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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武汉市纪委监委通报，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小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图为徐小建资料图，他被指曾为黑恶势力站台背书经查，徐小建搞钱色交易；为黑恶势力站台背书，充当“保护伞”；擅权妄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经武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徐小建开除党籍处分；由武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记者注意到，武汉农商行原行长谌赞雄此前也已遭查。被指“靠贷吃贷、以贷谋私”经武汉市委批准，武汉市纪委监委对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小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徐小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政绩观错位，背离金融高质量发展要求；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长期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提供的高尔夫球活动安排；背离组织要求，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清廉底线失守，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搞钱色交易；为黑恶势力站台背书，充当“保护伞”；擅权妄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靠贷吃贷、以贷谋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贷款融资、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徐小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等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武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徐小建开除党籍处分；由武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信息显示，徐小建，男，1962年9月出生于湖北武汉，汉族。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曾在农信系统工作多年，历任武汉市洪山信用社干部、南湖分社副主任、武汉市洪山农村信用社副主任、武汉市九峰农村信用社副主任及主任、洪山区信用联社党委副书记及副主任、江南信用合作社联社党委书记及主任、武汉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党委委员及副主任等职务。2009年7月至2012年7月，任武汉农商银行董事、副行长、党委委员；2012年8月任武汉农商银行行长、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且为第十一届湖北省政协委员；2016年出任武汉农商银行董事长，任职至2022年。徐小建于2016年出任武汉农商银行董事长，任职至2022年（资料图）原行长谌赞雄也遭查记者注意到，8月29日，湖北省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保持“打伞破网”强大攻势，查办了一批为黑恶势力提供非法帮助的腐败分子和“保护伞”，其中包括武汉市农商行原董事长徐小建。今年3月26日，武汉市纪委监委通报，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小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武汉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值得注意的是，武汉农商行原行长谌赞雄此前也已遭查。图为武汉农商行原行长谌赞雄简历照片今年2月初，当地披露，经武汉市委批准，武汉市纪委监委对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谌赞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谌赞雄丧失理想信念和党性原则，背弃职责使命，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决策部署不力，弃守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高档礼品；廉洁底线失守，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滥用职权，违规出借大额资金；毫无纪法意识，胆大妄为，利用职权为相关企业在贷款融资等方面谋取利益，伙同他人通过虚增中介环节收取中介费等方式收受巨额财物。谌赞雄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武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谌赞雄开除党籍处分；由武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2017年官方披露的信息显示，谌赞雄，男，1963年2月出生，汉族，籍贯湖北武汉，在职研究生，管理学博士，正高职高级经济师，1982年1月参加工作。曾任武汉科技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总支书记，武汉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主任助理、副主任、党委委员，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行长、董事、党委副书记，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时任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武汉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其间兼任湖北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职务。据了解，武汉农商行于2009年9月9日成立，是全国首家副省级省会城市农商行。2023年末，全行总股本59.98亿股，在岗职工5100余人。设立分支机构238家，在武汉市有210家；在湖北省内设立了咸宁、宜昌、黄冈3家分行；在湖北、江苏、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6省（区）发起设立47家长江村镇银行。2023年末，武汉农商行总资产4289.52亿元，总存款3397.80亿元，各项贷款2636.26亿元。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2023年度世界银行1000强榜单”，武汉农商行位列第359名；按资产规模，在全国银行中排名第75名；在全国1600余家农商行中，排第13名。记者|张寿林编辑|程鹏 张益铭 杜恒峰校对|何小桃

央视非常罕见地发布了解放军维护我国主权的视频，视频中歼-16战斗机在多次警告外机无效后采取行动，凌空发射数枚热焰弹“啐”了对方一脸，最终外机不得不狼狈逃离。众所周知，我国拥有辽阔的领土和海疆，也因此带来了不少的潜在威胁，而解放军作为维护我国主权的力量，曾无数次击退来犯之敌。歼-16释放热焰弹近日，央视军事首次曝光了一则视频，详细展示了在一次外国巡逻机试图侵闯我国领海线时，解放军是如何依法维权的。视频中，外国军机以接近90度的垂直角度悍然向我国领海线冲来，解放军早已观测到这架形迹可疑的外机，在对方露出马脚的第一时间派出歼-16战斗机进行驱离。歼-16不断接近并出现在对方的视野范围中后，我方对外机进行了第一次警告，对方却仿佛没看到一般，旁若无人地继续闯入。对于这种行为我们没有忍让，歼-16战机在接到指令后，果断发射了热烟弹，一时间火光和烟雾在天空中弥漫开来，对方可能是没想到解放军直接“贴脸开大”，明显被吓了一跳。热烟弹释放的场景十分壮观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这个阶段使用的热烟弹看起来威力十足，但其本质上是用于摆脱敌机的红外锁定，干扰对方导弹射击的防御性武器。这种干扰弹在使用后会发出耀眼的光芒的大量的烟雾，就像是在飞机后展开了一双翅膀一样，因此还有一个“天使耀斑”的外号，也常被用于飞行表演当中。由此可见虽然外机的行为十分过分，但我们还是“手下留情”地使用了热烟弹这种信号明确又不会造成实质性伤害的武器。没想到对方的下限远超我们的想象，在被热烟弹吓得够呛后，先是假装绕行一圈准备撤离，随后突然加速打算继续冲闯。对于这种“冥顽不化”的对手必须要出“重拳”，歼-16的飞行员展现了过人的胆识和高超的飞行技术，驾驶战机横向切过外机的机头，直接释放了铝箔条，“啐”了对方一脸，对方只好逃离了现场。虽然视频中，我们非常贴心地给外机打了码，但结合之前的公开信息，我们不难推断出，这次冲突很可能是当年解放军驱逐澳大利亚P-8A反潜巡逻机时的场景。当时澳方官员曾非常不满地表示，解放军在驱离对方时做出了“危险动作”，但央视发布的视频中我们的行为始终冷静克制，就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打在了对方的脸上。澳大利亚巡逻机据说当时歼-16释放的铝箔条有一些被倒霉的澳大利亚军机吸入到了发动机之中，导致该飞机一度“险象环生”，操作飞机的驾驶员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需要定期接受治疗。澳方的行为生动的诠释了什么叫“自作自受”，而解放军则形象地展示了什么叫“狭路相逢勇者胜”，中国在维护主权方面的决心永远是坚定的，外部势力若敢挑衅只能碰个头破血流。

‍‍2001年12月14日，来自荷兰的斯兰克夫妇来浙江办理收养孩子手续后，不小心把包落在出租车上，包里有护照、收养的证明文件、银行卡等。这些文件丢了，他们收养的孩子就无法跟他们回荷兰，当时入住的海华大酒店经理报了警。杭州警方紧急拦截，找到了出租车，找回了斯兰克夫妇的包，他们为杭州和杭州警察点赞：杭州，美丽的城市；杭州警察，出色的警察。《都市快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和斯兰克夫妇一起来的还有其他10对来自荷兰的夫妇，他们到浙江温州、义乌、兰溪三地的福利院收养中国孩子。2001年12月16日都市快报报道当年，《都市快报》刊登了这11对夫妇和孩子们的合影，他们收藏了当天的报纸，其中的哈塞尔先生给《都市快报》写来邮件，希望收藏那张珍贵的合影。23年过去了，当年的婴儿都长大了。今年9月9日，哈塞尔夫妇的女儿和儿子来杭州，求助“快找人”栏目，希望寻找亲生父母。哈塞尔夫妇收养的儿女来杭州寻亲荷兰夫妇收养了两个中国孩子哈塞尔夫妇先后收养了两个孩子，女儿叫兰金金，儿子叫沈达，都来自浙江。兰金金婴儿照片他们住在荷兰东部的奈梅亨，是荷兰第十大城市。兰金金到荷兰后，在哈塞尔夫妇悉心呵护下，快乐地成长着。兰金金1岁多离开中国2004年，兰金金4岁，哈塞尔夫妇又收养了一个中国男孩。当年10月初，哈塞尔一个人来办理领养手续时，告诉《都市快报》编辑李师礼说，因为妻子是独生女，特别想有个兄弟姐妹，所以，夫妇俩想让小金金有个弟弟，“都是中国孩子，这样会比较好沟通。”沈达2岁时离开中国姐弟俩从小相处融洽，他们也察觉到自己与身边的小伙伴不一样，父母坦诚地把他们的身世告诉了他们。兰金金和沈达的幼年合照兰金金心里一直有个愿望，想寻找亲生父母，还自学中文，希望以后和亲生父母交流起来没有障碍。她说，“我虽不清楚你们出于什么做出了那样艰难的决定，我只想说，女儿不怪你们。我原谅你们所做的一切，因为我知道那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而血浓于水是永不变的。”新线索：弟弟家乡可能在龙游今年暑假，兰金金大学毕业，马上要工作了，她希望可以亲口告诉亲生父母这个好消息。养父母也很支持女儿来中国寻亲。弟弟沈达陪她一起来中国，这也是姐弟俩20多年前离开中国后，第一次回来。姐弟俩长得都很高，金金出落得亭亭玉立、漂亮，笑容甜美，弟弟高高大大，阳光帅气。一路上，弟弟贴心地照顾着姐姐，俨然成了姐姐的守护使者。弟弟沈达陪姐姐来中国寻亲“快找人”栏目第一时间联系了“寻人总司令”、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永辉工作室负责人隋永辉。9月9日下午，金金姐弟俩在永辉工作室采集了DNA。兰金金在永辉工作室采集DNA隋永辉和他的团队紧锣密鼓展开比对工作。9月12日，有了新线索，发现弟弟沈达的家乡可能在衢州龙游县模环乡模环村一带。但目前，经过初步寻访，还没有新的进展。姐姐被发现的地方是山门村此次来中国，兰金金有个心愿，想去自己曾待过的兰溪市儿童福利院、当年发现她的地方看看。编辑李师礼陪她去了这些地方回访。在她的收养材料中，登记的出生日期是2000年10月18日，据兰溪市儿童福利院当年的工作人员赵筱君回忆，这个日期可能是根据孩子的生长发育情况推断出来的。当年发现她的地方在山门村，依山而建。山门村所产茶叶久负盛名，大多在海拔600余米的高山上，云笼雾罩，称为“山门云雾茶”。当地有句话说，“兰溪茶叶出自下陈，下陈茶叶出自山门”。当年，山门村人口不多，且地势高，交通不便。据分析，兰金金可能不是来自本地村民家，亲生父母可能是在此生活过的外来人员。手记：我与荷兰家庭结缘记者 李师礼当年，兰金金的养父埃里克·范·哈塞尔接受采访时曾说：长大后，要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身世，回到中国。这次，兰金金带着她弟弟来了。我和兰金金爸爸成了朋友2001年12月，11对荷兰夫妇来浙江办理收养中国儿童的手续，接孩子。其中一户家庭在乘出租车时，忘了拿自己的包，包里有收养孩子的相关材料以及护照等证件，没有这些证件，他们将无法带着孩子回国……最终在警方的帮助下，东西都找回来了。（详见《都市快报》2001年12月16日头版《11对荷兰夫妇浙江找女儿》）每个家庭都拿到了一份报纸。但问题来了，都是汉字，他们看不懂。于是，有家庭回国后发给本报电子邮件，提出能否将报道翻译一下，连同图片一起发给他们。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就这样，我和其中的荷兰爸爸埃里克·范·哈塞尔——也就是兰金金的爸爸建立了联系，知道了他们给金金取了荷兰名字：lynouk。我把翻译好的文字，以及当时拍的图，都发给了哈塞尔。随后，我们又报道了孩子到了荷兰后各自的情况。哈塞尔给我写来的邮件里，记录了小金金在荷兰9个月的生活片段，十分感人：早上，她就喝稀饭，吃点水果。中午她吃面包，到了晚上，她吃晚餐。而下午到晚上，她还喝很多水果汁，她很喜欢和我们说话，和我们一起玩。所有这些活动都对她有帮助。现在，她82厘米高了，重11.2公斤。这意味着她到我们家后长了9厘米，增了3公斤。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是她睡眠的时间，有时我们感叹，养一个孩子是多么累啊。她下午1点到3点也还要睡觉，这很好。在她的小床上有个她搂抱着睡的玩具，她称之为‘NYNJE’，每次起来后都舍不得离开它……2004年10月，哈塞尔再次来浙江，为兰金金找了一个中国弟弟，我采访了他，写了相关报道。此后，哈塞尔经常和我讲述孩子的成长。我和哈塞尔，已成了很熟的朋友。一场准备了很久很久的中国之行今年1月，兰金金给我发来微信，说计划9月来中国，问是否能在杭州见一面。我和兰金金就来访事宜多次讨论，比如住哪里，去拜访福利院要哪些手续，如何办理，来了后车票怎么买等等。金金说，为了攒够来中国的费用，她从14岁起就开始努力挣钱。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赚取费用，都存起来，比如帮人看孩子，去餐馆打工、当实习生等。这次来中国的大部分费用，都是她这些年攒下来的。父母也给了一部分，以示支持。从2岁起，金金就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她19岁时，对自己的出生地感到好奇，翻出了当年的收养材料，读了我和他父亲这些年写的邮件，后来结识了和她一样被收养的一群孩子，促使她开始寻亲。这些年，她自学中文，已过了汉语水平二级考试，学会了使用微信、小红书等。今年，她决定来一趟中国，看一看这个国家，看一看自己出生的地方。金金在当年发现她的地方祝福她！关于姐姐兰金金的寻亲线索1.2000年12月1日，在兰溪下陈乡（现合并到柏社乡）山门村发现一个女婴，健康，后被送到兰溪市儿童福利院。2.出生日期是2000年10月18日，该日期可能是根据孩子发育情况推断出来的。3.2001年12月，被来自荷兰的哈塞尔夫妇收养。3.体貌特征：身高1.72米，双眼皮；笑起来嘴角向上，有浅浅的梨涡。姐姐兰金金近照关于弟弟沈达的寻亲线索1.2002年10月27日，宁波中山广场发现一名男婴，健康，由鼓楼派出所送到宁波恩美儿童福利院，取名沈达。哈塞尔抱着沈达在中山广场留念，希望给儿子未来寻亲留下线索2.出生日期是2002年8月30日，该日期可能是根据发育情况推断出来的。3.2004年10月，沈达被荷兰哈塞尔夫妇收养。4.体貌特征：身高1.83米，身体右侧靠近胃的位置有两颗黑痣，右侧额头靠近发际线处也有一颗，约小指甲大小。弟弟沈达近照5.家乡可能是衢州市龙游县模环乡模环村一带。橙柿互动·都市快报 记者 杨丽 李师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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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苏州河因市民盲目放生而出现大量死鱼，甚至一天内捞出1吨死鱼，受到公众关注。去年，全国首例非法投放外来物种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江苏结案。徐某从刘某处购买了2.5万斤原产于非洲尼罗河水系的鲶鱼，并将它们擅自放生到长荡湖，不久后，徐某放生的鲶鱼大量死亡。长荡湖水产管理委员会管理处副主任徐俊华表示，渔政监督大队历时10天，累计打捞出死亡鲶鱼20208斤。图为捞上来的死亡鲶鱼20208斤最终，法庭认为被告徐某、刘某构成共同侵权，应连带承担3.5万元生态资源损害赔偿费用，1.8万元专家评估费及5000元惩罚性赔偿。该案审判长、南京环境资源法庭庭长陈迎介绍，案发后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徐某违反国家规定，故意向长荡湖投放大量外来物种，严重危害长荡湖水生态系统安全。“根据《生物安全法》，未经批准擅自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的，由政府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捕回，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此外，长荡湖水域属于长江流域的范畴，《长江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在长江流域开放水域养殖、投放外来物种或者其他非本地物种。”陈迎表示，革胡子鲇也被称为非洲鲶鱼，属于外来入侵物种，肉食性凶猛。这种鱼在长荡湖水域中基本没有天敌，会对本土的鱼类形成竞争关系，严重冲击本土鱼类的生存，从而影响生物安全。庭审中，徐某多次对违法放生行为表示懊悔：“我对什么是外来生物，什么是本土生物，法律法规都不了解。”庭审中，徐某多次对违法放生行为表示懊悔陈迎认为，这起案件有一定的示范警示作用，提醒大众要有生物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如果涉及投放入侵物种，会构成刑事犯罪。来源：中国之声延伸阅读上海苏州河现无序放生：无人阻拦 最多1天捞出1吨死鱼苏州河42公里岸线贯通后，水面干净，岸线优美，深受市民喜爱，也由此吸引了不少人专程到这里放生。可实际情况却是，错误的“放生”等同于“杀生”，不仅让苏州河多次因大量死鱼登上热搜，今年还创下了1天捞出1吨死鱼的“新纪录”。4月18日网传视频画面截屏今年4月18日，网传视频显示，上海外白渡桥附近的苏州河水面出现很多鱼，其中部分已经死亡。此后，市水管处答复媒体表示，这些鱼可能是市民放生所致，死鱼已经被打捞。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上海多个部门去年专门联合发文，规范公共水域放生活动，为何越“规范”越加剧？记者日前前往实地走访。早上8点多，记者跟随保洁船，从苏州河周家桥基地出发，开启到江宁路桥一段的保洁作业。当天河面垃圾不多，以人工清捞为主，垃圾仓内大约一半是死鱼，船上恶臭难闻。作业的师傅在进行打捞作业的师傅告诉记者，下过暴雨或是宗教节日的两、三天后，清捞就必须要开自动设备。在他们拍摄的视频里记者看到，死鱼进仓，堪比鱼塘开捕，触目惊心。死鱼进仓画面触目惊心（摄于2024年8月10日）迅速清捞，不只为了城市景观，更是在与水质恶化抢时间，维护来之不易的水环境。上海水域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苏州河项目部副经理朱振文说，苏州河保洁长度24.78公里，每天有3条船同时作业，随着放生祈福的人越来越多，清捞难度逐年增大。作业人员表示随着放生祈福的人越来越多，清捞难度逐年增大，图为捞上来的各种垃圾和死鱼河里忙着清捞，而在苏州河两岸，“护生心切”的市民毫不知情。记者蹲点多日发现，放生行为在亲水岸线十分普遍。市民：想起来就放，刚刚吃过午饭，我想今天是初一，我就过来。市民：鱼，你们去自由自在吧！放你们，你们保佑我。市民在进行放生就连沿岸的养护管理人员也说，“随便放”“不碍事”。联勤保安：放生不管，随便放生的。有时候早上，桥上不知道从哪里拉过来，放好多鱼。绿化养护工人：经常有人放，不碍事的。网友记录下苏州河畔的放生现场事实上，近年来，苏州河每年都会因为大量死鱼引发关注，去年市农委牵头发布了规范放生活动的《意见》，明确放生的种类、数量、时间、地点等都要报告，接受监督检查。其中，郊区找沿岸属地农委报告，其余区向区城管执法部门报告。但记者咨询了静安、普陀、长宁等苏州河沿岸的城管部门，都不知道：城管部门1：肯定不是找城管，我们只是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单位，而不是给各种行为许可的。城管部门2：申请放生？没有这样的窗口呀。城管部门3：没有的，没有的，我们执法单位是没有行政许可的。由于《上海市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条例》没有将放生行为纳入禁止行为，没有执法依据，不能对无序放生行为做出处罚。好消息是，今年市农委在答复市人大代表建议时已经表示，将加大与相关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推进《条例》修订完善。但从更大范围来看，何谓“规范放生”？在河网密布的上海，答案依然模棱两可。而对本意爱护生命的市民来说，如何把公众的善意转化为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力量，或许才是更值得探寻的答案。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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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袭白色连衣裙，讲话坚定而有力。9月12日，天津大学2024年新生开学典礼举行，天津大学医学部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刘秀云教授作为师友导师代表发言。刘秀云发表讲话这位年轻的女科学家跟一万余名天津大学新生分享了她的感悟：第一句，祖国是我们最强大的背景第二句，热爱是我们最高级的力量第三句，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图为天津大学2024年新生开学典礼现场1988年出生的青年生物学女科学家刘秀云，在今年5月份就任天大药学院院长时曾受到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刘秀云，在今年5月份就任天大药学院院长刘秀云先后在天津大学、剑桥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求学和科研，2021年回到母校，任职英才教授，博士生导师。2023年，刘秀云被《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评为亚太区“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以表彰其在神经重症医学与生物医学工程交叉领域所做的创新性研究工作。图为工作中的刘秀云刘秀云教授说：“成长之路，道阻且长，追求梦想的过程中更是充满了各种挑战和困难。有时，我们会遭遇失败和挫折，会感到迷茫和无助，但正是热爱，会让我们在逆境中拥有坚持下去的勇气。这份热爱，是对你求学城市的熟悉，是对亲爱母校的感恩，是对专业知识的渴求，是对探索未知的执着。敬畏科学、热爱科学，当你真正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的时候，你的审美、你的格局、你愿意为之付出的努力、你做事的态度都将随之而改变。深沉而执着的热爱，也将塑造大家敢为人先的勇气”“在大学里，大家要培养很多的能力：创新的能力、钻研的能力、实践的能力、团队协作的能力，还有最重要的时间管理能力——时间，是世界最公平的赠予，也是最宝贵的财富。我们每天拥有平等的24个小时，如何利用时间，将决定我们与他人的不同。要制定计划、把握当下，宁静致远，行稳致远；要定期回顾，明确目标，经住诱惑，耐住寂寞。万物更迭，星辰变幻，唯有时间悄无声息地穿梭于过去与未来之间，它给予我们青春，也带来垂暮，没有人能阻止时间的流逝。愿大家都能拥有驾驭时间的智慧与勇气。”据报道，在天津大学，刘秀云将大量精力放在科研领域。她开发的脑脊液循环动力学联合组学及脑电技术，可对脑积水患者进行精准快速诊断，将诊断时间从传统的3天缩短到几十分钟。专注科研工作的同时，刘秀云也努力践行教书育人的职责。回国后，她引入了多门在国外学习时认为特别重要的全英文课程，并承担或参与了10门课程的建设工作：“我终于实现了当初的诺言，将国外的先进知识带到了国内，带到学生面前。”“穷学理、振科工、重实验、薄雕虫”，刘秀云在致辞中，祝愿同学们珍惜时光，不负韶华，拥有一段美好而灿烂的大学记忆！来源：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天津大学等延伸阅读女教授问政节目中怒批当地官员：怎么这么大官威啊近日，在湖北黄石市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问政节目中，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鹤批评当地官员耍官威，引发关注。陈鹤教授批评当地官员耍官威 视频截图陈鹤动怒的缘由是：8月28日，大冶电视问政第十五期节目中，居民就冻雨压断水泥存在安全隐患问题，多次通过12345市长热线反映，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当地镇政府经办此事的12345专员胡某还回应称，“那个线挂着，是不影响他日常生活的”。对另一居民反映的门口渣土车抛撒问题，这名专员则抱怨，“你只考虑自己，货车司机怎么挣钱。”正是这样的回应态度，让陈鹤教授在点评环节发飙，直斥这名工作人员耍官威。因为陈教授的点评很直接、很不留情面，相关问政画面近日在网上流传散播开来。有媒体采访陈鹤教授，其表示，直播节目没有彩排，在节目中评论是自己一贯的风格。陈鹤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公共经济与财政学，行政法治，环境经济与环境政策。华中科技大学官网信息显示，陈鹤还兼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委党内法规专家组成员、湖北省行政机关能力建设指导专家等。尖锐直接，这的确是陈鹤教授一直以来的“问政Style”。在此前的电视问政中，她还曾喊话行政部门的“各路大神”，“干事儿要敢于动真碰硬，承担责任”；怒斥基层干部是“胆大妄为的法官”“怎么当上干部的”。这样直率而犀利的点评风格，也让陈鹤教授在网络上收获了一片赞誉。陈鹤的率直敢言，让电视问政节目有了“辣味”，这是节目引发关注的根本原因。这些年，为方便舆论监督，不少地方都开通了电视问政栏目。相关部门负责人走向前台，接受主持人与嘉宾问询。很多栏目的确起到了积极效果，不仅帮群众解决了急难愁盼问题，也提升了地方政府与官员形象。而陈鹤及这档电视问政栏目，也因敢于直面问题，不搞弯弯绕绕，在赢得观众尊重的同时，也为电视问政树立了一个榜样。

9月14日晚，#老板买到15盒香港月饼哭诉不发了# 冲上热搜第一。据悉，数码大V科技新一发文表示，他助理在小杨哥直播间购买了美诚月饼准备送人，不过该月饼近日被曝光产地非香港，他要求退货，但客服表示，月饼是正品并且属于时令性特殊食品类目，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数码大V科技新一发文截图日前，因小杨哥以及三只羊旗下主播力推的香港美诚月饼涉虚假宣传一事引发关注。小杨哥在直播间声称这款月饼是香港高端品牌，里面是黑松露，还是米其林大师调制的。但产品信息显示，该产品实际产地是在广州和佛山。有很多香港网友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香港流行网购平台也没有这款产品踪迹。“合作三年，卖了100多万单”三只羊集团创始人张庆杨（疯狂小杨哥）、张开杨（疯狂大杨哥）不遗余力推广美诚月饼。最近一个月，张庆杨授权账号的“疯狂三小羊”抖音账号发了11条关于美诚月饼的切条视频。9月4日，有人在视频下面询问，是香港美心月饼吗？对此，“疯狂三小羊”回复称“香港美诚的，也是香港知名品牌”。“疯狂三小羊”这句回复发出后10天，这款月饼被爆出在香港买不到。“三只羊”旗下另一名女主播在直播中表示，该品牌“已经做了20多年了”。直播间里售卖美诚月饼此前，曾志伟在直播中介绍美诚月饼“这个送礼是非常好”，张庆杨立刻接话“他们在香港都知道，香港美诚在线下卖700块钱一盒”。他在直播中还提到，2分钟时间卖出了2.4万单。曾志伟在直播中介绍美诚月饼在其他介绍美诚月饼的视频中，介绍“香港美诚月饼，高端货”，张开杨自称“我们卖了快100万单”。另一段视频中，张庆杨表示，189元3盒的价格，他们已经连续卖了两年，今年三只羊集团每盒补贴20元，才将价格下调至169元。另一条视频中，张开杨表示，香港美诚月饼，他们已经“卖三年了。香港美诚，我们已经合作三年了。大家在一起合作很顺利”。在美诚月饼下面的199条达人秀中，大部分是“三只羊”旗下账号发布的切条广告。在2023年9月7日发布的一条视频中，“一年只能卖一次，卖一次就没货了……我们去年一场直播卖了10万单。”张庆杨说。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的切条广告中，张庆杨和张开杨没有介绍其为香港品牌。据湖南日报14日报道，该品牌月饼已在“三只羊网络”抖音直播间下架，直播间也设置为：仅粉丝可以评论。而在三只羊网络旗下的“疯狂小杨弟（三只羊）”直播间，这款月饼仍在售卖，该直播间则设置为：主播已关闭评论。小杨哥回应：公司一共有三道售后9月14日，美诚月饼客服回复记者称，“美诚品牌是在香港注册并拥有商标证书的，品牌基因与研发团队均源自香港。”客服介绍，美诚是为了更好地拓展市场需求，在广州与佛山设立了营销中心与生产基地。美诚承诺，每款产品均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目前店铺除平台外，暂不与第三方合作。小杨哥在直播间介绍美诚月饼多名在直播间购买了月饼的网友称，在美诚月饼出现涉嫌虚假宣传的风波后，他们在后台申请退款被拒。不少人提供的聊天截图显示，美诚月饼店铺的客服回复统一称，“月饼属于时令性特殊食品类目，我们非常遗憾地告知，本产品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记者注意到，在美诚月饼店铺介绍中也标注了温馨提示，称“月饼属于特殊商品，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介意慎拍”等字样。也有网友晒出聊天截图反映，他在下单美诚月饼的小杨哥直播间和三只羊网络后台申请退款，也一直未获回复。对于诸多“没有售后”的质疑，小杨哥近日在直播时表示，公司一共有三道售后，不存在没有售后的问题，“可以先联系购买的对应店铺，如果店铺售后处理得不满意，那么就可以再联系所下单的那个直播间。假设处理得还不行，还有第三道售后，您可以联系三只羊网络进行投诉举报，一定给大家处理到满意。”9月14日，红星资本局就此致电抖音平台，其官方客服表示，针对此事平台会进行核实，如果确实存在虚假宣传，会进行处理，一般是停业整顿、清退、商品下架、关店等。据潇湘晨报9月14日报道，记者分别致电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合肥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关注到此情况，辖区市监所已经介入调查，后后续了解情况后会进行回复。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不便接受采访。小杨哥近一个月掉粉175万由于电商头部主播疯狂小杨哥与辛巴的纠纷、销售香港美诚月饼等争议持续发酵。第三方平台灰豚数据显示，近一个月来，疯狂小杨哥和三只羊网络都在持续掉粉。“疯狂小杨哥”近一月来掉粉175.3万，9月以来每天都处于掉粉状态，9月5日单天掉粉最多，达15.6万；“三只羊网络”近一个月掉粉10.7万，9月以来除1日粉丝增长，其他日期都在掉粉。小杨哥一个月掉粉175.3万粉丝律师称虚假宣传若成立将面临行政处罚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陈贞律师告诉记者，如果产品产地与广告宣传、实物标识不符，可能构成欺诈行为，消费者有权要求相应的赔偿。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良善则认为，博主宣传月饼带有“香港”二字，难免会使消费者误认为产地系香港，且不少消费者是因月饼产地而交易，博主此举涉嫌消费欺诈。赵律师指出，从另一角度来看，博主售卖月饼，暗指月饼与香港有关联，且在直播平台广而告之、公布于众，亦涉嫌虚假宣传。广告法第4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 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据此，如经市场监督管理局介入调查虚假宣传成立，销售方及博主将面临行政处罚。来源：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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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国王拉玛十世玛哈·哇集拉隆功和王后苏提达当地时间9月13日，泰国国王拉玛十世玛哈·哇集拉隆功和王后苏提达，一同出现在泰国文化中心主礼堂，在观看了芭蕾舞剧《天鹅湖》的演出之后，泰国王室中两位最尊贵的人与演职人员合影留念。可能是在场的很多都是外国人的原因，并没有出现出泰王和王后坐着其他人跪着的画面。当然，泰王和王后的确是占据了真真正正的C位，同时也和其他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据悉，这场芭蕾舞剧是第26届曼谷国际表演艺术音乐节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为了给泰王庆祝他的72岁生日，哪怕正日子已经过去了。新妃子名叫欧拉弄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泰王在被怀疑有了新妃子之后，首次跟王后同框现身。近一段时间有关泰王又纳了一个新妃子的事情，在社交媒体上传得沸沸扬扬的，当然泰国王室并没有进行所谓的官宣，所以也不能说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考虑到泰国王室喜欢保持神秘感的作风，这样的事情秘而不宣也是有可能的。据称新妃子名叫欧拉弄，是一名1992年出生的女士，曾当过正儿八经册封过的贵妃诗妮娜的侍女。此前就有过欧拉弄陪泰王住在德国巴伐利亚水疗度假酒店的消息，所谓的“后宫团20嫔妃”之一。欧拉弄专属的王室标志据称，欧拉弄还得到了专属的王室标志，颇有些身份已经确立的感觉，这也足以可见她的受宠程度。此外，泰王还以欧拉弄的名义，为她的母校捐款捐物，欧拉弄的母亲也参加了仪式。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这些消息都是一位名叫安德鲁·麦格雷戈·马歇尔的英国记者放出来的，他长期居住在泰国，自称掌握着泰国王室的“全面消息”，至于可信度如何，就不得而知了，但这些“宫闱秘事”显然是很能赚流量的。苏提达到西班牙去参加帆船比赛安德鲁发布这些消息的时间也挺会赶巧的，当时正值苏提达到西班牙去参加帆船比赛，这样一来就更有发挥的空间了。但显然既然是名正言顺的夫妇，就不可能永远不携手出现，这不没几天泰王就带着王后盛装亮相观看芭蕾舞了。46岁的苏提达颇为惊艳不得不说，当天现年46岁的苏提达也是颇为惊艳的，浅棕色的薄纱披在雪白的臂膀上，既雍容华贵又魅力十足，还真是挺符合人们对“王后”这个词的想象的。苏提达浅棕色的薄纱披在雪白的臂膀上不得不说，空姐出身的苏提达，在“母仪天下”方面做得还是挺到位的，不用说欧拉弄了，就算跟诗妮娜比起来也能赢得漂亮。但如果按照安德鲁的说法，端庄的王后只是给外人看的，那些看上去略显俗气的女子，或许才是泰王的心头好。苏提达始终保持着笑靥如花的状态坐在金灿灿的高背椅上，苏提达始终保持着笑靥如花的状态，感觉整个人都在散发着光芒。但她的内心究竟是怎样的状态呢，怕也只有她和她的心腹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