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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夫上司持续侵犯的人妻|「男の人って女の子のことを考えながらあれやるわけ」

2024-09-19 05:4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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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在墙上停住了——6时1分46秒。

  在湖南省资兴市州门司镇,一座临河工厂二楼的钟表,从7月27日清晨以来,就没再跳动过。这只是洪灾来过的一个毫不起眼的证明,工厂主曹志斌没心思关心这钟表。他终日泡在工厂里,灰头土脸地清理着残存的装备,等待东山再起。

  那是位于罗霄山脉深处的小镇上少有的工厂,生产藤椅和数据线。受淹时,最高水位达到5.7米,山洪吞噬了他所有的设备、产品、原料,让他在那天早晨,一下子变成一个负债累累的男人。

  9月1日,洪灾过后的第37天,工厂里的钟表还是坏的,门窗还到处漏风,他就靠着4台拼凑组装的机器,带着7名乡村女工,重新开工了。

  “我不复工,更加没机会。”站在简陋的厂房里,他抽着烟说,“只有这条路能走”。也只有他自己清楚,这条灾后重建的路会很难走,也会很长。

  重启生活

  在州门司镇,废弃的东西正在被拉走,崭新的物品正运进来。

  小镇上四处都能遇见收废品的人,在疏浚中的河道边、在等待重建的校园中、在刚拆掉的危房旁。“高价上门回收报废车辆”的横幅,张贴在通往受灾村庄的路边。

  他们赶到资兴受灾最重的小镇,用相当低的价格,收走泡了水的家电、车辆、门窗、废纸。一位教师进了泥水的迷你冰箱卖了8元。

  新的东西也正涌入灾区:新的卷帘门、新的摩托车、新的货柜、新的招牌、新的桌椅板凳等。通往受灾村庄的路上,人们带着新的鞋、新的锅、新的拖把、新的凉席、新的铝合金窗户往家走。

  一位在镇上卖建材的老板,有时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吃午饭。进入灾后重建阶段,对于钢材的需求量很大,他来不及洗干净店铺墙上的泥痕,就开门营业。整条街上受灾门面的新卷帘门,都是他安装的,他少有地请了两个帮工。

  损坏不严重的物件,就洗一洗、修一修、焊一焊,接着用。一家摩托车店也很忙,店主每天都在修泡水的摩托车,受灾以来,他已修近100辆,20多天前送来的还在排队。现在,这里的人不会丢掉任何一件勉强能用的东西,哪怕是被冲到远处的河里,也要找回来。他们甚至并不避讳从河道里捡回不属于自己的桌椅板凳。

  在建材店对面的瑞瑞烧烤店,洪水只给店主留下挂在高处的3台风扇和1张营业执照。店里的冰箱、厨具、桌凳等设备,多数都被冲走,他沿着河道去下游找,只从泥里扒出一张桌面,现在店里的设备全是重新购置的。

  开门营业第四天,老板决定手写一张菜单,因为打印的太贵了,要100多元。他花两元买来一张红纸,裁剪出四分之一,请人用黑笔写下新菜单贴在墙上:“猪头肉15元……隔子肉17元……”

  尽管生意赶不上以前,但烧烤店老板娘自我安慰道,“慢慢地做,慢慢会好起来的”。

  烧烤店门前的水泥地面,也被政府修复一新。整条受灾的街道变化很大,这里曾满是淤泥,如今早被清理干净。被冲毁的路边花坛种上了桂花新苗,拆掉危房的地基铺了绿草坪,被山洪啃坏的柏油路也补了新沥青。

  “还是要恢复生气,要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州门司镇镇长李岳轩说。刚受灾时,街道上到处都是惨状,他感到一种很灰败、很负面的情绪,从人们的脸上散发出来,“久了就很压抑”。他把恢复生机当作间接的心理疏导。

  现在,这里连空气都像是崭新的。灾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从街上到田里遍布淤泥,四处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臭味。清淤时,有前来支援的士兵实在忍不住,就嚼起槟榔压这臭味。如今,臭味很少能闻到了。

  这个地方正在努力回到原来的样子。

  8月底的某天清晨,一名镇干部是被临近集市的喧闹声吵醒的。这里保留着每逢农历三、六、九赶集的传统,洪灾第二天,原本是赶集日,但集市冷清,如今往日的热闹正慢慢归来。他知道,这是小镇复苏的信号。

  这微弱的复苏信号背后包含着多少努力,从地方政府不断更新的“灾后恢复重建进展情况”中也能看出来。截至9月8日,资兴已疏浚74.28公里河道,清理掉5517吨漂浮的杂木和垃圾,抢通了1887个村民小组的道路,仅对口支援工作队就累计投入资金超过1700万元,还有许多工作仍在进行中。

  事实上,这里要全部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人至今仍过着一种临时的生活。一名镇干部说:“真正的恢复,肯定是要一段时间。”

  在镇上受灾最严重的燕窝村,一些村民临时搭伙吃饭,喝临时安装的净水器净化的水,暂时去亲友家借宿或住在临时安置点,村委会也临时转移到村民家中,另一名村民家的客厅则被征用为临时指挥部。

  2.4万常住人口的临时用水问题,是靠供水公司临时找的新水源,接了临时供水管道才解决。由于水量有限,地势或楼层较高的居民,仍吃水困难,镇政府也是如此。一名镇干部说,镇政府一楼有水,二楼到夜里12点有水,三楼、四楼要去提水。

  国家电网把办理业务的营业厅临时挪到二楼;镇市场监督管理所花3000元租了临时办公室半年;300余名学生临时转移到8.2公里外的中学上课;通往一些村庄的路上搭起许多座临时的桥;已有一些灾民入住镇上的易地搬迁过渡安置点,开始一段临时的生活。

  洪水回忆

  对于过去,几乎遇到的每个人都能讲出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该镇的灾情统计数据里,97%的人都受了灾。

  雨夜转移群众的燕窝村妇女主任兰风凰被泥石流冲走了,当她绝望地以为死定了时,一股大水把她从泥里冲了出来。她爬上了岸,但双腿骨折。

  被困家中的村民欧小龙瞅见门前的洪水中,好像冲下来一个人,他一伸手就抓住了,救上来才发现是同村一个姑娘。另一个叫“燕子”的小女孩,在洪水来时,抓住麻将桌的桌腿,才逃过一劫。

  一位姓欧的年轻人和父亲逃走后,目睹从后窗灌进房子的泥石流,从前窗倾泻出来。那一刻,他祈祷房子千万别倒,那是4年前花了几十万元盖起来的。他家的房子最终没倒,但借着清晨的微光,他看到100米开外的另一栋房子倒在洪水中。

  那个暴雨如注的黎明,有的地方成了孤岛,有人逃到山脊上,有人躲在房间里……许多村民是靠雨水煮成的稀饭熬过最初的一两天。好在直升机很快就空投了许多水、食物到村子里,仅直升机就出动493架次,与此同时,救援队也挺进灾区,搜救伤员。

  许多人笑着讲述自己的损失,他们多已接受现实,还说人要乐观一点,要振作起来。“大灾过后,你会有一种释然的感觉,好像什么都不重要了。”一个年轻人感慨道,“只要人还在。”也有人讲着讲着眼睛就红了,或情绪烦躁起来,因为他们损失惨重,整个人都是蒙的,不知生活该如何继续。

  亲历过台风“格美”后,总有人感叹,人在大自然面前太渺小了。很难用准确的数字来形容,“格美”带来的“洪水猛兽”的力量究竟有多大。

  有人沿河往下游走了数十公里也没找到自己消失的小轿车。那些往常被认为坚固的东西,此刻都变成了脆弱的,比如石头砌成的河岸、公路边钢做的护栏、沥青铺就的国道、混凝土浇筑的水电站,还有群山、古树、房子、安稳的生活。

  那些尚未被冲毁的,也很难再被认为是坚固的。即便是毫发无伤的楼房,如果附近有地质灾害隐患点,也没人敢说它绝对安全。

  在资兴市,灾后的地质灾害核查工作初步确定,此次发生地质灾害共706处,其中原在册的617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仅发生地质灾害66处,非原在册的发生地质灾害640处。一些村民看过无人机航拍这片灾后群山的画面,“千疮百孔”他们都这么说。

  这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地处湖南省的东南角,在这里,湖南首次记录到24小时600毫米以上的极端暴雨,准确来说是642.5毫米,接近当地年降雨量的一半。

  受灾的人们形容,雨像是用瓢从天上泼下来的一样,山像是被斧头劈掉了一样,河谷田野存满了泥水像一个个堰塞湖。连燕窝村90多岁的老人以前都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但村子里那棵1200余岁的世界上最大的水松见证了这场罕见的洪灾,许多更年轻的古树被冲倒了,它是一个幸存者。

  长江的三级支流永乐江从州门司镇穿过,许多房屋都是沿着山谷、河流修建的。这里的村民,很早就在此定居下来。欧氏一族供奉祖先的公厅里,记载着先人300余年来立足于此、生生不息的历史。现在大量的梯田和墓地被毁坏了。

  洪水过后,一名年幼的孩子关心的是,爸爸买的玩具被冲走了。一名中学生难受的是,台风“格美”让他在家里10多天没玩手机。一名上了年纪的大人说,小孩子对灾害还没什么概念。

  一个名叫陈灏的8岁男孩,眉头紧锁,在燕窝村无聊地游荡着。洪水过后,许多孩子都被父母接走了,接到镇上、县城或务工地。

  “要是没有下这场大雨,我们就还能在这里开开心心地玩。”陈灏遗憾地说。村前有一片“游乐场”,他和小伙伴们常去玩耍,那里种着花儿,有时他们就摘下一朵花,从花尾处品尝花蜜。

  重建的决心

  幸存之后,许多人才后知后觉,一场大雨把自己洗得一干二净,真的是一贫如洗了。

  为了尽量减少损失,一名农妇扒了一个下午,才从淤泥里挖出25斤嫩姜。她趁着赶集日,把姜拿到集市上卖了75元,是镇政府食堂的工作人员到集市上采购走的。“能卖一点就卖一点吧。”她说。

  生姜是近些年州门司镇农田里主要的经济作物。正常情况下,这些姜要1个多月后才能真正收获,现在个头太小,但再不挖出来就会烂在泥里。通常,这些姜农不会把姜拿到集市上零卖,在霜降前后,有商贩们会前来整车收走。

  燕窝村谷家组的00后胡训杰,就是开着货车四处收姜的人。他家有两辆货车,一辆在洪灾中报废,一辆在4S店修了1个月才修好。最近,他家门前的地上有许多被丢弃的烟头。“愁啊。”胡训杰说,“你一旦停下来,没做事,(就)没有收入。”

  他是少有的回到村子里发展的年轻人。“你要想一下,年轻人回家搞农业,要下多大的决心。”胡训杰说,他计划把家里收拾干净后,重新开始,哪怕规模小一点儿,慢慢做,等到10月那些没被冲掉的生姜开始收成,就继续收姜,送去河南、湖北、广东等地的批发市场。

  洪灾过后,姜涨价了,但他不希望生姜以这样的方式涨价,因为有的姜农今年没姜了。

  镇政府统计的灾情数据显示:这场洪灾损毁了全镇1.2万亩农田,1117亩山塘受损,4648头牲畜死亡,而燕窝村所在片区的4个村庄,农田几乎全部损毁。

  今年春天,胡训杰的叔叔胡志吴种了5亩生姜,但这个秋天将无姜可收。他有3个孩子在上学,一年的开销要6万元左右。“一年的收入基本上都泡汤啦。”妻子在一旁说,“生活还要继续啊。”这场洪灾给他们留下的唯一生计,是68只黑山羊。“走一步,看一步。”胡志吴说。

  尽管谈起未来时,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但仍能在这里找到某种坚韧的东西。

  左手截肢的残疾人何华健,在灾后第11天就带着制衣厂的工人复工了。他临河的制衣厂被洪水完全冲毁,建厂的钱有贷款,也有父母的积蓄,清淤时他哭了很多次。后来,他在临时厂房里用租来的二手设备重启了生产线。

  一家杂货店兼餐饮店的老板说,自己不等不靠不要,是镇上同类受灾店铺中恢复最快的一个。他重建时,向朋友借了6万元。他的那位朋友也受了灾,但并不担心他还不上钱,只是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今,他的朋友已开始在镇上打零工。

  在姜田被毁后,一位姜农在镇上找了一份清理污水井的工作,由于每天要与大量的污水和淤泥打交道,他的胳膊出现了皮肤感染,瘙痒难耐。一些灾后返乡的年轻人,在帮忙清理完家中的淤泥后,就撇下老人和孩子,准备去外地继续务工。

  进入恢复重建期,来自省直单位、郴州市有关单位、北湖区、临武县、永兴县的对口支援工作队,也带着人、机械、资金,进入州门司镇受灾严重的村子,帮助村民灾后重建。在一些村庄的村委会、镇政府食堂旁的公示栏,都张贴着周边企业的招工信息,以方便灾民找到新的出路。

  “干也是麻烦,不干也是麻烦。”工厂主曹志斌说,他想过放弃,但发现行不通,“因为这条路不允许这样走”。

  他的工厂是镇区淹得最重的地方,因为地势低洼,又临河,两年间被淹4次。去年被淹后,他贷款20万元买了新设备,贷款没还就遭了更重的灾。他估计,这次损失超过100万元,仅做好的数据线就被冲走三四万条。

  灾后疏浚河道时,一位熟悉的挖掘机师傅跟他说,“曹老板,你的钱呢,这里到处都是!”灾后1个多月,他每天都待在工厂里,一点点清洗尚未被冲走的设备、产品、配件,看还有哪些能继续使用。

  只是,最近他的烟瘾要比洪灾前更大了。以前一天一包,现在一天两包,但换成了便宜的,“能省一块是一块”,因为现在他负债超过50万元。办厂以来,从没欠过工资的他,第一次压了工人两个月的工资,连孩子的学费也是借的。曹志斌说,有朋友调侃他:“你可以去写书了!”

  他盘算过,如果卖掉厂里的设备,把欠工人的工资结了没问题,但是自己如果出去打工,即便每个月挣7000元,省吃俭用,还掉负债也要10年,10年后就快50岁了。

  他还是逼着自己,强忍着身体的疲惫和心中的烦躁,到工厂去。一些家中受灾较轻的工人也主动前来帮忙。曹志斌知道,他们也想早一天把这个烂摊子收拾出来,早一天开工,早一天挣到钱。最近,总有一些工人打电话问,什么时候能来上班?

  镇上许多人是亲眼看着他把工厂一步步开起来的,过去最多时有80余人在厂里工作,而这一次曹志斌听到一些人说,他这次可能开不起来了。他像斗气一样,暗地里说:“你说我做不起来,我非做起来给你看。”

  他把受了灾的设备拉去熟悉的修理厂,老板帮他重组了一台,仅收了配件的钱,没收人工修理费。“他说,我去不了你那里,就当我去你那里帮了两天忙。”村子里的人也来帮他清理卫生。“他们说,你不用管我们(饭)。”

  还有两个陌生人,托镇市场监督管理所的人,给他捐了2000元,他至今不知对方是谁,只知道一个姓黄,一个姓段。“这2000元我这辈子都记得。”

  灾后重建对他来说,最缺的不是决心,而是钱。

  他现在感到最头疼的事情是,已有的贷款尚未还清,还有银行敢给他贷款吗?“你干脆让我再欠多一点,但是我还有机会。”这个38岁的男人说,“如果我贷不到了,那就真的麻烦了。”

  如今,他一边等待着政府出台相关的灾后扶持政策,一边在简陋的工厂里开工了。

  “虽然东西没了,钱没了,但是最起码我的人脉还在,我还是有机会的。如果不做,确确实实一点机会都没有。”曹志斌说,“我一直相信,只要你勤快一点,肯做一点,不管怎么样你都不怕。”

  未来的担忧

  洪灾过后,如今许多人看见下大雨就害怕。

  一下大雨,在山路上施工的工程队就要停工撤出来;一下大雨,住在山里的村民就担惊受怕睡不着觉;一下大雨,村干部就要安排村民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去。

  时至今日,村民逃难时留在腿脚上的伤口都已结痂,但这片大山的伤口还没愈合,发生滑坡、泥石流的山体上,仍裸露着红褐色的土壤,像一块块擦伤的皮肤。

  胡志吴是洪灾过去多天以后,才发现自家的房子出现了裂缝。进行房屋安全鉴定的工作人员在裂缝处贴上白色纸条,想看裂缝是否会继续扩大,几天后,纸条全断了,贴了第二次,又断了。

  如今,很多村民都在等灾后安置的政策出台。

  9月5日,资兴市召开了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调度会,会上资兴市委书记杨理诚强调,要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周期性遭受自然灾害威胁的问题,确保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

  至于搬迁之前的这段过渡期,资兴市制定了灾后过渡安置工作方案。在州门司镇,易地搬迁过渡安置点已经建好,用来安置因灾而无家可归、现有房屋不能安全居住的人。这个安置点被设计成“回家”的“回字形”,9月10日这天已有部分受灾村民搬入。投亲靠友及自行租赁房屋的,则每户每月发放300元的住房补贴。

  在州门司镇上,当多数受灾店铺恢复营业后,一家名叫“大富豪”的酒店也盼着营业,尽管现在一楼的招牌、门窗都没了。

  “大富豪”老板娘卖掉自己手上的金戒指,花钱请人清理淤泥,还订做了新招牌。但她没料到,在镇政府食堂吃饭时,被一名到镇上做房屋安全鉴定的工作人员告知,按照标准,她的房子是危房,可能要拆,若不拆,加固修缮可能比重建更麻烦、更花钱。

  她沉默了,只好告诉清淤的工人明天不用再来。如今,她还在等待着那栋楼新的动向,再判断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

  镇上的人民法庭、不动产登记所、自然资源所、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都还没恢复原来的样子,有的关着门,有的连门都没了。那些正在营业的店铺,也能够感知到,小镇恢复需要时间。

  一家服装店的老板,只是在最初受灾的几天,看到了灾民的消费欲望,有人是光着脚来买鞋的,有人是穿着湿衣服来挑衣裤的。很快,这样的热闹就归于平寂。一家卖猪肉的老板娘说,生意不如以前,一些人不敢花钱买肉。

  一家农资店的老板说,这本是给生姜施肥的时期,但买化肥的人寥寥无几。因为许多姜田都覆盖着厚厚的淤泥。在集市卖锄头的大叔说,现在是卖锄头的淡季,受灾村民的土地短期内还无法耕种。

  一些村民估计,农田里的土壤要真正达到以前的耕作条件,恐怕还要三五年,那时才能够慢慢种上水 稻、生姜,何况田里如今可能还有玻璃、铁丝等杂物。

  在燕窝村村委会前的河谷里,已有二三十亩被损毁的农田花了10天时间平整出来,作为灾后复耕复种的样板。9月1日,对口帮扶的单位运来20吨有机肥,还送来一批油菜和萝卜的种子。大概要等一两个月后,这里就会像从前一样绿油油的。

  一些受灾的农田还在等待政府清淤复耕的安排,一些农田的恢复已在努力推进中。到9月8日,资兴市已有1.7万亩受灾的农田完成抢种、改种,89.5万平方米的养殖面积被恢复,还调来了新的鱼苗。

  如果说洪水带来了什么,那大概是灾后,这个小镇因上千名外地人的闯入而暂时变得繁忙起来。往日清闲的旅店每晚都是满员状态,超市里的香烟、槟榔卖得异常好,一家酒店经历了开店以来生意最好的时刻,老板娘每天炒菜炒到不想干了,但又不得不接待客人,因为他们都是来灾区支援的。

  这座小镇短暂的繁华,正是靠那些来支援灾区重建的人撑着。没人说得清楚,要到什么时候这里才能真正恢复元气,但一些店铺则想要早点抓住这些外地人的钱包,迫不及待地重新开始。

  在镇区,有的受灾店铺晚上8点钟还在装柜子。有店主不等政府派工翻新门前的台阶,自己就修补好了。晚上10点钟,还能听到街上传来气钉枪和电钻的响声。

  在州门司镇通往燕窝村的路上,从外地赶来的施工队仍在此日夜抢修被山洪掏空的路基,有时干到夜里12点,有时加班到凌晨4点,他们要保证在35天内将这条15公里的路恢复到灾前的路况。路边,野草已从塌落的泥土中长了出来。

  灾后第37天,天气晴朗,街边一家受灾杂货店的老板娘终于有时间把被泥水浸泡过的人民币、兑奖券翻出来,一张张地洗干净放在纸箱上,然后拿到太阳底下晒。

  她一边晾钱一边说,这跟《西游记》里晒经书似的,刚刚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强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

陈于珊(记者 黄文彬)09月19日,日本首相宝座争夺战正日趋白热化。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投票已不足两周,创纪录的9人参选与15天竞选期使得本次选举受到更广泛关注。由于现首相岸田文雄已宣布弃选,这意味着胜选的新总裁将接任首相。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多人竞逐首相之位,对日本政坛来说,这一局面意味着什么?新老交替、权力更迭的变局会否带来震荡?日本自民党总裁的位置到底有多香?从本次参选的人数就可见一斑。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数字大臣河野太郎、外务大臣上川阳子等9人跃跃欲试,创下了1972年以来参选人数之最。在饱受“黑金”丑闻影响、党内派阀解散、总裁放弃连任等大背景下,本次选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日本自民党进入了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日媒如此评价道。根据日本政治规则,日本首相并非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执政党提名、国会众参两院议员投票选举产生,一般由在国会众议院占据多数议席的政党党首出任。现任执政党自民党占国会多数议席,这就意味着本次选举胜出者将直接锁定日本下一任首相。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洋说,本次参选人数创新高首先在于派阀的解散。以往派阀的存在,一方面让参选人自动获得了党内人数上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无形中让一些有才能、有意愿的人被埋没。派阀解散后个人不再受到党内派阀力量的制约,所以就涌现出九人同台竞争的局面。其次,九人参选反映出自民党内新老势力的对抗。按年龄划分,九人中有两人不超50岁,一人超70岁,剩下的人均为60多岁。71岁的上川阳子于9月11日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 来源:央视新闻虽然参选人还是以老一代为主,但年轻一代已展现出出人预料的实力。比如,49岁的小林鹰之不仅第一个宣布正式参选,而且第一个获得党内20人支持, 43岁的小泉进次郎虽执政经验有限,但在各类民调中是热门,而拥有内阁要职、党内高层经历的茂木敏充在民调支持率上仅为个位数。最后,小泉进次郎、石破茂、高市早苗成为热门人选凸显革新与保守势力的对决。从某种意义上说,小泉进次郎、石破茂不能完全称为自民党内革新势力代表,比如小泉进次郎就高调参拜靖国神社,但相较于保守派色彩浓厚的高市早苗,小泉和石破更像是“革新派”代表。因为高市早苗的社会知名度其实不算太高,但能成为热门,就在于她自身的保守派色彩。小泉进次郎目前在各类民调中都是热门 来源:央视新闻其实,当前从自民党到公明党,日本政坛正呈现出新老交替的变局。这种权力的更迭会否引发日本政坛震荡?陈洋认为,这一变化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比如年轻世代在执政方面的成果如何、年轻政治家率领的政党在选举中的表现如何。新老交替一方面将给日本政坛带来新气象、新可能。相较于老一代政治家的传统思维,年轻一代政治家拥有国际化背景、经历与见识,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越上一代。像小泉进次郎、小林鹰之在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竞选纲领中就体现出革新、创新、大胆的思维,这恐怕是日本老一代政治家所没有的。日本政坛当前的变化,不仅是两代人之间的权力更替,也是执政权力理念的一次更替。另一方面,当然也意味着日本政治不确定性的增加。老一代政治家的政治理念相对成熟稳定,年轻一代由于缺乏充分的执政经验,有可能会做出一些极端、消极、短视的决策。这不仅将加剧政策执行的不稳定性,或将加剧日本政治的动荡。未来也不排除再出现“十年九相”的可能。作者:吴宏浩 黄晓洲延伸阅读日本执政党启动总裁选举,下一任日本首相如何诞生?从当地时间周四开始,长期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正式启动为期两周的总裁选举,最终的胜利者将在9月27日出炉。胜选者预期将在10月初走完出任日本第102任首相的任命程序。当地时间周四,创纪录的9名候选人在自民党总部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这也标志着选举正式拉开帷幕。9名候选人在自民党总部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 来源:自民党官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参选?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去年底曝光的政治资金丑闻。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因此决定不再参选,这也使得支持他的议员可以站出来竞争总裁的位置。9名候选人中,有5人是岸田内阁成员或自民党高层。与此同时,自民党内“六大派系”中已经有5个决定解散,大幅减少了限制性因素。选举有哪些流程?根据选举规则,目前进行的是第一轮投票,选民包括所有自民党党员(必须交过2023年的党费)。其中367名自民党议员将在现场投票,每人算1票;另外还有367票按照普通党员的提前投票,按比例分配给每位候选人。如果有候选人能够在这一阶段拿到多数票,将成为自民党总裁。按照今年的状况,大概率要进入第二轮投票。在这种情况下总共有414票可供争夺——367票来自议员,另外47票来自地方党派,投给当地普通成员最支持的候选人。与日本的人口趋势一致,2023年自民党党员总数为109万人,同比下降3%。其中105万人有资格在这次选举中投票。谁是领先者?根据日经新闻/东京电视台8月底进行的民意调查,前首相之子、曾担任环境部长的小泉进次郎和前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是处于领先位置的候选人。另外,被视为“安倍继承者”的前经济安全大臣高市早苗也被视为有力挑战者——如果她能赢,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从左到右依次为小泉进次郎、石破茂和高市早苗 来源:新闻发布会、NHK关键议题有哪些?首先还是“黑金”丑闻。由于这一事件重创日本民众对自民党的信任,不论谁当选,都将面临低支持率的起步状态。而且,留给下一任总裁的时间非常紧迫——日本必须在2025年底前举行两院选举。明年将是自民党成立70周年,自成立以来累计掌握日本政权65年,仅在1993年8月至1994年6月,以及2009年9月至2012年12月间短暂下野。另外还有一些长期困扰日本社会的议题——如何止住人口下降的趋势、如何确保老龄化社会的社会保障支出,还有物价上涨等问题。下一任日本首相还需要面对日本央行的加息周期。从植田和男上任以来的表现不难看出,这届日本央行比较“敢于做动作”。就在发稿前不久,高市早苗在流媒体频道上表示,日本央行应该暂停进一步加息,确保经济复苏的完整性。她说道:“坦率地说,现在不应该提高利率。这会使资本支出变得困难,也会使年轻人获得购房贷款变得困难。”当然,从海外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无论这9个人里谁赢得选举,都很难改变自安倍时期以来的基本政策。所以自民党在选举宣传中格外强调的“变革”能否落地,需要打上一个不小的问号。

陈于珊(记者 韩以桦)09月19日,近日,由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发布的一则悬赏公告引发关注。公告提到,因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申请执行人向该法院申请执行悬赏。悬赏的是被执行人宁玲颖等人的财产线索,本案的标的为185440元。中国新闻周刊经多方核实确认,被执行人宁玲颖即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法定代表人宁玲颖。资料显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是一所从事小学、初中、高中十二年一贯制学历教育的民办全日制寄宿学校,成立于2009年。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宁玲颖目前涉及63件执行案件,最早一件可追溯至2022年4月。在此次法院悬赏之前,她已多次被“限高”,认定为“老赖”。外界所担忧的,是学校的教学工作是否会受影响。9月5日,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正常举行了开学典礼。曾在该校担任相关负责人的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虽然秋季学校正常开学,但教育局没有分配招生指标。目前,该校还在校的学生约600人。6月份至今,教职工团队的薪资一直未发放。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太原维刚实验学校自身也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宁玲颖姐弟二人被法院进行悬赏执行 图片来源/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姐弟均被悬赏除了宁玲颖,另有两人宁世弘、潘幸福因同一执行案号和执行标的被悬赏,具体情形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宁玲颖和宁世弘系姐弟关系。“这个人欠债太多了,被诉得不少,不只是在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一名内部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具体案情不便透露。工商平台资料显示,宁玲颖投资业务广泛。根据天眼查平台,她曾担任6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业务涉及投资管理、电子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软件销售、企业管理咨询等,涉足太原、北京、深圳、石家庄等地。目前其中5家企业已被注销。她持有股份的企业仍有3家存续,其中注册资本金最高的太原非凡心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也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宁玲颖是非凡心教育创始人,持股达到70%。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宁世弘曾是该公司股东,现已退股。宁玲颖曾4次出质该企业股权。在2021年7月至该年10月,她出质了3次股权,质权人均为古交市阜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额合计800万元。另一股东宁波(持股30%)也曾两次向该银行出质股权。在债务问题上,宁玲颖与太原维刚实验学校形成了捆绑关系。中国新闻周刊获悉,宁玲颖最近的一次出质记录是在2022年7月,质权人系中建投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股权数额140万元。然而,双方之后陷入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一则民事判决书,2019年10月11日,原告中建投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甲方,出租人)与被告维刚学校(承租人)、被告维光教育公司(承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向甲方申请承租,甲方同意出租本融资租赁合同所述租赁物。据介绍,租赁物是由承租人出售给甲方,再由甲方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的物件,在租赁期限内,租赁物的所有权属于甲方,租赁物由承租人租赁并占有使用。租赁物购买价款为3000万元,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限系自起租日起36个月,合计12期。根据双方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质押物包括维刚学校2019—2022年所有学费及住宿费收费权,质押应收账款金额为不低于3400万余元。但在合同期内,维刚学校仅支付了11期租金,其中第9至11期租金系以保证金抵扣方式履行。截至合同到期日2022年10月22日,被告维刚学校欠付剩余租金610万余元。其间,2022年7月,为申请延期,宁玲颖为债务人维刚学校、维光教育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股权质押担保。一审过程中,宁玲颖、非凡心教育公司等未到庭参加诉讼。图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学校“失信”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牵涉了不少借款合同和民间借贷等纠纷。事实上,该校也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对象是法定代表人宁玲颖。据企查查平台统计,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现有61次被限制高消费记录。作为被告,该校共涉及103起司法案件,67.92%的案件处于首次执行阶段,近五年内38.89%的案件年份为2023年,占比最高。太原维刚学校的总校区位于太原市小店区。至少早在2022年7月,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就向太原维刚实验学校下发了限消令,案件涉及金额360万余元。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荣达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学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也会对学校的正常运转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比如,可能导致社会公众知晓学校信用度的真实情况而不敢与其开展合作经营等;此外还可能导致学校被排除在准入、投标、信贷申请之外,使其丧失更多经营竞争的机会。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收费标准并不低。以2023年该校高一新生为例,官方发布的学费标准为42800元/学年。该校曾荣获“中国民办教育先进学校”“太原市民办教育典范学校”“太原市优秀学校”等荣誉。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目前,宁玲颖已非太原维刚实验学校董事长,但仍系该校法定代表人。该校现董事长为武建平。“去年宁世弘曾向我透露,学校的外债已经有两三个亿了。”曹煜称。他表示,学校的管理团队只负责教学工作的开展,并不了解具体财务情况。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2021年12月,有网友称宁玲颖拖欠其茅台等高档酒和礼品费用13万多元。一篇相关报道称,宁玲颖承认欠款,但表示确实没钱,学校疫情期间出现了较大亏损,刚刚投资1.5亿元修建新校区。宁玲颖承认欠款,称学校疫情期间出现了较大亏损,刚刚投资1.5亿元修建新校区 图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教职工被欠薪多月仅从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官方社交平台账号上,或许很难看出学校的异样。今年4月,该校发布了招聘公告。其中提到,小学教师年薪8万至10万+、初中教师年薪9万至16万+、高中教师年薪12万至20万+,特别优秀者可享受更高的薪资待遇,其他岗位面谈。7月,该平台上也推送了择校宣传文章,吸引新生报考。9月5日,学校举办了开学典礼。10日,他们举办了教师节表彰大会。但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教育部门今年没有给学校招生指标,相当于停招了一年”。据其介绍,去年该校从小学到高中的招生指标有400多人。目前,学校还有学生近600人。另一名该校的资深教师吴广也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只是招了一些借读生。目前在校学生也包括初三年级和高三年级的,高三年级有30余人,“他们是跟着老教师上来的,我觉得也不是完全对学校失去了信任”。根据该校2023年3月发布的宣传文章,学校占地面积6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0883平方米。当时有104个教学班,3000多名学生,530多名教职工。知名专家把关,有多年大型民办学校经验的中青年老师为核心骨干,省市区级优秀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教学能手等占78.5%。曹煜说,学校现有管理人员和教师将近200人,教师在百人左右。从今年6月开始,团队的薪资一直未能发放,社保更是早已中断。据吴广介绍,9月10日当天,学校也庆祝了教师节,给老师们发放了500元福利,但薪资问题仍未解决。在这样的条件下,师资和学生都不断流失。吴广举例称,之前初三年级有十几个班级,2024届就剩下了10个班,现在只有5个班了。对于学校的财务情况,吴广也表示不知情,“只是说资金紧张,我们也弄不清是什么事”。他听说的一个传闻,是学校办分校失败了,钱也没有收回来。“已经连续两三年了,经常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拖几个月补一点,之前最长的一次拖欠两三个月。”吴广说,除了不停地和校长谈,也没有别的办法。目前,他还在该校任教。他表示,不少老师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所学校上学,住的地方离学校挺近,觉得方便,一般的不舍得走。吴广回忆,学校光景好的时候,一个班能有三四十个人,现在可能只有二十多人了。但他也看到了积极的一面。据他介绍,今年该校中考成绩提升较大,“是实打实的成绩,近四五年来考得最好的一次”。“虽说不少老师走了,学校也解聘了一些老师,但很多有经验的老教师留下来了,这个班子还是挺好的。”吴广称。目前,摆在他面前的困扰是已经逾期3年多的银行贷款。“学校说遇到难处了,让老教师们帮帮忙。”吴广说,帮忙贷款的老师不少,目前都逾期了。“一开始也垫付过,但后来发现钱还是没有到账,现在只能不停地和银行说好话。”吴广说。他不愿意透露具体数额,只称达到6位数。太原市小店区教育局民办教育业务股一名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该局领导也一直在关注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情况,对于具体举措其表示不知情。(文中曹煜、吴广为化名)作者:陈威敬编辑:胡韵

9月14日,记者联系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表示,昨天是紧急停电,事先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不只是电梯,楼栋、楼道、商业区等也都停电了。事情发生后,物业立刻开始解救电梯被困人员。此时已有业主在群里发了被困的消息,他们在已知有人被困位置的前提下,和维修人员一起从近到远救人。等救人结束,才开始排查送电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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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星魔劫》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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