特殊产品”12名听取了袭击情况汇报的以色列现任和前任国防和情报官员表示，这些带有爆炸物的装置是由以色列直接制造并提供给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并称这次行动复杂且耗时。据称，以色列多年前通过设立空壳公司来实施这项计划，成功向真主党出售了数千台从制造阶段便已被植入爆炸物和引爆装置的“特殊产品”。当地时间9月17日，在真主党据点附近，数千台寻呼机同时发生爆炸，导致12人死亡，约2800人受伤。虽然大多数受害者为真主党成员，但也有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爆炸后的寻呼机残骸上贴有金阿波罗公司的标签。专家猜测，可能是在寻呼机运送给真主党的过程中，有人植入了爆炸装置。金阿波罗公司创始人许清光表示，该寻呼机是由匈牙利公司BAC负责制造，金阿波罗仅通过许可协议允许使用其商标。爆炸后的寻呼机残片BAC公司否认制造了这些寻呼机，并表示其只是一个中介公司。然而，据知情的情报官员透露，BAC实际上是以色列为制造掩护而设立的空壳公司，真正制造寻呼机的是以色列情报机构。三名情报官员称，以色列为此至少创建了至少3家空壳公司。据称，以色列的目标是向真主党出售特制寻呼机，这些寻呼机电池中含有威力强大的高能炸药PETN。自2022年夏天起，这些设备就已开始少量供应给真主党。以色列于9月17日下达了激活这些寻呼机的命令，并在爆炸前故意发出了看似由真主党高层领导发出的阿拉伯语信息。此外，真主党因担心手机被以色列黑客入侵，自本轮加沙冲突爆发后，越来越依赖寻呼机进行通信，这可能为此次以色列袭击提供了可乘之机。真主党在今年夏天进口了数千台寻呼机，许多设备被分发给真主党及其支持者。18日发生的对讲机爆炸也有蹊跷。对讲机的外观是日本公司ICOM生产的IC-V82型号外观，但ICOM于19日声称，这款型号的销售大约在10年前已经结束，相关电池也已停止生产。ICOM还表示，爆炸的对讲机没有防伪标识，因此无法确认是否为其出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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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娱乐圈还真是好“孕”连连，先是吴谨言被曝已经怀孕，随后叶珂也传出了怀孕的消息。其实叶珂怀孕的传闻由来已久，虽然黄晓明并未官宣，但狗仔却在直播中证实黄晓明叶珂早已领证，且女方已在养胎中。黄晓明和叶珂随后知情人士也站出来发声，证实黄晓明和叶珂已领证结婚，且女方已经怀孕，并爆料了两人相处的一些细节，那就是男方对女方太上头。知情人士称黄晓明对叶珂十分宠溺，只因女方想吃日料，便让十几个男性友人陪着叶珂一起吃。席间黄晓明眼中只有叶珂，完全听不见别人说话。此外，黄晓明带叶珂和朋友聚餐时，还会额外点一些叶珂喜欢菜，称：我家孕妇要吃这些菜。知情人称黄晓明对叶珂十分宠溺其实黄晓明对叶珂的好，网友早就看得出来。中秋家宴大合影中，黄爸黄妈满心满眼都只有小海绵，黄晓明对满眼爱意的看着镜头。其实大家都知道他看得不是镜头，而是掌镜的叶珂。黄晓明的爱也化为行动，据悉其精心为叶珂挑选了四五个戒指，最终定下来和叶珂生日同样的克拉数。看看叶珂这颗钻戒的分量，设计和造型是否完全不输Angelababy那颗呢？Angelababy早前晒出黄晓明送的钻戒其实黄晓明一直是圈内公认的“老好人”，对朋友好，对爱人更好，看看当初他对Angelababy有多好，就能理解他对叶珂为何这么好了。Angelababy横店拍戏时，因为想吃哈根达斯，黄晓明不惜花钱把整条街的哈根达斯都买下来，让她可以吃上好几个月；Angelababy很喜欢养宠物，黄晓明便花重金买宠物送给她。Angelababy抱着两只狗最值得一说的当然还是2015年，黄晓明为Angelababy在上海举办的“世纪婚礼”。据悉，这场婚礼邀请了2000多位嘉宾。婚礼上的九层婚礼蛋糕，制作费时一个多月。黄晓明还为了Angelababy学习了其偶像权志龙的舞蹈，并在舞台上为她表演。黄晓明为Angelababy在上海举办的“世纪婚礼”在婚礼上，黄晓明还落泪告白Angelababy：即使七老八十走不动了，你还是我的小公主。你老说我把你宠坏了怎么办，那就宠坏了好了。此外，黄晓明还为Angelababy的事业出力很多，各种牵线搭桥让女方坐上了85花顶流的位置。看了黄晓明为Angelababy的付出，再看他对叶珂的好，是不是也能理解了。虽然这一次黄晓明谨慎了很多，恋爱多年才官宣两人在一起，也未明确是否结婚了。但网友纷纷笃定黄晓明对叶珂是真爱，毕竟和叶珂结婚也意味着黄晓明要成为四娃爹了。网友称黄晓明是四个孩子的爸爸啦的确，叶珂虽然比黄晓明小了16岁，但在此之前也有过一段婚姻，并和对方育有两个孩子。虽说孩子目前和叶珂的前夫一起生活，但黄晓明和叶珂结婚也意味着他正式成为叶珂孩子的继父，算上小海绵和叶珂肚子里的孩子，黄晓明成功荣升为四娃爹！黄晓明竖起大拇指不过黄晓明对叶珂如此上头，想必也是甘之如饴吧。只是小海绵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兄弟姐妹，不知道他适不适应呢？

清华大学“铊中毒”案受害者朱令的父母，日前曾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交的《侦查监督申请》，目前正面临处理延期。清华大学“铊中毒”案受害者朱令2024年9月16日，朱令的清华校友即华霖救助基金发起人张黎利在其个人公众号发表文章《朱令父母再次致信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不再延期处理监督申请》称，2024年8月26日，二老接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电话，被告知此申请属于信访事项，是按照最高检有关信访工作的规定进行的延期，延长办理的期限应为三个月，但还有可能因为案件复杂再次延期。文章表示，对于这一电话通知两位老人极为失望，因此在律师的帮助下提出了不同的法律意见，并在9月5日将法律意见书寄送给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并确认信件已送达。不过，截止至北京时间9月16日中午仍未收到任何关于此意见书的答复。两位老人表示，他们今年都已经八十多快九十了，不知这样的等待还能坚持多久。此前在2024年的4月15日，朱令父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侦查监督申请》，请求“对朱令被投毒一案侦查过程中有关部门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对其提出纠正意见或者检察建议并督促其对该案继续侦查”。该《侦查监督申请》递交后，朱令父母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短信通知称，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院已将其来信交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办理。关于《侦查监督申请》的具体内容，界面新闻注意到，其“朱令我们在一起”微信公众号提到，有关部门的侦查行为中存在一些违法之处，包括“结办”案件违法；没有认定犯罪嫌疑人与事实不符；解除对孙某的出国限制并为其变更身份信息违法；以缺少“直接证据”为由不作为，于法无据。同时，《侦查监督申请》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此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五百六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侦查活动中是否存在以下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十）不应当撤案而撤案的；……（十六）侦查活动中的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对此，《侦查监督申请》表示，鉴于被申请人在本案侦查中存在以上违法行为，且案件在国内外影响重大，特申请贵院依法对本案进行监督，以维护国家司法形象及权威。关于案件最新进展，9月19日下午，代理该案的律师李春光告诉界面新闻，因当事人父母和相关部门达成协议，已不再代理该案。不过此前李春光曾强调，朱令案依法应追查到底。他指出，现行法律并没有对已经“结办”的朱令案如何恢复，在制度上给予任何安排。被害人是否在世，与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是否终结侦查，没有法律上的联系。此外，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在公安机关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朱令出生于1973年11月，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92级学生。1994年11月24日起，朱令出现中毒症状，发生肚子疼、吃不下饭，以及头发脱落、入院未愈等现象。1995年3月26日，朱令再次病重被送入协和医院，昏迷长达5个月，出现中枢性呼吸衰竭等情况。当时因互联网还未普及，朱令多名同学将这种不明的病症翻译成英文，通过互联网向全球发出求救电子邮件，最终锁定了是铊中毒，但因错过最佳救治时间，毒素已对朱令的大脑和神经系统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从1994年中毒开始，朱令的智力、视觉、机体和语言功能没有得到恢复，生活始终由年迈的父母照料。2023年11月24日，朱令在病床上迎来50岁生日的前夕，脑瘤发作，颅压过高，瞳孔放大，高烧至39℃，陷入重度昏迷。在朱令生日当天，其父亲曾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这个案件已经放下了，这个结果已经很好了，当年的案件已经查得很清楚了。”同年12月22日，朱令在北京去世，年仅50岁。朱令于2023年12月22日在北京去世，图为朱令旧照关于该案，此前在1995年5月7日，北京警方曾对朱令被投毒一案正式刑事立案，直至1998年8月25日决定“结办此案”。网络流传的相关文件显示，侦查机关结办此案的原因是“直接证据不足，继续侦查难度大”。实际上，朱令当时的室友孙某被认为有重大嫌疑，警方也曾锁定凶手就在朱令的“身边”，但仍无法侦破案件。2013年，复旦大学投毒案告破，再度引发了公众对此案的关注。界面新闻此前报道，北京市公安局“平安北京”微博曾对“朱令案”作出回应，称因从朱令出现中毒症状到公安机关接报案件，时间已近半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了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此案最终无法侦破。李春光律师曾表示，严格意义上，北京警方所用的“结办案件”一词并非“法言法语”，对于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要么“侦查终结”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要么“撤销案件”。能够理解的是，从字面意义看，“结办此案”意思就是“此案办理终结”，即“朱令案”从刑事诉讼程序角度已经被侦查机关划上句号。李春光指出，侦查机关于1995年对朱令案刑事立案，标志着朱令案经审查后正式进入刑事侦查程序。刑事立案实际上也确认了朱令所遭受的人身损害系他人犯罪行为导致，即：存在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当时适用的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但是，2013年北京警方曾通报称，从朱令出现中毒症状到公安机关接报案件，时间已近半年，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经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李春光表示，根据该通报可以确定，就朱令案，侦查机关没有锁定或者抓获犯罪嫌疑人——这意味着朱令案并未达到可以移送审查起诉的标准，侦查机关显然也就不能以“侦查终结”后移送检察机关审查的方式“结办此案”。同时，他认为，公安机关既已认定朱令案属于刑事案件，在没有明确本案没有犯罪事实、不能确定本案也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能确认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等情况下，也不能成为侦查机关以“撤案”方式“结办”此案的法定理由。延伸阅读朱令案嫌疑人孙某近况披露 超4万人请愿把她驱逐出澳铊中毒案受害者朱令去世后，案件再度受到关注。日前，澳大利亚有媒体披露了曾与清华大学“铊中毒”案当事人朱令同宿舍的孙某的近况。报道称，孙某目前居住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州的一个小镇上，她和丈夫在当地拥有多处房产。1月22日，南都记者注意到，截至目前已有超过4万人在全球最大在线请愿平台上签署请愿书，希望澳大利亚政府能够将孙某驱逐出境。投毒案调查无果南都此前报道，朱令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92级学生，1994年末开始她突发怪病，1995年4月被确诊为剧毒物铊中毒。随后，各方确信朱令是被人投毒，警方曾立案调查，但至今无果。图为朱令早前的照片与朱令同宿舍的女生孙某，当时被认为是唯一能够合法取得铊盐并接近朱令的人。北京警方曾对孙某展开调查，但由于铊中毒测试报告出得太晚，相关场所无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已灭失。尽管办案人员尽了最大努力，采取了当时能够使用的各种刑事侦查措施，仍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2006年，孙某发表声明，坚决否认自己投毒，并称自己并非唯一能接触到铊盐的学生。2013年南都记者曾连续报道此事，帮助救助朱令的中学同学贝志诚透露，有一名黑客曾入侵孙某和其他同学的邮箱，获得孙某指导几名同学支持她澄清嫌疑声明的“发帖指南”等资料。南都记者曾采访到该黑客。他称，“我希望推动调查重启，只要努力了，就会有希望”。2023年12月22日，因为铊中毒全身瘫痪、脑神经受损，由年迈的父母照料长期照料的朱令离世。她的离世再度引发公众对“铊中毒”案的关注。朱令案后续引澳洲媒体关注1月18日，澳大利亚主流媒体《澳大利亚人报》发布了一篇题为《深陷中国投毒案件的投资人在澳洲海滨小镇》的报道，披露曾与朱令同宿舍的孙某的近况。据报道，孙某和丈夫目前生活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旅游城市史蒂芬斯港，她和丈夫在当地拥有多处房产。《澳大利亚人报》记者利亚姆·门德斯也公开了孙某和丈夫的多张近照。1月22日，南都记者注意到，去年12月26日一位署名为“为了正义”（For Justice）的网友在全球最大的在线请愿平台Change.org上发起请愿，要求澳大利亚政府调查孙某在获得澳大利亚签证、居留权时是否提供了虚假信息，并要求将孙某驱逐出境。请愿书列出的呈送人有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澳大利亚移民部长贾尔斯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请愿希望三位官员能对此事做出回应。截至22日，这份请愿书已有超过4万人连署，请愿还呼吁孙某应回到中国接受调查。南都记者连续数周多次就上述事件致电并致信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和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截至目前未有确切回应。此外，南都记者还注意到孙某并非首次被大众请愿驱逐，早在2013年，就有人在美国白宫网站发起电子请愿书，要求美国政府调查当时在美居住的孙某，并将她遣送出境回中国接受调查，当时有超过10万人签署了这份请愿书。朱令案嫌疑人孙维疑改名后住在澳大利亚 过着休闲生活1994年怀疑被人蓄意投毒的清华大学校友朱令去年底去世，澳洲媒体披露了被认为可能与本案有关的朱令原室友孙维的近况。《澳大利亚人报》（The Australian）星期五（1月19日）发布了一篇题为“Investor linked to China poisoning discovered in NSW coastal town”的整版文章，称澳洲海滨小镇上的一位房地产投资者，被指控是三十年来令中国数百万人深感震惊的神秘致命中毒事件的核心人物，并在头版导读。《澳大利亚人报》头版导读报道孙维文章披露，孙维已改名为孙释颜，不过当地人更熟知她的英文名Jasmine Sun，现生活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旅游城市史蒂芬斯港（Port Stephens），除了投资房产交易获利，还开了一家民宿。【朱令案回顾】朱令是清华1992年级化学系学生，1994年11月因铊中毒，身体出现异常。经诊断，朱令曾两次铊中毒，第二次中毒后，体内的铊含量远远超过致死量，导致她脑神经受损，全身瘫痪，智力退化至7岁，往后近30年的生活都由年迈的父母照料。因怀疑朱令遭人蓄意投毒，清华大学1995年5月向公安局报案。与朱令同宿舍的孙维被认为是当时唯一能合法取得铊盐并接近朱令的人，曾被警方列入调查对象。但铊中毒测试报告出得太晚，朱令宿舍物品被破坏，证据缺失，导致调查陷入僵局。孙维此前表示自己已被洗脱嫌疑，对投毒事件一无所知，也并未参与。【孙维现状】据报道，孙释颜和丈夫谢飞宇在史蒂芬斯港小镇建立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房产投资组合。孙维以211万美元的价格购得奎克斯山（Quakers Hill）的三处房产，于2021年出售，获利147万美元。这成为了证明孙维在澳大利亚生活的首要证据。2015年，她在新南威尔士州中北海岸的Booral又购得一个大型农场，最终于2017年在尼尔森湾（Nelson Bay）定居。孙维和丈夫谢飞宇共同拥有五处房产现在，这对夫妇共同拥有五处房产，包括一处度假民宿和另一处新装修的待售房产。在民宿介绍中，他们表示喜欢在斯蒂芬斯港（Port Stephens）地区的海滩游泳、划皮艇和休闲游玩，也享受骑自行车去鱼市场购买新鲜牡蛎，同时在码头上欣赏鹈鹕。孙维拒绝了《澳大利亚人》数次采访请求，她的丈夫谢先生表示，"我们真是太倒霉了，但我们还没准备好对此事发表任何意见。”谢先生还表示，他妻子的详细资料，包括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商业和财产记录，已经被试图解决朱令中毒事件的中国业余侦探在网上曝光。他们将矛头指向与孙维有私人和商业往来的个人，敦促他们不要与孙维交往，试图迫使她返回中国。"我想保护她，正如你可以想得到的，这不是一件好事。（当得知朱令家人有很多疑问时）当然，那你们就去写他们说的故事好了。"他补充说，“我们得保护我们自己。”【朱令之死再次引发关注】澳大利亚的退休病理学家泰德-麦克阿瑟博士（Ted Macarthur）曾出具法医证明，敦促对朱令进行检测，以确定是否含有剧毒铊，这是一种用于昆虫毒药和灭鼠药的重金属。该医生已于2010年去世。朱令案曾在2013年再次引发关注，当时孙维被发现在美国生活，超过15万人在白宫请愿书上签名，敦促奥巴马政府在孙维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后对其进行调查并将其驱逐出境。数百万人在中国和西方社交媒体上就此事展开讨论。但是案子至今未破。2023年12月22日，朱令因脑瘤发作去世，年仅50岁，据信这是铊中毒的后遗症。清华大学在官方微博称“我们对朱令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朱令的家人致以诚挚慰问。愿朱令此去有琴声相伴、一路走好。”她的父母现已80多岁，要求对30年前在清华大学发生的事件寻求一个答案。此案再次引发国内外关注。朱令父母通过“帮助朱令基金会”的代表告诉《澳大利亚人报》，他们将会怀念女儿的笑声、乐观和对生的渴望。他们说正义或许不会到来，但他们希望全世界都知道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朱令都没有合上她的双眼。"真相永远胜于一切......不要给朱令的家人、同学、所有受到朱令生活影响的人，包括你自己的家人，带来更多的痛苦。”该基金会代表表示，"我们希望她能回到中国。"唐女士是一名中英文口译员和教师，她是"正义之声"志愿者团队的成员，团队也一直致力于推动将孙维驱逐出境。"我们要明确指出，澳大利亚不是那些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人的避风港。“唐女士告诉《澳大利亚人报》，"朱令案（据称）的凶手享受着看似无忧无虑的生活，包括生日聚会和买卖房产，而朱令本人则在年迈父母的悉心照料下，与中毒后遗症——失声、危及生命的感染和器官衰退——作斗争。"虽然朱令的认知能力与儿童无异，但她的头发却见证了那些邪恶的罪行。"目前，已有37000多人签署请愿书，要求将孙维遣返回中国，接受有关朱令中毒事件的质询。请愿书的提交对象包括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移民部长安德鲁·吉尔斯 (Andrew Giles)和外交部长黄英贤 (Penny Wong)。

采写/薛瑞艺 黄琪 王子伊 肖汉华编辑/杨宝璐学生参加研学活动7月初的一个中午，刘桦坐地铁途径五道口站时，一群戴着小红帽、身穿蓝色马甲的孩子在两位成年人的吆喝下挤进了车厢。这一行有近20人，领头的是一位手持小旗的中年女子，队尾还缀着个年轻女孩，不少孩子热得满头大汗，干脆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席地而坐。刘桦凑过去一打听才得知，这又是一个来北京的研学团，刚刚“打卡”了清华大学，接下来要去奥体中心看鸟巢和水立方。来京两年，刘桦还没进过清华校园，好奇地追问校园内的情况。年轻女孩这才坦言：“我们没进去，就在门口拍了几张照片。”收费贵、溢价高、质量差……乱象频出的研学游背后，是研学机构为了“降本”增利各出奇招。在无门槛限制、无标准考核的情况下，许多研学课程被制作成了给家长的汇报演出。一位从业多年的机构负责人称，本来，研学游安排得怎么样、课程设计得好不好，孩子的感受才是核心，可“至少现在，孩子们的研学体验，依然取决于‘成年人的良心’。”“特色体验”项目张雪峰可能怎么都想不到，多年前他曾在演讲中说的，体验真正的北京就要去“早上五点天通苑北的第一班地铁”，如今真的成为了北京游学的一个“项目”。这绝非孩子们特意“没苦硬吃”。旅游旺季，有时旅游大巴车不好停车或交通堵塞，一些导游干脆选择带团乘坐公共交通往返景点——这在一些廉价的研学团里，被包装成了“特色体验”的项目。一位前研学导游向深一度介绍，如乘坐北京西郊线，就会被包装成打卡“最美西郊线”景点项目，“花很长时间在排队、坐地铁、到站拍照上。”北京地铁一号线也可以说成“中国首条地铁线路”——这是体验历史项目。据他介绍，市面上正规的地铁体验研学，需要和地铁、电车公司合作，能实地参观驾驶室、体验安检岗位、学习地铁调度规则等。“但如果只列为研学中的一个体验小项目，报这些团的家长不懂，也不会细问。”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团不仅“攻占”了公共交通线路， 也让博物馆和高校成了黄牛高价倒卖预约名额的重灾区，由于票价被搅乱，游学团临时改变收费标准也是常事。有家长告诉深一度，早在今年6月，她就为三年级的儿子报名了暑期研学夏令营，7月开营前却被机构告知要加收500元。负责人告诉她，加价的原因是几个原定的景点预约爆满，机构也需要从黄牛手中高价收票。清华、北大校园是北京研学团必打卡的景点。在清华，每日预约报备上限为3000人。每位师生报备单日上限5人次，单月上限15人次。有同学在清华树洞里吐槽：“黄牛把学生的预约通道给抢完了，家长想来学校都预约不上。”深一度记者通过闲鱼平台了解到，有不少写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线辅导”的帖子，注明“在校学生”，不接“二道贩子”，实则是在售卖预约名额。询问价格后，卖主告诉记者，代约入校的价格在每人180-200元不等。7月24日，北京大学官微发布了《校友预约入校违规情况通报》，引发全网热议。一支名为“北大金秋暑期定制课”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校友预约通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共139个入校名额，每名学员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王红薇参加研学时吃的盒饭货不对板不少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反映，给孩子报名的研学团以暑期游客多、难以协调等原因临时降低了食宿配置，实际体验与宣传“货不对板”。暑假期间，深圳的郑秋为自己和女儿精挑细选了10-12人的新疆精品研学小团，8天7晚8599元还不包括来回机票和餐食。一趟行程下来，两人总共花费3万多，体验感却让郑秋大失所望。出发前，郑秋就发现团里比原定多了3位成员，经过协商，工作人员承诺给予郑秋800元的赔偿和额外的无人机拍摄服务。晚上入住酒店时，郑秋和女儿所住的房间有明显的刺鼻气味，像是刚装修过，女儿的鼻炎还因此复发。后来换到一间味道稍淡的房间，他们依然不得不开着窗睡觉。报团前，该研学项目声称会给孩子科普新疆S21沙漠公路、克拉玛依采石油等地理知识，但在旅行中，郑秋和女儿一路上都没听到过讲解。到了五彩滩展览馆，带队老师甚至让他们自行进馆参观，自己则在馆外等待。直到一次闲聊时，郑秋才无意中得知，自己想象中“研学团”配备的专业老师，其实是当地旅行社派来的外包导游。此次新疆研学结束后，产品经理承诺的无人机拍摄始终没有兑现，连800元的赔偿也是郑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维权帖子后才收到。“如果是这样，我直接报旅行社就行了，比他们还便宜一半。”从新疆回来后，郑秋当即决定，取消原本已经报名的江苏研学团。初二学生王红薇原以为学校统一组织的年级研学更有保障，没想到刚出发，她就忍不住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吐槽。6月中旬期末考前，王红薇的班主任就宣传了这次苏大研学游。当时她向班里同学介绍，此次研学活动由专业研学机构承办，会带他们提前感受大学生活。班主任将报名表格共享在班群里后，家长、学生和老师都能看到谁在填写。王红薇和妈妈观望一阵后，发现班上同学几乎都报名了，于是也赶紧报了名。王红薇的学校将班级按成绩划分为三个层次，普通班、南通班和实验班。老师建议南通班和实验班所有学生都去，普通班学生自愿前往。说是“建议”，但王红薇发现，自己班里只有两位同学没去，还被班主任私下谈话。12天11晚的苏州大学之行，收费3600元，老师要求学生带着课本和练习册。“说是研学，不如说是换一个地方上课。”在苏州大学，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半，王红薇几乎全天都在上课，听自己的任课老师讲课堂知识。上课中穿插了4次两小时的讲座，由苏大教授分享苏州园林、历史、心理等常见的话题，讲座耽误的课时却还要在晚自习补齐。学生的一日三餐是盒饭。下晚自习后，老师才会将手机短暂发还给学生，学生得赶紧回寝室用手机扫码洗澡，9点50分又要统一上交手机。12天里，唯一一次的出游是某天下午游览苏州博物馆和苏州大学天赐庄校区。当天行程安排非常紧张，也没有配备导游讲解，想要听讲解的学生需自费租讲解器。王红薇和同学们在这两处景点走了个过场，最后以一张班级合影结束了游览活动。在苏大阳澄湖校区里的12天，她和同学只熟悉从教室到寝室这条路，“其他地方都没时间去。”省下来的钱学员参团体验差，很多时候是研学机构压缩成本的结果。一位资深的游学项目开发人向深一度介绍，目前研学由两类项目组成。第一类是狭义上的研学，属于教育产品的范畴。这种研学的消费者是学校，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参加。根据各地教育局的要求，此类活动本身就有价格上限。承接项目的研学机构想要盈利，降本是必然的选择。今年3月份，孙莹莹入职西安一家资质不错的研学公司，公司主营业务就是承接学校的研学活动。 孙莹莹透露，各地教育局对于研学收费都有一定限制。以西安市内不含餐食的一日游为例，收费标准不能超过200元，因此公司给学校的报价大都在190元上下。但实际执行时，为了盈利，每个学生研学活动的成本会被公司一再压缩，“绝对不超80元”。确定研学项目时，研学公司首先会与景区协商团购价，每位学生的收费可谈到50元以下，有些还会附赠体验项目。绘画等手工项目最常见，景区会提供场地和指导老师，但彩笔、纸张等耗材需要研学机构自备。入职一个月后，孙莹莹作为随队老师第一次跟团，拿到公司准备好的彩笔现场分发时才发现，这些笔看不到生产厂家和日期，打开后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味道，每个学生只能分到一根。原本的“扇子彩绘”项目变成了单色作画，学生们提不起兴趣，项目最终草草结束。但这些实则成本极低的项目，却会成为公司提高报价、向学校和家长宣传的筹码。另一大部分可缩减的支出在人力上。机构会为每个班级配备一名辅导员，这些辅导员并非机构员工，而是来自长期合作的外包机构。在孙莹莹眼里，他们的素质参差不齐。一次去兵马俑的研学活动上，她曾向直属领导反馈过部分辅导员态度差、有粗俗用语的情况，领导却劝她体谅。“可能领导心里知道，他雇人付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的质量。”报价清单中，机构会向每个学生收取15到20元的讲解费，但实际配备多少讲解员要看校方。今年5月，孙莹莹带着一个年级的研学队伍前往西安市周边景区，这所学校对于研学的要求相对严格，强调要为每个班级都配备一名讲解员。到了景点，孙莹莹却发现这些导游讲解时举着手机，对照百度百科念词，遇到学生提问就假装没听见。对于这样的情况，比孙莹莹入职久的同事觉得理所当然：“不到200块一个人，还想要什么体验呢？”第二类是市面上常见的假期研学营、精品研学小团，属于旅游产品。更准确地来说，应当称之为“游学”，或“研学游”。网传研学游的毛利率高达50%，但一年前，从一家研学机构离职后，马嘉禾自己开办了一家研学工作室，才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研学游虽然毛利率高，但和普通旅游一样，渠道商拿走了利润的大头。在不刻意压低成本、违规操作的情况下，他作为执行方，最多能拿到百分之十几。与普通跟团游相比，研学游还有天然的缺陷——它的直接服务对象大都是未成年人，几乎没有消费能力。马嘉禾告诉深一度，由成人组成的旅游团可以推许多自费项目，如进店消费、骑马拍照等。但研学团却没有这样的消费能力。没有了隐形收费的空间，不少研学游团队也会选择通过压低成本来提高利润。在旅游行业深耕9年，王禹如今经营着一家从旅行社转型的研学机构。他给深一度算了笔账：研学游想要压低成本，吃、住、带队老师工资都是可砍的大头，“研学机构愿意投入多少成本，很多时候全凭良心。”以北京五日游、20人的研学团为例，往返交通、景区门票成本的可操作空间不大。在住宿上，如果住在离天安门仅15分钟车程的大成路，选择体验更好的四钻酒店，旺季一晚人均就要600元。想要压低成本的研学团则会选择住在良乡等地，旺季一晚只需200元，如果再克扣些，住在河北等地的营地里，成本可以压到更低。而在饮食方面，50元的餐标缩减到30元也能吃饱，一日三餐至少省下近50元。砍完吃住两部分，第三就轮到师生比例。一名生活老师跟团5天，算上交通食宿和劳务费，成本至少要4000元。负责任的研学团一般每6到8名学生就会配备一位老师，但为了降低成本，不少研学团甚至每20个孩子才配备一位老师。这样压低成本之后，一个20人的北京五日研学团，机构起码可以多赚上万元。随之而来的自然是研学体验的下降。住宿地点偏僻意味着交通不便，要花更多时间在路上奔波。想去天安门看升旗，住在良乡要比住在大成路早起一个半小时，孩子们早餐只能用鸡蛋牛奶垫肚子；带队老师少了，管理难度增加，就要压缩孩子们自由参观和游览的时间。原本去故宫参观3小时，实际上只参观了1小时。“剩下的两个小时干嘛？就是不停地点人数、整队。”对于研学游产品而言，真正决定产品盈利上限的是研学项目和讲师水平的专业度。课程想要卖出高价，研学机构会在研学项目和师资力量上做文章。低端研学团进入故宫后，会蹭免费讲解或者只拍照打卡、走马观花，但精品团会提前报名故宫的官方课，单这一项，每人就要增收500到800元的课程费。王禹曾组织过北京到成都的暑期大熊猫夏令营，如果只是让团员“看一眼”，基地30元的门票就是这一项目的成本。但想要近距离接触体验，得花800元购买每天只开放200个的国际义工志愿者名额。如果能请到一位有专业背景的老师做主讲，如相关学科博士毕业、有讲解证书、在学校、博物馆等地挂职，一天2000元的课时费是保底，研学活动的收费也可以跟着水涨船高。但有一部分研学机构，会在宣传中提到“金牌讲师”这样模糊的字眼，其实请来的讲师不过是资历不满三年、甚至刚拿到导游证的导游，一天只要200到500元不等。孙莹莹在研学机构时带学生参加研学活动究竟谁是主角？第一次带研学，孙莹莹把学生们带到景区门口，负责对接的学校老师却迟迟没到。没有学校老师提供的签字盖章，他们无法带队进入景区，整个年级的孩子在太阳下暴晒。孙莹莹有些着急，连着给对接老师打了几个电话催促。事后，领导反而打来电话把她训了一顿。“你要知道我们伺候的是老师，不是学生。宁愿让学生等半小时，不要让老师不开心。”这句话孙莹莹到现在都记得，她觉得荒唐极了。为了让老师们满意，机构会给学校的随队老师准备礼物并提供单独的餐食。当学生席地而坐，吃着自己带的面包和水果时，学校的随队老师基本上都会被请去吃桌餐。带过这么多学校的研学活动，孙莹莹只遇到过一个学校的老师们主动要求和学生一起用餐。有些老师还会提出想看景区的付费演出，公司也会立即差人协调、满足要求。对于研学公司而言，这些“人情”开销都是成本的一部分，用在打点关系上的多了，花在学生身上的就会相应减少。完成一次研学后，老师和校领导的满意度决定了能否继续合作，相比之下，学生的体验并不重要。带研学团，孙莹莹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拍摄照片和视频，制作宣传推送。有一次研学项目执行得非常潦草，孙莹莹原本担心家长和学校不满，但负责老师对孙莹莹说，学校对这次研学十分满意。“因为照片是完美的，视频是好看的，现场执行的一些细节就无关紧要了。“由于研学游的教育学习效果很难量化，越来越多的项目也会选择把原本花在请好老师、好讲解上的钱，挪去请摄影师或者运营外包，在旅途中为孩子们拍摄精美的照片视频，制作vlog、美篇和电子相册。据王禹透露，这两年研学游市场的头部机构，即年营收在一个亿以上公司，许多都会增加旅拍作为卖点，五天的全程旅拍服务，光请摄影师就要花费8000到1万元。“大多数小孩和同龄人一起出远门就很高兴，机构只要能和家长交差就行。” 观察当下的研学市场，王禹发现许多家长对于研学游没有概念，有些甚至只是为了让孩子“有事可做”。至于孩子的游学体验如何，他们并不深究。今年五月底，带完春季学期最后一批研学团，孙莹莹离职了。她无法认同一个以教育为核心目的的产品，却如此漠视学生的感受。王禹的公司研发的研学项目‍‍缺失的标准研学游的热度，吸引了不少人想要进来分一杯羹，实际上，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明高暗低”。根据《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申请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应当取得企业法人资格证，并且注册资本不少于30万 元。机构想要做研学游业务，必须取得旅行社的资质才可以带团，还需要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挂靠的导游等条件，起步资金至少80万打底。但在实际操作中，机构却能靠“包桌”的方式借用资质。一年给旅行社交几千块钱，承包一张办公桌，就能借用它的资质承接旅游业务，开发自己的游学项目。由于市场缺乏统一的标准，监管就显得乏力，部分没有旅行社资质的研学团活跃在监管的真空地带。在小红书，王禹经常刷到有家长以研学游“游而不学”“货不对板”为理由，要投诉研学机构，却四处碰壁。如果做研学游的机构没有旅行社资质，和家长签署的相关合同也就不会生效。“他们不是旅行社，文旅局就拿这些机构没有办法，你最多只能向市场监管局投诉他们超范围经营。家长不懂，出了问题也不知道找谁。”除了市场缺乏统一标准，带团老师良莠不齐也是当下研学市场的顽疾。马嘉禾说，目前研学游带团老师资质的底线要求是必须有导游证。可在游学团当带团老师需要照看孩子更累，收入却不会因此增加。反而由于参团的都是小孩，导游没法加可以提成的收费项目，拿到手的都是“死工资”，收入还比平常的成人旅行团低。因此，真正经验丰富的优秀导游反而不愿意来带游学团。一位在旅游行业工作20多年的导游告诉深一度，目前愿意给研学团当带队老师的大多学历偏低，业务能力有限，知识储备也不足。真正的好老师们带高中历地科目，一天的课时费也很可观，出去带队研学，同样的收入，还要承受风吹日晒，“犯不着受这个罪”。今年4月，现居深圳的杨越正待业在家找工作，偶然在兼职群里看到了一则招募研学辅导员的消息，招募方自称是一家教育集团，与旅行社有合作。抱着尝试新行业的想法，杨越报了名。报名当晚11点，负责人给几名“临时工”拉了群，要求第二天早上到学校附近集合。辅导员的工资是120元每天，45岁以下都可以报名，杨越的任务就是帮带队老师看好孩子，不要出现安全问题。上岗前，机构没有任何培训，只提醒杨越等人不要向其他老师透露自己的兼职身份。正因如此，直到带完这批研学团，杨越才得知当天和自己搭班的所谓“带队班主任”，也是教育集团招募的临时兼职：“他们一天的工资是220元，筛选条件比辅导员稍高一点。要年轻，看起来像个老师。”研学课程难以得到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也是影响研学市场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研学教育领域，团队花心思开发的精品研学项目往往很难整理成标准化、可备案的内容。一套研学游课程，前期要花大量时间沟通资源、测评、现场调研。可项目一旦推出，其他研学机构就会立马跟风推出相同的课程体系，这对于愿意开发原创研学课程的机构是个不小的打击。王禹告诉记者，他的研学机构做过上百套课程，最终，能够获得备案的也只有三四套。降本、增效和提升服务质量，是“不可能三角”，但为了在激烈且无序的竞争中活下来，绝大多数研学机构，只能选择砍掉“提升服务质量”这一角，把“研学游”简化成流水线式的“跟团游”。马嘉禾之前就职研学机构，在他六年前刚入职时还雇着十几位全职研学讲师。后来因为疫情和行业竞争，“成本太高，养不住人”，到他离职时已经全部裁撤，改成从其他教育集团找临时外包，或者干脆在景区找讲解员顶上。后来他自己创业，组织的都是成本较低的市内研学游，目前正在尝试拓展成本更高的跨省研学游业务。他也说不好未来“万一不赚钱，又没人盯着”，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采访对象均使用化名）【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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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2024年9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