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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第79届联合国大会本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路透社9月12日独家报道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Thomas Greenfield）将于当地时间12日宣布，美国支持为非洲国家设立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设立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报道指出，此举出台之际，美国正在寻求修复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并加强和太平洋的岛国的关系，意图在这些地区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格林菲尔德将有关计划描述为美国总统拜登政治遗产的一部分。她对路透社表示，希望这一宣布推动有关议程“向前发展”，“以便我们能够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实现安理会改革。”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发言，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网站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由5个常任理事国（中、俄、美、英、法）和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有权实施制裁和武器禁运，并授权使用武力。5个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非程序性事项表决时各自拥有否决权，即所谓的“一票否决权”。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按照地区进行分配，其中非洲和亚洲国家5个，东欧国家1个，拉美国家2个，西欧和其他国家2个。 值得一提的是，格林菲尔德对路透社表示，华盛顿不支持将否决权扩大到现有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外。 目前有3个非洲国家拥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分别是加蓬、加纳和莫桑比克。“问题在于，这些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无法让非洲国家充分发挥它们的知识和声音，为安理会的工作做出贡献……无法让非洲国家持续应对影响我们所有人、尤其是非洲人民的挑战。”格林菲尔德称。 她还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理应获得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因为这些国家 “在一系列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尤其是气候变化影响的问题上，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见解。”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支持这一安理会改革。他11日对路透社表示，安理会的现状和二战之后的局势完全相符，“它存在合法性问题，也存在有效性问题，需要进行改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讲话，联合国网站 但是，任何安理会成员的变动都要通过修改《联合国宪章》来实现，报道称，这需要三分之二会员国的批准和认可，而安理会目前的五个否决权也发挥着作用。 路透社指出，十多年来，拥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大会每年都会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对抗日趋激烈，尤其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安理会在很多问题上陷入僵局。 格林菲尔德表示，她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让联合国大会就安理会扩容的决议进行投票。 报道指出，美国长期以来支持印度、日本、德国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很多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也希望获得这一席位。但多年来的改革谈判收效甚微，目前尚不清楚美国的支持是否能推动相关行动。 在2022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均提到“安理会扩容”问题。拜登当时表示：“美国支持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这包括我们长期支持的国家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 德国总理朔尔茨2022年在联大发表讲话时称，德国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请求支持德国的候选资格，“德国准备好了”。除了德国之外，拜登当年5月访问日本时，也曾公开表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此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曾在2020年表示，巴西和印度应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拉夫罗夫2023年8月谈及联合国改革问题时，曾表示德国和日本“不可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为这会加剧不公正，且德日两国是“美国意志的忠实执行者”。 对于安理会改革问题，在2022年11月的第77届联大会议期间，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曾表示，安理会要有效履职，全面改革势在必行。这是所有会员国的共同期盼。 张军称，中方对改革有三点期待：首先，安理会改革要坚持正确方向，切实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第二，安理会改革要体现公平正义，应优先考虑代表性不足地区的关切；第三，安理会改革应与其他治理机制改革协调推进。 “安理会的决策事关战争与和平，关乎集体安全机制的未来。安理会改革应有助于维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加强真正的多边主义，增强安理会权威和效率，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改革不能只满足个别国家提升国际地位、实现‘入常’的私利。”张军强调。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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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前国足主帅沉默14年的社媒“爆了”！球迷刷屏：队危，速归）

近日，《美国事务》上刊登的长文《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引起很大关注。作者辛明顿（Nathan Simington）是从特朗普时代开始任职的现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主席。他其实是学音乐出身的，后来改学法律，由此步入政界。FCC则是全美管理电信网络、无线电频率、对所有通信器材（包括手机）颁发认证的机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把中国崛起归结于廉价劳动力或者罔顾环保，也不认为是美欧对自由贸易的天真而“资助”了中国的崛起，而是将其归结于中国深谋远虑、以颠覆世界秩序为目的的工业政策。换句话说，他主张的是中国阴谋论，并提出美国对策。但是辛明顿看到了正确的现实，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用他听得懂的话来说：saw the right picture, got the wrong point。《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网站截图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动摇Pax Americana的。但中国崛起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真要是阴谋，戳穿和反制倒是不难了。中国崛起确实是以高速而且全面的工业化为标志的。当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也是包括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甚至大幅度领先于其他贸易国，成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三国之外的最大贸易国。考虑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在NAFTA/USMCA架构下的贸易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外贸，更像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所以中国在北美地区也在事实上成为他们的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进口很多样，从能源、矿产、农产品到机电、汽车、飞机、芯片和软件。但中国的出口既集中又多样，从小机电到汽车到巨无霸港机的各类工业制成品和从钢铝到化学品的工业中间品，而曾经主导的服装、玩具、农产品只占越来越小的比重。中国手机和5G对美欧已经是强刺激，但中国电动汽车（包括全电和插电混动）的异军突起，一下子把美欧老字号打得溃不成军，中国光伏则打破了新能源的“情怀困境”，强有力的左右开弓才真正打醒了西方。能源和交通的需求引领了工业革命。煤、石油与蒸汽机、内燃机相结合，取代了人力；火车和汽车把诗带向远方，又把远方带回家乡。经过百年发展，汽车还成为了涉及几百万人就业和价值3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同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制造越来越成为世界供应链里不可取代的一部分，要么在性价比上无法替代，碾压性地压倒竞争对手；要么在独特性上无法替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越来越两极分化，一端是农产品和能源、矿产；另一端是高精尖工业制成品，如民航客机和发动机、精密仪器、芯片、软件等。曾经数量很大的汽车、一般机电，现在已成为涓涓细流。中远海运首艘LNG双燃料滚装船交付运营 视觉中国中国与美欧的进出口既是互补的，又是不平衡的。互补在于各尽所长，各取所需；不平衡在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居中偏高，而且数量巨大；农产品、矿产、能源数量虽大，但价值低；高精尖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很高，但数量太少。如果中国与美欧的出口好比一场足球赛，中国具有逆天的中场和后卫，但锋线尚弱；美欧的锋线有亮点，但中场和后卫不仅弱，好些位置根本没人，其他的亮点就只有教练和队医了。辛明顿将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归结于深谋远虑的工业政策，中国建立了齐全和互相支援的工业结构、压倒性的产能、完整的供应链、卓越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目的在于颠覆Pax Americana，从美国手里夺取霸权。中国政府的各种文件里要求达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先水平，在他这里成为中国阴谋夺权美国的依据。工业政策主要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性的经济保障，用于扶持特定的行业或者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军工、地区支柱产业。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政策的结果。美欧一方面以不公平竞争为名，反对工业政策，另一方面以不同名义实施实质性的工业政策。比如说，NASA的航空航天研究无偿转移，波音和SpaceX就是这样起家的。欧洲以行业整合为名，将碎片化、缺乏竞争力的公司在政府主导下整合成巨无霸，空客就是这样产生的。波音与空客之间的互诉在本质上是黑狗与白狗之间的互咬，最后当然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中国崛起有一个漫长、痛苦的前奏。在农业时代，中国曾经是先进国家，但被工业时代先发达起来的西方打得一败涂地，以后是屈辱百年。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发达工业、发达科技，这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并不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和科技门类齐全，但水平较低，相对于外部技术的落差是全方位的。当时桑塔纳的引进对中国汽车是地震级的冲击，两艘051驱逐舰上装用的LM2500燃气轮机更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寻常百姓的层次上，航天和军工企业在大力组装电冰箱和电视机，国产圆珠笔连漏油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三五牌香烟和力士牌香皂则是地位和豪华的象征。笔者熟悉的化工自动化行业也经历了时代的尴尬。集专业大成的控制工程课要专注于引进各种控制方案的分析和比较；引进的Foxboro SPEC200不仅代表单元仪表最高水平，还具备与IBM的ACS工控计算机对接以实现SPC控制的时候，国产晶体管DDZ II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依然是大学课程内容和工业应用的主力。但这时其实第一代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DCS）已经在美欧投入使用。DCS太遥远，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进行技术跟踪，笔者所在团队花了很大努力，以Z80单片机为基础，搭建多回路数字PID控制器。好不容易在面包板上跑通了用汇编语言攒出来的系统，机壳还能请校办工厂用铁皮敲一个，但面板就不好解决了。用发光二极管不仅太土，也太占地方。新见识的卡西欧计算器上的液晶显示非常诱人，但联系自动化仪表厂，人家不知道是没功夫搭理我们，还是自己也没有生产批量产品之外样品的能力，连个完整的回绝都没有给我们。找外商买器件是根本不考虑的，因为没有那个钱。最后被迫就在稀里哗啦的状态下拿到工业现场去试验。最终在团队的精心呵护下，试验品终于在试验期间完成了任务，但谁都知道，它离实用化还差十万八千里。在80年代，服装和玩具是第一波出口主力，但开始时面料、纽扣都要从韩国、日本等地大量进口，中国产品的款式、色泽、质量常常达不到要求。这也是珠三角领引进技术风气之先的时代，新会等地通过港资大量购入二手设备，顶着“进口技术”名目的小化纤遍地开花，生产的面料在款式、色泽、质量上超过当时主流国营大企业。与此同时，涤纶喷丝机是重点攻关项目，首先要取代引进小化纤里的喷丝机，然后要逐渐做大。喷丝头的孔非常细，只有请航天工业配合协作，用材也逐步由进口转为国产替代。这就是最简单的进口替代，与挤占进口设备份额无关。为了吃透喷丝机数字控制系统，笔者所在的团队泡在广东很长时间。记得那时的车间里震耳欲聋，即使喊叫也根本无法听清对话，想起来声强应该在100分贝级以上。回程从广州坐船到汕头和厦门继续考察，正是因为这些沿海特区拥有率先引进的喷丝机。记得船经过香港海面的时候，远远看到一片春笋般的高楼，很是震撼。那还是上海十几层以上的高楼可以扳手指数得清的年代。延安东路联谊大厦是30年代国际饭店后上海第一座20层以上的建筑，华亭饭店则是最潮的涉外饭店，门前的中山西路漕溪路口还有高脚架上的交通岗亭。老香港街头的照片 资料图现在看看，当年的穷酸和窘迫几乎荒唐，但就是从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上坐二望一的经济超级大国。按照购买力等价GDP计算，中国已经世界第一了。工业政策的功劳肯定是有的，各种政策扶持也是肯定的，但目的很简单：中国人也想富起来。要富起来只有搞工业化，要搞工业化只有自己把能干的都吃下来，不是为了独霸，只是为了省钱，也为了就业。逐渐地，中国人发现自己能干的越来越多，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干到世界最大、最高效、最先进。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本和科技本土化也是“时事造人”的结果。谁都看得到钱生钱更快捷、更省力。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没钱，只有用力气挣钱。谁都知道引进技术省事可靠，但钱是一个问题，被掐脖子是另一个问题，只有自己的才是可靠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落后状态痛心疾首，思变心切。另外两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是：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一切宏大设计不仅需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目的都是为了最终的发展。一切妨碍发展的人和事都要让路，只有发展，才有生存。就是这样，中国在小步快跑、不断修正中，一点一点地建造起庞大、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和保障这个工业体系和供应链的电力、交通网络。今天如果有人研制机器人，可能在华强北一天就能跑全所需的各种软硬件，还有缺货的话，第二天也快递到货了。中国供应链的完备和快捷是中国制造最强大的优势之一，也反过来帮助中国制造快速迭代、不断创新。德国汽车在美欧是最能打的，但德国大众加大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力度，因为德国研发电动汽车的周期在36-40个月，而在中国是18个月。中国人有远见，有耐心。远见在于坚定的长远目标，耐心在于不断的试错和纠正。从洋务派到孙中山到现在，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中华民族简单朴实的愿望。这里没有阴谋，有的只是古老民族的不灭心愿。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心愿变成可实现的目标，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但工业政策从来不是实现民族复兴心愿的最主要工具。工业政策的核心在于政府意志，铁公基可能是政府意志最好的体现。中国高铁的很多线路在运作多年后依然没有盈利，但高铁拉动的经济效益不可计量。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光纤、手机基站网的建设也是一样。中国名义GDP从1990年的不到400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略低于18万亿美元，其中有多少可以“归功于”铁公基和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政府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执行力，但这不等于发展成就都是由于成功的工业政策，或者工业政策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更不等于工业政策一成不变。电冰箱、电视机、汽车、钢铁的大发展与其说是工业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各地看到发展机会后的一拥而上的结果。在激烈竞争中，适者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很多领域形成过剩产能。一方面，闲置产能造成浪费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极端降本增效和推陈出新逼迫行业向更高水平“卷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异化创造机会，利用起来闲置的产能，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资金过剩和人力资源过剩，这才有可能在一有发展机会的时候就投资一拥而上，而劳动力队伍也可同步充满。这在电动汽车的爆发性发展中突出体现。改革开放后汽车工业一直是发展重点。但长期以来，多的是产能，缺的是水平，说引进汽车长期占据半壁江山都是低估了，问题在于中国内燃机和变速器技术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电动汽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赛道，起点拉平了，过剩的投资和人力资源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后面的爆发性发展就水到渠成了。在这里，工业政策有很大的“偶然成功”因素。中国大力推动电动汽车首先受到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推动。石油是中国的显然短板，不管从可持续发展还是国家安全出发，都必须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人均也好，历史欠账也好，所有理由都不能抵消中国也需要干净的空气这一现实。汽车电动化是显而易见的选择。这也绕开了中国内燃机、变速器技术的瓶颈。电动汽车三电技术一上路就爆炸性发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海外的大量锂资源，则有点像地理大发现时代，在大家都不经意的时候，谁先插旗，谁先得到，也谈不上什么阴谋或者大棋。在低空经济、AI经济、机器人等方面，中国有可能重复电动汽车的成功，这正是西方焦虑点。中国崛起本质上是经济的，中国科技发展本质上是为经济服务的。中国无人机的大发展的基础不是军用无人机需求大爆发，而是玩具无人机订单爆发开始的，现在向载人载货的低空经济发展。中国AI不从学术上更加炫的通用AI入手，而是从更加接近工业应用的角度入手，也更有希望首先形成盈利产业，实现产业的自我滚动发展。“先求有用、再求先进”实际上更得美国崛起时代的真传。在那个黄金时代，欧洲的奔驰发明了汽车，劳斯莱斯在所有人都跑冒滴漏的时代敢在连续驱车一万英里后车底铺上白纸以显示绝不滴漏，但谦卑的美国福特T型车才是改变世界的那款汽车。机器人是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按照西方思路，中国机器人的产量和部署数量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需求，但这正是在极端降本增效需求牵引，宏大规划的引导的结果。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是工业机器人的沃土，庞大的服务需求则可能使得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方面一马当先。政策引导和支持的作用是肯定存在的，但发展是政策推动与需求拉动的合力所为，政府投资更多的是杠杆，商业投资才是肌肉。只有这样，才能政府最终退出，产业在商业运作中自我滚动发展。还记得西方经济和科技已经“两头冒尖，中间塌方”吗？如果高科技端也被中国拔掉，西方就成农业国了。这是久居食物链顶端的西方不能忍受的。图为OpenAI标识 资料图在发展中，中国也注意去泡沫化。房地产是最大的泡沫，互联网产业也有过无序发展和泡沫化的危险。中国在西方不解的目光下，不惜承受暂时的经济发展放慢，主动戳破泡沫，就是为了将来更加健康的发展。这是工业政策在国家大政层面上的最高形式。中国还注意先试点、后推广的有序发展，这也是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的。中国从来不吝惜分享经验，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交流有很多就是这样的分享。美欧要是有兴趣，中国同样分享。但美欧自以为是地解读和照搬“中国经验”，试图用工业政策重振制造业，撞墙就不怨中国了。工业政策要成功，关键在于要有退出机制。用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扶上马，送一程”。但需要永远扶下去的话，这就不是工业政策，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了，只是把关税改成补贴。美国要重振，关键不是政府意志和工业政策，而是对经济本质的认识。经济无非是钱和物。对于中国人来说，物大于钱，钱是为物服务的。中国人有钱就买房子，哪怕已经够住了。年轻人结婚时，婚房是刚需，长期租房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租了一辈子，房子依然不是自己的，哪怕对钱倒是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想法。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发展实物经济才是根本。在改革开放中，曾经有过“钱生钱”的讨论，还没有来得及迈步，就被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吓退了。更大的原因其实还是没有钱来玩只有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只好老老实实干活，凭本事和力气赚口饭吃。在美国人的思维中，钱大于物，什么物都是钱能买到的。美国年轻人买房子不着急，早早开始投资才是正事。在中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买房子的时候，美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炒股、买基金。结婚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婚房作为刚需更是“没听说过”，一手租房一手炒股不香吗？房子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居家如此，经商也如此。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轻资产运作才是根本。制造业还有劳资关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等麻烦，市场风向转向时，掉头也笨重。轻资产运作就灵活多了，劳资、政府、环境都是“别人”的问题，市场转向正好是买空卖空的好时机，本来就没有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美股交易员 视觉中国即使投资制造业，美国人也是更倾向于投资软件、互联网、电商那样的“软制造业”，而眼下的风口当然是AI。美国投资界从不怕投资金额大，就怕回报周期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任何人都必须在短时间里收回投资，否则能不能活过下一个经济危机都不好说。硬制造业的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需要长期定力，都是避犹不及的。美国公司依然世界前列，美国科技依然发达，但美国公司只留下设计和营销，STEM则只需要元帅和将军，生产和具体研发外包正好符合轻资产的原则。美国崛起当然是从制造业开始的。但那还是全球化还只是从0到1的初级阶段，本土本地生产还是各国经济的主体，而美国“孤悬”于欧洲之外，更加是制造业孤岛。交通运输发达使得比较经济优势的触角伸向全球，美元强势和“世界货币化”更是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美国赚到第一桶金后，钱生钱的游戏就玩得风生水起，以至于金融立国成为美国的新国本。卢比奥等人甚至在推动法案，任何推动非美元化的国家、机构和个人都要受到美国的制裁。无他，美国穷得只剩钱了。要是美元不值钱了，美国就什么也不是了，当然必须制止。这里，辛明顿比卢比奥之流高明一点，他提出美国不仅需要工业政策，还需要对税收、会计、金融规则的改革，才能实现再工业化。但美国再工业化回避不了的问题是成本。劳动力成本、法规成本、环保成本等使得美国制造的成本太高，即使用工业政策扶持出一批先进技术企业，也因为商界不愿跟进投资而使得政府很难退出，最终成为永久性的补贴，毫无竞争力可言，还成为纳税者的沉重负担。最重要的是，美国朝野都开始意识到需要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不是向前，而是向后，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在本质上，这和清朝洋务派的改革是一样的问题，也必将是一样的结局。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工业政策的政府扶持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扶持，曾经有一个时候地方政府的作用类似于商团，现在民间资金成为商团的另一半。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不成熟，中央投资起到去风险化的作用，信号灯一亮，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一拥而上，使得中央投资的预期退出相对可靠。辛明顿认为中国赢了，顺手制造了美国的衰落。美国要赢回来，需要学中国。中国发展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中国也无意制造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发展是靠自己的努力，美国要是衰落，也只能是由于自己作孽。美国真要学中国，就需要拥抱以物为本的经济思维，放弃以钱为本的经济思维。但美国做得到吗？来源|底线思维

撰文丨余晖突然被查的“70后”市委原书记王彦博，案件细节披露。9月10日，山东通报3起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件，其中提到了“招远市委原书记王彦博严重违纪违法案”。王彦博是今年2月任上被查的。招远市委原书记王彦博 资料图王彦博，男，汉族，1972年1月出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他曾任莱阳市委常委、副市长，海阳市市长等职，2021年4月任招远市代市长，后任市长。2022年1月，王彦博任招远市委书记。2024年2月22日，山东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招远市委书记王彦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彦博被查很突然。2月20日上午，招远全市2024年经济工作会议在龙湖大酒店召开，身为市委书记的王彦博还出席了会议并讲话。此次的通报显示，王彦博在担任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期间，就已经存在问题。通报提到，2009年2月至2024年1月，王彦博在任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莱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海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招远市委副书记、市长，招远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接受某集团城建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某某、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等个人和单位请托，通过“明招暗定”等方式指定中标企业，帮助请托人和相关公司中标，先后多次收受请托人所送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073.18万元。此次和王彦博一同被通报的还有“内鬼”马玉星，他在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也存在腐败问题。山东省委第四巡视组原组长马玉星是今年1月16日被查的。他曾任济南市历下区委书记等职。山东省委第四巡视组原组长马玉星 资料图此次通报提到，2011年至2019年，马玉星在任济南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济南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济南市历下区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接受山东某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夏某某、中国某集团公司下属某工程公司等个人和单位请托，通过向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下属企业或单位打招呼的方式干预项目招标投标，帮助夏某某、中国某集团公司下属某工程公司等个人和单位顺利中标项目，并先后多次收受其所送现金、黄金等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100余万元。延伸阅读东莞原市长退休8年被查 原市委书记曾出入会所搞权色交易东莞市原市长李毓全 资料图退休八年后，71岁的东莞市原市长李毓全被查。8月21日，广东省纪委监委官网发布消息，广东省东莞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毓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李毓全今年71岁，东莞市长安人，在职大专学历，在东莞工作长达四十余年，担任过东莞市副市长，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东莞市政协主席等职。2016年，由于年龄原因，李毓全不再担任东莞市政协主席职务。八年后，李毓全被查。李毓全退休八年后被查在东莞工作四十余年东莞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口东岸，东江下游的珠江三角洲，因地处广州之东，盛产莞草而得名。截至2023年，东莞市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人，城镇化率超过92%。东莞是李毓全的家乡，他在此地工作四十余年。李毓全生于1953年，19岁（1972年）成为东莞县长安公社文化站站长，之后担任过长安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长安公社团委书记等职。撤社改区后，1983年，30岁的李毓全任东莞县长安区区长。后来，东莞县改设市（县级市），长安区改为长安镇，1988年东莞市（县级）升格为地级市，直属广东省管辖。李毓全担任过东莞市长安镇党委书记，1994年（41岁）任东莞市副市长，成为副厅级干部。从1994年至2016年，22年时间，李毓全历任东莞市副市长、长安镇党委书记，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东莞市政协主席等职。其中，2006年4月至2011年10月，李毓全担任东莞市市长五年半；2012年1月至2016年2月任东莞市政协主席。担任东莞市市长期间，李毓全曾对媒体表示，“对东莞市非常自豪”。他当时说，“我是东莞长安人，自然对东莞这个城市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李毓全当时还提到，对于东莞，“有一些人讲一些社会问题，我觉得是在所难免，但没有那么夸张”。李毓全任东莞市市长期间，东莞市委书记是刘志庚（2006年3月至2011年11月），两人在东莞市搭档超过五年时间。两人在东莞任职期间，东莞的娱乐行业曾引发诸多关注。彼时，刘志庚曾表示，“‘扫黄’工作要高调抓，决不能给外界以‘黄色地带’的印象。同时，扫黄不能矫枉过正，各镇要把握好度。（镇街）不要太过分，不要扫荡式每家都去查。”李毓全曾表示，要高调去抓“黄赌毒”。他说，东莞市委、市政府一直以来很重视娱乐场所的管理，“虽然给人的印象好像娱乐业特别多，管理特别开放，其实都是错觉”。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离任东莞市委书记后，刘志庚任广东省副省长，2016年任上被查。通报提到，刘志庚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搞权色交易，干预和插手土地用途调整。2017年5月，刘志庚一审获刑无期，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查明，刘志庚利用担任东莞市市长、东莞市委书记等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股权收购、土地置换、银行贷款等事项上谋利，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9800多万元。广东省原副省长刘志庚前下属近期多人被查在李毓全被查前，前下属多人被查。广东省纪委监委官网显示，今年1月，东莞市委原常委、市纪委原书记甄瑞潮被查；2月，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罗军文主动投案。今年3月以来，东莞市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何绍田，东莞市清溪镇党委书记叶锦锐，东莞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罗晓勤，东莞市谢岗镇党委书记叶可阳，东莞市委副秘书长邓惠林，东莞市樟木头镇原党委副书记、镇长罗伟伦，东莞市沙田镇党委书记贾贵斌，东莞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黎雪琴，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朱川，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方灿芬，原东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金行中等多人被查。政府官网显示，作为地级市，东莞市直接管辖街道、镇，截至2022年，东莞全市下设4个街道、28个镇。李毓全与上述被查人员多有交集。其中，李毓全任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时，甄瑞潮任东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两人存在多年工作交集。2017年6月，甄瑞潮退休。退休六年多后，今年1月，甄瑞潮被查，7月他被开除党籍。通报指，甄瑞潮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案件处理、岗位调整、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罗军文长期在东莞市工作，李毓全任东莞市市长期间，罗军文历任东莞市财政局副局长、东莞市寮步镇镇长、东莞市长安镇镇长等职，两人当时是上下级关系。今年6月，罗军文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指，罗军文亦官亦商，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并获取巨额收益。同月，检察机关对罗军文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指控，罗军文利用担任东莞市财政局副局长、寮步镇镇长、长安镇镇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在项目承揽开发、工程款结算拨付、土地收储置换、财政资金揽储等事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此外，何绍田、罗伟伦、方灿芬等人，亦曾是李毓全的直接下属。李毓全任东莞市市长期间，何绍田担任过寮步镇党委书记、镇长，罗伟伦担任过东莞市樟木头镇镇长，方灿芬担任过东莞市塘厦镇镇长。其中，相关通报显示，何绍田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弃守辖区环境污染监管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官商勾连，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房地产开发、土地转让等方面谋利。

9月10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中国-西班牙商务论坛上致辞直新闻：刘先生，刚刚结束访华行程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呼吁欧盟重新考虑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以避免即将到来的中欧贸易大战。对此，您做何解读？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在此前的评论中我曾经说过，上个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从今年10月1日起将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这件事情不仅意味着由美国主动挑起的所谓意识形态“新冷战”，已经从政治领域蔓延到了安全领域，现在又进一步蔓延到了经贸领域，并逐步形成了政治、安全与经贸领域相互联动的态势，而且意味着由美国主动挑起的阵营式对抗，也已经从政治和安全领域，进一步蔓延到了经贸领域。或者说，西方国家在经贸领域内也开始搞阵营式对抗了。同时，由于电动车既是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三样”之首，也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代表。这也就意味着，面对由美国主动挑起、其余西方国家纷纷跟随的这场关税大战，中国既不能自暴自弃、知难而退、主动放弃同时又不能不讲策略，迎战所有的西方国家。这也就注定了，面对西方国家在经贸领域内摆起的阵营式对抗架势，中方只能策略性地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做法。那么很显然，在西方结成的电动车关税同盟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仍然是欧盟。因为跟中美之间相对不平衡的经贸不同，中欧则是互为对方的主要出口市场，无论是欧洲产的普通食品、高档消费品还是传统能源汽车，都非常依赖中国市场。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工具箱中报复欧盟的工具多得是，而且意味着，中欧一旦打起经贸战来，一定会是一场“杀敌八百自损一千”、两败俱伤的游戏。同时更为关键性的是，欧盟是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经济共同体，在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问题上，欧盟内部远非铁板一块，比如在传统能源汽车市场上极度依赖中国市场的德国，就坚决反对欧盟的做法。另外，捷克、希腊、爱尔兰和波兰等国家，也处于模棱两可、举棋不定的状态。这就为中方利用欧盟来反制美国组建的关税同盟，以及从欧盟内部着手来反制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提供了可以操作的机会。这一次，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华并作出了反对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表态，中方的时机点把握得非常好，正好是在欧盟各成员国即将就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举行投票前夕。图为停靠在港口的货轮直新闻：那在您看来，在反制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上，中方为什么会选择西班牙这个国家作为突破口？另外这一举措能够成功阻止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行为吗？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我认为，这一段时间以来，中方选择西班牙作为突破口，来反制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行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作为欧盟第四大经济体的西班牙，一直是欧盟几乎所有经济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包括在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问题上也是如此，尤其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还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保持了非常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也就意味着，一旦西班牙带头反对欧盟的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政策，将会在欧盟内部产生极大的反响。而在事实上，在桑切斯作出相关表态之后，欧盟的另外两大经济体德国与瑞典也立马进行了跟进，并在欧盟内部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当然，中方之所以能够成功说服欧盟的坚定支持者西班牙，也是因为我们对西班牙采取了软硬两手策略。硬的一手是，中方已经宣布，一旦中欧因为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而爆发贸易战，将会对欧盟输华的猪肉、白兰地和乳制品采取对等的关税报复措施，而西班牙每年出口中国的猪肉产品高达15亿美元，将会首当其冲；软的一手是，中方承诺，将会在西班牙投资建立电动车生产线。不过我同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方就能够成功阻止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行为，因为根据相关规定，这一提案要遭到否决，必须要有代表65%的欧盟人口以及15个国家投票反对，目前看来中方还没有这个把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方与西班牙的沟通没有意义，因为中方的最终目的，仍然不是要通过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的投票行为，来解决这一贸易分歧，而是要在投票表决前通过谈判和友好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一旦进入了投票程序，就意味着事态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了，中欧经贸战以及由此带来的两败俱伤的结果，将会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西班牙、德国、瑞典以及早前的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家纷纷表达反对意见，就可以给欧盟委员会施加强大的心理压力，并最终促使欧盟在谈判中不得不放软姿态，至少进一步降低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税率。而一旦中欧就此达成了和解协议，那其意义就不仅仅限于电动车领域，甚至也不仅仅限于中欧经贸领域，同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由美国打造的西方对华贸易战同盟。图为中国商务部 资料图直新闻：商务部宣布，针对此前加拿大宣布的对自华进口的电动汽车和钢铝产品采取加征关税等限制措施采取必要措施。对此，您又怎么看？特约评论员 刘和平：很显然，跟中方仍然致力于跟欧盟友好协商尤其是从欧盟内部相关成员国中做工作，准备以软硬兼施的方式来阻止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不同，商务部的这一宣布，意味着中方对加拿大直接采取了硬碰硬的正面迎战措施。而且中方对加拿大打出的是组合拳，并且招招都打在要害上，包括一是对产自加拿大的进口油菜籽发起反倾销调查，这一措施将对加国油菜籽产业造成至少10亿美元的冲击；二是宣布对加拿大采取的相关限制措施发起“反歧视调查”，这一做法，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全球范围内，都创下了一个先例。那么中方为什么单单选择对加拿大坚决反击？我认为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相比较起来，加拿大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行为，是最为恶劣的。因为这些年来，除了在中国生产的特斯拉之外，中国并没有多少其它品牌的电动车销往加拿大，加拿大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的行为，纯粹是为了在所谓的对华“新冷战”上附和美国，选边站队与递交投名状。第二，假如加拿大的行为不受到惩罚，这股歪风无法得到遏止，将会诱发更多国家有样学样，纷纷选择对华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如此一来，由美国挑起的对华电动车关税同盟，将会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第三，作为一个经济实力并不强大的经济体，加拿大对华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完全是自不量力，中国完全可以将他单独拎出来教训一顿，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除此之外，由于即将迎来国内的大选，总理特鲁多所在的执政自由党支持率每况愈下，不排除特鲁多对华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是为了通过对华强硬的方式来讨好选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重拳迎战加拿大，就是为了让特鲁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中方祭出的严厉关税反制措施，对加拿大的农民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并让执政自由党因此而丢失大量选票。作者丨刘和平，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特约评论员编辑丨李怡，深圳卫视直新闻高级主编

（原标题：2024年9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近日，一批落马中管干部受处分的结果密集公布。继昨日宣布李显刚被开除党籍、公职，刘跃进、李勇被开除党籍后，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黑龙江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海涛被“双开”，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被开除党籍的消息。李海涛：处心积虑对抗审查图为李海涛资料图，他曾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公开资料显示，李海涛出生于1963年9月，黑龙江巴彦人，一直在本省工作，曾任黑龙江省经贸委、省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佳木斯市委副书记、市长，大兴安岭地委书记等职，2011年任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2013年12月，李海涛任黑龙江省委秘书长，2014年初任省委常委、秘书长。2016年，他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并兼任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一职（至2017年6月卸任）。2022年1月，李海涛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同年5月，他不再担任省委常委职务。2023年9月，李海涛官宣被查。经查，李海涛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搞迷信活动，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违规接受宴请、旅游等活动安排，出入私人会所；违背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人事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安排下属单位报销、支付个人费用，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利益；贪婪无度，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开发、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李海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海涛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黑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张祖林：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

“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波兰外长妄言南海问题中国外交部回击9月初，波兰外交部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完成了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三国的访问。期间，他多次提到南海问题，称南海地区的争端不能以暴力、经济或物理胁迫的手段来解决，无论大小国家都必须尊重所谓仲裁法院的裁决以及国际法。在9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波兰外长有关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应询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同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有关争议。“关于所谓‘南海仲裁案’，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有关裁决是非法无效的。”毛宁说。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波兰外交部长的访问正值南海地区局势紧张之际，作为一个远离南海地区的欧洲国家，波兰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地缘政治上，都与南海争端无关。西科尔斯基此访为何频繁“插手”地区问题？海疆问题专家王晓鹏在接受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采访时说，这反映了波方在全球地缘政治中谋求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企图，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借炒作南海议题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外交联系；其二，借挑动南海问题实现自身在国际舞台上形象的再塑造，即积极参与亚太事务并支持所谓‘国际法治’的欧洲国家。”王晓鹏说。王晓鹏认为，波兰方面妄图通过这种言论恶意曲解国际法，将自身装扮成所谓“国际法与国际规则捍卫者”的角色，并借此增加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互动，从而促进其在该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同时，此举也旨在巩固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强国的外交及安全关系。波方通过支持它们在南海问题上的错误立场，来换取它们对波方在欧洲安全议题上立场的支持。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新加坡 马来西亚谨慎回应实际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波兰的访问表现得相对冷静。两国实际上更专注于双边经济合作，而非政治或军事议题。深圳卫视直新闻注意到，访问期间，马来西亚政府强调了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统一立场，即通过区域对话和合作保持稳定。王晓鹏分析认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行为方式各有不同，这主要源于它们各自的地理位置、经济利益及对华关系的基本构架。新加坡虽然不是南海问题的直接当事国，但作为一个重要的海上交通枢纽，向来非常重视区域和平稳定以及航行自由问题。因此，新加坡倾向于通过磋商与对话来促进南海争议的和平解决，同时保持其全球贸易中心的地位。作为南海问题的直接当事国，马来西亚则相对低调处理南海争议，更倾向于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通过谈判和磋商管控有关分歧。对于高敏感度的海洋问题，马来西亚通常会避免采取激进的公开立场，以免破坏地区国家之间正常的经济合作。此访唯一对波兰表示“热烈欢迎”的是菲律宾。王晓鹏认为，菲律宾近年来在南海问题上扮演了“麻烦制造者”的角色。菲方一方面在黄岩岛、仁爱礁、仙宾礁等敏感点位持续挑衅，妄图扩大化其在南海的非法存在；另一方面，菲律宾不断拉拢美国等域外大国介入甚至深度介入南海问题，妄图将南海局势导入国际化与军事化的危险境地。菲总统马科斯与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欧洲国家干涉南海问题有何盘算？深圳卫视直新闻注意到，欧盟一些人及个别欧洲国家近年来频频拿南海问题说事。9月1日，欧盟对外行动署发言人曾发表声明，为菲方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挑衅行为“站台”、背书；英国、德国等国家，曾派遣海军战舰前往南海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行动”，强调对“维护国际水道安全”的重视。这些域外国家与南海争端无直接利益关系，却通过“支持国际法”和“维护自由航行”的名义，试图插手亚太事务。王晓鹏认为，在美国支持下，菲律宾加大了在南海挑衅的力度，部分欧洲国家也似乎在为这些非法行为“站台”。这些欧洲国家的行为出于双重战略考量。“首先，通过支持菲律宾及其他南海声索国，这些欧洲国家妄图在曲解国际法的基础上，扮演西方版国际法的‘护法’角色，从而挑动亚太海洋局势，介入南海问题。另外，这些欧洲国家通过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勾连，旨在加强与美国的跨大西洋联盟，共同对抗它们口中的所谓‘亚太大国’，从而建立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整体霸权。”王晓鹏说。王晓鹏认为，虽然这些言论本身不足以改变地缘政治的力量平衡，但其可能会加剧南海声索国之间的分歧以及引发国际社会对此问题的关注，从而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作者 | 田鑫，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编辑丨郭永佶，深圳卫视直新闻主编排版丨盘思仪，深圳卫视直新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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