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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称，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后，他们发现李某斌侄子李先生私自变卖了李某斌价值114万的商铺房产，且在李某斌去世后未及时返还。目前法院终审已判决侄子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侄子却迟迟未履行归还义务。对此，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商铺房产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应该当作是给他的报酬。他不认同法院这一判决结果，会在60天期限内申请再审。法院终审判决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监护人方回应财产使用情况：由几个长辈共同管理，没有非法行为据李先生9月13日介绍，他的叔叔李某斌（1965年生）曾是湖南桃源一家开发公司的大股东，于2020年意外去世，留下上千万遗产和2个儿子。李某斌与前妻张某某（1964年生）2013年已协议离婚。叔叔去世后，其大儿子跟着张某某生活，小儿子小李跟着李某斌的二姐李某宏（即李先生的二姑）生活。叔叔意外去世后，二姑李某宏在几个兄弟支持下，确定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文书查明，大儿子系李某斌与张某某之子，小儿子小李系李某斌通过代孕方式生育之子。2013年9月16日，李某斌与张某某离婚，大儿子由张某某抚养，李某斌于2020年6月3日死亡，2022年1月24日经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指定李某宏为小李监护人。2022年1月27日，张某某与李某宏分别作为两个儿子的监护人就李某斌的遗产分割达成分配协议并经过公证。侄子李先生称，他怀疑二姑非法使用财产，曾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他发现二姑一家曾背着他做了监护人确认，卖掉了叔叔在长沙的别墅后瓜分，价值七八百万。“后来我了解到，二姑的儿子在深圳买房，按揭了上千万。”9月19日，监护人李某宏儿子林先生向红星新闻澄清，目前孩子的财产由李某斌的几个长辈，也就是李某斌的几个兄弟姐妹共同管理，有资金支出均需要获得多个长辈同意。对于非法使用财产的质疑，林先生说，他的房子是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前购买，且无房贷，不存在拿孩子的钱买房一事。对于李先生的指控，他将会诉诸法庭。此外，李先生在此前受访时表示，他怀疑小李并非李某斌亲生，曾要求二姑李某宏对孩子做亲子鉴定，但是作为监护人的二姑并不愿意，法院也不支持。二姑也阻止他们见孩子。对于李先生的质疑，林先生回应称，当时舅舅李某斌去世后，没想到后来会出现此类质疑，李某斌遗体已经火化处理，没有留下可用作鉴定的身体发肤。其次，小李经法院审理认定为舅舅代孕所生，且孩子相貌与舅舅极为相似，家里人都坚定认为孩子就是舅舅的，没必要做亲子鉴定。在林先生看来，李先生坚持做亲子鉴定是想剥夺小李正当的继承权以及李某宏的监护权，以争夺家产。李先生的撤销监护人申请因114万元商铺房款对簿公堂终审判决侄子应返还给叔叔的两个儿子近期，李某斌两个孩子的监护人和李某斌侄子李先生因一起价值上百万的商铺房款归属权对簿公堂。林先生向红星新闻介绍，在舅舅李某斌去世后，他们发现李某斌侄子李先生在李某斌去世前还变卖了李某斌价值114万的商铺房产，且在李某斌去世后未及时返还。上个月，法院终审判决李先生返还114万元给李某斌的两个孩子，但李先生迟迟未执行。林先生提供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显示，2019年10月10日，李某斌曾向侄子李先生出具委托书，委托他处理漆河镇佳沅广场（原为万豪广场）损失追回相关事项，李先生陈述其在处理委托事项时李某斌向他给付过一些费用。经关联案件审理查明，李某斌委托侄子李先生就案涉一商铺与他人签订《漆河某商铺置业计划书》，将该商铺出卖给案外人陈某华。商铺转让款共计114万元已由侄子收取，其中15万元应于2019年12月28日确认以收取的该商铺租金抵扣，李先生未将上述款项转交给李某斌。孩子监护人就李某斌遗产签订的分配协议中未包含案涉商铺。2023年5月，李某斌两个孩子的监护人发现上述情况后，均要求李先生如实报告其接受李某斌委托期间收回的财物，而李先生至今未报告或返还财物，孩子监护人张某某和李某宏认为侄子的行为侵害了孩子的权益，故诉至法院。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湖南省桃源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相关法律，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委托人，委托人死亡，委托合同终止。本案中，侄子李某某未将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114万元转交给李某斌，并主张该笔款项系李某斌对他的赠与，且15万元系办证费用，但就其主张未提交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故不予采纳；李某斌死亡后，二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应终止，侄子因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114万元应依法由李某斌的继承人继承。李某斌两个儿子系李某斌第一顺序继承人，双方就该114万元未进行遗产分配，故应为二人共同所有。一审判决后，侄子李先生不服上诉，他提出，两个男孩是否为李某斌亲生子的资格存疑，主体不适格。此外，他获得赠与房屋是存在对价的，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是他为李某斌追回约定之外房屋的额外报酬。今年8月13日，二审法院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称查明事实与一审法院一致，认为侄子李先生主张李某斌已将案涉商铺赠与他作为之前委托工作的报酬，未提供充分证据证实，法院对该主张不予采信。二审法院认为，李某斌去世后，案涉购房款依法由李某斌的两个儿子继承，应返还给两个孩子。另外，关于两名孩子及其监护人的身份，已经由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予以确认，本案中不予重复审查。最终，李先生的上诉请求被驳回。此为终审判决。9月19日下午，针对未返还114万元商铺房产一事，李先生告诉红星新闻称，他坚持认为，两个男孩是否为李某斌亲生子的资格还存疑。此外，商铺房产是他为处理李某斌委托事项而产生的维权费用，应该当作是给他的报酬。因此，他不认同法院判决，在60天的申诉期限内会申请再审。红星新闻记者蔡晓仪编辑 潘莉 责编 冯玲玲

近日，一则关于“应届生因拒绝公司组织的周末跑步活动而被辞退”的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据当事人张先生发帖称，他于2024年7月22日入职北京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担任管培生一职，不料在短短43天的工作期间，因连续两次拒绝参加公司组织跑步活动，最终于9月4日收到了公司的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张先生收到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这一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发酵，引发了关于职场权益、企业文化及劳动法规的热议。张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详细叙述了自己的遭遇。据他介绍，入职该公司后，公司曾两次组织员工户外长跑活动。公司在聊天群组织员工下班后户外跑步第一次是在8月21日晚9点，公司组织员工下班后进行5公里的户外跑步；第二次则安排在8月31日（周六）早上7点，要求员工到某公园集合进行10公里的户外跑步。张先生表示，由于连续高强度加班12天，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身体疲惫不堪，因此在第二次活动当天未能参加。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决定竟成了他被辞退的导火索。张先生询问跑步的目的张先生透露，9月3日，他被公司的管理人员朱先生约谈劝退。在约谈过程中，朱先生表示组织跑步活动是为了增强团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让员工自主报名参与，实际上也是一种筛选主动性较强员工的方式。朱先生还指出，张先生拒绝参加跑步活动反映出其缺乏主动思考和管理潜力，不符合公司对管培生的要求。对于这一解释，张先生表示难以接受，他认为自己拒绝跑步活动是基于个人身体状况的考虑，并非对公司文化或团队活动的不尊重。张先生和公司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事件发生后，张先生于9月12日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了劳动仲裁，目前案件正处于庭前调解阶段。张先生向媒体提供了约谈的录音作为证据，录音中朱先生的言论进一步证实了公司方面对于此事的态度和解释。记者致电该公司城市经理朱先生求证时，朱先生表示开除张先生是由公司决定的，与公司的用人标准有关，他本人并不清楚具体情况，相关情况应以劳动仲裁委员会的最终判决为准。此事件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一方面，有网友对张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支持，认为公司不应将员工的个人选择与工作能力挂钩，更不应以此为由辞退员工；另一方面，也有网友对公司的做法表示理解，认为企业文化和团队建设对于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员工应积极参与其中。网友发表评论截图媒体时评企业得回答“灵魂”三问实话，在非工作时间组织员工搞活动的企业，现实中并不少见。虽然员工有权利拒绝，但是多数时候只能选择被迫服从。但哪怕如此，审视涉事企业的做法，依然让人忍不住质疑，甚至质问。其一，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跑10公里？稍微有点运动常识的人都知道，对于一个没有跑步习惯的人来说，上来就跑5公里、10公里，既不科学也不健康，很容易造成肌肉拉伤或是心率加快引发其他意外。体育锻炼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可见风险意识之差。其二，周末到底属于员工还是属于公司？在大小周已经遭遇持续性的批判，或是提高加班福利、把选择权交给员工的语境下，这个答案恐怕不难得出。如果这个问题涉事企业回答不上来，或者没有明确、合法的考勤制度来解释，那么就不妨参照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其三，辞退涉事管培生的理由合法、充分吗？一般来说，企业单方面辞退一名员工，包括试用期员工、管培生，要给出充分的理由，这些理由如果是当事人专业能力不足，无法胜任岗位工作，或者违反公司合法的规章制度，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因为拒绝参加公司周末组织的长跑活动被辞退，未免牵强。管培生当然应该接受企业的管理，但绝不代表要无条件接受企业的无理要求，甚至是不合法、不合规的要求。管培生首先是一个自然人、权利人，是一个有着自身正当权益的劳动者，不是企业任意拿捏、揉搓的工具人。这起事件暴露出当下职场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企业缺乏边界意识，随意支配员工工作之外的时间而不自知；漠视员工权益，嘴上说“大家主动报名”，实际上却是变相强制、秋后算账；企业文化落后，有着浓厚的传统家长制思维，管理常常超越雇佣关系。来源 | 新闻晨报综合正在新闻、半岛都市报、红星评论

北京仅7座加氢站正常运营经济观察报 周信/文 记者 高飞昌 见习记者 周信 9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丰的亿华通加氢站，有六七辆大巴车正排队进站。在此排队的北京水木通达公司大巴车司机王贵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这辆车是50座的大巴车，加满氢、充满电，也就跑500公里，我常跑顺义、通州线路，但只能到这儿加氢。”“开这车都不敢出北京，不然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王贵说：“去一趟古北水镇，来回二三百公里就得加氢。”经济观察报记者在走访北京地区加氢站之前，提前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了“加氢查询”，结果显示北京市目前有13座加氢站，且主要分布在延庆区、昌平南北沙河、大兴区，连起来看呈现出东南—西北走向的曲线。当记者将手机上的加氢站分布地图展示给王贵时，他略有不屑地说：“假的，很多站都不能加气，要么是停了，要么是不对外，要么是晚上不营业。”记者随后走访了与中石油福田加氢站、位于延庆区的中石化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发现这几座加氢站的运营情况都不佳，有的站内杂草丛生，有的不对外开放，有的则已经关停。北京是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北京城市群曾入选国家首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城市群名单。北京规划了2023年建成37座加氢站、2025年建成74座加氢站的目标。但据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地区实际上还在开放运营的加氢站仅有7座，比起规划目标已严重滞后。加氢站的惨淡情况，与当前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火热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3月份，氢能首次被作为前沿新兴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山东、四川、吉林、陕西等地陆续出台免收氢能车辆高速费的政策。在汽车行业当中，8月，丰田宣布在华燃料电池工厂投产；9月，宝马宣布与丰田车携手研发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并将于2028年推出首款面向市场的量产氢燃料电池车。一家加氢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加氢建站投入大，每天运营费用高，虽然每公斤氢气30元，但就算一天卖2000公斤气也才6万元，每天光电费都得好几千元，再加上人工等成本，很难回本也很难盈利。这是困扰加氢站投资者的重要问题。加氢建站投入大运营费用高 资料图有的站要排队，有的站已荒废位于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一旁的中石油福田加氢站，面积不大。经济观察报记者从现场看到，这座加氢站只能给一辆大巴车加氢，但道路两旁在排队进站加氢的大巴车有十几辆。大巴司机刘厚向记者表示，这还算好的，多的时候都能排到福田康明斯厂那边去，每次加氢至少得一个小时，基本上是“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这种进站加氢排队的现象，在大兴黄村的时顺加氢站则更为严重。在亿华通加氢站和福田加氢站的不远处，记者都能听到“突突突”的声音。“这是加氢站内加氢气压不足，开始给储氢罐打压，”刘厚说，“一打压就得三四十分钟，而且是加几辆车就得打压，导致加氢排队时间更长。”天津大学教授姚春德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现在的加氢站使用的储氢压力基本都是35兆帕，当给大车加氢时，随着往车里加的氢气越多，车上氢罐内的压力越大，站内的压力就不足，所以需要打压。这也是亿华通加氢站工作人员所说的“小车加氢三五分钟，大车加氢十五分钟”的原因。往延庆城区方向，在京银路与张王路交叉口，有一座中石化的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站内有两台加氢柜机，但该站的加氢业务已经停了两年。据该加氢站的一位员工介绍，该站于2021年建设，主要是为了服务202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据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山地赛区设在北京延庆区和张家口市，为服务本次赛事，北京市累计投放了1200辆氢燃料电池接驳车，并建了庆园街、王泉营、金龙和燕化兴隆站4座冬奥配套加氢站。如今，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出入口都被遮挡，加氢站内的蒿草有一人多高，站内停放的一些氢能大巴车也显现出锈迹。而位于919路公交总站内的庆园街加氢站，只服务本站公交车，王泉营加氢站也不对外开放。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尚在运营，但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因为加氢车辆太少，加氢站已经关停三个多月了。一些加氢站因无车光顾而关停，一些加氢站则出现加氢车辆大排队的现象，北京加氢站的布局，让驾驶氢能源汽车的司机长期处于里程焦虑当中。大巴司机称“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 资料图实际投运站点滞后于规划目标2021年8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方案》），确立了“十四五”期间北京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按照《方案》设定的目标，2023年前，北京应力争建成并投运37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74吨/日；2025年前建成74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148吨/日。但2024年已经过去一大半，北京市仅有13座加氢站，与规划的2023年加氢站建设数量相距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发布时，北京已有11座加氢站，这意味着近三年时间里，北京仅新建投运了2座加氢站。以当前的进度来看，如果要完成2025年的74座加氢站目标，几乎不可能。细分到北京各区的加氢站建设，其中的差别也不小。彼时的《方案》规划，在延庆区、海淀区、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7个区域（也是北京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先行区域），规划建设26座加氢站，满足337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47吨/日的加氢需求。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氢站建设选址储备库》里，顺义区规划了32个加氢站点，但至今一个加氢站也没有。此外，朝阳区和通州区分别规划了12个、26个加氢站，至今也一个都没有。昌平区备选的有21个站点，但目前由北京三元石油有限公司负责的北清路、七里渠加氢站，昌平区未来科技城规划的王府加氢站以及中海潮等站点，尚没有明显的建设投运动作。国家电投氢动力（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监刘国柱表示，他们公司在北京运营了220辆大巴、约400辆物流车，其中有七八十辆大巴车在首都机场运营，但顺义区、朝阳区没有一座加氢站运营，车辆要么去昌平、要么去大兴加氢，单程一次路上就要消耗100公里左右，导致加氢成本很大。事实上，不仅是加氢站的建设进度缓慢，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速度也不及预期。根据《方案》，2023年北京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2025年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2023年6月，北京市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目标做了一次更改。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官网公示的“北京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项目设计文件”指出：预计本项目第一年度（2023年4月22日—2024年4月21日）车辆规模将达到1800辆，以此时间推后的第二年度、第三年度分别为4500辆、8100辆（预估重型货车将达到5400辆）。据中汽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8月份发布的《“万辆百站”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大数据报告》，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车辆达到11334辆，加氢站建设143座。加氢站点少、建设进度慢 资料图难以盈利是关键掣肘关于加氢站少、建设进度慢的问题，一些专业人士指出，其中有着加氢站审批复杂的原因，例如氢气被定义为危险化学品，因此在“制储运充”多个环节需要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立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最主要还是经济性问题，包括大经济环境和氢能源汽车的经济性。一方面，氢能源汽车行业本来就是靠政策推动，很多地方也规划了很多项目，但当前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没有太多的钱来补贴加氢站的建设；另一方面，加氢站建设投入大、运营成本高，按标方来看，一个小加氢站的建设也需要五六百万元的投入，但政府补贴的金额仅占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的加氢站成本会更高。据了解，一座日加氢能力在1000公斤且采用70Mpa加氢系统的加氢站，其建设成本至少需要2000万元（加上建筑施工、设计维护、管理等费用），其中设备成本约占80%。氢气压缩机占加氢站整体成本的30%左右，管阀、氢罐、加注设备分别占比13%左右。2022年8月，北京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显示，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成（含改扩建）的加氢站，按照压缩机12小时额定工作能力不少于1000公斤和500公斤两档，分别给予500万元和200万元的定额建设补贴；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加氢服务并承诺氢气市场销售价格不高于30元/公斤的加氢站，按照10元/公斤的标准给予氢气运营补贴。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的一位员工表示，2021年建站时花了3000万元，仅加氢的相关设备投入就有2500万元，而当前加氢业务又停止运营了，这部分投入就打了水漂。而在运营环节，由于氢气前端成本高导致到站价格也高，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少导致加氢站普遍负荷率低，加氢站收回成本难度高。亿华通加氢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公司是做燃料电池电堆的，这个站只是配套服务，根本不挣钱。”据了解，亿华通加氢站的气是从燕山石化进的，对合作单位的车是三十元每公斤，没有合作的车大概四五十元每公斤。该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吨，即便每天全部加完，再加上政府补贴也才4万元，也难以抵消成本，包括进气和运输成本、人工成本、水电成本、维护成本。北京开云汽车集团董事长王超认为，加氢站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氢能源汽车保有量太少。“如果车多，站里每天都很忙，就是投入一个亿也有人愿意投，反之，就算亏10块钱，也没人愿意干。”孙立清认为，整个氢能源汽车产业从装备制造到储运、运营的过程中，都需要提升技术与效率，目前还没有实现商业闭环，所以现在都挣不到钱。在8月底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耿晋军表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个别城市存在盲目跟风的情况。氢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应当合理把握力度和节奏，量力而行、有序推进。”“实际上，北京作为氢能源汽车示范城市，很具有代表性，北京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现状也是整个国内市场的缩影。”孙立清说。（文中王贵、刘厚均为化名）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周信，经济观察报记者

澎湃新闻记者从叶楚梅同志亲友处获悉，叶剑英元帅长女叶楚梅女士，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9月1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公开资料显示，叶楚梅，叶剑英长女，1928年在香港出生，从出生到1937年九年间，与叶剑英始终分隔两地，无从见面。1945年，17岁的叶楚梅被接到延安，与叶剑英团聚了才一个月，就被送到冰天雪地的东北接受磨炼，成为一名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1948年，叶楚梅被党组织送到苏联去学习。叶楚梅女士因病医治无效逝世，图为蜡烛 资料图回国后，叶楚梅曾担任原机械工业部机床局副局长等职务。叶楚梅的丈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国务院原副总理邹家华同志。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此前报道，叶剑英1946年12月6日写给女儿叶楚梅的信中曾送女儿一首诗《鼓起你的劲儿，踏上你的长路》。其时，叶楚梅在莫斯科财经学院读书，而叶剑英则担任了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1946年1月国共双方经谈判正式签订了停战协议，随后成立了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与监督双方执行停战协议，但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次年2月，叶剑英率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最后一批人员返回延安，军事调处执行部宣告结束。虽然此时距内战全面爆发不过半年时间，对于我方而言仍处在战略防御阶段，但叶剑英在信中热情洋溢地表达了对我方必胜的信心、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他为下一辈能参与“这一场翻天覆地的斗争”而感到高兴，也期许他们能做出自己的贡献。1949年5月27日，叶剑英在写给叶楚梅的信中，再次热情洋溢地写道：“女儿！让爸爸们，把新民主的地基，铲得平平的，让你们后一代，加工的把我们的祖国，建筑起一座自由、快乐、文明、进步、庄严、华丽的世界。你们不能逃避这一责任，你们必须完成你们这一代的责任。因此，当着你们还在学习时期，就应该全心全意的为建设我们完全新的中国而努力！”

这场家产之争关乎美国保守派媒体福克斯以及新闻集团未来，乃至美国的政治格局。本周，一场备受瞩目的继承之战在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的一家法院打响。主角是93岁的传媒大亨默多克和他的孩子们。这场官司之所以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牵扯到默多克家族150亿美元的财产，更因为这是一场默多克媒体帝国的掌门之争，关乎美国保守派媒体福克斯以及新闻集团未来，乃至美国的政治格局。原本约定子女平分财产9月16日，默多克与今年6月刚刚结婚的第五任妻子朱可娃十指紧扣走进法院。一同出现的，还有他的4个子女，坐满律师的两辆SUV车和数箱法律文件。默多克与妻子现身法院 图GJ1999年，默多克离开第二任妻子安娜时，为避免日后争夺家产而同意设立了不可撤销的默多克信托基金。根据约定，默多克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女儿、现年65岁的普鲁登斯，以及默多克与安娜所生的3个孩子——现年55岁的次女伊丽莎白、53岁的长子拉克兰和51岁的次子詹姆斯，将在默多克去世后平等享有对其财产的控制权，包括该信托基金控制的新闻集团和福克斯的股份权。偏爱长子引发争端然而25年后，默多克家族还是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争夺家产”的局面。只不过，闹出“争夺家产”局面的是默多克自己，因为随着孩子长大成人，他发现只有长子拉克兰同自己“三观相近”。另外3个子女似乎不太热衷于默多克的保守路线，次子詹姆斯公开对福克斯新闻的立场持批评态度。默多克此前也并没想要闹到打官司这一步。他曾试图与两个大女儿和次子沟通，想说服他们给拉克兰独享家族企业的控制权让位，但遭到了子女们的拒绝。而在经济上，拉克兰也难以“买断”兄弟姐妹们持有的股份。他的兄弟姐妹们也在考虑罢免拉克兰，让其他人取而代之。为了给拉克兰扫清“障碍”，默多克最终决定同另外3个子女对簿公堂，寻求“将决策权集中在拉克兰一人手中，并赋予他永久的、独家的控制权”。这也导致伊丽莎白和詹姆斯均未现身今年6月默多克与朱可娃的婚礼，不愿再维持表面的和平。按照遗嘱检验专员格尔曼的说法，对于不可撤销的默多克信托基金，默多克也不是毫无办法。他有权修改信托，只要证明此举有利于他的所有继承人。普鲁登斯、伊丽莎白和詹姆斯则指责父亲破坏约定的条款。默多克资料图 图GJ“家丑”已被广泛关注尽管围绕家产继承问题争执不下，默多克家族在一个问题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尽可能地“家丑不外扬”。选择在内华达州这家并不起眼的法庭举行闭门审判，正是出于保密的考虑。因为内华达州的司法机关在受理涉及资产保护的诉讼案时，不会对外披露案情的大部分细节。但这起继承人之争势必备受舆论关注。包括美联社、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内的7家美国新闻机构联合起来寻求公开审判过程和记录，理由是“默多克家族的巨额财富和庞大传媒帝国的命运事关公众利益”。毕竟，默多克掌控的新闻集团涵盖了美国《纽约邮报》《华尔街日报》以及英国《泰晤士报》《太阳报》，掌握了英美主流保守派话语权；福克斯新闻则是美国共和党的喉舌、保守派媒体的“中流砥柱”，吸引了大量保守派选民，尤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有分析称，如果默多克胜诉，拉克兰获得绝大部分股份，那么默多克传媒帝国的保守成分可能会更高。美国记者卡特莱特说：“拉克兰的政治立场要比他的父亲保守得多。”而如果默多克败诉，他的次子詹姆斯很有可能会推动出售福克斯新闻，新闻集团旗下其他媒体的保守立场也可能会淡化。图为默克多与家人合影出品 深海区工作室撰稿 齐旭编辑 深海贝

本文来源：时代财经一则关于“叶县强拆果园”的话题冲上了热搜。9月19日，多位网民发文质疑平顶山市叶县副县长胡炜哲履历信息，百度百科资料曾显示胡炜哲出生于1971年5月，1985年进入新华区人大工作，年仅14岁。此前，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返乡创业大学生贾柯的梨园，因高速公路建设征地被当地政府在未谈妥补偿方案情况下强制执行。贾柯称，今年4月2日，叶县常务副县长胡炜哲集结了公安、交通执法、镇政府等部门四百余人，非法强拆他苦心经营近十年的7亩梨园。9月19日在媒体采访时，贾柯回忆称，当时非常绝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说，5个月前的那天，是一家人的噩梦，因为自己的梨园遭遇强拆，家中4名上前录像取证的妇女和老人被按倒在泥地里，被抢走手机。对此，9月20日，“平顶山发布”微信公众号发布通报称，针对近日网上反映的因补偿标准争议引发的“叶县强拆果园”一事，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已第一时间成立由纪委监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农村、林业、司法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工作。通报截图。来源：“平顶山发布”微信公众号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叶县强拆果园”事件陷入了三大争议。争议一：副县长履历受质疑随着事件的发酵，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胡炜哲的履历受到网民质疑。据其履历，胡炜哲出生于1971年5月，最早版本的百度百科资料显示其于1985年进入新华区人大工作，时年仅14岁。修改后，胡炜哲于1988.03-1999.12在新华区人大工作，期间1993.03-1995.07在平顶山师专法律专业学习。胡炜哲的履历。此后，胡炜哲担任过新华区焦店镇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团主席、新华区西高皇街道办事处筹备组副组长等职，在2015年10月任新华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2019年4月任中共新华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2021年8月至今任中共叶县县委常委，叶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值得注意的是，按修改后进行计算年龄，胡炜哲仍存在参加工作时未满18周岁的疑点。对此，平顶山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表示，正在核实具体情况，并将结果进行答复。争议二：暴力拆迁是否违法？事件的第二个争议点是，在关于征地拆迁的补偿事宜未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相关部门能否强制拆除他人私有财产？强制拆除是否违反了相关法律？这些疑问仍待进一步解答。据了解，贾柯是河南叶县任店镇人，2014年大学毕业后，他回老家流转了土地，准备种植果树。2015年，他选择在26亩土地上种植韩国黄金梨，并创办了平顶山梨花庄园有限公司。2020年，梨树进入盛果期，其黄金梨品牌成为河南省“知名农产品品牌”。2021年，贾柯听说新建的叶鲁高速公路要从果园穿过，需征用果园的7亩土地。公开资料显示，叶县至鲁山高速公路，全长约67.5公里，是《河南省高速公路网规划（2021-2035年）》批准新增的9条拥堵路段分流路线之一。项目于2021年6月正式开工建设。在此消息传出之后，从2022年开始，便有施工人员到果园进行测量。当地政府也发了征占地的通知，征占果园的土地面积约6亩到7亩。然而，关于征地拆迁的补偿事宜，双方尚未达成共识。2023年6月13日，任店镇政府曾对贾柯的果园下达过《限期清理通知书》，要求他于2023年6月14日前自行清理种植的梨树。通知明确，如逾期不清理，镇政府将予以清理，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贾柯自行承担。贾柯告诉媒体，政府下达限期清理通知后，他把任店镇镇政府起诉到了法院。接到开庭应诉通知后，2023年9月6日，任店镇人民政府做出了撤回《限期清理通知书》的决定。但令贾柯没有想到的是，2024年4月2日，在没有提前收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他的果园遭到了拆除。贾柯表示，当天上午7时，梨园四周突然聚集各类车辆100多台，钩机3台。果园被断电，过往车辆不许停车，更不许下车拍照取证。随后，贾柯的母亲、妻子、二姨以及爷爷等4人由于录像取证被按倒在泥地里，取证手机也被抢走。4人随后被强行抬出果园，关进派出所。争议三：赔付金额该为多少？事件的第三个争议点，是赔付金额。9月19日，贾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不认同政府定的赔偿金额依据，因为与其实际损失差距太大。当地政府则回应称，对此事会进行积极沟通和协调。按照河南省林业局的经济林补偿标准，贾柯曾请评估公司对果园损失进行评估，补偿费用超过300万元。这个数字，与当地政府计算的18万元相差16倍有多。征地拆迁，是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而随着我国法治社会建设日益完善，强拆所引发的暴力冲突事件有所下降。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三百三十八条明确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并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承包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据本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据悉，任店镇政府所拟的补偿标准，依据的是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文件平政〔2017〕33号《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该文件规定，在林地上种植经济林的，补偿标准严格按照《河南省林业厅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占用土地上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17〕2号）相关要求执行。不过，由于贾柯承包的土地规划用途并非林地，当地政府只是按照“零星果树”的类别对其进行补偿，7亩地补偿款共18万元。零星果树的补偿标准。图源：极目新闻对于相关补偿适用法律法规的问题，湖北易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袁三慧认为，平顶山市政府的文件明确规定了经济林的补偿标准按照河南省林业厅的“豫林经〔2017〕2号”文件执行，但现豫林经〔2017〕2号文件已经被豫林经〔2020〕167号文件废止取代。“所以在确认果园为经济林的前提下，相应的补偿标准应当参照河南省林业局豫林经〔2020〕167号文件，即根据产量乘以价格，再结合是否盛果期乘以相应倍数进行补偿。对于补偿标准有异议的，双方可以共同委托评估。”袁三慧说。（时代财经阿力米热综合新京报、极目新闻、封面新闻、中国交通广播、大皖新闻、九派新闻） 76岁的老人陈有银是陕西黄土地上的一个普通农民。除了1970年应征入伍，至河南开封当了几年兵，他这辈子没有离开过家乡西安蓝田县的土地。当兵时连长描述其老家武汉长江大桥的景象，总在他心头徘徊。往后近五十年里，他日复一日面对着土地和庄稼，那些景象的细节模糊了，只记得那座大桥“有多美”、“有多好”。近两年有高龄战友向他描述外面的世界，说要抓紧时间出门看看，他真是心动了，这辈子还能亲眼检验那种在脑海里扎根的“美”吗？2024年8月8日，趁地里是农闲期，患病三十多年的妻子近期病情也有好转，陈有银带着一件1975年退伍时带回来的军用雨衣，三身换洗衣服，一大瓶水，以及三十多年前亲友见他家条件不好塞给他的千余元钱，从附近小孩那里借来一辆黄色单车，抠掉老年手机的电池，不想麻烦任何人，悄悄离家独自去“圆梦”。这趟数千里的骑行之路，陈有银没有数过日夜。知晓家人焦急寻找他足足一月，他才发现自己带来了更大的“麻烦”。他被家人从武汉接回家时，其实还没有找到连长说的那座武汉长江大桥。他选择让这个念想默默消散：这一路上看到的，已经足够啦。△ 9月7日，陈有银骑车在武汉看长江大桥。硚口警方提供视频监控截图。图源：长江日报走失的76岁老人8月上旬，西安蓝天当地多个救援队发布的一份寻人启事传播开来，称一名76岁老人陈有银于8月8日中午12时从村里骑行一辆黄色共享单车出村走失，一直未归，查监控发现老人于当日中午1时许在当地白鹿广场附近出现，走失时上身穿白底蓝格子衬衫，灰色裤子，脚穿咖色皮鞋。家属寻找未果，已报警。陈有银本人对此浑然不知。在他描述的版本里，8日中午，他照常做了三碗面条，和妻子、孙子一起吃完。然后好好洗了个澡，换上一身干净衣裳，取出自己藏了三十多年的千元积蓄——平常家里的钱都归妻子管，买东西哪怕找了一元钱零钱都会交还给妻子。那天他买了一桶油，找回来的零钱照例放桌上，所以家人都以为他出门时身无分文。出发前，陈有银把老人机的电池抠了。他不想让家人知道，一是怕看他年纪大阻拦，二是怕见他态度坚决，又要麻烦他们出钱出力给自己圆梦。自己骑个共享单车，一路上节约节约，应该也能做到。他也考虑过要不要留张纸条，但想想应该就几天的事，算了。△ 2023年，陈有银领取“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拍照留念，有老战友感叹应多出去看看。当事人供图/图源：长江日报沿着国道问路走，遇见的好人很多陈有银推测，顺着沿江的国道，应该就能到武汉。他一路东出潼关，去了河南三门峡、曾经当过兵的开封、郑州，随后南下武汉。每天骑行50里到100里，前十天还有些累，后面越骑越轻松，饿了就买些馒头、面条，晚上就用军用雨衣铺地，穿衣服睡。途中陈有银看到了与老家黄土地迥然不同的地貌，还有那些他从来没有种过、各式各样的庄稼。以前在开封当兵的时候，路上黄沙飞天，行人嘴都不敢张，如今变成一片绿林，泥路和土包变成了宽敞大道和高楼。他还去找了自己的“老连队”，都焕然一新。留守的战友听说他要骑行去武汉，给他赞助了一套新衣新鞋。路上陈有银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好人挺多。遇到那些陕西老乡开店的，见他独自在外，不肯收他钱，对他像邻居一样亲切。出于安全考虑，他在晚上通常不骑车，推着车走。有回他遇见一名骑摩托的女同志，谁也不认识谁，一直跟在他后头。他后来才意识到对方是开着车灯想给他照亮路。他说对方是名女同志，方向和自己又完全相反，不要再帮自己。接着他发现摩托车走了，警车紧接着来了，那名女同志出于担心报了警。民警了解完他的情况，也在后头打开车灯给他照路，直到他找着落脚点。这一路上，陈有银怕迷路，沿着国道没进过城，直到武汉。△ 陈有银的退伍军人证明书。当事人供图/图源：长江日报出租车里没有人，怎么也能在路上跑啊？在武汉看到的第一座大桥就让陈有银震惊到了，这应该就是连长说的多美、多好的大桥吧。他一层一层地数，一座足足有五层的钢架大桥，十分壮观。可惜人不能上去。这个上午陈有银在附近逛来逛去，还琢磨了好一会这五层分别是干什么用的，如果是方便军人站岗守桥，也不需要盖这么高呀。他的这个猜想被路人否定了，他也随后得知这座桥不是连长所说的那一座。武汉有十二座长江大桥，距离挺远，他得进城慢慢找。陈有银接着又看到了两座桥，只有一层桥道的它们相比第一座就显得有些普通，但晚上开了灯还是很漂亮。他还看到宽广的江面上有一辆大船驶过，有人上上下下，老家的河哪能供这种船开呀。到武汉这两天，陈有银不怎么赶路了，他在大桥周边闲逛，碰到了很多新奇的东西。“别的不说，就是那个出租车吧，我就感觉很奇怪，我想这个车子在路上跑，怎么没有人开哦，和别人一问，人家说这是无人驾驶啊！”陈有银就想，现在发展确实快，自己在的村庄没有什么改变，外面的城市变化竟然这么大。第二天晚上，陈有银在大桥桥头附近的椅子上睡着，但没多久就被路过的洒水车弄醒了。陈有银又走走走，在一片高楼中迷了路。△ 陈有银在老家。图源：白鹿视频“失联”一个月后，大桥没找到，生活回来了9月7日深夜，陈东毅突然接到民警的电话，称找到他父亲陈有银了，人在武汉。陈东毅当即连夜驱车赶往。陈有银压根没想惊动家人。他找不着路，走进途经的派出所。民警见他模样，以为是流浪汉，不让他走，给他做饭，让他休息，要给他买车票回西安。陈有银说自己有钱，不用麻烦。民警不放心，想联系他家人。这一联系才发现，老人原来是蓝田县当地寻找了一月的走失人口。而陈有银才知道自己足足出来了一个月。子女们焦灼万分，不仅自己找，还发动整个村里的青壮年在村里村外找了个遍。△ 9月7日晚11时，陈有银到武汉市硚口区宗关街派出所向民警求助。通讯员武龚萱 摄/图源：长江日报9月8日上午9时多，家人赶到派出所时，虽然什么话都没有说，但陈有银知道他们很生气。他听从他们的安排去理了个发，在宾馆开了间房作短暂休息，然后返回西安。陈有银没有再提武汉长江大桥的事。他感觉很对不起小孩，还听说当时有骗子称知道他下落索要1万元，儿子被骗走的200元也让他感到很可惜。但儿子和女儿心里，气愤平息过后是极大的愧疚。女儿陈女士称，他们从来不知道父亲有这么一个心愿。父亲总是那样的性格，有什么苦都自己挨着，平日本就缺乏沟通，父亲又格外怕麻烦到他们。9月15日，在陕西老家的陈有银收到了一张照片，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区分局将长江日报记者拍摄的“万里长江第一桥”照片洗出来，寄给了他。△ 9月15日，陈有银老人与“大桥”合影。图源：长江日报他说已经没有再出去的念头了，还要顾生活。出门这一次，他不觉得遗憾。潇湘晨报记者 吴陈幸子（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