柚子猫在哪里看|「友だちと玉を撞いたその夜に彼が死んじゃったからcそれでよく覚えてるんです」

（原标题：中国赢了吗？美国怎么办？）

（原标题：河南女子称“母亲一生都在被家暴”最新进展：人身安全保护令已签发，正等待离婚判决）

“我6岁了，我的班主任姓傅，看起来有点严厉，但其实她很亲切。最近，我有件烦心事，我要改练跳水了，我很舍不得体操队的教练和朋友们。你能告诉我，如果我选择跳水，会有结果吗？人生为什么要有选择？”“我11岁了，我第一次跳207C，真的好害怕！我没有想到原来十米跳台那么高，我没有想到跳下去会那么疼。当我的背狠狠拍向水面的时候，我开始怀疑自己，我真的适合跳水吗？我真的可以实现我当初的梦想，成为奥运冠军吗？”“东京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当所有的目光看向我，当聚光灯照向我，其实我心里有很多不安，我下次还能不能有这样的表现？我还能保持这样的成绩吗？我还能让所有人满意吗？”今天（9月12日）上午，上海市徐汇区光启小学的报告厅内，舞台一侧，投影屏上出现了一个小女孩的剪影，6岁、11岁、16岁，女孩渐渐长大；舞台另一侧，19岁的陈芋汐，身着奥运领奖服，和曾经的“自己”对话。在表演情景剧时，看到自己小时候的训练画面，陈芋汐泪眼婆娑。陈芋汐和孩子们合影 新民晚报记者 李铭珅 摄 （下同）这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诉说着陈芋汐在跳水池奋斗的点滴。结束巴黎奥运会征程的陈芋汐和同为光启校友的奥运冠军吴敏霞、火亮以及14位上海跳水健儿，今晨共同回到这里。被孩子们团团围住，奥运冠军们深情寄语。奥运“五金王”吴敏霞亲切地说：“我也是妈妈了，所以我想跟大家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长大。”陈芋汐和同学们交流陈芋汐分享了三个关键词：梦想、坚持与热爱。“记得小时候，吴敏霞姐姐回校时，我也坐在下面，一脸羡慕地看着她。曹校长问我梦想时，我说，我也要成为冠军！”陈芋汐说，所以梦想的第一步是敢于想，不给自己设限。在另一个时空，19岁的陈芋汐可以穿着长裙，吃小笼包和巧克力蛋糕，但现实生活中的她要把体重控制在43公斤以内，很多节日都需要在训练中度过。“到底是什么让你坚持到现在？”陈芋汐眼泛泪光，坚定回答，“是梦想，为国家出征，为国争光的梦想。”陈芋汐在巴黎奥运会上诗人鲁米在《万物生而有翼》中写道：“你生而伟大，你生而有翼，你本不应匍匐在地。你能展翅，那就学会飞翔。” 她也对弟弟妹妹说，如果希望自己能展翅高飞，磨炼必不可少。“跳水的过程是无数次的枯燥的重复，站上十米的跳台上，静得只剩自己的心跳，动作细微的变化、心态的波动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只有满怀热情全力以赴，专注于每个瞬间，不断超越自我才能走向成功。”陈芋汐说。火亮如今是上海跳水队教练，他告诉孩子们：“遇到什么事，不要轻易说放弃。不管是学习还是做其他事，希望你们能坚持下去。”上海奥运冠军跳水基地在光启小学成立今天的活动，标志着上海奥运冠军跳水基地在光启小学正式成立。奥运冠军们和上海跳水队的运动员，在母校留下了无数美好回忆。曾在班级担任班长的陈芋汐，在日记本里记录了自己在学校的美好时光，在课堂上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吴敏霞平时经常会路过母校，“每次，万千思绪总会涌上心头，很亲切、很熟悉。”看到张张笑脸，她感慨：“儿时的快乐时光，长大了就回不去了，希望孩子们珍惜现在。”在校园见到陈芋汐姐姐，四（3）班的朱铭悦觉得格外亲切。今年暑假，她和爸爸妈妈在巴黎奥运会现场观看了跳水比赛。“学姐为实现理想而奋斗，我也要紧随其后。”朱铭悦说。陈芋汐和她的小学班主任傅琦三（4）班双胞胎姐妹花徐简棋、徐简洛也是跳水小将，已经在市比赛中夺金。一样剪着利落的短发，一样有秀气的眉眼，姐姐简棋是今天舞台上9岁小“陈芋汐”的扮演者。“我腿长，要用更大的力气支撑着板，需要练很多核心。”简棋说，虽然每天下午都要训练，很辛苦，但没想过放弃，因为想为国家争光。“有想过放弃，但是想了想还是别放弃吧，否则就不能为国家争光了。”古灵精怪的简洛一边说，一边笑了。校长曹庆明说，光启小学是一所具有鲜明体教结合办学特色的百年老校，希望同学们向哥哥姐姐们学习，在成长的道路上全力以赴、不畏险阻、勇攀高峰，“光”奥运之魂，“启”强国之志！通过体教结合，孩子们在跳水、体操、排球赛场上，追逐着自己的运动梦想。陈芋汐面对面问：昨天是你19岁的生日，对自己未来有什么规划？答：希望自己可以在学习和训练这两方面能兼顾，也希望自己在学习上多努力。问：今年你也成为大学生了，对大学生活有什么憧憬？答：希望能度过偷快的大学生活，也希望能交到更多朋友，学到更多知识。问：今天活动上你分享了鲁米的一首诗，能不能再给弟弟妹妹们分享一本书？答：我在弟弟妹妹的年纪时一直在读高敏前辈的《敏·感：人生没有规定动作》，就像书名说的那样，人生确实没有规定的路线或者规定的动作，每个人的人生都要靠自己去闯，有梦就要去追。问：接下来的训练和学习是什么安排？答：目前我还是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在训练上，但我会在训练之余更多地提升自己的文化知识和能力。新民晚报原创稿件记者：陆梓华 陶邢莹编辑：龚紫珺 周春晟

非法持有枪支5支、弹药732发，贵州纪检系统正厅级“内鬼”陈罡今日获刑7年。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通报，9月12日，黔南州中院一审公开宣判贵州省公安厅原党委委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原组长陈罡受贿、洗钱、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对被告人陈罡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对陈罡犯罪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对陈罡非法持有的5支枪支及732枚弹药，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陈罡（中）受审公开资料显示，陈罡出生于1964年8月，贵州沿河人，土家族，曾任遵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纪委书记，安顺军分区政治委员、党委书记等职，2017年任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成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省工商局纪检监察组组长（保留正厅级），2019年任贵州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公安厅纪检监察组组长（保留正厅级）。2023年8月，陈罡官宣被查。2024年1月，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陈罡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违规借用私营企业主车辆、钱款；违反廉洁纪律，违规从事营利活动，违规放贷获利；违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以及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在今天的庭审中，法庭经审理查明：2016年至2023年，被告人陈罡利用担任安顺军分区政治委员，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成员、省纪委派驻纪检组组长，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利用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人员在案件处理、混凝土生产资质办理、消防手续办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2万余元；2020年4月至2022年5月，陈罡为掩饰、隐瞒50万元受贿款的来源、性质，虚构向他人借、还款的转账事实，伪造借贷关系，转移受贿资金；陈罡还违反枪支、弹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5支、弹药732发。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陈罡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洗钱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应依法惩处。陈罡受贿数额巨大，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鉴于陈罡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主动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事实，认罪悔罪，且退缴全部受贿赃款，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延伸阅读敛财5.5亿的公安厅长被指"胆子大"：情妇家被搜出1亿多现金在被查一年多之后，“老虎”王大伟受审。2023年10月19日，湖北省襄阳市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辽宁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王大伟受贿一案。据检方指控，他敛财数额高达5.55亿。另外，他还曾收受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孟冰等给予的财物。政知君注意到，此次王大伟受审的官方报道中，罕见提到了他受贿的几个重要细节。他也是今年以来受审以及获刑的“老虎”中，受贿金额最多的人。搞假结婚欺骗组织王大伟1964年4月出生，曾在国家经贸委办公厅、中国联通公司、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任职。其间，他挂职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副市长。王大伟被控敛财数额高达5.55亿，图为其讲话画面 资料图挂职结束后，王大伟留在哈尔滨市工作，历任副市长，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2009年8月，王大伟调往黑龙江省公安厅工作，出任党委副书记、副厅长。2013年3月，他跨省出任辽宁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次月他同时担任省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2017年2月升任副省长。直到2022年3月1日落马，王大伟执掌辽宁省公安厅9年。2022年9月，王大伟被双开。纪委通报指出，王大伟为掩盖“裸官”问题，搞假结婚欺骗组织。这在落马“老虎”通报中尚属首次。此外，他还被通报大肆卖官鬻爵，严重破坏任职地区和系统的选人用人制度和政治生态；生活腐化，道德败坏；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徇私枉法践踏纪法底线，贪婪无度。2021年以来，辽宁省公安厅已经有3任厅长落马。2021年1月25日，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文喜（2002年5月至2011年3月任省公安厅厅长）落马。2021年8月23日，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薛恒（2011年3月至2013年3月任省公安厅厅长）主动投案。今年1月，李文喜受贿案一审宣判。2006年至2021年，李文喜收受他人所送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5.4亿余元，被判处死缓、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李文喜受访视频截图去年8月，薛恒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审开庭。检察院指控，2005年至2021年，薛恒直接或者通过亲属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35亿余元。2019年，薛恒离职后，利用其原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他人请托，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86.3万元。在情妇住所搜到超亿元现金在王大伟被查之后，有关他的案件细节被媒体披露。有媒体称，外界认为，王大伟被认为是落马的几个辽宁省公安厅厅长中，胆子最大的一个。此前，《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当地政法系统盛传，王大伟涉案金额超过李文喜，其被查后，办案人员在其沈阳市一位情妇住所处搜出的现金就超过1亿元。此外，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办案人员在王大伟妹妹的一个住处，搜出数以亿计的人民币，“王大伟主要的钱都藏在齐齐哈尔”。据检方指控：2008年至2022年，被告人王大伟利用担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黑龙江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辽宁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辽宁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红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孟冰等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处理以及职务提拔、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等财物，以及代为支付购房款、购物款，共计折合人民币5.55亿余元。王大伟当庭认罪悔罪从检方指控来看，王大伟是进入政法系统之后开始堕落的，他敛财的第一个岗位是“哈尔滨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辽宁忠旺集团和下属孟冰政知君注意到，此次王大伟受审的官方报道中，罕见提到了他受贿的几个重要细节。第一，他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5.55亿余元。他是今年受审、获刑的“老虎”中，受贿金额最多的人。第二，根据检方指控，他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红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孟冰等单位和个人提供帮助。公开资料显示，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忠旺的下属公司。据《证券时报》等媒体报道，中国忠旺实控人是刘忠田，贴有“亚洲铝王”标签。在王大伟被查之前，2021年10月15日，中国忠旺收到下属公司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因重大亏损、运营困难，下属公司及其子公司已出现严重经营困难，经多方努力，已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当前问题。中国忠旺发布内幕消息2022年9月，中国忠旺公告称，公司接获通知，相关中国债权人已于2022年8月30日，针对公司附属公司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等共计14家公司，向法院提交破产重整申请。今年4月6日晚，中国忠旺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香港联交所宣布，由2023年4月13日上午9时起，该公司的上市地位将被予以取消。另外，王大伟还曾为下属孟冰提供帮助。孟冰，男，汉族，1973年9月出生，今年50岁，1994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7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王大伟的“70后”下属孟冰孟冰长期在辽宁省公安厅工作。2013年，王大伟从黑龙江调任辽宁担任公安厅一把手时，孟冰是辽宁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政委（副厅级）。2015年12月至2017年11月，孟冰任葫芦岛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之后他重回省公安厅，出任公安厅党委委员、指挥中心主任。2018年10月，孟冰出任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兼省委省政府信访局局长。次年11月，他任省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正厅长级）。2021年5月，在王大伟被查前一年，孟冰调离辽宁省委政法委，出任辽宁省法学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会长。2022年6月16日，在王大伟被查3个月后，孟冰落马。孟冰的双开通报提到，他“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搞政治攀附，并在组织核查时掩盖攀附问题，花费巨资跑官买官”“为谋求职务提拔调整，向领导干部赠送钱款”。孟冰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官网截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第三，王大伟曾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等财物，以及代为支付购房款、购物款。此前“老虎”受审时，官方的报道表述多为“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XX万余元”，王大伟案件则明确列出了钱款、腕表、汽车、翡翠挂件。此前，8月4日，“正部级”老虎、十三届全国政协原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主任沈德咏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法院审理查明，沈德咏收取现金、黄金制品、车辆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56万余元。更早一些，2019年5月，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张化为受贿案一审宣判。张化为被认定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给予的字画、金条、玉石、珠宝首饰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284.93万余元。

图为里约热内卢基督像（一）9月10日，在遥远的巴西里约热内卢，中国和拉美一起干了件大事。什么事？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现场，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白玛赤林，用八个字来形容这次圆桌会。“立意深远，意义重大”！因为很简单，“中国与拉美国家始终心心相印、休戚与共，具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在人权保障方面，中拉面临相近的使命任务。”我们直面现实——人权，是一个激烈斗争的领域，也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领域。我们也不用回避，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人权都是西方指手画脚的抓手，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巴西，以及很多拉美国家在内，都很被动，有一种挨骂难还手的尴尬。但形势，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完全我个人的感觉，这两年，即便在人权领域，中国人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敢说也会说。所以，这一次，中国和拉美一拍即合，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在里约共同举办了这次人权圆桌会。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圆桌会。偌大的会场，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朋友，只能在两侧站着。除中国、巴西官员、学者外，还有来自拉美10多个国家的人权领域高级官员、专家学者及智库媒体代表。不少人，是专程从邻国赶来的！对于人权，大家都是有话说，而且有些话不吐不快。这是国际人权领域一个积极的让人欣喜的变化。在开幕式上，白玛赤林就说，人类历史不会终结于一种文明，人权文明也不局限于一个理念。中拉历史传统不同、社会文化各异，这恰恰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丰富人权文明形态的基础所在。他进而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拉在人权议题上交流合作，“既是中拉古老文明之间的交相辉映，也是现实世界中两大力量的深度携手”。中国和拉美，远隔万里，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区域之一。算起来，中拉国土面积，占到了全球的约1/5；中拉人口总数，占到了全球的近1/3，确实是世界两大重要力量，在世界格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人权这个敏感领域，中国和拉美，完全可以携手，而且也应该携手，为自己大声辩护，为朋友勇敢发声，更为世界和平与正义而战。这才是众望所归，人间正道。图为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现场（二）圆桌会很热烈，时而掌声响起，时而又火花四溅。在现场，我可以清晰感受到两种强烈的情绪。第一种情绪，是愤怒。愤怒西方对人权的双标，愤怒西方的傲慢和偏见。格林纳达前外长、前农业部查尔斯·戴维先生，开门见山就说，我对来这儿发言感到非常高兴，但现在不是庆贺的时候，因为在巴勒斯坦，在加沙，“这种侵犯人权的屠杀，我们完全不能接受，这正是我们须在国际社会发声的时刻”。侵犯人权，又何止在加沙？戴维指出，就在加勒比地区，对古巴等一些国家的制裁，导致了大量民生苦难，甚至几百万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公道何在？戴维越说越激动，最后大声疾呼：拉美和中国，必须继续努力，让这个世界更和平，更平等，以便我们最终看到光明。智利无国界人权组织主席杜克先生也痛批，这个世界很不太平，在一些西方组织和机构看来，战争就是个生意，这带来的是灾难，以及对人权的侵犯。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加沙的人间苦难，又是什么造成了古巴等国的民生艰难？拉美人都很清楚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全世界都看到，美国一直在拉偏架，甚至多次一票否决安理会的停火议案，美国却还振振有词。人权在哪里？在古巴问题上，哪怕联大多次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谴责美国非法的制裁，但美国依然故我。公道又何在？所以，也就难怪，墨西哥有一句俗话：墨西哥最大的悲哀，就是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所以，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先生就感慨，在很多价值观被扭曲的当下，非常需要富有正义感的人们勇敢站出来，需要他们振臂一呼，主持公道……第二种情绪，就是期待。期待与中国更密切合作，期待中拉在人权领域捍卫正义。戴维就指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改写了世界对人权的认识，而拉美和中国的合作，已经给全世界带来了很好的榜样，改变了殖民主义带来的负面后果。尤其是中国脱贫攻坚，在短时间内，数千万人脱离贫困，这让许多拉美学者官员大为赞叹。毕竟，在巴西，在不少拉美国家，我们也没必要回避，还有大量民众生活在贫民窟里，他们从中国的发展中，也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在圆桌会上，拉美的一些学者就表示，自己的国家还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极少数的人掌握了绝大部分的财富，这是不合理的，我们需要改变。中国，就成为研究和学习的对象。秘鲁国际政治研究院院长斯塔沃·维拉先生，更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大为赞赏。他说，中国的这个概念，可以共享我们的幸福，不只是拉美地区和中国，全世界都应该一起，以和谐的方式，那我们就能创造一个美好的共同未来。当然，坦率地说，我们也听到了不少对中国的鼓励和夸奖，甚至一些过誉之词。我总觉得，我们还是要冷静要清醒，既为中国的快速发展进步感到自豪，更不要在各种表扬面前飘飘然。这个世界，怕棒杀，更怕捧杀。图为参加圆桌会议人员（三）最后，怎么看？身处现场，感慨颇多，还是三点我个人的粗浅看法吧。第一，对于人权，我们要更自信。人权很重要，也是西方抹黑我们的一个重要抓手，但恰恰是我们，取得了让全世界惊艳的人权进步，尤其是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什么是德政？我总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德政！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自信。在这次圆桌会上，拉美学者就普遍赞扬中国的发展和人权的进步，对中国蒙受的污蔑打抱不平。世界人民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每个国家，包括中国和拉美国家在内，在人权上多少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其他国家，我们不管，但对我们来说，还是要谦虚谨慎，要正确对待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越是回避，西方越会炒作渲染，我们就会越被动。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不断取得进步，我们就会更主动，更有充分的自信。第二，对于人权，我们还要更善于斗争。这个复杂的世界，坦率地说，敢于斗争，很难；善于斗争，更难。越是这样，越需要智慧，越需要谋略。这不更是对我们水平和能力的一种考验？被动难免挨骂，出击才能赢得主动。我看到，在圆桌会期间，中方还发表《中拉人权报告》，来自国内多所大学的专家学者现身说法，讲述中国人权现状，讲述中国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就是要这样，通过各种方式，抓住各种机会，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我们的进步，人权的进步。做得好是基础，传播好是加分。宣传宣传，我总认为，既要有宣，更要有传，只有宣没有传，那就不是有效的宣传。这其实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第三，在人权领域，全世界更要团结起来。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IBGE）主席马尔西奥·波赫曼就指出，二战后，美国在人权领域的霸权行径众所周知，全球南方国家，应在人权领域大胆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看到，圆桌会期间发表的《中拉人权报告》就指出，未来中拉人权发展，应着眼于三个方面。1，加强人权交流互鉴，形成更多人权共识；2，反对人权问题工具化，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3，始终秉持“以发展促人权”的核心理念，携手发展促进人权进步，成为“全球南方”人权发展合作样板。这就对了。就是要出动出击，主动设置议题。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才是正途。最让我动容的，有拉美代表谈到人权时，一度言辞哽咽，甚至潸然泪下，为自己国家面临的挑战，为当下世界的种种不公，为他们同胞陷入的生活困境……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总有着太多的问题，太多的不堪和苦难。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只是开了一个头。这个头，我相信，会在拉美和全世界，会对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来源：牛弹琴

（原标题：李海涛被“双开”、张祖林被开除党籍）

罗某珍和鲜大爷居住在四川南充市南部县王家镇乡下，两女一子都已成家，在外居住生活。儿女们曾经接了二老到城里方便照顾，但他们待不了几天就坚持要回去——他们在村里种了四亩田地，养了鸡鸭，生活自给自足，觉得这样的生活才踏实。这片稻田，就是夫妻俩一起播种的，今年收成不错，预计能收一千多斤。但这一次，罗某珍再也无法享受丰收的喜悦……1割稻葬礼已过去好几天，鲜大爷仍不愿相信老伴已经离世。这位86岁的老人，身高1米6左右，头发花白，指甲缝里嵌着泥垢，握手时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指关节处的硬茧，这是长期干农活留下的烙印。妻子罗某珍比他小3岁，勤劳本分，比他心细，家里大小事都是妻子拿主意。但在几天前，这个家拿主意的人走了。“那天，她要是听话去看医生就好了，她都是为了我啊……”9月9日，坐在凳子上的鲜大爷突然低下头，用手捂住双眼，屋里随后传出断断续续的抽泣声……9月2日，一个平常的日子。凌晨5时，鲜大爷和妻子罗某珍起床煮了稀饭，这是当地常见的早餐。吃饭时，妻子说自己有些头疼，他不放心，让妻子等会儿去看医生，不要跟其下田割稻。但妻子觉得只是小毛病，吃过饭就拿上镰刀背着背篓跟他一起下田。这块稻田，鲜大爷和妻子已连续收割了两天，再劳作一上午，就可以收完了。他后来想，妻子那天肯定是担心自己一个人割稻太累太慢，才坚持要一起下田的。▲收割后的稻田 王超摄今年鲜大爷家的稻子收成不错，预计有一千多斤。鲜大爷说，春耕时没下雨，稻田距河远抽水不便，错过了插秧时节，好在后来落了一场雨，他跟妻子拿上钉耙花了两天平整稻田，赶着撒下3斤多稻种。这样直接将谷种随意撒进稻田，对于种庄稼几十年的鲜大爷夫妇来说，也是第一次。好在，这些种子努力地发芽、生长，终于变成黄澄澄的稻穗。鲜大爷和妻子只需割下稻穗，背回家用机器脱粒就好了。9月2日上午，年过八旬的夫妻俩一直在稻田忙碌。上午9时，南部县气象部门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8℃以上，提醒高温时段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和露天作业。今年以来，当地已发布多次高温预警。“从来没见过哪一年像今年这样热。”鲜大爷说，割稻这几天，他和妻子每日凌晨5时起床，吃完早饭就下田，一般劳作到上午11时才回家。那天上午割稻时，罗某珍又嘀咕说自己头有些疼，鲜大爷催她去看医生，但她并没停下手里的镰刀。11时许，鲜大爷让妻子先回家，剩下的稻子自己一个人割就行了。罗某珍看了看自家田里所剩不多的稻子，同意先回家。随后，她走上田埂，背上背篓，离开了稻田……2死亡妻子走后半小时，鲜大爷也回家了，只剩最后一点稻谷没收割。然而，回到家，他却没看到妻子。妻子左眼早年失明，右眼视力也不好，平时不用手机。他呼喊妻子的名字没回应，又出去找了一圈，还是不见人。鲜大爷慌了，给远在成都的儿子鲜伟（化名）打电话，儿子闻讯往家里赶。鲜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老家的监控能确定母亲当天没回家，邻居家的监控显示母亲离开稻田后，走向了跟回家相反的方向。在回家路上，鲜伟报了警。当天下午，村干部通过广播号召村民帮忙寻人，但一直找到晚上毫无进展。一个大活人突然消失，村民们心中闪现出不祥的预感：会不会溺水了？村外就是西河……9月3日，接到求助的南部县红十字会救援大队带着装备进村，除了在岸上寻找，还重点沿河搜救，但一无所获。▲救援人员在河里搜救 救援队供图直到9月4日早晨，家属和搜救人员在村里一处荆棘丛生的山林里发现了罗某珍，她倒在荒草丛中已经去世，现场还遗留着她的背篓。这里，距她的家有三四百米远。鲜伟说，这里本来有条小路，但很多年没人走了，现在杂草齐腰，不走近看，根本不知道里面有人。搜救人员和村民分析，罗某珍失踪那天应该是中暑了，而且情况严重，加上她视力不好，迷迷糊糊中走错了方向，最后晕倒在山林里不幸去世。鲜大爷至今后悔不已，那天如果自己不继续割稻，而是跟着妻子一起回家，妻子就不会出事。3留守鲜大爷的家，位于村庄的一个山弯里，周围还有几户人家。平时只有三对夫妇留在这里生活，最年轻的是鲜大爷的侄媳，但她今年也已70岁，三户人家都种着庄稼。土地，对他们这一代人来说，是比生命还珍贵的东西，有了土地才能种出更多粮食，养活一家人。鲜大爷和妻子从未外出务工，就靠着土地养育了两女一子，供他们读书、长大，然后各自成家。鲜伟说，母亲虽患眼疾，但热爱劳动，心思细密，家里很多事情都是母亲拿主意。此前，他们曾尝试将父母接到成都生活方便照顾，但父母待了几天就坚持要回老家。作为子女，他们只能顺从老人心愿。他们带父母去做过体检，没什么大的问题，就连常见的“三高”也没有，这让他们对父母回老家生活也多了一份安心。“我想我妈心细，两个人在老家互相照应，种点蔬菜就当锻炼身体。”鲜伟说，没想到父母回到老家还是坚持种了很多庄稼。提到母亲的意外离世，鲜伟感到很内疚，“他们（父母）总想着给儿女减轻负担，作为子女，我们是不孝的。”但鲜大爷说，儿子、儿媳和女儿，对他和妻子都很孝顺，几个孩子已经做得很好了。他和妻子平时身体情况都还可以，打理着家里的四亩田地，种蔬菜、花生、玉米、红薯，也种稻谷、油菜。此外，家里还养了鸡鸭。“每天都有活儿等着干。”鲜大爷说，农忙自不必说，农闲时也要时不时去地里看看庄稼，锄草施肥，忙完回家还要给鸡鸭添食喂水。晚上，罗某珍因视力不好，夫妻俩很少出门散步，也不看电视，早早就上床休息，等待新一天的到来。这样的乡村生活，虽然单调重复，但鲜大爷和妻子都觉得踏实。4这一代人罗某珍的离世，在村里没有引起太大讨论。村里人不多，留下来的也基本是老人，死亡对他们来说似乎是很自然的事。一名村干部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外出打工了，留在村里的老人都七八十岁了，村民会根据自身情况种些粮食庄稼，对于那些无人耕种的撂荒地，村委会便统一耕种管理。走在村里，房屋“关门闭户”很常见，一些屋前院落甚至长满荒草。但撂荒地很少，成片稻田在收割后留下或高或低的谷桩。61岁的老杜花了5天终于收割完父母种的一亩多稻谷。老杜家有三兄弟，他排行老二，在新疆做生意30多年。因年近90岁的父亲身体不好，83岁母亲身体也大不如前。兄弟几人商量后决定轮流回家照顾父母，以便遇到突发情况可及时送父母就医。老杜说，去年有一次父亲突发疾病，自己远在新疆，只能打电话托老家一个朋友开车送父亲去医院。他的母亲在一旁抱怨，自己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但她每年都要种些水稻、花生和玉米，现在每到庄稼收割就发愁，不知该怎么收回家。好在今年老杜在家，帮忙将粮食收回了家。他算了笔账，今年收割一千多斤谷子，按每斤1.4元计算，除开成本就1000多元，这也就是自己两三天的收入。他的母亲觉得账不能这么算，自己在家种点粮食喂些鸡鸭，总能给孩子减轻些负担。她和老伴曾被儿子接到新疆生活，但待了两个月就坚持要回家，“不习惯，我就想回老家喝点红薯稀饭。”同在一个村生活，老杜的母亲也为勤劳本分的罗某珍意外离世感到惋惜，“她怎么就没走回家呢？”母亲就这样走了，鲜伟有些伤感地说，在农村生活的父母这代人总想着为儿女减轻负担，平时很少关心自己的健康，小病小痛总想着忍一忍就好了。比起来，他们对地里庄稼的长势这些农事更关心，也更心中有数。儿女们担心父亲鲜大爷接受不了这突来的打击，商量后决定接他进城生活。鲜大爷这次同意了儿女的建议，进城前，他卖掉了家里的鸡鸭，还跟儿子一起，去把地里已成熟的花生收了回来。▲收割后的稻田 王超摄坐在屋里，他抬头就能看到百米开外的那块稻田，走路就三四分钟，他想不通妻子那天怎么就没走回来。他多想重回那一天，他会搁下手里的镰刀，跟妻子一道回家。他又重复着说：“那天，她要是听话去看医生就好了。”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编辑郭宇 责编 魏孔明

#endText .video-list a:hover .play{opacity: 1;filter:alpha(opacity=100);_filter:progid:DXImageTransform.Microsoft.AlphaImageLoader(src="http://static.ws.126.net/video/img14/zhuzhan/play.png");}

“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原标题：河南女子称“母亲一生都在被家暴”最新进展：人身安全保护令已签发，正等待离婚判决）

（原标题：2024年9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