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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上海政法学院一名学生在微信上提取了一笔5万元零钱。在这一过程中,共被收取了50元左右的手续费。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学生,其对提现费如此高昂立刻产生了质疑。在线上咨询腾讯客服后,得到的回答是“平衡银行侧交易成本。”因此在免费提前额度使用完后,微信支付会收取一定提现服务费,超额部分按提现金额的0.1%收取。图为微信提现界面的提示(资料图/图文无关)该学生此后与其他法学生组成团队,花大量时间查阅包括腾讯近年来的财报在内的相关资料,并以“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为案由上诉至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该案于今年8月末开庭,据作为本案代理人之一的华东政法大学研一新生杨昊斌介绍,他在一审后又经过十几次修改,目前已将庭后意见写完并成功提交法院,并等待审判结果。他表示,即使这场官司败诉,也要明明白白地告诉被告,天下苦微信提现费久已。新闻晨报·周到记者联系到作为团队成员之一的上海政法学院大四学生吴祖祎,听她讲述了更多案件细节。随后我们也联系到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的陈善勇律师,专攻金融领域的陈律师表示,微信收取提现费本身并非不合理现象,加之腾讯主场作战历史败诉率极低,因此该案胜诉的可能性很小。“但不管胜败,它的意义是非凡的,并将引起各方重视。”微信方没有尽到合理提示义务吴祖祎向我们介绍,其团队成员的微信里此前有一笔5万元的资金流入。今年5月,该成员决定将钱取出,“第一次转了500元,没收手续费。第二次把剩余的都取了,一下子收了将近50元。”而这名团队成员在开通微信零钱之时并未在服务协议中找到提现手续费字样,但提现之时却发现需要支付手续费。她在咨询了微信官方后获知,根据规定同一个身份证名下的所有账户终身享受累计1000元的免费体现额度。一旦使用完这个额度后,微信支付会收取一定提现服务费,超额部分按提现金额的0.1%收取服务费。单笔服务费如小于0.1元,按照0.1元收取。例:零钱提现1000元,需要支付1元服务费。吴祖祎和当时还在上海政法学院读大四的杨昊斌以及同样就读于上海政法学院的席蕊璇、秦浩宁还有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潘灵青建立了一个五人团队,决定对此事进行深挖。8月底,团队中的三人自费前往深圳参与庭审。组团状告微信的法学生们陈律师表示,这一案件涉及到微信提现收费问题是否合理,而关键就需要看双方是否签订过相关的服务合同。“虽然用户不可能与腾讯平台签订纸面合同,但是用户注册使用过程中的电子合同基本不会少。”他说,“从监管层面上看,需了解收费有没有违反监管机关的相关规定。只要微信提现手续费收费没违反监管机关的规定,那么收取手续费无可厚非的。”“微信支付手续费的收取与银行的收取标准有关,因为前期微信支付需要承担了所有转账成本,故而在提现时收取手续费成本。这种模式在第三方支付行业内普遍存在。不同平台会根据自身成本结构和市场策略决定收取多少手续费。所以从法律层面讲,微信收取手续费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原告方提出的主张,是微信方面没有尽到合理提示的义务。经过事后查询发现,微信是从2016年3月1日起针对提现功能收取手续费的,当时在官网进行了一个公告(含新协议)。“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份公告,还有更新后的条款,发现有些格式条款没有尽到相应的提示义务。因为公告里把收取手续费这部分内容藏得很深,1.1万字的公告里一半以上的字全都进行了加粗,因此其实没有起到辅助阅读的作用,因为加粗的字太多了,重点依旧不突出;此外,关于手续费细节的规定也没有直接写在里面,而是需要点击打开一个超链接。所以,我们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尽到重要条款的相应提示义务。”吴祖祎称,“另外一点,它没有给大家一个退出机制。假如有人在公告登出前已经往微信里存了一大笔钱,但又没细看公告或者根本不知道公告的话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合理的退出机制?”按现金额0.1%收取手续费是否合理?杨昊斌本人也在小红书上发帖记录了他们的这次起诉,该贴很快就登上热搜第一,底下超过1万+条评论清一色都在吐槽微信的做法。网友“ufiyyh”在杨昊斌的帖子下讲述了自己的父母在微信手续费上遇到的糟心事:“爸妈在农村卖菜,大半年收入2万元,(提现时)微信手续费就要20元。一斤菜的利润就5毛,20元手续费就等于少卖了40斤菜。担心爸妈心疼手续费,我都是让他们转给我,然后我折现给他们。可我一个人微信也用不上这么多钱,只能慢慢兑换提现额度,一年也兑换不了一万块。但如果爸妈的微信里放几万块我更加担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懂操作,另一方面是怕他们被人骗了或者丢失这笔钱心理扛不住。”图为法院的出庭通知书这触及了本案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按现金额0.1%收取手续费是否合理?微信客服称收取手续费是为了平衡银行交易成本,但怎么能确定微信没有从中赚取高额利润?吴祖祎介绍,他们经过了一个粗略的估算,结论是手续费定价过高。“因为有些数据其实涉及到商业机密,所以我们就只能根据网上公开的信息进行估算,”她说,“我们现在也希望对方拿出证据,他们既然说自己是为了弥补成本,那我们就希望他们证明自己怎么弥补成本。”陈律师也向记者解释,“因腾讯第三方支付平台公司非上市公司,并无财报可以查看。”“原告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的方式,获取年度流水,从而推算出利润率是否过高。在财付通利润率明显暴利的情况下,可以要求法院酌定减少手续费用。”但让大家感到失望的是,他们并未能得到精确的内部数据。吴祖祎告诉我们,大家现在正在等待最终的判决结果,“我们觉得微信收取提现费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所以我们要把这次诉讼进行到底。就算不能赢,我们也希望让各方面都能重视起这个问题,从而提醒微信正视广大用户的声音。”微信提现费对商户影响更大陈律师认为,相比个人用户,微信收取提现费对于商户的影响其实更大。如果可以通过这次诉讼引起各方重视,那么诉讼本身就达到了它的目的,而它的意义无疑也将是深远的。“目前财付通主要是提现收取费用,也就是说不提现、钱一直放在账户中是不收取费用的。针对个人用户来说,我可以选择仅用微信支付不提现。但针对于商户而言,微信收款却处在两难境界。不用微信收款明显影响生意,腾讯支付平台正看中这一点,所以将商户提现与个人提现区别对待(商户的提现费率更高)。”“这种区别对待方式违反诚信和公平原则,也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市场运作规律,损害了广大经营者和微信支付服务使用者的合法利益。”他希望看到检察机关依职权提起公益诉讼或者行政机关可以制定相关文件明确提现手续费最高比率,切实解决老百姓所关心的问题。“2021年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曾发布过《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我们期待针对财付通提现额监管部门也能出一份类似文件,规范提现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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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撰文丨余晖突然被查的“70后”市委原书记王彦博,案件细节披露。9月10日,山东通报3起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件,其中提到了“招远市委原书记王彦博严重违纪违法案”。王彦博是今年2月任上被查的。招远市委原书记王彦博 资料图王彦博,男,汉族,1972年1月出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他曾任莱阳市委常委、副市长,海阳市市长等职,2021年4月任招远市代市长,后任市长。2022年1月,王彦博任招远市委书记。2024年2月22日,山东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招远市委书记王彦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彦博被查很突然。2月20日上午,招远全市2024年经济工作会议在龙湖大酒店召开,身为市委书记的王彦博还出席了会议并讲话。此次的通报显示,王彦博在担任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期间,就已经存在问题。通报提到,2009年2月至2024年1月,王彦博在任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莱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海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招远市委副书记、市长,招远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接受某集团城建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某某、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等个人和单位请托,通过“明招暗定”等方式指定中标企业,帮助请托人和相关公司中标,先后多次收受请托人所送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073.18万元。此次和王彦博一同被通报的还有“内鬼”马玉星,他在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也存在腐败问题。山东省委第四巡视组原组长马玉星是今年1月16日被查的。他曾任济南市历下区委书记等职。山东省委第四巡视组原组长马玉星 资料图此次通报提到,2011年至2019年,马玉星在任济南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济南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济南市历下区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接受山东某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夏某某、中国某集团公司下属某工程公司等个人和单位请托,通过向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下属企业或单位打招呼的方式干预项目招标投标,帮助夏某某、中国某集团公司下属某工程公司等个人和单位顺利中标项目,并先后多次收受其所送现金、黄金等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100余万元。延伸阅读东莞原市长退休8年被查 原市委书记曾出入会所搞权色交易东莞市原市长李毓全 资料图退休八年后,71岁的东莞市原市长李毓全被查。8月21日,广东省纪委监委官网发布消息,广东省东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毓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李毓全今年71岁,东莞市长安人,在职大专学历,在东莞工作长达四十余年,担任过东莞市副市长,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东莞市政协主席等职。2016年,由于年龄原因,李毓全不再担任东莞市政协主席职务。八年后,李毓全被查。李毓全退休八年后被查在东莞工作四十余年东莞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口东岸,东江下游的珠江三角洲,因地处广州之东,盛产莞草而得名。截至2023年,东莞市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人,城镇化率超过92%。东莞是李毓全的家乡,他在此地工作四十余年。李毓全生于1953年,19岁(1972年)成为东莞县长安公社文化站站长,之后担任过长安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长安公社团委书记等职。撤社改区后,1983年,30岁的李毓全任东莞县长安区区长。后来,东莞县改设市(县级市),长安区改为长安镇,1988年东莞市(县级)升格为地级市,直属广东省管辖。李毓全担任过东莞市长安镇党委书记,1994年(41岁)任东莞市副市长,成为副厅级干部。从1994年至2016年,22年时间,李毓全历任东莞市副市长、长安镇党委书记,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东莞市政协主席等职。其中,2006年4月至2011年10月,李毓全担任东莞市市长五年半;2012年1月至2016年2月任东莞市政协主席。担任东莞市市长期间,李毓全曾对媒体表示,“对东莞市非常自豪”。他当时说,“我是东莞长安人,自然对东莞这个城市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李毓全当时还提到,对于东莞,“有一些人讲一些社会问题,我觉得是在所难免,但没有那么夸张”。李毓全任东莞市市长期间,东莞市委书记是刘志庚(2006年3月至2011年11月),两人在东莞市搭档超过五年时间。两人在东莞任职期间,东莞的娱乐行业曾引发诸多关注。彼时,刘志庚曾表示,“‘扫黄’工作要高调抓,决不能给外界以‘黄色地带’的印象。同时,扫黄不能矫枉过正,各镇要把握好度。(镇街)不要太过分,不要扫荡式每家都去查。”李毓全曾表示,要高调去抓“黄赌毒”。他说,东莞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很重视娱乐场所的管理,“虽然给人的印象好像娱乐业特别多,管理特别开放,其实都是错觉”。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离任东莞市委书记后,刘志庚任广东省副省长,2016年任上被查。通报提到,刘志庚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搞权色交易,干预和插手土地用途调整。2017年5月,刘志庚一审获刑无期,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查明,刘志庚利用担任东莞市市长、东莞市委书记等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股权收购、土地置换、银行贷款等事项上谋利,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9800多万元。广东省原副省长刘志庚前下属近期多人被查在李毓全被查前,前下属多人被查。广东省纪委监委官网显示,今年1月,东莞市委原常委、市纪委原书记甄瑞潮被查;2月,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罗军文主动投案。今年3月以来,东莞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何绍田,东莞市清溪镇党委书记叶锦锐,东莞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罗晓勤,东莞市谢岗镇党委书记叶可阳,东莞市委副秘书长邓惠林,东莞市樟木头镇原党委副书记、镇长罗伟伦,东莞市沙田镇党委书记贾贵斌,东莞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黎雪琴,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朱川,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方灿芬,原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金行中等多人被查。政府官网显示,作为地级市,东莞市直接管辖街道、镇,截至2022年,东莞全市下设4个街道、28个镇。李毓全与上述被查人员多有交集。其中,李毓全任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时,甄瑞潮任东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两人存在多年工作交集。2017年6月,甄瑞潮退休。退休六年多后,今年1月,甄瑞潮被查,7月他被开除党籍。通报指,甄瑞潮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案件处理、岗位调整、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罗军文长期在东莞市工作,李毓全任东莞市市长期间,罗军文历任东莞市财政局副局长、东莞市寮步镇镇长、东莞市长安镇镇长等职,两人当时是上下级关系。今年6月,罗军文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指,罗军文亦官亦商,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并获取巨额收益。同月,检察机关对罗军文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指控,罗军文利用担任东莞市财政局副局长、寮步镇镇长、长安镇镇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在项目承揽开发、工程款结算拨付、土地收储置换、财政资金揽储等事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此外,何绍田、罗伟伦、方灿芬等人,亦曾是李毓全的直接下属。李毓全任东莞市市长期间,何绍田担任过寮步镇党委书记、镇长,罗伟伦担任过东莞市樟木头镇镇长,方灿芬担任过东莞市塘厦镇镇长。其中,相关通报显示,何绍田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弃守辖区环境污染监管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官商勾连,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房地产开发、土地转让等方面谋利。

祁禾一边公开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多态度,另一边悄然赎回了个人的基金份额。这种“言行不一”的操作不禁让人质疑基金经理背后的真正意图。基金经理的一举一动不仅决定着基金的投资策略,也深刻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和市场情绪。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的经理祁禾近期的操作和言论矛盾,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照片系易方达基金经理祁禾祁禾一边公开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多态度,另一边悄然赎回了个人的基金份额。这种“言行不一”的操作不禁让人质疑基金经理背后的真正意图,也揭示了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上的一些不透明问题。祁禾曾以抗压能力稳定著称祁禾作为资深基金经理,拥有超过14年的投资管理经验。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华泰联合证券,后来加入博时基金,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研究经验。自2017年起,祁禾开始掌管易方达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并逐步在新能源、制造业等领域展现出卓越的投资眼光。在他管理期间,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曾因其卓越的表现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尤其是在新能源行业爆发的2020年至2021年。图1易方达环保主题混合A单位净值走势祁禾的投资风格一直以来以稳健和前瞻性著称,尤其擅长在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领域布局。凭借对行业趋势的敏锐洞察,他在多次市场波动中表现出了稳定的抗压能力。然而,随着2023年开始,新能源板块的高波动性和市场调整,祁禾的操作策略也开始出现变化。一边公开看好基金投资方向一边悄然赎回个人份额尽管祁禾多次公开表态看好新能源行业,并且在2024年中期报告中表示“在市场预期低点加大了对光伏、储能、电力等优质企业的研究和配置”,但根据基金定期报告,祁禾本人在2024年上半年却悄然赎回了一部分个人持有的基金份额:相对于2023年底,祁禾个人持有的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份额从超过100万份下降至50万至100万份。表1易方达从业人员持有易方达环保主题混合基金份额总量区间情况这一现象无疑让市场备感困惑。祁禾在投资策略报告中依然保持乐观,尤其是对新能源行业的长期增长潜力表现出了极高的信心,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悄然减持。这种言论与操作的不一致引发了市场的强烈反应,许多投资者质疑基金经理是否真的看好未来市场,还是仅仅是借助乐观言论维持市场信心以掩盖减持行为。基金自购与赎回操作中的隐患基金经理自购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向市场传递信心的标志,尤其是在市场波动较大时,自购能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然而,一些基金经理在自购之后选择悄然赎回,形成了“高调买入、低调赎回”的操作。这种操作虽然在行业内较为常见,但对投资者而言却充满了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祁禾的操作模式就与此类似。根据2024年上半年的基金报告,虽然他多次在报告中强调对新能源行业的乐观看法,但他的减持操作让市场对他真实的市场态度产生了疑虑。事实上,这种操作在朱雀基金等其他基金公司也曾发生,基金公司在市场高点进行自购,随后悄然赎回的操作不仅误导了投资者,也损害了市场的透明度。祁禾在2021年期间曾因成功布局新能源板块而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光伏、储能等行业的高成长性带动了基金的强劲表现。然而,随着2023年市场对新能源行业的调整,该基金的表现开始波动。根据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的历年报告显示,2023年上半年基金的收益率表现并不理想,与市场整体走势同步下滑。2024年上半年,祁禾虽然表达了对新能源行业继续持乐观态度,并加仓光伏和储能板块,但整体仓位管理趋于谨慎。尤其是在市场调整期间,祁禾并未像以往那样大幅加仓,反而通过减持操作来降低风险。从操作的角度来看,这显示了祁禾在面对市场不确定性时的保守策略。祁禾的减持行为在市场中引发了广泛讨论。对于许多依赖基金经理言论进行决策的投资者来说,基金经理的减持行为无疑打击了市场的信心。尤其是在新能源行业波动较大的背景下,祁禾的减持让许多投资者担心市场可能出现进一步的调整。在2024年,新能源板块经历了较大的波动,尤其是光伏行业由于产能过剩和政策不确定性,市场对其未来的发展表现出了谨慎态度。祁禾虽然在公开言论中持续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好,但其操作策略却表明他对市场的短期波动保持警惕。投资者因此对祁禾的长期策略产生了怀疑。基金自购与赎回操作需要更加透明祁禾的操作不仅揭示了基金经理在市场波动中的应对策略,也反映出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不足。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基金经理的持仓变化往往难以及时掌握,尤其是在定期报告之外,投资者难以获得基金经理的最新操作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投资者容易受到误导,无法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投资策略。此外,基金公司的自购和赎回操作也需要更加透明。虽然自购能够增强投资者信心,但如果基金公司在自购后大幅赎回,却未进行及时披露,这将极大损害市场的公平性和投资者的利益。祁禾的减持行为让市场再次呼吁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方面进行改进,增加对基金经理操作的透明度。编辑 | 吴雪

图为张祖林资料图,他长期在云南省工作公开资料显示,张祖林出生于1959年6月,云南昭通人,曾任楚雄州副州长,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局长,丽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昆明市委副书记、市长,玉溪市委书记等职。2014年8月,张祖林升任云南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2018年1月,云南省政府换届,他不再担任副省长,后于2018年3月至2022年11月获聘为云南省政府参事。2024年3月,张祖林官宣被查。经查,张祖林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长期政商勾连,大搞利益交换,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音像制品,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职工录用、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搞权色、钱色交易;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生活奢靡、贪图享乐,作风败坏;甘于被“围猎”,与不法企业主沆瀣一气,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张祖林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张祖林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延伸阅读中纪委打三虎:前反恐专员私存涉密文件,“油老虎”境外收钱9月11日下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同时通报: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显刚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副部长级)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中国海油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这三名副部级高官分别来自地方政府、中央部委和央企,均是今年全国两会闭幕后3月15-18日陆续落马。时隔近半年,中纪委同时公布了对三人的党籍政务处分结果,任上被查的李显刚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退休4年的刘跃进和去年底才卸任的李勇被开除党籍。处分通报中,三人被查出问题非常严重:曾主办过“湄公河10·5案”缉毒大案,长期在公安部负责禁毒工作,担任过公安部部长助理、首任反恐专员的刘跃进被查出执法犯法,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协调等方面谋利;曾担任过双鸭山市市长、市委书记、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的李显刚,被查出利用职权违规为他人职务晋升调整提供帮助,大搞钱色交易,还违规打探巡视信息;先后在中海油、中石化这“两桶油”担任过要职的李勇被查出肆无忌惮“靠石油吃石油”,长期与不法商人勾肩搭背,大搞权钱交易。值得注意的是,刘跃进和李显刚均被查出违规留存涉密文件。除了严重违反党纪,三人均被通报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李显刚还涉嫌贪污犯罪,三人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将被依法审查起诉。节日期间往往是公款吃喝、违规接受宴请收送礼品礼金、借操办婚丧喜庆之机敛财等腐败问题易发多发期。中秋节前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对三名中管干部党纪政务处分结果,释放出高压反腐不松懈的强烈信号,给广大党员干部敲响警钟。图为李显刚资料图,他被指曾违规打探巡视信息李显刚:违规打探巡视信息,大搞钱色交易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显刚3月17日任上被查。被查前两周,3月3日至4日,李显刚带队到牡丹江市调研督导安全生产等工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今日处分通报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显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李显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利用职权违规为他人职务晋升调整提供帮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大搞钱色交易;规矩意识缺失,违规打探巡视信息,违规留存涉密文件;道德败坏;贪婪腐化,将公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处理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侵吞公共财物。李显刚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贪污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显刚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据公开履历,李显刚,1963年2月生,湖北汉川人,管理学博士,研究员。他1983年从华中农学院毕业后入职原农牧渔业部(后改为原农业部),任职长达16年,曾任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农民负担管理处处长,农业部农民负担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1999年后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2000年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正局级秘书,任职5年。2005年,李显刚“空降”黑龙江,出任省委副秘书长,2008年任双鸭山市市长,2009年任双鸭山市委书记。2013年,李显刚任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2018年1月任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任职6年被查。李显刚落马前的9个多月时间里,黑龙江已有3名省部级官员落马,且均是在任上被查,分别是时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曲敏,省政协副主席李海涛,省委常委、副省长王一新。李显刚落马当天,黑龙江省委常委会、省人大常委会均召开会议,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汲取李显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教训,引以为戒,警钟长鸣,永葆自我革命精神,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图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资料图,他被指曾私自留存涉密文件刘跃进:私自留存涉密文件,大搞权钱交易已退休的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3月18日被查。他于2020年6月卸任公安部反恐专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今日处分通报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副部长级)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刘跃进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宴请;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收受礼金;私自留存涉密文件;毫无纪法意识,执法犯法,将公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协调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刘跃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刘跃进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据公开履历,刘跃进,1959年1月出生,湖南宁远人,西南政法学院刑侦专业,法学学士学位。他长期在公安系统任职, 大学毕业后就入职天津市公安局,从基层侦查员做起,历任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市公安局副局长,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刑侦局局长等职。此后,刘跃进调任公安部,先后担任办公厅主任,武警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正局级)、公安部禁毒局局长等职。在任内,主办过包括“湄公河10·5案”在内的多起缉毒大案要案。2014年10月起,刘跃进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同年11月任公安部部长助理。2015年1月起,刘跃进任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2015年5月起,任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兼国家禁毒委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助理。2015年12月,刘跃进成为公安部第一任反恐专员(副部长级),至2020年6月离任。卸任近4年后被查,刘跃进成为党的二十大之后公安部落马的唯一副部级高官。图为中国海油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资料图,他被批境内办事、境外收钱李勇:靠石油吃石油,境内办事、境外收钱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3月15日被查,此时距离他卸任才过去80多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今日处分通报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李勇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接受供应商安排的宴请和打高尔夫球活动;违背组织原则,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提拔调整干部;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安排,搞钱色交易;毫无纪法底线,肆无忌惮“靠石油吃石油”,长期与不法商人勾肩搭背,大搞权钱交易,境内办事、境外收钱,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业务代理、产品销售、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李勇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勇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李勇,1963年8月生,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毕业。他长期在石油化工行业工作,大学毕业就入职中海油,曾任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总裁、首席执行官、党委书记等职。2016年6月,李勇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渤海石油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中海石油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总经理。2017年3月,他转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于2019年4月任中石化党组成员。2020年9月,李勇回到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党组副书记。2023年12月18日,中国海洋石油在港交所公告,李勇因到龄退休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及副董事长。值得注意的是,去年4月7日至6月21日,中央第十巡视组对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开展了常规巡视。李勇正是在中央巡视之后被查的。李勇落马之后,他的多名下属相继被查,5月6日,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济师,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齐美胜被查,7月9日中海油四名高管同时被查,分别是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原副总经理邓建明,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钻完井)喻贵民,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办公室原专职外部董事、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曹树杰,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与外事工作部原副总经理訾士龙。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对“强化反腐败高压态势”作出具体部署,提出要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今年以来,中纪委对国资央企领域反腐力度明显加大,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副书记范集湘,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王宜林,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党组成员、纪检监察组组长龙飞,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何文忠,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谭瑞松先后被查。

(原标题:2024年9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entText .video-list a,#endText .video-list 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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