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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李海涛被“双开”、张祖林被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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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在独处时调包。警方视频截图据介绍，昆明的廖先生是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店主，一天他突然发现店里一块价值15万元的手表竟变成了廉价高仿表。他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展开调查。其妻段女士告诉民警，这块表一直摆放在固定位置，但现在手表的表盘颜色和编码都不对，重量也轻了。众人仔细回忆后，疑点集中到此前多次来店里的一名男子身上。段女士询问员工后得知，5月7日下午，该男子曾到店里订购一块手表，并支付1万元定金。店员到一楼收银台开单，男子则独自在二楼试表。段女士怀疑，真表应该是在这个时候被调包的。根据这名买表人在定金单上留下的相关身份信息，办案民警迅速在一家酒店找到暂住于此的王某。民警发现，王某住的是一家中高档酒店，但4月3日他入住过距这家酒店500米的一个小旅馆，且至今没退房。他为什么要开两个房间？民警决定带王某到小旅馆进一步调查。▲王某被警方抓获。警方视频截图在小旅馆，经仔细检查，民警在王某房间床头柜抽屉查获一块劳力士手表，随后又在床垫下一表盒内发现两块劳力士手表，其中一块与段女士店里被调包的手表外观基本一致。王某行李箱里还藏有一块劳力士手表。经专业机构鉴定，王某的4块表中有3块是真表，只有一块表是假表。民警从王某消费记录中发现，王某还与昆明另一家二手奢侈品店有多次经济往来。民警找到这家店，经店铺负责人李先生确认，警方查获的其中一块劳力士黑色款手表，正是王某在他们店里买的，另一块蓝色款手表则是被王某调包的。▲被抓的王某和赃物。警方视频截图据李先生回忆，王某早在4月初就在店里选购手表，并提出要购买一块黑色款劳力士。趁店内缺货，王某按照踩点记录的一块名牌金表的外观和重量，在网上花8000元定制了一块仿冒全金手表。5月2日，王某带着假表再次来到李先生店里，四处观望后，见无人注意迅速把真表装进口袋，又快速从口袋中掏出假表，握在手上仅用5秒就完成调包。得手后，王某找借口离开现场，后将手表变卖。得到赃款后，王某又花4000多元在网上订购一块仿冒劳力士蓝色款手表。5月6日，他来到李先生店里付尾款取订购的黑色款手表时，又趁机用假表调换了店里的蓝色款手表。目前，被王某调包的4款名表已被警方全部追回。经鉴定，涉案价值达626900元。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编辑潘莉 责编 冯玲玲

“我明白党纪法规要求，也经常看到有些干部因为在拆迁中搞腐败被查处，最开始我都是直接拒绝。”9月12日“廉洁四川”发布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原四级调研员赵桂香的贪腐案例赵桂香女，汉族，1964年9月生，四川成都人，1982年5月参加工作，200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社区发展办负责人、金花桥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四级调研员。2023年4月，赵桂香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成都市武侯区纪委纪律审查。2023年7月，赵桂香因涉嫌严重违法，接受成都市武侯区监委监察调查。2023年10月，赵桂香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贪污、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2024年4月，赵桂香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征地拆迁，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事关城市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和谐稳定。与此同时，征地拆迁资金密集、资源集中，一个项目少则数十万元，多则上亿元，成了少数投机者眼中的“香饽饽”“唐僧肉”，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禁而未绝。赵桂香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原本再等几个月，我就要正式退休了，可以全身心回归到家庭中，可以给家人准备丰盛的饭菜，可以帮女儿带带孩子，可以和朋友们出去旅游，这些最平常的事，对现在的我来说都是遥不可及。我愧对培养和信任我的组织，愧对自己的家人……”今年4月，站在审判席上的赵桂香几度哽咽、泪流不止，令现场旁听庭审的数十名金花桥街道办事处党员干部深感触动。人未退休，心已脱缰“每次走到街上，看到那些漂亮的小区、热闹的商场、整齐的园区，我都感觉特别自豪，这些都有我的努力在里面。”自1995年起，赵桂香就在金花桥街道办事处从事拆迁工作，是该地旧貌换新颜的重要贡献者和见证者。上个世纪，位于成都西南方向的金花桥街道，还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低矮杂乱的民房中，夹杂着众多“小、散、乱、污”的作坊式小工厂，机器轰鸣、汽车喧嚣、人声嘈杂，充满了乡村“重金属”风格。1998年，武侯区政府下定决心让城中村“改头换面”，斥巨资将老厂拆迁、外移或集中管理，修路架桥、改电通水、兴建民居……经过20多年不断努力，曾经破败不堪的城中村，如今已经成为热闹繁华的产业园、美丽宜居的幸福地。征地拆迁是金花桥街道高速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不少居民有故土情结，抵触情绪很大。我都是拿着征迁方案和档案资料‘笑脸上门’，还吃了不少‘闭门羹’。”赵桂香干拆迁不怕苦、不怕累，可谓尽心尽力、干劲十足。成都市武侯区金花桥街道办事处在工作中，赵桂香也面临过不少考验。“有的拆迁户找到我，提出给我‘好处费’，让我在测量房屋尺寸上‘松一点’，帮他们多填些拆迁面积；有的并不符合拆迁要求，也想将他们自己的房屋纳入拆迁范围。我明白党纪法规要求，也经常看到有些干部因为在拆迁中搞腐败被查处，最开始我都是直接拒绝。”行百里者半九十。一个人廉洁一次、两次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到清正廉洁。2019年，时年55岁的赵桂香被提拔为副处级调研员，对其本人来讲，本是一件好事，但她却滋生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想法，原本的工作热情逐渐消退，纪律意识随之放松。“再往上升迁机会不大，很快就要退休了，也就没必要那么拼、那么紧。”人未退休，心已脱缰。2020年2月，罗某等人主动拉拢赵桂香，提出共同购买一个废旧厂房（属于赵桂香负责拆迁的区域），谋划着“赚取”拆迁补偿款。赵桂香深知，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当别人找到我时，我就想过几年等我退休，这事便无人察觉了，何不趁此机会捞点‘退休金’。”由于该废旧厂房面积较大，需要大量资金才能购买下来。赵桂香将东拼西凑的购房款200万元倾囊而出，与罗某等人共同买下了这个废旧厂房。手握百万“资产”却过着“低配”生活“她知道政策，手里又有实权，拉她入伙肯定有好处！”在罗某等人眼中，找赵桂香合伙购买废旧厂房，主要目的就在于赵桂香能提前了解拆迁政策，可以在违规搭建、征地拆迁中帮他们“便宜行事”，以获取丰厚“利润”。为让废旧厂房顺利获得拆迁，赵桂香一不做二不休，将尚未公布的拆迁政策文件提前转发给罗某等人。紧接着不到一个月时间，赵桂香和罗某等人花费80万元，便新增搭建了7300平米违规建筑。很快，赵桂香等人投资的厂房面临拆迁，她暗自窃喜，又开始密谋下一步计划。拆迁工作中，入户调查是一个重要环节，拆迁房屋面积有多少，性质及附属物是什么，都需要通过入户调查予以确认，这也是核定最终补偿资金的关键。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赵桂香。在利益的驱使下，赵桂香明目张胆利用手中职权，通过“打招呼”等方式，让测绘人员在认定厂房拆迁面积、结构、补偿标准等方面大开尺度。随后，赵桂香在拆迁补偿协议书上签字确认，顺利将抢建的违规建筑物面积全部纳入拆迁补偿范围。赵桂香自建自拆一笔“赚得”210万 资料图2021年6月，该笔拆迁补偿款发放到位，扣除购买、维护成本后，赵桂香“赚得”210万元。“拿到钱后，心里还是很慌张，每天都感到特别不安，担心自己的问题被发现。”为了掩盖自己的腐败问题，赵桂香还精心伪装自己，故意立起了低调的人设。“平时不追求大鱼大肉，也不爱奢侈品、不去国外旅游，过着‘低配’生活，但这样子‘伪装’心太累！”贪欲膨胀，难以自拔然而，这种小心翼翼的生活并未维持多久。一段时间后，赵桂香察觉此事无人过问，胆子渐渐变大，手越伸越长。她盘算着，“要抓住一切机会，赶在退休前多捞点养老钱。”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就难以关上。2021年7月，黄某找到了赵桂香，希望能帮忙提高自家房屋拆迁赔付标准，并许诺事后给予感谢费。面对送上门的“好事”，赵桂香立刻答应下来。在她的操作下，黄某很快获得了拆迁补偿款，并将10万元送给了赵桂香。有了这次“成功”经验，赵桂香如法炮制，多次利用职务便利，在加快拆迁进度、审核拆迁资料、提高拆迁赔付标准等方面为他人提供便利，事后获得相应“好处费”。野蛮生长的贪念，让赵桂香越陷越深、难以自拔。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2023年4月，武侯区纪委监委收到关于赵桂香的问题线索，随即成立调查组，对此问题线索展开深入调查。经查，赵桂香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伙同他人骗取公共财物816万余元，非法收受“好处费”20万元。“仅仅3年时间，前面30多年的努力通通白费，因为自己的贪心，到头来只是一场空。如今，苦果只能我自己吃，可我又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家人，面对自己曾经的同事，面对自己的朋友。”赵桂香大梦初醒，但悔之晚矣。来源丨四川观察、廉洁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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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原标题：前国足主帅沉默14年的社媒“爆了”！球迷刷屏：队危，速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