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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门逃嫁101次》

本文来源：时代财经 作者：谢斯临9月20日，在华为苹果新机销售对打的第一天，作为中国乃至全球知名的电子产品交易中心的华强北，热闹非凡。 路边兜售iPhone16的黄牛，图片来源：时代财经摄路边，随处可见向行人兜售的iPhone16的黄牛。他们热情地招揽每一个路过的行人，试图将自己手中的新机销售出去。相较之下，华为的新品Mate XT更稀缺，但也不乏有现货流出。而从这些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外界得以一窥这两家手机巨头最新款产品的市场反馈。被外界普遍认为“挤牙膏”、最大亮点不过是新增的实体相机按键的iPhone16，并未出现往年那种疯抢的情况。时代财经从一名经销商手中获取的报价表了解到，除iPhone 16 ProMax部分机型加价能超过千元之外，绝大部分机型现货价格维持稳定，涨价幅度较小。128G版本的iPhone16和iPhone16 Plus黄牛价基本与官网价持平，256G版本的加价仅有50元左右。而每年最受关注的Pro系列，128G、256G版本加价不过在300元到400元左右。其中，更是有部分机型价格已经跌破发售价。比如512G版本的iPhone16，所有颜色均报价8950元，相较官网价8999元还要低上49元；512G版本的iPhone16 Plus同样如此，所有颜色均报价9950元，相较官网价9999元还要低上49元。 9月20日iPhone16系列手机华强北的报价单，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而这还是现货情况。如果消费者愿意等，多家电商平台掀起一轮补贴战后，价格还要更低。尤其是拼多多，iPhone 16拼多多补贴价5399元，相较官网价直降600元；iPhone 16 Plus 512G版本拼多多补贴价8999元，相较官网直降1000元。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錤撰文分析认为，iPhone 16系列需求低于预期的关键原因，或许是本应成为该系列手机最大卖点的Apple Intelligence，无法随着产品发售一同上市。同时，中国市场激烈的竞争仍持续影响消费者对于iPhone的需求。这一点在发售前的预售阶段就已经得到明显体现。据郭明錤测算，iPhone 16系列在首周末预购销量预估约3700万部，较去年iPhone 15系列首周末销量同比减少约12.7%。与市场对于iPhone16系列新机疲软的需求相比，华为三折叠手机Mate XT在发售首日的黄牛加价明显更高。该产品在线上就已经吸引了超过685万人预约。而在9月20日上午10：08在线上开启抢购不到一分钟，华为Mate XT于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上的货就已经全部被抢购一空。即便在华强北，华为Mate XT也并不多见。与路边随处可见的iPhone相比，消费者很难直接在路边看见现场兜售华为Mate XT的黄牛，即便是在华为的授权店里，都无法直接看见或购买该产品的现货。时代财经仅在华强北远望数码城门口一处，看见了三台并列在一起的华为Mate XT。因产品已拆封，这三台黑色512G配置的华为Mate XT报价相对全新产品已有所折损，但依旧高达4.1万元每台，较发售价2.2万元高出1.9万元。 黄牛手上的华为三折叠手机，图片来源：时代财经摄而有黄牛向时代财经透露，他手中并没有全新未拆封的华为Mate XT产品，需要调货。报价方面，9月20日下午，黑色512G现货报价每台4.6万元，较发售价高出2.4万元；更受欢迎的瑞红色512G款还要再贵2000元，达到惊人的4.8万元。Mate XT极高的热度甚至超乎华为的预期。9月20日一早，华为终端BG董事长余承东现身上海南京东路的华为旗舰店参与新机交付仪式，并在现场表示，三折手机热销的程度远远超出预期，团队正在加班加点扩产能。由于市场需求热度较高，郭明錤也上调了对华为三折屏幕手机Mate XT出货量的预测，从50万台上调至100万台。但同时，郭明錤强调，考虑到2024年全球折叠屏手机的出货量预估已由3000万部下调至1500万部，且过往华为旗舰机型也曾有过发售后需求快速下滑的例子，市场仍需注意其需求热度能否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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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目新闻记者 沈外据中国证券报报道，近期，全球最大的智能快递柜网络运营商丰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丰巢”）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根据招股说明书，2021年至2023年、2024年前5个月，丰巢分别就储存在丰巢智能柜中的约4.29亿个、4.6亿个、5.17亿个及2.07亿个包裹收取“滞留金”。按照最低0.5元收费标准计算，三年半共有超8亿元的“滞留金”收入。包裹存放快递柜超时收费，这一规定长期颇受争议。9月份，记者实测采访获悉，“滞留金”并非必须支付，若不想付钱，可以联系快递员帮忙重新投递，或选择其他配送方式。丰巢客服也承诺说，可以拨打热线远程免费开门。三年半收“滞留金”超8亿元招股书显示，丰巢按2023年收入计是中国最大的末端物流解决方案供应商，且按截至2023年12月31日的柜机数量及2023年的包裹量计是全球最大的智能快递柜网络运营商。目前，丰巢的业务分为快递末端配送服务、消费者智能交付服务、增值服务三大分部。除了消费者熟知的配送、寄件外，丰巢的业务范围还包括畅存服务、洗衣服务、上门保洁等。在丰巢增值业务中，畅存服务的收入呈逐年增长态势。招股书显示，丰巢智能柜提供安全的畅存解决方案。通常为消费者提供18小时的免费畅存期。如需要延长储存时间，丰巢会按每额外12小时收取0.5元的服务费，每个包裹的上限为3元。且畅存服务费在法定节假日期间不计费。丰巢招股说明书（来源： 中国证券报）2021年至2023年、2024年前5个月，丰巢分别就储存在丰巢智能柜中的约4.29亿个、4.6亿个、5.17亿个及2.07亿个包裹收取畅存费，分别占同期丰巢智能柜投递包裹总数的6.9%、7.9%、8.0%及7.5%。若按照最低0.5元的收费标准计算，近三年半的时间，共有超8亿元的畅存费。消费者可以订阅会员计划以享受超时取件免费和额外的优惠，会员计划按月、按季度及按年提供，订购费分别为5元、15元及55元。丰巢客服向极目新闻记者介绍，畅存费被称为包裹的超时费、滞留金，丰巢智能柜也是丰巢快递柜。超时后有方法免费取件丰巢快递柜超时收费的规定引发网友热议，不少网友讲述亲身经历称：“因为外出旅游，等我回来拿了三个快递，一共支付9元。”“快超时了，我半夜来取快递，只为节省超时费。”“不想付钱也可以找客服或快递员免费取件，方法有很多。”四川的顾源（化名）告诉记者，他曾在6月份网购了一瓶2.4元的消毒液，商家寄的普通快递，包裹到货后，快递员未提前沟通就把包裹放进了丰巢快递柜。他临时前往外地出差，归期不定，后查询网购平台的物流信息才得知这个消息，由于无法及时取件，他向快递员说明情况，最后快递员帮忙取出并存入了驿站。“东西本身不贵，我平时很少用丰巢，不知道为什么会放在那里。”顾源的物流信息和通话记录显示，6月8日，包裹到达区域服务部，顾源全天没有接到快递电话，晚上9时许，包裹被快递员暂存在丰巢快递柜。9日下午，顾源得知消息立刻致电快递员并发送短信告知单号。若该包裹长期放在丰巢快递柜，滞留金最高为3元，或比商品原本的价格还贵。网购平台截图9月中下旬，记者网购体验丰巢服务，商家默认邮寄某快递，派送过程中，快递员会主动致电询问送货方式。存放快递柜超时后，经快递员重新投递，记者免费取出了包裹。丰巢快递柜的电子屏显示，可以扫码取件或输入取件码，并在下方写着畅存服务的收费标准，在线客服和热线联系方式也已标注。针对包裹超时的问题，快递员表示，若不想支付滞留金，他们可以帮忙取出重新投递，或选择其他配送方式。“我派送的区域内超时的包裹不算多，一般消费者都是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就取件了。驿站免费存放的时间长些，超时后也可以喊我到场，当面取出来。”快递柜显示屏（来源：记者实拍）9月21日，丰巢客服告诉极目新闻记者，丰巢柜机为18小时内免费保管包裹，超时后0.5元/12小时，3元封顶，节假日不计费，写字楼周六日（休息日）不计费，消费者可与快递员协商选择配送方式和存放地点。多家快递公司都能使用丰巢快递柜，如果消费者没有及时取件，可以拨打客服热线帮忙远程免费开门，也能联系快递员重新投递或送货上门。（来源：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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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3名中管干部因江西新余佳乐苑小区特别重大火灾事故被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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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新闻记者 姜明圆9月13日，大象新闻·大象帮接到余女士求助称，今年4月17日，她到武汉江夏区安山街灯塔村找欠债人要钱时，遇到江夏分局金港派出所的民警抓赌，恰好在现场的她被当成赌徒抓捕，还遭到了民警的殴打。老人展示胳膊伤痕六旬老人讨债时被当赌徒抓捕，还被民警打断肋骨？“当时我正准备接孙女的电话，一个警察就从后面重重地打了我左肩一棍。”余女士说，她去那里就是为了要钱，身上只带了20块钱，手机里也没有钱，压根不可能涉赌，在现场也积极配合调查，“后来又一个民警过来，用皮鞋踹了我的胸部，当时我就昏倒了，他把我的手拖起来，就把我带到了江夏分局。”余女士被行政拘留了十天余女士称，她被带到江夏公安分局后，又遭受了殴打，“他们让我承认赌博，我没赌肯定不会承认，又来了一个警察把我拖到了小黑屋里，连着打了我4巴掌。”余女士怕再次挨打，只能承认涉赌，最终被行政拘留了十天。4月28日，余女士从拘留所出来后，儿子胡先生便带她去做了全身检查，“检查后，发现我妈断了3根肋骨。”胡先生表示，由于母亲伤情严重，8月1日，他带母亲去甘肃省兰州市天平司法医学鉴定所做了伤情鉴定，“我当时想看警察打我妈妈有没有构成刑事立案标准，看能否申请进行刑事立案。”余女士断了几根肋骨据甘肃天平司法医学鉴定所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余女士的伤情为轻伤二级。认定被鉴定人余女士胸部存在明确外伤史，外伤直接导致她右侧肋骨骨折，两者存在因果关系。余女士的儿子称，这个事件给母亲造成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伤害，母亲也向武汉市公安局进行反映过这个情况，但没能得到自己满意的答复。“我们的病例还给金港派出所的人看过，他们不认可，跟我们说这个只能证明我母亲有伤，不代表是他们打的。”余女士的儿子说。一位自称在现场涉赌被抓的伍女士称，余女士被打的时候她就是目击者：“我在那里看见好多人打她，还说她不老实，现场还有几个人都看到了。”9月18日，大象新闻记者致电江夏分局金港派出所，一位值班民警表示，当时确实有抓赌这个事，但是并不存在打人现象。“我们这边纪委已经核查过了，没有打人这个事情，涉赌的人当时都被抓获了，但是我们没有动手打人。”延伸阅读老人被控抢夺警车方向盘 妻子拿出8小时录音未被采信2021年8月29日，一辆警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撞向护栏，车上载着浙江省龙游县法院的法警和被强制执行的乐高富夫妇。事发后，附近的交警接到施救信息才得知发生事故，赶到现场时也未被告知事故原因。近一小时后，车上的法警才报了案。几位法警作证称，坐在后排的乐高富拉拽高速行驶中的车辆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乐高富自始至终否认犯罪，称是司机操作不当导致事故发生。一审开庭期间，妻子胡金花为丈夫喊冤，向浙江省桐庐县法院递交了事发前后8小时的完整录音，以证明丈夫未抢方向盘，但录音一直未被采信。在没有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等视频证据的情况下，法院采信法警的证言，加之方向盘检出乐高富的DNA分型，2022年6月24日，桐庐县法院判决，乐高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被判四年半。乐高富上诉后维持原判。70岁的乐高富和妻子不服判决，一直申诉至今。2024年8月9日，浙江省检察院回复称正式受理该案的申诉。法警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迟报的警情2021年8月29日7时30分许，浙江省龙游县法院法警田俊波等人找到乐高富夫妻在杭州入住的宾馆，“说要带我们回龙游，处理欠款执行的事情”，胡金花回忆。该笔欠款因乐高富承包山地而产生。乐高富是龙游县龙洲街道白坂村村民，从1999年开始承包了龙游县湖镇镇文林村的林果场。2018年，湖镇镇文林村（林果场）垦造耕地项目通过龙游县政府批复立项，乐高富承包的山林在土地垦造中灭失，夫妻二人举报该项目破坏森林资源。2021年，国家林草局实地核查后，龙游县政府撤销该项目。但乐高富夫妻一直未拿到青苗赔偿费。承包山地期间，乐高富和龙游县农业农村局发生农业承包合同纠纷，2019年9月20日，龙游县法院曾判决乐高富赔偿龙游县农业农村局12万元。乐高富夫妻愿意赔偿，曾承诺等政府支付青苗赔偿费后偿还。这些年来，夫妻俩一直因为青苗费的事情四处举报。2021年8月底，乐高富推着坐轮椅的胡金花来杭州，就是向省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请求监督当地政府赔偿“青苗损失费”。他们没想到在杭州遇到了龙游法院的“强制执行”。2021年8月29日8点左右，面对前来执行的法警，胡金花解释，“我整片山300多亩的树木被毁，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你现在让我还，我拿不出”。随后，二人被法警带上了警车。当天上午9时30分许，行驶至杭新景高速桐庐出口往千岛湖方向不到两公里处时，龙游县法院警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右侧护栏，车辆右侧车头、车门受损，车上人员法警蒋灿灿和田俊波、司机林海荣以及乐高富不同程度受伤。之后，法警田俊波报警称，坐在后排的乐高富突然起身，用手拉拽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导致事故发生，乐高富被带回桐庐县城南派出所接受调查。2021年8月30日，乐高富被桐庐县公安局刑拘。法警田俊波并不是第一时间报的警。杭州市高速交警杭州支队五大队的一位辅警作证称，当时，他听到高速公路施救人员在对讲机汇报，才发现附近有事故，赶过去帮忙维护秩序和了解第一现场的情况。该位辅警在接受询问时说，他到场后，无人提起事故原因，一行人被带离高速路段后，他才从龙游县法院的一位辅警口中得知，“是嫌疑人抢夺方向盘造成的事故”。他马上向在现场的一位交警汇报，交警简单了解情况并上报后，龙游县法警田俊波才报了案，此时 距离事发已过去一个多小时。涉事法警车矛盾的证言接受询问时，龙游县法院警车司机和两名法警均指认乐高富双手抢方向盘。龙游县法院警车司机作证称，乐高富一直在自言自语，突然间说了句“要死一起死”，然后用两只手拉他方向盘的右上角，他当时左手在握方向盘，右手放在档位上。坐在副驾的法警蒋灿灿作证称，他看到乐高富的身子扑过来，双手抓住方向盘右上角，用力往右侧打方向，导致车子失控；蒋灿灿还称，胡金花看到丈夫乐高富抢方向盘后指责，“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但乐高富现场说是法院的司机开车不稳想要他的命。而事发时坐在乐高富身旁的胡金花则称，丈夫坐在后排中间位置，她感觉车子好像急刹车一样，身子往前冲，“乐高富也身体往前冲，但是两只手冲到哪里、碰到哪里，我没有看清楚。”乐高富也供述，他没有系安全带，当时正仰着头睡觉，突然车子开始晃来晃去，“驾驶员一个紧急刹车，我整个人都往前冲上去了”，他只得将手撑在副驾驶的座椅后面，左侧大腿也被撞得很痛。乐高富否认拉拽方向盘，“我要命的啊，我老婆也是在车里的，我怎么可能拿我老婆和我的生命开玩笑。”发生车祸后，他还将妻子扶起。自始至终，乐高富都不愿签署认罪认罚告知书，“我是冤枉的，我是受害者。”最终，司机和法警等人指认乐高富抢方向盘的证言被采信，桐庐县警方还从方向盘拭子中鉴定出乐高富的DNA分型。在案证据显示，侦查机关8月29日当天未在事故车辆方向盘上提取到乐高富的DNA，8月30日，再次提取检材，才检测出乐高富的DNA分型，而此时车辆已被龙游县法院自行存放回当地的汽车修理厂。2021年9月6日，桐庐县公安局向检察院申请逮捕乐高富。公安局认为，乐高富临时起意，突然从后排中间座位起身，双手拉拽方向盘，导致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失控，车辆撞上右侧护栏。2021年9月13日乐高富被逮捕。2021年10月29日，桐庐县公安局以乐高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移送桐庐县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年12月21日，桐庐县检察院提起公诉。2021年8月29日，龙游县人民法院的法警到杭州，对乐高富夫妇“强制执行”‍ ‍ ‍ ‍8小时的录音2022年1月7日，该案一审第一次开庭。一审法律援助律师认为，法警等人的证言和乐高富夫妻的说法存在较大矛盾；现场勘验没有提取指纹证据，检出乐高富的DNA分型并不能直接证明乐高富有抓方向盘的行为，两位法警和乐高富有过身体接触，碰撞过程中也会有身体接触，不可避免乐高富的毛发留在方向盘上；该案没有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等视频证据；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6天后，胡金花向桐庐县法院提交了一份录音证据，时长8小时。胡金花说，因为长期信访和维权，为了保留证据和自保，她有了录音的习惯。2021年8月29日一早，听到龙游县法院的法警敲门声，她就用随身携带的手机开始录音，恰好录下了事发前后的全过程。2022年1月7日开庭时，她携带着存有录音复印件的录音笔去了法院，计划着作为证人当庭提交，因未被传唤，没能上交。对胡金花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后上交的录音，公诉机关对录音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2022年3月31日，鉴定机构答复桐庐县公安局称，“因现有材料条件局限，且缺少原始录音器材原件，无法对委托事项进行鉴定”。乐高富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显峰告诉深一度，一审法院未将相关情况告知胡金花，也未让其补充材料或询问是否重新鉴定。胡金花将该现场录音提供给深一度，录音记录了龙游县法院人员去宾馆将二人带走、交通事故发生直至胡金花被送回龙游县的全过程，由她本人用手机录制。结合胡金花的回忆，现场录音能够听到，事故发生前，坐于乐高富左侧的龙游法院法警田俊波在车内打呼噜睡觉，司机林海荣“喂”了一声，疑似开始接打电话，随后听到轮胎摩擦地面、车辆晃来晃去和碰撞的声音。田俊波和乐高富夫妇都发出疑问，“怎么了”。接着乐高富夫妇痛得发出呻吟，胡金花被乐高富扶起，两人指责，“怎么这样开车的？”乐高富抱怨道，“高速公路喂，这样开车的？故意要把我搞掉是不是呀？”现场录音显示，事故发生时，乐高富未说“要死一起死”等威胁性话语，胡金花也没有指责丈夫抢夺方向盘。事故发生后，面对乐高富的指责，驾驶员和法警没有反驳，也未指责乐高富抢夺方向盘。乐高富的家人和辩护律师们均认为，这与通常的生活经验不符。胡金花提供的录音中，乐高富曾向最先到场的交警辅警抱怨，“他们不小心开车”。该名辅警对他说，“没有谁能保证开车百分之百安全”。后来，面对公安询问时，该名辅警解释，“我当时是出于安抚对方情绪的考虑，根本没听清他说的什么”。胡金花提交录音证据后，侦查机关进行补充侦查，2022年4月12日，对田俊波等几位法警分别又做了一次询问笔录。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几人证言被用于证明，事故发生之前，司机林海荣没有和乐高富发生肢体接触，接触乐高富的两位法警田俊波和蒋灿灿没有接触过方向盘。一审辩护律师对司机林海荣和两位法警的证言均有异议，并将几段录音材料和整理好的文字稿作为证据提交。他认为，三人证言不能排除司机林海荣和乐高富有身体接触或间接接触，三人作为法院工作人员，与被执行人乐高富有利害关系，并存在虚假陈述，证言均不应该被采信。但现场录音证据并未被重视，申诉代理律师告诉深一度，他查看在案材料发现，一审开庭时，该录音证据并没有被详细举证和展示，乐高富也没发表质证意见。在家人的陪同下，胡金花坐着轮椅为丈夫申诉申诉被受理最终，一审法院认定，龙游县法院司机和法警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足以采信，加上从方向盘上检出了乐高富的DNA分型，在案证据足以证实乐高富抢夺汽车方向盘的事实。法院经审理认为，乐高富突然抢夺处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方向盘，导致汽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护栏，造成车上人员损伤和车辆受损；虽然该案最终未造成严重后果，但高速公路车流量大、车速快，高速行驶的车辆失控极有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严重危害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2022年6月24日，桐庐县法院判决，乐高富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刑四年六个月。一审判决书中，对胡金花提交的现场录音证据并未提及。对此，乐高富在上诉书中提出强烈质疑。乐高富的二审辩护律师认为，一审判决对现场录音这一关键证据未有提及，存在明显错误，一审法院的委托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机构不予鉴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期间，他曾申请重新鉴定，未获杭州中院支持。杭州中院认为，胡金花提交的录音已由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真实性，鉴定机构出具材料说明无法鉴定，二审提交的录音内容与已提交的录音内容一致，且无法达到佐证乐高富辩解真实性的目的。2022年9月7日，杭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乐高富妻子胡金花不服丈夫判决，先后向杭州市中院、浙江省高院、杭州市检察院申诉，均被驳回。2024年7月22日，乐高富和胡金花向浙江省检察院递交申诉书，8月9日，浙江省检察院回复称正式受理乐高富案的申诉。如今，乐高富夫妻已将存有原始录音的手机作为物证和新证据提交，申请司法鉴定。乐高富的申诉律师还进一步补充，乐高富也基本不具备抢夺并转动方向盘的身体条件和能力。2011年，57岁的乐高富驾驶摩托车遭遇交通事故后，就大便失禁，要穿尿不湿，右手小指和无名指粉碎性骨折，妻子胡金花说，“右手拳头握不起来，也使不上劲，平时在家拿筷子、锅铲都抓不牢，经常掉”。乐高富也没有汽车驾驶证，不会驾驶汽车。乐高富的右手无名指、小指经常痛，即使现在在监狱服刑，他仍要每天喷药水减轻疼痛。2024年9月3日，律师会见时，乐高富的手心、手背都贴着膏药。胡金花提供的8小时录音也记录了，因为大小便失禁，当年67岁的乐高富经历的尴尬一幕。2021年8月29日，在杭州的宾馆里，他一再要求自行去法院处理案件，未获龙游县法警同意，乐高富只得说出实情，“我现在大便拉在身上，我有什么办法”，胡金花跟着解释“乐高富穿纸尿裤的”。随后，两人被带上了警车，一个半小时后，车祸发生，乐高富成了抢夺方向盘的罪犯。妻子胡金花2011年因车祸右膝骨折后，终身残疾，需要坐轮椅出行，完全依靠丈夫照顾。丈夫入狱后，她坚持为丈夫申诉至今。得到申诉被受理的消息后，胡金花又鼓起了信心。2024年8月29日，事发三年后，她和家人赶去浙江省检察院沟通案情，看到了些许希望，她信心坚决，“我坐轮椅也要申诉到底的。”

《穿越异世公主》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凰上在上，臣在下》

▲劳作中的李大清红星新闻首席记者｜韦星编辑｜郭庄 责编｜李彬彬“他是个老实人，但从小脑子不好，这全村人都知道。”今年6月3日，洞坪村村民小组长李岗固向红星新闻记者这样形容李大清。“你向他借5块钱，要是还20块钱给他，他都是不接受的，因为他认为借出去的纸币图案和还回来的不一样。”残疾人证显示，李大清属智力残疾，残疾等级为叁级。当年案发不久，李大清被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李大清不服判决上诉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死缓。李大清及家人不断申诉，但申诉均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李大清出狱9个多月后，收到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李大清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据此，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16岁少女遇害，同村智障者被定罪今年6月3日下午，刑满释放的李大清正在屋后农田锄草。红星新闻记者让他讲述21年前被认定强奸、杀害16岁少女余某某一事的经过及看法时，他手中挥舞着的锄头顷刻间在半空中停下，但一时也回答不上来。一旁的弟弟李大华有些难为情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复杂的问题，我哥答不上来。他脑子转不过弯，得用短句直接发问。”随后，李大华将问题简化：“他们说你强奸杀人，有没有这回事？”李大清干脆地回话：“我没有！”▲当年16岁少女余某某遇害的地方这一切源于同村少女余某某的遇害。2003年9月5日，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03）九中刑一初字第26号《刑事判决书》显示，据余某某父亲介绍，2003年5月19日早上8点多，其女儿余某某外出打猪草，但直到次日上午仍未归，于是他叫了村民杨某某等人去寻找，终在大洪村（注：现改名洞坪村）七组虎山一山沟处发现余某某尸体。“2003年5月21日，我哥李大清被警察带走。”李大华向红星新闻记者回忆，当晚，母亲和他说，“你哥白天被警察带去，晚上都还没回来。”李大华安慰母亲，“没事的，警察只是了解情况，很快就会出来。”没想到，他们以为的“很快”并没有发生。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5月19日10时许，被告人李大清携带电鱼工具在武宁县罗坪镇大洪村七组虎山港口电鱼，见被害人余某某在荒田边打猪草，便产生强奸歹念。李大清遂将电鱼工具藏好，再从荒田上绕到余的身后，乘其不备，双手使劲掐住余的颈部，致其昏迷。尔后，李大清将余拖到距离港沟10多米远的虎山小龙山沟处，对其实施奸淫。相关判决书显示，为了杀人灭口，李大清在附近的土坎上拾起一块石头对余的头面部猛击数下。紧接着，李大清将余使用的打猪草竹篮（内有死者穿的紫红色褂子和随身听）拿到尸体旁，用余穿的紫红色褂子盖在其头部上，又用枯草掩盖其尸体，再将竹篮和随身听扔在尸体上方不远处的山上，随后逃离现场。据此，九江市中院于2003年9月5日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李大清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从死刑到死缓，两任律师谈李大清案一审判决后，李大清不服，上诉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年11月25日作出（2003）赣刑一终字第218号《刑事判决书》显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李大清无视国家法律，违背妇女意志，采取暴力手段，强行与他人发生性关系。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又杀人灭口……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故意杀人罪……但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可对李大清判处死刑，不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最终，二审判处李大清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部分）截图2022年1月29日，实际服刑18年2个月5天后，李大清刑满释放。罗放是李大清的一审法援律师，现为江西省一博律师事务所主任。今年6月初，他拿出当时的相关卷宗向红星新闻记者介绍，自己离开原来的律所后，这些案卷本来要上交给原先律所，“但这个案子是我的一个心结，21年过去了，我还记得清楚。”罗放说，一年多前，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也派人到律所向他了解这一案件。罗放向红星新闻记者提供的2003年其在看守所会见李大清的《会见笔录》显示，李大清称他没有强奸杀害余某某，同时表示，早前的供述是因为“公安人员打我”。“庭审时，李大清也否认强奸、杀人的指控。”罗放说。罗放向红星新闻记者提供当初的辩护词谈到：李大清的智力状况，与他的供述语言不相符。“李大清是个文盲，智力明显低于正常人，听不懂诸如一次性纸杯、银白色、双眉等词语。”罗放说，且2003年5月28日、6月7日的两份供述中，关于作案经过、被害人衣着特征等记录，几乎一字不差。“这是被告人记性太好，还是在制作笔录时后一份抄前一份？不合常理的笔录，无法让人信服。”罗放提到，在法院此前认定中，被害人是被掐晕后拖到小山沟的；但法医进行尸体检验时，并没有发现被害人尸体有被拖动的痕迹。“本案最为客观的证据，是被告人对案发现场及被害人物品的辨认笔录，但需要注意的是，被告人对案发现场的熟悉，有可能是因到过现场或听说此事。”罗放认为，这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定罪。“我哥被打后，只是按照他们（警方）的要求去指认。”李大华说。尹远敏是李大清案的二审辩护律师，目前是江西群毅律师事务所主任。今年6月5日，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当初他是为李大清作无罪辩护的，主要理由有：法院关于李大清犯强奸罪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强奸罪不成立，故意杀人的动机也不存在。”尹远敏认为，现有证据和鉴定结论不能证明是李大清作案，案件在证据层面并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不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合理怀疑。省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抛开李大清供述，这案没有证据定罪，缺乏和李大清相关的物证。”罗放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李大清及家人一直在申诉。2021年12月8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21）赣刑申60号《驳回申诉通知书》表示，侦查人员依法讯问李大清的经过有同步录音录像证实，没有证据证明李大清是在遭受刑讯逼供、诱供后才作的有罪供述，并认为对李大清判处的刑罚符合法律规定。李大清的申诉也因此被驳回。李大华表示，希望警方提供李大清被带至公安机关期间不间断的同步录音录像。申诉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近一年后，李大清收到了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11月15日出具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部分）截图该通知书中提到，经鉴定，被害人余某某短裤及阴道涂拭物上未检出精子；其面部共有五处创口，应系比较锋利的物体打击所致。通知书还显示，申诉人提出的申诉理由成立。一是原审判决据以定案的有罪供述、现场指认笔录、辨认笔录的真实性存疑，不能排除被诱导的可能。二是无其他证据将李大清与本案关联起来。三是不能排除他人作案可能。江西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赣刑一终字第21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李大清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据此，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余某某的父亲余先生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女儿遇害的时候才16岁。这个案件我们是受害者家属，但我们也没有告李大清。此外，案件是武宁县公安局刑警队破的，具体可以向办案民警了解，我们也不想就此接受采访。”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2003年余某某遇害时，武宁县公安局成立了侦破“5.19”杀人案专案组。今年6月初，红星新闻记者向专案组民警反映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对此案的再审检察建议及李大清家属的不同看法、希望听听专案组意见时，对方表示不便接受采访。李大清的申诉案件没有获得家属预期中的进展，李大华随后将申诉信同时寄给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依照相关法律和有关规定将材料转给了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今年8月29日，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短信回复李大华称：“经审查，您反映的申诉案件我院已依法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该申诉案件已办结。”同日（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李大华的短信回复中称：“关于（2003）九中刑一初字第26号的来信正在办理中，请耐心等待。”记者注意到，回信中的“（2003）九中刑一初字第26号”即是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3年9月5日作出的《刑事判决书》编号。9月20日，红星新闻再度与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欲进一步了解李大清申诉案件进展，前述两院工作人员均表示不便接受采访，如有需要，单位会统一对外通报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