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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陈代忠收到了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根据裁定书，陈代忠6年前祖屋被拆一案，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最高法决定提审。当事人陈代忠。 澎湃新闻记者 庄岸 图58岁的陈代忠是福建省福清市玉屏街道石井村人。2018年7月7日，陈代忠的祖屋被拆，随后他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诉至法院。该案中，一审法院曾认定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强拆行为违法，两被告上诉后，福建高院二审则认为，上诉人主张房屋不属于行政征迁范围，涉案拆除行为系由石井村委会实施，其并未实施拆除的理由成立，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行为。今年6月，最高检针对该案向最高法提出抗诉。三个月后，9月12日，最高法作出裁定，决定提审该案。该裁定认为，根据新证据，二审裁定可能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问题。“没想到自己的案子能引起‘两高’的关注。”9月15日， 陈代忠向澎湃新闻表示。一审法院认定强拆行为违法案卷材料显示，陈代忠在石井村有一处祖屋（部分与他人共有，部分自有）。他称，因福清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石井段箱涵洞改造项目，其祖屋被列入征迁范围。由于他不认可补偿安置标准，未签订补偿协议。2018年7月7日，陈代忠的祖屋被拆除。陈代忠说，他认为系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组织，石井村委会派员进行了强拆。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均表示未参与拆除行为，本案并不属于行政纠纷，也不存在行政强制行为。随后，陈代忠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诉至法院。2019年6月26日，莆田中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莆田中院认定，案涉“石井段箱涵洞改造项目”系被告福清市政府的市政项目，由市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征地工作。涉事房屋被强制拆除客观上有利于该征迁项目的顺利实施，契合了被告福清市政府的征迁意图，故被告福清市政府应承担原告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法律后果。莆田中院表示，本案被告玉屏街道办提供证据可以证明其实际参与组织实施征迁工作，且在诉讼过程中收集证据，欲意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故玉屏街道办也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两被告未提供其责令原告交出土地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莆田中院表示，综上，原告陈代忠对本案被拆除房屋享有应份所有权，两被告未依照法定程序对原告房屋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由于该强制拆除行为已经实现终了的事实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判决：确认被告福清市人民政府、福清市人民政府玉屏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7月7日强制拆除原告陈代忠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二审法院驳回起诉，村委会称房屋系其拆除福清市人民政府和玉屏街道办事处均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6月19日，福建省高院对该案作出二审裁定，撤销此前一审判决，驳回了陈代忠的起诉。裁定书中显示，在调查中，石井村委会向福建高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介绍称，2016年福清市进行环城路建设，因村集体在环城路另一侧有大片土地，石井村委会打算建设一条石井村和环城路的衔接水泥路，以便村民往返通行，故向玉屏街道办和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提出申请,请求将箱涵南侧6栋民房纳入征收范围后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作出《福清市环城路建设指挥部专题会议纪要(二十九)》，同意将箱涵南侧6栋民房纳入征迁。石井村委会的《情况说明》称，因各种原因，案涉房屋后来没有列入征迁红线图。陈代忠在村两委及老人会的动员下，同意将案涉房屋拆除，所以石井村村委会雇请施工队于2018年7月7日拆除了案涉房屋。石井村委会还称，目前由于陈代忠又说不同意拆除，石井村委会因无强制力，其房屋东侧的剩余部分至今未拆，原准备修建的村里连接环城路的水泥路无法修建。而陈代忠则表示，从未同意任何人拆除其祖屋。福建高院在裁定书中称，在调查中，福清市政府否认在征地批复后将被上诉人的案涉房屋纳入征迁范围。从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提供的现场拆除照片和视频看，拆除现场仅有两名施工人员，施工现场平稳。两上诉人主张其没有实施也没有委托他人实施拆除案涉房屋，其不知施工人员的身份。福建高院认为，综合本案证据，就拆除的原因及强制力分析，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房屋不属于行政征迁范围，涉案拆除行为系由石井村委会实施，其并未实施拆除的理由成立，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行为，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至于被上诉人与村委会间的纠纷，相关当事人应另行寻求救济。故作出上述二审裁定。最高检提出抗诉，最高法决定提审陈代忠不服，向最高法提出申诉。2021年3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裁定，驳回了陈代忠的再审申请。最高法决定提审该案。最高法经审查认为，本案中，陈代忠以其祖遗房屋被强制拆除为由提起诉讼。从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看，涉案房屋并未被列入征迁红线范围内；因修路需要，在村两委和老人会的动员下，陈代忠同意拆除，村委会雇人将一间堆放杂物的房屋及陈代忠与他人共有的厅拆除后，其又反悔，故剩余部分至今未拆除。最高法认为，从前述情况看，涉案房屋拆除不属于行政强制行为，故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陈代忠的起诉并无不当。陈代忠的再审申请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之后，陈代忠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2023年11月23日，福建省检察院答复称：关于陈代忠诉福清市政府、福清市人民政府玉屏街道办事处行政强制检察监督案，本院经审查已于2023年11月23日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检抗诉通知书。 受访者 供图2024年6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针对该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9月14日，陈代忠收到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裁定书中称，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最高法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并裁定：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行终790号行政裁定的执行。裁定书中称，最高法经审查认为，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作出的《会议纪要》与案涉房屋在同一祖厝的陈友明等户与玉屏街道办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协议书》，以及玉屏街道办《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等证据有可能证明，《会议纪要》同意将陈代忠户的案涉房屋列入征迁范围，玉屏街道办受福清市政府委托，在对会议纪要涉及石井村6座房屋实施征收过程中，将案涉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根据新证据，二审裁定可能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问题。“收到这个裁定非常欣喜和欣慰，接下来我们就等待法院的公平公正的裁判。”陈代忠代理律师、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海峰表示。

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蓝鲸新闻9月15日讯（记者 陆鹏鹏）近日全红婵回到湛江老家，引发广泛关注，当地一些商家借机做起了以全红婵为卖点的旅游生意。湛江一些商家做起了以全红婵为卖点的旅游生意全红婵老家成景点，旅行社推出99元一日游9月12日，奥运冠军全红婵坐大巴回到湛江麻章镇迈合村老家，距上次回家已有两年，其动态引发了众多网民的关注。"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回去吧，明天再来。回去吧，太吵了。我们要休息了。"回家当晚，全红婵家门口挤满了围观打卡的人。全红婵和家人至围栏处和大家打招呼，让粉丝们明天再来。随着全红婵知名度的上升，当地一些商家借机做起了以全红婵为卖点的旅游生意。记者咨询了当地的一家旅行社，商家推荐一个跟团的旅游套餐，上面写着"打卡奥运冠军之乡迈合村"，此外还有湛江老街、金沙湾两个景点，一天内完成行程，跟团价99元一人。跟团旅游套餐99元一个人商家透露："全红婵是9月12号回老家的，这两天应该都在家，预计会过完中秋再走。但我们只是负责带游客打卡，不能保证看见全红婵本人。"行程中含迈合村另一家旅行社商家对记者透露，最近去迈合村打卡的人很多，但都是个人自由行，跟团的现在不多了，因为自己去很方便。另外，如果只做这个景点的团我们也不挣什么钱。除了旅游团外，周边的民宿也打着全红婵的名字做起了生意。记者发现，有商家在订房宣传页面上写着"跳水之乡、奥运跳水冠军全红婵、迈合村的字样"，商家透露，开车去全红婵家只需15分钟。周边的民宿打着全红婵的名字做起了生意饭圈文化入侵体育？国家体育总局：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从东京奥运会"一跳成名"到巴黎奥运会再度上演"水花消失术"，近年来，奥运冠军全红婵成为全民追捧的体育明星，在社交媒体上收获了大批粉丝。然而随着知名度的上升，粉丝的追捧逐渐走到了失控的地步。从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连日来迈合村出现了多个旅游团，游客以中老年群体为主，有导游举旗带着大批旅客在迈合村的街上游览。全红婵家周围的街道被各路人马围堵得水泄不通，严重影响到了全红婵及其家人的生活。全红婵家周围的街道被各路人马围堵得水泄不通在社交媒体上，有关全红婵家周边打卡的攻略更是多不胜数。网友分享称："村里为迎接游客扩建了停车场，并设置了冠军宣传板供人打卡，村民自发摆起了地摊，形成一条美食街。"据红星新闻报道，迈合村村干部全自华介绍，最近每天都有约1000人来村里打卡。早在9月初，"全红婵被饭圈吓哭了"的话题就曾冲上热搜。彼时，入住澳门某酒店的全红婵穿便服出门接人，因遭到数百粉丝围堵，无奈躲入女厕所，谁知竟有男粉丝打开厕所门，追进去举起手机狂拍，吓得全红婵失声哭泣。对于"体育饭圈化"的趋势，官媒曾多次点名，监管也出手治理。人民日报评论称，让畸形"饭圈文化"远离体育，对违规言行坚决亮红牌。今年8月，体育总局召开整治体育领域"饭圈"乱象专题工作会，会议提到，坚决遏制体育"饭圈化"愈演愈烈态势，坚决铲除畸形"饭圈文化"在体育领域滋生滋长的土壤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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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苏州河因市民盲目放生而出现大量死鱼，甚至一天内捞出1吨死鱼，受到公众关注。去年，全国首例非法投放外来物种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江苏结案。徐某从刘某处购买了2.5万斤原产于非洲尼罗河水系的鲶鱼，并将它们擅自放生到长荡湖，不久后，徐某放生的鲶鱼大量死亡。长荡湖水产管理委员会管理处副主任徐俊华表示，渔政监督大队历时10天，累计打捞出死亡鲶鱼20208斤。图为捞上来的死亡鲶鱼20208斤最终，法庭认为被告徐某、刘某构成共同侵权，应连带承担3.5万元生态资源损害赔偿费用，1.8万元专家评估费及5000元惩罚性赔偿。该案审判长、南京环境资源法庭庭长陈迎介绍，案发后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徐某违反国家规定，故意向长荡湖投放大量外来物种，严重危害长荡湖水生态系统安全。“根据《生物安全法》，未经批准擅自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的，由政府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捕回，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此外，长荡湖水域属于长江流域的范畴，《长江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在长江流域开放水域养殖、投放外来物种或者其他非本地物种。”陈迎表示，革胡子鲇也被称为非洲鲶鱼，属于外来入侵物种，肉食性凶猛。这种鱼在长荡湖水域中基本没有天敌，会对本土的鱼类形成竞争关系，严重冲击本土鱼类的生存，从而影响生物安全。庭审中，徐某多次对违法放生行为表示懊悔：“我对什么是外来生物，什么是本土生物，法律法规都不了解。”庭审中，徐某多次对违法放生行为表示懊悔陈迎认为，这起案件有一定的示范警示作用，提醒大众要有生物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如果涉及投放入侵物种，会构成刑事犯罪。来源：中国之声延伸阅读上海苏州河现无序放生：无人阻拦 最多1天捞出1吨死鱼苏州河42公里岸线贯通后，水面干净，岸线优美，深受市民喜爱，也由此吸引了不少人专程到这里放生。可实际情况却是，错误的“放生”等同于“杀生”，不仅让苏州河多次因大量死鱼登上热搜，今年还创下了1天捞出1吨死鱼的“新纪录”。4月18日网传视频画面截屏今年4月18日，网传视频显示，上海外白渡桥附近的苏州河水面出现很多鱼，其中部分已经死亡。此后，市水管处答复媒体表示，这些鱼可能是市民放生所致，死鱼已经被打捞。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上海多个部门去年专门联合发文，规范公共水域放生活动，为何越“规范”越加剧？记者日前前往实地走访。早上8点多，记者跟随保洁船，从苏州河周家桥基地出发，开启到江宁路桥一段的保洁作业。当天河面垃圾不多，以人工清捞为主，垃圾仓内大约一半是死鱼，船上恶臭难闻。作业的师傅在进行打捞作业的师傅告诉记者，下过暴雨或是宗教节日的两、三天后，清捞就必须要开自动设备。在他们拍摄的视频里记者看到，死鱼进仓，堪比鱼塘开捕，触目惊心。死鱼进仓画面触目惊心（摄于2024年8月10日）迅速清捞，不只为了城市景观，更是在与水质恶化抢时间，维护来之不易的水环境。上海水域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苏州河项目部副经理朱振文说，苏州河保洁长度24.78公里，每天有3条船同时作业，随着放生祈福的人越来越多，清捞难度逐年增大。作业人员表示随着放生祈福的人越来越多，清捞难度逐年增大，图为捞上来的各种垃圾和死鱼河里忙着清捞，而在苏州河两岸，“护生心切”的市民毫不知情。记者蹲点多日发现，放生行为在亲水岸线十分普遍。市民：想起来就放，刚刚吃过午饭，我想今天是初一，我就过来。市民：鱼，你们去自由自在吧！放你们，你们保佑我。市民在进行放生就连沿岸的养护管理人员也说，“随便放”“不碍事”。联勤保安：放生不管，随便放生的。有时候早上，桥上不知道从哪里拉过来，放好多鱼。绿化养护工人：经常有人放，不碍事的。网友记录下苏州河畔的放生现场事实上，近年来，苏州河每年都会因为大量死鱼引发关注，去年市农委牵头发布了规范放生活动的《意见》，明确放生的种类、数量、时间、地点等都要报告，接受监督检查。其中，郊区找沿岸属地农委报告，其余区向区城管执法部门报告。但记者咨询了静安、普陀、长宁等苏州河沿岸的城管部门，都不知道：城管部门1：肯定不是找城管，我们只是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单位，而不是给各种行为许可的。城管部门2：申请放生？没有这样的窗口呀。城管部门3：没有的，没有的，我们执法单位是没有行政许可的。由于《上海市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条例》没有将放生行为纳入禁止行为，没有执法依据，不能对无序放生行为做出处罚。好消息是，今年市农委在答复市人大代表建议时已经表示，将加大与相关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推进《条例》修订完善。但从更大范围来看，何谓“规范放生”？在河网密布的上海，答案依然模棱两可。而对本意爱护生命的市民来说，如何把公众的善意转化为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力量，或许才是更值得探寻的答案。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

9月14日，陈代忠收到了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根据裁定书，陈代忠6年前祖屋被拆一案，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最高法决定提审。当事人陈代忠。 澎湃新闻记者 庄岸 图58岁的陈代忠是福建省福清市玉屏街道石井村人。2018年7月7日，陈代忠的祖屋被拆，随后他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诉至法院。该案中，一审法院曾认定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强拆行为违法，两被告上诉后，福建高院二审则认为，上诉人主张房屋不属于行政征迁范围，涉案拆除行为系由石井村委会实施，其并未实施拆除的理由成立，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行为。今年6月，最高检针对该案向最高法提出抗诉。三个月后，9月12日，最高法作出裁定，决定提审该案。该裁定认为，根据新证据，二审裁定可能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问题。“没想到自己的案子能引起‘两高’的关注。”9月15日， 陈代忠向澎湃新闻表示。一审法院认定强拆行为违法案卷材料显示，陈代忠在石井村有一处祖屋（部分与他人共有，部分自有）。他称，因福清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石井段箱涵洞改造项目，其祖屋被列入征迁范围。由于他不认可补偿安置标准，未签订补偿协议。2018年7月7日，陈代忠的祖屋被拆除。陈代忠说，他认为系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组织，石井村委会派员进行了强拆。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均表示未参与拆除行为，本案并不属于行政纠纷，也不存在行政强制行为。随后，陈代忠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诉至法院。2019年6月26日，莆田中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莆田中院认定，案涉“石井段箱涵洞改造项目”系被告福清市政府的市政项目，由市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征地工作。涉事房屋被强制拆除客观上有利于该征迁项目的顺利实施，契合了被告福清市政府的征迁意图，故被告福清市政府应承担原告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法律后果。莆田中院表示，本案被告玉屏街道办提供证据可以证明其实际参与组织实施征迁工作，且在诉讼过程中收集证据，欲意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故玉屏街道办也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两被告未提供其责令原告交出土地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莆田中院表示，综上，原告陈代忠对本案被拆除房屋享有应份所有权，两被告未依照法定程序对原告房屋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由于该强制拆除行为已经实现终了的事实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判决：确认被告福清市人民政府、福清市人民政府玉屏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7月7日强制拆除原告陈代忠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二审法院驳回起诉，村委会称房屋系其拆除福清市人民政府和玉屏街道办事处均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6月19日，福建省高院对该案作出二审裁定，撤销此前一审判决，驳回了陈代忠的起诉。裁定书中显示，在调查中，石井村委会向福建高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介绍称，2016年福清市进行环城路建设，因村集体在环城路另一侧有大片土地，石井村委会打算建设一条石井村和环城路的衔接水泥路，以便村民往返通行，故向玉屏街道办和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提出申请,请求将箱涵南侧6栋民房纳入征收范围后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作出《福清市环城路建设指挥部专题会议纪要(二十九)》，同意将箱涵南侧6栋民房纳入征迁。石井村委会的《情况说明》称，因各种原因，案涉房屋后来没有列入征迁红线图。陈代忠在村两委及老人会的动员下，同意将案涉房屋拆除，所以石井村村委会雇请施工队于2018年7月7日拆除了案涉房屋。石井村委会还称，目前由于陈代忠又说不同意拆除，石井村委会因无强制力，其房屋东侧的剩余部分至今未拆，原准备修建的村里连接环城路的水泥路无法修建。而陈代忠则表示，从未同意任何人拆除其祖屋。福建高院在裁定书中称，在调查中，福清市政府否认在征地批复后将被上诉人的案涉房屋纳入征迁范围。从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提供的现场拆除照片和视频看，拆除现场仅有两名施工人员，施工现场平稳。两上诉人主张其没有实施也没有委托他人实施拆除案涉房屋，其不知施工人员的身份。福建高院认为，综合本案证据，就拆除的原因及强制力分析，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房屋不属于行政征迁范围，涉案拆除行为系由石井村委会实施，其并未实施拆除的理由成立，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行为，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至于被上诉人与村委会间的纠纷，相关当事人应另行寻求救济。故作出上述二审裁定。最高检提出抗诉，最高法决定提审陈代忠不服，向最高法提出申诉。2021年3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裁定，驳回了陈代忠的再审申请。最高法决定提审该案。最高法经审查认为，本案中，陈代忠以其祖遗房屋被强制拆除为由提起诉讼。从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看，涉案房屋并未被列入征迁红线范围内；因修路需要，在村两委和老人会的动员下，陈代忠同意拆除，村委会雇人将一间堆放杂物的房屋及陈代忠与他人共有的厅拆除后，其又反悔，故剩余部分至今未拆除。最高法认为，从前述情况看，涉案房屋拆除不属于行政强制行为，故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陈代忠的起诉并无不当。陈代忠的再审申请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之后，陈代忠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2023年11月23日，福建省检察院答复称：关于陈代忠诉福清市政府、福清市人民政府玉屏街道办事处行政强制检察监督案，本院经审查已于2023年11月23日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检抗诉通知书。 受访者 供图2024年6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针对该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9月14日，陈代忠收到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裁定书中称，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最高法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并裁定：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行终790号行政裁定的执行。裁定书中称，最高法经审查认为，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作出的《会议纪要》与案涉房屋在同一祖厝的陈友明等户与玉屏街道办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协议书》，以及玉屏街道办《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等证据有可能证明，《会议纪要》同意将陈代忠户的案涉房屋列入征迁范围，玉屏街道办受福清市政府委托，在对会议纪要涉及石井村6座房屋实施征收过程中，将案涉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根据新证据，二审裁定可能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问题。“收到这个裁定非常欣喜和欣慰，接下来我们就等待法院的公平公正的裁判。”陈代忠代理律师、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海峰表示。

编辑丨李岩9月1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发布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其中，百色市副市长方志高，拟进一步使用任设区市副厅级领导职务。公开资料显示，方志高出生于1968年1月，壮族，籍贯广西百色，中共党员，在职大学学历。方志高拟任新职方志高曾任田阳县坡洪镇镇长、县政府办主任，乐业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组织部部长、县委副书记，百色市委副秘书长（正处级）、办公室副主任，百色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市政府办党组书记、主任等职，2016年5月任乐业县委书记。据新华社报道，乐业县因境内著名的大石围天坑，被称为“世界天坑之都”。2020年11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批准乐业退出贫困县序列。2021年6月29日，方志高被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称号。 据《农民日报》报道，回顾摘帽过程，方志高感慨： “全是石旮旯，都是难 啃的‘硬骨头’。 ”乐业县为了做到“真脱贫、脱真贫”，对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对照“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收入达标等脱贫标准，逐户逐项研判，逐户研究解决短板问题、逐户紧盯跟踪落实，做到硬仗硬打、硬账硬结。2021年10月，方志高当选百色市副市长，负责民政、农业农村、退役军人事务、深圳百色对口帮扶协作等方面工作。至此番拟任新职。据官网介绍，百色市地处滇黔桂三省（区）交界，南与越南接壤，边境线长达359.5公里。全市总面积3.63万平方公里，辖12个县（市、区）135个乡镇（街道办事处），总人口423万。百色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和民族地区，也是全国生态型铝产业示范基地、中国芒果之乡，更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延伸阅读市委书记被提拔为副省级后 "70后"女市长拟进一步使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9月4日发布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黄江，女，汉族，1971年4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自治区党委委员，防城港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广西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党工委书记（兼）、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拟进一步使用任设区市正厅级领导职务。黄江曾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资料图）公开简历显示，黄江，广西桂林人，199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7月参加工作，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她早期任职于广西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2002年4月由校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学生工作处副处长调任当时县级贺州市副市长，后任八步区副区长。2006年，黄江任贺州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2009年6月任贺州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2009年11月，她职务再调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在2012年至2013年，她还挂职任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2017年，黄江调任北海市副市长、市委宣传部部长，2018年2月同时任北海市委常委，2020年2月，她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2021年8月，她任防城港市代市长，9月当选市长。此前，防城港市委书记谭丕创已被提拔为副省级。5月30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会议任命谭丕创为自治区副主席。谭丕创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资料图）谭丕创出生于1968年10月，广西贵港人，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市长，凭祥市委书记、凭祥边境经济合作区工委书记，崇左市委副秘书长（正处长级），梧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百色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钦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等职。2018年，谭丕创出任钦州市委副书记、市长。2021年3月，他转任防城港市委书记，至此次履新。“上官汇”注意到，近期多名市长出任任职地市委书记。9月5日，“安徽先锋”发布消息，日前省委决定：吴劲同志任滁州市委书记。吴劲，男，汉族，1969年10月出生，安徽巢湖人，2000年6月入党，1991年8月工作，大学学历，工学学士。2021年4月，吴劲任滁州市市长。此前担任滁州市委书记的是许继伟，他1964年6月出生，曾任滁州市市长，2021年任滁州市委书记。9月4日，“安徽先锋”微信公众号消息，日前，安徽省淮北市委副书记、市长汪华东，任淮北市委书记。汪华东，男，汉族，1972年11月生，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2022年8月，汪华东任淮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次月当选市长，至此次履新。此前任淮北市委书记的是覃卫国，他已任安徽省副省长、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9月3日，据中华先锋网消息，辽宁省委决定：李文飙同志任中共铁岭市委书记。李文飙，男，汉族，江苏泰州人，1970年5月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200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8月参加工作。2022年8月，李文飙任铁岭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并于次月任铁岭市市长，至此番履新。前任铁岭市委书记是宋诚，他1967年11月生，2021年6月起任铁岭市委书记，今年8月调任丹东市委书记。9月3日，据微信公众号“北斗融媒”消息，辽宁省委决定：高键同志任抚顺市委书记；王庆海同志任抚顺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并提名为抚顺市市长候选人。高键，男，汉族，1969年10月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2019年12月，高键任抚顺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当选市长，至此番履新。此前任抚顺市委书记的是来鹤。来鹤出生于1964年9月，2018年9月任抚顺市委书记，今年1月任辽宁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据江西省委组织部消息，9月3日，景德镇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江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出席并讲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小林宣布省委关于景德镇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胡雪梅同志任景德镇市委书记，不再担任景德镇市政府市长职务；刘锋同志不再担任景德镇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市长的免职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胡雪梅，女，汉族，1967年8月出生，江西玉山人，198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8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2021年3月任景德镇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5月任市长，至此番履新。此番卸任的刘锋，出生于1964年8月，自2021年3月起任景德镇市委书记。

泰国国王拉玛十世玛哈·哇集拉隆功和王后苏提达当地时间9月13日，泰国国王拉玛十世玛哈·哇集拉隆功和王后苏提达，一同出现在泰国文化中心主礼堂，在观看了芭蕾舞剧《天鹅湖》的演出之后，泰国王室中两位最尊贵的人与演职人员合影留念。可能是在场的很多都是外国人的原因，并没有出现出泰王和王后坐着其他人跪着的画面。当然，泰王和王后的确是占据了真真正正的C位，同时也和其他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据悉，这场芭蕾舞剧是第26届曼谷国际表演艺术音乐节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为了给泰王庆祝他的72岁生日，哪怕正日子已经过去了。新妃子名叫欧拉弄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泰王在被怀疑有了新妃子之后，首次跟王后同框现身。近一段时间有关泰王又纳了一个新妃子的事情，在社交媒体上传得沸沸扬扬的，当然泰国王室并没有进行所谓的官宣，所以也不能说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考虑到泰国王室喜欢保持神秘感的作风，这样的事情秘而不宣也是有可能的。据称新妃子名叫欧拉弄，是一名1992年出生的女士，曾当过正儿八经册封过的贵妃诗妮娜的侍女。此前就有过欧拉弄陪泰王住在德国巴伐利亚水疗度假酒店的消息，所谓的“后宫团20嫔妃”之一。欧拉弄专属的王室标志据称，欧拉弄还得到了专属的王室标志，颇有些身份已经确立的感觉，这也足以可见她的受宠程度。此外，泰王还以欧拉弄的名义，为她的母校捐款捐物，欧拉弄的母亲也参加了仪式。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这些消息都是一位名叫安德鲁·麦格雷戈·马歇尔的英国记者放出来的，他长期居住在泰国，自称掌握着泰国王室的“全面消息”，至于可信度如何，就不得而知了，但这些“宫闱秘事”显然是很能赚流量的。苏提达到西班牙去参加帆船比赛安德鲁发布这些消息的时间也挺会赶巧的，当时正值苏提达到西班牙去参加帆船比赛，这样一来就更有发挥的空间了。但显然既然是名正言顺的夫妇，就不可能永远不携手出现，这不没几天泰王就带着王后盛装亮相观看芭蕾舞了。46岁的苏提达颇为惊艳不得不说，当天现年46岁的苏提达也是颇为惊艳的，浅棕色的薄纱披在雪白的臂膀上，既雍容华贵又魅力十足，还真是挺符合人们对“王后”这个词的想象的。苏提达浅棕色的薄纱披在雪白的臂膀上不得不说，空姐出身的苏提达，在“母仪天下”方面做得还是挺到位的，不用说欧拉弄了，就算跟诗妮娜比起来也能赢得漂亮。但如果按照安德鲁的说法，端庄的王后只是给外人看的，那些看上去略显俗气的女子，或许才是泰王的心头好。苏提达始终保持着笑靥如花的状态坐在金灿灿的高背椅上，苏提达始终保持着笑靥如花的状态，感觉整个人都在散发着光芒。但她的内心究竟是怎样的状态呢，怕也只有她和她的心腹了解吧。

近日，带货顶流主播小杨哥深陷舆论漩涡，他带货的多款商品被人诟病，有的曾被处罚、有的涉及虚假宣传。如今这些商品引发的风波有的还在延续，有的似乎已经“风平浪静”。这些商品曾经在网上热销一时，如今厂家是否还在生产？受罚情况如何？产品整改情况又如何，是否还在销售？上游新闻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香港月饼”涉事商家仍在直播带货但关闭评论近日，在“疯狂小杨哥”（张庆杨）及其旗下各大主播直播间均在销售一款名为“香港美诚”品牌的月饼，随后#月销5000万元的香港月饼香港买不到#的话题冲上热搜，有网友质疑“月饼挂香港，实际跟香港不沾边”，涉嫌虚假宣传。伴随舆论发酵，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涉事店铺“美诚礼官方旗舰店”的账号一夜之间删除（或隐藏）了全部200余条视频作品，并开启了防打扰保护功能，非互关好友无法评论。不过，14日下午，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该店已经恢复了一条一年前发出的视频作品。另外，该店铺还在正常直播带货，此时直播间观众有700多人，但商家关闭了评论。该店目前最受欢迎的一款产品，是价值169元的“美诚礼黑松露流心奶黄美味月饼中秋节送礼盒伴手礼”，该店已售超过10万份。美诚月饼直播间已经关闭评论 网络图针对“月饼挂香港，实际跟香港不沾边”的问题，客服回应称，品牌自己从未说“香港美诚月饼”是香港产的，但在香港、广东都有公司，在广东还设有生产基地和运营中心，合法合规经营销售。月饼是特殊商品，非质量问题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生产厂家广州美诚食品科技公司工作人员告诉媒体，“美诚食品”品牌创始人在香港。针对月饼是否在香港本地售卖的问题，工作人员称是有合作店铺的。记者查询发现，涉事公司在2022年申请的“香港美诚”商标处于“被驳回复审中”，此外，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7月到8月发生了多次变更。蟹太太被大闸蟹协会暂停会员权利近来，两大顶流带货主播“辛巴”（辛有志）与“疯狂小杨哥”的交恶起源就是都带货了“蟹太太品牌”的大闸蟹，而两边的价格机制和规格都不一致。辛有志在直播中表示，“8月18号我开播卖螃蟹，卖了六七千万、七八千万。卖完之后，粉丝让加库存，加库存链接没了。品牌方蒙了，他说被小杨哥举报了。”辛有志随后多次指责“疯狂小杨哥”团队在质检、售后、赔偿态度等方面存在问题，双方矛盾逐渐升级。此次事件中所涉及的大闸蟹品牌，为知名品牌“蟹太太”。企业官网信息显示，2018年蟹太太品牌诞生，正式进军生鲜市场，并签约影帝黄晓明担任品牌形象，母公司为苏州西风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21年，“蟹太太”年销售额破2亿元，2023年全年销售额突破6亿元，同比增长100%。9月14日，上游新闻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蟹太太”品牌下的“蟹太太官方旗舰店”“蟹太太官方旗舰店优选”“蟹太太生鲜精选”等多个授权账号都在正常进行直播带货，此前引发争议的4只4两的公蟹、母蟹4只3两8只装的大闸蟹产品，目前售价为299元，14日截至发稿，四个直播间销量已经超过1300份，总销量已经超过6.4万份。上游新闻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询问客服，该产品是否在其他平台会更便宜？客服表示对其他平台价格不太清楚，无法进行价格承诺。对于产品是否足斤足两，客服承诺，商品签收24小时内反馈，拿到螃蟹去掉绳子称重拍照（剔除7%失水率），可按只数比例赔付。截至九月初，根据蝉妈妈数据，近30天内，“蟹太太”在某短视频商超平台的销售额在2亿元左右，其订单主要集中在8月21日到8月23日期间。“蟹太太”多次被网民投诉 网络图上游新闻记者发现，“蟹太太”在今年曾因多次“缺斤少两”“虚假广告”被市场监管局行政处罚。信用中国显示，今年4月，该公司因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被苏州市相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11万元，处罚事由是存在“短斤缺两”行为。据媒体报道，2024年6月，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官网发布公告称，取消苏州西风阁公司会员资格。公告指出蟹太太因“缺斤少两、虚假标注、发布虚假广告”等违法经营活动，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多次被市监局处以行政处罚。依据相关章程，该协会暂停该公司2024年度会员权利，退还该公司2024年已缴会费。对被阳澄湖大闸蟹协会“除名”一事，“蟹太太”官方客服对媒体称：“之前缺斤少两和虚假宣传是个别情况，现在我们保证质量。而且，蟹太太只有一小部分最高端贵价的产品是源自阳澄湖的，我们在线上直播间没有卖阳澄湖大闸蟹，只专供线下门店。”问题梅菜扣肉生产商被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在近日辛有志与张庆杨的带货争议中，辛有志一直批评后者在带货“劣质槽头肉生产的梅菜扣肉”事件中，对消费者没有赔偿。今年3·15晚会上，使用劣质槽头肉生产梅菜扣肉的三家公司被曝光，随后，安徽省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称，被央视3·15晚会曝光的这三家公司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罚款共计1287.2万元。其中，被罚款573.44万元的安徽东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即“御徽缘”牌梅菜扣肉的生产商，“疯狂小杨哥”曾为这款产品带货。事件曝光后，“疯狂小杨哥”所属的三只羊公司于3月18日发布公告公开道歉，表示已启动垫付退款工作，但未提到三倍赔偿。9月初，有多名网友反映称，自己此前在小杨哥直播间购买的梅菜扣肉得到了退款。不过，根据网友晒出的与客服沟通记录，此次并非“退一赔三”，只是将网友购买梅菜扣肉的原价退还。上游新闻记者在天眼查APP上看到，该品牌梅菜扣肉的生产商安徽东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在7月份因为露天堆放冷冻槽头肉、虚假标注生产日期等恶劣行为，已受到严厉制裁，被处以高达573万余元的罚款，并被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同时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目前，在各大电商平台都已经搜索不到“御徽缘”品牌旗下梅菜扣肉、手工狮子头、红烧肉等多款曾经热销的产品。问题原切牛肉卷被罚款50万网店下架所有产品9月9日，知名职业打假人王海在社交媒体晒出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爆出“疯狂小杨哥”带货的一款“原切牛肉卷”实际为加水和试剂的拼接牛肉。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该食品供应商为湖北鲜多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已被罚款50万元。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披露的处罚决定书显示，2023年12月5日至10日期间，青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并受理大量关于湖北鲜多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抖音网店销售的牛肉卷、羊肉卷并非宣称的“原切”牛羊肉，疑似合成拼接肉的投诉举报。处罚决定书认定，该公司明知自己委托生产的“澳洲谷饲牛肉卷”配料含牛肉、水、复配水分保持剂，但却在其抖音店面、直播带货推广、商品详情页面宣传“原切肉”，侧重宣传“无添加”属性，在主观上有误导消费者的故意；客观上已经使消费者产生错误判断，当事人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得了产品竞争的优势地位。最终对涉事公司罚款人民币50万元。鲜多裕肉制品旗舰店已经下架所有商品 网络图9月14日，上游新闻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的“鲜多裕肉制品旗舰店”看到，该店铺已经下架了所有产品，之前的销量停留在57.2万，不过账号并未删除视频。目前，在其他平台也搜索不到“鲜多裕”的相关产品。店铺客服回复称，如果认为收到的商品不好，可以直接联系主播，由主播答复。上游新闻记者 汤皓 部分内容据鲁中晨报、潇湘晨报、南方都市报、红星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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