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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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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陈代忠收到了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根据裁定书,陈代忠6年前祖屋被拆一案,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最高法决定提审。当事人陈代忠。 澎湃新闻记者 庄岸 图58岁的陈代忠是福建省福清市玉屏街道石井村人。2018年7月7日,陈代忠的祖屋被拆,随后他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诉至法院。该案中,一审法院曾认定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强拆行为违法,两被告上诉后,福建高院二审则认为,上诉人主张房屋不属于行政征迁范围,涉案拆除行为系由石井村委会实施,其并未实施拆除的理由成立,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行为。今年6月,最高检针对该案向最高法提出抗诉。三个月后,9月12日,最高法作出裁定,决定提审该案。该裁定认为,根据新证据,二审裁定可能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问题。“没想到自己的案子能引起‘两高’的关注。”9月15日, 陈代忠向澎湃新闻表示。一审法院认定强拆行为违法案卷材料显示,陈代忠在石井村有一处祖屋(部分与他人共有,部分自有)。他称,因福清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石井段箱涵洞改造项目,其祖屋被列入征迁范围。由于他不认可补偿安置标准,未签订补偿协议。2018年7月7日,陈代忠的祖屋被拆除。陈代忠说,他认为系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组织,石井村委会派员进行了强拆。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均表示未参与拆除行为,本案并不属于行政纠纷,也不存在行政强制行为。随后,陈代忠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诉至法院。2019年6月26日,莆田中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莆田中院认定,案涉“石井段箱涵洞改造项目”系被告福清市政府的市政项目,由市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征地工作。涉事房屋被强制拆除客观上有利于该征迁项目的顺利实施,契合了被告福清市政府的征迁意图,故被告福清市政府应承担原告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法律后果。莆田中院表示,本案被告玉屏街道办提供证据可以证明其实际参与组织实施征迁工作,且在诉讼过程中收集证据,欲意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故玉屏街道办也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两被告未提供其责令原告交出土地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莆田中院表示,综上,原告陈代忠对本案被拆除房屋享有应份所有权,两被告未依照法定程序对原告房屋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由于该强制拆除行为已经实现终了的事实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判决:确认被告福清市人民政府、福清市人民政府玉屏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7月7日强制拆除原告陈代忠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二审法院驳回起诉,村委会称房屋系其拆除福清市人民政府和玉屏街道办事处均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6月19日,福建省高院对该案作出二审裁定,撤销此前一审判决,驳回了陈代忠的起诉。裁定书中显示,在调查中,石井村委会向福建高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介绍称,2016年福清市进行环城路建设,因村集体在环城路另一侧有大片土地,石井村委会打算建设一条石井村和环城路的衔接水泥路,以便村民往返通行,故向玉屏街道办和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提出申请,请求将箱涵南侧6栋民房纳入征收范围后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作出《福清市环城路建设指挥部专题会议纪要(二十九)》,同意将箱涵南侧6栋民房纳入征迁。石井村委会的《情况说明》称,因各种原因,案涉房屋后来没有列入征迁红线图。陈代忠在村两委及老人会的动员下,同意将案涉房屋拆除,所以石井村村委会雇请施工队于2018年7月7日拆除了案涉房屋。石井村委会还称,目前由于陈代忠又说不同意拆除,石井村委会因无强制力,其房屋东侧的剩余部分至今未拆,原准备修建的村里连接环城路的水泥路无法修建。而陈代忠则表示,从未同意任何人拆除其祖屋。福建高院在裁定书中称,在调查中,福清市政府否认在征地批复后将被上诉人的案涉房屋纳入征迁范围。从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提供的现场拆除照片和视频看,拆除现场仅有两名施工人员,施工现场平稳。两上诉人主张其没有实施也没有委托他人实施拆除案涉房屋,其不知施工人员的身份。福建高院认为,综合本案证据,就拆除的原因及强制力分析,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房屋不属于行政征迁范围,涉案拆除行为系由石井村委会实施,其并未实施拆除的理由成立,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行为,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至于被上诉人与村委会间的纠纷,相关当事人应另行寻求救济。故作出上述二审裁定。最高检提出抗诉,最高法决定提审陈代忠不服,向最高法提出申诉。2021年3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裁定,驳回了陈代忠的再审申请。最高法决定提审该案。最高法经审查认为,本案中,陈代忠以其祖遗房屋被强制拆除为由提起诉讼。从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看,涉案房屋并未被列入征迁红线范围内;因修路需要,在村两委和老人会的动员下,陈代忠同意拆除,村委会雇人将一间堆放杂物的房屋及陈代忠与他人共有的厅拆除后,其又反悔,故剩余部分至今未拆除。最高法认为,从前述情况看,涉案房屋拆除不属于行政强制行为,故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陈代忠的起诉并无不当。陈代忠的再审申请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之后,陈代忠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2023年11月23日,福建省检察院答复称:关于陈代忠诉福清市政府、福清市人民政府玉屏街道办事处行政强制检察监督案,本院经审查已于2023年11月23日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检抗诉通知书。 受访者 供图2024年6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针对该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9月14日,陈代忠收到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裁定书中称,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最高法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并裁定: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行终790号行政裁定的执行。裁定书中称,最高法经审查认为,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作出的《会议纪要》与案涉房屋在同一祖厝的陈友明等户与玉屏街道办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协议书》,以及玉屏街道办《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等证据有可能证明,《会议纪要》同意将陈代忠户的案涉房屋列入征迁范围,玉屏街道办受福清市政府委托,在对会议纪要涉及石井村6座房屋实施征收过程中,将案涉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根据新证据,二审裁定可能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问题。“收到这个裁定非常欣喜和欣慰,接下来我们就等待法院的公平公正的裁判。”陈代忠代理律师、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海峰表示。

“你好,我是支付宝官方理赔人员,可以给您提供100元的赔偿款。”接到这通礼貌的理赔电话后,温州某大学女教授郑女士(化姓)逐步被拉入陷阱,损失近100万元。9月11日,记者从温州市反诈中心了解到,瓯海警方已接到这起警情,希望广大市民能引以为戒。对方发来身份证逐步打消受害人顾虑郑女士称,事发当天她本来有事需要出门,可突然接到那通理赔电话,对方说她之前网购的蒸锅有质量问题,按照工作流程,他们可以支付100元的赔偿款。“我说自己有事要忙,这100元就不要了。但那个‘理赔人员’说,他们支付宝的理赔渠道已经开通了,如果我没按要求收下赔偿款,那么支付宝每个月会扣除我500元的余额,我觉得很冤枉。后来对方说,理赔程序只需要一两分钟,还专门有人帮助我,我就答应了。”郑女士回忆。接下来,“理赔人员”询问了郑女士给支付宝账户绑定了几个银行账以及是否有下载“腾讯会议”APP等信息。在得知郑女士因工作需要已经下载了“腾讯会议”APP后,“理赔人员”又要求她使用“腾讯会议”APP的共享屏幕功能,这样“理赔人员”就可以远程控制她的手机屏幕。这一特殊要求立即引起了郑女士的警觉,她连忙质问对方为何要“共享屏幕”?“理赔人员”要求郑女士使用“腾讯会议”APP的共享屏幕功能(资料图/图文无关)为打消郑女士的顾虑,“理赔人员”给她发来自己的工作信息以及身份证照片等证明材料。在“理赔人员”新一轮话术下,郑女士渐渐相信了对方。诱导她输入“验证码”三家银行近百万存款被转走随后,在“理赔人员”的诱导下,郑女士打开了一家银行账户的转账页面,对方给她发来一组银行卡账号及用户名,还说她接下来会收到“验证码”,只需要把“验证码”输入到转账页面金额一栏就行了。没多久,郑女士收到一组6位数的“验证码”,她将其输入到金额一栏,并通过APP刷脸功能验证通过。这时,“理赔人员”说,郑女士的操作有问题,后台没有通过理赔程序,需要郑女士换一家银行的APP再进行类似的操作。这一次,郑女士收到一组“29”开头的“验证码”,她再次输入到金额一栏。可是,“理赔人员”说这次依然没能通过后台的相关程序,他还问郑女士有没有其他银行的账户。已被洗脑的郑女士又点开了一家银行的转账页面,按照对方要求输入了一组“19”开头的“验证码”。很快,她收到这家银行的短信提醒,称她向某个陌生账户转账19万多元。“我马上觉得不对劲了,就问他们,不是说赔给我100元吗?怎么还要我转出19万元?”郑女士说,对方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还挂断了电话,她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立马赶到银行了解情况。银行工作人员解释,郑女士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她之前还有两笔转账,一笔是40多万元,另一笔是29万多元,这两笔款项原本存在两家不同的银行,郑女士在这两家银行都没有开通短信提醒业务。郑女士三家银行近百万存款被转走,图为银行卡资料图(图文无关)反诈民警提醒:接到理赔电话务必通过官方核实银行帮郑女士报了警,瓯海警方接警后第一时间赶来安抚她的情绪,并登记案情。郑女士说,她前后被骗99.6万多元,这些都是她一辈子省吃俭用的积蓄。反诈民警说,通过郑女士的遭遇,大家可以看出来,其实拥有高学历、高智商并不代表可以“免疫”电信网络诈骗,现在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在电诈团伙的设计下,有时过于自信大学教授与懵懂的小学生都是骗子的“猎物”。据介绍,所谓“共享屏幕”,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电脑或移动设备,比如手机之间共用一个屏幕。当两部手机之间开启“共享屏幕”功能时,操作其中一部手机,另一部手机会呈现出一模一样的屏幕效果。这一功能多用于远程会议、文件共享等方面,在带给大家便利的同时,也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设计出新型骗局。建议市民不要和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当因工作需要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时,切勿操作支付类、银行类App。警方提醒一定要对电信网络诈骗保持警惕,图为网络诈骗示意图他提醒道,市民接到任何自称是“客服人员”“理赔人员”的电话,一定要通过平台官方核实,如果对方提出的理赔等事项属实,那么转账也必须通过正规渠道,千万不要在对方指挥下进行“指定操作”。来源:温州晚报全媒体

9月15日,香港大屿山羗山道发生一起车祸致一人死亡。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部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死者为31岁的潘姓内地女子,骑自行车沿羗山道往大澳方向下斜时,据报在一弯位失去平衡并跌倒在地,之后被一辆由59岁男子驾驶并沿相反方向行驶的旅游巴士碾过。事发现场。南都记者从香港警方获悉,该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拘捕,正在被扣留调查。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在跟进调查案件。 现场画面显示,一辆紫色自行车倒在旅游巴士一个后轮处,地上有血迹,救护车和警车到达现场支援。港媒披露的消息称,死者或为内地网红“海莉子Hayley”,其抖音账号有近1.3万名粉丝,经常分享在不同地方的“骑游”视频。南都记者注意到,“海莉子Hayley”曾分享自己的本名为潘海丽,系广东茂名人。目前,“海莉子Hayley”抖音页面IP显示在香港,她最新一条短视频发布于15日10时30分,视频显示,她与大约10名自行车友人在香港迪士尼乐园附近集合“骑游”。在“海莉子Hayley”分享的视频中,她曾多次骑着与遗留在案发现场的同品牌同型号自行车。采写:南都记者 梁令菲 实习生 彭子倩

原创 熊超然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 熊超然在部分西方人士口中,俄罗斯所谓“战争机器”的运转,有来自中国的支持。如今,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的一番说辞,被认为是在敦促欧洲与美国一道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力度。据英国《金融时报》、美国“政客新闻网”(Politico)当地时间9月11日报道,坎贝尔当天在位于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对记者毫无根据地声称,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的物资,“直接帮助”了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这些不是军民两用的技术,这些都是中国为帮助维持、建设和多样化俄罗斯‘战争机器’所做的巨大努力的组成部分。”《金融时报》认为,坎贝尔此言,是美国首次指责中国向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提供直接支持,标志着美国官员就中国对俄罗斯的“直接军事支持”程度做出了新的评估。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 资料图据报道,拜登政府曾多次污指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物品,但此前也曾表示,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提供了“致命援助”。一位知情人士称,拜登政府正“非常密切地”关注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援助”的迹象,这非常令人担忧,但他警告说,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而如今,坎贝尔还直接炒作称,为了所谓的“换取中方军援”,俄罗斯开始向中国提供潜艇、导弹和其他敏感技术。从以往来看,莫斯科一直对向北京提供其最新的军事技术持谨慎态度。“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些新的合作领域——设计和应用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他还声称,俄罗斯在隐身和监视等领域不断加深军事知识的分享,将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产生“负面和令人担忧的影响”,而这种合作可能“对中国在西太平洋的能力和部署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坎贝尔渲染称,俄罗斯的这种支持是为了换取中国提供用于制造俄罗斯武器的零部件等物品,并声称这种合作“不是一种战术联盟,而是一种根本性的结盟”。对于坎贝尔的这番说法,《金融时报》随后也重点“着墨”,援引柏林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研究员亚历山大·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的话炒作称,自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发生后,俄方变得更愿意在军事技术方面与中方合作,而自俄乌冲突爆发后,这一进程有所加快。比如,西方的制裁使得俄罗斯越来越依赖中国,来获得生产部署在乌克兰的武器,以及翻新其军工生产设施所需的军民两用产品。报道还声称,俄罗斯领导人2019年曾证实,莫斯科正在帮助北京开发导弹防御预警系统,而美国海军研究人员则声称,中国新型096型弹道导弹核潜艇也是在俄罗斯技术的支持下开发的,以使其推进系统更加安静。《金融时报》认为,坎贝尔此言是美国首次指责中国向俄罗斯的“战争机器”提供直接支持 资料图“政客新闻网”称,在坎贝尔最新表态的两周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刚刚完成了其任内的首次访华行程,而美国政府一直在加大对欧洲国家的施压,要求对所谓“中国在俄乌冲突中支持俄罗斯”做出更果断的回应。“我们已经明确表示了,会观察金融活动,并支持其中一些(监控)行为,”坎贝尔声称,“我们相信,只要对某些金融机构进行更仔细的监控,并明确表示这一点,就会产生重大影响。”此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曾明确指出,中方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更不是当事方,但我们没有袖手旁观,而是坚持劝和促谈,推动政治解决,国际社会有目共睹,不是美国几句污蔑不实之辞能够抹煞掉的。中方从未拱火浇油、借机渔利,从未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武器,并始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中国企业按照世贸规则和市场规则,同包括俄乌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合情合理,无可指摘。来源|观察者网延伸阅读9月12-14日,以“共筑和平、共享未来”为主题的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共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的1800多名嘉宾参会。13日,在关于欧洲安全走向的分组会议上,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谈到俄乌冲突时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安全绝对不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中国和其他“南方国家”一样不希望冲突,目前面临核战争风险,但还有机会“踩住刹车”。图为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吴大辉在发言中举了位于俄乌边境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古耶沃村的例子。村民在冲突前会把农产品带到乌克兰苏梅州出售,再从苏梅州购买日常消费品,村里几乎家家都与乌克兰有亲缘关系。但冲突让这种亲缘关系戛然而止,这对当地人是非常残酷的,他们都希望冲突早日结束。吴大辉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安全绝对不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乌克兰的安全不能建立在俄罗斯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同样俄罗斯的安全也不能建立在乌克兰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安全是主观上没有恐惧,客观上没有威胁,但是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恐惧,都觉得有威胁。谈到俄乌冲突前景时,吴大辉提到,虽然他认为和平遥遥无期,但中国和很多“南方国家”一样,不希望发生冲突。“中国人就是希望和平,不希望看到别人动刀打仗。”吴大辉表示,中国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十二条立场,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很多“南方国家”都不希望这场冲突继续下去。吴大辉提到,2022年1月中、法、俄、英、美五国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申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吴大辉认为,核战争打不得,核武器使不得。目前的局势接近核战争爆发,但还有机会“踩刹车”。 财联社9月12日讯(编辑 潇湘)自从8月初乌克兰秘密调集大批部队,突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后,在外界看来,俄乌双方间的战场形势似乎正越打越乱。然而,对于两边的军方高层乃至“远程看戏”的美国五角大楼而言,眼下的战场形势却反而正愈发分明。俄罗斯正在向乌克兰东部绵延的前线施加压力,而各方的目光其实都已经集中在了位于当前战事旋涡中心的顿涅茨克地区战略要地——红军城(乌称波克罗夫斯克)。如果说,历史上的库尔斯克战役是苏德战场在二战中战略形势的一次重大转折,那么如今,红军城的归属,或许更将决定着这场俄乌冲突的走向。俄乌各打各的?没那么简单!在今年夏天,俄乌战场一处最为明显的变化无疑是,参战双方都开始将最新的军事资源,用于夺取对方的大片领土,而不是保卫自己的领土。俄乌夺取对方领土8月初,乌克兰对库尔斯克的进攻令俄罗斯措手不及。乌方的目标显然非常明显,希望通过宣称占领上千平方公里土地,控制上百个村镇,试图迫使俄方分散兵力,尤其是引诱俄军从乌东地区撤回主力部队,以减轻乌方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压力,并吸引国际关注,争取更多西方援助。不过,很显然乌克兰这一战略目标并没有能实现。俄军在最初的慌张混乱后逐渐在库尔斯克州与入侵的乌军陷入了对峙,而与此同时,俄军在顿涅茨克的攻势则持续取得了进展。当地时间本周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前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宣布,俄罗斯军队自8月以来已在顿巴斯地区推进将近1000平方公里。俄军推进速度,灰色代表6月1日俄军实际占领区,红线代表8月1日时的占领区绍伊古称,8月和9月第一周,乌克兰平均每天丧失28平方公里领土,有多达2000人死伤的损失,顿巴斯地区约1000平方公里的领土被解放。而最主要的甚至不是公里数,最主要的是他们(乌军)每天面临多达2000人死伤的损失。”事实上,即便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本周在社交平台“Telegram”(电报)上也发布通报称,乌军在整个前线的形势依然严峻。按照乌方的通报,乌方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控制区内的库拉霍沃方向和红军城方向的局势最为严峻。红军城的关键目前,从地图上来看,俄军的目标其实已经非常明确了:夺取乌克兰的后勤中心红军城波克罗夫斯克,并试图夺取制高点恰索夫亚尔市。夺取这两座城市将使俄罗斯有能力进一步占领顿涅茨克州东部的其他地区,从而实现俄军的战略目标。自今年2月夺取工业城市阿夫杰耶夫卡以来,俄军已通过占领村庄持续向西部推进。最近几周,他们加快了推进速度,现在距离曾经有8万人居住的城市波克罗夫斯克,已只有几英里的距离。该地区的乌克兰军队表示,由于炮弹不足和缺乏训练有素的部队,他们的防御努力受到了阻碍。目前,当地乌军在兵力和人数上均处于劣势。如下图所示,红军城的军事战略地位有多重要,可以说不言而喻:其位于一条主要公路和铁路上,是顿涅茨克地区乌克兰军队的主要补给线。红军城战略地位红军城的失守将使东部城市如科斯特扬季尼夫卡和恰索夫亚尔,只剩下一条来自东北部的主要补给线,并将使俄罗斯军队更接近顿涅茨克地区的最西端。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里克·赖德在本周的一场媒体吹风会上也表示,美国国防部认为,守住波克罗夫斯克对乌克兰军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赖德称,具体而言,这座城市位于战略交通要道的交汇处。因此,守住这座城市对乌克兰来说至关重要。乌克兰军队正在为守住这一地点而“付出巨大的努力”。一旦乌军失守红军城会如何?乌军侦察部队指挥官丹尼斯·雅罗斯拉夫斯基上周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倘若乌克兰失去对红军城的控制,这将导致整条阵线崩溃。“红军城一旦失守,对乌军的打击要比阿尔乔莫夫斯克、索列达尔和阿夫杰耶夫卡的失守大得多。如果我们失去了它,整条后勤链、整条阵线都将随之崩溃,敌人就能借机逼近顿涅茨克地区的其他城市,”雅罗斯拉夫斯基表示。事实上,从上面的地图中其实就不难看出,红军城一旦丢失,可能会在俄军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攻占的高地——恰索夫亚尔地区,乌军失去一条重要的补给线,并可能令后者沦落到被“包饺子”的命运。恰索夫亚尔的城市规模较小,之前人口约为12000人,但这座城市位于该地区的制高点上,俄军若能占领这一制高点,将为其夺取顿涅斯克西部和西北部城市——乌克兰方面在该地区仅存的主要人口中心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提供重大优势。占据制高点还将使俄罗斯更容易用火炮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军事部队和阵地。恰索夫亚尔地势优势过去几个月来,俄罗斯军队一直在努力穿越一条沿着恰索夫亚尔主要地区东侧的运河。乌克兰在运河西岸的建筑物中驻扎有兵力。但俄罗斯在8月份发动了跨越运河的袭击,乌克兰在这些建筑中的存在受到了威胁。俄罗斯还建立了阵地,使用无人机爆炸物袭击进入城市的乌克兰车辆,使乌克兰军队更难运入补给品和部队。恰索夫亚尔系乌军一条重要的补给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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