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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8月15日，镇平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据检方指控，以付文月为第一被告人的16名被告人，在经营玉料过程中，采用围堵、拦截、辱骂、威胁等软暴力手段，先后多次实施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在玉石行业内形成了一定的影响，逐步形成了恶势力犯罪团伙。庭审中，付文月及其辩护人认为，其没有动机和行为纠集所谓恶势力犯罪团伙成员，不是恶势力犯罪团伙，本案案涉行为均系经济纠纷，不构成强迫交易罪和寻衅滋事罪。针对此案，镇平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这起案件是公开开庭审理，案件正在按法定程序推进办理。”16人因玉石买卖纠纷被抓被控涉嫌强迫交易罪和寻衅滋事罪镇平县地处河南省西南部，是全国最大的玉雕加工、销售集散地，被誉为“中国玉雕之乡”。据中国新闻网报道，镇平县玉雕加工遍布全县16个乡镇100多个行政村，实现年产值400亿元，年销售额500亿元。户籍人口110万人中，从事玉雕相关产业的有40万人。付文月女儿此前的微博举报中提到，本案中16名被告人因玉石买卖引发的纠纷被抓。该微博称，“杨某利用管理众多合伙人1亿多资金的便利，涉嫌侵占巨额合伙财产。众多合伙人被迫联合维权，阻止杨某继续偷运销售大家合伙购买的玉石原料……”。根据庭审中镇平县检察院的指控，1973年出生的付文月，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于2023年6月6日被镇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5日经镇平县检察院批准逮捕。此后，陆续有15名被告人被抓捕。检方指控还提到，以付文月为第一被告人的16名被告人涉嫌强迫交易罪和寻衅滋事罪两项罪名，涉及5起犯罪事实，其中涉嫌强迫交易罪的第二起犯罪事实并未指控付文月。值得注意的是，检方最初的起诉书中，曾指控了6起犯罪事实，今年7月，本次开庭之前，检方曾经变更起诉，对付文月等人涉嫌强迫交易罪的第一起犯罪事实即2008年一起韩料原石交易不再指控为犯罪。除了指控上述罪名和事实外，检方还指控了付文月等人的5起违法行为。比如2022年6月29日，被告人付文月以帮助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清场为借口，纠集付某某等数十人，驾驶20余辆小客车对镇平县某物流园的大门进行围堵，阻拦人员、车辆进出，并辱骂、威胁院内商户，导致群众在抖音上转发现场视频，引起多人围观，并引发部分商户信访，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检方认为，被告人付文月等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手段,在镇平县和玉石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当认定为恶势力犯罪团伙，其中，付文月为纠集者，其他人为积极参与者或者一般参与者。付文月女儿实名举报视频截图控辩焦点：是经济纠纷还是寻衅滋事？庭审中，关于涉嫌强迫交易罪的事实，检方指控，2013年秋，被告人付文月与被害人尚某某约定，双方共同出资900万元购买韩料原石，由尚某某牵头组织该笔生意，尚某某将原石运至南阳市红太阳加油站时，付文月带领付某某等多人到场，要求尚某某退出股份，遭到尚某某拒绝。尚某某随后遭到掌掴、拳打、辱骂、威胁，被强迫退出该次经营活动。后付文月将该批原石拉走后售卖，仅退还尚某某入股的400万元本金及2万元开支费用。对此，付文月及辩护人认为，付文月与尚某某之间仅存在售卖方式的纠纷，未强制尚某某退股，在玉石变卖后也及时给尚某某结算利润。付文月当庭陈述，尚某某要将合伙经营的玉石私下卖了，对方出价款是1000万元，而且是赊账，所以他不同意，赶到红太阳加油站阻止尚某某私下售卖。因此，付文月不构成强迫交易罪。在检方指控中，付文月与杨某之间发生矛盾继而引发的寻衅滋事罪相关事实是这起案件案发的原因，是控辩双方辩论的焦点。根据检方指控，2023年3月至6月，被告人付文月以其与杨某有经济纠纷为由，纠集被告人付某某等人在镇平县玉都街道办事处某玉业公司仓库门口，采用24小时轮班值守的方式，对该仓库进出的车辆、货物实施围堵、拦截。在此期间，镇平县公安局玉都派出所数十次出警批评、制止付文月等人的拦截行为，并联合四里庄村委、玉都街道办多次对双方进行调解，付文月等人继续实施围堵、拦截行为，持续时间长达90余日，严重影响某玉业公司及杨某等人的生产、经营，严重影响赵某某等大货车司机及杨某等的工作、生活，扰乱镇平县玉都街道四里庄村居民的生活秩序，破坏了004乡道的交通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检方指控还提到，2023年3月31日凌晨，杨某从某玉业公司仓库发出6挂车原石，车队行至遮山加油站处时，被告人苏某某等人受付文月指使，用车辆强行将上述6辆挂车堵截在遮山加油站。后付文月指使付某某等人继续采用24小时轮班值守的方式，对该6辆挂车进行围堵、拦截，持续时间长达60余日。其间遮山派出所多次出警批评制止，并联合柳泉铺法庭等机构多次对双方进行调解，但付文月等人拒不放行，继续实施拦截、围堵行为，严重影响遮山加油站的安全生产、经营，严重影响杨某及赵某某等挂车司机的工作、生活。经物价鉴定，杨某等人及其仓库、货物、大车司机等被付文月等人围堵、拦截期间的经济损失为981871元。对于检方的指控，付文月及其辩护人认为，杨某和付文月一方之间仅仅是经济纠纷，在矛盾激化过程中杨某负有主要责任。基于玉石交易的特点，双方现金入股、不签订纸质合同，而且玉石价格悬殊，一旦脱离视线就容易被调包，所以付文月一方才采取看护的办法。河南省镇平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部分内容截图付文月及其辩护人认为，在杨某2023年4月5日出具的撤案申请书中，杨某也承认是他与付文月等合伙人集资购买玉石出现误会，这意味着他还是承认付文月是合伙人。而根据本案中的股东苏某某、李某某、朱某某的笔录以及股东5月9日的声明，可看出半数左右股东都对杨某不公开账目和不及时分红不满，才挑起本案的纠纷。在玉石从揭阳回运过程中，根据相关笔录和当庭陈述，是杨某要将玉石运往一个其他股东不知情的新仓库，这将严重损害其他股东利益。在案涉仓库达成调解后，根据本案部分被告人的讲述，本来案涉车辆要开往郑州分配玉石，但杨某要去往南阳或者是围堵案涉车辆不准开往郑州。在遮山派出所一共有四次工作追记，可显示，是杨某一方不断在激化矛盾，杨某无视股东们要求公开账本和及时分红的合法诉求，在官方介入提出将玉石存放于第三方仓库，并已接洽第三方仓库老板的情况下，杨某方仍然否定这一方案。因此，付文月不构成寻衅滋事罪。被举报人：因举报人父亲围堵已亏损上亿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检方认为付文月等人构成恶势力团伙的指控，付文月及辩护人则认为，付文月没有动机和行为纠集所谓团伙成员，所谓恶势力团伙成员，其中仅有一人具有治安处罚的前科，其他人无违法犯罪前科，本案案涉纠纷也是与杨某之间的经济纠纷，不应认定恶势力团伙。付文月家属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这次案件的形成，是由于杨某长达2年6个月的不公开账目，不退本金、不分配利润，且杨某借用管理团队资金便利，从中挪用资金并占为己有造成的，这是小股东们自发组织维护自己权益的私力救济行为。针对此案，镇平县法院工作人员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是公开开庭审理，案件正在按法定程序推进办理。”镇平县检察院表示需要请示后回复，截至发稿时记者未收到回复。今年3月，付文月女儿在微博实名举报，发微博称“商人杨某利用管理众多合伙人1亿多资金的便利，涉嫌侵占巨额合伙财产。众多合伙人被迫联合维权，阻止杨某继续偷运销售大家合伙购买的玉石原料”“杨某向镇平县公安局诬告陷害，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以寻衅滋事等罪名，把我父亲在内的16个合伙人抓捕关押……这个错误的冤案，帮助杨某侵占合伙人约3亿元的巨额财产……”对于这起事件，杨某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和举报人父亲付文月等人没有合作关系。“多年前和付文月曾经合作过一次，但是钱拖了很久才给我，此后便再没和付文月打过交道。”杨某说，是自己手底下一个人在这儿有股份，付文月是看他们这批玉料赚钱了，找这个人要股份，而这个人不给他，从而引发了后续的纠纷。“因为付文月的围堵，我亏损了一两亿元，倾家荡产。虽然付文月那边不断在喊冤，但是这件事在我们业内都知道，包括后来司法介入，事实就是事实。”红星新闻记者 祁彪编辑潘莉 责编 李彬彬

林先生称，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后，他们发现李某斌侄子李先生私自变卖了李某斌价值114万的商铺房产，且在李某斌去世后未及时返还。目前法院终审已判决侄子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侄子却迟迟未履行归还义务。对此，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商铺房产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应该当作是给他的报酬。他不认同法院这一判决结果，会在60天期限内申请再审。法院终审判决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监护人方回应财产使用情况：由几个长辈共同管理，没有非法行为据李先生9月13日介绍，他的叔叔李某斌（1965年生）曾是湖南桃源一家开发公司的大股东，于2020年意外去世，留下上千万遗产和2个儿子。李某斌与前妻张某某（1964年生）2013年已协议离婚。叔叔去世后，其大儿子跟着张某某生活，小儿子小李跟着李某斌的二姐李某宏（即李先生的二姑）生活。叔叔意外去世后，二姑李某宏在几个兄弟支持下，确定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文书查明，大儿子系李某斌与张某某之子，小儿子小李系李某斌通过代孕方式生育之子。2013年9月16日，李某斌与张某某离婚，大儿子由张某某抚养，李某斌于2020年6月3日死亡，2022年1月24日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指定李某宏为小李监护人。2022年1月27日，张某某与李某宏分别作为两个儿子的监护人就李某斌的遗产分割达成分配协议并经过公证。侄子李先生称，他怀疑二姑非法使用财产，曾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他发现二姑一家曾背着他做了监护人确认，卖掉了叔叔在长沙的别墅后瓜分，价值七八百万。“后来我了解到，二姑的儿子在深圳买房，按揭了上千万。”9月19日，监护人李某宏儿子林先生向红星新闻澄清，目前孩子的财产由李某斌的几个长辈，也就是李某斌的几个兄弟姐妹共同管理，有资金支出均需要获得多个长辈同意。对于非法使用财产的质疑，林先生说，他的房子是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前购买，且无房贷，不存在拿孩子的钱买房一事。对于李先生的指控，他将会诉诸法庭。此外，李先生在此前受访时表示，他怀疑小李并非李某斌亲生，曾要求二姑李某宏对孩子做亲子鉴定，但是作为监护人的二姑并不愿意，法院也不支持。二姑也阻止他们见孩子。对于李先生的质疑，林先生回应称，当时舅舅李某斌去世后，没想到后来会出现此类质疑，李某斌遗体已经火化处理，没有留下可用作鉴定的身体发肤。其次，小李经法院审理认定为舅舅代孕所生，且孩子相貌与舅舅极为相似，家里人都坚定认为孩子就是舅舅的，没必要做亲子鉴定。在林先生看来，李先生坚持做亲子鉴定是想剥夺小李正当的继承权以及李某宏的监护权，以争夺家产。李先生的撤销监护人申请因114万元商铺房款对簿公堂终审判决侄子应返还给叔叔的两个儿子近期，李某斌两个孩子的监护人和李某斌侄子李先生因一起价值上百万的商铺房款归属权对簿公堂。林先生向红星新闻介绍，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后，他们发现李某斌侄子李先生在李某斌去世前还变卖了李某斌价值114万的商铺房产，且在李某斌去世后未及时返还。上个月，法院终审判决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但李先生迟迟未执行。林先生提供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2019年10月10日，李某斌曾向侄子李先生出具委托书，委托他处理漆河镇佳沅广场（原为万豪广场）损失追回相关事项，李先生陈述其在处理委托事项时李某斌向他给付过一些费用。经关联案件审理查明，李某斌委托侄子李先生就案涉一商铺与他人签订《漆河某商铺置业计划书》，将该商铺出卖给案外人陈某华。商铺转让款共计114万元已由侄子收取，其中15万元应于2019年12月28日确认以收取的该商铺租金抵扣，李先生未将上述款项转交给李某斌。孩子监护人就李某斌遗产签订的分配协议中未包含案涉商铺。2023年5月，李某斌两个孩子的监护人发现上述情况后，均要求李先生如实报告其接受李某斌委托期间收回的财物，而李先生至今未报告或返还财物，孩子监护人张某某和李某宏认为侄子的行为侵害了孩子的权益，故诉至法院。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湖南省桃源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相关法律，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委托人，委托人死亡，委托合同终止。本案中，侄子李某某未将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114万元转交给李某斌，并主张该笔款项系李某斌对他的赠与，且15万元系办证费用，但就其主张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不予采纳；李某斌死亡后，二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应终止，侄子因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114万元应依法由李某斌的继承人继承。李某斌两个儿子系李某斌第一顺序继承人，双方就该114万元未进行遗产分配，故应为二人共同所有。一审判决后，侄子李先生不服上诉，他提出，两个男孩是否为李某斌亲生子的资格存疑，主体不适格。此外，他获得赠与房屋是存在对价的，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是他为李某斌追回约定之外房屋的额外报酬。今年8月13日，二审法院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称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认为侄子李先生主张李某斌已将案涉商铺赠与他作为之前委托工作的报酬，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法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二审法院认为，李某斌去世后，案涉购房款依法由李某斌的两个儿子继承，应返还给两个孩子。另外，关于两名孩子及其监护人的身份，已经由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予以确认，本案中不予重复审查。最终，李先生的上诉请求被驳回。此为终审判决。9月19日下午，针对未返还114万元商铺房产一事，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称，他坚持认为，两个男孩是否为李某斌亲生子的资格还存疑。此外，商铺房产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应该当作是给他的报酬。因此，他不认同法院判决，在60天的申诉期限内会申请再审。红星新闻记者蔡晓仪编辑 潘莉 责编 冯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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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本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告，9月25日起将停止执行原产于台湾地区的鲜水果、蔬菜、水产品等34项农产品免征进口关税政策，各项产品关税将恢复5%到20%不等，其中包括刚重启输入大陆的番荔枝、文旦柚以及白带鱼等。连日来，该事件在岛内持续发酵，舆论在盘点台湾农渔业将遭受怎样损失的同时，纷纷呼吁民进党当局放弃操弄“反中抗中”，改善两岸关系。大陆宣布将停止台湾的鲜水果、蔬菜、水产品等34项农产品免征进口关税政策 资料图“真的很担心大陆消费者不买单”此次被取消关税减免的34项台湾农产品中水果包括椰子、槟榔、菠萝、番石榴、芒果、柚、木瓜、桃、梅、番荔枝（台湾称释迦）、杨桃、莲雾、枣、柿子、枇杷，水产类有比目鱼、鲱鱼、鲭鱼、带鱼、鲳鱼、鲈鱼、小虾、贻贝，蔬菜包括洋葱、甘蓝、花椰菜、莴苣、胡萝卜、丝瓜、清江菜、小白菜、苦瓜、山葵和芋头。该事件成为19日“京台科技论坛”讨论的焦点。据台湾《经济日报》9月20日报道，台湾前“行政院长”、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方理事长刘兆玄19日在北京出席第27届京台科技论坛时表示，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是他在“行政院长”任内推动的，多年来执行得很好，ECFA让台湾受益不少，两岸可通过根据ECFA设立的协商平台“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等既有机制来进行讨论，是较好的解决办法。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称，大陆全国台企联总会长李政宏呼吁民进党正视问题，不能一边依靠大陆让利，获取两岸贸易的顺差，却又在政治上“抗中反中”，破坏两岸交流。同一天，国民党籍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要替岛内中南部农业大县“请命”。她说，一旦失去大陆市场，岛内弱势农民受的打击很大，民进党当局不能置之不理。台东县长饶庆铃强调，菠萝和番荔枝克服重重挑战才重返大陆市场，民进党当局应该立即出面协助，积极洽谈更优惠的关税税率。岛内评估，大陆停止台湾34项农产品免关税待遇，以柚子、白带鱼等受到的影响最大。联合新闻网称，2021年9月，大陆因为在水果中检疫出有害生物，暂停输入台湾菠萝和番荔枝，台东农民遭受重大打击。为此，台东县政府开展安全用药教育训练、辅导包装厂提升果品清洁质量，并培训530名果实清洁及品质管理人员，去年12月才得以重返大陆市场。台东县农业处长江慧卿表示，根据“大陆对台湾地区的进口水果免征关税产品列表”，目前文旦柚进口关税为12%，菠萝和番荔枝为20%，以每箱6公斤装的番荔枝为例，现在的价格介于200至300元人民币之间，若再加上关税，售价垫高两成，真的很担心大陆消费者不买单。大陆是台湾农渔产品最大的外销市场 资料图台湾《联合报》20日称，宜兰南方澳渔港是全台三大渔港之一，大陆课税将影响到白带鱼销往大陆。苏澳区渔会理事曾太山回忆说，5年前是白带鱼输出大陆的“黄金年代”，每天约有三四万公斤销往大陆，但两年前，大陆因为在冰鲜白带鱼中验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样本，暂停了台湾白带鱼输入，后经争取，第二年3月才恢复。他说，鲭鱼以前也可以销往大陆，现在不行了，可输出大陆的鱼货品项越来越少，民进党当局“一天到晚跟大陆斗，受影响最大的是农渔民”。赵少康：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台湾“中华经济与金融协会”副秘书长曾志超撰文称，由于两岸距离近，航运相当密切，台湾农渔产品采收后，不到一天就可以运抵厦门或广东，数天内就可以送到大陆各地；加上饮食习惯相近以及购买力强，台湾高质量农渔产品深受大陆消费者的喜爱。他回顾道，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连战推动“和平之旅”，促成了15种台湾水果享有零关税与快速通关措施优惠；接着2010年6月两岸签署ECFA，早收清单中有18项农渔产品，自2011年1月1日起开始逐渐降至零关税。取消关税之后，台湾农产品对大陆输出快速增长。据统计，2006年对大陆输出总额占台湾农产品总出口比重首次超过一成，这使大陆成为台湾最大农产品出口地，并于2018年与2019年出口达到高峰的12.7亿美元（1美元约合人民币7.06元），出口比例占23%。中时电子报援引台农业部门的数据称，中国商务部2005年8月1日起正式对原产台湾地区的菠萝、番荔枝、木瓜、杨桃、芒果、番石榴、莲雾、槟榔、柚、枣、椰子、枇杷、梅、桃、柿子15种水果实施进口零关税措施；2007年又宣布自当年3月20日起，正式对原产台湾地区的11种蔬菜，包括甘蓝、花椰菜、丝瓜、青江菜、小白菜、苦瓜、洋葱、胡萝卜、莴苣、芋头、山葵和8种水产品（鲳鱼、鲭鱼、带鱼、比目鱼、鲱鱼、鲈鱼、虾和贻贝）实施进口零关税措施。台“农业部长”陈骏季19日称，受影响的台湾农渔产品中，截至目前，今年槟榔外销大陆42吨、枣子150.76吨、石榴193.72吨，以及近期重启输往大陆的文旦柚有291.74吨，白带鱼3171吨，其中最多的是番荔枝6187吨，产值近1800万美元。从2023年到目前，34个品项输往大陆的贸易金额约736万美元，关税约107.5万美元。然而，陈骏季却声称“早有准备”，已持续协助台湾农产品推往大陆以外市场。对于台“农业部”的说辞，“中广”前董事长赵少康19日批评称，100多万美元对台当局来讲是小钱，但对农民是大钱。他说，农业经济产值不高，但农业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有政治问题，牵动的农业人口很多，“不能说农业产值小，或增加的关税金额不大，就可以不在乎，讲风凉话”。赵少康警告说，这可能只是一个开始，未来大陆会不会把ECFA停掉？会不会从农业到工业产品，高科技产品都停掉？国民党“立委”牛煦庭直言，不该用总值影响不大来搪塞过关，对于受影响的农民都是切身相关。他认为，大陆把关税调回来，就是逐渐在没收ECFA早收清单，民进党若不调整两岸政策，这种状况只会加剧。“中广”前董事长赵少康对台“农业部”的说辞发出批评 资料图岛内民众对台“农业部”的论调也存在诸多不满。19日，台湾中天新闻针对台“‘农业部’表示损失有限、影响可控”的言论进行街访，有民众表示，“我家在云林，很多东西会外销到对岸或东南亚，取消免税会影响到台湾农产品，就因为少了大陆”。有岛内年轻人说：“现在陆客不来，台湾经济很惨。我在饭店打工，现在都没工作了。”还有民众批评民进党当局只会讲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不关心民众的感受，“（大陆取消零关税）我们台湾农民损失会比较大”。岛内学者杨颖超20日撰文称，虽然农产品在两岸贸易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在台湾农产品出口比重排名来说，2021年出口，大陆占19.8%，位列出口地第一名；2022年和2023年虽然占比有所降低，但仍然位列第三，“在‘农业部’眼里，这算影响不大吗？”针对台当局宣称“积极开拓大陆以外的高消费市场”，文章称，台“农业部”2020年自夸“菠萝外销突破”，但出口澳大利亚当年总占比2.5%，仅名列第8，到2023年年增率还是负的。此外，去年菠萝出口销量除日本、韩国以及香港地区以外，其余地区都不足100吨，“这种成绩，恐怕不能让辛苦的农民感到安慰吧？曾志超此前也表示，民进党当局试图强化对其他地区出口，例如以所谓“自由菠萝”或“民主菠萝”之名，将菠萝销往日本，但仅有短期效果，2022年台湾农产品出口额增长11%，去年就暴跌16%，非但无法弥补失去的大陆市场，连对日本出口都创下14年来新低。还有德媒称，生鲜冷藏水果的运输距离是个大问题，台湾地区想要找到像大陆这样既大又近、且能适应其饮食习惯的市场并不简单。一旦失去了大陆市场，台湾想要在其他新兴市场弥补损失可不是容易的事。180项台湾产品已被中止关税减让台湾“风传媒”19日称，此次已是大陆第三波对台产品恢复关税。此前在2023年12月，大陆宣布中止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受影响的包括早收清单中的丙烯等12项石化产品。今年5月底，大陆公告第二批中止ECFA部分产品关税减让，其中涵盖石化、纺织、机械、钢铁及金属、运输工具等。加上此次第三波农产品34项，累计已有180项台湾产品被中止关税减让。总数约500项的ECFA早收清单中，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产品宣告结束关税优惠。台湾逢甲大学学者杨明宪直言，两岸都是世界贸易组织（WTO）会员，台湾对大陆确实采取了不对等规范，当时两岸签署ECFA早收清单，后续还要谈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和海峡两岸货品贸易协议都在“太阳花学运”后无法达成，使得现在仍无法促成两岸贸易自由，在此情况下，大陆当然可以理直气壮不执行免征关税政策。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副教授魏艾提到，民进党当局对大陆的贸易往来有歧视性，其禁止从大陆输入的品项有2509项，禁止从其他地区输入的只有97项，而必须要进行审查的输入品项中，从大陆进口的有788项，从其他地区进口的只有37项。还有媒体提到，大陆积极推动两岸贸易往来，但台湾方面对陆货、陆资入岛却设置了重重障碍。尤其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变本加厉，大陆此前调查立案时涉及被台方禁止进口的2509项大陆产品中，农产品就有800多项。去年岛内闹“蛋荒”，但民进党当局宁愿进口又远又贵、质量不佳的外国鸡蛋，也不愿就近进口性价比较高的大陆鸡蛋。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包承柯受访时表示，台湾当局因为政治因素对大陆农产品采取完全抵制的措施，大陆却单方面开放市场，“这是两岸之间贸易不平等的主要因素”。赖清德上任以来不断推销其两岸政策论调，同时扩大军费预算，不断叫嚣要和大陆对抗，导致两岸态势日益对立，紧张状态还在升级。他说，ECFA是在“九二共识”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如今没有这样的基础，大陆当然不愿意，也不可能把这样的优惠政策给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岛内学者杨颖超撰文称，从最近的两岸风向来看，大陆此次出手有可能与赖当局近来持续操弄“联大2758号决议案不涉台湾主权”有关，也有可能是在赖清德发表“双十讲话”前先给予警告，避免“台独”走过头。台湾政大金融系教授殷乃平此前分析称，ECFA早收清单的关税优惠已过了法律有效期限，大陆可以说停就停。香港中评社19日称，ECFA是两岸最具指标性的协议，早收清单部分不管是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还是农产品，大陆给予台湾的品项数量均明显多过台湾给予大陆的，其背景是在两岸关系正向发展之下对台湾让利。文章认为，大陆再次出手是对“台独”的有力反制，责任完全在赖清德当局。如果两岸僵局不解决，大陆接下来的措施可能还会一波接一波。▲

“像牲口一样被拖走。”9月19日，在接受九派新闻采访时，贾柯回忆，当时非常绝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说，5个月前的那天，是一家人的噩梦，因为自己的梨园遭遇强拆，家中4名上前录像取证的妇女和老人被按倒在泥地里，被抢走手机。贾柯家人被强行抬走 图/受访者提供贾柯，是河南叶县任店镇梨花庄园的负责人，自2014年大学毕业后就开始返乡创业，筹建梨园。30亩的梨树从细细的小树苗长成结满硕果的大树，他等了五年。他的梨树结出的果子大而甘甜，客人络绎不绝。他的果园也获得了国家绿色认证，成为大学生创业基地。但他没想到的是，一切欣欣向荣之际，一条公路的修建，让他陷入艰难的维权之路。公路修建需要占用梨园部分土地，但他在赔偿标准上与叶县政府产生分歧，一直未能达成一致。4月2日那天上午，梨园被断电，随后遭到拆除。直到最近被总台曝光，方被公众广泛知道。对此，南方都市报评论称，征地必须有法可依，必须谨守法律程序，不能违反法定程序而暴力强征。这是行政法治所应给予社会的最基本示范。9月20日，平顶山市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针对近日网上反映的因补偿标准争议引发的“叶县强拆果园”一事，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已第一时间成立由纪委监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农村、林业、司法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工作。“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贾柯表示，“一条公路项目斜穿梨园，需要占用他大约7亩果园”。但他同任店镇政府以及叶县政府在赔偿标准上产生分歧，一直未能达成一致。2023年6月13日，任店镇政府就曾对贾柯的果园下达过通知书，贾柯聘请了北京律师在叶县法院立案。接到开庭应诉通知的任店镇政府随后做出了撤回《限期清理通知书》的决定。但令贾柯没有想到的是，2024年4月2日，在没有提前收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他的果园遭到拆除。贾柯表示，当天上午7时，梨园四周突然聚集各类车辆100多台，钩机3台。果园被断电，过往车辆不许停车，更不许下车拍照取证。随后，贾柯的母亲、妻子、二姨以及爷爷等4人由于录像取证被按倒在泥地里，取证手机也被抢走。4人随后被强行抬出果园，关进派出所。贾先生的梨园贾柯表示当时非常绝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当天晚上将近9点，派出所通知贾柯领人。他见到家人时，对方已泣不成声。他说：“当时感觉天都塌了。”贾柯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记者提供了一段他的父亲与叶县常务副县长胡炜哲的通话录音。在录音中，胡炜哲承认政府强拆了梨园。胡在电话中表示：“拆迁（梨园）我到场了，专班的负责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也到场了。我们是为了项目的进展，我愿意承担责任。我不管是谁，我不只是针对你，我是因为重点项目在叶县落不了地，我是参与了拆迁，那一天，作为众多的拆迁组织的领导，我也不是官最大的。”叶县县委宣传部转发给记者一份盖有叶县任店镇人民政府公章的情况说明。其中提到，2024年4月2日，在同贾宏勋（贾柯的父亲）反复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施工方中交二公局在我镇政府及县有关部门配合下，开始在该规划区域施工。贾宏勋亲属进行阻工，工作人员介入稳控疏导。中交二公局项目负责人李矿森向中国交通广播记者表示，“他们只负责建设施工，并不负责征地拆迁工作，拆除梨园的当天是政府通知他们进场施工的”。赔偿标准套用已作废文件贾柯与叶县政府冲突的关键是赔偿标准问题。2023年11月8日前后，负责协商的任店镇党委相关工作人员要求贾柯和公路工程方面各自找评估机构对所占果园进行评估，双方同时找到了河南百信评估公司。一周后，评估公司口头告知贾柯，所占果园评估结果为319万。贾柯表示，因叶县领导不同意按此结果对其进行补偿，也不愿出评估费用，该评估报告烂尾，不了了之。他说，任店镇干部后来表示，只能按零星果木标准补偿18万元。贾柯表示，叶县任店镇政府跟他谈的补偿标准，依据的是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文件《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平政【2017】33号）按零星果木进行赔偿。他认为自己的果园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完全可以认定为经济林。两者的补偿标准相差悬殊。平政【2017】33号文件规定，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土地用途确定为林地的，其中果树类和林木类中属于经济林的，补偿标准严格按照《河南省林业厅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占用土地上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17】2号）相关要求执行。贾柯承包的土地属于耕地，根据该条规定，即使种植大面积的梨树，也只能按照零星果树进行补偿。贾柯对此存在异议。为此，他联系到河南省司法厅。2024年7月19日，河南省司法厅明确给予其答复表示，河南省林业局于2020年11月9日出台《关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20】167号），其中明确规定“豫林经【2017】2号”同时废止”，因此，平政【2017】33号文件中关于“土地性质是林地才算是经济林”的规定随之失效。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报道，叶县任店镇党委副书记张强对此回应称，“赔偿只能依据平顶山市33号文来进行。对于河南省司法厅的回复，我解释不了。大学生创业果园被强拆 视频截图“我爸妈和妻子都在埋怨我”2014年，贾柯从河南城建学院毕业后，他称响应叶县县委县政府号召返乡创业，创办占地30亩的梨花庄园农业综合体进行黄金梨果树种植，并成立公司、注册商标实施品牌经营。他表示，自己满怀立足农村创业的梦想，先后通过银行贷款、家人支持和亲友筹措等途径，对梨园持续大力投资，常年在修剪、授粉、蔬果、套袋等重要管理期高薪聘请外地农艺师团队驻园实施精细化管理。用大量发酵农家肥、发酵芝麻饼、骨粉有机肥和生物制剂取代化肥和农药，投入成本巨大。贾柯的品牌“绿珍客”黄金梨曾在市场上卖出过8元/斤的高价，并于2018年通过农业农村部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的绿色食品认证，2020年步入河南省“知名农产品品牌”行列。他表示，自己的果园已成为当地有名的大学生创业基地，还带动了周边二十多家农户在门口就业，正联系多名回乡大学生在这里共同创业。贾柯果园的生意受到很大影响，营业额几乎腰斩。他说：“很多人不明所以，觉得我们有纠纷，不敢来买梨，隐性的经济损失也很大。虽然绝大部分村民都报以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但也有不少人在围观、看笑话。”贾柯果园中种下的天然屏障植物“铁篱寨”被毁坏，果园大门也被拆除。对此，他很无奈。为防止偷梨问题，他曾睡在果园里。贾柯的家里也因梨园一事闹得很不愉快。他说：“我爸妈和妻子都在埋怨我。”大学毕业后，贾柯家中曾为他找过一份还不错的工作，但被当时一心创业的他毅然拒绝了。如今，创业的果园却被强拆，他感到十分可悲。对于上级联合调查组发布的通报，贾柯在接受九派新闻采访时称，“希望有个好结果”。

重庆市纪委监委20日消息：日前，经重庆市委批准，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 资料图通报指出，程志毅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说情干预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多次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利用职务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共财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配偶收受财物；漠视群众利益；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接、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重庆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重庆市委批准，决定给予程志毅开除党籍处分；由重庆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资料显示，程志毅出生于1963年2月，四川南部人，早年在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工作，2001年任重庆市建委副主任、党组成员，2006年4月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厅局长级），2008年1月任重庆市建委主任、党组书记，机构改革后继续任重庆市城建委主任、党组书记。2016年7月，程志毅任江津区委书记，2021年8月卸任，后任重庆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2024年2月被查。“上官汇”注意到，除了程志毅之外，通报中点明其“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的还有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9月12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张祖林被开除党籍。除此之外，今年还有多位落马官员曾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延伸阅读张祖林被开除党籍：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近日，一批落马中管干部受处分的结果密集公布。继昨日宣布李显刚被开除党籍、公职，刘跃进、李勇被开除党籍后，1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黑龙江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海涛被“双开”，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被开除党籍的消息。李海涛：处心积虑对抗审查图为李海涛资料图，他曾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公开资料显示，李海涛出生于1963年9月，黑龙江巴彦人，一直在本省工作，曾任黑龙江省经贸委、省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佳木斯市委副书记、市长，大兴安岭地委书记等职，2011年任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2013年12月，李海涛任黑龙江省委秘书长，2014年初任省委常委、秘书长。2016年，他任黑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并兼任省国资委党委书记一职（至2017年6月卸任）。2022年1月，李海涛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同年5月，他不再担任省委常委职务。2023年9月，李海涛官宣被查。经查，李海涛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搞迷信活动，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长期违规接受宴请、旅游等活动安排，出入私人会所；违背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人事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安排下属单位报销、支付个人费用，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利益；贪婪无度，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开发、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李海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海涛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黑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张祖林：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图为张祖林资料图，他长期在云南省工作公开资料显示，张祖林出生于1959年6月，云南昭通人，曾任楚雄州副州长，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局长，丽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昆明市委副书记、市长，玉溪市委书记等职。2014年8月，张祖林升任云南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2018年1月，云南省政府换届，他不再担任副省长，后于2018年3月至2022年11月获聘为云南省政府参事。2024年3月，张祖林官宣被查。经查，张祖林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长期政商勾连，大搞利益交换，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音像制品，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职工录用、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搞权色、钱色交易；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生活奢靡、贪图享乐，作风败坏；甘于被“围猎”，与不法企业主沆瀣一气，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张祖林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张祖林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9月18日，深圳日本人学校的一名学生在上学途中被歹徒持刀伤害，最终抢救无效于19日凌晨去世。记者从深圳警方获悉，经调查，该案属偶发个案，犯罪嫌疑人钟某对持刀伤害学生行为供认不讳，已被依法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图为深圳日本人学校9月18日上午7时55分，深圳日本人学校一名10岁学生在与家人步行上学途中，遭遇犯罪嫌疑人钟某持刀行凶。事发后，深圳公安机关迅速到场处置，钟某被当场抓获，受伤学生被立即送往附近医院救治。据深圳市卫健委介绍，市急救中心120接报后，按照就近原则第一时间调派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人民医院救护车前往现场救治，伤者于8时15分送达医院。有关方面迅速组建医疗救治组，组织深圳市医疗专家会诊急救，同时协调省卫健委调派省医疗专家参与救治。“救护车8时05分抵达现场，医疗人员立即采取多项急救措施抢救，恢复心跳后送手术室。”医疗救治组组长、深圳市儿童医院院长麻晓鹏介绍，“多名专家持续全力抢救，然而，伤者因伤势过重于19日凌晨1时36分宣告不治。”麻晓鹏透露，在深圳市卫健委协调下，深圳市人民医院、深圳市儿童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以及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多学科专家到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支援抢救。“救治过程中，专家组与伤者家属保持密切联系，第一时间告知伤者最新情况以及急救措施，获得家属配合与认可。”记者从深圳市公安局了解到，案发后，犯罪嫌疑人钟某被当场抓获。经审查，钟某，男，44岁，汉族，无固定职业，2015年因涉嫌破坏公用电信设施被东莞警方取保候审，2019年因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深圳警方行政拘留。钟某对持刀伤害该学生的行为供认不讳。经调查，该案属偶发个案，钟某为单人作案。钟某已于9月18日案发当日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深圳特区报）

近日，《正在新闻》接到乘客刘朝东的爆料称，他两年前搭乘T3出行经营的网约车时发生交通事故，刘朝东与司机均重伤二级。由于无法查清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车辆本身故障还是司机操作所致，刘朝东至今未能获得相应赔偿。刘朝东向《正在新闻》提供的起诉书显示，2022年4月8日17时25分许，刘朝东乘坐的小型轿车沿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深南大道由西往东行驶至南头中学天桥路段时，车速突然飙升至148.6km/h，并撞上绿化树，导致本次事故。刘朝东回忆，轿车经过某颠簸路段时速度突然加快，慌乱中他要求司机刹车制动，却被告知车辆刹车失灵，无法停下。图为行车记录仪拍下的画面事发后，司机在笔录中称已记不清事发时的具体情形。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由于车辆在事故中受损严重，其制动系统已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判定车速失控的原因。T3出行平台方面则以事故原因未能查清为由，认为事故责任方并非T3出行平台。网约车失控的惊魂40秒2022年4月8日下午，刘朝东通过T3出行手机app叫了一辆车，准备从荔山大厦附近前往木屋烧烤南新路店。这是一辆白色东风风神E70新能源车，车牌号为粤BD83057。事故发生后，刘朝东从交警处获得了相关车辆的行车记录仪视频及道路监控视频，结合自己的记忆，试图还原出车速失控的这40秒。车子沿北环大道行驶期间一切正常。进入深南立交匝道，经过一处坑坑洼洼的路段时，刘朝东感觉车子的速度突然加快。“因为路面颠簸，速度又快，我整个人都从座位上弹起来了，还好有安全带拦着。”刘朝东坐在车子的后排右侧，刚好能够看到车辆的仪表盘，仪表盘显示此时的车速为60km/h。车子急剧加速，刘朝东本能地握住车顶的抓手，又抓住前面的座椅靠背。行车记录仪记录的画面里，刘朝东大喊：“师傅，刹车！”却被师傅告知：“刹不了啊！”“我感觉在整个上弯道的过程中车子一直在加速，基本上是贴着道路左侧的石墩护栏在行驶。”刘朝东说，车子驶出匝道进入直行路段时，速度更快了，到下坡路段，仪表盘显示的车速已经接近150km/h。他向《正在新闻》回忆，当时这辆车的速度比路上其他车子快得多，轰鸣声也很大，他下意识觉得自己没命了，“再也见不到我女儿了”。尽管如此，刘朝东还是朝司机大喊着“淡定”，“我没法留意他是怎么操作的，这是我在当时的情境下唯一能做的了”。深南大道上车流量比匝道大得多，眼见离十字路口越来越近，车子由中间车道冲上左侧车道，紧接着又朝道路中间的绿化带冲去。行车记录仪视频画面里，刘朝东喊着“别撞！”仍然只听到司机“停不了车啊”的回应。刘朝东还来不及反应，车子就已经冲上了路中间的绿化带。刘朝东记得，冲上绿化带后车子有一瞬间腾空了，而后撞飞了几根支撑绿化树的铁杆，两棵树也跟着倒下，失控的网约车这才停了下来。车子冲上了路中间的绿化带道路监控视频里，冲上绿化带的车子激起烟尘，被支撑绿化树的铁杆改变了方向，硬生生横过来的车子像醉汉一样失去控制，最终被绿化树拦了下来。“撞上的瞬间我两眼一黑，感觉就像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再睁开眼的时候车窗外面全是灰，什么都看不清，司机趴在方向盘上，头上好像有血，车子前面的挡风玻璃也碎了。”刘朝东向《正在新闻》回忆。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南山大队事后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显示，2022年4月8日17时25分许，粤BD83057号小型轿车沿南山区南头街道深南大道由西往东行驶至南头中学天桥路段时，车头与道路左侧的绿化树发生碰撞。此外，碰撞产生的碎片还殃及对向车道，撞击了另外两辆正常行驶的小型轿车。李明是对向车道被撞击车辆的车主之一。当时，李明正沿深南大道往宝安方向左侧第三条车道行驶，突然听到了很大的撞击声，自己的车子也被飞过来的碎片砸到了。下车查看后李明发现，自己车子的车头、车顶、车身左侧都有受损，一辆白色小型轿车面目全非，横亘在对向离绿化带最近的车道上冒烟。图为事发现场的画面一直到被送上救护车，刘朝东都没有感觉到身体的疼痛，只觉得“不太对劲，使不上力气”。网约车停下后，他想到电动车容易着火，下意识想离开车子，尝试拉了两次车门才勉强打开。从下车到救护车抵达现场的几分钟里，他一直蹲在车后十来米的位置，惊魂未定，大脑一片空白。事发原因成谜2022年4月至今，多个鉴定机构均未能查明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车辆本身故障还是司机操作所致，刘朝东也仅获得T3出行平台垫付的部分医药费。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由于车辆在事故中受损严重，其制动系统已不具备鉴定条件，无法确定车辆在事故发生前是否存在失控情况及失控原因。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道路交通事故鉴定中心也认为，基于送检检材，无法判断事发前车辆整车控制器、电机控制器、加速踏板等系统和部件是否存在故障，无法判断事故原因是车辆故障还是驾驶人操作所致。广东南天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刘朝东说，他当时坐在后排，看不见司机踩的是油门还是刹车。但根据东风汽车公司技术中心提供的行车数据及车辆技术鉴定分析报告，刘朝东认为，不能排除司机疲劳驾驶、紧急状态下无法辨清刹车和油门的可能。车辆技术鉴定分析报告显示，碰撞发生前，事发车辆的油门踏板持续较长时间被踩至100%，在此期间不存在制动动作。而在2022年4月8日当天，截至事故发生前，事发车辆共计行车8.16小时。值得注意的是，事故汽车当天第一段行车记录发生在凌晨——4月8日凌晨零点五分至凌晨两点，司机陈伟是在网约车上度过的。在事故发生前的4.5个小时里，除短暂停车外，事发车辆也一直处于运行状态，也就是说，司机没能按照法律规定，行车4小时休息20分钟。“如果司机在下午五点的时候按规定休息，事故就不会发生。”刘朝东说，这可能是由于司机承担着高昂的车辆租金和高比例的平台抽佣，只有延长工作时间，才能赚取基本的生活费用，乘客却为此承受了极大的出行风险。司机陈伟则对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都失去了记忆，对于刹车是否失灵、自己有没有踩刹车等关键信息，更是无法说清。“我昏迷了13天，醒了之后发现自己在医院，听老婆说起才知道出了事故，我完全不记得这回事。”陈伟说。至此，事故发生原因成谜，T3平台也以事故原因未能查清是车辆故障还是驾驶员操作所致为由，认为事故责任方并非T3出行平台，在垫付5.4万余元医疗费用后拒绝继续支付刘朝东的二次手术费用，“至于赔偿（的诉求）更是直接拒绝”。“我找网约车平台、车辆所有方、车辆制造厂、司机、保险公司，他们都觉得自己没责任。这是我作为乘客维权的尴尬点。”刘朝东对《正在新闻》说。司机也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事故发生后，刘朝东和司机陈伟都被鉴定为重伤二级。刘朝东结肠、小肠破裂，多部位受损，先后四次住院，经历了多次手术。2023年3月，刘朝东做完最后一次手术，身体初步恢复，但仍面临着远高于常人的肠梗阻、肠内疝等疾病发生风险。刘朝东和司机陈伟都被鉴定为重伤二级事故发生前，刘朝东在能源行业工作，有一半以上的工作任务需要在室外一线完成。刘朝东告诉《正在新闻》，事故发生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无法正常生活，始终处于住院、病休状态。偶尔出现在工作场合，他也只能在办公室待着。刘朝东说，这次事故对他的职业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直接的困难就是资金——医药费花去17万多元，工资也陆续被扣掉十来万元，T3出行平台和车辆所有方深圳欧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垫付的共计十万余元医疗费完全无法覆盖。刘朝东原本的月工资是一万元上下，病休期间，他的月收入有时只有一两千元。2009年，刘朝东和妻子来到深圳工作，事故发生时他37岁，女儿才九个月大，为了照顾孩子，父母也来到深圳生活。出事后，妻子也不得不常常请假，家里还还着房贷，不得不动用存款维持生活。司机陈伟的生活也因此改变。他是湖北随州人，事发时49岁，听说在深圳开车能挣钱，2016年陈伟经人介绍到深圳开出租车。在此之前，他在湖北老家开了二十多年农用车，拉木头，家里也种着香菇。陈伟告诉《正在新闻》，那时收入不稳定，光景好的时候，他一年到头能收入十来万元，少的时候就只有五六万元收入。2021年底，听说网约车平台有奖励，他从T3出行平台租下这辆东风风神新能源车，收入却没有提高多少，极少的月份收入能超过一万元。出事后，陈伟在医院躺了三个月，后来看东西重影，听力、记忆力都有损伤，还会不时头痛，没法继续开车，他就回了湖北老家。现在，陈伟在老家种着十多亩水稻，两个孩子都在上中学，为了维持生活，他从深圳回家后就贷了十七八万元的款。陈伟把自己也当成一个受害者。和刘朝东的遭遇一样，T3出行平台垫付了部分医疗费后，也不再谈及赔偿相关的事情。“他们说不是他们的责任，其他的费用要我自己想办法。”陈伟说。看到刘朝东在社交平台讲述事故发生的始末，陈伟也希望事情能有个了断。“第一要生存，第二孩子要读书，我希望多少能赔一点钱给我。”陈伟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