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扑克巨烈运动|「今度俺とやりに行こうよ。大丈夫cすぐやれるから」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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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还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被撞蒙了的女司机误以为贾程浩是撞车者，抱怨道，“你怎么冲那么快？”同事和周围群众连忙为他澄清，“不是他，不是他，是他把你救出来的！”对于自己的救人之举，贾程浩说，“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退役军人，遇到有人需要帮助，我都会义不容辞。”贾程浩救援现场路过车祸现场他停车“砸窗救人”贾程浩出生于1994年，2017年12月从部队退役，目前在绵竹一家传媒公司从事新媒体工作。9月9日中午，在完成拍摄任务后，贾程浩与同事开车行至绵竹成青路时，突遇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小型车辆不幸侧翻于路中央，车身被撞变形，车内人员情况不明，加之周围车流不息，整个现场险象环生。“当时正值中午，事发地点周围人很少，来往大型车辆很多，事故车辆一直侧翻在路上，感觉挺危险的，我立即把车停在路边，看看能不能帮忙。”贾程浩说。他和同事快步跑到事发现场，“你现在情况怎么样，车里面有几个人？”贾程浩一边喊着，一边快速观察现场情况。只见红色防冻液从车头不断流出，与车内冒着的黑烟交织在一起，为本就紧张的救援氛围增添了几分紧迫感。车内只有司机一人，在确认其暂无生命危险后，由于车门变形无法打开，贾程浩当即决定砸破挡风玻璃救人。在征得女司机同意后，贾程浩迅速从路边找到一块石头，一边小心翼翼地比划着，一边安慰对方，“你往后靠一点，我帮你把玻璃打碎，你再出来，别怕！”“咚，咚，咚……”随着几次用力敲击，挡风玻璃逐渐碎裂。为避免车辆二次侧翻，贾程浩先是让女司机从里面用脚将玻璃踢出一个洞，然后再将碎玻璃踢开。在清理过程中，他的脚险些被尖锐的玻璃渣刺伤。随后，贾程浩脱掉上衣用衣物包裹住双手，将剩余的碎玻璃彻底清除。不一会儿，一个足以让女司机逃生的洞口便出现在眼前。贾程浩立即用自己的上衣垫在残余的玻璃渣上，催促车主“快出来，注意玻璃！”。工作中的贾程浩被困女司机获救“有人需要帮助，我会义不容辞”在贾程浩的保护下，女司机终于安全地逃出被困车辆。然而，被撞蒙了的女司机却误以为贾程浩是撞车者，抱怨道，“你怎么冲那么快？”面对误解，贾程浩微笑着回应，“哪是我呢？”同事小张和周围群众也连忙为他澄清，“不是他，不是他，是他把你救出来的！”因救援及时，获救人员并无大碍。贾程浩了解到，女司机所驾车辆是在成青路与一辆横穿道路的凯迪拉克发生碰撞后侧翻。对于救人之举，贾程浩说，“我是一名党员，也是一名退役军人，遇到有人需要帮助，我都会义不容辞。”事后，有网友将他救人的视频发布上网，有网友评价女司机不懂感恩，还误会了贾程浩。“当时她被撞蒙了，发生误解很正常，现场人员解释后误会就解除了！”对此，贾程浩通过红星新闻呼吁，希望大家不要苛责该女司机，以免对她的生活造成困扰。罗天琪 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受访者供图延伸阅读：17岁小伙扶摔倒老人被诬陷殴打 警方查看监控真相大白江西抚州一名17岁小伙孟欣轩路遇醉酒老人摔倒在地，头部受伤。小孟看到后上前搀扶，并用老人手机联系其家属。老人家属赶来后，小孟向家属解释相关情况，却被情绪激动的老人推搡并多次掌掴。双方争执不下，小孟立即拨打电话报警。小伙委屈到哭了8月12日13时许，建昌派出所民警接警后到达现场，小孟正被一群人纠缠、推搡。民警见状便将双方分开，其中一名老人全身上下酒味浓重，指着自己头上的伤告诉民警，是被小孟骑车撞倒后摔伤的，老人家属则执意要求小孟陪同其父亲到医院检查，并赔偿相应的费用。小孟则称：自己骑电动车路过河东大道维也纳酒店附近的马路时，看到一名老人躺在路边，头上有血迹。于是连忙把车停在马路边，上前搀扶起老人，并用老人手机联系其家属。老人家属赶来后，其向家属解释相关情况，此时，却被情绪激动的老人推搡并多次掌掴。事发现场见双方争执不下，在询问老人伤情无大碍后，民警将当事双方带至派出所。在派出所内老人家属情绪激动，小孟情绪低落，不愿再多说。要搞清事实真相，当务之急是调取事发地点的监控。因事发地点为道路监控盲区，民警经走访维也纳酒店，最终在调取酒店停车场附近的监控，才还原了事情的经过：当天伤者李某才喝多了酒，在人行道上行走时没站稳，摔倒在了路边，把头摔伤了，孟欣轩骑车路过时上前搀扶。真相大白！老人家属看了监控后也连连道歉，对小伙的行为表示感谢。虽然之前饱受非议和指责，但孟欣轩向民警表示，并不后悔上前帮助他人。老人被拘留8月19日，该名老人因殴打他人被南城县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警方为小伙行为点赞为17岁的小伙孟欣轩点赞！善良不应被误解，正义终究会得到伸张！同样也为抚州警方点赞，善良需要执法机关的保护，让每一个市民感受到法律的公正！

央广网北京9月21日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江苏省无锡虹桥医院是一家二级甲等综合医院，也是医保定点单位。医院放射影像科医生实名向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从去年开始，医院系统内出现了一些根本没在他们科室做过影像检查的患者病历，他们既没在这儿拍片子，也没有放射影像科归档的影像号，病历记录里却有“根据影像作出的诊断”。这些病历全都由医院体检中心一位医生完成，这名医生并没有操作放射影像科CT、核磁共振仪的权限。根据身体部位的不同，拍一张片子的价格在300元至600元不等，再加上这些“患者”在院期间的其他治疗费用，放射影像科的医生怀疑医院涉嫌伪造病历骗取医疗保险。无锡虹桥医院放射影像科朱成刚医生反映，从2023年7月开始，他在查看过往病历时发现一些患者的病历中没有“影像号”，也没有计算机断层扫描也就是CT或核磁共振成像的影像学图像，然而病历中却有“根据影像诊断”的相关内容。这些病历都是由医院体检中心的一位陈医生所写。朱成刚告诉记者：“这个人平时就没有参与放射科的工作，医院专门找他出报告，制造假病历骗保。他出具的影像报告，全部没有影像编号，而且也没有图像，因为种种原因，我们就举报了。”这些病历报告里不仅没有片子，没有影像号，有些病历甚至没有标注检查部位。朱成刚打了个比方，这就像新生儿没起名字、没有出生医学证明却能上户口一样。从放射科的角度看，这样的结果根本无法操作，因为CT机如果不输入影像号，根本无法启动扫描。在CT机操作室，朱成刚演示，操作界面中，患者影像号为必填项，如果空白，扫描按键为灰色无法点击，只有输入号码后按键变成绿色，才能继续操作。所以放射科怀疑有人绕过他们，从医院后台直接修改了病历，放射科知情人士李医生（化名）告诉记者：“检查的时候不输影像号，机器是不会运行下一步的，他都没办法检查，只有虚假的报告，才没有影像号。”朱成刚给记者展示了99位“患者”的病历照片，诊断时间集中在2022年7月至12月和2023年4月，年龄段分布在60岁至80岁之间，这是他在工作中随手拍摄的部分问题病历。今年3月，朱成刚将没有影像号的病历拍照留证，向医院上级管理部门实名举报。随后在等待调查结果时，朱成刚发现，他举报的这些病历又有了影像号和片子。他在6月份时，把这些病历又一一重新拍了照片。朱成刚告诉记者，他仔细对照了这些影像号，号码只存在于电脑系统中，在放射科手写的记录本上，并未找到这些病人。电脑系统中影像号的编码方式也和放射科日常的编码方式不同，此外，他还发现了其他问题。朱成刚举报三名患者的片子几乎一模一样比如，被举报的患者中，72岁的“杨某某”、62岁的“邱某某”的病历中，有根据所拍片子的情况作出的诊断，却找不到对应的影像。6月份又查到了她们的CT影像，按照系统记录，她俩都是2023年4月做的胸部CT，片子上能清晰看出两位患者的吊坠形状、大小和位置都基本一致。不仅这两位上了年纪的患者，CT影像类似，朱成刚比对发现，2021年在他们科做过CT的25岁女性叶某的片子上，也有看起来极为相似的吊坠，肉眼看，她们三人的片子几乎一模一样。放射科知情人士李医生告诉记者：“这个人叫邱某某是个假的（病历）62岁，这是它的假图像，哪里像62岁的女性？项链的吊坠咱都看到了，看到它的特色了，杨某某这个72岁，女，看图像是一个人不是？”两名患者检查影像高度相似类似这样看上去雷同程度很高的片子，还有不少。比如系统显示，患者李某某在2023年4月28日拍摄了胸部CT，她的影像与实际患者刘某在2024年2月的检查影像看起来高度相似。74岁的患者莫某在2023年4月27日拍了胸部和颈椎的CT，她的片子看起来和实际患者37岁的马某某在2023年11月拍的片子高度相似，片子里能直观看到项链都一模一样。医院系统两名患者核磁共振时间过于接近此外，通过医院系统查询还能看到，有患者在正常做核磁共振检查之后1分钟内，另有患者做了核磁，李医生表示，他们的机器做一次腰椎核磁共振至少要花10分钟至15分钟，1分钟做一次核磁是根本不可能的：“11:40开始做的，腰椎要15分钟，结果11:41，他又把骗保的弄成了，1分钟，你怎么会做一个核磁共振呢？”患者的病历诊断左右不分李医生告诉记者，有的片子还有这样的错误：拍片子时，患者是面对医生的，片子上的左侧实际为患者的右侧，但有患者的病历诊断上写着“大脑左侧梗塞”，她的片子显示是右侧：“（患者）年龄73，这个报告内容，左侧基底节区梗塞，实际上这个是哪里？这叫右侧，也就是一个人站到你对面看的图像，这就是后填的假图像。”就在朱成刚把这些新情况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后，他和同事们又发现，放射影像科再无权限查看2023年8月之前的影像。院方给出的理由是系统升级导致的错误。“我们权限锁了，他说是系统升级，有可能系统一升级错乱没了。可笑不可笑。”随后朱成刚带记者来到放射影像科办公室，记者看到系统内被举报的病历都已无法打开。从“有诊断无影像和影像号”，到举报后出现影像，却有多名患者和他人影像高度相似，再到影像、病历无法查看，所以，朱成刚怀疑，涉事患者的病历经过多次修改，这是在伪造病历，骗取医疗保险。朱成刚说：“这边是骗保人员名单，这边是图像来源，在图像没有锁定之前，（我）拍下来了，把造假的人员图像来源都把它做下来了，举报没有影像号和没有图片的骗保行为以后，把假的影像号又添上，又向他们反映了假图像的来源，现在变成图像打不开了。”7月12日，无锡市医保局向朱成刚表示，对他的举报高度重视，先后2次到无锡虹桥医院现场核查，通过医保信息系统对线索进行排查，抽取病历联系当时住院的人员核对情况，并对涉事医生进行了现场询问。但因提供的线索涉及人员较多，所反映问题距今时间较长，在前期核查中对提供线索无法确认核实。为此，特地与无锡市公安部门协调沟通，并将有关线索提请公安部门协助调查。公安部门核查后有明确反馈，将及时告知。如违反相关医保条例、协议，将严肃处理，如涉及违反法律，将移交公安部门处理。放射影像科的李医生说，他们非常期待后续的调查，医院底层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中，对每次病历修改都应该有记录。他告诉记者：“我们的PCAS（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里这个报告修改100次，修改系统里就写了100次。但是医院把我们锁了，一锁我们调不出来。”记者随机拨打了20份病历中留下的患者电话，四分之三是空号或无法接通，接通的也大多表示不是本人。记者：这是邱某某的电话吗？接听者：不是的，不是。记者：这是……的电话吗？接听者：你打错了、打错了。也有接通电话的患者表示，当时在医院住院做体检。比如患者许女士说，她当时因为腰疼去无锡虹桥医院体检，但至于为什么只做了胸部CT，许女士说，时间久了，记忆不太清晰。许女士：我是腰疼吧，好像是腰疼。记者：为什么做胸部CT呢？许女士：我忘了，这么长时间我还记得吗？反正到医院里，他们说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了。无锡市医保局基金监督处表示，此事还在调查中，不方便透露具体情况。基金监督处：我们有相关的规定，而且是在查处过程中，我不方便跟你讲具体的进展。记者：医生举报每次反映情况之后，相关的证据就会被填补上。基金监督处：这个只是医生的一面之词，具体什么情况还要看最后查处的结果。记者联系无锡虹桥医院，院方称会有相关人员回复，但截至发稿，并未得到任何回应。为何这么多张片子的相似度极高？究竟改没改病历？从医生实名举报至今已过去大约半年时间，什么时候才能有确切的调查结果？中国之声将继续关注。（应采访对象要求，对部分声音做了处理。）（来源：央广网）

重庆市纪委监委20日消息：日前，经重庆市委批准，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资料图通报指出，程志毅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说情干预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多次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利用职务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共财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配偶收受财物；漠视群众利益；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接、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重庆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重庆市委批准，决定给予程志毅开除党籍处分；由重庆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资料显示，程志毅出生于1963年2月，四川南部人，早年在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工作，2001年任重庆市建委副主任、党组成员，2006年4月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厅局长级），2008年1月任重庆市建委主任、党组书记，机构改革后继续任重庆市城建委主任、党组书记。2016年7月，程志毅任江津区委书记，2021年8月卸任，后任重庆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2024年2月被查。“上官汇”注意到，除了程志毅之外，通报中点明其“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的还有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9月12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张祖林被开除党籍。除此之外，今年还有多位落马官员曾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延伸阅读正部级"大老虎"受贿超8亿受审 多名他重用的下属被查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孙志刚2020年底离开主政5年的贵州，赴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年3月卸任。卸任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官宣被查。孙志刚被控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的21年间，跨越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个任职地域，累计受贿8.13亿余元。在他被立案审查的当月，仍敛财不止。孙志刚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就在昨天， 孙志刚的下属，曾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副省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被判死缓。2024年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 据央视新闻贪腐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担任过十年正部级据公开履历显示，孙志刚，1954年5月出生，河南荥阳人，1971年2月参加工作，1976年9月入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孙志刚仕途从湖北武汉起步，在湖北升至副部级，此后四次跨省履新，其中两次在京任职，仕途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在他38年的仕途上，担任过11年副部级职务和10年的正部级职务。孙志刚早年在家乡河南荥阳当过两年知青，后考上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4年，后考上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年，孙志刚告别了12年的高校生活，出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踏入仕途，曾任武汉市副市长，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宜昌市委书记等职。2002年6月，孙志刚跻身湖北省委常委，8月任职省委秘书长，晋升副部级。这是孙志刚仕途上重要节点。今日法庭上，检方指控，孙志刚当上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之后，开始了受贿行为，自此敛财不止，再也没有踩下刹车，直到仕途尽头。孙志刚在湖北任职4年多。2006年9月，孙志刚跨省出任安徽省委常委，入皖次月即担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在安徽工作了4年多。2010年12月，孙志刚再次跨省履新，赴京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3月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明确为正部级，并兼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2015年10月，孙志刚第三次跨省履新，由北京“空降”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16年1月当选贵州省省长，2017年7月出任贵州省委书记，至2020年11月卸任，主政贵州长达5年。2020年12月，66岁的孙志刚返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至2023年3月卸任。退休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69岁的孙志刚官宣落马，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孙志刚是2023年中纪委打掉的三个正部级“老虎”之一，另两人是任上被查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与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今年2月5日，孙志刚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称，经查，孙志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两个维护”政治原则，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阳奉阴违，搞“七个有之”，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多占住房，在生活保障方面谋求特殊待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据央视新闻21年累计受贿8.13亿元，卸任后仍在受贿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被告人孙志刚利用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项目、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孙志刚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2023年3月之后，孙志刚已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公职的情况下，仍存在受贿行为，敛财直至8月被查时为止。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孙志刚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孙志刚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多名他提拔重用的下属被查，贵州：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孙志刚主政贵州的5年间（2015年10月—2020年11月），先后作为省政府、省委的“一把手”，其带头违纪违法，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通报称他“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孙志刚被查后，贵州省委指出，孙志刚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的信任，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多名在孙志刚任内获得提拔重用的下属，已陆续落马。2022年11月，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建琨在任上落马，2023年6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周建琨曾先后在贵州两大地级市安顺、毕节任市委书记。今年3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周建琨案，以受贿罪判处周建琨无期徒刑，他被查实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2023年3月27日，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在任上被查，2023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昨日（8月13日），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滥用职权造成生态破坏损失人民币8645万余元，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被判死缓值得注意的是，李再勇和周建琨均是在孙志刚主政贵州期间，从地级市市委书记任上被提拔到副省级岗位上的。此外，曾先后任职贵阳市长的陈晏、马宁宇，分别于今年3月25日和8月6日被查。除了这些“大老虎”，贵州还有多名厅官在孙志刚落马后一一被查。肃清孙志刚流毒成为贵州省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5月20日，贵州省开展孙志刚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把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作为党纪学习教育重要任务，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聚焦重点难点抓整改，紧盯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坚持清单化、项目化推进，一项一项整改到位，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

重庆市纪委监委20日消息：日前，经重庆市委批准，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资料图通报指出，程志毅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说情干预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多次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利用职务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共财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配偶收受财物；漠视群众利益；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接、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重庆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重庆市委批准，决定给予程志毅开除党籍处分；由重庆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资料显示，程志毅出生于1963年2月，四川南部人，早年在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工作，2001年任重庆市建委副主任、党组成员，2006年4月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厅局长级），2008年1月任重庆市建委主任、党组书记，机构改革后继续任重庆市城建委主任、党组书记。2016年7月，程志毅任江津区委书记，2021年8月卸任，后任重庆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2024年2月被查。“上官汇”注意到，除了程志毅之外，通报中点明其“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的还有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9月12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张祖林被开除党籍。除此之外，今年还有多位落马官员曾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延伸阅读正部级"大老虎"受贿超8亿受审 多名他重用的下属被查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孙志刚2020年底离开主政5年的贵州，赴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年3月卸任。卸任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官宣被查。孙志刚被控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的21年间，跨越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个任职地域，累计受贿8.13亿余元。在他被立案审查的当月，仍敛财不止。孙志刚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就在昨天， 孙志刚的下属，曾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副省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被判死缓。2024年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 据央视新闻贪腐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担任过十年正部级据公开履历显示，孙志刚，1954年5月出生，河南荥阳人，1971年2月参加工作，1976年9月入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孙志刚仕途从湖北武汉起步，在湖北升至副部级，此后四次跨省履新，其中两次在京任职，仕途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在他38年的仕途上，担任过11年副部级职务和10年的正部级职务。孙志刚早年在家乡河南荥阳当过两年知青，后考上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4年，后考上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年，孙志刚告别了12年的高校生活，出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踏入仕途，曾任武汉市副市长，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宜昌市委书记等职。2002年6月，孙志刚跻身湖北省委常委，8月任职省委秘书长，晋升副部级。这是孙志刚仕途上重要节点。今日法庭上，检方指控，孙志刚当上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之后，开始了受贿行为，自此敛财不止，再也没有踩下刹车，直到仕途尽头。孙志刚在湖北任职4年多。2006年9月，孙志刚跨省出任安徽省委常委，入皖次月即担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在安徽工作了4年多。2010年12月，孙志刚再次跨省履新，赴京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3月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明确为正部级，并兼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2015年10月，孙志刚第三次跨省履新，由北京“空降”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16年1月当选贵州省省长，2017年7月出任贵州省委书记，至2020年11月卸任，主政贵州长达5年。2020年12月，66岁的孙志刚返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至2023年3月卸任。退休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69岁的孙志刚官宣落马，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孙志刚是2023年中纪委打掉的三个正部级“老虎”之一，另两人是任上被查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与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今年2月5日，孙志刚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称，经查，孙志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两个维护”政治原则，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阳奉阴违，搞“七个有之”，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多占住房，在生活保障方面谋求特殊待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据央视新闻21年累计受贿8.13亿元，卸任后仍在受贿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被告人孙志刚利用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项目、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孙志刚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2023年3月之后，孙志刚已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公职的情况下，仍存在受贿行为，敛财直至8月被查时为止。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孙志刚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孙志刚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多名他提拔重用的下属被查，贵州：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孙志刚主政贵州的5年间（2015年10月—2020年11月），先后作为省政府、省委的“一把手”，其带头违纪违法，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通报称他“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孙志刚被查后，贵州省委指出，孙志刚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的信任，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多名在孙志刚任内获得提拔重用的下属，已陆续落马。2022年11月，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建琨在任上落马，2023年6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周建琨曾先后在贵州两大地级市安顺、毕节任市委书记。今年3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周建琨案，以受贿罪判处周建琨无期徒刑，他被查实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2023年3月27日，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在任上被查，2023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昨日（8月13日），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滥用职权造成生态破坏损失人民币8645万余元，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被判死缓值得注意的是，李再勇和周建琨均是在孙志刚主政贵州期间，从地级市市委书记任上被提拔到副省级岗位上的。此外，曾先后任职贵阳市长的陈晏、马宁宇，分别于今年3月25日和8月6日被查。除了这些“大老虎”，贵州还有多名厅官在孙志刚落马后一一被查。肃清孙志刚流毒成为贵州省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5月20日，贵州省开展孙志刚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把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作为党纪学习教育重要任务，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聚焦重点难点抓整改，紧盯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坚持清单化、项目化推进，一项一项整改到位，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

▲劳作中的李大清红星新闻首席记者｜韦星编辑｜郭庄 责编｜李彬彬“他是个老实人，但从小脑子不好，这全村人都知道。”今年6月3日，洞坪村村民小组长李岗固向红星新闻记者这样形容李大清。“你向他借5块钱，要是还20块钱给他，他都是不接受的，因为他认为借出去的纸币图案和还回来的不一样。”残疾人证显示，李大清属智力残疾，残疾等级为叁级。当年案发不久，李大清被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李大清不服判决上诉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死缓。李大清及家人不断申诉，但申诉均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李大清出狱9个多月后，收到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李大清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据此，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16岁少女遇害，同村智障者被定罪今年6月3日下午，刑满释放的李大清正在屋后农田锄草。红星新闻记者让他讲述21年前被认定强奸、杀害16岁少女余某某一事的经过及看法时，他手中挥舞着的锄头顷刻间在半空中停下，但一时也回答不上来。一旁的弟弟李大华有些难为情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复杂的问题，我哥答不上来。他脑子转不过弯，得用短句直接发问。”随后，李大华将问题简化：“他们说你强奸杀人，有没有这回事？”李大清干脆地回话：“我没有！”▲当年16岁少女余某某遇害的地方这一切源于同村少女余某某的遇害。2003年9月5日，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03）九中刑一初字第26号《刑事判决书》显示，据余某某父亲介绍，2003年5月19日早上8点多，其女儿余某某外出打猪草，但直到次日上午仍未归，于是他叫了村民杨某某等人去寻找，终在大洪村（注：现改名洞坪村）七组虎山一山沟处发现余某某尸体。“2003年5月21日，我哥李大清被警察带走。”李大华向红星新闻记者回忆，当晚，母亲和他说，“你哥白天被警察带去，晚上都还没回来。”李大华安慰母亲，“没事的，警察只是了解情况，很快就会出来。”没想到，他们以为的“很快”并没有发生。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5月19日10时许，被告人李大清携带电鱼工具在武宁县罗坪镇大洪村七组虎山港口电鱼，见被害人余某某在荒田边打猪草，便产生强奸歹念。李大清遂将电鱼工具藏好，再从荒田上绕到余的身后，乘其不备，双手使劲掐住余的颈部，致其昏迷。尔后，李大清将余拖到距离港沟10多米远的虎山小龙山沟处，对其实施奸淫。相关判决书显示，为了杀人灭口，李大清在附近的土坎上拾起一块石头对余的头面部猛击数下。紧接着，李大清将余使用的打猪草竹篮（内有死者穿的紫红色褂子和随身听）拿到尸体旁，用余穿的紫红色褂子盖在其头部上，又用枯草掩盖其尸体，再将竹篮和随身听扔在尸体上方不远处的山上，随后逃离现场。据此，九江市中院于2003年9月5日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李大清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从死刑到死缓，两任律师谈李大清案一审判决后，李大清不服，上诉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年11月25日作出（2003）赣刑一终字第218号《刑事判决书》显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李大清无视国家法律，违背妇女意志，采取暴力手段，强行与他人发生性关系。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又杀人灭口……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故意杀人罪……但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可对李大清判处死刑，不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最终，二审判处李大清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部分）截图2022年1月29日，实际服刑18年2个月5天后，李大清刑满释放。罗放是李大清的一审法援律师，现为江西省一博律师事务所主任。今年6月初，他拿出当时的相关卷宗向红星新闻记者介绍，自己离开原来的律所后，这些案卷本来要上交给原先律所，“但这个案子是我的一个心结，21年过去了，我还记得清楚。”罗放说，一年多前，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也派人到律所向他了解这一案件。罗放向红星新闻记者提供的2003年其在看守所会见李大清的《会见笔录》显示，李大清称他没有强奸杀害余某某，同时表示，早前的供述是因为“公安人员打我”。“庭审时，李大清也否认强奸、杀人的指控。”罗放说。罗放向红星新闻记者提供当初的辩护词谈到：李大清的智力状况，与他的供述语言不相符。“李大清是个文盲，智力明显低于正常人，听不懂诸如一次性纸杯、银白色、双眉等词语。”罗放说，且2003年5月28日、6月7日的两份供述中，关于作案经过、被害人衣着特征等记录，几乎一字不差。“这是被告人记性太好，还是在制作笔录时后一份抄前一份？不合常理的笔录，无法让人信服。”罗放提到，在法院此前认定中，被害人是被掐晕后拖到小山沟的；但法医进行尸体检验时，并没有发现被害人尸体有被拖动的痕迹。“本案最为客观的证据，是被告人对案发现场及被害人物品的辨认笔录，但需要注意的是，被告人对案发现场的熟悉，有可能是因到过现场或听说此事。”罗放认为，这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定罪。“我哥被打后，只是按照他们（警方）的要求去指认。”李大华说。尹远敏是李大清案的二审辩护律师，目前是江西群毅律师事务所主任。今年6月5日，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当初他是为李大清作无罪辩护的，主要理由有：法院关于李大清犯强奸罪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强奸罪不成立，故意杀人的动机也不存在。”尹远敏认为，现有证据和鉴定结论不能证明是李大清作案，案件在证据层面并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不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合理怀疑。省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抛开李大清供述，这案没有证据定罪，缺乏和李大清相关的物证。”罗放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李大清及家人一直在申诉。2021年12月8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21）赣刑申60号《驳回申诉通知书》表示，侦查人员依法讯问李大清的经过有同步录音录像证实，没有证据证明李大清是在遭受刑讯逼供、诱供后才作的有罪供述，并认为对李大清判处的刑罚符合法律规定。李大清的申诉也因此被驳回。李大华表示，希望警方提供李大清被带至公安机关期间不间断的同步录音录像。申诉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近一年后，李大清收到了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11月15日出具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部分）截图该通知书中提到，经鉴定，被害人余某某短裤及阴道涂拭物上未检出精子；其面部共有五处创口，应系比较锋利的物体打击所致。通知书还显示，申诉人提出的申诉理由成立。一是原审判决据以定案的有罪供述、现场指认笔录、辨认笔录的真实性存疑，不能排除被诱导的可能。二是无其他证据将李大清与本案关联起来。三是不能排除他人作案可能。江西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赣刑一终字第21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李大清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据此，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余某某的父亲余先生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女儿遇害的时候才16岁。这个案件我们是受害者家属，但我们也没有告李大清。此外，案件是武宁县公安局刑警队破的，具体可以向办案民警了解，我们也不想就此接受采访。”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2003年余某某遇害时，武宁县公安局成立了侦破“5.19”杀人案专案组。今年6月初，红星新闻记者向专案组民警反映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对此案的再审检察建议及李大清家属的不同看法、希望听听专案组意见时，对方表示不便接受采访。李大清的申诉案件没有获得家属预期中的进展，李大华随后将申诉信同时寄给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依照相关法律和有关规定将材料转给了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今年8月29日，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短信回复李大华称：“经审查，您反映的申诉案件我院已依法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该申诉案件已办结。”同日（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李大华的短信回复中称：“关于（2003）九中刑一初字第26号的来信正在办理中，请耐心等待。”记者注意到，回信中的“（2003）九中刑一初字第26号”即是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3年9月5日作出的《刑事判决书》编号。9月20日，红星新闻再度与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欲进一步了解李大清申诉案件进展，前述两院工作人员均表示不便接受采访，如有需要，单位会统一对外通报相关信息。

近日，张蔷（化名）向澎湃公众互动平台反映，她在多个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发布多个招“卵妹”的广告，“太明目张胆了”。张蔷在深圳做主播工作，之前加入了一些“主播通告群”，看到群里经常有人发这类“招聘广告”后，她决定曝光。在张蔷与“招聘中介”的对话中，对方称在正规医院取卵，价格和身高、体重、颜值、学历等因素挂钩，如果应聘者长得漂亮，可以给出5万元的价格。还有的“中介”称，年满18岁即可报名。目前，我国有精子库，但没有卵子库，任何形式的商业化捐卵和供卵行为被明令禁止。国家卫健委联合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相关部门也多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采供精、非法采供卵、代孕等行为。记者和一名“招聘中介”的对话，该“招聘中介”会以这些信息综合给出价格。有律师称，从《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民法典》中的原则性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卵子交易持否定态度，但因多重因素影响，目前我国对此类交易并未专门设定罪名打击，这也导致这类交易成为“灰色地带”。此外，生殖科专家表示，如果取卵手术操作不规范，可能会导致盆腔感染，影响后续生育。一旦损伤盆腔脏器，会造成出血。而促排卵药物有可能造成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造成腹水、胸水等，严重的还有生命危险。“长得漂亮”可出价5万9月8日，张蔷（化名）告诉澎湃新闻，她所在的多个“模特通告”“主播通告”的微信群里，有人发布多条招聘“卵妹”的广告。她提供给澎湃新闻的截图显示，有人在微信群里发布“大量招全国志愿者（长期有效）仙女们来”的广告。招聘要求为：“要求女生成年就可，身高150CM以上，五官端正，身体健康，不限专业，根据身高学历综合给价，时间：8-10天2-10w/结束立结，仙女18-28岁无不良嗜好，不用交任何费用绝对靠谱，中介和男士勿扰！”该招聘广告附有微信号。“我很好奇很气愤，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张蔷称，她加过招聘广告上的微信号，以想做“卵妹”为由咨询，对方称手术在广州一家医院进行，安全可靠，很多人都在做，会根据“卵妹”的外貌、身高及学历综合评估给出价格。张蔷提供的和对方的聊天内容显示，对方称她长得漂亮，可以给出5万元左右的价格。澎湃新闻记者以咨询“卖卵兼职”为由，添加了上述招聘广告留下的微信号。其中一个微信账号的昵称是“爱心”，头像是一名卡通护士。对方表示，要提供身高、体重、学历、年龄及5张自拍照，1张全身照，甚至还要统计供卵者的眼睛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通过张蔷提供的另外一则招聘“卵妹”的广告，澎湃新闻记者加上了一名“中介”的微信。记者以应聘“卵妹”为由咨询。对方称，除了需要提供身高体重颜值，学历还要告知是“几本/统考/艺考/函授”。对方称满18岁即可报名，同时要告知目前的职业状态，是学生还是工作或待业。这名“中介”的朋友圈也多次发布带女孩在门诊抽血检查的画面。在今年7月13日的一则朋友圈推送中，该“中介”发布的“沉浸式取卵”视频中，有3名疑似医务人员在操作手术台。“取卵”完成后，有“助手”把“卵泡液”放在一台机器前，并称“要把卵泡液里的卵子尽快找出来”。其中一名“招聘中介”的朋友圈显示，其带“卵妹”去门诊。 截屏图“中介”称在别墅里取卵因为自知游走在“灰色地带”，对于在哪里取卵，“中介”们讳莫如深：“我们跟医院一样，高端诊所”“正规医院，我们不存在小诊所”“都是正规医院，正规有资质的私立医院”。其中一名“中介”给澎湃新闻记者发来了私立医院的环境视频。“我们做的（得）很大，不是在租的公寓里，我们是在别墅里，但是我们里面的设施跟三甲医院没有区别......”尽管话术模棱两可，但为打消“卵妹”的顾虑，“中介”们信誓旦旦。据张蔷介绍，其中一名“招聘中介”所指的医院是“香港静雅医疗”，位于广州市。张蔷曾把和“招聘中介”的对话发到社交平台上。但有自称是该医院工作人员的社交账号私信她，否认该医院有“取卵”行为，称系被冒充。前述“中介”微信号的朋友圈今年5月28日发布了一则“招聘专业护士”的内容，要求“全国出差，人要老实，年龄35岁以内.......”在今年5月21日，其发布朋友圈称：“小姐姐来我们成都的分公司安排启动，快来顺利赚米。”“最近外面各种风声雨声~好乱？都与我们无关！安全靠谱，选择我们就对了......谢谢所有第一次报名和第二次第三次报名的姐妹~必须暴富。”这则朋友圈附有多张从全国各地飞往广州的机票信息。其中一名“招聘中介”的朋友圈。 截屏图在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担心后，“招聘中介”安慰称，这些卵子会捐给不孕不育的家庭。9月12日，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邢鑫称，2001年8月1日起实施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邢鑫介绍，《民法典》第1009条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邢鑫认为，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民法典》中的原则性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对于卵子交易持否定态度，但因相关技术的医疗价值、立法及社会伦理等因素的影响，同时还存在如何具体实施刑事治理的问题，目前我国对此类交易并未专门设定罪名进行打击，这也导致这类交易成为“灰色地带”。就微信群里有人发布此类招聘广告一事，9月20日，澎湃新闻记者联系腾讯方面相关工作人员，未获有效回复。专家称可能影响健康生育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生殖科中医主任医师刘颖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正规医院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来执行，坚决禁止买卖卵子、代孕这类违法活动。如果取卵手术操作不规范，可能会导致盆腔感染，影响到自己以后生育，一旦损伤盆腔脏器，会造成出血；还有促排卵的药物，有可能造成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造成腹水、胸水，严重的还有生命危险。刘颖在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工作了将近20年，遇到很多卵巢功能下降和试管取不到卵的患者，也接触到很多因不孕不育症而痛苦的家庭。有些家庭实在没有生育能力，又不符合福利院收养孩子的条件。“他们感觉自己失去了做父母的权利。”因此，她认为，国家一方面严抓非法代孕卖卵，另一方面也可以考虑实际情况，允许更人性化的举措，例如合法的卵子捐赠。为合法的卵子捐赠，相关部门也在努力。2019年9月份，国家卫健委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2288号建议的答复》（以下简称为《答复》）中，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关于及时建立公益性捐卵制度暨人类卵子库的建议》予以答复。《答复》称，近年来，国家卫健委委托相关单位围绕卵子捐赠的必要性、科学性、安全性和可行性，组织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专家从技术、管理、风险评估等方面开展研究论证。下一步，国家卫健委将秉承有利于赠卵者和受卵者、知情同意、保护后代、社会公益、严防商业化等原则，会同有关部门广泛深入研究论证，密切关注卵子冷冻技术发展，做好非商业化赠卵可行性分析，积极推动相关立法工作，审慎推进临床应用，以适应技术发展和群众需要。推动非法采供卵入刑澎湃新闻注意到，对于非法取卵行为，相关部门多次发文明令禁止，多部门联合严厉整治。2003年颁布的《卫生部关于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与人类精子库相关技术规范、基本标准和伦理原则的通知》明确规定：“供精、供卵只能是以捐赠助人为目的，禁止买卖”，并对赠卵的适应证和基本条件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家卫健委官网显示，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有委员提出《关于禁止地下“商业买卖卵子”的提案》。国家卫健委经商教育部、公安部答复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属于限制性应用的特殊临床诊疗技术，除医学问题外，还涉及社会、伦理、法律等诸多问题。答复称，在完善法律法规，依法打击卖卵和代孕等不法行为方面，国家卫健委联合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相关部门开展多次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采供精、非法采供卵、代孕等违法行为，维护社会伦理秩序。2021年6月，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依法严厉打击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违法犯罪行为的通知》（国卫办监督函〔2021〕323号），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形成监管合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又有委员提出《关于建议完善立法治理非法违规取卵乱象的提案》。国家卫健委经商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答复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是部门规章，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有限，目前刑法中没有“组织出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罪”相关行为入刑表述。答复称，近年来，国家卫健委积极推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立法，启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条例》起草工作，对立法中的焦点、难点问题组织开展专题研究，广泛听取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同时，积极协调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部门，努力推动从刑事法律层面将非法采供卵、代孕等违法行为入刑。答复还称，2013年以来，该委联合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多次开展专项整治行动，联合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等12部门共同印发《关于建立查处违法违规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长效工作机制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推动多部门联合执法，努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2023年，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央政法委等14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开展严厉打击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部署强化与技术应用相关的全链条管理，严厉打击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国家卫健委表示，下一步，该委将与相关部门继续加强沟通协作，推动辅助生殖技术立法，加强辅助生殖技术监管，进一步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不断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切实保障群众生殖健康合法权益。栏目主编：赵翰露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邵竞来源：作者：澎湃新闻

（原标题："美国施压越南别用中企海底电缆，好难游说"）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王夏，郭美婷 9月20日，华为、苹果同天开启了新品的销售。早上八点，苹果开启iPhone16的提货。七点多，位于广州天环广场的苹果直营店早已人满为患。排队等待现场提货新款iPhone16系列的人群从店内延伸到店外，环绕了好几圈。8点整，苹果旗舰店的玻璃门准时打开，苹果员工与前十几位进入门店的首批客人击掌，欢迎他们入场。据时代周报记者观察，从早上8点到9点期间，苹果门店排队人数有所减少，不过不断有不同批次提货用户进场。在门店外的天环广场上，更有不少黄牛聚集于此，有人直接摆出了“加价回收”的牌子，加价价格从300块钱到600块钱不等。两个小时后的10：08，华为MateXT也开启了抢购。与苹果不同，华为的热闹主要在线上，因为线下门店基本没有现货。时代周报记者发现，距离华为MateXT开售不到一分钟，京东、淘宝、抖音等线上平台均已显示无货。 华为京东自营官方旗舰店截图记者了解到有华为销售门店开启了摇号的方式，在早前登记意向的用户里面摇号。“现在到处都没货了。”实体店店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你现在如果想买，必有溢价。”记者在随后询问黄牛，得到了类似的答案——要卖到256G/512G的瑞红款华为MateXT，需要加价6万元。时代周报记者还了解到，明天同一时间还有第二批的MateXT释放出来。届时可能还有另一波抢购潮。iPhone 16黄牛加价回收，“让你早点出”据广州天环广场的苹果直营店内的店员介绍，目前iPhone16和iPhone16 Plus在官网下单后，就能够直接到门店自提，但是iPhone16 Pro系列还不行，要等待官网显示提货的时间。关于产品更具体的预定进度，该店员也表示以官网信息为准。时代周报记者查阅苹果官网发现，iPhone16 Pro系列在就近门店暂时无货，如果今天订购，预计配送送达日期为10月12日。iPhone16和iPhone16 Plus已能在就近门店自提，若选择配送，则可在9月24日送到手。“iPhone16和iPhone16 Plus产量较大，因为是性价比之选，所以备货多。”上述店员在现场解释称。 苹果旗舰店内 时代周报记者摄不过，时代周报记者在线下观察到，到门店取货的消费者，多购买的是iPhone16 Pro和iPhone16 Pro Max。不过目前iPhone16 Pro和iPhone16 Pro Max广州部分门店基本没有现货。同样苹果在线上开售的当天，京东、天猫等平台的iPhone16 Pro和iPhone16 Pro Max公开版也是10分钟内被清空。而在门店外的天环广场上，聚集了不少黄牛。很多黄牛手上都拿了十几个甚至几十个iPhone产品的袋子。有人在门口附近摆出“加价回收”的牌子，但很快被保安要求收起来。 苹果位于广州天环的旗舰店门口 时代周报记者摄“iPhone 16 Pro Max 512GB的，加价300块钱收，”在门口“摆摊”的黄牛吴洋（化名）吆喝道。随后有客户报价加价400块，吴洋称收不了，“现在没这个价了”“让你早点出”。另一个黄牛报价，iPhone 16 Pro Max 512GB/256GB，黑色的加价500块出，白色的加价600块出，今年的新色沙漠金，只需要加价300块就能拿到手：“金色的没有人要。”还有现场的黄牛表示，手头上iPhone 16都不是直接售卖的，他们已经有客户预收了。“你可以加价300块钱在门口收。”有黄牛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接近一个小时后（8:50），预约排队的人少了许多，不过仍不时有人加入队伍。而苹果门店附近的小小“二手市场”越来越热闹。 部分黄牛还在苹果门店外“顺道”收购华为最新的三折叠屏手机MateXT，对于“多少钱收”的进一步追问，黄牛笑答：“华为的你抢到再说。”MateXT上线秒没货，有经销商到手不到10部机同样在体育西核心商圈，华为位于正佳广场和天河城的两家门店格外平静。原因很简单，线下门店几乎没有华为Mate XT三折叠屏手机的现货。时代周报记者于10点后先后来到这两家门店，发现店内没有三折叠样机展示也没有现货，询问店员也无法得知店内何时上货。其中一名店员告诉记者，现在想拿到新款手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线上预定门店提货，要么通过线上网购平台购买。” 华为位于广州天河城的门店 时代周报记者摄在线上渠道，10：08开售不到一分钟，京东、淘宝、抖音等平台上的货已抢购一空。而此前，京东华为Mate XT的预约量就已经超过了600万。 华为京东自营官方旗舰店截图之后，时代周报记者向经销商、门店和黄牛分别询问销售状况，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机难求。“目前只支持意向登记顾客购买。”位于深圳万象天地的华为旗舰店店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早在Mate XT开启预售当天，该店的意向登记人数就已经满员了，该店员强调：“之前意向登记过的顾客有收到电话通知或短信通知的才可以购买。” 华为某门店贴出Mate XT预订已满的消息 时代周报记者摄“目前门店有样机体验。”另一家位于深圳的华为授权店店员坦言，现在货源基本都很少，后期也不确定是否会陆续加货。来自贵州的一位华为经销商同样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目前门店Mate XT的货源很少，他手上门店拿到的货都不到10台。而之前有广东的经销商告诉时代周报的记者，他们门店首批Mate XT仅仅是个位数。时代周报记者询问了一位此前在苹果门店前收新手机的黄牛华为Mate XT红色512G/256G版本的价格。对方回复“+6w（加价6万元）”。 华为官网截图首发当日，“三折荒”平等地波及了每一位对新机充满好奇的用户。一位有多次抢首发经验的“花粉”向记者透露，自己也没有抢到。“明天会有第二次放货吧，到时再看吧”他说。同样在今天上午，华为常务董事、终端BG董事长、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董事长余承东现身上海南京东路的华为旗舰店参与新机交付仪式。余承东表示，华为三折叠屏手机热销的程度远远超出预期，团队正在加班加点扩产能。

文 | 海上客韩国涉及第一夫人贪腐案和防汛兵殉职案的两大关键独检法案，于当地时间9月19日在在野阵营的主导下，获得韩国国会全体会议通过。环球时报援引韩联社的报道称，两大法案分别是：《关于任命独立检察官调查总统夫人金建希及其家属操纵德意志汽车公司股价嫌疑的法案》（简称《金建希独检法案》）、《关于任命独立检察官查明海军陆战队士兵殉职事件真相的法案》（简称《蔡上等兵独检法案》）。9月19日，韩国国会全体会议表决通过《金建希独检法案》花开两朵，单表一枝。其实，韩国国会通过《金建希独检法案》的时间非常微妙。1金建希因收受名牌包包事件，一度被韩国媒体扒得“体无完肤”。有媒体曝出，她：于2022年6月从崔在英处收受名牌香水及化妆品，同年9月又收受了价值相当于300万韩元（1万韩元约合53.8元人民币）的迪奥包。由旅美韩侨牧师崔在英检举揭发，搞得金建希和她那担任韩国总统的丈夫尹锡悦一度无言以对，只能对此事保持沉默。也许是经过审时度势，精心研判以后，尹锡悦终究发声，号称崔在英所为，纯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然而，即便如此，金建希也一直没露面，甚至有媒体称，那叫“未敢露面”。今年6月11日，韩国反腐机构国民权益委员会对外宣布，金建希“无违法行为”，并宣布结案。另据韩联社8月21日消息，韩国检方当天就“第一夫人”涉嫌收受名牌包一案，认定金建希无犯罪嫌疑。当地时间9月15日，韩国第一夫人金建希前往位于首尔的残疾儿童居住设施开展志愿活动 图：环球时报转引韩媒然而，韩国民众，包括在野党以及一部分执政党成员，对金建希是否受贿，仍然心存疑虑。毕竟，崔在英所发布的信息，那叫一个“有图有真相”。但凡金建希抛头露面，比如在今年韩国议会选举期间去哪个地方投票云云，都会被韩国媒体炒作一番。这种情况下，今年中秋节前夕，9月15日，金建希跑到首尔的残疾儿童基础设施开展“志愿活动”，不出所料引起各种反响。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首席发言人赵承来（音译）对外直言，金建希这么做，纯属做秀。赵承来还不出所料地将矛头指向韩国总统尹锡悦，声称尹锡悦当天前往基层警察局和消防局进行慰问视察，也是做秀。海叔要说，毕竟尹锡悦是目前的韩国总统。他去做一些中秋节前的视察慰问，肯定是本职工作，不能完全说是做秀。但因为赵承来说到了金建希，肉眼可见，金建希的一些公开露面行为，确实对尹锡悦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2金建希因收受名牌包包事件，一度被韩国媒体扒得“体无完肤” 图：资料且看在9月19日的韩国议会上，《金建希独检法案》获得167名议员全票赞成通过。不妨分析一下。这一涉及韩国第一夫人的法案，本已于2023年12月29日获得国会全会通过，但韩国总统尹锡悦于今年1月5日提出要求，希望议会“再议”，并将所议法案文件退回至国会。此后，在野阵营于9月初再次提出该法案。有多撕裂呢？反正，9月19日韩国国会审议此议案的时候，执政党国民力量根本上就不认为这一议案有商量、讨论的必要。国民力量声称，该党反对在野党凭借议席优势强行召集全会，宣布当天缺席会议。看来，国民力量态度相当明确。但从韩国议会的情况，海叔也读到一点——目前的韩国，经过最新一轮国会选举，尹锡悦这个总统已经成为“跛脚鸭”，其利用执政党身份继续打压对手，自己积攒政治资本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海叔在此不得不为尹锡悦一叹！据央视新闻报道，韩国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韩国”9月13日曾公布当时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尹锡悦总统的支持率比此前一周下降了3%，降至20%，是他自2022年5月就任以来的最低值。海叔认为，被插上政治素人标签前往竞选韩国总统并大获全胜的尹锡悦，按理来说必然要与议会中的反对党展开一场“恶战”。然而，如今他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事实是，他已携夫人于9月19日起访问捷克。当地时间9月19日，在捷克布拉格，尹锡悦（左）同捷克总统彼得·帕维尔共同会见记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也许，这“不能也”，就是尹锡悦当真认为，根据韩国宪法，自己反正只有一个总统任期，不得连任，所以开始各种自我放飞。如果是这样，只能证明一点，那就是——尹锡悦其实也不怎么把他所在的执政党国民力量放在眼里。只要自己爽一把、两把，此生无憾矣！去任之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特别是尹锡悦以检察官身份而能横跳到选举政治中，并大获全胜，自然自以为予取予夺一切“尽在掌握”，执政党顶多是他的合作伙伴。3在遥远的捷克，尹锡悦夫妇可以获悉：《金建希独检法案》获得167名议员全票赞成通过；《蔡上等兵独检法案》也获得170名议员全票赞成通过。值得分析的是，截至目前，韩国在野党共四次推出《蔡上等兵独检法案》，其中两次获得国会全会通过，但均遭尹锡悦的否决，总共作废三次。9月19日，韩国国民力量党鞭秋庆镐会见记者时表示，有关独检法案不符合《宪法》，且为在野党单方面强行处理的法案，因此强烈建议尹总统行使再议要求权。海叔要说，“再议要求权”说白了就是否决权。在“全票通过”与“再议”之间，韩国总统与议会，特别是与议会中的反对党的种种缠斗，似乎永远有下一集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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