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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深圳日本人学校被刺学生不幸去世，警方通报称嫌犯为单人作案已依法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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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王夏，郭美婷 9月20日，华为、苹果同天开启了新品的销售。早上八点，苹果开启iPhone16的提货。七点多，位于广州天环广场的苹果直营店早已人满为患。排队等待现场提货新款iPhone16系列的人群从店内延伸到店外，环绕了好几圈。8点整，苹果旗舰店的玻璃门准时打开，苹果员工与前十几位进入门店的首批客人击掌，欢迎他们入场。据时代周报记者观察，从早上8点到9点期间，苹果门店排队人数有所减少，不过不断有不同批次提货用户进场。在门店外的天环广场上，更有不少黄牛聚集于此，有人直接摆出了“加价回收”的牌子，加价价格从300块钱到600块钱不等。两个小时后的10：08，华为MateXT也开启了抢购。与苹果不同，华为的热闹主要在线上，因为线下门店基本没有现货。时代周报记者发现，距离华为MateXT开售不到一分钟，京东、淘宝、抖音等线上平台均已显示无货。 华为京东自营官方旗舰店截图记者了解到有华为销售门店开启了摇号的方式，在早前登记意向的用户里面摇号。“现在到处都没货了。”实体店店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你现在如果想买，必有溢价。”记者在随后询问黄牛，得到了类似的答案——要卖到256G/512G的瑞红款华为MateXT，需要加价6万元。时代周报记者还了解到，明天同一时间还有第二批的MateXT释放出来。届时可能还有另一波抢购潮。iPhone 16黄牛加价回收，“让你早点出”据广州天环广场的苹果直营店内的店员介绍，目前iPhone16和iPhone16 Plus在官网下单后，就能够直接到门店自提，但是iPhone16 Pro系列还不行，要等待官网显示提货的时间。关于产品更具体的预定进度，该店员也表示以官网信息为准。时代周报记者查阅苹果官网发现，iPhone16 Pro系列在就近门店暂时无货，如果今天订购，预计配送送达日期为10月12日。iPhone16和iPhone16 Plus已能在就近门店自提，若选择配送，则可在9月24日送到手。“iPhone16和iPhone16 Plus产量较大，因为是性价比之选，所以备货多。”上述店员在现场解释称。 苹果旗舰店内 时代周报记者摄不过，时代周报记者在线下观察到，到门店取货的消费者，多购买的是iPhone16 Pro和iPhone16 Pro Max。不过目前iPhone16 Pro和iPhone16 Pro Max广州部分门店基本没有现货。同样苹果在线上开售的当天，京东、天猫等平台的iPhone16 Pro和iPhone16 Pro Max公开版也是10分钟内被清空。而在门店外的天环广场上，聚集了不少黄牛。很多黄牛手上都拿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iPhone产品的袋子。有人在门口附近摆出“加价回收”的牌子，但很快被保安要求收起来。 苹果位于广州天环的旗舰店门口 时代周报记者摄“iPhone 16 Pro Max 512GB的，加价300块钱收，”在门口“摆摊”的黄牛吴洋（化名）吆喝道。随后有客户报价加价400块，吴洋称收不了，“现在没这个价了”“让你早点出”。另一个黄牛报价，iPhone 16 Pro Max 512GB/256GB，黑色的加价500块出，白色的加价600块出，今年的新色沙漠金，只需要加价300块就能拿到手：“金色的没有人要。”还有现场的黄牛表示，手头上iPhone 16都不是直接售卖的，他们已经有客户预收了。“你可以加价300块钱在门口收。”有黄牛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接近一个小时后（8:50），预约排队的人少了许多，不过仍不时有人加入队伍。而苹果门店附近的小小“二手市场”越来越热闹。 部分黄牛还在苹果门店外“顺道”收购华为最新的三折叠屏手机MateXT，对于“多少钱收”的进一步追问，黄牛笑答：“华为的你抢到再说。”MateXT上线秒没货，有经销商到手不到10部机同样在体育西核心商圈，华为位于正佳广场和天河城的两家门店格外平静。原因很简单，线下门店几乎没有华为Mate XT三折叠屏手机的现货。时代周报记者于10点后先后来到这两家门店，发现店内没有三折叠样机展示也没有现货，询问店员也无法得知店内何时上货。其中一名店员告诉记者，现在想拿到新款手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线上预定门店提货，要么通过线上网购平台购买。” （华为位于广州正佳广场的门店 时代周报记者摄） 华为位于广州天河城的门店 时代周报记者摄在线上渠道，10：08开售不到一分钟，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上的货已抢购一空。而此前，京东华为Mate XT的预约量就已经超过了600万。 华为京东自营官方旗舰店截图之后，时代周报记者向经销商、门店和黄牛分别询问销售状况，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机难求。“目前只支持意向登记顾客购买。”位于深圳万象天地的华为旗舰店店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早在Mate XT开启预售当天，该店的意向登记人数就已经满员了，该店员强调：“之前意向登记过的顾客有收到电话通知或短信通知的才可以购买。” 华为某门店贴出Mate XT预订已满的消息 时代周报记者摄“目前门店有样机体验。”另一家位于深圳的华为授权店店员坦言，现在货源基本都很少，后期也不确定是否会陆续加货。来自贵州的一位华为经销商同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目前门店Mate XT的货源很少，他手上门店拿到的货都不到10台。而之前有广东的经销商告诉时代周报的记者，他们门店首批Mate XT仅仅是个位数。时代周报记者询问了一位此前在苹果门店前收新手机的黄牛华为Mate XT红色512G/256G版本的价格。对方回复“+6w（加价6万元）”。 华为官网截图首发当日，“三折荒”平等地波及了每一位对新机充满好奇的用户。一位有多次抢首发经验的“花粉”向记者透露，自己也没有抢到。“明天会有第二次放货吧，到时再看吧”他说。同样在今天上午，华为常务董事、终端BG董事长、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董事长余承东现身上海南京东路的华为旗舰店参与新机交付仪式。余承东表示，华为三折叠屏手机热销的程度远远超出预期，团队正在加班加点扩产能。

本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告，9月25日起将停止执行原产于台湾地区的鲜水果、蔬菜、水产品等34项农产品免征进口关税政策，各项产品关税将恢复5%到20%不等，其中包括刚重启输入大陆的番荔枝、文旦柚以及白带鱼等。连日来，该事件在岛内持续发酵，舆论在盘点台湾农渔业将遭受怎样损失的同时，纷纷呼吁民进党当局放弃操弄“反中抗中”，改善两岸关系。大陆宣布将停止台湾的鲜水果、蔬菜、水产品等34项农产品免征进口关税政策 资料图“真的很担心大陆消费者不买单”此次被取消关税减免的34项台湾农产品中水果包括椰子、槟榔、菠萝、番石榴、芒果、柚、木瓜、桃、梅、番荔枝（台湾称释迦）、杨桃、莲雾、枣、柿子、枇杷，水产类有比目鱼、鲱鱼、鲭鱼、带鱼、鲳鱼、鲈鱼、小虾、贻贝，蔬菜包括洋葱、甘蓝、花椰菜、莴苣、胡萝卜、丝瓜、清江菜、小白菜、苦瓜、山葵和芋头。该事件成为19日“京台科技论坛”讨论的焦点。据台湾《经济日报》9月20日报道，台湾前“行政院长”、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方理事长刘兆玄19日在北京出席第27届京台科技论坛时表示，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是他在“行政院长”任内推动的，多年来执行得很好，ECFA让台湾受益不少，两岸可通过根据ECFA设立的协商平台“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等既有机制来进行讨论，是较好的解决办法。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称，大陆全国台企联总会长李政宏呼吁民进党正视问题，不能一边依靠大陆让利，获取两岸贸易的顺差，却又在政治上“抗中反中”，破坏两岸交流。同一天，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要替岛内中南部农业大县“请命”。她说，一旦失去大陆市场，岛内弱势农民受的打击很大，民进党当局不能置之不理。台东县长饶庆铃强调，菠萝和番荔枝克服重重挑战才重返大陆市场，民进党当局应该立即出面协助，积极洽谈更优惠的关税税率。岛内评估，大陆停止台湾34项农产品免关税待遇，以柚子、白带鱼等受到的影响最大。联合新闻网称，2021年9月，大陆因为在水果中检疫出有害生物，暂停输入台湾菠萝和番荔枝，台东农民遭受重大打击。为此，台东县政府开展安全用药教育训练、辅导包装厂提升果品清洁质量，并培训530名果实清洁及品质管理人员，去年12月才得以重返大陆市场。台东县农业处长江慧卿表示，根据“大陆对台湾地区的进口水果免征关税产品列表”，目前文旦柚进口关税为12%，菠萝和番荔枝为20%，以每箱6公斤装的番荔枝为例，现在的价格介于200至300元人民币之间，若再加上关税，售价垫高两成，真的很担心大陆消费者不买单。大陆是台湾农渔产品最大的外销市场 资料图台湾《联合报》20日称，宜兰南方澳渔港是全台三大渔港之一，大陆课税将影响到白带鱼销往大陆。苏澳区渔会理事曾太山回忆说，5年前是白带鱼输出大陆的“黄金年代”，每天约有三四万公斤销往大陆，但两年前，大陆因为在冰鲜白带鱼中验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样本，暂停了台湾白带鱼输入，后经争取，第二年3月才恢复。他说，鲭鱼以前也可以销往大陆，现在不行了，可输出大陆的鱼货品项越来越少，民进党当局“一天到晚跟大陆斗，受影响最大的是农渔民”。赵少康：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台湾“中华经济与金融协会”副秘书长曾志超撰文称，由于两岸距离近，航运相当密切，台湾农渔产品采收后，不到一天就可以运抵厦门或广东，数天内就可以送到大陆各地；加上饮食习惯相近以及购买力强，台湾高质量农渔产品深受大陆消费者的喜爱。他回顾道，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推动“和平之旅”，促成了15种台湾水果享有零关税与快速通关措施优惠；接着2010年6月两岸签署ECFA，早收清单中有18项农渔产品，自2011年1月1日起开始逐渐降至零关税。取消关税之后，台湾农产品对大陆输出快速增长。据统计，2006年对大陆输出总额占台湾农产品总出口比重首次超过一成，这使大陆成为台湾最大农产品出口地，并于2018年与2019年出口达到高峰的12.7亿美元（1美元约合人民币7.06元），出口比例占23%。中时电子报援引台农业部门的数据称，中国商务部2005年8月1日起正式对原产台湾地区的菠萝、番荔枝、木瓜、杨桃、芒果、番石榴、莲雾、槟榔、柚、枣、椰子、枇杷、梅、桃、柿子15种水果实施进口零关税措施；2007年又宣布自当年3月20日起，正式对原产台湾地区的11种蔬菜，包括甘蓝、花椰菜、丝瓜、青江菜、小白菜、苦瓜、洋葱、胡萝卜、莴苣、芋头、山葵和8种水产品（鲳鱼、鲭鱼、带鱼、比目鱼、鲱鱼、鲈鱼、虾和贻贝）实施进口零关税措施。台“农业部长”陈骏季19日称，受影响的台湾农渔产品中，截至目前，今年槟榔外销大陆42吨、枣子150.76吨、石榴193.72吨，以及近期重启输往大陆的文旦柚有291.74吨，白带鱼3171吨，其中最多的是番荔枝6187吨，产值近1800万美元。从2023年到目前，34个品项输往大陆的贸易金额约736万美元，关税约107.5万美元。然而，陈骏季却声称“早有准备”，已持续协助台湾农产品推往大陆以外市场。对于台“农业部”的说辞，“中广”前董事长赵少康19日批评称，100多万美元对台当局来讲是小钱，但对农民是大钱。他说，农业经济产值不高，但农业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有政治问题，牵动的农业人口很多，“不能说农业产值小，或增加的关税金额不大，就可以不在乎，讲风凉话”。赵少康警告说，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大陆会不会把ECFA停掉？会不会从农业到工业产品，高科技产品都停掉？国民党“立委”牛煦庭直言，不该用总值影响不大来搪塞过关，对于受影响的农民都是切身相关。他认为，大陆把关税调回来，就是逐渐在没收ECFA早收清单，民进党若不调整两岸政策，这种状况只会加剧。“中广”前董事长赵少康对台“农业部”的说辞发出批评 资料图岛内民众对台“农业部”的论调也存在诸多不满。19日，台湾中天新闻针对台“‘农业部’表示损失有限、影响可控”的言论进行街访，有民众表示，“我家在云林，很多东西会外销到对岸或东南亚，取消免税会影响到台湾农产品，就因为少了大陆”。有岛内年轻人说：“现在陆客不来，台湾经济很惨。我在饭店打工，现在都没工作了。”还有民众批评民进党当局只会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不关心民众的感受，“（大陆取消零关税）我们台湾农民损失会比较大”。岛内学者杨颖超20日撰文称，虽然农产品在两岸贸易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在台湾农产品出口比重排名来说，2021年出口，大陆占19.8%，位列出口地第一名；2022年和2023年虽然占比有所降低，但仍然位列第三，“在‘农业部’眼里，这算影响不大吗？”针对台当局宣称“积极开拓大陆以外的高消费市场”，文章称，台“农业部”2020年自夸“菠萝外销突破”，但出口澳大利亚当年总占比2.5%，仅名列第8，到2023年年增率还是负的。此外，去年菠萝出口销量除日本、韩国以及香港地区以外，其余地区都不足100吨，“这种成绩，恐怕不能让辛苦的农民感到安慰吧？曾志超此前也表示，民进党当局试图强化对其他地区出口，例如以所谓“自由菠萝”或“民主菠萝”之名，将菠萝销往日本，但仅有短期效果，2022年台湾农产品出口额增长11%，去年就暴跌16%，非但无法弥补失去的大陆市场，连对日本出口都创下14年来新低。还有德媒称，生鲜冷藏水果的运输距离是个大问题，台湾地区想要找到像大陆这样既大又近、且能适应其饮食习惯的市场并不简单。一旦失去了大陆市场，台湾想要在其他新兴市场弥补损失可不是容易的事。180项台湾产品已被中止关税减让台湾“风传媒”19日称，此次已是大陆第三波对台产品恢复关税。此前在2023年12月，大陆宣布中止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受影响的包括早收清单中的丙烯等12项石化产品。今年5月底，大陆公告第二批中止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其中涵盖石化、纺织、机械、钢铁及金属、运输工具等。加上此次第三波农产品34项，累计已有180项台湾产品被中止关税减让。总数约500项的ECFA早收清单中，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产品宣告结束关税优惠。台湾逢甲大学学者杨明宪直言，两岸都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会员，台湾对大陆确实采取了不对等规范，当时两岸签署ECFA早收清单，后续还要谈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和海峡两岸货品贸易协议都在“太阳花学运”后无法达成，使得现在仍无法促成两岸贸易自由，在此情况下，大陆当然可以理直气壮不执行免征关税政策。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副教授魏艾提到，民进党当局对大陆的贸易往来有歧视性，其禁止从大陆输入的品项有2509项，禁止从其他地区输入的只有97项，而必须要进行审查的输入品项中，从大陆进口的有788项，从其他地区进口的只有37项。还有媒体提到，大陆积极推动两岸贸易往来，但台湾方面对陆货、陆资入岛却设置了重重障碍。尤其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变本加厉，大陆此前调查立案时涉及被台方禁止进口的2509项大陆产品中，农产品就有800多项。去年岛内闹“蛋荒”，但民进党当局宁愿进口又远又贵、质量不佳的外国鸡蛋，也不愿就近进口性价比较高的大陆鸡蛋。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承柯受访时表示，台湾当局因为政治因素对大陆农产品采取完全抵制的措施，大陆却单方面开放市场，“这是两岸之间贸易不平等的主要因素”。赖清德上任以来不断推销其两岸政策论调，同时扩大军费预算，不断叫嚣要和大陆对抗，导致两岸态势日益对立，紧张状态还在升级。他说，ECFA是在“九二共识”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如今没有这样的基础，大陆当然不愿意，也不可能把这样的优惠政策给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岛内学者杨颖超撰文称，从最近的两岸风向来看，大陆此次出手有可能与赖当局近来持续操弄“联大2758号决议案不涉台湾主权”有关，也有可能是在赖清德发表“双十讲话”前先给予警告，避免“台独”走过头。台湾政大金融系教授殷乃平此前分析称，ECFA早收清单的关税优惠已过了法律有效期限，大陆可以说停就停。香港中评社19日称，ECFA是两岸最具指标性的协议，早收清单部分不管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还是农产品，大陆给予台湾的品项数量均明显多过台湾给予大陆的，其背景是在两岸关系正向发展之下对台湾让利。文章认为，大陆再次出手是对“台独”的有力反制，责任完全在赖清德当局。如果两岸僵局不解决，大陆接下来的措施可能还会一波接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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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特斯拉为降本增效宣布裁员10%，涉及员工多达1.4万人。然而或许连特斯拉都没能想到的是，该公司很快便切身体会到“裁员裁到大动脉”的窘态。据华尔街日报9月16日报道，在今年4月的大规模裁员后，特斯拉近几个月来超级充电站网络的扩张速度明显放缓。电动汽车分析公司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特斯拉新开放的超级充电站数量比2023年同期下降11%；在裁员后的5月至8月，更比去年同期下降28%。图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对此消息，特斯拉没有回复置评请求。不过就在上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在X上发布消息称，特斯拉正在启用更多的超级充电站。特斯拉在全球拥有6500个超级充电站，这也是特斯拉作为电动汽车品牌的主要卖点之一。然而随着汽车销量与业绩的下降，特斯拉不得不着手降本增效，而投资巨大的超充网络也在其列。今年4月，马斯克向员工发送内部信宣布全球裁员10%的决定，并表示裁员是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其中在特斯拉效力长达18年、作为马斯克核心副手的动力总成及能源工程高级副总裁德鲁·巴格利诺(Drew Baglino）也宣告离职。更有部分特斯拉员工通过社交网络宣称，马斯克决定解散超级充电业务部门，包括团队负责人丽贝卡·蒂努奇（Rebecca Tinucci）和新产品负责人丹尼尔·何 (Daniel Ho)在内的大约500名员工均被裁。对此，马斯克曾在社交平台回应称，特斯拉仍计划发展超级充电站网络，只是新建站点的速度会放慢，侧重于扩建现存充电设施。但特斯拉对超充团队的裁员之举，还是很快使行业陷入乱局：一些超级充电站场地的建设被迫暂停，而一些正在与特斯拉谈判建设充电站的场地业主，也因裁员而发生混乱。在裁员后的头几周，特斯拉的合作伙伴和承包商便很难再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到他们在特斯拉的联系人。无奈之下，特斯拉试图启用新的领导层和团队来使超充业务重回正轨。图为特斯拉超级充电桩今年5月底，特斯拉又返聘了超充团队的几名高级成员，包括该项目的负责人马克斯·德泽格尔(Max de Zegher)，以及在北美运营该项目的少数管理人员。一份组织结构图显示，特斯拉的长期高管迈克·斯奈德（Mike Snyder）此前曾负责其工业电池项目，现在他接管了充电团队，负责监督此前由巴格利诺领导下的几个项目。同时，马斯克又称计划花费5亿多美元（约合人民币35.5亿元）来完善超充网络。不过马斯克同时还表示，以上费用只是用于新工厂和扩建，还不包括运营成本，因为运营成本要高得多。尽管特斯拉一直在努力重建超充团队，甚至重新雇佣此前被解雇的员工，但其今年充电网络的扩展还是受到明显的制约。知情人士表示，特斯拉仍致力于扩大超充网络，但现在只能依靠更少的员工来完成过去的任务。除此之外，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放缓还对不少非特斯拉车主造成影响。因为在此之前，特斯拉曾与多家车企达成合作，使后者能够应用特斯拉的超充桩进行充电。因而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持续放缓，可能会对整个行业的充电体验产生影响。福特与特斯拉就充电达成合作2022年11月，特斯拉曾提出车企应采用统一充电标准，并分享其充电连接器设计，鼓励充电网络运营商和车企采用该技术。2023年5月，福特汽车率先宣布与特斯拉达成合作，自2024年起允许福特电动汽车的车主使用特斯拉位于北美的超过1.2万个超级充电站。不过，福特汽车的车主仍需要通过使用适配器来使用特斯拉的超充桩。为此，福特还计划从2025年开始为其下一代电动汽车配备特斯拉的充电端口，包括一款电动皮卡和一款7座SUV。今年3月，吉利控股集团旗下高端纯电动品牌极星也宣布与特斯拉中国开启充电网络互联互通合作。极星2和极星4的用户可在特斯拉中国大陆地区开放的超级充电站、目的地充电站进行充电。截至3月，特斯拉已在中国大陆地区对极星开放800多座充电站和4600多个充电桩，网络覆盖200多座城市。同年6月，美国造车新势力Rivian也宣布从2024年开始，Rivian车主将可通过适配器使用特斯拉超充桩；自2025年起，Rivian将采用特斯拉的充电标准。特斯拉对外部企业开放充电设施，还使特斯拉有资格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以扩大充电网络。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公司已获得约37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62亿元）的公共资金，用于在美国建造88个超级充电站。今年7月和8月，特斯拉分别从马里兰州和亚利桑那州获得18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77万元）和2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57万元），用于在当地建设充电站。随着越来越多的车企计划加入该网络，特斯拉的扩张需求变得更加突出。然而由于充电部门裁员，特斯拉与其他车企的合作也随之出现了障碍，主要问题包括充电软件的适配，以及充电桩适配器的分销等等。此外，特斯拉还计划在2024年春季之前扩大对通用汽车、沃尔沃汽车和极星的充电支持范围，但目前特斯拉的网站则显示这些新增内容为“即将推出”。在研究和咨询集团Atlas Public Policy的创始人尼克·尼格罗（Nick Negro）看来，这是自超级充电站首次发布以来，特斯拉实际上面临着最大的挑战之一。君迪（J.D.Power）电动汽车业务执行董事布兰特·格鲁伯（Brent Gruber）也表示，这是向非特斯拉车主开放网络后的一大不利因素。特斯拉超充业务要想在裁员后重回正轨，依然任重道远。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