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回归信托本源、引导差异发展，原中国银保监会在2023年3月24日发布《关于规范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分类的通知》（以下简称“三分类新规”），将信托公司从以非标融资为主的业务形态，转变为资产服务信托业务、资产管理信托业务、公益慈善信托业务三大业务方向。

　　三分类新规下，信托行业应该如何转型？

　　近日，中国信托业协会党委书记、副会长（常务）刘峰在中国信托业协会（以下简称“信托业协会”）组织的“媒体走进信托公司”活动（以下简称“活动”）上表示，信托更应该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他特别强调，信托不只有理财功能，信托公司也不要把自身定位为理财公司，这样就偏离了信托本源。

　　近年来，慈善信托作为信托普惠探索的典型，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认可。据“慈善中国”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9月18日，我国慈善信托累计备案数量达1978单，累计备案规模超77亿元。

　　据了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信托公司大多注重开展融资类信托业务，因而各个信托公司的业务开展具有同质化趋势，在展业过程中信托制度的独有优势也未能充分发挥。

　　三分类新规要求，进一步厘清信托业 务边界和服务内涵，引导信托公司以规范方式发挥制度优势和行业竞争优势，推动信托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助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刘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信托是个好制度，但在社会的认知里信托只是理财，这种认识过于片面了。我们信托人更不能把自己局限在理财上，而是要把过去被我们自己都忽视了的、真正的信托功能发挥出来，这样才能有属于信托的自有空间，才能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

　　昆仑信托首席顾问黄志斌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也强调，三分类新规下，不管是资产服务信托业务、还是公益慈善信托业务如果仅仅服务于高净值人群，那是对信托行业定位不准确，且有违信托本源。他认为：“信托必须是普惠的，如果信托仅为高净值人群服务，那这个行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黄志斌表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机构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同时，在三分类新规后，信托原来的服务主体也发生变化。原来信托仅仅是为高净值人群服务的，但现在不管是根据三分类新规，还是根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机构的要求，信托行业要发展都不能仅仅局限于服务高净值人群，还需要去服务普通大众。

　　“资产服务信托业务、公益慈善信托业务需要面向公众。”黄志斌解释道，不仅资产100万元以上的人群有养老需求，资产不足100万元的人群同样有养老需求。而对做公益慈善信托来说，理论上一块钱也可以设立慈善信托。

　　黄志斌指出，资产管理信托业务可以是为高净值人群服务的。资产管理信托业务具有高收益、高风险的特点，可供风险承受能力强的高净值人群选择。

　　此外，黄志斌表示，信托打破刚兑是很有必要的，高收益必然伴随着高风险，如果对资产管理信托业务进行刚性兑付，那就意味着选择资产管理信托业务的高净值人群不需要承担风险而只获得了高收益，这从逻辑上来说就是错误的。

　　“三分类新规后，信托产品不再只是资管产品，还有资产服务和公益慈善信托类产品。”因此，黄志斌指出，信托“爆雷”只是部分资产管理信托业务中投资的底层资产“爆雷”，而不是资产服务信托业务、更不是公益慈善信托业务“爆雷”。

　　对于三分类新规下，信托公司要如何发展。黄志斌表示，资产管理信托业务要靠专业能力、资产服务信托业务要靠信托制度、公益慈善信托业务要靠政策引导。

　　9月5日，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正式施行。在慈善信托方面，新版慈善法新增第八十八条规定“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设立慈善信托开展慈善活动的，依法享受税收优惠”。为后续财政等相关部门制定慈善信托的税收优惠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表示，新版慈善法明确慈善信托税收优惠政策，必将推动慈善信托事业迎来更好发展。此外，信托业务新分类中慈善信托被单列为一大类，慈善信托作为既可发挥信托本源特色，又能参与公益事业的服务方式，已成为信托行业在新分类背景下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记者走访了昆仑信托的宁波市甬尚慈善（社工）服务中心、海曙石碶街道适老化改造慈善信托项目现场。

　　昆仑信托慈善信托办公室成浙军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慈善信托发展离不开与慈善组织的合作。慈善基地里有各种慈善文化、历史、人物、慈善组织、慈善项目的介绍，把慈善信托这种新型慈善模式导入到市级慈善基地里，可以帮助社会各界了解慈善信托。

　　据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骏跃介绍，2021年到2023年是宁波市慈善信托快速发展的三年。2022年宁波市全市新增慈善信托规模8630.01万元，较2021年增长40倍，实现了区县市全覆盖。2023年宁波市年度新增慈善信托规模全省率先破亿，新增规模居全国第二。宁波慈善信托从0~1000万元经历了整整6年，从1000万元到1个亿仅仅用了8个月，从1个亿到2个亿用了7个月。

　　邬骏跃表示，截至目前，宁波市全市累计备案慈善信托资金规模达到了36244万元，信托单数和规模总量均居全国第五。昆仑信托作为主受托人之一，达成信托备案超过90单，累计备案规模近2亿元。

　　此外，资产服务信托作为信托三分类业务之一，也是三分类新规颁布后行业转型的抓手和展业重点方向，并成为信托公司转型成效的衡量标准之一。

　　中国信托登记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铁峰曾介绍，根据中国信托登记公司的信托产品登记数据显示，2023年6月至12月，信托行业共成立信托产品30415个，成立规模为43325.05亿元。其中，资产服务信托新成立19046个信托产品，成立规模为24708.41亿元，规模占比57.03%；资产管理信托新成立10862个信托产品，成立规模为18416.76亿元，规模占比42.51%。从成立个数上看，资产服务信托较资产管理信托高75.34%；从成立规模上看，资产服务信托较资产管理信托高34.16%。资产服务信托的成立笔数及规模均大幅度超过了资产管理信托。

　　尽管资产服务信托在成立个数和规模上都力压资产管理信托，但曾刚指出，资产服务信托市场空间很大，但收入低且竞争激烈，难以支撑信托行业实现过去持续多年的业绩增长。

　　曾刚表示，未来，房地产信托、政府平台等传统融资类业务占比将持续降低，证券投资、股权投资、财富管理回归信托本源的业务等将逐渐成为行业主流方向。

责任编辑：李桐

李耀中（记者 王梅海）09月19日,广东省惠州市纪委监委9月16日消息，日前，惠州市纪委监委对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原党组书记、主任陈育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陈育霞落马 资料图经查，陈育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背组织原则，隐瞒入党前严重错误；公权私用，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工程验收、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陈育霞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行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惠州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陈育霞开除党籍处分；由惠州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今年6月28日消息，陈育霞在任上被查。公开信息显示，陈育霞曾任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法定代表人，后任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根据惠州仲恺高新区党工委统一部署，2023年3月9日至5月31日，区党工委第二巡察组对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党组进行了巡察。2023年7月31日，区党工委第二巡察组反馈了巡察意见。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成立于2013年，是仲恺高新区管委会为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的统一规范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两天前的9月14日消息，惠州市人大常委会正处级干部文绍良被查。他长期任职仲恺高新区，历任仲恺高新区区委常委、区管委会副主任、区宣教文卫办公室主任，仲恺高新区委副书记、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党委书记、园区管委会主任，仲恺高新区政法委书记等职。延伸阅读据贵州省纪委监委9月1日消息：经贵州省委批准，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黔南州原州委副书记、州长钟阳被双开。钟阳，女，布依族，1972年1月出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历史学学士，中共党员。黔南州原州委副书记、州长钟阳被双开钟阳长期在贵州工作，曾任息烽县县长、县委书记，贵阳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花溪区委书记等职。2018年12月，钟阳履新贵州省黔南州政府副州长，2019年12月跻身州委常委，2021年3月，钟阳成为黔南州州长。2023年4月18日，钟阳落马。2024年1月20日晚，在《决不姑息——贵州正风肃纪反腐》第三集《坚守人民立场》节目中，钟阳被带走的现场画面被披露。钟阳被带走的现场画面被披露面对镜头，钟阳说：“手中有一定权力时，爸爸妈妈每年都要给我准备一道年夜菜就是青菜煮白豆腐，开饭前都要送我一段话，都说你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工作和生活都要像这道菜一样，清清白白的。我每年也都应下了，菜也吃到肚子里去了，但是没走心，没记在心里，也没刻在脑海里。”钟阳手写忏悔书在纪委通报她被双开之前，钟阳已经获刑。7月29日，钟阳因受贿罪被判13年。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至2021年，被告人钟阳利用担任息烽县委副书记、县长，息烽县委书记，贵阳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贵阳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贵阳市花溪区委书记，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州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协议签订、工程承揽、项目推进、资金拨付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896万余元，其中2900万元未实际取得。9月1日的通报中提到：经查，钟阳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消费卡（券）；违反生活纪律；丧失纪法底线，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他人在土地出让、项目承揽、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通报提到，经贵州省纪委常委会会议、贵州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钟阳开除党籍处分；由贵州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贵州省第十三次、黔南州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据贵州省纪委监委同日消息，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皮贵怀被双开。通报提到，皮贵怀搞政治投机，妄图干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违规用公款购买茅台酒供个人使用；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亲属认购债券、吸收存款谋取利益，搞权色、钱色交易等。经贵州省纪委常委会会议、贵州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皮贵怀开除党籍处分；由贵州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贵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钟阳、皮贵怀都是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对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给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经过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由这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李耀中（记者 林玮华）09月19日,#endText .video-list .overlay{text-align: left; padding: 0px 6px; background-color: #313131; font-size: 12px; width: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bottom: 0px; left: 0px; height: 26px; line-height: 26px; overflow: hidden;color: #fff; }

近日，商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药监局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拟允许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9地设立外商独资医院（中医类除外，不含并购公立医院）。早在2014年，国家卫健委就发布了《关于开展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允许境外投资者通过新设或并购的方式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设立外资独资医院。除香港、澳门和台湾投资者外，其他境外投资者不得在上述省（市）设置中医类医院”。但到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发布修订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医疗机构纳入限制类。之后的2017年，国务院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再次明确，医疗机构的参与形式仅限于合资、合作。2023年，国务院发文，政策再次松动，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外籍及港澳台医生在京开设诊所”。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放宽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因此，对外商独资医院的开放更多是受到顶层设计的影响。在政策利好下，外商独资医院在中国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样的，将面临哪些挑战和机会？我国拟允许多地设立外商独资医院。图/视觉中国高端市场不是唯一选项对外商独资医院来说，定位是最关键的，也就是目标客户是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战略目标。从市场各方观点来看，普遍认为外商独资医院将定位高端，除了优质服务之外，高价药品和耗材等都是吸引患者的主要优势。不过，这只是基于过去二十多年中外合资办医的市场实践，并不代表外商独资医院未来真实发展的趋势。而且，在中国市场，外资医院中既有和睦家这样的高端医院，也有类似慈林医院这样扎根于县域以医保支付为主的医院。过去10年，中国医改进入了加速期，虽然政策聚焦点在公立医院，但随着以医保为主的支付方式改革的推进，对所有接入医保的医院都带来了明显压力。从药品带量采购到按病组（DRG）支付方式在全国推开，从异地就医医保直接结算到医保基金监管强化，医保支付体系改革进程明显加快。中国很多非公医院长期能维持高净利率，主要原因是非公医院能有效规避内部人员的以药养医。但随着医保支付价格持续下降，药品利润空间明显收窄，导致原先的盈利模式出现较大的压力。与此同时，考虑到中国非公医院的技术能力并不强，其所开展的手术大都集中在常规疾病，DRG对其的冲击是强过大型公立医院的。而且，随着异地就医医保直接结算的加快和医保基金强监管，部分原先游走在灰色地带的违规操作将面临监管的持续压力，这将导致部分非公医院的收入受到超出预期的压力。从这一角度来看，外商独资医院如果将医保作为主要支付方，将面临较大的挑战，如果定位于高端非医保医院，更适合进行差异化竞争。但是，除开投资机构，真正有着丰富运营经验的外资医院其实在应对医保改革上已积累了较好的管理经验。无论是DRG还是药价改革，海外市场的医保改革已进行了三十多年。目前来看，在美国有40％的医院出现亏损，而在日本，亏损医院超过50％。在发达国家，真正能保持盈利并有意愿向海外扩张的医院在应对医保改革方面的经验更为丰富。因此，外商独资医院的定位并不会因为自己的身份而限定自身的发展战略，既可以进入为少数高收入人群服务的高端市场，也可以进入为大众服务的以医保为主要支付方的市场。图为医院挂号处 资料图如何避免局限性发展？如果要进入高端市场，市场很小，发展潜力有限，其局限性有三方面。第一，高端人数不可能出现爆发增长，高端市场早期从外籍外派人员市场做起，服务这批从国外来中国就业的高管和他们家属的医疗需求，配合的是高端医疗保险，但随着外资企业的本土化及外企在中国面临的挑战增加，外派人员成本也在增高，因此外派市场的发展逐渐放缓，最近几年这一市场表现出增长颓势，因此大部分高端服务已经转向本土人士的需求。第二，高端医疗机构的竞争者已经较多，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发展瓶颈非常大。第三，这类医院的服务能力局限在门诊和简单手术，真正复杂的治疗需要转诊公立医院。新进入的外资医院投资方必须考虑到高端市场的经验才能避免重走局限性发展的老路。而要进入以医保为主的市场，如何平衡成本与投入就很关键。从海外市场的经验来看，应对支付方改革带来的压力下，医院的主要应对策略有三点：在人口密集和经济发达地区发展优势专科，重点发展重症等有门槛的专科并加大人才投入，控制成本并寻求更低成本的商业模式。第一，要想维持并获得增长，医疗机构不得不集中在人口密集地区。一般来说，人口密集也代表着经济更为发达，经济发达才能提供更多工作岗位，由于高收入群体集中在人口密集地区，其缴纳的医保水平也更高，商保的购买能力也更强。因此，无论是需求还是支付能力，都是人口密集地区更强，医疗机构也才能获得更多增长的动力。所谓优势专科是指医院能建立起优质技术服务能力并能获利的专科。在日本，虽然儿科需求持续萎缩，但由于高龄产妇增加后导致新生儿重症增加，推动了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的建设，而医院如果具备相关能力，其所获收入是普通儿科治疗的数倍。因此，日本儿科医生的数量在近年来不减反增，但分布更不均匀，更集中在类似东京都这样的发达地区。第二，在DRG和价值医疗实施之后，支付政策偏向于重症，轻症的收入出现持续的下降。因此，发展急诊和转诊，获取相关的重症就成为医院的主要策略。以美国最大的营利性连锁医院运营商HCA为例，HCA的住院病人次中，3/4来自急诊室，而住院手术中，一半转自急诊室。可见急诊室对于HCA获取病人和手术的重要性。过去10年中，HCA的急诊室就诊量从2013年的697万人次增加到2023年的934万人次，年均增速为3％。第三，面对支付模式改革带来的精细化监管，有效管控成本是医院能否盈利的关键。成本主要分为人力成本和产品成本，人力成本控制并不容易，但药品和耗材等成本的削减较为容易实施，特别在集采和国家医保谈判的大趋势下，产品价格持续下行对医院控制成本会是助力。外商独资医院的最大挑战都是人才 资料图最大挑战是人才不过，无论是高端还是以医保为主的定位，外商独资医院的最大挑战都是人才。由于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的医疗服务价格差距较大，如果直接从海外引进顶级医生，医院的营收可能都无法覆盖成本。而从本地引入医生，虽然可能给予更高的阳光收入，但由于年资较高的医生更依赖于编制带来的各种隐性福利，外资医院的高收入吸引力并不强。医生的编制和体制内所提供的平台、名誉和品牌优势一直是私立医院难以吸引人才的重要原因。中国医生的品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在医院，医院的金字招牌就是可信可靠的保证，医生在这样的平台中得到的不仅是病人的数量，更多的是建立自身招牌的方式，离开了这一平台，也就失去了这一最重要的吸引客源的因素。这一点会是除了薪酬之外，医生离开体制最大的考虑因素。从现有中外合资办医来看，更符合实际的模式是通过提供比较好的薪酬以及工作环境，并用与国际接轨的职业培训和再发展来吸引本地和海外的中青年医生，尤其是本地大医院的中低年资医生作为骨干，同时邀请大型公立医院的高年资医生通过多点执业来坐诊，并通过远程医疗的模式为国内的重症患者提供海外名医的二次诊疗等服务。事实上，纵观世界各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医疗服务始终是一个本地化的市场，当地最优质的医院一般都是在本地深耕多年的大型公立医院或私立非营利性医院。从这个角度来看，受制于优质人才的匮乏，外商独资医院在中国的发展将只是国内医疗服务市场的一个有益补充，更多是提供有价值的管理模式、理念和技术水平。（作者系医疗战略咨询公司村夫日记创始人）作者：赵衡编辑：杜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