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西南，有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王爷府镇，从小镇的名字不难猜到，封建时代，曾有王公贵族生活于此。

　　然而，真正让这里闻名遐迩的并不仅仅是因为拥有全国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代蒙古王公建筑群，而是因为内蒙古地区近代史上第一所官办新式学堂——崇正学堂，正是在这里创办。在这个赫赫有名的校园里，发生了太多动人的故事。

　　▲喀喇沁亲王府

　　新派亲王，革故鼎新

　　说起这所学校的故事，绕不开一个人。

　　▲贡桑诺尔布

　　贡桑诺尔布(1872年—1931年)，字乐亭，号夔(kuí)盦(ān)，是清代蒙古喀喇沁札萨克多罗杜楞郡王兼卓索图盟盟长旺都特那穆济勒(世称旺王)的长子。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旺王病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贡桑诺尔布正式承袭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札萨克郡王爵位，兼卓索图盟盟长，时年27岁，世人称其贡王。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晋封他为亲王。

　　贡王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通汉满蒙藏四种语言，且能诗善画，是文武全才。承袭爵位后，他即着手革除治下的弊政与旧制，遣散了府内梨园戏班，改善王府差役的伙食，限制男丁出家为僧，甚至废除跪拜礼、不许将旗民划分贵贱等级。

　　贡王头脑灵活，思想开放，在旗内练兵修路、通邮办报、改良农畜、移风易俗、发展工商。种种新政的推行，使得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创办教育，启迪民智

　　要说贡王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举措，当属创办近代内蒙古地区第一所官办新式学堂。

　　自清朝中期始，大量关内人口陆续迁入内蒙古地区谋生，喀喇沁旗南邻直隶(今河北)，接收了大量的汉族农民和商人。贡王提倡蒙汉联合，并有意开办学堂，但官员们则坚持要把处理蒙汉关系、争取权力当做首要任务。双方各持己见，僵持不下。贡王无奈，先开办义学一所，教授贵族子弟，以为过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末，贡王顶住压力，在王府西院创办崇正学堂，并亲自担任校长。

　　这是贡王为开办崇正学堂而创作的一首七律，满怀对各族学生的殷殷期盼——

　　朝廷百度尽维新，藩属亦应教化均。

　　崇正先从端士习，兴才良不愧儒珍。

　　欣看此日峥嵘辈，期作他年柱石臣。

　　无限雄心深企望，养成大器傲强邻。

　　发展教育以启迪民智，是贡王最大的梦想。学堂不收取任何费用，男女均招，各民族学生混班，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一视同仁。为了扩大招生，甚至给送孩子入学的家庭减免税收。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贡王不惜重金，招贤纳士、广聘人才，曾聘请江南名士任教。在课程设置上，除蒙汉文《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外，还开设算术、科学、书法、绘画、音乐、体育等课程。

　　崇正学堂在内蒙古地区首开近代教育之先河，为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学堂不仅为近代内蒙古的政治、文化、医疗、军事等各领域培养了大批人才，还向内地输送了大量优秀毕业生。处在内忧外患困蹇中的光绪皇帝对如此锐意变革大加赞赏，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为表彰贡王启迪民智有功，钦赐匾额一方，上书“牖(yǒu)迪蒙疆”。 文武并举，男女平等

　　崇武尚文，无非赖尔多士；正风移俗，是所望于群公。

　　这是贡王在崇正学堂开学典礼上题写的一副对联。他对学生以及教育事业的无限期盼，在改革办学的历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中华民族有尚武的传统，游牧民族出身的贡王更加重视武备。八国联军侵华后，贡王积极响应号召，选拔青壮年同王府卫队整编为新式军队，聘请保定武备学堂毕业生周春芳为教官，按照北洋新军的标准进行训练。崇正学堂成立后，贡王随即以私人身份东渡扶桑考察明治维新的成果。归国后，贡王便创办了守正武学堂，选拔30人入学。为了进一步提升办学成果，贡王先后选派多名优秀毕业生赴北京、保定以及日本深造。

　　古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不重视女子教育。贡王深刻意识到提高妇女地位是振兴民族的关键之一，推行的新政里包含了禁止缠足、重用女材等措施，还设立育婴堂来收养被遗弃的女婴，开办织布厂为女性提供工作岗位。

　　为了进一步打破禁锢女性的壁垒，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二月，贡王在王府原戏班所在的小院里创办了毓正女学堂，由其福晋善坤亲自主持校务。这是内蒙古地区第一所新式女子学堂，开女子教育之先河。善坤在开学典礼的演说中表示，男女本来就是平等的，各有其应当的事业，女子享有同样的受教育权利。

　　除了常规课程外，女学堂还设置了卫生、生理、服装、烹饪、育儿、裁纫等适合女教的特色课程。贡王以自家人作示范，将妹妹兰珍送到学堂就读，与平民家的孩子同吃同住，还请出了年逾花甲的老母亲，带头开展识字扫盲运动。女子学堂还先后派出学员赴上海、日本等地深造。为表彰贡王对女教的巨大功绩，光绪皇帝还钦赐“壸教畅明”匾额一方。

　　民族团结，共创未来

　　由于缺乏科学规划，寅吃卯粮的投入使得王府财政出现了巨大赤字，守正武学堂和毓正女学堂相继被迫撤销，学生们都并入了崇正学堂。然而，再大的困难也无法浇灭贡王的满腔热忱，他大肆变卖私邸的物什和古董，招募流民垦荒收租，甚至通过整治剥削百姓的贪官、恶贵，没收其财产等方式来充盈财政，保障学堂的正常运转。

　　辛亥革命后，贡王翊赞共和。崇正学堂先后在邢志祥、吴椿龄等历任校长的带领下，坚定地走过了军阀混战、伪满统治、抗日战争等年代，各民族儿女守望相助、开拓进取，书写了一段段动人故事。

　　在崇正学堂招生初期，为扩大影响力，贡王在民间收取了一位义子，名叫特睦格图。特睦格图祖籍山东，入学后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深受贡王赏识，从崇正学堂毕业后赴日留学，主修军事和医学。归国后，他同鲁迅先生一样选择了“弃医从文”之路，以少数民族文字大量翻译和刊印汉文经典，并先后成功创制蒙古文、满文和藏文铅活字，开辟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印刷事业的新篇章，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被称为“蒙古族毕昇”。

　　▲特睦格图

　　民主革命时期，崇正学堂的学生积极声援五四运动，抵制“二十一条”，宣传革命思想。抗日战争时期，积极为各方抗日力量提供帮助，更有许多学生直接参与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来，师生们与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在困苦中延续教育事业，在夹缝中传递革命星火。各族儿女携手并进，积极参与围攻日本领事馆、反“集家并村”斗争、帮助八路军开展游击战等诸多爱国运动。新中国成立前后，各族儿女积极拥护党的民族政策，为维护国家统一、巩固民族团结贡献力量。

　　教育是关乎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千年大计。崇正学堂引领了近代内蒙古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佳话。它的名字，定将深深镌刻在民族团结的不朽丰碑之上。

　　(作者简介：艾牧，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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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美玉（记者 周勇映）09月18日,（原标题：9月10日，中国和拉美干了一件大事）

沈美玉（记者 李俊廷）09月18日,极目新闻记者 张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月9日，职业打假人王海发布视频称，“疯狂小杨哥”带货的假原切牛肉卷公司已被罚款50万元，有4.2万名消费者被骗，退一赔十需要赔偿4200万元给消费者。“疯狂小杨哥”带货的假原切牛肉卷公司已被罚款50万元 视频截图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鲜多裕在去年11月24日和三只羊签订网络推广服务合同，让三只羊旗下主播“疯狂小杨哥”（张庆杨）在11月25日到2024年2月20日为“鲜多裕澳洲谷饲牛肉卷4斤”带货，销售单价89.9元。天眼查App风险信息显示，今年7月，“疯狂小杨哥”带货的“鲜多裕”公司因虚假宣传被市场监督部门罚款50万元。9日下午，《正在新闻》就此事询问涉事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对“鲜多裕”处罚50万元属实。对于三只羊是否受到处罚，工作人员表示，三只羊不在辖区内，没有权力处罚，不清楚处罚情况。三只羊是安徽合肥的企业，属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则表示，暂时不清楚三只羊是否因“鲜多裕”假原切牛肉卷受到处罚。有网友称刚得到梅菜扣肉退款此前央视3·15曝光安徽的梅菜扣肉“槽头肉事件”，涉事三家公司被吊销生产许可证，罚款1287万元，“疯狂小杨哥”曾为其中一家公司带货。为此，9月5日，头部带货主播辛巴晒出转账1亿元的网银电子回单截图，表示已经打给辛选小助理，决定给三只羊一周时间，一周后如三只羊仍然没有对消费者有态度，将开始进行对三只羊消费者的部分产品的赔付以及售后，直到赔付1亿结束为止。他希望通过此次事件，警醒直播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对待流量粉丝，不管什么销售渠道，都应该把消费者当人看！辛巴晒出转账1亿元的网银电子回单截图对此，三只羊联合创始人卢文庆回应，辛巴为了博取流量没有底线。对于梅菜扣肉等产品质量和售后问题，截至目前，公司没有收到任何相关部门就该事件的处罚，“事件发生后，调查结果出来前，公司积极应对做出了退款处理，包括但不仅限于退一赔三。”日前，有多名网友反映称，自己此前在小杨哥直播间购买的梅菜扣肉得到了退款。不过，根据网友晒出的与客服沟通记录，此次并非“退一赔三”，只是将网友购买梅菜扣肉的原价退还。网友称去年在小杨哥直播间购买的梅菜扣肉得到了退款律师称带货应为广告真实性负责此前合肥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曾解释，三只羊没有受到处罚的主要原因为公司既不是问题梅菜扣肉的生产者，也不是销售者，三只羊只是广告发布者，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资金流向三只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槽头肉事件”问题梅菜扣肉的消费者，只能向销售者、生产者要求赔偿。所以只能追究三只羊公司广告宣传层面的责任，但也没有掌握到三只羊虚假宣传的事实，“目前还在收集证据，如果能证明收款方是三只羊，会对三只羊进行追责。”上述工作人员表示。知名刑事辩护律师、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带货主播也需要承担一定的广告责任，如果三只羊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未对产品进行充分核实，那么三只羊公司需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我国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发布虚假广告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并处以罚款等行政处罚。付建还认为，现有法律法规可能在应对直播带货等新型电商模式时存在滞后性，导致监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面临一些法律空白或模糊地带。在监管难题尚未完全破解的情况下，消费者应在购买直播带货商品时保持理性思考，警惕虚假宣传和夸大其词的营销手段。一旦发现购买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虚假宣传等情况，首先可以要求直播带货平台方给予涉事主播进行处罚，下架相关视频、控制视频流量、限制带货等；其次，及时向市场监管、消费者保护协会、市长热线等相关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来源：极目新闻）

“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