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9月初披露消息时的措手不及相比，此次投资者关心的重点已然转移到了南北船合并的换股比例与套利空间，包括异议股东的现金选择权等问题上。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番异议股东保护价格设置为“120个交易日均价80%”，其较停牌前存在较大折让，且“南北船”均于停牌前一个交易日出现大跌，因此投资者普遍认为异议股东保护价格设置偏低。

对此，华东某投行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合并双方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以及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因均系出中国船舶集团，导致换股吸并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双方控股股东均需回避表决。设置偏低的异议股东保护价格也是为了防止两公司投资者为市场套利投出反对票，从而导致合并事项流产。

根据预案，中国船舶与中国重工的换股价格由两公司停牌前的120个交易日均价确定，其中中国船舶120日均价为37.84元/股，中国重工5.05元/股。以此计算，中国船舶将以对中国重工股东每股发行0.1335股的比例，换股收购中国重工全部股东股票。

1：0.1335的换股比例也左右了日内两家公司的二级市场表现。9月2日，本轮暨停牌前最后交易日，中国船舶、中国重工收盘价分别为34.90元/股、4.98元/股，股价比值为1:0.1426。

而截至9月19日收盘，中国船舶收涨3.32%，至36.06元/股。中国重工收跌2.41%，至4.86元/股，股价比值来到了更接近换股比例的1：0.13477。

另一方面，对于异议股东的现金选择权，预案给出了120日均价8折的价格，即中国船舶30.72元/股，中国重工4.04元/股。

事实上，在停牌前一个交易日中国船舶、中国重工分别下跌9.04%和6.39%，但即便如此，中国船舶、中国重工提供的现金选择权仍然较停牌前价格分别低13.3%和18.8%。因此部分投资者认为这一价格显得对异议股东缺乏保护。

资料显示，“南北车合并”期间，中国南车、中国北车的“异议股东保护价格”分别仅较停牌前折让8.22%、2.93%；“宝武合并”期间，宝钢集团、武钢股份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分别折让6.52%、6.12%；其均低于“南北船合并”的折价幅度。

对此，前述投行人士告诉记者，此番选择与当前市场环境有比较大的关联。

“根据相关重组管理办法与自律监管指引，目前仅要求在换股吸并时提供现金选择权，但对现金选择权价格并无任何硬性规定。”前述华东投行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

对于现金选择权价格偏低的原因，该人士指出：“目前的市场环境与‘南北车’合并时期已经完全不同了，换股吸并的推进时间周期比较长，而市场的不确定性目前依然较大，一旦两家公司股票跌破现金选择权，大量股东就会选择投出反对票进行套利。因此肯定要给交易设置足够的安全垫。”

他还指出，低现金选择权与停牌期间二级市场的走势也有一定的关联，由于停牌期间大盘总体呈现向下态势，现金选择权需要给两家公司“补跌”的可能留下一定的空间。

康德智库专家、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付永生律师则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需要平衡大股东、中小股东、公司本身等多方利益。异议股东保护机制定价偏低，可能是在综合考虑各方利益后做出的权衡。较低的定价有助于降低异议股东行使权利的意愿，从而减少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阻碍因素，促进交易的顺利进行。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定价偏低也可能引发市场质疑和异议股东的不满。因此，在设定异议股东保护机制时，应充分考虑市场反应和股东利益平衡问题，确保定价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从换股吸并的流程来看，根据预案内容，预案的各项数据尚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在本次交易相关各项工作完成后，中国船舶和中国重工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未决事项，并编制换股吸收合并 报告书，同时履行相应的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备考财务数据及估值情况将在换股吸收合并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其中，股东大会由于涉及中国船舶和中国重工双方的通过，而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均会回避表决，加上目前市场情况较2015年有较大差别，因此“南北船合并”能否顺利通过，尚存一些不确定性。

同时，中国船舶的第五大、第六大股东为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持股分别为1.03%和0.98%，第七至第十均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则为3.34%。而由于股权结构相对分散，中国船舶未来股东大会的结果似乎还有待二级市场的稳定，以及公司与投资者的充分沟通。

相比之下，“北船”中国重工对股东大会结果的把控力反而较强。

股东方面，中国重工控股股东中船重工集团（持股34.53%）及一致行动人大船投资（持股7.94%）、武船投资（持股2.13%）、北海船厂、上海衡拓、海为高科、中船工业集团亦会在股东大会投票时回避表决。但股东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持股6.10%）、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83%）、证金公司（持股1.75%）、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69%）、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53%）等非关联方持有较多中国重工股票，或能对股东大会施加更多有效影响。

而中国船舶与中国重工的重组如能成行，对其发展将有不小的促进作用。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指出，重组将整合两家企业的优势科研生产资源和供应链资源，促进造修船先进技术的深度融合升级，通过市场化手段推动中国船舶、中国重工及下属企业深化改革，改善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实现产业经营与资本运营融合发展、相互促进，发挥协同效应，实现优势互补。

黄文星（记者 朱子翔）09月20日,来源：长江日报一个多月前，西安75岁老人陈有银突然不辞而别，家人遍寻不见几近绝望，近日，他却出现在了武汉民警面前。一个动人故事也就此揭开↓↓↓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陈有银带着1000元，跨上自行车，骑行1000多公里来武汉圆梦：“每个人都有个念想，我嘛，就是想去武汉看看长江大桥。”带着1000元积蓄奔向青春时的梦想“同志，请问312国道咋走？”9月7日晚上11时，一位胡须花白的老人推着一辆自行车来到武汉市硚口区宗关街头的汉西警务站，向值班民警问路。9月7日，陈有银骑车在武汉看长江大桥。硚口警方提供视频监控截图“我们这没有312国道，您要去哪？”“我要回西安。”老人的回答令民警大吃一惊。经了解，老人叫陈有银，75岁，家住西安市蓝田县华胥镇。8月8日，他瞒着家人从家中骑车到武汉圆梦：看看“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那天，地里的棉花已采收，小麦还有1个多月才播种。中午，陈有银像往常一样下了3碗面，和妻子、孙子坐在一起吃完，然后洗了澡，换上了干净的蓝格子衬衫，从柜中拿出1000元积蓄和3套换洗的衣服，用军用雨衣包上，与装在塑料袋里的4个馒头、3瓶水一起拎到屋外，放到自行车车篓里，踢开“站架”，飞身上车，骑向村外，沿着312国道朝着自己的梦想之地武汉飞驰而去。到武汉，看长江大桥，是埋在陈有银心里50多年的念想。1970年，陈有银应征入伍，到河南开封空降兵某部当兵，连长黄火生是武汉人，每次提起武汉，提到武汉长江大桥，总是非常自豪。“晓不晓得，武汉有三镇，大得很，跟上海一起并称‘大武汉、大上海’。”“知道不，毛主席诗词中写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说的就是武汉长江大桥。”“对了，武汉长江大桥是‘万里长江第一桥’，火车都可以在上面走，你们有机会一定去看看！”连长绘声绘色的描述，在与共和国同龄的陈有银心中埋下了“去武汉，看大桥”的种子。陈有银的退伍军人证明书。当事人供图5年后复员回到家乡，陈有银就被生活的重担“套住”了手脚。想要出去看武汉长江大桥的念头只能深埋心中。转眼50多年过去了，儿女长大成了家，患病的妻子病情也逐渐好转，肩上的压力轻了，陈有银想出去看看的念头又活络了起来。老战友一句话令他心动“有机会要多出去看看”2023年，陈有银领取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这时他发现，同乡29个战友已“走”了十五六个，一位老战友感慨地说：“我们都是70多岁的人了，有机会要多出去看看。”陈有银领取“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拍照留念。当事人供图这话让陈有银动了心。可怎么去看呢，他又犯了难。自己种田为生，赚钱不易，出去花太多钱，不舍得。思来想去，陈有银决定瞒着家人，骑自行车去武汉，这样既省钱，又可以沿途慢慢欣赏。为了避免家人阻拦，8月8日中午，陈有银没打招呼就骑自行车出了村。外面，蓝天白云，山野连绵，蜿蜒的312国道一直通向远方。骑车飞驰在旷野中，陈有银一口气骑了40多公里，直到进入渭南市一个三岔路口才停下。在路边找了一家面馆，他吃了两大碗面条，才心满意足找地方休息。第二天早上起来，腰腿有些酸痛，但这对干惯了农活的陈有银来说，不算事。找了一个加油站，洗漱干净，吃了一个馒头，他继续上路。从渭南往前，就进入了华山地界，他眼前陡然高耸起来，路也变得崎岖难行。每天多则骑行五六十公里，少则三四十公里，身上酸痛了四五天，陈有银终于进入了河南境内。陈有银当年的第一个目标，是去开封当兵。他至今仍记得50多年前在河南开封当兵的情景。那时，风沙很大，路上行人连嘴都不敢张，一张嘴就是一嘴沙。如今所到之处，满眼是绿绿的庄稼、绿绿的树林，城内高楼林立、道路宽敞，当年的泥巴路、荒土山已看不到了。从三门峡、郑州一路走到了开封，陈有银找到了自己的“老连队”。“老连队”新修了营地和训练设施，令人耳目一新。他去的时候，新兵正在外面拉练，留守的战友热情地接待了他，听说他要骑行去武汉，纷纷竖起大拇指，并送了他一套新衣新鞋。12座长江大桥还没看完就迷了路9月5日早上，经过1000多公里跋涉，陈有银终于到了武汉。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武汉这么大，武汉的长江大桥也不止一座，这让没有智能手机导航、出行全靠问路的他一下子蒙了。“同志，请问长江大桥咋走？”“武汉有12座长江大桥，你要去哪座？”“我……要去长江大桥。”“那前面就有一座。”就这样，陈有银从北向南在武汉一连爬了4座长江大桥。事后，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陈有银一边回忆、一边赞叹自己在路上看到的一切。“武汉的长江大桥太壮观了，其中一座钢架桥有5层楼高，从一头走到另一头要好半天，站在上面我看到了江里的大轮船。”“武汉的长江大桥太漂亮了，不仅有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蓝色的，晚上灯光亮起，美得无法形容！”“武汉的建设太好了，我怕迷路，不敢走远，就围着长江和长江大桥看了3天。我不知道我去了哪几座长江大桥，是否去过老连长说的那一座，想找老连长问问，可复员都快50年了，彼此已断了音信。”“这次骑行来汉，我感受很多，祖国的河山真是壮丽，祖国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我为我们的祖国感到骄傲！”9月7日晚上11时，流连于武汉迷人的夜色，陈有银老人走着走着就迷了路，只好到路边警务站向民警问路。接警民警、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宗关街派出所民警王士豪事后对记者说：“当时，老人推着一辆自行车，车把手上挂着馒头和饮料瓶，车篓里塞着雨衣等物品，脚上的鞋满是泥污，虽然皮肤黝黑、面容清瘦，但精神矍铄。”9月7日晚11时，陈有银到武汉市硚口区宗关街派出所向民警求助。通讯员武龚萱 摄王士豪将老人请到派出所，一边帮他联系家人，一边想办法将老人送回西安。听到民警要送他回去，老人连忙摆手拒绝：“我是党员，手中还有400多元，可以自己骑回去，不用给国家添麻烦了。”照顾老人吃完休息，王士豪与同事连夜与西安市蓝田县华胥镇派出所取得联系，寻找老人的家人。9月8日凌晨1时，华胥镇派出所回复，他们找到了老人儿子陈东毅。当天上午9时，陈东毅开车从西安来武汉将老人接回了家。9月8日，武汉民警王士豪将陈有银老人（前排中间）交到老人的儿子陈东毅（后排右1）手中。通讯员武龚萱 摄长江大桥照片帮老人弥补遗憾9月11日11时25分，为感谢武汉民警帮他找回父亲，陈东毅委托在武汉的朋友到宗关街派出所，向王士豪等民警赠送锦旗。9月11日中午，陈有银的儿子委托在汉朋友代其向武汉民警赠送锦旗。通讯员武龚萱 摄据陈东毅说，其父不辞而别后，家人遍寻不见，于8月9日报警并发布寻人启事。眼看快1个月了，也没有任何消息，家人几近绝望，多亏武汉民警及时找到。目前，其父回家后身体状况良好。因为身上没有智能手机，陈有银老人虽然连看了4座武汉的长江大桥，都没有拍照留念，也不知道是否去了老连长说的武汉长江大桥。对此，陈有银老人表示：“这次骑行虽然有点远，有点累，但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值！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出去看看，还会来武汉！”9月12日，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专门将长江日报记者拍摄的“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的照片洗了1张，寄给了陈有银老人。9月15日，陈有银老人与“大桥”合影。9月15日，收到武汉长江大桥照片后，陈有银老人开心地让儿子帮他拍了张与“大桥”的合影。长江日报出品记者：陈勇 通讯员：王辉视频：陈勇 高文举

黄文星（记者 赖益谦）09月20日,近日，商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药监局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拟允许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9地设立外商独资医院（中医类除外，不含并购公立医院）。早在2014年，国家卫健委就发布了《关于开展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允许境外投资者通过新设或并购的方式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设立外资独资医院。除香港、澳门和台湾投资者外，其他境外投资者不得在上述省（市）设置中医类医院”。但到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发布修订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医疗机构纳入限制类。之后的2017年，国务院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再次明确，医疗机构的参与形式仅限于合资、合作。2023年，国务院发文，政策再次松动，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外籍及港澳台医生在京开设诊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放宽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因此，对外商独资医院的开放更多是受到顶层设计的影响。在政策利好下，外商独资医院在中国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样的，将面临哪些挑战和机会？我国拟允许多地设立外商独资医院。图/视觉中国高端市场不是唯一选项对外商独资医院来说，定位是最关键的，也就是目标客户是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标。从市场各方观点来看，普遍认为外商独资医院将定位高端，除了优质服务之外，高价药品和耗材等都是吸引患者的主要优势。不过，这只是基于过去二十多年中外合资办医的市场实践，并不代表外商独资医院未来真实发展的趋势。而且，在中国市场，外资医院中既有和睦家这样的高端医院，也有类似慈林医院这样扎根于县域以医保支付为主的医院。过去10年，中国医改进入了加速期，虽然政策聚焦点在公立医院，但随着以医保为主的支付方式改革的推进，对所有接入医保的医院都带来了明显压力。从药品带量采购到按病组（DRG）支付方式在全国推开，从异地就医医保直接结算到医保基金监管强化，医保支付体系改革进程明显加快。中国很多非公医院长期能维持高净利率，主要原因是非公医院能有效规避内部人员的以药养医。但随着医保支付价格持续下降，药品利润空间明显收窄，导致原先的盈利模式出现较大的压力。与此同时，考虑到中国非公医院的技术能力并不强，其所开展的手术大都集中在常规疾病，DRG对其的冲击是强过大型公立医院的。而且，随着异地就医医保直接结算的加快和医保基金强监管，部分原先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违规操作将面临监管的持续压力，这将导致部分非公医院的收入受到超出预期的压力。从这一角度来看，外商独资医院如果将医保作为主要支付方，将面临较大的挑战，如果定位于高端非医保医院，更适合进行差异化竞争。但是，除开投资机构，真正有着丰富运营经验的外资医院其实在应对医保改革上已积累了较好的管理经验。无论是DRG还是药价改革，海外市场的医保改革已进行了三十多年。目前来看，在美国有40％的医院出现亏损，而在日本，亏损医院超过50％。在发达国家，真正能保持盈利并有意愿向海外扩张的医院在应对医保改革方面的经验更为丰富。因此，外商独资医院的定位并不会因为自己的身份而限定自身的发展战略，既可以进入为少数高收入人群服务的高端市场，也可以进入为大众服务的以医保为主要支付方的市场。图为医院挂号处 资料图如何避免局限性发展？如果要进入高端市场，市场很小，发展潜力有限，其局限性有三方面。第一，高端人数不可能出现爆发增长，高端市场早期从外籍外派人员市场做起，服务这批从国外来中国就业的高管和他们家属的医疗需求，配合的是高端医疗保险，但随着外资企业的本土化及外企在中国面临的挑战增加，外派人员成本也在增高，因此外派市场的发展逐渐放缓，最近几年这一市场表现出增长颓势，因此大部分高端服务已经转向本土人士的需求。第二，高端医疗机构的竞争者已经较多，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发展瓶颈非常大。第三，这类医院的服务能力局限在门诊和简单手术，真正复杂的治疗需要转诊公立医院。新进入的外资医院投资方必须考虑到高端市场的经验才能避免重走局限性发展的老路。而要进入以医保为主的市场，如何平衡成本与投入就很关键。从海外市场的经验来看，应对支付方改革带来的压力下，医院的主要应对策略有三点：在人口密集和经济发达地区发展优势专科，重点发展重症等有门槛的专科并加大人才投入，控制成本并寻求更低成本的商业模式。第一，要想维持并获得增长，医疗机构不得不集中在人口密集地区。一般来说，人口密集也代表着经济更为发达，经济发达才能提供更多工作岗位，由于高收入群体集中在人口密集地区，其缴纳的医保水平也更高，商保的购买能力也更强。因此，无论是需求还是支付能力，都是人口密集地区更强，医疗机构也才能获得更多增长的动力。所谓优势专科是指医院能建立起优质技术服务能力并能获利的专科。在日本，虽然儿科需求持续萎缩，但由于高龄产妇增加后导致新生儿重症增加，推动了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的建设，而医院如果具备相关能力，其所获收入是普通儿科治疗的数倍。因此，日本儿科医生的数量在近年来不减反增，但分布更不均匀，更集中在类似东京都这样的发达地区。第二，在DRG和价值医疗实施之后，支付政策偏向于重症，轻症的收入出现持续的下降。因此，发展急诊和转诊，获取相关的重症就成为医院的主要策略。以美国最大的营利性连锁医院运营商HCA为例，HCA的住院病人次中，3/4来自急诊室，而住院手术中，一半转自急诊室。可见急诊室对于HCA获取病人和手术的重要性。过去10年中，HCA的急诊室就诊量从2013年的697万人次增加到2023年的934万人次，年均增速为3％。第三，面对支付模式改革带来的精细化监管，有效管控成本是医院能否盈利的关键。成本主要分为人力成本和产品成本，人力成本控制并不容易，但药品和耗材等成本的削减较为容易实施，特别在集采和国家医保谈判的大趋势下，产品价格持续下行对医院控制成本会是助力。外商独资医院的最大挑战都是人才 资料图最大挑战是人才不过，无论是高端还是以医保为主的定位，外商独资医院的最大挑战都是人才。由于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的医疗服务价格差距较大，如果直接从海外引进顶级医生，医院的营收可能都无法覆盖成本。而从本地引入医生，虽然可能给予更高的阳光收入，但由于年资较高的医生更依赖于编制带来的各种隐性福利，外资医院的高收入吸引力并不强。医生的编制和体制内所提供的平台、名誉和品牌优势一直是私立医院难以吸引人才的重要原因。中国医生的品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医院，医院的金字招牌就是可信可靠的保证，医生在这样的平台中得到的不仅是病人的数量，更多的是建立自身招牌的方式，离开了这一平台，也就失去了这一最重要的吸引客源的因素。这一点会是除了薪酬之外，医生离开体制最大的考虑因素。从现有中外合资办医来看，更符合实际的模式是通过提供比较好的薪酬以及工作环境，并用与国际接轨的职业培训和再发展来吸引本地和海外的中青年医生，尤其是本地大医院的中低年资医生作为骨干，同时邀请大型公立医院的高年资医生通过多点执业来坐诊，并通过远程医疗的模式为国内的重症患者提供海外名医的二次诊疗等服务。事实上，纵观世界各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医疗服务始终是一个本地化的市场，当地最优质的医院一般都是在本地深耕多年的大型公立医院或私立非营利性医院。从这个角度来看，受制于优质人才的匮乏，外商独资医院在中国的发展将只是国内医疗服务市场的一个有益补充，更多是提供有价值的管理模式、理念和技术水平。（作者系医疗战略咨询公司村夫日记创始人）作者：赵衡编辑：杜玮

“很多餐饮老板们在见到我之后说，之前最不想见到的就是我，但现在想见到的反而又是我。”北京鲸起智造餐饮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鲸起智造”）创始人安大为，从2019年开始做二手回收。过去一年，是安大为经历的餐饮业最“疯狂”的一年，用他的话说，“应该是有史以来餐饮业半年开店数量最多的一年”。而到了下半年，安大为又回收到了不少上半年才开的门店设备。一来一回，安大为称过去一年忙得没有时间去开新仓库，团队也从7人扩大到15人。虽然在7月份收了42家火锅店，但安大为表示，过去一年，火锅店还不是他们收的最多的店铺，茶饮店更多。安大在7月份收了42家火锅店 资料配图 图据视觉中国（一）二手回收商：回收奶茶店设备也看品牌影响力近期，书亦烧仙草因“回收商不收设备”引发市场关注。安大为告诉红星资本局，也会做书亦烧仙草的回收，但回收价格在一家店4000元以内，超过4000元就难以流通。在四川几个县城做设备回收生意的钟先生则表示，他近一年还没有遇到书亦烧仙草关闭需要回收的门店，不过收了几家茶百道门店。安大为称，某网红酸奶是团队最近收得最多的茶饮品牌。“我们听到这个品牌老板说得最多的闭店原因是之前被曝了两波黑料。”安大为说，该酸奶品牌刚出现闭店时，回收价格在1万上下，但现在几乎只能以一半的价格去收了，因为“烂街”了。“奶茶店很多设备都不是通用的，一般是新开的（同品牌）奶茶店需要或者原有奶茶店进行补充。”钟先生表示，有些奶茶店设备上还有品牌标志，难以用于其他品牌店。因此，对于二手回收商来说，茶饮设备的回收价格除了由设备本身的价值决定之外，还由茶饮品牌的品牌影响力、周期决定。安大为称，目前还比较愿意收蜜雪冰城、茶百道、沪上阿姨等品牌的设备，因为“有新加盟商进，还算是个好项目”。最近，他们团队在收一个茶饮品牌加盟商近30家门店的设备。据了解，该品牌是初代网红奶茶品牌，安大为认为其生命周期快结束了，打不过那些其他的品牌。而另一个与该奶茶品牌同期的网红品牌，也是他们去年回收得最多的奶茶品牌。红星资本局了解到，茶饮门店的设备出货还受到整个餐饮大环境的影响。奶茶品牌中的冰激凌机，在最近一年成为了安大为团队的“烦恼”。“以前我们冰激凌机可能会卖到一些中餐店、火锅店或者其他餐饮店，店家会拿这个作为吸引力，比如免费送冰激凌，但是现在很多店连冰激凌都送不起了，因为大家都在降价，利润已经打得够薄了。”安大为表示。书亦烧仙草因“回收商不收设备”引发市场关注 资料图（二）一个月收42家火锅店有火锅加盟商转为二手回收商火锅店，是钟先生收得最多的餐饮品类。“现在很多开火锅店的是餐饮小白，想尝试一下，但是事与愿违。”安大为称，团队回收的火锅店铺数量虽然没有外卖档口、茶饮店多，但从亏损金额来看，火锅赛道一骑绝尘。“我们接触过六七百万的商场店，门店四五百平，还请过明星来站台。”安大为告诉红星资本局：“十年前，火锅是个好生意，但现在不是了。这个品类竞争激烈，白牌店没生意，品牌店又有投资过大、价格打得特别低的问题。”安大为向红星资本局表示，去年就发现火锅行业出现了特殊情况：10月以后是火锅行业的旺季，但安大为团队一个月能收二十多家火锅店，高峰达到32家。“去年之前，从来没有过在旺季收那么多家火锅店的。”今年，火锅赛道出局玩家也不少。今年7月，安大为团队收了42家火锅店，8月数量回落了一些。据他们团队统计的数据，今年截至8月，他们收了300家火锅店。同时，安大为还发现，去年团队收得最多的还是白牌火锅店，今年，连锁火锅品牌加盟店却成为了安大为团队的常客。窄门参眼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8月5日一年，全国新开火锅店近21万家，但净增长火锅店数为6万家。也就是说，近一年全国火锅店闭店数近15万家。安大为认为，从2019年开始，不少公司开始以收割的方式去做火锅品牌之后，火锅店数量陡增、价格战开打，火锅便不是好生意了。最近一年，安大为团队收得最多的连锁火锅品牌就是一家以明星名义开的火锅店。安大为介绍，他有个徒弟就是该火锅品牌的前加盟商，在齐齐哈尔开店亏了两百多万，现在转行到了餐饮二手回收赛道。火锅店加盟商转行做“餐饮回收人”，图为餐饮设备 资料图（三）二手设备回收生意不如去年“去年太特殊了”今年的二手设备回收生意没有去年好做，是行业的共识。去年5月入行二手设备的钟先生认为，生意不好做的原因是竞争对手变多了。“去年，我们县包括我们在内有两三家二手设备回收商，现在就有四五家了。客户自然而然分流了。同时，大家开始拼价格，回收价要给得更高，卖出价要卖得更便宜。”不过安大为觉得，今年是回归到了正常状态，和前几年情况类似，只是“去年太特殊了”。去年春节期间，安大为就感受到了开店潮的涌动。还在假期的安大为，本计划正月十五开工，但由于太多人咨询买设备，他便赶紧通知团队提前到正月初八上班。“去年3-4月我们营业额比正常年份翻了5-6倍。当时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我们就从同行那里调货。去年上半年，我们把北京市场几乎所有同行的硬通标配货，也就是操作台、冰箱这些设备，都卖光了。到最后调不到货，大家只能买新设备去卖，新的利润其实会低一些。”安大为认为，去年会爆发餐饮开店潮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政策放开行业复苏，二是许多人认为餐饮行业门槛低，拿着裁员赔偿金或储蓄入局开店。和他打交道的新店主里，大部分都是餐饮“小白”，原先从事互联网、教育、医疗等行业。到了下半年，开始有年初开店的客户再次找到安大为团队回收设备。“很多店投资不大，整体投资二三十万，一些店觉得三个月如果做不起来可能就没戏了。还有一些店是季节性的，比如一些烧烤店，夏天过去了，赚了钱就不干了。”据安大为团队统计，他们在2023年11月的回收量等于9月、10月之和，12月比11月又增长了30%。（四）闭店老板乐观者居多不少餐饮老板依然选择餐饮安大为收店时遇到的大多数老板，并非传统印象里的苦大仇深。安大为告诉红星资本局，在回收设备的时候，大部分客户更多是觉得及时止损、“脱离苦海”了：“大部分老板乐呵呵的，说终于把我给请来了，之前最不想能见到的就是我，但现在想见到的反而也是我，让我赶紧帮忙把烂摊子处理了，生意人其实心里没有那么脆弱。”据安大为观察，餐饮店老板们闭店后，很多人都会选择再战餐饮项目。安大为举例，有火锅赛道的老板2022年投入320万元左右加盟了某网红辣火锅品牌亏了，2024年又投入400多万元再入火锅赛道，只不过换成了酸汤火锅。“那个老板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还有客户今年半年时间陆续换了4个项目，每个项目干一两个月不行就把用不上的设备卖给安大为团队，然后又重新买点新项目用得上的设备。安大为了解到，该客户最开始做快餐，中间做过小吃品类，最后做的麻辣烫。“到现在没有找我们回收，应该是目前活下来了。”令安大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做板面生意的老客户。在做板面生意之前，那个客户在近几年做了七八个餐饮项目，直到做板面生意，才成了。据他了解，目前该客户已在北京开出了二十多家店，门店选址主要在美食城，客单价不高，外卖占比70%左右。“餐饮这一块，踏踏实实赚点小钱还是可以的。”安大为表示。红星新闻记者 张露曦编辑 杨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