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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网记者9月18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 日前，广东省中山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危伟汉（正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经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茂名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危伟汉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 茂名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 被告人危伟汉利用担任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副区长，广州市黄埔区委常委、副区长，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广州市荔湾区委书记，中山市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推进、用地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中山市原市长危伟汉 资料图长期在广东工作曾任中山市市长公开资料显示，危伟汉，汉族，1965年7月出生，广东广州人，广东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1983年6月参加工作。他早期在广州市工作，曾任广州市海珠区副区长，黄埔区委常委、副区长，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广州市荔湾区委书记等职。2018年至2021年，危伟汉任中山市委副书记、市长，2021年调任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曾因水污染防治失职被诫勉正义网记者注意到，2023年2月18日，广东省通报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移交问题追责问责情况， 其中包括“中山市水污染防治失职失责问题”。通报提到，经查，中山市落实上级治水决策部署不力，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不到位。截至2021年8月，全市污水收集管网缺口达1575公里，大量污水未收集处理直排入河，内河涌污染严重。因上述问题，给予责令时任中山市委书记赖泽华作出书面检查； 时任中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危伟汉， 时任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邓锦平 诫勉处理。中山市委原书记赖泽华前任及搭班市委书记均落马正义网记者注意到，危伟汉在被查之前，其前任及搭班市委书记均落马。2022年11月，广东省阳江市委原书记焦兰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他曾担任中山市市长，其继任者正是危伟汉。此外，与时任中山市市长危伟汉搭过班子的、中山市委原书记赖泽华也已落马。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3年9月8日消息，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原一级巡视员赖泽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3年11月17日， 赖泽华涉嫌受贿罪被公诉， 检察机关指控其利用中山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承揽、工作调动、职务提拔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4年4月19日消息，危伟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焦兰生曾担任中山市市长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为他人在用地审批等方面谋利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4年8月14日消息，广东省中山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危伟汉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称，危伟汉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赠送礼金；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 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 将公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推进、用地审批等方面谋利， 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危伟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广东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广东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危伟汉开除党籍处分；由广东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 文 观察者网 王恺雯当地时间9月17日下午，黎巴嫩真主党成员所使用的寻呼机在黎境内多地同时发生爆炸，造成至少9人死亡，近3000人受伤，外界普遍认为是以色列策划了此次袭击。一时间，寻呼机这一看似已被市场淘汰的通讯设备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黎巴嫩真主党为什么会大规模使用寻呼机？它们是如何被引爆的？以色列为什么没有对哈马斯采取同样的手段？技术越落后，越安全？寻呼机又称传呼机（BP机），和智能手机不同，其依靠无线电波进行通信，操作员通过接收者设备独有的无线电频率发送简短信息，而非通过互联网。在手机普及之前，寻呼机曾被广泛应用。如今在大部分国家，运营商都已经停止向一般用户提供寻呼机通信服务。法新社称，目前寻呼机仅在医院等一些特定领域和场合使用，尤其在美国。半岛电视台称，寻呼机所使用的技术，以及其对物理硬件的依赖，意味着它们更难被监控和追踪，这使得它们受到真主党等重视机动性和安全性的组织的欢迎。在世界其他地区，毒贩也会利用它贩毒。台湾地区企业金阿波罗生产的某一型号寻呼机 金阿波罗官网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不时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也多次空袭黎巴嫩境内真主党目标，双方冲突不断。法新社称，自那时起，黎巴嫩真主党要求其成员停止使用手机，以防止以色列通过技术手段入侵其手机。据路透社报道，电子监控技术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色列国防军此前表示，其在真主党活动区域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和遥感系统，并定期派遣无人侦察机越过黎以边界监视真主党。路透社今年7月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说，以色列的空袭导致数名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死亡，该组织为了躲避以色列先进的监控技术，开始使用一些低技术含量的设备，其中就包括寻呼机。六位熟悉真主党行动的消息人士表示，真主党从过往的损失中“吸取了教训”，并调整了应对策略。他们表示，手机可以用来追踪用户的位置，因此它已被真主党禁止在战场上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更为老式的通讯手段，包括寻呼机和传递口头信息的通讯员。此外，真主党还一直在使用可追溯至21世纪初的私人固定电信网络。去年12月，黎巴嫩真主党曾通过其Telegram频道发布通知，要求黎南部居民断开其拥有的摄像头和互联网的连接；2月初，真主党战士被要求禁止在战场附近使用手机。“关掉它，埋掉它，装进铁箱子里锁起来，”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当时呼吁道，“（以色列人的）同谋就是你手中的手机，还有你妻子和孩子手中的手机。”一位熟悉真主党运作的黎巴嫩资深消息人士7月表示：“如今，如果发现任何人在前线携带手机，他就会被踢出真主党。”当地时间9月17日，黎巴嫩贝鲁特，一名因寻呼机爆炸而受伤的人员被送医治疗 美联社一名消息人士称，为了防止对话被窃听，黎巴嫩真主党还会使用暗语来指代武器和会议地点，这些暗语几乎每天都在更新，并通过通讯员传递到各部门。“我们正面临一场战争，信息和技术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与真主党关系密切的黎巴嫩分析人士卡西姆·卡西尔（Qassem Kassir）表示，“当你面对某些技术进步时，你需要回到旧的方法——例如电话、面对面的交流……任何能让你绕过技术的方法。”大西洋理事会中东项目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布兰福德（Nicholas Blanford）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对安全漏洞的“意识和警惕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有安全专家表示，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措施可以有效对抗高科技间谍活动，然而，这些方法也导致真主党领导层与其部队之间的沟通效率大大降低。史上最大实体供应链攻击？随着此次黎巴嫩袭击事件的发生，外界都在问，寻呼机这种低技术含量的通信设备是如何遭到攻击的？路透社分析了被毁坏的寻呼机图像，发现其格式和背面的贴纸与台湾地区企业金阿波罗公司生产的AP924型号寻呼机一致。三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这些寻呼机是真主党近几个月来引进的最新型号。黎巴嫩一位高级安全人士告诉路透社，真主党已向金阿波罗公司订购了5000台寻呼机。有外交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推测，爆炸可能是由于装置电池过热爆炸引起的。但技术专家们对此表示质疑，因为单靠电池不足以引发如此致命性的爆炸。有专家表示，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长期行动，可能是通过渗透供应链并在寻呼机运抵黎巴嫩之前安装炸药进行的。“这看起来可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实体供应链攻击。”美国智库“西尔维拉多政策加速器”（Silverado Policy Accelerator）主席阿尔佩洛维奇（Dmitri Alperovitch）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发生爆炸的寻呼机 美联社援引社交媒体图片金阿波罗创始人许清光18日对路透社表示，发生爆炸的寻呼机由一家欧洲公司生产，双方有合作，对方获授权使用金阿波罗的品牌标签。许清光没有透露寻呼机生产商的名称，表示金阿波罗公司也是受害者。许清光在接受台媒采访时还提及，这家代理商在台北有办事处，工厂设在黎巴嫩。值得一提的是，路透社此前指出，真主党和黎巴嫩安全官员认为，以色列在锁定目标时也一直在利用当地的线人。三位熟悉真主党的消息人士表示，黎巴嫩的经济危机和政治派别之间的激烈争斗为以色列招募间谍创造了机会。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前情报分析员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认为，隐藏在真主党内部的间谍是此次行动的关键。“这是我见过的最大规模、最协调的袭击之一。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复杂性令人难以置信。”肯尼迪表示，“这需要许多不同的情报部门和执行部门。人力情报是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方法，同时还要拦截供应链，以便对寻呼机进行改装。”谈及以色列为何没有在加沙使用同样的手段，伦敦国王学院国防研究所哈姆扎·阿塔尔（Hamza Attar）对半岛电视台表示，和黎巴嫩真主党相比，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更了解网络。阿塔尔强调，哈马斯在加密通信上下了许多功夫，“他们不使用电话或手机，有自己的网络和通信方法，不需要地面上的任何东西。”来源|观察者网

“你们搞错了，永川区的人都晓得我是最讲规矩的干部，我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情。”2023年7月，蒋勇被留置后首次谈话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语。此刻的蒋勇故技重施，百般抵赖，妄图蒙混过关。然而，这位自称“永川最讲规矩的干部”只不过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9月1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以山水谋私终将“山穷水尽”》一文，剖析了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严重违纪违法案。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蒋勇，男，1962年10月出生，1984年11月参加工作，198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重庆市永川县财政局干部，永川市（县级市）永荣镇党委书记，永川市水利农机局党组书记、局长，重庆市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一级调研员，于2022年9月退休。报道称，蒋勇出生在永川县，家乡红炉镇矿山遍地。在他24年的“一把手”工作经历中，8年为水务局局长，8年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3年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1984年，高中毕业的蒋勇被录用为重庆市原永川县财政局干部，两年后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在组织的培养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因为工作关系，蒋勇逐渐结识了不少“煤老板”。老板们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内心失衡侵蚀着蒋勇。在接下来的6年里，蒋勇尝试着为煤矿企业销售煤炭，赚取了总计40余万元，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让他尝到了“甜头”，滋生出“一切皆可买卖”的念头。图为蒋勇早前照片1999年，蒋勇升任永荣镇党委书记后，他认为“名利双收”得益于自己的“运作”。在他第一次带队去煤矿检查工作时，煤矿老板为表达“心意”，送上了3000元的“辛苦费”，这相当于他当时几个月的工资。面对金钱的诱惑，蒋勇以“红包礼金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这一歪理来安慰自己，将这笔“辛苦费”揣进了口袋。报道指出，随着岗位变换、职务提升、权力变大，蒋勇开始握不住“权”、藏不住“欲”，堕落速度逐渐加快。2003年，蒋勇任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当时永川正值水利工程大建设、搞示范的时期。由于水利工程工期短、利润高，主动登门拜访的商人老板越来越多，蒋勇沉迷在商人老板的恭维和“围猎”中，靠着手中水利工程，小到几万元，大到几百万元，五花八门的“协调费”“点子费”“利润分红”统统来者不拒，插手2亿余元的水利工程项目，共收受贿赂2000余万元。2011年，到了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任职后，蒋勇动起了利用土地资源谋利的“歪心思”。在那个房地产迅猛发展的时期，矿产资源的行情水涨船高，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商人老板处心积虑“搭上”蒋勇，以求得关照。就这样，蒋勇利用手中的职权，轻审批、疏监管，为商人老板们拿矿权、划资源。身居重要岗位20多年，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个人和单位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款项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非法收受钱款及股权，违纪违法金额共计5600余万元。2022年8月，蒋勇被群众举报利用职权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以及将单位食堂交由亲属经营等问题，在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对其函询时，他千方百计提供虚假情况、逃避组织审查。他担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改任非领导职务前一个月，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儿子的公司“批项目”，甚至在退休后，依然还在给原来的下属发号令、督进度。报道提到，为了让自己的银行账户流水“清白”，20多年来，蒋勇收钱只收现金，从来不经过银行。因其家中存放现金已逾千万元，为防止暴露，蒋勇陆续将钱交由做生意的同学保管。考虑到自己儿子的公司业务量大、资金量多，他还先后将受贿资金交由儿子使用，自认为处理方式比较隐蔽，不容易被组织发现，可以等退休后再慢慢享受。蒋勇曾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 资料图收受大量不义之财的蒋勇，看到持续加大的反腐败力度，长期生活在提心吊胆、惶惶不安中，甚至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为求心安，每逢佛教节日，蒋勇便携家人到附近寺庙“烧头香”，祈求顺利“过关”，得知相关涉案人员被纪检监察机关调查，蒋勇甚至以假退款、串口供等方式，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2022年下半年，蒋勇终于等来了退休的日子，认为组织不会再调查他了，最多就是去谈谈话，他甚至还精心准备了谈话提纲。2023年7月，蒋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永川区监委监察调查。2024年2月，蒋勇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其“双开”通报指出，蒋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长期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组织观念淡薄，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决定重大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治家不严，家风不正，对亲属失管失教；毫无纪法底线，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2024年6月，蒋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三百万元。

红星资本局9月18日消息，原上海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网红”首席分析师蔡钧毅被抓一事有了新进展。近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蔡钧毅案。据了解，蔡钧毅在短视频平台直播时，为境外诈骗团伙引流，导致40余人被骗3000多万元。最终，蔡钧毅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于2022年初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两年前，上海证券董事长何伟曾发表讲话抨击了蔡钧毅事件，称其“让上海证券蒙羞，令研究所受辱”。蔡钧毅为原上海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蔡钧毅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被公安机关带走前，蔡钧毅曾长期在各电视台的证券投资类节目担任嘉宾，同时担任着上海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首席市场分析师，在老一辈股民中颇有名气，被称为网红分析师。2021年9月，市场上突然传出蔡钧毅被抓的消息，当时上海证券对外回复称，这是蔡钧毅的个人行为。如今，随着检察院的通报披露，蔡钧毅被抓的更多细节也浮出水面。据上观新闻报道，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典型案例，其中提到蔡钧毅案称，2021年起，叶某某、韦某某等人，受他人招揽，前往境外电诈园区内，专门从事针对境内居民诈骗活动。期间，通过沈某某等人联系，搭建公众号、直播平台、虚假投资平台，并邀请知名股评师蔡某某在短视频平台以直播方式，先后将被害人引流至其他平台，以推荐投资方式诱骗被害人在虚假投资平台“投资”，并向该诈骗集团控制的账号转账。2021年6月，投资者邱先生观看蔡某某的直播后被引流至其他平台，并扫描二维码下载聊天App，加入群聊后下载群内链接，安装直播软件、虚假投资平台。2021年7月，邱先生陆续向前述虚假投资平台指定的银行账户转账，至2021年8月，邱先生发现该平台无法登录而报案，共计损失约2180万元。另有40余名被害人因同样方式被骗，共计损失1000余万元。公安机关立案后，宝山检察院第一时间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侦查。2022年1月至2024年9月，宝山检察院先后对为境外诈骗团伙提供帮助并实施关联犯罪的沈某某、蔡某某等人以诈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起诉至法院，被告人分别获刑。其中，蔡某某案于2022年初宣判，他因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5个月。图为蔡钧毅此前参加电视节目画面曾被内部讲话痛批为“一颗老鼠屎”两年前，上海证券董事长何伟曾发表讲话抨击了蔡钧毅事件，称其“让上海证券蒙羞，令研究所受辱”。据券商中国此前报道，2021年9月，蔡钧毅被抓后，上海证券内部曾就针对蔡钧毅事件召开了一场通报会，当时的上海证券董事长何伟痛批蔡钧毅事件为“恶劣的个人事件，危害到在前进上升中的公司”，他还直言“我不希望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随后，蔡钧毅被免去研究所所长助理一职。同年10月，上海证监局发布《关于规范证券从业人员利用自媒体工具开展业务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近期，我局关注到辖区某证券公司分析师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据了解，该分析师被刑事拘留与不当使用自媒体工具开展业务活动有关。”《通知》要求券商完善对证券从业人员的内部管理，严格规范员工自媒体展业行为，建立健全使用微信、微博、抖音等自媒体工具开展业务活动的制度体系。也是在当月，证监会机构部发布《机构监管情况通报（第86期）》，对券商、基金、投资咨询公司开展网络直播提出明确要求。一方面，禁止以直播的方式开展投资品种选择、投资组合推介等荐股行为；另一方面，证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网络直播发表评论时，应当保持客观、专业的态度，主要围绕经济形势分析、市场变化评论、经济数据解读等宏观层面。红星资本局注意到，今年以来，仍有证券投资机构以及从业人员因网络直播投顾业务违规。7月11日，福建证监局通报，国融证券福州东街证券营业部组织证券投资顾问人员与不具备证券投资咨询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合作开展网络直播投顾业务，个别投资顾问与第三方公司按投顾业务收入的一定比例进行收益分成。上海证券董事长何伟曾抨击蔡钧毅，称其“让上海证券蒙羞” 图为蔡钧毅红星新闻记者 强亚铣编辑 肖世清

（原标题：“以色列在真主党订购的5000台寻呼机中放了炸药，几个月都没被发现”）

正义网记者9月18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 日前，广东省中山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危伟汉（正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经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由茂名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向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危伟汉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 茂名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 被告人危伟汉利用担任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副区长，广州市黄埔区委常委、副区长，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广州市荔湾区委书记，中山市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推进、用地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中山市原市长危伟汉 资料图长期在广东工作曾任中山市市长公开资料显示，危伟汉，汉族，1965年7月出生，广东广州人，广东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1983年6月参加工作。他早期在广州市工作，曾任广州市海珠区副区长，黄埔区委常委、副区长，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广州市荔湾区委书记等职。2018年至2021年，危伟汉任中山市委副书记、市长，2021年调任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曾因水污染防治失职被诫勉正义网记者注意到，2023年2月18日，广东省通报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移交问题追责问责情况， 其中包括“中山市水污染防治失职失责问题”。通报提到，经查，中山市落实上级治水决策部署不力，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不到位。截至2021年8月，全市污水收集管网缺口达1575公里，大量污水未收集处理直排入河，内河涌污染严重。因上述问题，给予责令时任中山市委书记赖泽华作出书面检查； 时任中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危伟汉， 时任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邓锦平 诫勉处理。中山市委原书记赖泽华前任及搭班市委书记均落马正义网记者注意到，危伟汉在被查之前，其前任及搭班市委书记均落马。2022年11月，广东省阳江市委原书记焦兰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他曾担任中山市市长，其继任者正是危伟汉。此外，与时任中山市市长危伟汉搭过班子的、中山市委原书记赖泽华也已落马。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3年9月8日消息，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原一级巡视员赖泽华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3年11月17日， 赖泽华涉嫌受贿罪被公诉， 检察机关指控其利用中山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承揽、工作调动、职务提拔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4年4月19日消息，危伟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焦兰生曾担任中山市市长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为他人在用地审批等方面谋利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4年8月14日消息，广东省中山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危伟汉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称，危伟汉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赠送礼金；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 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 将公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推进、用地审批等方面谋利， 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危伟汉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广东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广东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危伟汉开除党籍处分；由广东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