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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熊超然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 熊超然自去年年底宣布以来,日本最大钢铁企业新日本制铁公司(Nippon Steel,新日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的计划便反复遇挫,在美国国内招致强烈反弹,不仅成为大选中的关键议题,也让美日关系遇到挫折。在《华盛顿邮报》本月初援引消息人士爆料称,白宫即将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这笔收购案后,这一消息却并未“如约而至”。当地时间9月13日,《华盛顿邮报》再度援引消息人士和白宫官员称,由于对取消交易后的政经担忧日益加剧,拜登虽然仍然持反对意见,但不会立即采取行动阻止收购案,白宫内部的审议步伐已经放缓,从未安排发布任何公告。路透社当地时间9月14日则援引消息人士称,负责审查该收购案的美国国家安全小组(指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面临着9月23日的最后期限,需要就白宫是否应阻止该交易提出建议。而就在此时,已成为竞争日本自民党总裁有力人选之一的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也跳了出来,不仅敦促日美两国不应该在钢铁行业问题上针锋相对,还宣称应当一起应对来自中国钢铁行业的“共同挑战”。除他以外,石破茂、高市早苗和河野太郎等候选人也纷纷在此问题上替新日铁辩护。图为日本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小泉进次郎是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之子,目前成为日本自民党总裁的呼声颇高。他在9月14日的一场竞选辩论活动中谈及了新日铁收购案,并又拿中国说事。他声称:“如果中国在没有可再生能源或清洁能源的情况下生产廉价钢铁,充斥全球市场,这将对我们这些遵守‘公平市场规则’的‘民主国家’产生最不利的影响。”再被问及该笔交易案时,小泉进次郎说:“我们也和美国一样,正处于选举期间,而在选举期间,各种想法都可能产生。我认为,对其中每一个想法都反应过度,就会让人质疑外交判断力。”《每日新闻》等日媒称,从近期的民意调查来看,小泉进次郎、石破茂和高市早苗是竞争新任自民党总裁的热门人选。9月6日,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对路透社称,美国阻止新日铁收购的行动令人不安,任何此类行动都可能损害盟友之间的信任。而另一候选人、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9月14日在同一场竞选辩论活动中也为收购案辩护。"看来他们是在利用CFIUS,将此事定性为经济安全问题。”她补充称:“然而,日本和美国是盟友,钢铁业关乎加强我们的共同韧性。”9月4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美国钢铁公司埃德加汤姆森钢铁厂的一座水塔此前,《华盛顿邮报》曾于当地时间9月4日援引两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称,美国白宫方面即将宣布,拜登将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这笔收购案,美国两党对这笔价值149亿美元交易的政治反对日益强烈。还有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有关决定最早可能在本周晚些时候宣布,此举可能会影响美国与其亲密盟友日本之间的关系。但从《华盛顿邮报》和路透社的最新报道来看,拜登正式宣布阻止的动作可能会有所延后。《华盛顿邮报》直言,白宫上周就一直在准备宣布阻止收购,但白宫官员如今表示,这一决定“短期内不太可能作出”,可能要到大选之后才会。对于“计划有变”的消息,白宫发言人萨洛尼·夏尔马(Saloni Sharma)提出了异议,称消息的宣布从来都不是迫在眉睫的,拜登仍然致力于按照法律要求、等待跨机构审查委员会的建议。《华盛顿邮报》介绍称,白宫官员表示,他们正等待CFIUS的建议,该委员会是审查外国交易对国家安全影响的跨部门委员会,由财政部长耶伦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其他六名拜登内阁的部长以及接受总统指示的其他政治任命人员。路透社则援引消息人士称,CFIUS需要在9月23日的截止日期之前提出建议,告诉白宫是否应阻止交易。去年12月,新日铁宣布将以近15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钢铁公司,根据交易条款,美国钢铁公司将保留其名称和匹兹堡总部。消息一出,就在美国朝野上下引发震动,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更是明确反对。路透社指出,这笔收购案面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共同反对,此前拜登还未退选时,就曾于今年3月14日发布声明,首次明确反对新日铁收购美国钢铁公司,而特朗普也明确承诺,胜选后将阻止该笔交易。当地时间9月2日,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也首次就这笔重磅收购案表态称,美国钢铁公司应继续“由美国人所有,由美国人运营”,守住“强大”的美国钢铁企业对该国至关重要。美国钢铁公司首席执行官大卫·伯里特(David Burritt)当地时间9月4日通过《华尔街日报》警告称,如果交易案受阻,该公司可能被迫关厂,并将总部从匹兹堡迁出,他强调,这笔交易对维持美国钢铁公司老旧工厂的竞争力以及就业至关重要。“我们依然坚持认为,此次交易不存在国家安全问题,因为日本是我们最坚定的盟友之一。”美国钢铁公司发言人更是称:“我们十分希望根据法律寻求所有可能的选择,以确保这笔交易完成,这对宾夕法尼亚州、美国钢铁制造业和我们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来说都是最好的未来。”与此同时,日本最大商业游说团体“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9月6日“破例”发声,呼吁这笔交易能够得到美方的公平审查。《日经亚洲》和路透社还援引知情人士称,当地时间9月11日,新日铁副董事长兼执行副总裁森高弘与美国钢铁公司首席执行官伯里特在华盛顿会见了CFIUS的相关人士,包括美国财政部数名高级官员。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美国钢铁CLAIRTON焦炭厂的外观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拉扯”的过程中,无论是新日铁想要挽救收购案,还是拜登政府欲阻止收购案,正反双方竟都大打“中国牌”,拿中国说事。当地时间9月4日,新日铁发布一份声明,为了达成收购计划,声明竟炒作起了“中国威胁”。该公司声称,这笔交易将增强美国钢铁公司及其国内生产能力,“将尖端技术带入美国,最终使美国工业基础和供应链更具弹性,更有能力应对未来来自中国竞争对手的压力,从而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而在当地时间9月5日,路透社独家披露一封美国政府此前一周发给新日铁和美国钢铁的信件,进一步证实华盛顿方面的确援引所谓中国钢铁“供应过剩”对这桩合并案发出警告。报道称,CFIUS信中援引2022年数据称,中国的粗钢产量约占全球总量的54%,是最大的出口国。CFIUS抹黑称,中国“持续使用扭曲市场的政府干预手段”,出口大量过剩钢材,人为压低了国际市场钢材价格,以“不公平的方式”获得了全球钢铁市场的主导地位。按照CFIUS的说法,美国钢铁积极申请针对外国进口产品的贸易救济,而新日铁则不时反对美国的救济努力,这将带来“国家安全风险”,导致美国国内钢铁产能下降,而钢材供应对关键运输、建筑和农业项目等都至关重要。2018年以来,美以“国家安全”之名,对全球贸易伙伴钢铝产品选择性加征关税,还以此胁迫贸易伙伴接受不公平条件,受到众多世贸成员的反对。美方相关措施已被世贸组织裁定违反世贸规则。5月,美国白宫又宣布今年将把对华“301调查”项下部分钢铝产品的关税税率从0-7.5%增加至25%。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当时就曾回应表示,美方对中国的指责没有事实依据,相关措施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做法,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无视国际经贸秩序和规则,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滥用所谓301关税复审程序,公开要求随意调整对中国产品关税,转嫁矛盾,是一错再错,也无助于解决美国内产业面临的问题。美施压别国限制中国产品,更将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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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笑饮德国两艘军舰——护卫舰“巴登符腾堡”号、补给舰“法兰克福”号,于9月13日过台湾海峡,德方还公开炒作。对此,在9月14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所发布消息中,如此回应:“德方两艘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德舰全程跟监警戒。”吴谦大校回答记者提问 图:国防部网站资料01正如吴谦大校所回应的,“航行自由并不意味着横行自由,更不能借此挑衅和危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在德国方面对外宣称,要派出两艘军舰到台湾海峡来搞什么“自由航行”以后,包括外交部、国台办等都发话了,称台湾海峡并不是“国际水域”或者“国际水道”。中方的理由很明确,国际海洋法根本没有此类说法。也就是说,“国际水域”或者“国际水道”这种说法,本身非常不专业。还得看到,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地区,主权都属于中国。按照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毛宁9月9日回答德新社记者提问时所说,“台湾海峡内水域从两岸向海方向依次为中国内水、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换句话说,台湾海峡内是内有公海的。既然如此,毛宁也说了——中方尊重各国依据中国法律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在相关海域享有的航行权利,但坚决反对有关国家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挑衅、危害中方主权和安全。毛宁主持9月9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图:外交部网站那么,德国相关军舰想要过台湾海峡,该怎么过呢?其实,就是得向中方通报嘛!不通报,却事先张扬,其实也是等于向中方等各方都告知,自己有舰只过台海。事后,笑饮也发现,其过台海的两艘军舰的航速都大约只有10节,比其在其他水域过航速度低许多。这算什么事呢?在“巴登符腾堡”号和“法兰克福”号过航台海的当天,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还公开对外说道,德国舰只过航台海了。好像很了不起一样。德国海军特遣队少将指挥官舒尔茨公然声称,德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对外表明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和平解决领土问题的主张。笑饮要说,舒尔茨你自己在“广播”这段话时,有没有胆量让你的船加速航行?是不是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舰艇在两侧夹着你航行,既开不快,又无法偏离航道?而事实上,因为德国舰只在所谓的海峡中线以东航行,解放军如此夹着监视德舰,无疑也是在向包括德国在内的全世界宣告,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中国中央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在管事儿呢!“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采取有力措施挫败一切挑衅图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吴谦大校这话,德国方面最好细细品品!02“巴登符腾堡”号(左)和“法兰克福”号那么,德国为什么要派出舰只流窜台海呢?在笑饮看来,其最大的目的是给美国献“投名状”,或者说表忠心!要知道,在俄乌冲突发生前后,德国与美英的态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俄乌冲突之前,德国与俄罗斯达成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路,本身对德国经济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但冲突之后,“北溪”管路被人给炸了。这事,到底是谁干的,至今没有理出头绪。德国方面最近还发出通缉令。而被通缉者,从波兰溜回了乌克兰。美国到底在“北溪”被炸事件中扮演什么角色暂且不论。因为俄乌冲突延宕,德国一再跟着美国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但国内反对这么做的不在少数。即便是德国当局,在有关俄乌冲突的看法上,与美英仍然不尽相同。还是那句话,西方,也不是铁板一块的。这样的情况下,德国选择在与俄乌冲突毫不相干的远东地区下手,做一些看上去似乎讨好美国的事,这是其行事逻辑。正如参考消息援引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所分析的,“德国在远东地区没有自身利益,有什么理由派军舰去一个与德国有许多商业合作的国家周边搞事?”。03想想德国也是挺搞笑的。因为二战战败,德国被一分为二——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甚至还有一些领土被战胜国拿去,比如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就成了苏联乃至如今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因为德国是战败国,所以在当年朝鲜战争中,也捞不着被志愿军胖揍一顿的命运。如今,两德统一三十多年,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总体还是不错的。这时候派出军舰来台海充大尾巴狼,有意思吗?最终损失的是不是德国自己?我看,德国如果有人喜欢深入思考的话,会找到正确答案。对于中国来说,则是“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有猎枪”!版权说明新民周刊所有平台稿件,未经正式授权一律不得转载、出版、改编,或进行与新民周刊版权相关的其他行为,违者必究!

在中秋假期来临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及多地纪委监委通报了多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多人违纪违法细节被披露。其中,山东省政协原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副主任边祥慧被指曾多次违规收受他人所送现金、购物卡、金条等财物。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乡卫生院院长大搞“文山会海”,2023年开会200多次。边祥慧被指曾多次收受金条 资料图/图据天下泉城客户端9月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八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霍尔果斯市伊车嘎善锡伯族乡卫生院院长于斌组织会议过多过频,加重基层负担问题。通报中称,于斌落实基层减负要求不到位,大搞“文山会海”,2023年召开晨会和午会共计200余次,要求全体医护人员参加,影响医护人员接诊。于斌还存在其他违纪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于斌被批大搞“文山会海”,2023年召开晨会和午会共计200余次,图为文件材料(资料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出,通报的问题是当前作风顽疾,损害党的形象、影响党的事业,干部群众反映强烈。各级党组织必须保持高度警醒,牢牢扛起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紧盯领导干部、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等关键群体,聚焦作决策、定政策、审批监管等关键环节,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把作风要求传导给每一名同志、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刹享乐奢靡歪风,对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顽瘴痼疾出重拳、下狠手,一体推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让违规违纪者知痛知止。同日,山东省纪委监委通报4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包括山东省政协原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原副主任边祥慧(正厅级)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等问题。2013年1月至2023年1月,边祥慧多次违规收受他人所送现金、购物卡、金条等财物。边祥慧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今年6月,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公开简历显示,1963年出生的边祥慧,曾任山东省威海市委副书记,山东省青岛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山东省济南市委副书记等职。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最近几天,湖南、安徽等多地纪委监委也都通报了多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红星新闻记者 付垚延伸阅读案件细节披露,突然被查的市委原书记,“明招暗定”敛财两千万突然被查的“70后”市委原书记王彦博,案件细节披露。9月10日,山东通报3起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腐败问题典型案件,其中提到了“招远市委原书记王彦博严重违纪违法案”。王彦博是今年2月任上被查的。图为招远市委原书记王彦博(资料图)王彦博,男,汉族,1972年1月出生,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他曾任莱阳市委常委、副市长,海阳市市长等职,2021年4月任招远市代市长,后任市长。2022年1月,王彦博任招远市委书记。2024年2月22日,山东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招远市委书记王彦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王彦博被查很突然。2月20日上午,招远全市2024年经济工作会议在龙湖大酒店召开,身为市委书记的王彦博还出席了会议并讲话。此次的通报显示,王彦博在担任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期间,就已经存在问题。通报提到,2009年2月至2024年1月,王彦博在任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莱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海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招远市委副书记、市长,招远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接受某集团城建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某某、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等个人和单位请托,通过“明招暗定”等方式指定中标企业,帮助请托人和相关公司中标,先后多次收受请托人所送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073.18万元。此次和王彦博一同被通报的还有“内鬼”马玉星,他在工程建设招标投标领域,也存在腐败问题。山东省委第四巡视组原组长马玉星是今年1月16日被查的。他曾任济南市历下区委书记等职。此次通报提到,2011年至2019年,马玉星在任济南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济南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济南市历下区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接受山东某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夏某某、中国某集团公司下属某工程公司等个人和单位请托,通过向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下属企业或单位打招呼的方式干预项目招标投标,帮助夏某某、中国某集团公司下属某工程公司等个人和单位顺利中标项目,并先后多次收受其所送现金、黄金等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100余万元。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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