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余凝霜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和根、新余市渝水区佰烩香烧烤原料批发部实际经营者吴勇、新余市博弈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柳金汉、新余市渝水区佳乐苑小区临街店铺实际控制人陈建平和新余市渝水区聚馨源宾馆经营者张建生等10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新余市原人防办主任邓员清、新余市消防救援支队袁河大队大队长丁小荣、新余市城镇发展服务中心原正科级干部龚宇新等3名公职人员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和职务犯罪，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其中邓 员清、龚宇新已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

　　同时，对事故中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新余市委、市政府，渝水区委、区政府，以及江西省和新余市、渝水区教育、消防、人防、住房和城乡建设、城管、公安等部门52名公职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其中，给予新余市委副书记、市长徐鸿，新余市渝水区委书记刘颖豪，渝水区委副书记、区长简华锋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给予渝水区副区长王娟政务撤职处分；给予渝水区袁河街道党工委书记胡茂庆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黄斌华党内严重警告、政务撤职处分；给予新余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曾先锋，党委委员、副局长郭志勇，渝水区教体局党委书记、局长卢冬根，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平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给予新余市教育局发展规划科科长何海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给予新余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龚俊辉，副支队长葛大雁、赵旭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给予新余市原公安消防支队防火监督处工程师李小文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给予新余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新余市原公安消防支队特勤中队中队长)李敏华留党察看一年、政务撤职处分；给予新余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朱天文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给予新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祥忠，渝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副书记、住房保障和城镇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宋平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给予新余市自然资源局二级调研员黄红阳党内严重警告、政务撤职处分；给予新余市城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华斌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给予新余市公安局渝水分局天工路派出所所长周志荣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派出所原民警曾菊平留党察看一年处分、降低退休待遇。对其他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吴雯芸（记者 胡宝善）09月23日,► 文 观察者网 熊超然本周末在美国总统拜登的家乡特拉华州登场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峰会，是拜登任内所参加和主持的最后一场QUAD峰会，因此也备受关注。彭博社当地时间9月21日报道认为，此前艰难应对对华关系的拜登政府，正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力度，随着即将离开白宫，拜登正准备采取行动，以完成数月或数年来一直在酝酿的对华行动，同时旨在利用所谓的“密集外交”，在不使中国“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也推动其他领域的合作。“政客新闻网”（Politico）同日则报道称，作为拜登标志性的“外交政策遗产”，白宫极力否认QUAD是美国在“印太地区”限制中国的一个工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当天就宣称，QUAD峰会实际上与任何其他国家无关，不是针对某个国家。然而，“政客新闻网”披露称，在此次QUAD峰会开始后不久，也就是与会者以为记者们已经听不到内容之时，媒体的镜头就捕捉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了峰会的第一个话题——中国。会场外的记者还听到，拜登声称，“中国在南海、东海、南亚和台海地区都继续表现得咄咄逼人”，美国认为中国最近的行为是“策略转变，而非战略转变”。“这削弱了这些公开评论（沙利文相关言论）的可信度。”报道还直接认为，拜登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召集另外三国领导人举行QUAD峰会，其目标是——在不进一步激怒中国的情况下挫败所谓“中国威胁”。考虑到有美方官员也声称，对中国的“担忧”将成为“议程重点”，香港《南华早报》9月20日援引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几乎肯定会激怒中国”。当地时间9月21日，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合影 美联社图彭博社称，沙利文当地时间9月21日介绍了此次QUAD峰会的一些议程内容，包括四国领导人将宣布一项“抗癌登月计划”（“抗癌登月计划”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其任内宣布的一项科研战略目标，旨在加快癌症研究。），扩大一项防止非法海上活动的倡议，计划在整个“印太地区”预先部署救援物资，以更好地应对灾害，并宣布首次共同执行海岸警卫队任务。尽管承认中国在“印太地区”的行动是QUAD所讨论的一个问题，但沙利文仍声称，不要把QUAD的工作视为“针对中国”。他对记者说：“（组建）QUAD的目的不是围绕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走到一起，而是围绕如何建设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走到一起。这些问题被提上议程，是因为它们关系到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中国不是QUAD的重点，QUAD也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的。”沙利文话虽如此，但“政客新闻网”披露的消息已经说明，这场峰会就是针对中国。“政客新闻网”报道称，除了布林肯和拜登的那些话被记者和摄像机镜头捕捉到以外，预计此次峰会还将公布相关政策，声称要以此“阻止中国对邻国采取更激进的行动”。报道称，预计与会的四国领导人将发表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含蓄地批评中国”。另有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地时间9月20日声称，这份声明可能是QUAD在南海问题上发表的措辞最强硬的声明。尽管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宣称，QUAD只是“伙伴关系”，并不针对中国，但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亚洲政策专家、前美国政府官员莉萨·柯蒂斯（Lisa Curtis）认为，新的QUAD海上安全倡议将向中国发出“非常强烈的信号”。《南华早报》称，分析人士预计，此次峰会将就“几乎肯定会激怒中国”的措施达成一致，这从今年7月QUAD外长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可窥见一斑。该声明没有点名中国，但称“严重关注东海和南海的局势”，重申“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通过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当地时间2024年7月29日，日本东京，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外长合影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南亚计划主任法尔瓦·阿默尔（Farwa Aamer）说：“周六的峰会可能会进一步重申外长会议期间讨论的内容，或在此基础上取得更具体的成果，但这还有待观察。”“虽然挑战会来，世界会发生变化……但QUAD将继续存在。“拜登在此次峰会开始时这样说道。“政客新闻网”称，这是QUAD机制获得重启后的第四次线下首脑会晤，拜登特地将地点选在了自己的老家，距离首都华盛顿以北约160公里的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在拜登即将结束其任期时，他试图给四国之间的联盟划上一个“强有力的句号”。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都即将离任，这将成为美日印澳这四国现任领导人的最后一次会面。这个由一位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主持的峰会究竟能取得什么成果，以及QUAD今后是否能维持其影响力，甚至是否会“名存实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政客新闻网”认为，拜登和岸田即将相继卸任，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未来也将面临竞选连任的压力，这确实给这场QUAD峰会的进程带来了不确定性的气氛，特别是特朗普未来可能重返白宫的预期，都加大了这四国的担忧。因此，拜登此次的主要目标是，要表明QUAD四国的“纽带”可以维系得更为持久。为平息这些担忧，在一张QUAD四国领导人的公开照片中，拜登搂着印度总理莫迪，并说：“它（QUAD）将在11月之后继续存在。”事实上，在专家看来，印度就是这一联盟中“最不可预测”的成员。地缘战略分析师伊姆兰·哈立德（Imran Khalid）称，尽管华盛顿总是试图让新德里在全球问题上站在自己一边，但后者往往编织出一条独立的行动路线，甚至在俄乌冲突等关键问题的政策上与之发生冲突。他认为，印度的“战略愿望”就是利用与美国的关系为自己谋取利益。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网站分析也指出，这些分歧破坏了战略联盟的概念。彭博社也认为，拜登能在多大程度上团结他的这些合作伙伴仍有待观察。耶鲁大学讲师苏尚特·辛格（Sushant Singh）表示：“莫迪在针对中国的安全领域方面，所能提供的帮助并不多，因为这会进一步激怒中国。”当地时间9月21日，拜登会见莫迪 X平台截图作为QUAD机制第四次领导人峰会，这次原本轮到印度主办。然而，拜登去年5月因国内债务谈判临时取消访问澳大利亚行程，导致当时原定举行的QUAD领导人峰会取消。以2024大选年为由，印度原计划今年1月举办峰会的计划，也因拜登“无暇出访”而推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大洋洲事务高级主任米拉·拉普-胡珀介绍，在拜登决定不再寻求竞选连任后，印度总理莫迪“慷慨地同意”交换主办国。正如一名白宫高级官员所言，拜登在这场“最后的峰会”中融入不少“私人色彩”：他把与各国领导人的双边会晤安排在了自己位于威尔明顿的私人住宅中。拜登已经在当地时间20日傍晚会见了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21日还会与岸田和莫迪举行类似的会晤。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9月21日则介绍称，QUAD最初是为应对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而建立的，后在2017年由特朗普政府恢复。拜登上任后又将其升级为“定期会面”的领导人峰会，以帮助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是美国政府“印太战略”的主要抓手。这几年，这一机制在军事等实质性领域也小动作频频。针对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这一机制，中国外交部此前就曾表示，中方一贯认为，任何地区合作机制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搞封闭排他、针对他国的“小圈子”，违背时代潮流，与地区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不得人心，注定不会得逞。

吴雯芸（记者 骆文馨）09月23日,据证券时报9月21日报道，有传闻前华人首富、币安创始人赵长鹏即将出狱。记者从美国联邦监狱局处确认了该消息。记者在美国联邦监狱局（Bureau of Prisons）官网得知，赵长鹏当前的位置更新为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长滩居住地重返社会管理局（Residential Reentry Management，RRM）。这意味着他正接受重返社会前的准备和评估。如果一切正常，他将在9月29日重返社会。所谓“居住地重返社会管理局”，也被称作“中途之家”，主要是充当联邦监狱局与联邦法院、美国法警署、州和地方惩教机构的当地联络人，与联邦监狱签订合同，为即将获释的囚犯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以确保他们能够顺利过渡到社会生活。这可能包括提供安全、有组织、受监督的环境，提供就业培训、心理咨询、住房安排、财务管理等服务。美国联邦监狱局官网截图在赵长鹏坐牢期间，比特币上下波动超过2万美元。今年4月，赵长鹏入狱的时候，比特币曾达到71000美元，随后进入大幅波动，并一度跌破50000美元。最新价格则为63192美元。此前被判4个月监禁，本人：我很抱歉据界面新闻，今年4月30日，赵长鹏在美国被判处4个月监禁。此前，美国检方当地时间4月23日在一份法庭文件中称，赵长鹏在承认违反反洗钱法之后，应在监狱服刑36个月。赵长鹏已于去年11月辞去币安首席执行官一职，当时他承认了违法行为，公司同意接受43.2亿美元的罚款。当地时间2023年11月21日，美国西雅图，赵长鹏离开西雅图法院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美国地区法官理查德·琼斯在西雅图联邦法院对赵长鹏说：“你本来有能力、财力和人力确保遵守每一项规定，但你错过了这个机会。”媒体报道截图这位前币安负责人的判决远低于联邦检察官所寻求的三年刑期。辩方曾要求判五个月缓刑。而根据量刑指南，他的刑期应为12至18个月。据外媒报道，赵长鹏在宣判前对法官说：“我很抱歉。”据报道，赵长鹏周二早些时候在法庭上说：“我认为承担责任的第一步是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这里，我未能实施一个充分的反洗钱程序……我现在意识到了这个错误的严重性。”身家仍超2300亿元，是全球第50大富豪赵长鹏1977年出生于江苏连云港，12岁那年，他随家人移居加拿大温哥华，成为一名加拿大华裔。大学时期，他在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1997年，大学毕业的赵长鹏进入金融科技行业，先是成为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软件开发师，之后又前往纽约为彭博社工作，参与开发期货交易软件，27岁时，被称为编程奇才的赵长鹏，成了该公司新泽西、伦敦和东京的团队领导。2005年，赵长鹏在上海先后创立富讯信息（专为券商开发速度最快的高频交易系统）、比捷科技等公司，赚到了第一桶金。2013年，他从一个牌友那里了解到了比特币，并开始踏足该领域。2017年，赵长鹏携团队创立币安，发行了数字货币“币安币”(BNB)。币安英文“Binance”的名字基于单字binary和finance的组合，提供150多种加密货币的交易，包括比特币，以太坊，莱特币以及其BNB代币。2017年9月到12月，比特币价格迎来了飙涨，从3000美元涨到了20000美元，人们开始争先恐后地想要进入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顺势发展迅猛，三个月注册用户突破百万。成立短短半年后，币安凭借每秒140万次的交易能力，吸引到了600万用户，单日交易量超过100亿美元，一举飙升至行业第一，成为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同时也创造了加密货币行业的新神话。2018年一季度，币安盈利2亿美元。到2021年，币安在全球已拥有3000名员工，日交易额高达760亿美元，比其四个最大的竞争对手加起来还要多。当时，币安估值已到3000亿美元。币安并未上市，也没有直接披露公司利润。不过，当时有媒体测算，仅在2021年第三季度，该公司的利润就达到了32亿美元，折合203亿元人民币。据悉，赵长鹏控制着币安的大部分股权。根据《福布斯》数据，创始人赵长鹏拥有30%的币安股份。2021年年底，在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大涨的背景下，赵长鹏凭借941亿美元（约合6348亿元人民币）身家荣登华人首富，同时也跻身世界十大富豪。不过，半年后，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出现暴跌，赵长鹏的财富也一度缩水超80%至174亿美元。在2023年，随着比特币价格的回升，赵长鹏的财富暴增，远远超过币安同意向美国当局支付的罚款。据今年4月3日发布的《2024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赵长鹏以33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390亿元）的身家位列第50。赵长鹏以330亿美元身家位列福布斯第50位每日经济新闻综合自证券时报、界面新闻、公开信息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北京仅7座加氢站正常运营经济观察报 周信/文 记者 高飞昌 见习记者 周信 9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丰的亿华通加氢站，有六七辆大巴车正排队进站。在此排队的北京水木通达公司大巴车司机王贵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这辆车是50座的大巴车，加满氢、充满电，也就跑500公里，我常跑顺义、通州线路，但只能到这儿加氢。”“开这车都不敢出北京，不然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王贵说：“去一趟古北水镇，来回二三百公里就得加氢。”经济观察报记者在走访北京地区加氢站之前，提前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了“加氢查询”，结果显示北京市目前有13座加氢站，且主要分布在延庆区、昌平南北沙河、大兴区，连起来看呈现出东南—西北走向的曲线。当记者将手机上的加氢站分布地图展示给王贵时，他略有不屑地说：“假的，很多站都不能加气，要么是停了，要么是不对外，要么是晚上不营业。”记者随后走访了与中石油福田加氢站、位于延庆区的中石化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发现这几座加氢站的运营情况都不佳，有的站内杂草丛生，有的不对外开放，有的则已经关停。北京是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北京城市群曾入选国家首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城市群名单。北京规划了2023年建成37座加氢站、2025年建成74座加氢站的目标。但据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地区实际上还在开放运营的加氢站仅有7座，比起规划目标已严重滞后。加氢站的惨淡情况，与当前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火热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3月份，氢能首次被作为前沿新兴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山东、四川、吉林、陕西等地陆续出台免收氢能车辆高速费的政策。在汽车行业当中，8月，丰田宣布在华燃料电池工厂投产；9月，宝马宣布与丰田车携手研发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并将于2028年推出首款面向市场的量产氢燃料电池车。一家加氢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加氢建站投入大，每天运营费用高，虽然每公斤氢气30元，但就算一天卖2000公斤气也才6万元，每天光电费都得好几千元，再加上人工等成本，很难回本也很难盈利。这是困扰加氢站投资者的重要问题。加氢建站投入大运营费用高 资料图有的站要排队，有的站已荒废位于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一旁的中石油福田加氢站，面积不大。经济观察报记者从现场看到，这座加氢站只能给一辆大巴车加氢，但道路两旁在排队进站加氢的大巴车有十几辆。大巴司机刘厚向记者表示，这还算好的，多的时候都能排到福田康明斯厂那边去，每次加氢至少得一个小时，基本上是“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这种进站加氢排队的现象，在大兴黄村的时顺加氢站则更为严重。在亿华通加氢站和福田加氢站的不远处，记者都能听到“突突突”的声音。“这是加氢站内加氢气压不足，开始给储氢罐打压，”刘厚说，“一打压就得三四十分钟，而且是加几辆车就得打压，导致加氢排队时间更长。”天津大学教授姚春德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现在的加氢站使用的储氢压力基本都是35兆帕，当给大车加氢时，随着往车里加的氢气越多，车上氢罐内的压力越大，站内的压力就不足，所以需要打压。这也是亿华通加氢站工作人员所说的“小车加氢三五分钟，大车加氢十五分钟”的原因。往延庆城区方向，在京银路与张王路交叉口，有一座中石化的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站内有两台加氢柜机，但该站的加氢业务已经停了两年。据该加氢站的一位员工介绍，该站于2021年建设，主要是为了服务202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据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山地赛区设在北京延庆区和张家口市，为服务本次赛事，北京市累计投放了1200辆氢燃料电池接驳车，并建了庆园街、王泉营、金龙和燕化兴隆站4座冬奥配套加氢站。如今，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出入口都被遮挡，加氢站内的蒿草有一人多高，站内停放的一些氢能大巴车也显现出锈迹。而位于919路公交总站内的庆园街加氢站，只服务本站公交车，王泉营加氢站也不对外开放。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尚在运营，但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因为加氢车辆太少，加氢站已经关停三个多月了。一些加氢站因无车光顾而关停，一些加氢站则出现加氢车辆大排队的现象，北京加氢站的布局，让驾驶氢能源汽车的司机长期处于里程焦虑当中。大巴司机称“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 资料图实际投运站点滞后于规划目标2021年8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方案》），确立了“十四五”期间北京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按照《方案》设定的目标，2023年前，北京应力争建成并投运37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74吨/日；2025年前建成74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148吨/日。但2024年已经过去一大半，北京市仅有13座加氢站，与规划的2023年加氢站建设数量相距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发布时，北京已有11座加氢站，这意味着近三年时间里，北京仅新建投运了2座加氢站。以当前的进度来看，如果要完成2025年的74座加氢站目标，几乎不可能。细分到北京各区的加氢站建设，其中的差别也不小。彼时的《方案》规划，在延庆区、海淀区、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7个区域（也是北京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先行区域），规划建设26座加氢站，满足337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47吨/日的加氢需求。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氢站建设选址储备库》里，顺义区规划了32个加氢站点，但至今一个加氢站也没有。此外，朝阳区和通州区分别规划了12个、26个加氢站，至今也一个都没有。昌平区备选的有21个站点，但目前由北京三元石油有限公司负责的北清路、七里渠加氢站，昌平区未来科技城规划的王府加氢站以及中海潮等站点，尚没有明显的建设投运动作。国家电投氢动力（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监刘国柱表示，他们公司在北京运营了220辆大巴、约400辆物流车，其中有七八十辆大巴车在首都机场运营，但顺义区、朝阳区没有一座加氢站运营，车辆要么去昌平、要么去大兴加氢，单程一次路上就要消耗100公里左右，导致加氢成本很大。事实上，不仅是加氢站的建设进度缓慢，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速度也不及预期。根据《方案》，2023年北京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2025年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2023年6月，北京市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目标做了一次更改。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官网公示的“北京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项目设计文件”指出：预计本项目第一年度（2023年4月22日—2024年4月21日）车辆规模将达到1800辆，以此时间推后的第二年度、第三年度分别为4500辆、8100辆（预估重型货车将达到5400辆）。据中汽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8月份发布的《“万辆百站”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大数据报告》，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车辆达到11334辆，加氢站建设143座。加氢站点少、建设进度慢 资料图难以盈利是关键掣肘关于加氢站少、建设进度慢的问题，一些专业人士指出，其中有着加氢站审批复杂的原因，例如氢气被定义为危险化学品，因此在“制储运充”多个环节需要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立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最主要还是经济性问题，包括大经济环境和氢能源汽车的经济性。一方面，氢能源汽车行业本来就是靠政策推动，很多地方也规划了很多项目，但当前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没有太多的钱来补贴加氢站的建设；另一方面，加氢站建设投入大、运营成本高，按标方来看，一个小加氢站的建设也需要五六百万元的投入，但政府补贴的金额仅占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的加氢站成本会更高。据了解，一座日加氢能力在1000公斤且采用70Mpa加氢系统的加氢站，其建设成本至少需要2000万元（加上建筑施工、设计维护、管理等费用），其中设备成本约占80%。氢气压缩机占加氢站整体成本的30%左右，管阀、氢罐、加注设备分别占比13%左右。2022年8月，北京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显示，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成（含改扩建）的加氢站，按照压缩机12小时额定工作能力不少于1000公斤和500公斤两档，分别给予500万元和200万元的定额建设补贴；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加氢服务并承诺氢气市场销售价格不高于30元/公斤的加氢站，按照10元/公斤的标准给予氢气运营补贴。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的一位员工表示，2021年建站时花了3000万元，仅加氢的相关设备投入就有2500万元，而当前加氢业务又停止运营了，这部分投入就打了水漂。而在运营环节，由于氢气前端成本高导致到站价格也高，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少导致加氢站普遍负荷率低，加氢站收回成本难度高。亿华通加氢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公司是做燃料电池电堆的，这个站只是配套服务，根本不挣钱。”据了解，亿华通加氢站的气是从燕山石化进的，对合作单位的车是三十元每公斤，没有合作的车大概四五十元每公斤。该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吨，即便每天全部加完，再加上政府补贴也才4万元，也难以抵消成本，包括进气和运输成本、人工成本、水电成本、维护成本。北京开云汽车集团董事长王超认为，加氢站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氢能源汽车保有量太少。“如果车多，站里每天都很忙，就是投入一个亿也有人愿意投，反之，就算亏10块钱，也没人愿意干。”孙立清认为，整个氢能源汽车产业从装备制造到储运、运营的过程中，都需要提升技术与效率，目前还没有实现商业闭环，所以现在都挣不到钱。在8月底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耿晋军表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个别城市存在盲目跟风的情况。氢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应当合理把握力度和节奏，量力而行、有序推进。”“实际上，北京作为氢能源汽车示范城市，很具有代表性，北京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现状也是整个国内市场的缩影。”孙立清说。（文中王贵、刘厚均为化名）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周信，经济观察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