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曾令俊

　　华安财险总经理人选尘埃落定。

　　9月23日，界面新闻记者注意到，李云焕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任职资格获批。

　　简历显示，李云焕出生于1974年8月，在本次获批前，担任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负责人，副总裁，兼任湖南分公司总经理。此前，李云焕历任华安保险郴州中心支公司总经理、湖南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山西分公司总经理、湖南分公司总经理。

　　今年3月底，原总裁童清辞去了华安财险总裁的职位，而李云焕被任命为临时负责人，其任期被限定在六个月之内。

　　官网显示，童清加入华安财险后，历任支公司经理助理、中心支公司总经理、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分公司总经理、总公司部门经理、区域销售总监、 董事长特别助理、副总裁等职务，在不同的岗位上勤勉尽责，具备丰富的保险专业理论知识和经营管理经验，拥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和管理能力，为华安财险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管理效益。

　　在童清辞职之后，华安财险还发布了一则总裁、副总裁招聘启事，拟招聘总裁、副总裁各1人。本次招聘面向华安财险公司内外部公开招聘，公司内部员工可自荐，以及推荐外部人员，同时接受外部社会人员直接投递。

　　事实上，今年上半年，华安财险还经历了较大的人事调整，除了总裁变动外，公司副总裁的人数从去年第四季度的5人急剧减少到1人。

　　华安财险常务副总裁、财务总监、首席投资官张学清的职务调整为副总裁；两名副总裁廖小卫、范丹涛均被调整为总裁助理；执行董事、副董事长、副总裁徐军则被免去副总裁职务，另外两名副总裁于凤仁和刘培桂则分别被免职和退休。

　　这一轮人事大调整或与华安财险的业绩不理想有关。

　　2023年，华安财险实现保险业务收入174.74亿元，同比增长4.84%；然而公司的净利润却出现了大幅下降，亏损11.66亿元，同比下降764.99%，为近15年来的最大亏损。

　　对于净利润大幅下滑的原因，华安保险表示，受市场环境及行业周期的影响，该公司在承保方面综合成本率偏高，资产配置策略与投资市场相比出现了一定的偏差，投资收益率偏低，导致公司整体利润有所波动。

　　2023年，华安财险综合投资收益率、投资收益率分别为-0.33%、-2.57%，总资产收益率-5.25%。

　　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末，华安财险保险业务收入为78.72亿元，净利润为0.83亿元。截至二季度末，华安财险的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91.51%、135.60%，近两期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均为C。

　　华安财险成立于1996年10月18日，总部设于深圳，主要经营各种财产险、责任险、信用保证险、农业险、意外伤害险、短期健康险和再保险业务。

　　2002年，李光荣接手华安财险后，该公司成为中国第一家民营控股的保险公司。2019年1月，李光荣在临时股东大会上卸任董事长，转而担任副董事长、执行董事，目前，华安财险董事长一职依然空缺。

责任编辑：李琳琳

袁敬舜（记者 陈威以）09月23日,摘要：今年以来，东莞市已有多名干部被查处。今年以来，东莞市已有多名干部被查处 图为反腐宣传图广东省东莞市反腐工作又有新进展。9月22日，据广东省纪委监委消息：今年70岁的东莞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钟淦泉被查。一个月前，8月21日，曾任东莞市政协主席的东莞市原市长李毓全落马，他今年也已71岁。今年70岁的东莞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钟淦泉被查公开简历显示，钟淦泉，男，汉族，1954年6月出生，1975年9月参加工作，广东东莞人，大专学历，198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钟淦泉曾在东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等单位工作，后历任虎门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正处级），虎门镇党委书记，东莞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等职。2010年1月，他升任东莞市政协副主席，2011年3月任东莞市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市委统战部部长，至2016年卸任。退休后钟淦泉热衷书法。据东莞市政府网站此前消息，2019年4月，钟淦泉书法作品展在影像虎门艺术中心展出，当时展出的主题是“归田闲笔”。“上官汇”注意到，今年8月21日，71岁的东莞市原市长李毓全被查。他出生于1953年10月，此前一直在东莞市工作，1994年起历任东莞市副市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2006年任市长，2011年转岗市政协，2012年任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2023年4月，广东省委第六巡视组进驻东莞市，在东莞市工作两个半月左右。此后，东莞市政协原副主席邝明子、原正厅级干部李汝求、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梁荣业先后落马。今年以来，东莞市已有多名干部被查处。9月11日，东莞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罗晓勤被双开（今年4月14日被查）；7月12日，东莞市委原常委、市纪委原书记甄瑞潮被开除党籍（今年1月19日被查）；7月9日，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方灿芬被查；6月8日，东莞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何绍田被开除党籍（今年3月26日被查），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市总工会原主席罗军文被双开（今年2月23日被查）；4月22日，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梁荣业被开除党籍。延伸阅读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 直辖市厅官被查处重庆市纪委监委20日消息：日前，经重庆市委批准，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资料图通报指出，程志毅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说情干预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多次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利用职务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共财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配偶收受财物；漠视群众利益；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接、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重庆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重庆市委批准，决定给予程志毅开除党籍处分；由重庆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资料显示，程志毅出生于1963年2月，四川南部人，早年在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工作，2001年任重庆市建委副主任、党组成员，2006年4月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厅局长级），2008年1月任重庆市建委主任、党组书记，机构改革后继续任重庆市城建委主任、党组书记。2016年7月，程志毅任江津区委书记，2021年8月卸任，后任重庆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2024年2月被查。“上官汇”注意到，除了程志毅之外，通报中点明其“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的还有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9月12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张祖林被开除党籍。除此之外，今年还有多位落马官员曾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

袁敬舜（记者 陈均莲）09月23日,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原标题：舆论漩涡中的云南网红“小英一家”：名下有公司，面对争议选择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