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张馨予

　　发于2024.5.27总第114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原拆原建——也就是将年久失修的住宅楼拆除，原址再建新楼，让居民原地换上新房——无疑是今年城市更新里的热词。

　　老旧小区原拆原建为什么这么难？政府在老旧小区原拆原建中应当发挥什么作用？未来原拆原建应获得哪些政策保障？围绕这些问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王凯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

　　“是对以往大拆大建的一种纠偏”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探索老旧小区原拆原建？

　　王凯：从源头上看，原拆原建是城市更新行动和老旧小区改造的一种方式。这几年，全国很多老旧小区通过更新改造得到了面貌改观。但还有一些房子存在的问题是无法通过维修来解决的。比如，有一批年久失修的房子，无法通过老旧小区改造政策进行维修加固；还有一批房子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不是成套住宅。因此，出现了原拆原建这种解决当前危旧住宅基本使用问题和安全问题的改造方式。

　　从居民居住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原先的城市更新还是旧城改造，老房子拆了，原住居民一般要搬到别的地方去居住。那么原拆原建，既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生活条件，又保持了原来的社会结构，楼上楼下原有的邻里关系维持不变，这是一件好事。

　　另外，一些历史文化老城的建筑有很多限制，包括建筑高度和建筑风貌等。过去，我们不太注重历史文化保护，通常是把老楼拆了再建高楼，这种方式会破坏城市的历史风貌，造成历史街区风貌的不协调。如果采用原拆原建的方式，拆除之后，在规划控制范围内，造一个高度不变或者略高一点的楼房，既解决了居民的住房问题，又保持了历史文化风貌。这种改造方式是对以往大拆大建的一种纠偏。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城市更新这项工作中“钱”是很重要的一个制约因素。原拆原建没有土地成本，原则上只有建造成本，整个项目的运作可以更容易地实现平衡。现在一些超大、特大城市的房价很高，与新购房屋相比，原拆原建中居民的资金投入就低了很多。因此，很多原住居民对原拆原建这种方式都有积极态度。

　　过去新建住宅通常是由开发商成片开发，一次性需要开发10栋楼、20栋楼。而选择原拆原建，几十个住户自掏腰包，单栋楼宇也可以就地重建，更具有灵活性。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全国多座城市都有老旧小区原拆原建的案例，各个城市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其中一个很大的区别是资金来源。上海的老旧小区原拆原建目前基本由政府出资，而杭州、广州等地，正在探索居民出资、政府补贴的模式，并且居民出资可能会占到大头。你怎么看这几座城市不同的原拆原建模式？

　　王凯：地方政府对原拆原建的理解可能不太一样，各个地方财政状况也不一样，此外住宅本身的情况也有差异。

　　我个人的观点还是倾向于居民要掏一点。这件事从本质上来看是为居民办好事、办实事，不要弄成政府包办，受益人也要有这方面的责任和意识。另外，房子如果是居民自己出了一部分资金建造，将来对它的使用和维护都会更精细。

　　原拆原建中不同的改造、不同的方案乃至于后期不同的运营模式都要分别讨论。如果只是把原先危房不安全、不合理的结构改成安全的结构，再加 上独立的卫生间，相对成本就比较低。如果增加了一些设施，比如两层地下车库，成本就会增加，但也要看这个车库是只解决这栋楼的停车需要，还是可以出让一部分给周边使用。再比如把一栋6层住宅拆除，建成7层住宅，一楼是底商，那么底商的权属方会有收益，这些账都要算清楚。

　　总的来说，我觉得原拆原建要因地制宜，不同项目，政府支持、居民分担的比例要算清楚，收益的分配也要算清楚。

　　“城市更新是件长期的事”

　　中国新闻周刊：正是因为原拆原建牵扯各方的成本和收益，所以这个事情并不容易。据你所知，最难的环节是什么？

　　王凯：首先是居民达成共识很难。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房子，是造价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还是造价5000元/平方米的房子，这需要形成共识。另外，房子改造完了以后，是否要增加附属功能，比如配套设施和地下车库，这既涉及成本，又涉及使用。不是所有居民都会同意修地下车库，因为这会增加很多成本，不开车的居民很可能会反对。

　　其次是房屋长期的维护。最好不要出现拆完重建后过几年又拆的事情，动土毕竟是大事，需要注重建好以后的使用和维护。如在房屋后续使用中，建立房屋体检制度，随时发现并解决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新加坡就有类似的规定，不管多少年前造的房子都要进行定期粉刷，这样再老的房子任何时候看起来都很干净，而不是破旧的感觉。同时包括房屋的设备，如管道要定期检查更换等。这样房子通过经常性的小修小补，建成50年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不需要整栋楼进行改造。

　　近年来，住建系统正在推进基于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层面的城市体检，城市更新工作也是秉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的原则。换个角度来看，虽然原拆原建对居民是件好事，如果当年这个房子建筑结构上没问题，定期检查维护，就少了很多折腾，减少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中国新闻周刊：你提到居民达成共识很难，成都有一个万人小区试图走自筹自拆自建的路，但同意率卡在了99%。对于原拆原建项目，居民同意率达到多少就可以视为生效？一定要达到100%吗？

　　王凯：我认为，这个事情需要大家都认可。即使居民同意率达不到100%，也要有后续机制和办法来规避可能的风险。

　　我在苏州调研时发现，一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不是从底层开始，而是从3层才开始有电梯，这种方式既符合现在1到2层居民不愿意装电梯的意愿，也预留了新搬进来的居民希望装电梯技术上的可行性。

　　城市更新是件长期的事，不是一次行动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社会不断地变化，人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变化，年轻人对住房会不断有新的需求，那么房子就可能会一次次需要更新和改造。

　　中国新闻周刊：自发的原拆原建，在取得所有居民同意上存在难点，这个难点怎样去突破？因为有的房屋可能确实需要改造了，但卡在某个地方，如何突破这个障碍？

　　王凯：要让原拆原建事情做成，最简单和最直接的出发点是建筑安全——如果这是一栋危房，就不得不拆，这时房屋安全鉴定就很重要。D级危房原则上是必须要动的，C级危房鼓励通过各种方式改造。

　　房子到底要不要改造，居民在生活中一定有感觉。一些30年前建造的房子，因为楼板、墙体薄，楼上小孩跑几步、隔壁居民晚上12点看电视，噪声就很大。

　　有位专家说，老旧小区改造，是要解决几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听得见的好房子”，隔音问题有没有解决？二是“闻得见的好房子”，管道串不串味？三是“看得见的好房子”，房子漏不漏水？过去经济条件受限，这些好像都不是什么事，现在可能就是非常影响居住质量的事了。

　　中国新闻周刊：有的房子如果没有安全问题，只有品质问题，而居民又有资金条件对房子进行重建，那么他们就可以发起原拆原建了吗？是否应有明确的标准？

　　王凯：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政策。一般来讲，启动原拆原建是问题比较多、建设比较早的房子，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盖的住宅。

　　如果没有安全问题，只是品质问题，这房子要不要原拆原建？我觉得要看居民的意愿。而且居民可能自然而然会形成两种立场。如果居民对拆建的同意率达不到一个合理比例，这事就做不成。

　　“政府要发挥好引导作用”

　　中国新闻周刊：浙江省发布的《关于稳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提出要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自主更新试点工作，明确了“政府引导、业主主体，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保障安全、优化流程，自愿申报、试点先行”的原则。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政府引导、业主主体”的原则？

　　王凯：以业主意愿为主来推动拆建工作是最基本的出发点，原拆原建是件好事，政府在其中一定要发挥引导作用，如基层的党组织、基层的居委会要发挥组织作用，在居民达成共识的基础之上，政府要助一臂之力让原拆原建更加合法合规。一个项目是否符合规划的要求？新造的房子是否符合现在住宅的一系列技术规范？新造的房子在消防安全等问题上是否达标？这些方面都应该是政府引导、严格管理，并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扶持。原拆原建项目的启动从前期的立项，到后期的施工，再到竣工验收，都要政府规范化的管理，有一整套规范化的施工流程和验收管理制度。

　　中国新闻周刊：如你所说，这其实涉及原拆原建时政府和居民的不同分工。但据我们所知，目前，原拆原建仍然缺乏制度保障，一些项目推动的难点之一在于政策依据不够，未来可能有更多政策出台吗？

　　王凯：我希望未来各地政府能够出台成套的政策，从立项到施工建造，再到运营维护，全过程有一整套的制度予以保障。现在我们看到的相关文件，基本都是住建系统出台的，今后应由政府层面出台更全面的政策，以确保原拆原建的整个过程中不出现违规操作，以及保障资金安全和后续运营维护。

　　要鼓励已经做成原拆原建的地区继续尝试、继续探索。一个项目做完，发现哪里需要政策打补丁，就继续完善既有政策。在多次实践和总结经验之后，这件事可能就没那么复杂了。

　　中国新闻周刊：在没有成套政策出台之前，这么多环节中，是否有哪些环节特别需要先有一些相关的条例出来？

　　王凯：首先是规划环节。原来的土地出让，只关乎这块地拍卖出去到底是盖住宅，还是盖商店、盖工厂，没有把住房拆了又盖住房的。那么这件事规划上是否许可，新建住宅可否增加面积、突破原有的容积率，建筑体量“宽一点、胖一点、高一点”是否许可，都与规划相关。我认为，规划政策要支持和鼓励原拆原建，因为这是城市更新中比较新又比较好的一个类型，可以在投入资金较少的前提下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

　　其次是资金环节。需要更多的金融政策对原拆原建给予支持和鼓励，比如可以发放低息贷款。毕竟一栋楼的居民，他们的存款和收入可能千差万别，如果这栋楼要原拆原建，经济条件不好的居民是不是可以申请一笔贷款，有了金融政策的支持，资金的问题就有可能解决。

　　中国新闻周刊：你刚才提到了住宅原拆原建后，增加面积、突破容积率的问题。但是很多城市对于容积率和建筑高度有比较严格的限制，这种突破是否可行？

　　王凯：一般来说，对于容积率等指标，规划部门有明确要求。比如在北京，二环以里的城市建筑高度，甚至风貌、色彩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在建设中就要严格按照规定来。

　　但这些管控要求在原拆原建具体工作中也有值得探讨的地方。比如一个地区的建筑高度控制在20米以内，如果原拆原建后室内净高每层增加一点，整个建筑从20米增加到21米，其实从外部看不太出来，但是居民的居住感受会舒适很多。这样是否可行就要看规划部门的意见，需要比较精细化地讨论这件事。

　　中国新闻周刊：确实，原拆原建是很需要精细化管理的一件事，那么你认为，原拆原建未来有可能成为城市更新的大趋势吗？

　　王凯：我认为原拆原建会是一个趋势，但不一定会是大趋势，因为这件事仍然众口难调。房改前，原拆原建做起来也许比较简单，因为都是单位住宅，一栋楼的居民都是同一个单位。商品房时代居住人群多元，收入水平差距大，年龄差距大，原拆原建就不太容易了。现在各地原拆原建能够做成，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原住居民都很有勇气。

　　另外，我希望原拆原建要更加具有前瞻性，不应该就房子论房子，而是要考虑到房子和城市的功能关系。这样才不会建好之后发现不满意，或者与城市功能有矛盾，又要再原拆原建一遍。

　　比如重建后的住宅可以加一层底商，这就解决了老旧小区附近商业短缺的问题；比如在建设的过程中可以更多考虑减碳问题，因为拆房子、建房子都是一个产生碳的过程，所以要更多地用绿色的材料、绿色的技术、绿色的建造方式。只有把事情做到位，才能真正建设面向未来的好房子。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19期

沈皓孝（记者 李尧佳）09月22日,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涉嫌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杨克宁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杨克宁，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杨克宁利用担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协主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州长，四川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杨克宁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公开资料显示，杨克宁，男，藏族，1962年1月生，四川小金人，198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8月参加工作。长期在四川省任职的杨克宁，曾任阿坝州委副秘书长、州委州政府政研室主任，壤塘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阿坝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阿坝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阿坝州政协主席，阿坝州委副书记、州长等职。2021年2月，他升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23年1月，四川省政协换届，他不再担任该职务。去年11月16日，杨克宁被查。今年5月23日，杨克宁“被双开”。通报显示，经查，杨克宁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懒政怠政，主动“躺平”，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为其子操办婚宴，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活动；违反组织原则，违规为他人职务调整和晋升提供帮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其子经商办企业谋利，搞权色交易；家风不正，道德败坏；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值得注意的是，杨克宁是首个被指主动“躺平”的“老虎”。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作家身份。杨克宁笔名宁克多杰，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篇小说集《宁克多杰小说集》，小说、散文、诗歌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四川文学》《西藏文学》《青年作家》《草地》《四川日报》等。据媒体公开，杨克宁的作品除了部分诗歌散文之外，相当一部分是官场小说，去年10月出版的《民族文学》第十期还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惠风和畅》。在关于这篇小说的访谈中，杨克宁表示，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会遇上诱惑与贪婪，有的人大步迈过，有的人却踏入深渊，这是我们时刻要面对的复杂局面和严峻考验。“上官汇”注意到，杨克宁担任阿坝州州长期间，阿坝州曾发生“清水衙门”贪腐案。2020年，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发文《一人牵出“一窝鼠”——四川省阿坝州多县就业局局长贪腐问题透视》专门报道了这起“清水衙门”中的腐败窝案。全州13县（市）就业系统共有49名干部受到党纪政务处分，15人被移送司法机关，涉案资金1200余万元。在杨克宁落马之前，已有一些下属被查。杨克宁被查前10天，2023年11月6日，阿坝州马尔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倪勇被查。同年10月，阿坝州生态环境局原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谭波，阿坝州壤塘县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侯治刚被“双开”；阿坝州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局长巴黎被查。而曾与他共事过的崔保华也已落马。2024年8月27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四川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保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崔保华曾于2017年至2022年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延伸阅读正部级"大老虎"受贿超8亿受审 多名他重用的下属被查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孙志刚2020年底离开主政5年的贵州，赴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年3月卸任。卸任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官宣被查。孙志刚被控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的21年间，跨越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个任职地域，累计受贿8.13亿余元。在他被立案审查的当月，仍敛财不止。孙志刚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就在昨天， 孙志刚的下属，曾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副省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被判死缓。2024年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 据央视新闻贪腐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担任过十年正部级据公开履历显示，孙志刚，1954年5月出生，河南荥阳人，1971年2月参加工作，1976年9月入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孙志刚仕途从湖北武汉起步，在湖北升至副部级，此后四次跨省履新，其中两次在京任职，仕途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在他38年的仕途上，担任过11年副部级职务和10年的正部级职务。孙志刚早年在家乡河南荥阳当过两年知青，后考上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4年，后考上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年，孙志刚告别了12年的高校生活，出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踏入仕途，曾任武汉市副市长，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宜昌市委书记等职。2002年6月，孙志刚跻身湖北省委常委，8月任职省委秘书长，晋升副部级。这是孙志刚仕途上重要节点。今日法庭上，检方指控，孙志刚当上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之后，开始了受贿行为，自此敛财不止，再也没有踩下刹车，直到仕途尽头。孙志刚在湖北任职4年多。2006年9月，孙志刚跨省出任安徽省委常委，入皖次月即担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在安徽工作了4年多。2010年12月，孙志刚再次跨省履新，赴京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3月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明确为正部级，并兼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2015年10月，孙志刚第三次跨省履新，由北京“空降”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16年1月当选贵州省省长，2017年7月出任贵州省委书记，至2020年11月卸任，主政贵州长达5年。2020年12月，66岁的孙志刚返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至2023年3月卸任。退休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69岁的孙志刚官宣落马，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孙志刚是2023年中纪委打掉的三个正部级“老虎”之一，另两人是任上被查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与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今年2月5日，孙志刚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称，经查，孙志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两个维护”政治原则，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阳奉阴违，搞“七个有之”，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多占住房，在生活保障方面谋求特殊待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据央视新闻21年累计受贿8.13亿元，卸任后仍在受贿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被告人孙志刚利用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项目、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孙志刚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2023年3月之后，孙志刚已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公职的情况下，仍存在受贿行为，敛财直至8月被查时为止。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孙志刚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孙志刚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多名他提拔重用的下属被查，贵州：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孙志刚主政贵州的5年间（2015年10月—2020年11月），先后作为省政府、省委的“一把手”，其带头违纪违法，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通报称他“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孙志刚被查后，贵州省委指出，孙志刚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的信任，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多名在孙志刚任内获得提拔重用的下属，已陆续落马。2022年11月，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建琨在任上落马，2023年6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周建琨曾先后在贵州两大地级市安顺、毕节任市委书记。今年3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周建琨案，以受贿罪判处周建琨无期徒刑，他被查实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2023年3月27日，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在任上被查，2023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昨日（8月13日），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滥用职权造成生态破坏损失人民币8645万余元，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被判死缓值得注意的是，李再勇和周建琨均是在孙志刚主政贵州期间，从地级市市委书记任上被提拔到副省级岗位上的。此外，曾先后任职贵阳市长的陈晏、马宁宇，分别于今年3月25日和8月6日被查。除了这些“大老虎”，贵州还有多名厅官在孙志刚落马后一一被查。肃清孙志刚流毒成为贵州省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5月20日，贵州省开展孙志刚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把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作为党纪学习教育重要任务，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聚焦重点难点抓整改，紧盯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坚持清单化、项目化推进，一项一项整改到位，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

沈皓孝（记者 张智均）09月22日,#endText .video-list .overlay{text-align: left; padding: 0px 6px; background-color: #313131; font-size: 12px; width: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bottom: 0px; left: 0px; height: 26px; line-height: 26px; overflow: hidden;color: #fff; }

那么，史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刑法上的犯罪呢？根据中国刑法规定，嫖娼属于违法行为，但通常情况下并不构成犯罪。不过，如果涉及到组织卖淫或者情节严重的情况，则可能触犯刑法，例如“组织卖淫罪”、“介绍卖淫罪”等。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如果史某某仅是作为消费者参与嫖娼，则可能面临行政处罚而非刑事处罚，除非有更严重的违法或犯罪行为被查实。大象新闻综合百姓关注、木子学法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