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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重点项目叶鲁高速公路的建设对沿线各个地区的经济提升和民生改善都有积极的帮助，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对于河南平顶山市叶县的返乡创业大学生贾柯来说，这条高速的建设却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痛。 他向中国交通广播反映，叶县县政府的领导竟然集结了几百人，非法强拆了他苦心经营近十年的7亩梨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建设高速要征地赔偿两年没谈拢？贾柯告诉记者，大学毕业后，为响应国家的乡村振兴号召，他回到老家叶县任店镇承包了30余亩土地种植黄金梨树，并成立了平顶山梨花庄园有限公司。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他的果园先后获得了国家绿色认证，成为大学生创业基地。贾柯没有想到，一条高速公路的修建，让他陷入了艰难的维权之路。贾柯：叶鲁高速占地的时候，乡镇政府派人来跟我们说，要占我们的地，要毁我们的果园。但是，他跟我们说，一直是口头上的，并没有签任何协议，直到现在什么都没有。贾柯提供的叶鲁高速项目占用果园的示意图 记者杨凯拍摄叶县至鲁山高速公路，全长约67.5公里，是河南省高速公路“13445工程”第二批切块的重要项目，据了解，项目实施机构为平顶山市交通运输局，于2021年6月正式开工建设。贾柯说，“叶鲁高速项目需要占用他大约7亩果园，因为在赔偿标准上与叶县政府存在分歧，一直没有达成一致”。贾柯表示，叶县任店镇政府跟他谈的补偿标准，依据的是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文件平政【2017】33号《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按零星果木进行赔偿。赔偿金额大约18万多。他认为自己的果园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完全可以认定为经济林。两者的补偿标准相差悬殊。叶县人民政府：叶鲁高速征地 依据平政【2017】33号文赔偿河南省司法厅：平政【2017】33号文的相关规定失效根据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文件《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平政【2017】33号）规定，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土地用途确定为林地的，其中果树类和林木类中属于经济林的，补偿标准严格按照《河南省林业厅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占用土地上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17】2号）相关要求执行。贾柯承包的土地属于耕地，根据这条规定，即使种植大面积的梨树，也只能按照零星果树进行补偿。贾柯对此存在异议。贾柯：“国土资源部下发过经济林的认定标准，我们是符合条件的。河南省林业局也发布了经济林如何补偿的文件。但是，平顶山市发布了一个33号文规定，只有土地性质是林地的，才算是经济林。我们就这个条款进行了质疑。镇里一直说没法答复，答复不了。今年7月19号，河南省司法厅给我们回复，上面明确说，平政33号文关于土地性质是林地才算是经济林这一条，2020年就作废了”。平顶山市33号文件河南省司法厅给贾柯的回复中这样写道，河南省林业局于2020年11月9日出台《关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20】167号)，其中明确规定“四、原《河南省林业厅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占用土地上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17〕2号)同时废止”，因此，平政【2017】33号文件中关于“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土地用途确定为林地的，其中果树类和林木类中属于经济林的，补偿标准严格按照《河南省林业厅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占用土地上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17〕2号)”的规定随之失效。河南司法厅相关回复叶县任店镇党委副书记张强回应称，“赔偿只能依据平顶山市33号文来进行。对于河南省司法厅的回复，我解释不了”。叶县任店镇党委副书记张强：张强：“2021年，省重点项目叶鲁高速开始施工，镇上按照上级指挥部的要求配合这项工作。当时县里专门有清点附属物的专班，清点完之后，按照我们市政府33号文补偿，他有异议”。记者：“河南省司法厅回复平顶山市33号文（相关规定）不适用了，为什么还要按照33号文中的相关标准进行补偿呢”？张强：“我们执行就按照市政府的33号文，至于那个问题，相关这种文件，法律上的我没办法解释”。叶县人民政府主要领导集结几百人强拆果园2023年6月份，叶县任店镇人民政府给贾柯下发了《限期清理通知书》，要求他于2023年6月14日前，自行清理种植的梨树。通知明确，如逾期不清理，镇政府将予以清理，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贾柯 自行承担。任店镇政府的限期清理通知书任店镇政府关于撤回限期清理通知书的决定贾柯告诉记者，“政府下达限期清理通知后，他把任店镇镇政府起诉到了法院。2023年9月6日，任店镇人民政府又做出了撤回《限期清理通知书》的决定。2024年4月2日，叶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胡炜哲带领公安、交通执法、城管执法、任店镇政府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梨园进行了强拆。”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9月11日，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奥本尤里正式和党首玉木雄一郎一起出现在一档公开访谈节目中，两人就日本的未来和社会改革等话题发表了看法。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奥本尤里发布了一张本次访谈的宣传海报，海报上奥本尤里和玉木雄一郎的照片放在一起。让人不禁想起，十天前刚刚从公寓坠楼自杀的国民民主党“当家花旦”高桥茉莉，当初与玉木雄一郎并肩的模样。▲玉木雄一郎与奥本尤里9月11日的节目访谈海报据环球时报报道，国民民主党是一个日本在野党，根据日本众议院、参议院网站，该党在众议院占据7个议席，在参议院占据15个议席。奥本尤里，新的“高桥茉莉”？日本国民民主党官方网站对候选人介绍的页面显示，奥本尤里被认定为“新人”。她出生于1977年3月8日，今年47岁，现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红星新闻在她此前竞选拉票活动的发言中注意到，她说自己是一名单亲妈妈，有一名23岁的儿子。比起从美女主播被火速推到国民民主党“花魁”位置的高桥，奥本尤里的政坛之路，似乎并没有经历如此大的“跨界”。奥本尤里的社交平台显示，2019年初，她就已经担任日本东京大田区政府改革委员会成员。彼时的她以一名单亲妈妈的身份，独自站在东京街头的寒风中为自己拉票。她不时会发自己在家做瑜伽运动的短视频，晒出自己吃的饭团、猪排饭和意大利面，甚至还会发自己做的美甲照片，非常活跃，且画风亲民。▲2019年，奥本尤里在日本街头拉选票直到2023年5月，她公开宣布，自己在东京议会选举中输了，“希望有一天能再次站在起跑线，希望我有机会再试一次，衷心感谢。”此后，她的个人社交平台几乎完全停更。今年2月16日，奥本尤里突然更新社交平台，发出一张与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的合影，并配文：“我很高兴地宣布，我被任命为国民民主党众议院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我决定接受挑战。”▲奥本尤里发的与玉木雄一郎合影值得注意的是，同月，曾经被认为是玉木雄一郎力捧的高桥茉莉陷入了“陪酒女”及“低保”风波，并最终被日本国民民主党以“可能存在违法行为”而取消了候选人资格。有分析认为，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点，奥本尤里出现了，她是否是国民民主党推出的“新的”高桥茉莉？高桥茉莉：从巅峰跌落的日本政坛“棋子”据环球时报报道，9月4日晚上9点半左右，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高桥茉莉被人发现倒在公寓一楼的空地上，送医后不治。警方初步判定：死因为跳楼自杀。年仅27岁的高桥茉莉，大半年前还曾站在人生的巅峰位置——事业上，已成为日本强势在野党国民民主党的“当家花旦”，距离踏入日本国会仅仅几步之遥；感情上，与日本超人气偶像男团Travis Japan成员川岛如惠留已稳定交往6年。年轻美丽、逆境翻盘、名牌大学学霸……这些光环足以为日本国民民主党带来最想要的东西——选民的关注。据报道，高桥短暂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高桥原本出生于东京新宿区一个富裕家庭，在她小学五年级时，家族的企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为了还债，父亲变卖了家产，一家人挤进18平方米的小屋子，仅靠低保过日子。逆境中的高桥努力考上了日本名牌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大学毕业后，高桥如愿成为一名主持人。为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2018年，她参加了日本全国选美大赛，获得了“东日本地区代表”的荣耀。2021年，她加入世界著名的商业咨询公司埃森哲，成为埃森哲日本公司的一名白领。很快，高桥来到她人生的“制高点”——2024年2月，出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15区支部长，并被推为众议院东京15选区补选的该党公认候选人，与党首玉木雄一郎共同出现在各种政治场合。4月，东京第15选区要补选一名众议院议员。外界普遍认为，高桥作为民主党的“明日之星”，顺利当选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高桥茉莉和玉木雄一郎合影然而，就在高桥即将迎来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却发生了一件让她跌落谷底的事件。2月25日，玉木雄一郎公开发文称，“关于我们党的东京15区公选候选人的预定人选，出现了可能违反法令的事实。”他宣布决定撤回高桥作为国民民主党候选人参加众议院议员竞选的资格。有分析称，高桥一家被曝出接受日本政府低保救济，而高桥在此过程中一直在兼职做陪酒女，其2万元的时薪显然不符合日本低保救济的条件。原本凭借之前的励志故事，获得了不少支持的高桥，在“低保事件”曝出后，彻底失去了舆论的支持。在宣布被撤回竞选资格当天，高桥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写下一段话：“就因为我曾经在贵宾俱乐部里打过工而取消我的参选资格，我只能吞下眼泪放弃参选。同时，我宣布离党。”但此时，已经没人关心她到底说了些什么。专家：无论高桥还是奥本，都不太可能获胜日本问题专家徐静波告诉红星新闻，比起高桥，他认为奥本尤里更有潜力。徐静波称，奥本尤里是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法语专业毕业，还曾在法国留学，大学毕业后曾在日本大型广告公司工作。之后，她离开广告公司，自己做过很多职业，包括开发健康食品、开网店、开发园艺区、做房地产管理等。她主张呼吁日本社会男女平等，关注女性权益等领域，在政治方面有着更多的经验。徐静波表示，虽然奥本比起高桥，在政治领域有更多的基础，但是从她个人的政治发展轨迹来看，她在国民民主党内部被迅速推到党首玉木雄一郎身边，确实是一个很迅速的提升。对于有分析把奥本比作是“新的”高桥这一说法，徐静波认为，“就目前来讲，高桥和奥本所代表的选区是不同的，但可能因为都在东京，所以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取代’的错觉，但是如果东京要产生一个国民民主党议员的话，奥本还是很有潜力的。”徐静波提到，高桥的死，其实并没有在日本社会引起太大的关注，“因为国民民主党在日本的影响力有限，目前在日本各大政党的排名当中，国民民主党排在第六位，势力较弱，加之高桥的名气也没有很大，所以总体来说，对日本政局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但对国民民主党的信誉度可能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徐静波认为，即使没有发生高桥自杀等一系列事件，由于“东京是日本最大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选区，国民民主党在全国的势力有限，在东京的力量更有限。（国民民主党推出人员）参选的话，都不太可能获胜。”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综合环球时报编辑 张莉 责编 官莉

（原标题：南海，传来一个好消息）

极目新闻记者 舒隆焕近日，山西怀仁市一高中生因在晚上上厕所，被学校记严重警告处分，并自费打印“自我认识”1000份分发，此事引发热议。9月18日，怀仁市教育局回应极目新闻记者称，相关处罚欠妥，校方已退还该学生100元打印费。一份《怀仁市云东中学高一学生重大违纪教育反馈单》显示，该高一学生夜间上厕所一事发生在9月10日晚11时10分。该学生在自我认识中称：“晚上上厕所不仅对其他同学的睡眠产生重大影响……更是会令班级蒙羞。”“夜晚上厕所是个自私的行为，影响到他人睡眠。”反馈单上，学校的处理意见是，对学生记严重警告处分一次，按“重大违纪”扣除班级德育成绩5分，并自费打印“自我认识”1000份分发至各班、各宿舍及各处室。违纪教育反馈单上述处罚被公开后引发热议。9月18日，极目新闻记者致电怀仁市云东中学了解情况，多个电话均无人接听。据新京报报道，怀仁市云东中学工作人员称，该校每晚10时20分下晚自习，10时45分熄灯。按规定，熄灯后至11时40分间，除特殊情况外，学生不许上厕所、随意走动，以免影响他人入睡。如因身体不适等原因必须在该时段上厕所，需提前告知管理老师，否则将被记严重警告处分一次。事发时，该学生未向管理老师说明情况便去上厕所，因而受到处理。上述工作人员还指出，上述规定均记录在云东中学学生管理手册中。此次处理仅针对上厕所一事，不存在网传的“个别学生不是上厕所，有抽烟等违纪现象”。涉事学校 学校官网截图18日下午，怀仁市教育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对极目新闻记者称，该局关注到上述网络信息后，18日上午已安排工作人员到涉事学校进行调查。怀仁市教育局监察室一位周姓工作人员对记者称，学校的初衷是加强管理，但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校方作出的处罚欠妥。例如，学校对该学生作出“严重警告”，按“重大违纪”扣除班级德育成绩5分，并要求该学生自费100元打印“自我认识”1000份在校内分发等处罚，不太合适。上述周姓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校方已退还该学生100元打印费。该局正在对上述网络信息进一步调查，后续会根据相关规定及实际情况，作出判定。另外，部分网络信息有误。延伸阅读高中生晚11点后上厕所被记“严重警告”，该警告的应该是学校9月18日，山西怀仁市云东中学德育处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9月10日，该校一名学生因在当晚11点10分左右上厕所，被记严重警告处分一次，按“重大违纪”扣除班级本月德育考核成绩5分，并自费打印“自我认识”1000份，分发至各班、各宿舍及各处室的情况属实。目前，学校已退还该学生100元打印费。（据9月18日新京报报道）图为涉事学校 图源：学校官网看了报道详情，学校并非不让学生晚上11点以后上厕所。工作人员称，按规定，熄灯后至11点40分间，除特殊情况外，学生不许上厕所、随意走动，“担心影响别的学生入睡”。如因身体不适等原因必须在该时段上厕所，需提前告知管理老师，否则将被记严重警告处分一次。问题就在于，上厕所要提前告知老师，这符合常情常理吗？学生要上厕所，难道老师还可以不让上？既然不能不让上，那提前告知的意义又何在呢？高中学生集体生活，个别学生如果不规范自己的行为，是有可能影响到其他学生的。但是，学校出台的规定应该带有人性化的关怀，管理学生要有基本的常识。学生上厕所没告知老师被记严重警告，不客气地说，这个严重警告应该给学校。而且，因为学生上厕所的行为，连累到班级，甚至还要自费花钱打印1000份“自我认识”，这哪里有学校的样子。学校的处分未必是为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多半是怕学生的个别行为影响其他学生休息，最后影响学校的升学率，因此限定学生的生活方方面面。就是说，学生所有的行为都要为高考服务、让路，而忽略了对学生日常行为的耐心教育和细致关怀。最后，导致学生基本的生理需求都受限。上述工作人员透露，涉事学生是一名高一新生，今年8月26日入学。作出处理决定前，“德育组长说，高一刚来，想抓一抓纪律这方面，让同学们注意起来。”说白了，就是想杀鸡骇猴，让其他学生看看不遵守学校规章制度的下场。可是，这种恐吓式教育，该是学校做的事吗？学生在晚11点以后要上厕所，学校应该关心学生的身体健康，看是不是出现了什么异常情况，而不是给一纸处分。集体生活，不可能做到那么完美。更何况，一些学生可能为了晚上不上厕所、少上厕所而减少饮水量，这对身体同样是有害的。现在，学校除了退还学生的打印费，其处分是不是也应该取消？对学校的不当行为，当地教育部门应该介入调查处理。不仅要梳理事件本身，而且要对《走好高中第一步》中的各项规定进行审查，对有违常理的部分进行清理。如果发现学校管理出现伤害学生利益的事，也应该追责。学生上厕所被处分，还要自费印材料全校通报，同样会危害到学生的心理健康。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不能搞强制的戏码。学校只有尊重学生，尊重他们的各种基本需求，遇到问题积极引导，用科学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才能得到学生的尊重。

（原标题：南海，传来一个好消息） 王天一被终身禁赛 资料图新京报讯 据中国象棋协会官微消息，2023年4月，象棋“录音门”事件，引起社会关注。中国象棋协会对此高度重视，会同有关方面开展了深入调查，查明王天一、王跃飞等运动员存在买棋卖棋操纵比赛等违规行为，时间跨度长、频次高，性质非常恶劣，情节非常严重，对象棋运动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为正风肃纪、惩前毖后，推动建立风清气正的象棋运动发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象棋比赛赛风赛纪管理办法（棋牌字〔2013〕122号）》、《中国象棋协会纪律准则和处罚规定（象棋协字〔2020〕17号）》等相关规定，经研究，给予王天一、王跃飞终身禁赛、撤销由中国象棋协会授予的包括特级大师在内的所有技术等级称号的处罚，禁止二人从事和参与中国象棋协会及其会员单位组织或授权组织的所有象棋赛事和活动。赛风赛纪和行风行纪是象棋运动发展的生命线，中国象棋协会将举一反三，全面深入组织开展象棋行风行纪整治，对买棋卖棋操纵比赛等违规行为严肃查处，绝不姑息，持续推动净化象棋运动发展生态。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继续对象棋工作进行监督。中国象棋协会2024年9月19日编辑 赵熹此前报道"中国象棋第一人"王天一被批捕:既涉嫌买棋又涉嫌卖棋“中国象棋第一人”王天一被批准逮捕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微敖 2024年8月1日至23日，多位知情者向经济观察网记者确认，有“中国象棋第一人”之称的象棋特级大师王天一，已被杭州检方批准逮捕。除王天一之外，还有其他中国象棋特级大师，亦被调查。上述知情者亦介绍，王天一所涉及的事项，既涉嫌在比赛中“买棋”，即自己或者通过另一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王跃飞给予对手好处，以赢得比赛，获取象棋等级分排名优势；还涉嫌“卖棋”，即收受对手钱财，在比赛中故意输棋。其中，王天一和王跃飞涉嫌“买棋”的金额，累计超过了80万元人民币。中国象棋残局 李微敖/摄王天一，1989年4月23日出生于北京，其从小就展现出象棋天赋。2008年，王天一被北京大学录取，就读于信息管理专业。2012年10月，王天一获得全国象棋个人赛冠军，成为中国第十六位男子全国象棋冠军棋手，并晋升为象棋特级大师。从2014年开始，王天一连续十一年，居中国象棋棋手等级分全国第一名；其中2023年，他的等级分达到了2800分，为中国象棋施行等级分以来的历史新高，因此王天一也被誉为“中国象棋第一人”。2018年3月，王天一正式加入中国棋院杭州分院。彼时，王天一公开称自己是“从合同工升级为正式工”。中国棋院杭州分院是中国棋院在国内的唯一分院，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在2004年正式批复同意成立，拥有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三大棋类的专业队伍。王天一的职业生涯，也不乏丑闻。2012年9月，在河南省举行的第七届全国农民运动会上，王天一改名换姓为“王天弈”，假冒农民身份参赛，获得男子象棋快棋冠军。但事后被揭发，王天一公开道歉。2023年4月前后，两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王跃飞与郝继超的一段通话录音，在网络上开始传播。这段录音中，两人提及王天一，并谈到王跃飞、王天一参与“买棋”，操纵象棋比赛之事，并疑似提到使用“特殊手段”在比赛中作弊。这段录音迅速在中国象棋界及象棋爱好者中引起轩然大波，并被称为“录音门事件”。同年10月17日，时年73岁的中国象棋特级大师，有“棋王”之誉的柳大华公开实名举报时任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郭莉萍。柳大华在举报中称，“长期以来，她（即郭莉萍，记者注）包庇纵容中国象棋界的黑恶势力，公然使用电脑软件以及现代科技手段，操纵包办国内各种大型比赛的胜负与奖金分配，使得中国象棋这一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沦落为一小撮棋界败类买卖胜负、受贿牟利的工具。”柳大华还称，“长期以来，郭莉萍对中国象棋界的这一惊天丑闻，不查不问，反而对挺身揭露丑闻的运动员、教练员进行百般打压、打击报复。”有知情者对经济观察网记者表示，“棋王”柳大华对郭莉萍的实名举报，使得“录音门事件”等中国象棋界存在的种种争议和乱象，更广为人知；同时，也引起了高层的关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录音门事件”的调查。2024年6月，数位知情者向经济观察网记者证实，2024年4月23日，王天一接受警方调查，其办案单位包括杭州警方的经侦部门。而这一天，也恰恰是王天一的35岁生日。“中国象棋第一人”王天一彼时，王天一涉嫌的罪由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在2018年，王天一正式加入中国棋院杭州分院之前，他的身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2024年6月，经济观察网记者也联系到了柳大华实名举报的郭莉萍。她回复称，自己已调离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对于柳大华的指控，她不方便回应，需要等待组织的正式答复，“相信最后会有结论的”。2024年8月1日至23日，数位知情者向经济观察网记者进一步确认，王天一已被杭州检方批准逮捕。除王天一之外，还有其他中国象棋特级大师，亦被调查。王天一所涉及的事项，既涉嫌在比赛中“买棋”，即自己或者通过另一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王跃飞给予对手好处，以赢得比赛，获取象棋等级分排名优势；还涉嫌“卖棋”，即收受对手钱财，在比赛中故意输棋。其中，王天一和王跃飞涉嫌“买棋”的金额，累计超过了80万元人民币。另一位接近案情的知情人士则告诉经济观察网记者，王天一给予一位浙江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一场比赛的“让棋费”（好处费），达到20万元。该象棋特级大师前后三次被警方带走调查，其中第三次是在2024年7月初，此后他一直处于“失联”状况。前述知情人士还介绍，公安机关在办理王天一案中，曾遇到比较多的干扰因素，后来此案“升格”，由上级公安部门督办。经济观察网记者从2024年7月初至8月23日，多次拨打王天一、王跃飞，及上述浙江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的电话，始终未有人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