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9月初披露消息时的措手不及相比，此次投资者关心的重点已然转移到了南北船合并的换股比例与套利空间，包括异议股东的现金选择权等问题上。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番异议股东保护价格设置为“120个交易日均价80%”，其较停牌前存在较大折让，且“南北船”均于停牌前一个交易日出现大跌，因此投资者普遍认为异议股东保护价格设置偏低。

对此，华东某投行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合并双方控股股东中国船舶工业集团以及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因均系出中国船舶集团，导致换股吸并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双方控股股东均需回避表决。设置偏低的异议股东保护价格也是为了防止两公司投资者为市场套利投出反对票，从而导致合并事项流产。

根据预案，中国船舶与中国重工的换股价格由两公司停牌前的120个交易日均价确定，其中中国船舶120日均价为37.84元/股，中国重工5.05元/股。以此计算，中国船舶将以对中国重工股东每股发行0.1335股的比例，换股收购中国重工全部股东股票。

1：0.1335的换股比例也左右了日内两家公司的二级市场表现。9月2日，本轮暨停牌前最后交易日，中国船舶、中国重工收盘价分别为34.90元/股、4.98元/股，股价比值为1:0.1426。

而截至9月19日收盘，中国船舶收涨3.32%，至36.06元/股。中国重工收跌2.41%，至4.86元/股，股价比值来到了更接近换股比例的1：0.13477。

另一方面，对于异议股东的现金选择权，预案给出了120日均价8折的价格，即中国船舶30.72元/股，中国重工4.04元/股。

事实上，在停牌前一个交易日中国船舶、中国重工分别下跌9.04%和6.39%，但即便如此，中国船舶、中国重工提供的现金选择权仍然较停牌前价格分别低13.3%和18.8%。因此部分投资者认为这一价格显得对异议股东缺乏保护。

资料显示，“南北车合并”期间，中国南车、中国北车的“异议股东保护价格”分别仅较停牌前折让8.22%、2.93%；“宝武合并”期 间，宝钢集团、武钢股份异议股东现金选择权分别折让6.52%、6.12%；其均低于“南北船合并”的折价幅度。

对此，前述投行人士告诉记者，此番选择与当前市场环境有比较大的关联。

“根据相关重组管理办法与自律监管指引，目前仅要求在换股吸并时提供现金选择权，但对现金选择权价格并无任何硬性规定。”前述华东投行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

对于现金选择权价格偏低的原因，该人士指出：“目前的市场环境与‘南北车’合并时期已经完全不同了，换股吸并的推进时间周期比较长，而市场的不确定性目前依然较大，一旦两家公司股票跌破现金选择权，大量股东就会选择投出反对票进行套利。因此肯定要给交易设置足够的安全垫。”

他还指出，低现金选择权与停牌期间二级市场的走势也有一定的关联，由于停牌期间大盘总体呈现向下态势，现金选择权需要给两家公司“补跌”的可能留下一定的空间。

康德智库专家、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付永生律师则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需要平衡大股东、中小股东、公司本身等多方利益。异议股东保护机制定价偏低，可能是在综合考虑各方利益后做出的权衡。较低的定价有助于降低异议股东行使权利的意愿，从而减少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阻碍因素，促进交易的顺利进行。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定价偏低也可能引发市场质疑和异议股东的不满。因此，在设定异议股东保护机制时，应充分考虑市场反应和股东利益平衡问题，确保定价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从换股吸并的流程来看，根据预案内容，预案的各项数据尚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在本次交易相关各项工作完成后，中国船舶和中国重工将另行召开董事会审议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未决事项，并编制换股吸收合并报告书，同时履行相应的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备考财务数据及估值情况将在换股吸收合并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其中，股东大会由于涉及中国船舶和中国重工双方的通过，而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均会回避表决，加上目前市场情况较2015年有较大差别，因此“南北船合并”能否顺利通过，尚存一些不确定性。

同时，中国船舶的第五大、第六大股东为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持股分别为1.03%和0.98%，第七至第十均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则为3.34%。而由于股权结构相对分散，中国船舶未来股东大会的结果似乎还有待二级市场的稳定，以及公司与投资者的充分沟通。

相比之下，“北船”中国重工对股东大会结果的把控力反而较强。

股东方面，中国重工控股股东中船重工集团（持股34.53%）及一致行动人大船投资（持股7.94%）、武船投资（持股2.13%）、北海船厂、上海衡拓、海为高科、中船工业集团亦会在股东大会投票时回避表决。但股东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持股6.10%）、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83%）、证金公司（持股1.75%）、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69%）、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53%）等非关联方持有较多中国重工股票，或能对股东大会施加更多有效影响。

而中国船舶与中国重工的重组如能成行，对其发展将有不小的促进作用。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指出，重组将整合两家企业的优势科研生产资源和供应链资源，促进造修船先进技术的深度融合升级，通过市场化手段推动中国船舶、中国重工及下属企业深化改革，改善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实现产业经营与资本运营融合发展、相互促进，发挥协同效应，实现优势互补。

李宁原（记者 张哲龙）09月20日,2013年9月18日，北京海淀区一派出所来了两个女孩，他们是来报案的。他们自称被人“潜规则”了。那些潜规则他们的人，还给他们拍摄了性爱小视频，以此要挟他们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由于他们感觉被骗了，所以，就过来报警了。民警通过了解得知，来报警的是一对双胞胎姐妹花。他们都是18岁，如花一般的年纪。两个人长得也都很漂亮，姐姐叫包包，妹妹叫依依。他们是怎么被潜规则的呢？又是怎么被拍摄了性爱视频的？18岁姐妹花遭潜规则双胞胎姐妹花说，他们在肯德基吃饭时，遇到了一个叫孟庆波的男子，这个男子说他是星探公司的负责人。他觉得包包和依依长相漂亮，身材高挑，有当明星的潜质。他相信，只要包包和依依进入他的影视公司，日后肯定能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的。谁还不想当明星呢？包包和依依这一对姐妹花，就这样上了他的套。他们进入到孟庆波的公司，发现这个公司只有两个工作人员，而且公司的办公室还是在民宅中。这能是影视公司吗？他们刚开始有点怀疑，但是，当她们看到大量的年轻漂亮女孩，出现在该公司时，他们就打消了这个顾虑。图为包包和依依原来这个公司的大老板家叫胡卫东，他把自己包装成电影学院里的老师。他还说自己开的影视公司，就是为了培养明星的，靠他的人脉，想要培养出几个卖座的明星，还是不难的。不过，他培养人是有条件的。到底是什么条件呢？说来也简单，就是女孩可以接受就行了。那就是他要和这些女孩睡觉，只要签约他的公司，都要接受他的潜规则。然后，他动用自己的资源，花费重金来培养这些女孩子。结果有20多个女孩，都接受了他的潜规则。包括包包和依依这对姐妹花在内。胡卫东阐述作案经过聚众淫乱他们这些女孩，接受公司的培养，主要是培养他们如何社交，还要求他们把之前的社交账号密码全部上交。这些东西不让他们用了，让他们重新注册新号，扩展新的人脉。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才有可能在众多影视从业人员中脱颖而出。白天他们上社交课，晚上他们被胡卫东“翻牌子”。只要是被翻到的，就要和胡卫东睡一个房间。殊不知在他们睡觉期间，胡卫东都拍摄了他们的小视频。为何要拍摄小视频呢？胡卫东还拍摄了小视频包包和依依，他们是在公司被培训了三个月，才知道自己被骗了的。原来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演戏，也不可能演戏。他们所在的这个公司，是没有自由的。一天24小时，都是有人监视他们的，他们不能自由出入公司。必须要有人陪同。他们还要拉投资，陪投资人睡觉。若是有谁敢不答应，胡卫东就拿出那些所谓的小视频，用这些小视频威胁他们。女孩们为了自己的名节，不得不去陪投资人了。这些投资人又是什么人呢？包包和依依还要陪投资人睡觉名义上这些投资人，都是投资电影电视剧的，至少胡卫东是这样给他们说的。只要他们伺候好投资人，被投资人看上了，那么投资人就会给他们花钱，让他们当电影或者电视剧的主角。可是，实际上这些人都是花钱来嫖娼的。只不过这个钱，都进入到了胡卫东的钱包里。他们这些拥有电影梦想的女孩，全部都被骗了。若是继续在这个地方，只能是消耗自己的青春，不可能成为明星的。他们该怎么办呢？包包和依依，这一对姐妹花，他们打算举报胡卫东。一定要让这个骗子被绳之以法。双胞胎姐妹接受采访处罚结果他们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经纪人，由于他们是没有外出的机会的。就看经纪人能不能帮助他们了。其实这个经纪人也是被蒙在鼓里的， 她就以为他们公司，是正经的影视公司。哪能想到公司还有这样的猫腻，确定姐妹花说的是实话后，她决定帮助姐妹花。趁着老板胡卫东不注意时，她将姐妹花带到了派出所。民警知道了他们的遭遇。胡卫东和孟庆波两个人都落网了，他们将接受怎样的惩罚呢？姐妹经纪人接受采访由于被他们骗的女孩多达20人，性质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所以，对他们的判处，也是相当严重。法院给出了如下的判决结果：胡卫东犯组织卖淫罪，聚众淫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罚金5万元。孟庆波协助组织卖淫组，聚众淫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罚金2万元。两个人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被骗的20多个女孩，也都被成功解救。图为判处结果这个案件再次说明，不少的拥有明星梦的女孩，由于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仍然会被犯罪份子盯上，并且上当受骗。即便是明知道有潜规则，他们依然勇往直前。直到栽了跟头，才后悔不迭。真的是让人感觉痛心呀。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明辨是非的能力，都有道德底线，不要做违背道德，甚至违背法律的事情。再就是那些骗子了，怎么忍心对如此年轻的女孩下手的。这些犯罪犯罪，都应该枪毙。大家说对不对？

李宁原（记者 张哲琇）09月20日,大象新闻记者 陈郑伊 申子仲 李俊峰2018年，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清集镇二郎庙小学因为只有27个学生要被撤点并校，村里孩子就需要去更远的地方上学。当时在外地工作的张鹏程主动申请回乡执教，自掏腰包甚至借钱修缮学校。现在，学生人数从最初的27名增加到350多名，教职工变成原来的3倍多，教学楼、宿舍楼、餐厅、篮球场等校内基础设施也越来越完善，孩子们的笑脸也越来越多了。9月12日，记者在大象新闻客户端五周年庆的活动现场见到了张鹏程，他告诉记者，现在他对学校有了新的目标。张鹏程称对学校有了新的目标归乡之路：从城市到乡村的抉择2018年，张鹏程回到二郎庙小学担任校长，已经过去6个年头了。当听说家乡招聘教师的消息时，他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城里的工作，选择回到家乡，重新站上了讲台。这一决定，意味着将要放弃高薪和稳定的生活，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我这人比较随性，但总有一些事情是放不下的。”张鹏程这样形容自己。回到二郎庙小学，张鹏程面对的是破旧的校舍和寥寥无几的学生。二郎庙小学的牌子总算保住了破烂的墙体上，满是孩子们的泥手印。很多教室的电源是坏的。厕所常年无人清理，卫生情况无比糟糕。操场的草无人修理，早已有半人高。整个学校显得越发破败不堪，荒凉无比。更别提下雨天一到，外面下大雨，教室里下小雨。雨水从二楼楼顶一直漏到一楼。“尽力而为，做到最好。”这是他给自己的承诺。为了留住学校，张鹏程倾尽所有，甚至动用了自家的装修款来修缮校舍、改善教学条件。历经艰辛，张鹏程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开学那天，学校一下子招到了一百多名学生，二郎庙小学的牌子总算保住了。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接踵而至的催款电话。这时，他的妻子田丽歌挺身而出，辞掉原本的工作，来到学校与丈夫并肩作战。生源问题解决了，师资力量又告急。张鹏程只好一人分饰多角，既当语文老师，又教英语，还要兼任大厨和勤杂工。回忆起最开始的那段日子，张鹏程虽然觉得累，但在孩子们的脸上看到了笑容，他已经很知足了。爱的耕耘：用心陪伴孩子成长为照顾好孩子们，张鹏程还身兼数职，教书、种菜、采购、做饭、维修……从三尺讲台到一方灶台，他是孩子们口中的“校长爷爷”“共享爸爸”。张鹏程对孩子们的爱无时不在5点50起床打扫卫生，6点半叫孩子们起床，并带他们跑两圈，陪他们早读。这是张鹏程的日常。因为在张鹏程的心中，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教育的意义在于陪伴。”张鹏程对孩子们的爱无时不在：住校的孩子会加餐，一块小蛋糕、一块饼子或一个水果；孩子若是生病了，吃完药，他要陪伴一个小时；天气干燥，孩子上火流鼻血，他迅速处置……张鹏程给孩子辅导作业他像老父亲一样，操心着孩子们的一切。他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有时候自己的儿子还会吃孩子们的醋，“我儿子觉得我对孩子们的关注太多了，他就会瞬间‘上头’。我就会开导他，和他共情、安慰他。因为有的孩子的父母在外地，我想让学校里的孩子都能感受到爱。”如今，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二郎庙小学焕发了生机，学生人数从最初的27名增加到350多名，教职工变成原来的3倍多，教学楼、宿舍楼、餐厅、篮球场等校内基础设施也越来越完善。梦想与期待：乡村教育的未来展望作为80后，今年42岁的张鹏程已经出现了白发，孩子们有时候会亲切地喊他“校长爷爷”，“白发校长”的称呼也是由此而来。“记不清啥时候开始变白的。回看以前的视频、照片发现，大概是从2021年开始，逐渐白得多了。”说起白发，张鹏程笑道，“可能就是自然规律。”虽然现在的学校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张鹏程并没有满足。他知道，乡村教育的发展仍面临很多挑战。“我们的体育场地还偏小，老师的专业成长也需要更多支持。”为了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硬件设施，张鹏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同时也注重对老师整体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张鹏程注重对老师整体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在他的带领下，二郎庙小学不仅在教学成绩上取得了优异成绩，更在校园文化建设、特色课程开发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学校能走出一个考上清华、北大的孩子。”张鹏程对二郎庙小学有了的新目标。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梦想，更是他对乡村教育未来的美好憧憬。

采写/薛瑞艺 黄琪 王子伊 肖汉华编辑/杨宝璐学生参加研学活动7月初的一个中午，刘桦坐地铁途径五道口站时，一群戴着小红帽、身穿蓝色马甲的孩子在两位成年人的吆喝下挤进了车厢。这一行有近20人，领头的是一位手持小旗的中年女子，队尾还缀着个年轻女孩，不少孩子热得满头大汗，干脆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席地而坐。刘桦凑过去一打听才得知，这又是一个来北京的研学团，刚刚“打卡”了清华大学，接下来要去奥体中心看鸟巢和水立方。来京两年，刘桦还没进过清华校园，好奇地追问校园内的情况。年轻女孩这才坦言：“我们没进去，就在门口拍了几张照片。”收费贵、溢价高、质量差……乱象频出的研学游背后，是研学机构为了“降本”增利各出奇招。在无门槛限制、无标准考核的情况下，许多研学课程被制作成了给家长的汇报演出。一位从业多年的机构负责人称，本来，研学游安排得怎么样、课程设计得好不好，孩子的感受才是核心，可“至少现在，孩子们的研学体验，依然取决于‘成年人的良心’。”“特色体验”项目张雪峰可能怎么都想不到，多年前他曾在演讲中说的，体验真正的北京就要去“早上五点天通苑北的第一班地铁”，如今真的成为了北京游学的一个“项目”。这绝非孩子们特意“没苦硬吃”。旅游旺季，有时旅游大巴车不好停车或交通堵塞，一些导游干脆选择带团乘坐公共交通往返景点——这在一些廉价的研学团里，被包装成了“特色体验”的项目。一位前研学导游向深一度介绍，如乘坐北京西郊线，就会被包装成打卡“最美西郊线”景点项目，“花很长时间在排队、坐地铁、到站拍照上。”北京地铁一号线也可以说成“中国首条地铁线路”——这是体验历史项目。据他介绍，市面上正规的地铁体验研学，需要和地铁、电车公司合作，能实地参观驾驶室、体验安检岗位、学习地铁调度规则等。“但如果只列为研学中的一个体验小项目，报这些团的家长不懂，也不会细问。”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团不仅“攻占”了公共交通线路， 也让博物馆和高校成了黄牛高价倒卖预约名额的重灾区，由于票价被搅乱，游学团临时改变收费标准也是常事。有家长告诉深一度，早在今年6月，她就为三年级的儿子报名了暑期研学夏令营，7月开营前却被机构告知要加收500元。负责人告诉她，加价的原因是几个原定的景点预约爆满，机构也需要从黄牛手中高价收票。清华、北大校园是北京研学团必打卡的景点。在清华，每日预约报备上限为3000人。每位师生报备单日上限5人次，单月上限15人次。有同学在清华树洞里吐槽：“黄牛把学生的预约通道给抢完了，家长想来学校都预约不上。”深一度记者通过闲鱼平台了解到，有不少写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线辅导”的帖子，注明“在校学生”，不接“二道贩子”，实则是在售卖预约名额。询问价格后，卖主告诉记者，代约入校的价格在每人180-200元不等。7月24日，北京大学官微发布了《校友预约入校违规情况通报》，引发全网热议。一支名为“北大金秋暑期定制课”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校友预约通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共139个入校名额，每名学员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王红薇参加研学时吃的盒饭货不对板不少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反映，给孩子报名的研学团以暑期游客多、难以协调等原因临时降低了食宿配置，实际体验与宣传“货不对板”。暑假期间，深圳的郑秋为自己和女儿精挑细选了10-12人的新疆精品研学小团，8天7晚8599元还不包括来回机票和餐食。一趟行程下来，两人总共花费3万多，体验感却让郑秋大失所望。出发前，郑秋就发现团里比原定多了3位成员，经过协商，工作人员承诺给予郑秋800元的赔偿和额外的无人机拍摄服务。晚上入住酒店时，郑秋和女儿所住的房间有明显的刺鼻气味，像是刚装修过，女儿的鼻炎还因此复发。后来换到一间味道稍淡的房间，他们依然不得不开着窗睡觉。报团前，该研学项目声称会给孩子科普新疆S21沙漠公路、克拉玛依采石油等地理知识，但在旅行中，郑秋和女儿一路上都没听到过讲解。到了五彩滩展览馆，带队老师甚至让他们自行进馆参观，自己则在馆外等待。直到一次闲聊时，郑秋才无意中得知，自己想象中“研学团”配备的专业老师，其实是当地旅行社派来的外包导游。此次新疆研学结束后，产品经理承诺的无人机拍摄始终没有兑现，连800元的赔偿也是郑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维权帖子后才收到。“如果是这样，我直接报旅行社就行了，比他们还便宜一半。”从新疆回来后，郑秋当即决定，取消原本已经报名的江苏研学团。初二学生王红薇原以为学校统一组织的年级研学更有保障，没想到刚出发，她就忍不住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吐槽。6月中旬期末考前，王红薇的班主任就宣传了这次苏大研学游。当时她向班里同学介绍，此次研学活动由专业研学机构承办，会带他们提前感受大学生活。班主任将报名表格共享在班群里后，家长、学生和老师都能看到谁在填写。王红薇和妈妈观望一阵后，发现班上同学几乎都报名了，于是也赶紧报了名。王红薇的学校将班级按成绩划分为三个层次，普通班、南通班和实验班。老师建议南通班和实验班所有学生都去，普通班学生自愿前往。说是“建议”，但王红薇发现，自己班里只有两位同学没去，还被班主任私下谈话。12天11晚的苏州大学之行，收费3600元，老师要求学生带着课本和练习册。“说是研学，不如说是换一个地方上课。”在苏州大学，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半，王红薇几乎全天都在上课，听自己的任课老师讲课堂知识。上课中穿插了4次两小时的讲座，由苏大教授分享苏州园林、历史、心理等常见的话题，讲座耽误的课时却还要在晚自习补齐。学生的一日三餐是盒饭。下晚自习后，老师才会将手机短暂发还给学生，学生得赶紧回寝室用手机扫码洗澡，9点50分又要统一上交手机。12天里，唯一一次的出游是某天下午游览苏州博物馆和苏州大学天赐庄校区。当天行程安排非常紧张，也没有配备导游讲解，想要听讲解的学生需自费租讲解器。王红薇和同学们在这两处景点走了个过场，最后以一张班级合影结束了游览活动。在苏大阳澄湖校区里的12天，她和同学只熟悉从教室到寝室这条路，“其他地方都没时间去。”省下来的钱学员参团体验差，很多时候是研学机构压缩成本的结果。一位资深的游学项目开发人向深一度介绍，目前研学由两类项目组成。第一类是狭义上的研学，属于教育产品的范畴。这种研学的消费者是学校，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参加。根据各地教育局的要求，此类活动本身就有价格上限。承接项目的研学机构想要盈利，降本是必然的选择。今年3月份，孙莹莹入职西安一家资质不错的研学公司，公司主营业务就是承接学校的研学活动。 孙莹莹透露，各地教育局对于研学收费都有一定限制。以西安市内不含餐食的一日游为例，收费标准不能超过200元，因此公司给学校的报价大都在190元上下。但实际执行时，为了盈利，每个学生研学活动的成本会被公司一再压缩，“绝对不超80元”。确定研学项目时，研学公司首先会与景区协商团购价，每位学生的收费可谈到50元以下，有些还会附赠体验项目。绘画等手工项目最常见，景区会提供场地和指导老师，但彩笔、纸张等耗材需要研学机构自备。入职一个月后，孙莹莹作为随队老师第一次跟团，拿到公司准备好的彩笔现场分发时才发现，这些笔看不到生产厂家和日期，打开后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味道，每个学生只能分到一根。原本的“扇子彩绘”项目变成了单色作画，学生们提不起兴趣，项目最终草草结束。但这些实则成本极低的项目，却会成为公司提高报价、向学校和家长宣传的筹码。另一大部分可缩减的支出在人力上。机构会为每个班级配备一名辅导员，这些辅导员并非机构员工，而是来自长期合作的外包机构。在孙莹莹眼里，他们的素质参差不齐。一次去兵马俑的研学活动上，她曾向直属领导反馈过部分辅导员态度差、有粗俗用语的情况，领导却劝她体谅。“可能领导心里知道，他雇人付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的质量。”报价清单中，机构会向每个学生收取15到20元的讲解费，但实际配备多少讲解员要看校方。今年5月，孙莹莹带着一个年级的研学队伍前往西安市周边景区，这所学校对于研学的要求相对严格，强调要为每个班级都配备一名讲解员。到了景点，孙莹莹却发现这些导游讲解时举着手机，对照百度百科念词，遇到学生提问就假装没听见。对于这样的情况，比孙莹莹入职久的同事觉得理所当然：“不到200块一个人，还想要什么体验呢？”第二类是市面上常见的假期研学营、精品研学小团，属于旅游产品。更准确地来说，应当称之为“游学”，或“研学游”。网传研学游的毛利率高达50%，但一年前，从一家研学机构离职后，马嘉禾自己开办了一家研学工作室，才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研学游虽然毛利率高，但和普通旅游一样，渠道商拿走了利润的大头。在不刻意压低成本、违规操作的情况下，他作为执行方，最多能拿到百分之十几。与普通跟团游相比，研学游还有天然的缺陷——它的直接服务对象大都是未成年人，几乎没有消费能力。马嘉禾告诉深一度，由成人组成的旅游团可以推许多自费项目，如进店消费、骑马拍照等。但研学团却没有这样的消费能力。没有了隐形收费的空间，不少研学游团队也会选择通过压低成本来提高利润。在旅游行业深耕9年，王禹如今经营着一家从旅行社转型的研学机构。他给深一度算了笔账：研学游想要压低成本，吃、住、带队老师工资都是可砍的大头，“研学机构愿意投入多少成本，很多时候全凭良心。”以北京五日游、20人的研学团为例，往返交通、景区门票成本的可操作空间不大。在住宿上，如果住在离天安门仅15分钟车程的大成路，选择体验更好的四钻酒店，旺季一晚人均就要600元。想要压低成本的研学团则会选择住在良乡等地，旺季一晚只需200元，如果再克扣些，住在河北等地的营地里，成本可以压到更低。而在饮食方面，50元的餐标缩减到30元也能吃饱，一日三餐至少省下近50元。砍完吃住两部分，第三就轮到师生比例。一名生活老师跟团5天，算上交通食宿和劳务费，成本至少要4000元。负责任的研学团一般每6到8名学生就会配备一位老师，但为了降低成本，不少研学团甚至每20个孩子才配备一位老师。这样压低成本之后，一个20人的北京五日研学团，机构起码可以多赚上万元。随之而来的自然是研学体验的下降。住宿地点偏僻意味着交通不便，要花更多时间在路上奔波。想去天安门看升旗，住在良乡要比住在大成路早起一个半小时，孩子们早餐只能用鸡蛋牛奶垫肚子；带队老师少了，管理难度增加，就要压缩孩子们自由参观和游览的时间。原本去故宫参观3小时，实际上只参观了1小时。“剩下的两个小时干嘛？就是不停地点人数、整队。”对于研学游产品而言，真正决定产品盈利上限的是研学项目和讲师水平的专业度。课程想要卖出高价，研学机构会在研学项目和师资力量上做文章。低端研学团进入故宫后，会蹭免费讲解或者只拍照打卡、走马观花，但精品团会提前报名故宫的官方课，单这一项，每人就要增收500到800元的课程费。王禹曾组织过北京到成都的暑期大熊猫夏令营，如果只是让团员“看一眼”，基地30元的门票就是这一项目的成本。但想要近距离接触体验，得花800元购买每天只开放200个的国际义工志愿者名额。如果能请到一位有专业背景的老师做主讲，如相关学科博士毕业、有讲解证书、在学校、博物馆等地挂职，一天2000元的课时费是保底，研学活动的收费也可以跟着水涨船高。但有一部分研学机构，会在宣传中提到“金牌讲师”这样模糊的字眼，其实请来的讲师不过是资历不满三年、甚至刚拿到导游证的导游，一天只要200到500元不等。孙莹莹在研学机构时带学生参加研学活动究竟谁是主角？第一次带研学，孙莹莹把学生们带到景区门口，负责对接的学校老师却迟迟没到。没有学校老师提供的签字盖章，他们无法带队进入景区，整个年级的孩子在太阳下暴晒。孙莹莹有些着急，连着给对接老师打了几个电话催促。事后，领导反而打来电话把她训了一顿。“你要知道我们伺候的是老师，不是学生。宁愿让学生等半小时，不要让老师不开心。”这句话孙莹莹到现在都记得，她觉得荒唐极了。为了让老师们满意，机构会给学校的随队老师准备礼物并提供单独的餐食。当学生席地而坐，吃着自己带的面包和水果时，学校的随队老师基本上都会被请去吃桌餐。带过这么多学校的研学活动，孙莹莹只遇到过一个学校的老师们主动要求和学生一起用餐。有些老师还会提出想看景区的付费演出，公司也会立即差人协调、满足要求。对于研学公司而言，这些“人情”开销都是成本的一部分，用在打点关系上的多了，花在学生身上的就会相应减少。完成一次研学后，老师和校领导的满意度决定了能否继续合作，相比之下，学生的体验并不重要。带研学团，孙莹莹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拍摄照片和视频，制作宣传推送。有一次研学项目执行得非常潦草，孙莹莹原本担心家长和学校不满，但负责老师对孙莹莹说，学校对这次研学十分满意。“因为照片是完美的，视频是好看的，现场执行的一些细节就无关紧要了。“由于研学游的教育学习效果很难量化，越来越多的项目也会选择把原本花在请好老师、好讲解上的钱，挪去请摄影师或者运营外包，在旅途中为孩子们拍摄精美的照片视频，制作vlog、美篇和电子相册。据王禹透露，这两年研学游市场的头部机构，即年营收在一个亿以上公司，许多都会增加旅拍作为卖点，五天的全程旅拍服务，光请摄影师就要花费8000到1万元。“大多数小孩和同龄人一起出远门就很高兴，机构只要能和家长交差就行。” 观察当下的研学市场，王禹发现许多家长对于研学游没有概念，有些甚至只是为了让孩子“有事可做”。至于孩子的游学体验如何，他们并不深究。今年五月底，带完春季学期最后一批研学团，孙莹莹离职了。她无法认同一个以教育为核心目的的产品，却如此漠视学生的感受。王禹的公司研发的研学项目‍‍缺失的标准研学游的热度，吸引了不少人想要进来分一杯羹，实际上，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明高暗低”。根据《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申请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应当取得企业法人资格证，并且注册资本不少于30万 元。机构想要做研学游业务，必须取得旅行社的资质才可以带团，还需要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挂靠的导游等条件，起步资金至少80万打底。但在实际操作中，机构却能靠“包桌”的方式借用资质。一年给旅行社交几千块钱，承包一张办公桌，就能借用它的资质承接旅游业务，开发自己的游学项目。由于市场缺乏统一的标准，监管就显得乏力，部分没有旅行社资质的研学团活跃在监管的真空地带。在小红书，王禹经常刷到有家长以研学游“游而不学”“货不对板”为理由，要投诉研学机构，却四处碰壁。如果做研学游的机构没有旅行社资质，和家长签署的相关合同也就不会生效。“他们不是旅行社，文旅局就拿这些机构没有办法，你最多只能向市场监管局投诉他们超范围经营。家长不懂，出了问题也不知道找谁。”除了市场缺乏统一标准，带团老师良莠不齐也是当下研学市场的顽疾。马嘉禾说，目前研学游带团老师资质的底线要求是必须有导游证。可在游学团当带团老师需要照看孩子更累，收入却不会因此增加。反而由于参团的都是小孩，导游没法加可以提成的收费项目，拿到手的都是“死工资”，收入还比平常的成人旅行团低。因此，真正经验丰富的优秀导游反而不愿意来带游学团。一位在旅游行业工作20多年的导游告诉深一度，目前愿意给研学团当带队老师的大多学历偏低，业务能力有限，知识储备也不足。真正的好老师们带高中历地科目，一天的课时费也很可观，出去带队研学，同样的收入，还要承受风吹日晒，“犯不着受这个罪”。今年4月，现居深圳的杨越正待业在家找工作，偶然在兼职群里看到了一则招募研学辅导员的消息，招募方自称是一家教育集团，与旅行社有合作。抱着尝试新行业的想法，杨越报了名。报名当晚11点，负责人给几名“临时工”拉了群，要求第二天早上到学校附近集合。辅导员的工资是120元每天，45岁以下都可以报名，杨越的任务就是帮带队老师看好孩子，不要出现安全问题。上岗前，机构没有任何培训，只提醒杨越等人不要向其他老师透露自己的兼职身份。正因如此，直到带完这批研学团，杨越才得知当天和自己搭班的所谓“带队班主任”，也是教育集团招募的临时兼职：“他们一天的工资是220元，筛选条件比辅导员稍高一点。要年轻，看起来像个老师。”研学课程难以得到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也是影响研学市场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研学教育领域，团队花心思开发的精品研学项目往往很难整理成标准化、可备案的内容。一套研学游课程，前期要花大量时间沟通资源、测评、现场调研。可项目一旦推出，其他研学机构就会立马跟风推出相同的课程体系，这对于愿意开发原创研学课程的机构是个不小的打击。王禹告诉记者，他的研学机构做过上百套课程，最终，能够获得备案的也只有三四套。降本、增效和提升服务质量，是“不可能三角”，但为了在激烈且无序的竞争中活下来，绝大多数研学机构，只能选择砍掉“提升服务质量”这一角，把“研学游”简化成流水线式的“跟团游”。马嘉禾之前就职研学机构，在他六年前刚入职时还雇着十几位全职研学讲师。后来因为疫情和行业竞争，“成本太高，养不住人”，到他离职时已经全部裁撤，改成从其他教育集团找临时外包，或者干脆在景区找讲解员顶上。后来他自己创业，组织的都是成本较低的市内研学游，目前正在尝试拓展成本更高的跨省研学游业务。他也说不好未来“万一不赚钱，又没人盯着”，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采访对象均使用化名）【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