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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累了，我轻轻的放下了话筒。点了一支烟，顺手将音量放到了静音上。其他包厢里面大呼小叫声嘶力竭的声音透过未关严包厢的门缝儿溜了进来。

“好好跟你说话。”

到达鑫皇的时候，天都快黑了。

我说：“爸，我压力很大。”

关上已经敞开的车门，我转身靠在车上又掏出了烟。

我瞪了他们一眼，然后说：“效益没那么高，因为刚起步，你们过去后，也许工资不会像你们在这边一样的那么多……”

一直到晚上，雨开始飘落的淅淅沥沥，也没有等到她的短信。或许是嘶方便，或许是她有什么别的事情吧。我只能这样想。

我情不自禁打了电话给她：“喂，何可，你往右边看。”

“那你怎么回来了？出了这么大事儿你小子怎么躲起来了还是怎么着？你能躲到什么时候啊？”妈妈没有容许我插话的机会，一大串带着斥责的疑问通过听筒传到了耳边。

“就在下个月。”

回家后的一天晚上，少扬跟刘晓东出人意料的出现在我家的门外，同来的还有江小英。他们非要拉着我去喝酒，我跟父母打了个招呼，就随他们一起过去饭庄喝酒。

因此，作坊式企业成了一个关联不大的松散结合，每个个体看似很勤奋，但没人去理顺工序与工序之间的瓶颈，部门与部门之间的瓶颈，物流和信息流非常低效，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一个人是一条龙，三个人是三条虫，在作坊式企业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在大通和永恩，经常听到下属这样“教导”我：“你别管我过程，我给你结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