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乌鲁木齐11月20日电 题：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为何焕发新机？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阿地里·居玛吐尔地

　　作者 苟继鹏

　　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之一的《玛纳斯》，堪称“柯尔克孜族的百科全书”。《玛纳斯》是一部什么样的史诗？何以在新疆传唱千年历久弥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近日在乌鲁木齐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 如下：

　　中新社记者：《玛纳斯》是一部什么样的英雄史诗？它为何在柯尔克孜族民众心中具有重要地位？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它以柯尔克孜族漫长而曲折的历史为背景，以玛纳斯及其七代子孙不畏艰险、开拓进取、顽强拼搏、前仆后继的感人事迹为内容，用优美动听、节奏铿锵的韵文体演唱形式，讲述他们惊心动魄、勇往直前的英雄业绩，体现了柯尔克孜族热爱故乡、追求和谐美好生活、誓死保卫家园、团结周边部族、共同开创美好未来的崇高精神。

　　“玛纳斯”不仅是史诗第一部主人公的名字，也是整个八部史诗的统称。史诗将柯尔克孜族历史、文化、习俗、社会、自然、哲学、美学、宗教、艺术、人生观、价值观及各种社会文化知识融入其中，体现了海纳百川的百科全书性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千百年来以口头形式传唱，是柯尔克孜族民众精神文化的结晶，也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新社记者：新疆对传承与保护《玛纳斯》采取了哪些措施？中国学者对《玛纳斯》的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在中国的搜集、记录、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时的调查记录工作是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及中央民族大学等单位联合组成调查组展开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又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等单位的学者深度参与。在各民族专家学者的携手合作、共同努力下，《玛纳斯》史诗的研究保护工作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最终将中国的“玛纳斯学”发展成为一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专门学科。中国的“玛纳斯学”已经在国际史诗话语平台上拥有重要地位，并开始逐步引领国际“玛纳斯学”的研究方向。

　　新疆作为《玛纳斯》史诗的传承地，几十年来，在史诗的传承保护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并取得显著成就，具体体现在对史诗的文本调查采录、艺人培训、举办史诗演唱竞赛和学术研讨会、树立标志性雕塑和开设展览馆等文化设施、出版史诗的柯尔克孜原文、出版国家通用语言及其他民族语言翻译文本等。

　　《玛纳斯》史诗于2006年入选国务院颁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新社记者：《玛纳斯》何以在新疆传唱千年历久弥新？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史诗初现于9至10世纪，到16世纪时开始流传，并在史诗歌手“玛纳斯奇”的演唱中不断得到完善，以典型的谱系式叙事结构，走向口头艺术的高峰。

　　史诗歌手们用优美而独特的韵文体形式口头演述，将玛纳斯及其七代子孙一生的业绩和人生轨迹呈现在听众面前，并在这一过程中融入柯尔克孜族多重文化元素，引领听者跨越时空，感受古代柯尔克孜族民众波澜起伏、丰富多彩的生活。

　　《玛纳斯》史诗无论是对人生礼仪、草原山区风光、戈壁荒野的描述，还是对征战、婚礼、庆典、狩猎、赛马等场景的描述，都达到了口头文学叙事艺术的巅峰，把柯尔克孜族民众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巧妙融入口头叙事当中，生动勾勒出古代柯尔克孜族民众社会生活的民俗画卷，并通过感人的故事情节启迪后人、教育后代，在千百年的传唱中历久弥新。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在《玛纳斯》的传承与保护中应如何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包含的文化要素为各类艺术形式的改编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创作源泉。中央歌剧院的歌剧《玛纳斯》，江苏无锡和新疆阿合奇县文工团合排的舞剧《玛纳斯》，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文工团排演的歌舞剧《玛纳斯》等，以及各民族艺术家据史诗内容和人物创作的雕塑、绘画、音乐、漫画、动漫等，都是对史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有益尝试，且仍有广阔开拓挖掘空间。

　　新时代，需进一步挖掘史诗中适应时代的内容，把史诗古老而丰富的内涵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景相结合，升华和拓展英雄史诗主题，在历史与现实的多维空间中弘扬主旋律，激发昂扬奋进的中华民族精神。(完)

　　受访者简介：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大学天山学者。著有《英雄史诗与口头传统：〈玛纳斯〉史诗的文本形态与史诗艺人的演唱艺术》《〈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评传》《中国柯尔克孜族》《中国玛纳斯学辞典》等20余部，翻译《玛纳斯》等柯尔克孜族史诗共计十万余行。翻译出版《文学与艺术》《雪豹的后裔》《吉尔吉斯诗歌选》等10余部。曾获“骏马奖”“山花奖”“天山文艺奖”等。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

林怡桦（记者 张博育）09月22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9月11日在被媒体问及欧盟对华关税问题时，表示欧洲方面“需要重新考虑这一决定”。这一“罕见”表态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西班牙在对华关税问题上的“重大转变”，“令欧洲各国和欧盟总部的一些官员感到意外”。但我们要说，桑切斯通过访华深入了解了中国企业发展情况，了解了中国发展理念之后，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图为在记者会上发言的桑切斯（视频截图）桑切斯是在参观江苏昆山西班牙工业园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做出上述表态的，是基于对中国实地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看得出来，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令他印象深刻，他在谈到自己短暂的试驾经历时表示感到“确实非常先进”，认为欧洲一些著名车企应该向中国企业学习技术，“我们不需要另一场贸易战”。他还多次提及对华合作，强调“不仅限于西班牙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还延伸到欧盟”。而与中国在汽车领域有着大量合作交往的德国，则在桑切斯做出这一表态后迅速表示支持，称“这是我们共同的行动方向”。这说明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那就是发展的契机往往是在大量的交往、而非隔断中产生。如果欧洲的政治精英都能试一试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不带偏见地听一听中国企业的先进经验介绍，看一看中国乐于开放合作、促进彼此共同进步的决心，那么他们将大概率不再会对桑切斯的转变“感到意外”。桑切斯的观点代表了期待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欧洲国家的普遍心声。这种实事求是的理性声音，理应更多地被世界所聆听。就在桑切斯访华期间，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主持的欧盟经济竞争力报告于9月9日在布鲁塞尔发布。这份名为“欧洲竞争力的未来”的报告与其说是“聚焦于中国带来的挑战”，不如说它反映了欧洲对科技竞争力落后于中美的深深焦虑。德拉吉报告提议大刀阔斧地改革，以重振欧洲经济，我们认为，改掉在保护主义中发展技术的错误想法，应当是其改革的底层逻辑之一。现在中欧都有能源转型的需要，同时全球产业格局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洗牌，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有中国的优势，欧洲有欧洲的优势，双方本应携手走出一条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路。中国对此一直抱有诚意和期望。9月10日，中国商务部再次表达希望与欧方磋商解决贸易纠纷的意愿。尽管中欧达成一致具有一定挑战，但中方相信，只要欧方展现诚意、相向而行，就可以通过磋商解决彼此关切。与桑切斯访华几乎是前后脚，挪威首相也刚刚结束对华访问，他再次表明挪威不会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而在这之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爱尔兰代表团近期都到访中国，有分析认为，近期欧盟成员国政要频繁访华，清晰说明他们并不希望同中国展开贸易战。图为挪威首相资料图，他此前也再次表明挪威不会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这样的态度在欧盟内部并非少数派。实际上，欧委会已经修改了部分关税或降低了最终拟议关税，表明这一政策在欧洲内部遭遇了强大的抵抗。最近，美国对华征收301关税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因遭遇大量行业内反对而不得不一再推迟决定，这与欧盟对华加征关税一事虽有不同，但大的逻辑是相通的，那就是保护主义的做法不仅在外部难以得到认同，在内部同样会遭遇强大阻力而最终难以持续。我们希望欧洲方面能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发展，着眼于解决问题而非掩盖问题，与中方相向而行，探讨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中国始终未曾改变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贸易争端的立场，西班牙和德国的理性呼声，理应成为欧盟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延伸阅读外媒：桑切斯180度转向，向布鲁塞尔施压自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呼吁欧盟“重新考虑”对华电动汽车征收额外关税计划后，德国总理朔尔茨也加入反对行列。“桑切斯180度转向，向布鲁塞尔施压。”西班牙《机密报》12日报道称，在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收关税的投票中，作为占欧盟总人口10.67%的国家，西班牙的立场很重要，特别是考虑到占欧盟人口18.7%的德国也一直反对向中国产电动汽车加收关税。除西班牙和德国外，匈牙利、瑞典等国此前也对欧盟立场持反对或怀疑态度。12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这表明欧盟内部在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上的分歧较为明显，然而目前找到中方和欧盟都能接受的结果仍存在难度。据报道，欧盟委员会8月20日披露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终裁草案，如欧盟成员国投票通过，将在11月初正式生效，并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为期5年最高36.3%的关税。27个欧盟成员国必须就最终关税进行投票，除非占欧盟人口65%的15个欧盟成员国投反对票，否则欧盟委员会的提议将得到实施。据业内人士透露，在7月的意向调查中，包括西班牙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支持临时关税，4个成员国反对，包括德国在内的11个成员国弃权。不过，据西班牙《世界报》11日报道，11日正式结束为期4天访华行程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明确表示，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必须“重新考虑”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立场。“我们不需要贸易战，我们需要在欧盟和中国之间建立桥梁。”桑切斯表示，“我们主张寻求解决方案，在中国和欧盟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立场。”桑切斯称赞中国电动汽车“坦率地说是先进的”，值得“荣誉奖学金（西班牙学校设立的特别奖学金，可用于下一年学费减免——编者注）”，并认为“欧洲（汽车）品牌需要向中国品牌的技术和进步学习”。他还说，他此行访问中国的目的之一便是“吸引中国对西班牙（的电动汽车）投资，使后者能够建立完整的产业链”。“桑切斯的表态让德国联邦政府嗅到新的机会。”德国《商报》11日报道称，德国联邦政府当天表示，对欧委会计划对华电动汽车加税持保留意见的欧盟成员国正在增加。彭博社11日称，德国总理朔尔茨当天通过其发言人斯特芬·黑贝施特赖特对西班牙的举动表示欢迎，称“这是我们共同的前进方向”。彭博社称，去年欧盟的关税计划宣布后，朔尔茨就曾对将中国电动汽车排斥在欧盟市场外表示反对。报道提到，瑞典也对欧盟立场持怀疑态度。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曾警告不要在对华贸易方面采取强硬立场。另据匈牙利媒体报道，匈牙利方面也曾多次反对向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对于桑切斯呼吁欧盟全体成员国和欧委会“重新考虑立场”的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日回应称，桑切斯首相所谈体现了理性客观的思考，中方表示赞赏。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符合中欧共同利益，双方携手合作、共迎挑战，将惠及双方企业和消费者，助力中欧乃至全球绿色转型。中方始终秉持最大诚意，积极寻求符合世贸规则、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12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西班牙、德国等国家表态明确反对，说明欧盟内部在是否应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问题上分歧比较明显，但欧盟的决定最终取决于多数成员国采取的同一立场，目前的局势对妥善解决问题、找到中欧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仍存在难度。欧盟内部在是否应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问题上分歧比较明显，图为欧盟旗帜资料图另据中国商务部12日的消息，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近日将访问欧洲，本月19日将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会谈，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磋商。对于上述会谈磋商，屠新泉认为中欧双方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妥善解决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即便是11月初欧盟终裁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之后，双方仍然可以秉持合作宗旨，面对贸易分歧。他表示，一是根据欧盟规定，每年的复审审议仍有调整空间，二是双方在新能源汽车等方面能够开拓更多合作机会。

林怡桦（记者 王香恭）09月22日,�

“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