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字母榜

　　“水王”之争烽烟再起。

　　重掌娃哈哈后，宗馥莉正在迎来新一轮考验。

　　近日，娃哈哈官方的一纸声明，再次将宗馥莉推到了舆论的中心。事件的导火索是娃哈哈集团近期要求员工重新签署劳动合同、以较低价格回收员工持股会股权，在媒体报道了多位娃哈哈集团前员工和内部员工集体诉讼维权的消息后，娃哈哈在声明中一一否定了上述媒体报道内容。

　　股权回购风波的背后，是娃哈哈的内部矛盾仍未完全解决。

　　宗馥莉在辞职风波后，逐渐掌握了娃哈哈的管理权。8月29日，娃哈哈发生工商变更，宗馥莉接替其父宗庆后出任娃哈哈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股权穿透显示，宗馥莉持股比例为29.4%，与宗庆后此前持股比例一致，为娃哈哈的实际控制人和受益所有人。

　　与此同时，娃哈哈高层人事更迭，张晖、吴建林等多名高管退出董事、监事职务，新增叶雅琼、费军伟等为董事，王国祥则为董事兼副总经理。

　　一番变化后，宗馥莉基本掌控了娃哈哈。但如今股权回购再度引发舆论风波，宗馥莉时代的新管理模式正在接受考验。

　　而更大的考验是，正式步入“宗馥莉时代”的娃哈哈，即将迎来与钟睒睒的正面对决。

　　2000年的一场“世纪水战”，在天然水和纯净水之间画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线，农夫山泉此后再未生产纯净水，将这块体量巨大、利润丰厚的市场留给娃哈哈及其他玩家。

　　但在今年2月底宗庆后逝世后不久，农夫山泉推出绿瓶纯净水，试图侵入娃哈哈的腹地。

　　为了抢占市场份额，钟睒睒率先发起价格战，使瓶装饮用水再回“1元时代”，并投放了大量广告，综艺冠名、地铁大幅广告、公交站牌和电梯内广告，随处可见农夫山泉的宣传语：“绿瓶有点甜，红瓶更健康”。

　　面对钟睒睒的进攻，宗馥莉选择应战，同样把瓶装纯净水的价格降到了1元以内。与此同时，宗馥莉在销售渠道、产品和营销上也动作频频，包括上调销售人员工资、加大终端冰柜投入、发力无糖茶饮、加大电商平台投放等。

　　不过，绿瓶纯净水并未扭转农夫山泉饮用水板块的下滑态势。根据农夫山泉2024年中期业绩报告，上半年包装饮用水业务营收85.31亿元，同比下滑18.3%。

　　上半年的网络谣言，被农夫山泉视为饮用水销量不佳的原因。公司财报称，今年1、2月份，集团包装饮用水产品的销售收益较去年同期增长19%。但自2月底开始，网络上出现大量对公司及创始人的舆论攻击和恶意诋毁，对其品牌及销售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但即便没有这次“网暴”事件，农夫山泉该项业务营收增速也出现了增长乏力。

　　2018年至2021年，农夫山泉饮用水品类的营收增速分别为16.4%、21.8%、-2.6%、22.1%，但到了2022年包装饮用水收入增速开始渐缓，当年营收增速仅为7.1%，2023年营收增速虽然有所上升达到10.9%，但依旧无法比拟2021年。

　　伴随着宗馥莉顺利接掌娃哈哈，一场新的“水王大战”将在宗馥莉和钟睒睒之间展开。

　　01

　　过去几个月，宗馥莉和娃哈哈一度陷入接班疑云，而钟睒睒和农夫山泉则被网络谣言围攻。但在纷纷扰扰之外，两大饮料巨头的线下渠道战争正在悄然打响。

　　在宗馥莉全面接手娃哈哈的第二天，娃哈哈官网上就发布了“冰柜维保及市场投放需求招标公告”，计划招标10万个智能冰柜。这一举措被视为宗馥莉重塑娃哈哈线下渠道战略的一部分。

　　冰柜是饮料品牌线下渠道的“兵家必争之地”，从今年3月接手娃哈哈之初，宗馥莉就加大线下冰柜投放，而从此次披露的招投标公告来看，娃哈哈线下冰柜的投放力度仍在持续。

　　自宗庆后去世后，娃哈哈一度受到市场热捧，但鲜花之下也暴露出娃哈哈渠道上的短板，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称“所在城市的超市看不到娃哈哈”。于是，宗馥莉接棒后的第一枪就是重构线下销售渠道。

　　为了打好终端铺货突击战，“让所有人看得到、买得到娃哈哈产品”，宗馥莉接班后不仅将娃哈哈销售人员工资上调150%，还连发两封“致全体销售人员的一封信”的战斗檄文鼓舞士气，并承诺将给予奖励，以应对销售激增和人手不足的挑战。

　　冰柜是宗馥莉看重的线下渠道之一。彼时就有网传视频显示，娃哈哈正在加大线下冰柜的投放力度。社交平台上亦有网友反映，娃哈哈冰柜近期已进驻其所在学校的食堂。

　　“之前很难在大型商超以外的地方看到娃哈哈。”在北京生活的90后女生王玉宁表示，直到今年，在公司附近的便利店、路边的小卖部、甚至报刊亭都能看到娃哈哈纯净水的身影，“我还在社区便利店里看到过娃哈哈的冰柜”。

　　线下渠道较强的农夫山泉在冰柜数量上有绝对优势。财报显示，截至2019年年末，农夫山泉覆盖全国超过237万个终端零售网点，其中超过36万家终端配备了“农夫山泉”冰柜。而经过和元气森林的冰柜大战后，有数据显示，农夫山泉的冰柜数量约 65 万台。

　　娃哈哈的冰柜数量，虽然短期内无法超过农夫山泉，但任其发展，势必会影响农夫山泉未来的市场份额和盈利表现。

　　如今，娃哈哈再度加码冰柜布局，娃哈哈和农夫山泉的“冰柜之战”一触即发。

　　冰柜向来是饮料品牌线下渠道的“兵家必争之地”，既是产品的销售渠道，又是品牌的展示空间。在有限的店铺空间内，冰柜之战显然是一场“有你没我”的殊死搏斗。

　　2021年，元气森林就曾在冰柜大战中被“两乐一夫”围剿。据媒体报道，为巩固农夫山泉原有优势，钟睒睒亲自带队誓师，在部分地区开展“天降财神”活动，要求经销商将自家的苏打气泡水放入元气森林的冷藏柜，给出的奖励是，每陈列一瓶农夫山泉气泡水，送一瓶终端售价3元的长白雪，封顶48瓶。

　　目前钟睒睒虽然尚未对娃哈哈展开“围剿”，但却祭出了“价格战”予以反击。对于钟睒睒而言，宗庆后的离世风波成为他卷入舆论风波的“黑天鹅”事件。

　　而这样风波的影响力也超出了钟睒睒的想象。一边是消费者的抵制购买，一边是部分商超老板由于舆论压力，主动将农夫山泉的产品替换为娃哈哈的产品。

　　今年4月底，农夫山泉突然大规模铺货绿瓶包装的纯净水，赶在夏季销售旺季来临前，“偷袭”娃哈哈的立身之本。并试图通过低价来吸引消费者。部分渠道价格甚至下探到0.66元/瓶，对娃哈哈纯净水业务产生的冲击不言而喻。

　　对于水这类快消品，消费者的选择充满随机性，可能会因为情怀倒戈，也可能会因为低价而选择回归。

　　但从农夫山泉今年上半年的财报来看，钟睒睒短期内很难完全摆脱舆论的影响，农夫山泉饮用水领域领头羊的位置也有了松动的迹象，这或许也为宗馥莉带领娃哈哈帝国重回巅峰提供了一次契机。

　　02

　　正如宗馥莉接受采访时曾说过，“我想改变娃哈哈30多年的品牌形象。在我眼里，年轻化是娃哈哈重振江山的出路。”

　　品牌和产品老化一直是娃哈哈的顽疾。近五年来，娃哈哈已经在销售工作会议上共发布了约80款新品，既包括儿童营养液、营养快线的升级产品，也包括无糖茶、苏打水、电解质水等新品。

　　截至目前，娃哈哈软饮料产品涉及乳饮料、瓶装水、碳酸饮料、茶饮料和果汁饮料等品类的150多个品种，共计400多个不同规格产品。

　　虽然推出的新品不少，但行业对娃哈哈的印象还是停留在老三样——AD钙、营养快线、纯净水。

　　娃哈哈的“联销体”机制或许是其新品推广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联销体”销售网络渗透到全国每个毛细血管，可以实现新品一周内铺遍全国。但敏捷的前提是渠道操盘权力全由经销商掌控，倘若经销商们不愿加大力气推新品，娃哈哈将变得十分被动。

　　而从娃哈哈的新品研发上也不难看出，娃哈哈扮演的是“跟随者”的角色，紧跟当下最火的趋势，通过自己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渠道网点完成对消费者的占领。

　　但新一代消费者对于饮料产品的需求更加个性化、多元化，娃哈哈的困境越发凸显，一方面缺少爆款新品，另一方面其传统营销模式的影响力开始下滑。

　　为优化经销商网络，宗馥莉在接棒后还推行了以销售额为考核目标的经销商末位淘汰制度。

　　据36氪报道，娃哈哈经销商李争提到，自己所在的区域娃哈哈在进行经销商末位淘汰，标准就是销售额。“过去是同期保增长就行，今年考核变成同期100%增长，这很不现实，并非不想卖，而是产能跟不上，常常处于缺货状态。”

　　而推动娃哈哈的年轻化转型，也是宗馥莉在进入娃哈哈集团后一直在做的事情。2018年，宗馥莉担任娃哈哈品牌公关部部长，对娃哈哈旗下品牌进行“人格化”“IP化”等转变，频繁进行品牌跨界联名营销，并换掉了代言娃哈哈长达20年之久的王力宏，引发外界广泛关注。

　　2021年，娃哈哈宣布旗下的AD钙奶系列产品销售额重回百亿元，这成为娃哈哈打响产品年轻化的第一枪。

　　接棒娃哈哈后，宗馥莉在更接近年轻人的电商平台方面开始加大了投放力度。今年3月，娃哈哈通过品牌公关部组织了抖音、小红书投放代理招标活动，服务内容包括抖音达人投放、小红书达人投放等。

　　此外，今年8月，娃哈哈又为娃哈哈创意旗舰店代运营服务进行招标，希望该店对娃哈哈新品进行官宣、联动等，产品目标是至少打造3款线上爆款产品，年成交额目标在4500w。

　　近期，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年轻人掀起了用娃哈哈护肤的风潮，“平替”大行其道，1块钱的娃哈哈纯净水成了补水喷雾的平替。这到底是网友的自发行为还是其中有品牌方的推动，尚无法验证，但能够看出的是，娃哈哈的确离年轻人更近了。

　　03

　　宗馥莉已全面接手娃哈哈，接班人纷争暂告一段落。不过，要想更好地应对农夫山泉的竞争，宗馥莉掌舵的娃哈哈或许需要采取更果决的行动。

　　在钟睒睒攻入纯净水之际，娃哈哈也不妨进军矿泉水。

　　但比起其纯净水，天然矿泉水的利润空间要大一些。优质且稀缺的水源地一直是高端水品牌的主要卖点之一，手握长白山水源资源的娃哈哈显然具备操作空间。

　　实事上，从2022年开始，娃哈哈开始发力天然矿泉水，在产品宣传上也突出了水源地“长白山五龙泉”，称该产品取常年8℃自涌泉水，层层玄武岩过滤，雪山矿泉，纯正甘甜。

　　但实际上，对于长白山水源地，消费者已无甚新奇。水是一个同质化较高的行业，没有太多的创新与迭代空间，营销就成了重头戏。宗馥莉也曾直言：“农夫山泉的营销就做得比娃哈哈好”。

　　但和娃哈哈推出的150多种新品一样，受制于品牌、渠道和营销的老化，娃哈哈天然矿泉水并没有走进大众视野。

　　对于宗馥莉而言，更快更直接的办法或许是走进直播间。在大众情绪浓度最高 的时候直面消费者，或征集新品研发方向，或带领大家参观工厂，或讲述娃哈哈的匠心故事，一举解决新品推广和品牌年轻化两大难题

　　另一方面，对于宗馥莉而言，推动娃哈哈另一种攘外安内的有效途径。曾经，宗庆后坚持不上市，是基于其能够凭人格魅力平衡各主体间利益的基础上，让娃哈哈始终处于稳定状态。但对于刚接手集团的宗馥莉而言，这种平衡的艺术没有那么容易掌握，市场化管理理念的引入或许更适合当下的娃哈哈。

　　目前，娃哈哈集团的股权结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杭州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46%）、宗馥莉（持股29.4%）、以及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基层工会联合委员会（职工持股会，持股24.6%）。从股权结构来看，娃哈哈上市的股权阻碍并不大。

　　上市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充沛的资金来源，也会倒逼企业梳理和搭建更规范的股权结构和治理体系，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并为股东带来更丰厚的回报，从而实现基业长青。

　　钟睒睒正是凭借上市把自己送上中国首富宝座。2020年，农夫山泉登陆港交所，首日收盘市值4400亿港元，巅峰市值高达7000亿港元，钟睒睒成为新的中国首富。

　　但实际上，农夫山泉近几年的销售额均低于娃哈哈。这也意味着，倘若娃哈哈登陆股市，其市值很可能超越农夫山泉，成为“饮料股王”。

　　但上市同时也意味着要面临内部治理、维持股价稳定和对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等诸多挑战。

　　早一步上市的农夫山泉就是例子，价格战直接导致农夫山泉整体毛利率下滑。根据财报，今年上半年，农夫山泉毛利率为58.8%，较去年同期的60.2%下降1.4个百分点。其销售及分销开支也有所增长。今年上半年，农夫山泉销售及分销开支为49.71亿元，同比增长5.9%。

　　由此引发了投资者对其未来业绩表现的担忧，农夫山泉股价近期在资本市场持续遇冷。5月3日，该公司股价达到47.924港元/股的阶段性高点，当天收报46.795港元/股，之后其股价便一路波动向下，截至农夫山泉发布增持计划当天，其股价收报较5月3日跌近30%，总市值蒸发超1500亿港元。

　　在其发布增持计划次日即7月10日，其股价稍显回暖，最终收报35.25港元/股，涨4.44%，总市值3964.38亿港元。

　　但无论如何，当两大饮料巨头踏入同一条河流的那一刻起，宗馥莉和钟睒睒的正面对决就已经拉开序幕。

责任编辑：杨红卜

李正元（记者 刘怡安）09月19日,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李正元（记者 易珮如）09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