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华尔街见闻

汇丰认为，与中国互联网股票在2020-2021年高峰过后的表现类似，亚洲AI股也正在经历“滞后性调整”。AI巨额投资何时回报，仍是未知，市场对AI板块的乐观情绪正在发生变化，开始逐步下调这些股票的目标价和盈利预期。

20日，汇丰发布最新研报，认为亚洲AI股正经历一场类似2020-2021年中国互联网股票的调整。

汇丰的报告显示，自2024年7月以来，亚洲地区与AI相关的股票价格大幅下跌，其自定义的亚洲AI指数从7月11日的高点下跌了15%。这场回调成为自2022年ChatGPT发布以来，该板块所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抛售潮。

报告中提到，随着AI相关股票价格的快速回落，市场对AI板块的乐观情绪正在发生变化，开始逐步下调这些股票的目标价和盈利预期。汇丰分析师认为，亚洲AI股或已达到峰值，并开启了新的调整阶段。

汇丰的研报特别提到了亚洲AI市场当前面临的三大挑战：需求疲软、监管压力以及盈利预期下调，其中，“盈利预期下调”是最近才开始发挥作用的因素。

盈利预期下调，与2020-2021中国互联网股票相似

汇丰在研报中指出，盈利预期下调和目标价调整的信号已经出现。

报告指出，Mag7最近的财报以及随后的股价走势充分表明了投资者情绪的转变。大多数财报没有太大重大惊喜，财报公布后，这些公司的股价却出现了负面反应。这种影响蔓延到了亚洲科技行业。

尽管大部分A I股票的评级仍然乐观，目前有89%的AI股票仍维持“买入”评级，但分析师们开始对其盈利前景持谨慎态度。

今年年初以来的目标价格上调已经过去。自7月以来，目标价格已下跌2%。由于一些目标价格是以整个行业为基准的，我们怀疑这些数字在未来几周可能会大幅下降。

汇丰指出，与中国互联网股票在2020-2021年高峰过后的表现类似，亚洲AI股也正在经历“滞后性调整”。

盈利预测也已达到顶峰。盈利预测已小幅下调。这种趋势（分析师在股价达到顶峰两个月后下调）与我们在2020-2021年在中国互联网股票中看到的情况非常相似。

这意味着，AI板块的进一步调整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AI巨额投资何时回报，仍是未知

汇丰认为，虽然科技巨头们纷纷加大AI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但市场对于这些投资如何转化为实际收益充满疑虑。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此前曾预测，未来4到5年内全球AI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达1万亿美元，但目前市场需求并未跟上如此大规模的投入。

大型科技公司继续大举投资加强基础设施，远远超过尚未到来的实际需求。根据他们最新发布的数据，2024年第二季度，Mag7的平均资本支出同比增长了50%。

一些人想知道，这些投资如何货币化？是否有足够的需求来保证如此巨大的投资？

AI监管风险凸显

最后，汇丰认为未来AI可能面临的监管风险，主要在于AI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问题。

欧洲等地相继出台了更严格的数据隐私和AI行业监管规定。美国也对英伟达展开了反垄断调查。报告还指出，AI数据中心巨大的电力消耗问题未来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监管风险。

此外，研报指出，基金在AI领域的过度集中也引发了市场的担忧。汇丰表示，基于高估值和风险暴露，公司将对中国台湾市场保持低配。

风险提示及免责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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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明煜

谢宛俐（记者 李耀中）09月21日,选在同一天发布新机的华为与苹果，又选在同一天发售新机。9月20日，苹果iPhone 16系列正式开售。澎湃新闻记者抵达上海南京东路苹果零售店时，首批预约到店取货的用户已经在室内排起长队。在苹果环球港门店，大批预约的用户同样在门店门口等待领取新机。多名消费者表示，今年苹果新机更新力度不算大，包括AI功能也不能第一时间用上，原本期待值没那么高，但因为使用习惯，还是会选择苹果。选择与苹果正面“硬刚”的华为，也在当天正式发售了其三折叠屏手机华为Mate XT，售价19999元起，预约页面显示，超过685万人预约，但相较于苹果预售，华为Mate XT预约并不需要预付资金，且需要等待官方通知具体到货日期，或在20日10时08分在线抢购。这是摆在用户面前的是一道“高价”选择题，也有网友好奇到底谁在买两万元的手机？当坐拥全球最多的高端用户，基本盘相当稳固的苹果，碰上近年在中国市场争夺高端用户中屡现“奇招”的华为，这两款手机如何搅动今年高端手机市场？首批三折叠屏的幸运“花粉”：对价格不敏感，追求科技感华为在上海有两家直营店，分别是南京东路店与前滩太古里店。早上8点多，上海市民石先生就来到南京东路店，他希望给明年高考的小儿子买一台三折叠屏手机，为此，他和已经上班的大儿子做了分工，一人网上抢购，一人门店抢购。虽然工作人员已告知他没有现货，且当天不接受预订，石先生还是坚持等在门外，希望等店内的发布会结束，进去碰碰运气，“没办法，我小儿子是华为的粉丝，我本人用的也是华为手机。”工作人员在直营门店展示Mate XT当日，华为终端BG董事长余承东现身上海南京东路旗舰店，出席华为Mate XT 非凡大师的首批交付仪式，演员严屹宽、知名化妆师毛戈平等人从余承东手中接过新机。十几公里开外的前滩太古里店并无新机交付仪式。华为商城显示，10点08分在线开抢后几乎秒空。余承东表示，热销程度远超预期，目前正全力以赴加班加点扩产能，“短期内还是需要（时间），请大家耐心等待。”华为方面并未公布首日销量和首批备货情况。有经销商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华为Mate XT首批到货大约在1万台，后续会陆续到货。华为南京东路店在华为南京东路店，澎湃新闻记者见到与石先生同是自由职业的孙先生，不同的是，孙先生成功拿到新机，并参与了首批交付仪式。孙先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也是华为的粉丝，购买的是三折叠机黑色顶配，“我从华为Mate 30起就一直在用华为，家里所有东西都是华为全家桶。我爸爸也很喜欢华为，他的车是华为问界M9。”另有两位金融行业人士拿到华为新机，其中一位表示此前使用的是华为X5折叠手机，此次购买也是为了“紧跟潮流”。另一位此前使用的是苹果及其他品牌手机，此次也是“尝鲜”华为。谈及三折叠屏的高价位，上述人士均表示可以接受。孙先生直言，他愿意花两万多元买一台手机更多的是追求科技感，“以前iPhone是科技感的代表，现在华为也是科技感的代表，三折叠屏近期以内其他厂商也做不出来，这个钱是值得的。”上述一位拿到新机的金融人士则坦言：“大家收入不一样，有人喜欢，有人就不喜欢。”值得注意的是，当日，“隔街相望”的苹果零售店顾客熙熙攘攘，有排队等待领取iPhone 16的消费者表示，他个人更喜欢使用苹果，而且华为2万元的三折屏手机感觉抢不到，“一个是抢不到，一个是觉得二折叠完全够用了。就看苹果什么时候出折叠屏了。”华为、苹果已非首次正面交锋同日对决的戏码在华为与苹果之间已上演多次。今年5月7日，华为和苹果同时发布平板产品，去年10月31日，华为和苹果也同日召开发布会，在电脑、手机等多款产品上“硬碰硬”。如果时间再往前推，两家公司的发布会时间总是间隔得很近，有时相隔一周，有时仅相隔一天。对比今年的新品手机，苹果iPhone16系列的升级更多表现在芯片、人工智能以及摄像头性能的进一步增强上。不过，中国苹果用户想要体验到中文版的苹果智能还要等到明年。用户在店内排队试用新机对于苹果和华为两个不同的用户群而言，每一方的粉丝都能给出不少选择自家品牌的理由。在苹果环球港门店，有多名消费者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今年苹果新机更新力度不算大，包括AI功能也不能第一时间用上，原本期待值没那么高，但因为使用习惯，还是会选择苹果。由于苹果iPhone一直有非常好的软硬件体验，直板机要想在高端市场与苹果竞争折叠机挑战太大，包括华为在内的手机品牌一直利用折叠机这种新形态手机去冲击高端市场以及超高端市场。华为在折叠机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这次华为拿出了三折叠这种开创式的产品形态去冲击超高端市场。余承东表示，这部三折叠，华为做了5年，这是一款“大家都能想得到，但做不出来的产品”。华为基于自己的产品自信加上同样拥有众多高端用户群，给出的价格也相当高，其中256GB版本售价19999元，512GB版本售价21999元，1TB版本售价23999元。余承东解释，三折叠成本非常高，后续会继续迭代工艺、提高良率降低成本。在三折叠中，华为用上了“天工铰链系统”，余承东说，在行业中，华为第一次让铰链系统实现了内折外折兼顾。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虽然苹果和华为在一些功能和设计上存在差异，但都在尽力满足高端用户的需求，“可以说华为与苹果的客户群重叠度较高，在高端市场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折叠机作为一种新形态手机，在冲击高端市场上的表现有待观察，也许两款新机的比拼，会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需求，抑或是促使其他手机厂商加快研发折叠屏手机的步伐，但折叠机的技术和成本目前还存在一定限制，未来能否成功冲击高端市场还有待观察。”在苹果的发售现场，多名黄牛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今年市场不好，iPhone16 Pro Max最高加价也就700至800元之间。在南京东路门店附近，记者至少看到5名黄牛，“今年有点难做，就金色是新颜色（卖得）还行，但收价最多加400块。256G的最好卖，1TB的不要，卖不出去。”记者发现，黄牛们都默认收Pro Max，拒绝收16 Pro。“今年行情一般，同行都加600元卖。每个手机就赚50、100的利润。”一位在环球港门口的黄牛表示，今年热门款是沙漠金，Pro Max 512G加价500收，出售600元，1T加价700元收，出售加价800元。苹果南京东路直营店门口华为新机因“出货量有限”，溢价更高。在外界人士看来，这一机型很可能成为华为技术实力的象征，而不是主要的销售驱动力。在记者与华为首批机主交谈中，有黄牛凑过来询问消费者是否愿意转卖三折叠屏手机，在询问完型号后称可加价一万五千元，“今天就收到一台。”此前，上海一位数码店的老板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他加价是两万多元，已成功售出一台。对于华为是否有对预约三折叠屏手机的用户画像，华为南京东路店的工作人员表示，没有这样的用户画像。根据艾瑞咨询《2023年中国折叠屏手机用户洞察报告》，从横向折叠屏手机用户画像来看，男性用户占比偏多，在年龄分布上相对均衡，热爱尝鲜的18-29岁年轻群体和经济收入稳定的30-39岁群体占比较高；在城市和收入分布上，横向折叠屏手机的大部分消费者居住于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并且超半数用户的收入水平在10000元以上。如何搅动今年的高端机市场9月19日，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錤发布的关于华为Mate XT报告显示，最新的供应链调查指出，华为三折叠手机Mate XT的2024年出货量预测已从50万部调升至100万部，但须注意开卖后（9月20日）的需求热度能否延续。郭明錤将2024年全球折叠手机的预估出货量约3000万部下调至1500万部，主因是软件设计无法善用较大尺寸屏幕与耐用度不佳。此外，折叠机利润较差，也影响了品牌厂商开发与销售折叠手机的意愿。目前没有其他安卓品牌打算跟进华为推出三折叠手机，最大顾虑在于耐用度。郭明錤指出，华为推出三折叠手机策略能否有效与持续，取决于Mate XT能否解决上述提到的折叠手机痛点。郭明錤在9月16日发布的关于iPhone 16的报告则显示，iPhone 16系列首个周末预购销量约3700万部。较去年iPhone15系列首周末销量同比减少12.7%，其中Pro和Pro Max机型首周末预购销量相比于iPhone 15相同机型分别下降了27%和16%。他认为，等到四季度的苹果智能发布，再加上旺季促销等手段，iPhone 16出货量有望进一步改善，而且他相信苹果会在2025年采取更激进的产品策略以提振需求。市场调研机构TechInsights的分析师预测，在2024年，iPhone16系列的全球出货量将达到7300万台。其中，iPhone16 Pro Max有望成为该系列中最畅销的机型，预计将占到总销量的35%。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向澎湃新闻记者谈及两大品牌的同日发售时说：“华为争名，苹果争量，实际两家各自粉丝群相对稳定。三折叠手机供货量有限，即便全部售罄，对高端市场份额影响也有限。”张孝荣认为，高端机的主力市场仍在直板机，华为主力新机Mate 70的高配版与iPhone 16的对决更有可看性。在高端市场，Canalys发布的2024年全球第二季度高端智能手机市场（600美元以上市场）报告，苹果占比为62%，同比增长5%；三星占比为22%，同比增长35%；华为第三，占比为9%，同比增长80%。在国内市场，IDC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华为以17.5%的市场份额再次成为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第一名，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手机出货量增幅分别为110%和50.2%，增速领跑行业。

谢宛俐（记者 张家宁）09月21日,�

重庆市纪委监委20日消息：日前，经重庆市委批准，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资料图通报指出，程志毅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说情干预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多次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利用职务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共财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配偶收受财物；漠视群众利益；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接、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重庆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重庆市委批准，决定给予程志毅开除党籍处分；由重庆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资料显示，程志毅出生于1963年2月，四川南部人，早年在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工作，2001年任重庆市建委副主任、党组成员，2006年4月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厅局长级），2008年1月任重庆市建委主任、党组书记，机构改革后继续任重庆市城建委主任、党组书记。2016年7月，程志毅任江津区委书记，2021年8月卸任，后任重庆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2024年2月被查。“上官汇”注意到，除了程志毅之外，通报中点明其“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的还有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9月12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张祖林被开除党籍。除此之外，今年还有多位落马官员曾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延伸阅读正部级"大老虎"受贿超8亿受审 多名他重用的下属被查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孙志刚2020年底离开主政5年的贵州，赴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年3月卸任。卸任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官宣被查。孙志刚被控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的21年间，跨越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个任职地域，累计受贿8.13亿余元。在他被立案审查的当月，仍敛财不止。孙志刚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就在昨天， 孙志刚的下属，曾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副省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被判死缓。2024年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 据央视新闻贪腐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担任过十年正部级据公开履历显示，孙志刚，1954年5月出生，河南荥阳人，1971年2月参加工作，1976年9月入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孙志刚仕途从湖北武汉起步，在湖北升至副部级，此后四次跨省履新，其中两次在京任职，仕途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在他38年的仕途上，担任过11年副部级职务和10年的正部级职务。孙志刚早年在家乡河南荥阳当过两年知青，后考上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4年，后考上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年，孙志刚告别了12年的高校生活，出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踏入仕途，曾任武汉市副市长，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宜昌市委书记等职。2002年6月，孙志刚跻身湖北省委常委，8月任职省委秘书长，晋升副部级。这是孙志刚仕途上重要节点。今日法庭上，检方指控，孙志刚当上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之后，开始了受贿行为，自此敛财不止，再也没有踩下刹车，直到仕途尽头。孙志刚在湖北任职4年多。2006年9月，孙志刚跨省出任安徽省委常委，入皖次月即担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在安徽工作了4年多。2010年12月，孙志刚再次跨省履新，赴京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3月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明确为正部级，并兼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2015年10月，孙志刚第三次跨省履新，由北京“空降”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16年1月当选贵州省省长，2017年7月出任贵州省委书记，至2020年11月卸任，主政贵州长达5年。2020年12月，66岁的孙志刚返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至2023年3月卸任。退休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69岁的孙志刚官宣落马，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孙志刚是2023年中纪委打掉的三个正部级“老虎”之一，另两人是任上被查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与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今年2月5日，孙志刚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称，经查，孙志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两个维护”政治原则，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阳奉阴违，搞“七个有之”，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多占住房，在生活保障方面谋求特殊待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据央视新闻21年累计受贿8.13亿元，卸任后仍在受贿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被告人孙志刚利用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项目、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孙志刚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2023年3月之后，孙志刚已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公职的情况下，仍存在受贿行为，敛财直至8月被查时为止。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孙志刚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孙志刚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多名他提拔重用的下属被查，贵州：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孙志刚主政贵州的5年间（2015年10月—2020年11月），先后作为省政府、省委的“一把手”，其带头违纪违法，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通报称他“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孙志刚被查后，贵州省委指出，孙志刚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的信任，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多名在孙志刚任内获得提拔重用的下属，已陆续落马。2022年11月，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建琨在任上落马，2023年6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周建琨曾先后在贵州两大地级市安顺、毕节任市委书记。今年3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周建琨案，以受贿罪判处周建琨无期徒刑，他被查实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2023年3月27日，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在任上被查，2023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昨日（8月13日），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滥用职权造成生态破坏损失人民币8645万余元，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被判死缓值得注意的是，李再勇和周建琨均是在孙志刚主政贵州期间，从地级市市委书记任上被提拔到副省级岗位上的。此外，曾先后任职贵阳市长的陈晏、马宁宇，分别于今年3月25日和8月6日被查。除了这些“大老虎”，贵州还有多名厅官在孙志刚落马后一一被查。肃清孙志刚流毒成为贵州省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5月20日，贵州省开展孙志刚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把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作为党纪学习教育重要任务，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聚焦重点难点抓整改，紧盯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坚持清单化、项目化推进，一项一项整改到位，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