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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杀害我妹妹前，曾搜索过冰柜藏尸案的新闻，在杀害我妹妹后，在网上买了冰柜、浴帘等，试图将我妹妹的尸体放进冰柜。上海杀妻欲藏尸冰柜案凶手被执行死刑，图为凶手据此前上海市民小丽（化名）告诉潇湘晨报记者，2022年3月2日早晨，她的妹妹小婷（化名）在家中被结婚7年的丈夫高某残忍杀害。高某因炒股欠下100余万高利贷，无力偿还，杀妻后，高某一边网购冰柜，一边以小婷的名义给家人发消息，并转走、套取小婷账户内的钱。更讽刺的是，用来藏尸的售价700元的冰柜，还是用小婷的花呗账户支付的。9月12日，小丽向潇湘晨报记者发来一份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显示：核准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我已经将裁定书，拿到妹妹的墓前，给妹妹看了。”小丽告诉潇湘晨报记者，据了解，高某已经被执行死刑。而他至死都没有向她们表达过道歉或者忏悔。最高法核准上海杀妻欲藏尸冰柜案凶手死刑，图为裁定书裁定书显示，经复核确认，2015年1月，被告人高某与被害人小婷（殁年33岁)登记结婚。2016年，高某因炒股亏损，私自变卖名下房产偿还债务，此后向多家网贷机构及亲友借款炒股，共计负债人民币100余万元。小婷曾向亲友借款十余万元为高某偿还债务，双方多次因债务问题产生争执。2022年3月1日晚，高某在租房内再次因债务问题与小婷争吵，产生杀害小婷泄愤之念。次日8时许，双方继续争吵，高某遂从厨房拿一把水果刀，至卫生间连续捅刺小婷，致小婷因左颈动、静脉破裂失血性休克死亡。之后，高某网购冰柜，欲藏匿小婷尸体未果。3月3日，高某自杀未果后报警，谎称其和小婷自杀。民警至现场后初步确认小婷系他杀，即将高某当场控制。图为凶手网购的冰柜最高法认为，被告人高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高某因负债及妻子抱怨即蓄谋杀人泄愤，手段残忍，情节、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高某虽打电话报警，但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故依法不构成自首。图为检方起诉书“我妹妹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一共将近40刀。”据潇湘晨报此前报道，小丽透露，妹妹小婷与高某是经朋友介绍相识，高某在作案前表现得非常正常，两人没有争吵过的样子。2022年2月27日夫妻二人还一起去逛街，2月28日，高某还特地来岳母家接妻子回家。小丽告诉记者，高某婚后沉迷炒。“他一个月工资7000多元，案发后我们看到，他的借贷记录就有70多行，每天都要还几千甚至几万元，他根本承担不起，而在他杀人当天，他刚好有一笔债务需要偿还。”小丽称，一审庭审现场，高某回忆起了当时的场景，妹妹在被杀害的过程中一共说了两句话，“你要想一想你的父母”、“我们十多年的感情，就换来这么一个结果么”，但并未唤醒高某的良知，也并没有阻止高某继续动手。“律师后来告诉我一个细节，妹妹被刺中动脉，躺在地上，还有力气，手还能缓缓抬起来时，他担心杀人一事被人发现，已经开始用水龙头冲洗血迹、清理现场了。他极其残忍。”小丽说道。（来源：潇湘晨报）

来源：环球网【环球网报道 见习记者 陈奕桐】据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商业内幕”网站等媒体报道，英国国家审计署11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英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大量军援物资和装备“本要报废或被更换”。美国“商业内幕”网站称，俄罗斯于2022年2月向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一些国家向乌提供军事援助。由于乌克兰的盟友就应向乌方提供军援的规模和类型存在争议，西方援助进程“时断时续”，导致前线乌军士兵在不同时期面临武器短缺的困境。《金融时报》援引上述报告称，在向乌方提供军事援助一事上，英国国防部“优先考虑本要报废或被更换”的物资和装备，因为其被认为能“直接给乌方带来军事价值”，而将其运送到基辅“能减少浪费或与处理这些物资和装备有关的成本”。报道举例称，英国于2022年3月向乌克兰提供了约17000双“接近限用日期”的军靴，如果不出售，这些军靴会“被运往垃圾填埋场”；英国2023年向乌方所提供14辆“挑战者-2”主战坦克的账面价值为1700万英镑，而上世纪90年代末的最初采购价为4700万英镑。报道称，英国一名国防官员称：“战争考验我们的库存，但对我们来说，清理旧装备以及用新装备进行替换是件好事。”英国国家审计署负责人加雷斯·戴维斯 资料图片 图源：外媒《金融时报》称，英国国家审计署负责人加雷斯·戴维斯称，“在对未来援助进行规划时，国防部必须继续在英国战略利益与维持英国自身军事能力之间进行平衡。”“这包括确保英国军队拥有适当的装备库存和接受充分训练。” 戴维斯称。延伸阅读：普京态度突然变了普京的态度突然变了。要知道，不久前乌克兰军队攻入库尔斯克地区，普京勃然大怒，下令：绝对不和乌克兰谈判，将敌人彻底赶出俄罗斯。用普京的话说，“这些人有什么好谈判的？”言犹在耳，普京却变了。9月5日，在东方经济论坛问答环节，普京表态：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进行谈判。普京在第九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上发言他的原话是：“我们准备好与他们谈判了吗？我们从未拒绝这样做，但不是基于一些转瞬即逝的要求，而是基于在伊斯坦布尔达成一致并实际签了字的那些文件。”敌人还在境内，原来暴跳如雷的普京，同意谈判了。当然，谈判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从2022年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土耳其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按照俄罗斯的说法，当时在伊斯坦布尔，俄乌几乎就所有内容达成了共识，还进行了小签。普京说：“我们设法达成了一份协议，这才是重点。乌克兰代表团团长的签字证明了这一点。签字这件事意味着乌克兰方面对达成的协议基本上是满意的。”普京还说：“这份协议之所以没有生效，只是因为他们收到了不要这样做的命令，因为美国、欧洲（一些欧洲国家）的精英们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性失败。”按照普京的说法，俄乌谈判达成后，“（时任英国首相）约翰逊先生去了，并下达了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的指示。众所周知，英国当局并不否认这一点。”英国肯定不是好的斡旋者，美国也自然不是，那接下来的和谈，哪个国家合格呢？普京的答案：中国、巴西和印度。按照普京的说法，中国、巴西、印度都是“诚实的调解人”，“我们彼此相互信任有信心”，这些国家可以充当调解人并发挥重要作用。最后，怎么看？几点粗浅看法吧。第一，普京在展示姿态。毕竟，冲突爆发至今，俄罗斯态度，至少有一点很明确：我们愿意谈。当然，谈判是有条件的，乌克兰彻底放弃加入北约，乌承认俄军占领的东部四州为俄罗斯所有。乌克兰当然不愿意，泽连斯基态度更是很坚决：只要普京在台上，坚决不与俄罗斯谈判。泽连斯基此前曾放话，只要普京在台上，坚决不与俄罗斯谈判虽然有前提条件，但一方表态可以谈，一方表态不能谈，对普京来说，这就是一种成功的谋略。所以，乌军进攻库尔斯克地区，普京短暂大怒之后，很快又回到了老路线：来来来，我们可以谈。但得按我们的条件谈。第二，普京更有谋算。毕竟，打仗打了两年多，双方都蒙受重大损失，乌克兰反攻有心无力，俄罗斯也没实力一举灭掉乌克兰。谈判，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普京更认为，中国、巴西和印度作为调解人更可靠，也是在对冲西方对乌克兰一边倒的支持。从目前状况看，普京对和谈有所松口；泽连斯基也暗示，下次乌克兰和会，俄罗斯也可以参加。种种迹象表明，虽然双方在战场上厮杀得你死我活，但离和谈确实也越来越近。图为在前线作战的士兵 资料图第三，和谈更不会平坦。打打谈谈，谈谈打打。谈得顺利，前线稍微缓解；谈得不顺利，前线只能拼命打。事实上，乌军突然攻入俄罗斯境内，现在更试图守住库尔斯克的前线阵地，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围魏救赵，缓解俄军对乌东地区的攻势；另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在为和谈寻找筹码，俄占领乌克兰土地，乌军手里也有俄罗斯地盘……现在，可能是黎明前的黑暗，当然，即便看到了黎明，也不排除乌云又压顶。和谈需要智慧，需要谋略，更需要勇敢的妥协。当然，谈判更离不开一点：战场上得不到的，你就别指望在谈判桌上能得到。

近日，由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发布的一则悬赏公告引发关注。公告提到，因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申请执行人向该法院申请执行悬赏。悬赏的是被执行人宁玲颖等人的财产线索，本案的标的为185440元。中国新闻周刊经多方核实确认，被执行人宁玲颖即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法定代表人宁玲颖。资料显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是一所从事小学、初中、高中十二年一贯制学历教育的民办全日制寄宿学校，成立于2009年。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宁玲颖目前涉及63件执行案件，最早一件可追溯至2022年4月。在此次法院悬赏之前，她已多次被“限高”，认定为“老赖”。外界所担忧的，是学校的教学工作是否会受影响。9月5日，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正常举行了开学典礼。曾在该校担任相关负责人的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虽然秋季学校正常开学，但教育局没有分配招生指标。目前，该校还在校的学生约600人。6月份至今，教职工团队的薪资一直未发放。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太原维刚实验学校自身也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宁玲颖姐弟二人被法院进行悬赏执行 图片来源/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姐弟均被悬赏除了宁玲颖，另有两人宁世弘、潘幸福因同一执行案号和执行标的被悬赏，具体情形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宁玲颖和宁世弘系姐弟关系。“这个人欠债太多了，被诉得不少，不只是在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一名内部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具体案情不便透露。工商平台资料显示，宁玲颖投资业务广泛。根据天眼查平台，她曾担任6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业务涉及投资管理、电子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软件销售、企业管理咨询等，涉足太原、北京、深圳、石家庄等地。目前其中5家企业已被注销。她持有股份的企业仍有3家存续，其中注册资本金最高的太原非凡心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也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宁玲颖是非凡心教育创始人，持股达到70%。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宁世弘曾是该公司股东，现已退股。宁玲颖曾4次出质该企业股权。在2021年7月至该年10月，她出质了3次股权，质权人均为古交市阜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额合计800万元。另一股东宁波（持股30%）也曾两次向该银行出质股权。在债务问题上，宁玲颖与太原维刚实验学校形成了捆绑关系。中国新闻周刊获悉，宁玲颖最近的一次出质记录是在2022年7月，质权人系中建投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股权数额140万元。然而，双方之后陷入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一则民事判决书，2019年10月11日，原告中建投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甲方，出租人）与被告维刚学校（承租人）、被告维光教育公司（承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向甲方申请承租，甲方同意出租本融资租赁合同所述租赁物。据介绍，租赁物是由承租人出售给甲方，再由甲方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的物件，在租赁期限内，租赁物的所有权属于甲方，租赁物由承租人租赁并占有使用。租赁物购买价款为3000万元，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限系自起租日起36个月，合计12期。根据双方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质押物包括维刚学校2019—2022年所有学费及住宿费收费权，质押应收账款金额为不低于3400万余元。但在合同期内，维刚学校仅支付了11期租金，其中第9至11期租金系以保证金抵扣方式履行。截至合同到期日2022年10月22日，被告维刚学校欠付剩余租金610万余元。其间，2022年7月，为申请延期，宁玲颖为债务人维刚学校、维光教育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股权质押担保。一审过程中，宁玲颖、非凡心教育公司等未到庭参加诉讼。图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学校“失信”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牵涉了不少借款合同和民间借贷等纠纷。事实上，该校也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对象是法定代表人宁玲颖。据企查查平台统计，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现有61次被限制高消费记录。作为被告，该校共涉及103起司法案件，67.92%的案件处于首次执行阶段，近五年内38.89%的案件年份为2023年，占比最高。太原维刚学校的总校区位于太原市小店区。至少早在2022年7月，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就向太原维刚实验学校下发了限消令，案件涉及金额360万余元。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荣达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学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也会对学校的正常运转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比如，可能导致社会公众知晓学校信用度的真实情况而不敢与其开展合作经营等；此外还可能导致学校被排除在准入、投标、信贷申请之外，使其丧失更多经营竞争的机会。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收费标准并不低。以2023年该校高一新生为例，官方发布的学费标准为42800元/学年。该校曾荣获“中国民办教育先进学校”“太原市民办教育典范学校”“太原市优秀学校”等荣誉。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目前，宁玲颖已非太原维刚实验学校董事长，但仍系该校法定代表人。该校现董事长为武建平。“去年宁世弘曾向我透露，学校的外债已经有两三个亿了。”曹煜称。他表示，学校的管理团队只负责教学工作的开展，并不了解具体财务情况。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2021年12月，有网友称宁玲颖拖欠其茅台等高档酒和礼品费用13万多元。一篇相关报道称，宁玲颖承认欠款，但表示确实没钱，学校疫情期间出现了较大亏损，刚刚投资1.5亿元修建新校区。宁玲颖承认欠款，称学校疫情期间出现了较大亏损，刚刚投资1.5亿元修建新校区 图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教职工被欠薪多月仅从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官方社交平台账号上，或许很难看出学校的异样。今年4月，该校发布了招聘公告。其中提到，小学教师年薪8万至10万+、初中教师年薪9万至16万+、高中教师年薪12万至20万+，特别优秀者可享受更高的薪资待遇，其他岗位面谈。7月，该平台上也推送了择校宣传文章，吸引新生报考。9月5日，学校举办了开学典礼。10日，他们举办了教师节表彰大会。但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教育部门今年没有给学校招生指标，相当于停招了一年”。据其介绍，去年该校从小学到高中的招生指标有400多人。目前，学校还有学生近600人。另一名该校的资深教师吴广也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只是招了一些借读生。目前在校学生也包括初三年级和高三年级的，高三年级有30余人，“他们是跟着老教师上来的，我觉得也不是完全对学校失去了信任”。根据该校2023年3月发布的宣传文章，学校占地面积6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0883平方米。当时有104个教学班，3000多名学生，530多名教职工。知名专家把关，有多年大型民办学校经验的中青年老师为核心骨干，省市区级优秀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教学能手等占78.5%。曹煜说，学校现有管理人员和教师将近200人，教师在百人左右。从今年6月开始，团队的薪资一直未能发放，社保更是早已中断。据吴广介绍，9月10日当天，学校也庆祝了教师节，给老师们发放了500元福利，但薪资问题仍未解决。在这样的条件下，师资和学生都不断流失。吴广举例称，之前初三年级有十几个班级，2024届就剩下了10个班，现在只有5个班了。对于学校的财务情况，吴广也表示不知情，“只是说资金紧张，我们也弄不清是什么事”。他听说的一个传闻，是学校办分校失败了，钱也没有收回来。“已经连续两三年了，经常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拖几个月补一点，之前最长的一次拖欠两三个月。”吴广说，除了不停地和校长谈，也没有别的办法。目前，他还在该校任教。他表示，不少老师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所学校上学，住的地方离学校挺近，觉得方便，一般的不舍得走。吴广回忆，学校光景好的时候，一个班能有三四十个人，现在可能只有二十多人了。但他也看到了积极的一面。据他介绍，今年该校中考成绩提升较大，“是实打实的成绩，近四五年来考得最好的一次”。“虽说不少老师走了，学校也解聘了一些老师，但很多有经验的老教师留下来了，这个班子还是挺好的。”吴广称。目前，摆在他面前的困扰是已经逾期3年多的银行贷款。“学校说遇到难处了，让老教师们帮帮忙。”吴广说，帮忙贷款的老师不少，目前都逾期了。“一开始也垫付过，但后来发现钱还是没有到账，现在只能不停地和银行说好话。”吴广说。他不愿意透露具体数额，只称达到6位数。太原市小店区教育局民办教育业务股一名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该局领导也一直在关注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情况，对于具体举措其表示不知情。（文中曹煜、吴广为化名）作者：陈威敬编辑：胡韵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9月13日晚，女演员李纯在微博发文怒斥小区物业，称电梯长时间停电无人管理，自己的母亲被困电梯，打电话求助才有维修人员将其母亲救出。

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在台湾一石激起千层浪 图为台北风景综合台湾媒体9月14日报道，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在台湾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该报告指出，台湾去年12月收到美国“总统提用权”（PDA）军事援助物资“无法使用”。为啥“无法使用”？原来据报告披露，军援物资中的270万发子弹为1983年产，已经过期，超过3500组抗弹板和防弹背心受潮发霉。接着往下看，报告披露的内容更让台湾人糟心。报道称，这批共超过340个货运托盘的军事物资在加州一空军基地滞留了3个月，在等待向台湾运输期间经历了日晒雨淋还泡了水。原来，美国陆军将这些物资运到集货点近2个月后，才提出特别空运任务的请求，由于该基地缺乏足够且适当的储存空间，就导致这批军事物资如此“命运多舛”。“美国在台协会”人员表示，台湾2023年12月底收到的120个货运托盘物资里含有3000组受潮且发霉的抗弹板和500件潮湿、发霉的战术背心等。美国陆军坦克车辆和武器部门官员建议不要穿戴这些装备。此外，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当月致信“美国在台协会”指出，收到大量过期弹药且包装混乱。报告更是描述道，台湾方面花了数周时间“打开包装、晾干并实施清点”这些受潮发霉的物资。美国国防部督察长警告：“广义上来说，运送无法执行任务的物品会削弱美国达成安全合作目标的能力，并可能导致伙伴对美国的信任下降。”对于这样的大实话，“美国在台协会”官员指出，这确实让台湾高层官员感到像在“清理不需要的库存”。2023年7月，美方宣布依“总统提用权”，军援台湾3.45亿美元库存品项。当时，从民进党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到防务主管部门再到绿营专家和媒体，纷纷激动地对美方这一举动表示“欢迎”和“感谢”，高调宣称这是“重大突破”，甚至夸大解读以“现有库存提取”方式对台提供军援的所谓“政治意义”。但真相却是，拜登政府同意使用“总统提用权”向处于非紧急状态的台湾提供军援，是为了缓解国会议员对美国收了钱却迟迟未按时向台交付高达190亿美元军火的责难。有明白的岛内媒体当时就质疑，“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背后的代价恐怕难以衡量”。如果不是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这份耿直的报告，台湾民众怕还是蒙在鼓里。而台防务部门和民进党当局果然“嘴软”，连句重话都没说，只轻描淡写地回应记者询问，“交运军援品项及状况，已由台美双方共同检视、处理”。在相关新闻下的评论区，台湾网友忍不住大骂：“这根本就是垃圾吧！”另一位网友回复，“台湾做美国的垃圾场很久啦”“交到台湾手上的都是下三品货，遇到不吭声的台湾，吃屎吧”“谁知道遇见一个说真话的，伤脑筋，原本大家都认为装过去了”。更有清醒的网友一语道破：“一叶知秋啊！一个动作，往往透露对方真实心态。”栏目主编：秦红 文字编辑：宋慧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雍凯来源：作者：参考消息延伸阅读发霉装备、过期弹药……这就是美国给台湾的“军援”啊美国把台湾当成“过时装备处理场”，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最近在岛内引起轩然大波的一则消息，依然令人瞠目结舌——美国最近向台湾提供的“军援”中充斥着各种变质发霉装备和过期弹药，岛内网民直言“这就是垃圾！”。美援台发霉装备、过期弹药 相关报道截图美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12日宣布，通过对美国“总统提取权”交付台湾的军备进行评估后发现，美国防部运交的这些装备中包括大批潮湿发霉的防弹衣、过期的弹药，就连美军自己都建议“不要使用”。美方报告批评称，“这种情况可能会削弱台湾对美国作为可靠援助来源的信心。”所谓“总统提取权”是一种快速军援授权，美方可以由此快速从美军现有库存调拨武器或辅助装备运往台湾。报道称，2023年7月，白宫首度宣布动用“总统提取权”，提供台湾价值3.45亿美元（约新台币111亿元）军援。但美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的报告显示，美国防部依据“总统提取权”自2023年11月至2024年3月交付台湾的项目，未有效地实施问责制和质量管控。其中超过340个货运托盘的军事物资在隶属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滞留了3个月，在等待向台湾运输期间经历了日晒雨淋还泡了水。美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的报告截图2023年12月，台湾收到的120个美国军援货运托盘中，含有3000组受潮且发霉的防弹装甲板和500件潮湿发霉的战术背心。台湾当局花数周时间，才将潮湿发霉的装备拆装、风干和盘点。但美国陆军坦克车辆和武器部门官员直言“不要穿戴这些装备”。此外，台“国防部”还致信“美国在台协会”，抱怨收到大量过期弹药且包装混乱——其中包括1983年生产的270万发子弹，早已经过期。美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警告称：“运送无法执行任务的物品会削弱美国达成安全合作目标的能力，并可能导致伙伴对美国的信任下降。”对于这样的大实话，“美国在台协会”官员也承认，这确实让台湾方面感到美军像是在“清理不需要的库存”。其实美军此举不是“像是在清理不需要的库存”，而根本就是在“清理不需要的库存”。例如台军拥有完整的子弹生产能力，并不需要从美国进口子弹——相反的是，21世纪初，美国还在大规模从台湾进口5.56、7.62和12.7毫米等三种口径的子弹。因此美军如今反过来向台湾提供1983年生产的过期子弹，这难道不就是在清理不要的库存吗？“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仲表示，美方援助的个人装备，台军方也认为“有些状况”，因此通常都是先存在库房，列为动员装备，没有发给野战部队。“如今美国援助的装备变成换个地方继续囤，坦白讲也没有太大意义。”讽刺的是，从民进党当局再到绿营专家和媒体，之前对美方通过“总统提取权”援助台湾的这些物资表示“欢迎”和“感谢”，高调宣称这是“重大突破”，甚至夸大解读以“现有库存提取”方式对台提供军援的所谓“政治意义”。但真相却是，拜登政府同意使用“总统提用权”向处于非紧急状态的台湾提供军援，是为了缓解国会议员对美国收了钱却迟迟未按时向台交付高达190亿美元军火的责难。原先美国为台湾全新生产的首架F-16V拟于本月底抵台，但交货延迟 资料图例如原先美国为台湾全新生产的首架F-16V拟于本月底抵台，但台空军司令部13日承认，“因国际局势剧烈变动，造成部分供货商交货延迟、美方组装进度调整等复合影响”，推迟到今年第四季度才能交付。有岛内网民嘲讽称，“台湾原先被迫接收滞销品，如今连垃圾都来了。” “身处战乱中、全球到处请求援助的乌克兰，在收到不合用的军援时都会在国际上公开抱怨，而台湾当局接收美国垃圾后，连说的勇气都没有”。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9月11日上午，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黄某强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一案。法庭上，辩护人辩称，黄某强虽充当了替人冒用刘汉廷一家身份信息的中介角色，但此案中许多环节并非由其独立经手完成。11日，受害者之一的刘汉庭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法庭上，检察机关给出的建议刑期为3年；本案未当庭宣判。被人冒用身份，“欠债”近8000万元……多年维权的刘汉廷希望彻底从这个泥潭中脱身。他对记者表示，这桩案件对自己及其家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他正在考虑申请国家赔偿。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开具的情况说明据了解，检察机关提供的该案相关信息显示，2009年，此案相关人员刘某威通过关系与黄某强建立联系，让黄某强代其办理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随后选择刘汉廷一家作为目标，替刘某威制造假证。2010年，刘某威再次找到黄某强，托其为刘某威“朋友”陈某制作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则协助陈某顶替了刘汉廷妹妹刘琼华的身份信息。此前，红星新闻曾报道过刘汉廷的遭遇，2011年8月，广东男子刘汉廷被警方告知其在警方系统内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其后，刘汉廷开始频繁接到银行、信贷机构催收电话。据警方调查显示，刘汉廷的身份信息遭他人冒用，并被欠下了近8000万元巨额债务。2023年5月20日，红星新闻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冒充刘汉廷的嫌疑人刘某威（男），以及假称刘汉廷妻子的嫌疑人董某丽（女）于广州市一小区内被抓获。今年7月12日，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刘某威冒用身份信息诈骗一案，刘汉廷曾以证人身份出庭，这一案件目前尚未宣判。被冒用身份信息后，即使已经在警方、法院帮助下澄清自己与刘某威所借巨额债务无关，但刘汉廷的生活依然在持续受到影响。他表示，自己现在无法向银行、信贷机构正常申请任何贷款，“500块都借不到。”红星新闻记者 周炜皓事件回顾天降横“债”：多了个“老婆”，还“欠下”近8000万，男子维权十年被人冒用身份，背上近8000万元的债务，十年过去了，刘汉廷依然没能从这个泥潭中脱身。2011年8月，深圳警方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警方系统内，刘汉廷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那时刘汉廷没有多想，托朋友帮忙在老家进行了信息更改，重新办理了身份证后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回忆起自己当时的疏忽，刘汉廷后悔不已，“如果我办这张新身份证的时候，能及时纠正过来，后面就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了”。根据律师苏玉宏整理发现，那个冒用身份的“假刘汉廷”，有不少借贷记录发生在2011年4月之后，而直到2012年12月，真正的刘汉廷开始不断接到催收消息，冒名者却已经消失无踪。根据统计，被放到刘汉廷名下的已知债务高达7900多万元，对于这个在深圳务工的普通电工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如今十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刘汉廷背负的巨债仍没有完全化解，直到发稿前的2023年3月，他还不断收到征收电话和短信。一家人的生活被完全打乱，妻子蔡晓霞和老家的亲戚之间几乎不再往来，一对双胞胎女儿也因为被骚扰而辍学打工，至于刘汉廷自己，也难以继续正常工作，“整个大脑里面所装的信息都是跟这些相关的，我整个手机里面百分之七八十的信息都和案件有关”。更大的隐患是，刘汉廷并不知道这7900多万元，是否已经是全部的债务——在刘汉廷被伪造的户籍信息中，他多出了一名叫作董林丽的“妻子”，由于无法查询这名“假老婆”的负债情况，律师也没办法确认刘汉廷会不会背上更多关联债务。人生中整整十年深陷这笔天降横“债”当中，刘汉廷说，事到如今，他只希望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打工攒点钱，再重新送女儿回到学校，让这个家走回正轨。但他不知道，自己离那一天还有多远，“我也不知道债务彻底了结了没有，对我的影响是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被打乱的十年2012年12月8日，刘汉廷接到第一个催收电话，民生银行告诉刘汉廷，他欠了37万元。放下电话后，刘汉廷马上跑去银行核对，发现银行系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并不是自己，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根据银行系统内查询到的信息，借款的“刘汉廷”，除了身份证还有一整套完整的户籍信息，包括一名叫“董林丽”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分别叫刘煜、刘烨。打印了相关报告以后，刘汉廷报了警，开始了漫长的维权自证之路。刘汉廷一家被伪造过的户籍信息深圳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假冒刘汉廷的人原名刘沛威，在冒名顶替后，他以“刘汉廷”为法人注册了一间民间借贷公司，并在深圳各个银行开信用卡套现。直到刘汉廷报警时，刘沛威已经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列为网上追逃对象。而刘汉廷彼时还没有想象到自己会面对一笔多么巨大的债务，随着各路银行、借贷公司的催收和法院判决纷至沓来，催收的手段越发多样，接不完的短信和电话已经司空见惯，有的催收人员甚至直接找到了刘汉廷家里和他上班的工地。2013年10月11日，安信小贷的催收人员假称“送快递”，将正在做工的刘汉廷叫出来，“我们当面澄清了之后，他就有一段时间没再来纠缠”。据妻子蔡晓霞说，后来装修的业主嫌新房被人上门催债“彩头不好”，向老板要求换掉了刘汉廷。征收公司不仅找过刘汉廷本人，也找过蔡晓霞和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女儿，蔡晓霞被老家的亲戚朋友议论，逐渐和亲友们断绝联系，一对女儿同样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压力，“学校的老师同学老是问她们，你爸你妈和哥哥是干什么的，两个女儿觉得我是破坏别人的家庭”。2015年，刘汉廷存给女儿们9000多元学费被银行冻结，他找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个人征信报告，才发现自己名下有20多条不良信用记录，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实际上，那时的刘汉廷已经是深圳各级法院30多次开庭审理的民事经济纠纷中缺席的被告，只不过法院的传票没有寄送到他的常住地址，在刘汉廷未到场的情况下，他已经败诉了很多次。为了恢复正常的生活，刘汉廷开始积极查询相关材料尝试维权。他统计过，以自己身份为被告的32宗案件中涉及的欠债金额，累加起来高达7900多万元。而刘汉廷做电工一个月的收入只在四五千元，如果按照年收入6万元来算，这笔债务需要还上1000多年。因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刘汉廷开的网店被封停，只能以妻子的名义办理相关手续，女儿们也不堪老师、同学的议论，在初中毕业后辍学打工。刘汉廷女儿收到的催收短信别人怎么变成“我”？十年过去，刘汉廷至今没想明白的一点是，自己究竟是怎么被人冒名顶替的？在他回忆里，2009年初那次托人帮忙可能是身份信息泄露的源头。那时，在深圳务工的刘汉廷通过惠来县老家公安局户籍科的熟人代办女儿户口，将自己的户口本原件、结婚证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个人证件照一起寄给了对方。而惠来县公安局靖海边防派出所开出的情况说明显示，刘沛威冒名顶替办理的假身份证，办理于2009年5月10日——这在时间上与刘汉廷托人办理户口本的时间接近。刘汉廷称，据他了解，办理户口本需要当地居委会等部门开具相关证明，然后由当地派出所核实签发，他认为自己被冒名顶替并非单一环节存在问题。红星新闻记者佯装要托人办理户口本，拨打了揭阳市惠来县靖海镇城东社区居委会某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表示办理户口本不需要本人到场，可以由他人持有身份证复印件进行代办。记者询问刘汉廷的相关证明是如何办理的，由谁经手？对方称由于年代久远，他已经记不住了，“把关都是派出所那边的，村里面你让村民找我们开证明，我们应该都开给他们”。对此，刘汉廷称他曾经向警方要求过处理相关人员，得到的回复是“已经进行了内部处理”，至于究竟谁涉及其中、如何进行处理，则没有进一步说明。根据上观新闻报道，当地公安曾反复强调，刘汉廷在2011年提出更改身份证上的照片信息时，他们已经给予了及时更正，至于之后刘沛威冒充其银行贷款的案件，是因为“深圳的公安户籍信息系统和惠来当地的不同步”。针对刘汉廷案件的处理调查情况，记者联系了揭阳市公安局某负责跟进这一案件的民警，对方表示没有权限进行答复，需要请示其领导，随后再无回应。刘汉廷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由惠来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该通知书显示，对于刘汉廷因不服公安机关不立案提交的刑事立案监督申请，已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决定予以受理”。刘汉廷的部分报警回执艰难自证让其常年精神紧张实际上此前向媒体求助后，刘汉廷的遭遇引起社会关注，他的维权也迎来了实质性的进展。2016年，在多家媒体报道之下，刘汉廷老家的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公安局出具了证明“2009年5月10日为其签发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但相片并非刘汉廷本人，为错证”。除了证明材料，揭阳市公安局还和刘汉廷签署协议，由公安局聘请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苏玉宏律师代理案件。刘汉廷向红星新闻记者出示了当时签署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规定，由揭阳市公安局指定和聘请律师所和律师，负责为涉及刘汉廷名下财产及以刘汉廷、董林丽夫妻共同财产名义为执行标的的执行案件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终止，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等事项。刘汉廷与揭阳市公安局签署的协议苏玉宏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截至2023年3月，这份协议当中大部分委托已经完成，但“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还没处理完”。这部分未完成的事项，包括需要公安立案配合处理的部分遗留问题，未能撤销的银行信用记录，以及一辆还未处理的涉案车辆，目前该车辆已经被公安方面扣留，正在进行处理。虽然如今已经与刘沛威大部分债务撇清关系，也从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撤下，但刘汉廷仍然在担心自己能否脱离这个漩涡。在刘汉廷和律师苏玉宏整理的文档中，除了20条征信记录，涉及冒名的“刘汉廷”以及董林丽的案件有42起，相关工商信息4条，房产土地信息5条。由于无法直接查询董林丽的征信等信息，对于这位“妻子”带来的关联债务，刘汉廷暂时难以确定其规模。另一方面，放在他名下的一些债务，也依然如影随形。就在发稿前的2023年3月，刘汉廷和家人还在不断收到催收电话和短信，包括十年前就曾直接上门过的安信小贷。刘汉廷播放了一段和催收员的通话录音，在他多次解释自己身份被冒用后，对方依然不依不饶地表示，“我会去和你双胞胎女儿聊一聊她们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识”。遭遇过激的催收后，几乎每一次刘汉廷都会报警，让警方替他和这些催收人员沟通，但收效甚微。另一段催收录音中，在听到民警的解释之后，催收员称警方“包庇老赖”，并扬言除了要起诉刘汉廷，还要连办案的警员和派出所一起告。常年处于精神紧张当中，相较于2011年办理的那张身份证上的照片，如今的刘汉廷枯瘦、憔悴了许多，他想过那个假冒他的人如果落网，自己是不是就能从这些折磨当中抽身而退。但苏玉宏却对此并不抱什么期望——即使刘沛威落网后承担了其刑事责任，其民事案件所造成的影响依旧要刘汉廷一笔笔去解开。

图为哈里斯和特朗普在辩论中（视频截图）9月10日前，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与前总统特朗普从未近距离接触。10日晚，电视辩论甫一开场，哈里斯就径直走向特朗普，主动握手并报出名字：卡玛拉·哈里斯。这是哈里斯自两个月前“接棒”以来的辩场首秀，也是自2016年以来两党总统候选人在电视辩论中首次握手。有舆论称，随着舞台灯光熄灭，美国各地民主党人松了一口气，心想：这才像样……攻守态势如何？本场电视辩论持续90分钟，由美国广播公司主办，地点设在费城国家宪法中心，场内没有观众，但有上千万人在线观看。在选举进入最后冲刺之际，外界认为“没有比这更大的舞台了”。辩论前几天，特朗普“以逸待劳”，照常出席竞选活动；哈里斯则一直在“闭关”准备。有评论称，自7月21日接替拜登参加竞选以来，哈里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民主党藏在“幕布”后面，很少接受媒体采访，避免犯任何错误。这次，她不再躲藏。“这是今年大选最重要的一场辩论。一些美国主流媒体对哈里斯的预期较低，担心她临场发挥不好，可能会出现重大失误。但从全场表现看，哈里斯整体风格沉稳，政策表述清晰，没有出现任何重大失误，可以说超出外界预期。”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从攻、守两方面进行观察。“进攻”方面，她在开场时率先和特朗普握手，显示出主动性和领导风范；她较为细致地阐述了竞选中提出的“机会经济学”，包括扶持小企业创业者、提供5万美元减税，向首次购房者提供2.5万美元的优惠，向新生儿提供6000美元的税收减免等；她在结束语中强调希望能团结美国人、实现美国人的梦想，展示出与特朗普“为了个人野心”“制造国家分裂”截然不同的个人形象。特朗普（左）与哈里斯握手 图源：美媒“防守”方面，她不像拜登那样会在特朗普发起攻击后一时语塞，她比较擅长反驳，在乌克兰危机、气候变化、种族、边境、奥巴马医改等问题上都对特朗普的观点进行迅速且较为有效的反击。反观特朗普，他的整场表现中规中矩。他一开始通过物价问题将矛头指向哈里斯，并指责哈里斯抄袭拜登的议程。但这一策略有点适得其反。哈里斯提醒特朗普，“你不是在与乔·拜登竞争，你是在与我竞争。”“特朗普的状态与平时差别不大，他的准备明显没有哈里斯充分，更多是依靠临场发挥，包括在移民、经济、堕胎、外交政策等问题上的回应和反击，基本都是在平时竞选集会时的阐述。”韦宗友指出。不过，特朗普在结束语中的反击给韦宗友留下深刻印象。他指责哈里斯许下很多美好诺言，画了很多“大饼”，但过去三年半什么都没做。言下之意，民主党人只会空谈，不会实干。“这样的质问可能会对中间选民产生影响，使得他们对哈里斯的行动力产生疑虑。”韦宗友说，他们期待一位强有力、实干派的领导人，能在应对重大危机时表现出强硬和决断。综合美国舆论观点，哈里斯或多或少显示出“主场范”，全场状态较为轻松。她听取了“前辈”希拉里的建议，几乎每次回答都夹杂对特朗普的挑衅，比如特朗普集会的出席人数、特朗普的司法问题、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在嘲笑特朗普等，希望引诱特朗普失控。受此影响，特朗普一度表现出急躁和沮丧，与主持人各说各话。辩论结束当晚，双方团队都宣布己方获胜。美国《华盛顿邮报》对24名“摇摆”选民的调查发现，22人认为哈里斯表现更好；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早期民调显示，63%的观察者认为哈里斯获胜。政策讨论“基本在轨”？在外界印象中，经过数十年的演变，美国总统电视辩论逐渐变味：不是聚焦政策讨论、谁能更好地治理国家，而是专注于党争、进行政治表演、展示个人魅力。不过，与过去几场总统电视辩论相比，本场辩论的政策讨论含量似乎更高，双方都对民众关心的政策问题进行了阐述，特别是哈里斯。韦宗友注意到，除了此前提到的“机会经济学”外，哈里斯在回答主持人关于她“能源政策、边境政策摇摆不定”的提问时也有较多阐述。她延续此前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的说法，给出“我的价值观一直没变”的回答，并进行更详细的解释。她指出，她的价值观体现在中产家庭出身、希望更多地照顾中下层利益、希望给别人带来提升而不是抨击别人上。“总的来看，她梳理出了政策逻辑，能够自圆其说，展示出充分的准备和条理性。”韦宗友说。为什么本场辩论能保持政策讨论“基本在轨”，而不是完全沦为“马戏表演”？韦宗友认为，这或体现出哈里斯团队的竞选策略。哈里斯在拜登退选后临危受命，但美国国内仍有三分之一的民众对她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会采取怎样的政策一头雾水。“此前，选民对她的支持热情可能更多基于情感因素，看到一股相对新鲜的血液注入民主党的竞选中。但热情过后，选民还是会看重她的政策和为人。”韦宗友指出，正因如此，哈里斯团队不希望总打情感牌，而是希望给选民带来清晰画像，让选民知道哈里斯上台后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如何结束美国当前的内斗和分裂、如何应对通胀和改善经济等。当地时间10日晚，哈里斯在电视辩论中发言悬念将留到最后？在距离大选投票日不到两个月之际，本场辩论被外界赋予“决定性”意义。地理位置上，辩论地宾州是两党必争之地，当地19张选举人票对大选结果举足轻重。竞争态势上，哈里斯自7月“接棒”以来一直占据舆论焦点，一度对特朗普形成“压制”之势，但近期多项民调仍显示，特朗普和哈里斯的支持率不相上下，与7月底拜登退选后的民调基本保持一致。如今，首辩落幕，但美国大选的“乾坤”仍然未定。有舆论指出， 哈里斯正在重获拜登此前失去的大部分支持。但仍有15%选民尚未作出决定，双方选情的胶着很可能会持续到选举日。最终，两党可能不得不倾尽全力催票，呼吁各自基本盘都出来投票。哈里斯在这方面有优势，因为民主党对此投入之大非特朗普团队可比。“本场辩论对哈里斯来说会起到加分作用。最近两周，她在年轻人、非洲裔、拉美裔、女性人群中的支持率比拜登退选前均有提升。但提升后的表现仍未达到拜登在2020年大选时的水平。”韦宗友指出，这将是哈里斯在未来一个多月里需要特别努力的地方。对特朗普来说，韦宗友认为，他在白人群体中支持率很稳固，在非洲裔、拉美裔群体中也取得一定进展。与四年前比，今年关键摇摆州的中老年白人群体是他希望争取的目标。受新冠疫情影响，四年前他在中老年白人中的支持率表现出下滑。展望未来不到两个月的选战冲刺，韦宗友认为，国内方向上暂时没看到可能会对某一方选情带来特别重大利好或不利的因素。反倒是外部方向上存在更多不确定性。一是巴以冲突。拜登政府希望在大选前谈成停火。但美国国务卿的中东斡旋到目前为止并未成功，以色列并没有配合。中东问题与民主党在关键摇摆州的选情息息相关。当地年轻人、少数族裔对巴以冲突关注度很高，对拜登政府的政策表示不满。二是乌克兰危机。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会不会在9月或10月出现新的重大进展或不利因素从而影响选情，仍很难说。当然，从特朗普遇枪击到拜登退选，今年的美国大选意外迭出。韦宗友认为，也不能排除未来美国国内会出现新的突发事件、上演“10月惊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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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美方派出了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帮办陈思茂率团参加，参会规格高于去年。每年的北京香山论坛，中美双方代表的互动交流总是备受瞩目。9月14日，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中将向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讲述了他与陈思茂的一番互动。去年的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何雷曾与美方代表团团长、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中国事务主任卡莱斯互动交流，并向她赠送自己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臂章，帮助她了解中国和中国军队的和平理念。本届论坛，何雷在9月12日论坛首日接受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专访时曾透露，今年他也为美方代表团准备了礼物，跟去年的不一样。第二天，9月13日，何雷在会场咖啡厅偶遇美方代表团团长陈思茂。他主动上前与陈思茂握手，说道：“希望你在论坛过程中，能够多听听、多看看，也多谈一谈，能够对我们中国军队、中国的国防政策有所了解。”陈思茂回应：“对中国的国防政策，我是有所了解的。”紧接着，何雷拿出了他准备好的纪念品，这是军事科学院的一枚徽章。何雷指着徽章上的长城问陈思茂，长城代表什么？想到陈思茂可能不十分了解，何雷向他介绍，长城是代表着防御，我们中国奉行的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去主动侵略任何一个国家。介绍完了长城的含义，何雷又问陈思茂，你看标志上面周围的橄榄枝代表什么？这时，何雷没有再加以解释，而是停下来，让陈思茂自己说。陈思茂很清楚，他说：“代表和平。”“对，是代表和平。”何雷对陈思茂说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的胜利之师、英勇之师，也是能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正义之师、和平之师。”何雷对陈思茂一行人说，预祝你们在论坛期间，能够在中国过得愉快，能够有所收获，也为增进中美两国、两军的友好关系多做贡献。也希望美国为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多做应有的贡献。交流的最后，何雷拿出两张照片，是去年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他和卡莱斯的合影。何雷把照片交给陈思茂一行，请他们回国之后转交给卡莱斯。看到照片，陈思茂和同事很是惊喜。“遗憾今年卡莱斯没有来。但是不管是谁来，我们都欢迎。希望你能够在这几天论坛中真正有所收获。”何雷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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