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李彪

界面新闻编辑 | 宋佳楠

　　并购在国内创投市场从来不是一个新话题，基本上每隔几年就会有“并购大年即将到来”的观点抛出。而半导体行业又因为产业周期长、投资巨大，一直被认为是最适合并购的领域之一。

　　耀途资本创始合伙人杨光告诉界面新闻，目前半导体行业的并购潮主要是前两年上市的公司在市场上寻找标的。这些公司账上现金充裕，所收购的对象也多是有成熟业务、具备一定营收规模的公司。

　　在他看来，半导体并购交易在国内始终未能独挑大梁，规模相对很小，不少并购案还以失败告终。

　　谈及原因，他认为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国内市场前几年热门行业存在泡沫，多数头部公司估值过高，卖方和买方很难就交易标的估值达成共识；二是国内独有的差异化定价模式仍在探索，需要平衡不同阶段投资人的回报诉求，使得并购成功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传统国内一级市场私募基金主要通过IPO、老股转让、并购、S基金四种方式来获取投资收益退出。以往投资人的做法是，通过一轮又一轮的融资击鼓传花，将公司估值推至十亿乃至百亿美金，最终IPO上市获得超额回报退出。但近两年来，随着国内IPO遇阻，基金正迫切寻找退出通道，手里明星创业公司的高估值泡沫正在慢慢破裂。

　　国际咨询机构贝恩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今年上半年，科技行业卖方的要价与买方愿意支付的估值之间的差距普遍在缩小。缩小估值差距是未来提高并购交易量的关键。 

　　与国内相比，并购在海外已有非常成熟的模式，美国、以色列都是全球并购交易的高地。杨光曾在以色列投资机构英飞尼迪资本任职，耀途资本也在以色列投资过多个项目。据他观察，在以色列 ，80%以上的交易都是靠并购完成的，“以色列很多项目在非常早期阶段，只要开发出很领先的技术，有时产品还没做出来就会被收购，这对许多初创公司来说都是一条非常成熟且通畅的退路。”

　　杨光认为，前几年，国内投资行业对半导体公司的高估值给市场带来一定透支影响， 当下正处在一个挤泡沫的调整周期，行业需要在新周期中学习并理解新的变化。

　　耀途资本创始合伙人杨光

　　以下是界面新闻对杨光的专访节选：

　　半导体并购潮的冷与热

　　界面新闻：并购在半导体行业内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你怎么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的这轮半导体并购热潮？

　　杨光：并购其实在半导体行业里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事情，只是在中国还比较少。我们本身在以色列和美国都有一些投资，拿过去在以色列观察到的一些半导体并购案例来说，像在以色列这样的市场，80%以上公司的最终出路都是靠并购。

　　一方面，对于半导体行业买家来讲，并购可以横向开拓业务，纵向完成产业整合，像博通、德州仪器、新思都是靠并购壮大起来的。

　　另一方面，对于投资人与创始团队而言，或者对卖家来讲，并购是一个很好的套现方式，因为海外的半导体并购基本上都是现金收购。像我们在以色列和美国都有一些投资组合经并购退出，一家被三星收购，一家被Meta收购，最近可能还会有一个大的收购。像是英伟达、AMD、英特尔这些芯片巨头，都在积极收购一些AI初创公司，每年几乎都有非常成功的收购案例。

　　半导体行业并购需要买方拥有充足的现金储备，这是目前资本市场最稀缺的条件。现在积极推进并购的主要是前几年上市融到大钱的公司，最近几年上市的公司估值整体都有所下降，大部分没能募集到很多资金。

　　界面新闻：为什么半导体并购在中国至今规模依然很小？

　　杨光：主要有两项阻碍。首先是估值泡沫。中国一级市场的热门行业确实有许多公司估值曾经在某个时期普遍偏高，现在需要一些时间让营收和利润增长起来以消化当年的估值，买家进行并购时就要考虑能不能接受这样的高估值。特别在半导体领域，2017年左右市场开始火爆，2022年初到达顶峰，投资热度高的时候确实存在一定的估值泡沫。

　　另一个就是比较具有中国特色的“差异化定价”模式。这种分层模式按照不同轮次投资人对公司估值、风险与收益需求不同，同样的股权在同一桩交易中可能会卖出不同的价格，在海外确实很难见到。

　　差异化定价在并购时平衡不同阶段投资人的回报诉求，一定程度上讲，对于成长期和中后期投资人是好事，但对早期投资人未必是。

　　中后期投资人在最后几轮加入，可能付了一个很高的溢价投资项目，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愿意并购，采用了差异化定价方式，最后几轮投资人可能会获得一个类似优先清算的回报条件。如果收购价格比最后几轮投资时的价格还低，买方就会采用投资本金，甚至加一点利息的对价让这批投资人退出，基本可以确保他们本金安全，甚至可以拿到一定的利息回报。 

　　但对早期投资人而言，他们在公司还不成熟时入局，经过很长的时间，承担了更大的风险，相应对收益倍数要求更高。假设最早是按1亿估值投资，现在市场估值30亿，如果上市可能是50亿，通过并购卖掉估值可能是10亿，在10亿以上估值投进去的投资人累计投了7亿，采用差异化定价方式，早期投资人可能最后只能按3亿的估值对价退出。

　　差异化定价需要在多方利益中去找到一个平衡——早期的投资人的倍数不至于大幅下降，中后期投资人可以保证本金安全，管理团队拿到一定的收益。这本身就是一件难度极高的事情。这样的并购成为常态后，早期投资人的积极性会大打折扣，过低的回报倍数很难弥补早期投资承担的失败风险。

　　界面新闻：做半导体投资十多年，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的并购案例？

　　这两起并购的对象都是拥有成熟业务的公司。韦尔股份通过并购豪威成功进入智能手机CIS（图像传感器）芯片领域，成为国产半导体巨头。闻泰从原先的手机ODM（代工）业务通过并购安世进入半导体领域，也非常成功。

　　这两桩成功的并购都是买方通过购买高毛利高技术壁垒的核心资产，实现了业务跨越与产业整合。

　　界面新闻：并购作为半导体创业公司的一条退路，是不是资本市场必须的模式？

　　杨光：这个问题可以拿美国、以色列这些国家的成熟并购市场当作参照系。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近十年来通过IPO上市的半导体公司寥寥无几，并购是很多初创公司常见的选择。如果回顾以色列发生的许多经典收购案例，像英特尔收购Habana （英特尔2019年以20亿美元收购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Habana Labs），后者只是一家成立三年的初创公司。

　　这种并购盛行的投资市场在当地形成了一种鼓励创业的风向：只要一家公司确实拥有很领先的技术，能把从0到1的东西做出来，哪怕最后没有营收或者营收规模很小，也能通过被大公司收购而创业成功。

　　界面新闻：这很像国内近几年流行的“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杨光：中国的创业环境相对来说对创始人要求更高，不光要会搞技术，还要善于融资，会搞商业化，处理政府关系。像前几年特别流行的科学家创业，如果不能搞定客户，公司没几个亿营收的话，上市还是很难。

　　国内市场鼓励“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并购也应大力发展。并购最具吸引力的地方就是为这批技术上能成功、但商业化不一定成功的创业公司找到一条出路。

　　估值泡沫透支半导体公司业绩增长

　　界面新闻：去年这个时候半导体市场整体是持币观望，今年的市场热度如何？

　　杨光：从去年到现在，半导体市场的投资更多集中于芯片生产端的材料与设备，今年热度略有下降，但依然还是重点投资方向。

　　过去行业投资最多的普遍是芯片设计公司，现在国内最多的也是这一类企业。目前国内扶持高端制造，现在被卡脖子比较严重的主要是半导体制造环节，所以该环节里的设备和材料公司整体融资的数量和状态相对更好一些。 

　　近两年确实很多机构持币观望，大家不出手或出手少，更多是二级市场的压力传导到一级市场，因此对一级市场的公司估值和退出渠道比较担忧，都希望能等到IPO渠道出现转机、二级市场复苏后再大规模行动，所以现在即使出手，标准也高了很多。

　　界面新闻：国内投资市场过去的高估值是目前的一个关键问题吗？

　　杨光：像前几年的热门投资风口，新消费、半导体、生物医药，更多的资本涌到这些赛道的时候，类似于资本供给大于需求，所以把很多公司的估值抬高了。

　　这些估值泡沫透支了公司未来几年的业绩增长，但适度的泡沫对行业发展也是有利的，好公司总是贵的。

　　界面新闻：怎么看投资行业近期聊的特别多的对赌和回购协议问题？

　　杨光：我们2011年刚入行时见过不少对赌，核心原因是创始人的期望过高，觉得公司非常值钱，但投资人认为这个公司不值这么多钱。

　　打个比方，创始人坚持公司值10个亿，投资人认为值5个亿，最后双方协议定价8个亿，假如协议定20倍的PE（市盈率），公司需要按照8亿估值做出4000万净利润。如果最后做不到，公司就按协议约定补偿投资人股份或现金，很多对赌都是这么来的。

　　常见的对赌协议大多围绕营收或利润对赌，但对早期投资人来说，投科技类企业没什么好赌的，因为早期都没有利润，甚至营收，约定这些财务指标也可能让创始人的经营思路变形，长远来看对公司发展不是好事。对赌条款在早期投资中很少见到，可能只有最后一轮的投资人，像PE机构或者Pre-IPO投资人会加入对赌协议，更多时候用于调整公司估值，因为投资人觉得创始人要价太高。

　　回购相对更加常见，基本上行业内所有人都会在投资时加入回购协议。回购更多是设定一个对创始人的激励，要求其在一定的时间去完成上市。如果公司不能按照约定IPO，需要回购，但一般回购都是以创始人在公司的股份变现价值为限的，不会突破到创始人在公司以外的资产，甚至需要个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创始人承担了5000万的回购责任，并在公司拥有50%的股份，公司届时估值1个亿，按照回购协议，可以要求创始人把所拥有的公司股份全部卖掉。理论上来讲创始人具备回购5000万的能力，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很极端，完全不具备可操作性，因为如果创始人把个人股份全部卖掉，其实就是相当于把公司也卖掉了。 

　　所以回购一般只要不突破创始人的个人资产，不需要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总体上是一个对创始人比较友好的要求。

　　界面新闻：投资行业具有周期性特点，近两年半导体行业是不是一个变化特别多的时期？有哪些变化是你现在感觉看不懂的？

　　杨光：我是2011年入行，2012年时有一个投资项目过会，过会后一周时间左右IPO就停摆了，停摆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从2012年下半年一直到2014年的1月，当时有不少机构很受伤。

　　但总体讲，之前的市场规模和今天还是没办法比，被压在里面的资金没有现在那么大。2021年之前市场很火爆，钱多项目多，投资人大量出手，投了很多企业。今天大家集中面临一个问题，即所有基金到了要退出的时候，没有太多公司能去上市。

　　在这种背景下，投资机构在募集下一期基金的时候，要证明给过往和未来的基金投资人看，能够有一定的DPI（基金对投资者已分配的收益，多用来衡量基金的现金回报率）。

　　在IPO大幅减少的背景下，现阶段投资市场有钱回来的方法，主要就是依赖并购或者卖老股，其实并购数量非常有限， 而卖老股又需要市场有一个明朗的退出渠道才能有足够多的买方愿意接手。

　　包括上面提到的回购，在今天的市场可能发展为一种非常极端的情况：遇上发展很一般的项目，投资机构又急切需要退出时，陷入被动的股东都在想办法去拿回一些钱。有一个投资人强烈要求执行回购，其他投资人肯定会也要求回购。所有人都进行回购，公司往往就没法存活了。

　　界面新闻：现在这种情况更像是两头受阻，卡在中间的状态？

　　杨光：现在对大家来说是一个两头难：一方面，IPO的公司数量比较少；另一方面，投资基金想退出，想变现拿回一些钱、提高DPI，通过并购或者卖老股这些现有手段，效果都很有限，而且如果过早或者过大的折扣降价卖掉明星项目的老股，会拉低基金的整体回报倍数。

　　目前对创业者和投资人挑战都很大，因为市场的投资热潮带有一定泡沫，市场两头受阻就是调整时间。但我相信，市场一定会回来，不会一直卡住。

　　界面新闻：有哪些变化是你没经历过，当下想去尝试学习理解的？

　　杨光：我们基金2015年成立以来，一直都是关注前沿科技创新，投资很多有增量的新市场。

　　现在最大的变化，我首先想到的是生成式AI的影响，尤其是AI手机、AI电脑、智驾汽车、AI数据中心这些新设备的应用场景。以前我们都说这些属于传统硬件，没有什么新东西了，但AI出现后，新的东西也跟着出现了。这些硬件带动的是整个设备产业链的新变化，像在计算领域，生成式AI带动了一大批基础设施领域硬件的快速升级。我们过去投了很多该领域的公司，包括AI推理的瀚博半导体、GPGPU的壁仞科技，RISC-V CPU的进迭时空。但AI数据中心不光需要计算，还需要高速互联、先进存储等，这些都是生成式AI带来的新增量。我们投资了DPU的云豹智能、PCIe Retimer电科星拓、Serdes默升科技Credo、硅光芯片赛勒科技、VCSEL纵慧芯光、存储主控得一微、智能网卡网迅科技等等。

　　另一个新变化是半导体制造领域的国产化。从未来几年趋势来看，大到半导体设备，小到核心零部件和功能材料，国内半导体本土产业链还有很多新增量等待挖掘。

责任编辑：何松琳

张伍（记者 王香恭）09月19日,9月12日，马斯克旗下的SpaceX公司成功开展“北极星黎明”商业太空行走任务。亿万富翁贾里德·艾萨克曼和SpaceX的工程师莎拉·吉利斯分别出舱在太空进行了短暂的“行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商业太空行走，艾萨克曼也成为第一个完成太空行走的非职业宇航员，而且太空舱内的四人里没有一人来自政府机构。在本次宇航飞行中，艾萨克曼还创造了一项有趣的历史，成为第一个在太空中押注体育比赛的人。▲贾里德·艾萨克曼探出舱外。近年来，各大公司纷纷入局太空旅行市场，SpaceX预计未来每年3-6次商业太空飞行将成为常态。一些亿万富翁愿意“一掷千金”，只为在太空中体验哪怕只有几分钟的短暂失重刺激。太空“露脸”10分钟花费约2亿美元和纯粹的花钱买票进舱不同，本次艾萨克曼是以分担研发费用的方式与SpaceX合作，目的是在太空中测试SpaceX的宇航服。艾萨克曼拒绝透露他承担了多少资金，但据估算其份额约为2亿美元。此外，他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以癌症研究为主的圣犹他医院做公益宣传，他的目标是筹款2亿美元，其中一半由他本人支付。早在2021年，艾萨克曼就领导过“灵感4号”宇航任务，升入太空的机组4人全部来自民间，包括骨癌幸存者、退伍老兵和业余飞行爱好者等。为了完成这趟任务，艾萨克曼和自己的好友、前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斯科特·波提特以及2名SpaceX工程师训练了数月之久，而发射因天气原因被延期数周。美东时间9月10日5时23分，搭载“龙”飞船的“猎鹰9”火箭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11日，“龙”飞船携“北极星黎明”任务团队进入近地点约190公里、远地点约1400公里的轨道。“龙”飞船在这一高度完成6次绕地飞行后，切换至近地点约190公里、远地点约700公里的轨道，计划在距离地面约700公里的高度进行首次商业太空行走。▲太空行走之前太空舱的轨道日落。美东时间9月12日6时50分许，太空行走正式开始。艾萨克曼打开舱门，爬上梯子向外张望，并且做出弯曲手肘等动作以测试宇航服材料。从他头盔上的摄像画面可以看出，此时飞船正在南太平洋上空。艾萨克曼感叹到，“虽然回家以后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此时的地球真是个完美的世界”。艾萨克曼在十分钟之后返回了太空舱，SpaceX的工程师莎拉·吉利斯接替他进行宇航服测试，时间也大约是十分钟。飞船的舱门开放时间只有半个多小时，而在美国宇航局的太空任务中，舱门往往需要打开十几个小时，宇航员会成对出舱，两人一组执行任务。▲SpaceX工程师吉利斯进行太空行走。此外，在此次任务中，艾萨克曼和吉利斯虽然大部分身体探出了舱外，但脚仍在舱内，而且手上紧紧抓住楼梯，因此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太空漂浮”。即使如此，他们面临的危险仍然很高，现场出现了舱门无法自动打开以及密封处凸起的现象。高中肄业生16岁创办企业热爱超音速飞行艾萨克曼1983年2月11日出生在新泽西州联合市，他自称“从小就是一个糟糕的学生，不喜欢待在教室”。他在15岁就辍学离开高中，16岁那年他在父母家里的地下室创办了成功的支付企业Shift4 Payments。目前该公司负责处理美国三分之一的餐厅和酒店的付款，其中包括希尔顿、四季酒店、肯德基和Arby's等知名品牌，每年处理的交易金额超过2600亿美元。在支付领域取得成功后，艾萨克曼还于2011年创立了培训空军飞行员的Draken International，该公司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用飞机机队。2019年，艾萨克曼将Draken International的多数股权出售给了华尔街黑石集团，从而使自己跻身亿万富翁行列。福布斯杂志估计，艾萨克曼的个人净资产大约为19亿美元。▲图为贾里德·艾萨克曼。图据ICphoto在生活中艾萨克曼是一个“寻求刺激的人”，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以超音速的速度驾驶米格战斗机，以摆脱每周80多个小时不间断工作的紧张和枯燥”。2009年，他还创下了环球飞行的最快用时纪录，该纪录在2018年才被新西兰人安德鲁打破。艾萨克曼曾表示：“我确实相信生命只有一次机会。只要你有能力，你就有义务充分享受生活。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你的最后一天。”专家提示风险：发生重大事故时，获救的可能性很低1965年，苏联宇航员阿列克谢·列昂诺夫开启了太空行走的先例，几个月后美国宇航局的埃德·怀特也进行了太空行走。截至本月12日，共有来自12个国家的263人进行过太空行走。太空行走一向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动作，此前都由专业宇航员完成。美国宇航局退休宇航员克里斯·卡西迪说：“太空行走与仅仅乘坐火箭、获得一些零重力时间并返回地球是完全不同的。”卡西迪亲身体验过太空行走的危险：2013年他在国际空间站外工作时，他的搭档、意大利宇航员卢卡·帕米塔诺差点“溺水”身亡。帕米塔诺的头盔里灌满了冷却服里的水，他勉强及时赶回空间站换衣服。卡西迪说，“那天如果再过30分钟，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卡西迪担心艾萨克曼起到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即富人可能只经过极少的训练就“插队”进行太空行走。伦敦大学学院风险与灾难分析师伊兰·凯尔曼表示，非专业人员最终将参与太空行走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他预计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人员伤亡。“我们可以也应该做很多事情来降低风险，但我们必须对任何参与者完全诚实，尤其是当发生重大事故时，获救的可能性很低。”艾萨克曼本人在回到舱内后承认，这次任务非常艰难，但他希望为探索太空作出贡献。“人类在月球上行走时我还没有出生。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穿着宇航服在月球和火星上蹦蹦跳跳地行走，并冒险探索我们的太阳系。”红星新闻记者 郑直编辑张寻 责编 官莉

张伍（记者 张育菁）09月19日,�

9月12日，被终身禁足的前陕西长安竞技队球员丁捷发文，承认自己赛后收钱触犯了法律，但他表示自己没有出卖球队。“我出现违规违纪的比赛是在2021年12月8日，陕西长安竞技对阵南通支云的比赛，我们以2比1取胜，赛后收到7万元。这场比赛中我全力以赴争胜，没有出卖球队，也没有做对不起陕西球迷的事情。”“但我触犯法律了，已经积极接受处罚，向司法机关全额退款并缴纳了罚款。只是这次足协给出的处罚结果，相较以往案例过于严苛，让人难以接受。”丁捷曾在陕西长安竞技队踢球“我从六岁开始学习踢球，至今已经31年，我为足球献出了全部青春。我为辽宁宏运效力了12年，为重庆两江竞技效力了6年，欠薪909万，为陕西长安竞技效力了2年，欠薪近200万。因为热爱足球，在球队欠薪的情况下，我依然拼搏到最后，并帮助陕西长安竞技拿到中甲第五名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022年联赛结束后，球队面临足协准入困难，我第一个签署了放弃欠薪的工资确认表，我和留下的队员都希望球队能存活下去，但事与愿违，重庆两江竞技和陕西长安竞技相继解散，我的这两笔欠薪也成为一张废纸。”9月10日，中国足协公布了因违法违规行为而被禁止参与足球活动的足球从业人员名单。经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审定，给予金敬道等43人终身禁止在我国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给予巴合江·吾尔满等17人禁止在我国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五年的处罚。同时中国足协透露，已有44名涉案足球从业人员被法院依法作出判决，34人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不过在消息公开后，近日来已有将近10名被禁足球员公开“喊冤”。杨文吉称自己由于被长期欠薪，才会为了4万元而做出辜负球迷的事情另一位被中国足协终身禁足的球员杨文吉发文称，自己由于被长期欠薪，才会为了4万元而做出辜负球迷的事情。“现在回头来看真的很蠢，为了4万块钱，不光辜负了球迷，还换了缓刑3个月，背上了案底。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球员，没有多么高的道德水平，单纯想让家里人都过得舒服一点。”“如果能够重来，我肯定会好好踢球，努力奋斗，还中国足球一片净土。”相关新闻禁足球员杨文吉自述遭欠薪：若无机制保障球员权益，假球还会出现被中国足协终身禁足的杨文吉，在他社媒的致歉声明文章中详细描述了自己遭遇欠薪以及俱乐部如何通过准入的经过。相关内容如下：现在低级别球队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俱乐部欠薪，发几个月欠几个月，如果你要自由身证明离队，俱乐部就会让你签无债权纠纷。我自己那一年也经历过这种情况，最后到整个联赛结束的时候俱乐部还拖欠四个月的工资，因为当时足协不断地催促俱乐部要尽快把拖欠球员的工资补齐，没有补齐的不允许参加新一年的联赛。所以到了新赛季开始需要球员签字准入的时候（这里也说明一下，足协要求每个队要签工资确认，足协嘴上说着只要一个人不签字就不让过准入，然后截止时间一拖再拖，等绝大多数人都签字了，少数几个人没有签字的，又以没有参与仲裁为由不承认俱乐部存在欠薪，即便你参加仲裁了，在仲裁结果公布之前，也属于争议欠薪。而当时仲裁开庭的周期少则三五个月，多则大半年。这期间即便你合同到期了，想去新的俱乐部也需要原俱乐部的自由身证明，那你想想，你都跟俱乐部有纠纷了，还能轻易拿到自由身证明吗？），俱乐部开始给我打电话说，要么先发两个月签字，要么过不了准入一分钱都没有了。面对这种情况我真得感觉很委屈，奖金一分钱没有就算了，连基本的工资都这么难拿到。但我作为球员，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选择相信俱乐部。等过了准入后，俱乐部还是没有补发那一年两个月的工资。我们球员又无处诉说，给足协通话，足协的答复是让球员与俱乐部商量。足协可以帮忙仲裁，但是仲裁期限很长，会错过一个转会窗口，所以很可能会导致很多球员半年无球可踢，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球员只能去签无债务纠纷而拿到自由身证明。最后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我们没有逃过法律的惩戒，中国足协也对我们进行了行业内最严厉的惩罚。我对我的行为真诚的表示忏悔，对所有惩罚都欣然接受，如果我的事情能够警醒其他球员，从此杜绝类似事件发生，那也是中国足球的一大幸事。可是如果不能为奋战在一线的中国球员建立起健全的完善的机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那自然而然会有一批又一批的球员或是以相同的方式，或是以不同的方式，损害着中国足球的利益。孙冬回应被禁足：足协公布的122场比赛里基本都是欠薪导致的孙冬发文回应被禁足，他表示足协公布的122场比赛里基本都是欠薪导致的。孙东曾在前江西北大门（江西庐山）踢球孙冬写道：我是被禁足的孙冬，在这跟大家说一说我经历的这些事，真实的情况。首先我跟江西的球迷说一声对不起，辜负了你们的爱，2016年我加入球队，我在球队7年，球队好或者不好我都在，江西队是一个小投资的俱乐部，就算金元时代的时候，有的人认为我们挣几百上千万，而我们超不过5万块钱，但是那个时候江西队是稳定的，不欠一分钱，我们享受着踢球的快乐2021年江西队开始欠薪了，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我们在梅州赛区因为第一阶段大连赛区我骨折了，好了之后直接去的梅州赛区（因为疫情，分阶段比赛）各种原因的欠薪其实作为球员来说是可以体谅俱乐部和投资人的，晚个两个月发都没问题，因为疫情都有难处，互相体谅我觉得这很正常，在我们球员的体谅下，整整16个月没发钱，（如果各位敢兴趣可以去问问俱乐部的管理层和当时同样跟我遭遇的队员们教练员们）中国足协的年底签字，那就是一个摆设，给大家看的，让球员和俱乐部老总自己协商，然后俱乐部老总就会给你打一个电话，会跟你说孙冬年底签字了，你看给你百分之50行不行，要是觉得百分之50不行，那我们俱乐部就解散，你一分钱也没有，就这一句话，那换成任何人你会怎么选择呢，都已经快一年没发过钱了，你所有的付出换来的就是这么一句话，球员还有伤病康复，去医院拍核磁共振，康复的钱先自己垫上，然后等报销，我记得我之前有个报销3000来块钱到现在都没给报，更别说那些做大手术的球员了，然后你想要自由身，就给你签一个跟俱乐部没有任何财务纠纷，然后才会给你这个自由身证明，这就是咱中甲俱乐部做出来的事。2022年我的工资税前1万2，奖金老总说了赢一场10万（全队10万）这个奖金咱都不知道去哪了，在唐山赛区我们几个年龄稍微大点的去要过一次钱，然后就是告诉我们先完成比赛，钱哪天哪天肯定发，那年就发了3万多块钱吧。和我一屋的小孩一个月就3000块，一样也是一直欠。球员不如农民工兄弟，农民工兄弟有地方要钱，但是球员找中国足协仲裁，那就是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只，然后给你一句和你的俱乐部商量，足协每年的保证金不保证球员欠薪的利益，那保证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事我做错了吗？我确实是做错了，我也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各位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从小踢球，我也只会踢球，别的真的是不会，我也是30多岁的人了，我有房贷，有家庭，有父母，需要我挣钱养这个家，我也有跟大家同样的压力，我得挣钱生活，我长时间的不发钱，我的房贷只能跟父母去要，我30多岁人了每个月都要跟父母去要这个钱，真的是很难受，我出事的那场球是11月份的足协杯，我涉案的金额2万4千块钱，那场比赛我也没上场，如果说我想通过这个东西来多挣钱，多获取利益，我可以挣的更多，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够还个房贷钱就可以了，我不想通过这个让我发家致富，我很明白歪歪道上不了天，我问过警察叔叔，我说如果这么长时间的欠薪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会怎么样，他笑了笑，跟我说也挺同情我们这种在低级别联赛踢球的低级球员，工资也不是很高，还面临各种生活压力，但是没办法赶上了，长期的欠薪让我没办法不这么做，做错了就是做错了，我是个爷们我承担我自己做过的错事，我只是不想让父母那么大压力，让家里过的舒服一些，对不起我的家人，跟着我担惊受怕，只是希望以我这个事来让大家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在中国足协公布的122场比赛里基本都是欠薪导致的，换句话说哪个球员不想好好踢球，每个月能正常发工资的情况下，谁愿意冒这个险，球员不想每个月按时领工资好好踢球吗，但是球员领不到工资呀，逼的像我这样的低级别联赛的球员不得不这样做。踢球能踢几年呢，青春饭加上退役之后都不一定再能有工作。欠薪不解决类似的事还是会发生的，如果有天解决了，那我也真的为中国足球高兴，也算是为了中国足球出力了。回过头来看看换来了期徒刑8个月，自由比什么都重要各位，能看完也辛苦各位了，只是讲了一点我本人的经历，确实没什么文化水平，也没多高的道德水平，字是真真实实自己码的。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球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